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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有关“985毕业送外卖也很正常”的表态,引发舆论热议。而海底捞招聘985、211高校学历外送员的消息,也在社交媒体炸锅。经过多年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是否真的实现了“中产化“,还是出现职业下沉? 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近日在接受中国大象新闻 《青听》采访时指出,“985毕业生送外卖很正常,这个社会职业不分高低。因为中产化之后,收入不会悬殊很大,它跟教育水准、知识结构方方面面差距不会太大。” 梁永安说,过去高知识、高学历集中在一些所谓优越的职业里,这个社会每一种职业都需要大量的文明人,这样能提升社会发展的文明水准。 梁永安:有条件的年轻人啃老 不仅如此,梁永安还曾提倡“有条件的年轻人啃老”。他在媒体采访中解释,很多“啃老”是年轻人想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借着啃老的机会去探索、去认识世界,再去生活就不一样了。不过,他劝告没有条件的年轻人就不要这么干了,父母都很辛苦。 此话一出,社媒评论区里反应热烈。有人提议,“这个教授应该去送外卖,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教授的孩子应该去”。还有人表示, “也是无奈之举,先活着吧”;“等老了连年龄的优势都没有时,就可以老老实实去扫街了。” 上海退休的顾老师就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由于中国经济衰退,就业出现严重的坡,才会出现高教毕业生送外卖的现象:“这证明近几年来,我们的政策不管是经济、政治、人的素质都相对滑坡,中国没有出现(中产)。这都是政策导向所引起,我们应该反思这样的现象。 就在梁永安受访前,一则招聘新闻也同样引起舆论关注。据《湖南日报》报道,近日网络流传一份海底捞招聘截屏显示,招聘岗位为“送餐员”和“备餐员”,在福利待遇一栏中清晰标注“普通本科学历”和“985/211及以上”两类员工将享受“大学生专享学历补贴”。具体而言,补贴标准为普通本科学历1200元/月,985/211及以上2000元/月。海底捞官方强调,外送员作为一线岗位,是许多员工职业发展的起点。近年来,已有部分高学历员工通过内部晋升机制,逐步走上管理岗位。 海底捞招聘985、211外送员 海底捞的招聘信息在社群媒体引起热议。博主“通哥观察”认为,海底捞的回应表面上看来有专属的人才培养计划,但是背后挺值得琢磨:“虽说行行出状元,外卖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但名校生接受了那么多年的高等教育,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送外卖这份工作能有多大的发挥空间,这是不是一种人才浪费呢?” 中国迈向中产国家了吗? 博主“光头陈律师”针对所谓的“职业下沉”、“中产化”评论表示,中产阶级在中国如果本地化,可参考当地的平均工资:如果是2千,收入水平是这个数字的3倍或者以上就是“中产”。然而,还得符合另外两个条件。“一个是是否交社保,另一就是灵活、可支配的时间有多少。两个人如果都挣6千块钱,其中一个人要用12个小时的工作,另一个人只需要4个小时,那么同等条件下谁是中产,这就不言而喻了吧?” 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并没有官方标准。2021年,时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对“中等收入群体标准”表示,中国典型的3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来算,中国有4亿人,有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 时事评论人士、特约评论员陈破空表示,纵观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送外卖列入“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的国家是“橄榄型”,中间大、顶端和底层占少数。但是,中国是一个“哑铃型结构”,最富的和最贫穷的占多数。他认为,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的中产阶级是被削弱,就像中国前总理李克强所说,6亿人月收入在1千元人民币以下:“另一头,少数人占有大量的财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些政治和经济寡头的结合。中产阶级原来还有房地产,但是现在房地产全面垮塌,中产阶级情况很惨。” 陈破空认为,梁永安的表态如果不是奉承上意,就是在奉官方之命出来说话而已。他表示,这些现象背后反映了中国形势惨淡,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命运前尘暗淡,命运不济、时不我予的现实。
1 张维为,复旦教授、网红学者,振臂一呼“中国震撼着世界,并触动着全球”,“中国人没有理由不自信”。 张维为霸气称:我们是要给美国人“立规矩”,让他们习惯我们的强大。张维为还说过,我们要给西方启蒙,而不是我们的公知要给中国启蒙。 和张维为的观点正好相反,北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到现在中国仍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启蒙,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个“夹生饭”。中国人对基本的权利、自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 张维为最喜欢讲中国模式,明确提出“崛起的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着现代化的含义”,这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迭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张维为着重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张维迎却认为,不应该迷信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 张维迎在北大2017年毕业演讲中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中国自己发明的,中国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 张维为还是张维迎,你相信谁?这是一个问题。 张维迎教授长期坚持自由市场理论,对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观念的影响有目共睹,他的许多观点和预言已被事实所证明。他敢说真话,带着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忧心中国向何处去。 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说实话的教育家,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学常识。他相信,“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张维迎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始终认为征服世界时思想的力量比利剑更强大。他坚持认为启蒙还没有结束,强调理念的力量。 2 张维迎如是说 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就是由无耻导致的行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他们以为喝了神水以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对慈禧太后来讲,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更包含着无耻的一面,她利用义和团的运动加强她自己的统治。还有历史上那么多的浮夸、虚报,惊人的亩产数,那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耻的。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的政治家,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集中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呢?那些人深信不疑。明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我们这些灾难。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的计划经济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政治家,更多是来自于经济学家, 我们仔细想一想,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iPad没生产出来时,怎么统计它的需求呢? 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比如,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社会学家号召各国砍树,为了改进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树引起的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卫生就可以改善了。这居然就是科学家提的荒谬建议。 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创新工程一类的软科学、硬科学。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可以通过像工程师那么设计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无知的表现。 我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的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面对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这些都带来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产业、主导的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 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主导的产业,以为我们知道,按老子的话,这是有病。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 市场经济有贫富差距,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 市场经济其实可以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知识、对未来判断准确就决定输赢,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探索发现的过程。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行为不变成伤害别人的行为。你在市场当中,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 我怎么保证我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需要竞争,需要思想的自由。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有自由,如果我们能有竞争,我们就会变得无知少一点,无耻也少一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学者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