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

习近平执政十年，中国政府愈加频繁地使用民族主义话语为其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辩护，在舆论间引起普遍担忧。中国民族主义是如何走到了今天？是否有其合理性，又带来了怎样的危害？ “你如果穿汉服来，我绝对不会这样说；但你穿的是和服，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你是中国人！”8月中旬，江苏苏州街头一名警察对身穿日式浴衣的女子高声咆哮的视频迅速传遍中文社媒。 延伸阅读：【习近平这十年】之二： 中国公民社会从觉醒走向肃杀 “你是中国人” 同样身在江苏的张建平敏锐地捕捉到当事警察的口吻，“明显地你从这个执法警察的态度，就能看到他具有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态度。” 张建平的这种敏锐与他的一段痛苦经历有关。2006年，身为残疾人的张建平因为维权事件接受外媒采访，被当地警方带到了派出所，“当时把我带过去，是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传唤的，然后那个警察也是与这个苏州警察一样，就说，‘张建平，你是中国人，你怎么能接受外媒采访？’” 两句前后相隔十六年的“你是中国人”让张建平体味到官方话语中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腔调。更让他困扰的是，近几年民族主义话题已在中国社会成泛滥之势，“这几年，民族主义以及爱国主义的宣扬，有些过度了，显得无厘头，已经让人感到很难适从，就连正常的社会批评都会被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压制。” 张建平的无奈凸显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氛围与公正社会体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似乎可以碾压一切，这个社会的公正与体面似乎都可以不顾。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国社媒上洋溢着浓厚的反美氛围。《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公开在社媒上说，应该击落佩洛西的座机。而海外的中文推特上还不时出现这样的贴子说：如果让中国人自由投票，一定会推动武统台湾。言下之意，中国民众已经被充分动员，多数倾向于武力解决台海问题。 但看似烈火烹油般的舆情背后却有着各种冷眼旁观。今年4月才“润”到美国的令狐昌冰感觉，这种所谓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真实，“我的观察来看，中国人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糟糕，并不是大家都是民族主义的。他们受环境的影响，可能会自私自利，但他们中大多数人不会说向民族主义看齐。” 今年22岁的令狐在中国内陆地区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他初中辍学，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说，周围多数人并不关心官方媒体宣扬的民族主义等政治话题，“他们都不大愿意讨论这些事情，只要是和政治搭边的事情，我的朋友和周边的人，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都不感兴趣，不想聊这个。” “赵家人”的民族主义 虽然不同群体态度不同，但随着民族主义话题在中国舆论场的不断凸显，外界对中国民族主义走向的担忧也显而易见。 民族主义本质上解决的是我是谁的问题，一般是指一个民族追求自身独立、自由和发展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可以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但也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被导向狭隘、专断，变得危险。 知名法国汉学家、现在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的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告诉本台， 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正在变得危险，“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向更加民主、开放和包容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敞开的窗口正在收窄，现在占主导的是更加具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是它们占据着媒体。” 他分析说，这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的操控有关，“在中共看来，把党和社会粘连在一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采用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显然是以中共为核心的，它的话语结构是自上而下的，包括它的叙事和宣传都是如此。” 张建平则认为，官方操纵的这种民族主义实际只是一个幌子，“严格来说，它不是民族主义，甚至连爱国主义都说不上，它就是‘赵家人’的一个姿态，就是一个爱党，对党忠诚。” 习近平的中国梦 在习近平执政的这十年中，张建平口中的“赵家人”的民族主义似乎越来越展现出其狭隘、激进的一面。 习近平在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初就提出了所谓“中国梦”。习近平自己对中国梦解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又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说，借此强调所谓西方衰退、中国崛起的局面。到2021年初，习近平自己又把“变局”的提法具体化为“东升西降”。 与这种饱含零和思想的民族主义表述方式相一致，中国政府常常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也因此时常被其他国家诟病。澳门大学荣休教授郝志东分析说，这些现象体现出中国发展了以后想当世界领袖，“而且你自己说的，……所谓太平洋之大，可以容下中美两国。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一起统治太平洋嘛，对不对？而且你是要给世界提供发展的中国道路。” 郝志东认为，习近平的对外政策在多方面表现出中国政府对世界的企图，“在经济上，像‘一带一路’，你也是想在经济上当世界领袖嘛；政治上，你在联合国，还有其他地方，你‘团结’了一些国家，用经济利益把这些国家收买，让他们替你说话。你这也是想自己搞一套，当世界领袖，这是很明显的。” 以反美为主 不仅如此，在中国一系列激进的民族主义表现中，反美已成为其最重要的主题。从新疆问题，到新冠疫情，再到台海问题，华春莹、赵立坚等外交部发言人常常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把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为首要的抨击对象。 张建平认为，现在官方常常把“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挂在口中，恰恰反映出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因为它混合了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的思想里边有民族主义，但并不完全属于民族主义，就是有民族主义，也是属于不恰当的民族主义，它是为了统治者的开疆拓土来服务的。” 但有不少人认为，中国近年来抬高民族主义的腔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自然反应。《环球时报》、《纽约时报》等中美媒体都曾刊文，批评前总统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民族主义色彩。 目前身居美国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美国的一些做法的确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除本次佩洛西访台之外，还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做法，“蓬佩奥之前就说过，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后来又推动美国与台湾建交。” 高敬文教授则认为，这种看法是把前后顺序颠倒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整体上是应对式的，是为了应对几十年来中国等亚洲国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氛围，“中国因为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军事力量的上升，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扩张，他们感觉自己应该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大的空间、更高的地位。中国实际是一个修正主义强权，想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时代的港台和边疆 习近平时代激进的民族主义也表现在中国政府对待港台和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上。 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自由民主空间的一再挤压，中国军方自去年以来不断加大对台海周边的军事威慑等等，都让世界不少国家为之侧目。 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吴叡人对本台分析说，习近平对港台采取的高压政策很容易在历史上找到参照，“我在看习近平处理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方式，我心里面想的是乾隆，或者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就是一种平定边疆的意思。他对台湾完全是一个非常冷酷的、现实主义的权力考量。” 在民族政策上，新疆地方政府对上百万无辜的穆斯林民众的集中关押，以及中国政府藏区强推的“藏传佛教中国化”等等，让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 目前身居美国纽约的回族穆斯林马聚总结说，习近平这十年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歧视性政策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马聚在2011年就举家离开了中国，但直到2017年之前还经常回国。他明显感觉，习近平相比于之前的主政者进一步强化了汉族的主体地位，“上一个十年，胡锦涛时期是所谓的‘大中华主义’思想比较昌盛的时期。……但到了习近平时代，可以说，他把它收窄到了以汉文化为主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强制推行汉文化的大沙文主义。” 民族主义政党 习近平治下不断强化的民族主义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族主义属性脱不开关系。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滥觞于晚清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有上百年的时间持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主题，“百年屈辱”等关键词也写入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因。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在民族救亡的氛围中成长，并且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对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才积蓄了力量，成为中国的主要政党。知名华裔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在世时曾接受采访说，中国共产党起来就是靠民族主义，但口号讲的是国际主义。他实际在暗示，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民族主义政党。 想象的共同体 中国民族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靠着民族主义的动员和外界的帮助，中国曾先后战胜了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重新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但中国民族主义也存在诸多悖论。 “从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以及蒋介石，一直到毛泽东，所建构起来的中华民族意识形态，里面有非常多的虚构，”吴叡人强调，中国流行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很多的虚构。 中国官方习惯以他们叙述的历史来认定民族，认为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共同体。他们强调这种历史的客观性，并常常以“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论证其对港台、疆藏的政策。但吴叡人教授认为，对民族的认定同样应重视主观性，即公民的意愿。 吴叡人2003年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生于中国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政治学名著《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作者主张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想象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它是由社会成员共同认知同属于一个团体而形成的共同体。 “事实上这是现在西方、台湾、日本和韩国等主流学界的一个认识”，吴叡人在介绍台湾的经验时指出，有大批台湾民众并不太认同中国官方强调的“中华民族”的说法，“从这个角度讲，大家（台湾民众）知道习近平在说什么，但不大可能接受。第一个是历史经验不同，第二个是因为学术、言论各方面的发展，使我们得到了有关民族主义的批判性理解和认识”。他解释说，台湾民众和中国大陆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不同，1895年至1945年台湾是处于日本的统治下，1949年后台湾也没有接受中国大陆政府的统治。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则认为，固然台湾的治权不在中国政府手中，但也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言下之意，“中华民族”的叙事在台湾仍有其历史基础。他还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参考国际法，“你只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建交的所有国家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由现实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体制决定的。” 民族主义的复兴 《想象的共同体》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已有二十年时间，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见证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朝着与其主张相悖的方向走向激进的过程。 学界多认为，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政权面临合法性及意识形态的严重危机，从马列主义转而拥抱民族主义，试图以此凝聚民心，并形成一股反西方的力量。中国大陆学者陈学明2006年发表文章《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综述》指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从1990年开始复兴，并在1995年之后迎来了高潮。 在邓小平掌权的80时代，中国曾强调向西方学习，但他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都刻意强调要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消失多年的黄帝陵祭祀仪式重新登场，论调激进的《中国可以说不》在1996年出版等事件，都被认为是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标志。 但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官方主导的民族主义又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观察到，“当年那部《战狼》电影里的一句话，‘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在国际上表现出一种霸气，那种心态在邓江胡时代都很少见到的。” 权力的需要 但这种霸气的民族主义所展现的并非向世界开放的气象，而是一种越来越封闭的倾向，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背离。 瑞典研究机构瑞典国立中国中心（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re）7月份发布的一项报告揭示，自2016年以来，从耐克（Nike）到海恩斯莫里斯（H&M），至少有78个国际品牌因为牵涉台湾、香港或新疆、西藏等问题而遭到中国民众的抵制。 不仅如此，这种民族主义也难以与中国内部的不同民族相沟通。台湾中研院的吴叡人教授分析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陷入一种自我的历史观中，“九零年代以来的一波民族主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没有能力去理解国内的少数民族，边陲地区，或者是香港、台湾，而是一厢情愿地去相信一种通过虚构构筑起来的历史观。” 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封闭倾向，吴叡人教授分析说，除了习近平自身就是这种信仰之外，归根结底是中共政权面临危机，想稳固自身的权力，“习近平政权面临的内外危机，使得他把民族主义这类意识形态抬出来，这是彻底的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政治，是有着高度计算的。”他补充说，这些危机的总根源在于1989年之后，中国政府经济上改革，但政治上不改革，导致了政经失衡。 可以参照的是，出于对政权稳固的担忧，中国维稳费用近年来一路走高，到2020年已经高达2100亿美元，高出同年军费7%。 澳门大学的荣休教授郝志东则认为，习近平上任以来推动民族主义上扬，可能也是为了适应中共官场的权力规则，“其实共产党的文化一直就是宁左勿右，左的方向是很容易让人上升的，右的话就很难，因为右要考虑个人利益，而左就不用考虑个人利益，只要考虑国家利益，革命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民族主义的贻害 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站在习近平连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时间关口，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世界，都正承受着日益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带来的危害或威胁。 十年前（2012年），在习近平上任前夕，西安日系车主被极端民族主义者用U型锁砸伤。那起事件似乎是对未来十年的某种预演。这十年来，因民族主义所起的街头暴力事件虽并不多见，但相关的网络暴力却层出不穷，不断冲击着社会政治伦理的底线。7月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央视有关报道页面的留言一片欢呼，微博、朋友圈类似的帖子更是刷屏。 到8月份，随着佩洛西访台，中国社媒上的民族主义叫嚣也是此起彼伏。这次甚至连当政者似乎都担忧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过于强烈，司马南等爱国大V 8月中旬一度在中国遭到全网封杀。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战狼外交和日益敌视西方的态度，持续撕裂着中西方之间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上任之初就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警告说，民族主义在抬头、压迫在上升，这些都威胁到当今的世界秩序。外界认为布林肯的说法影射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 佩洛西本次访台在中方引起的激烈反应让世界为之侧目。前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鉴，不少国家担忧民族主义会否驱使中国走上俄罗斯的道路，让台湾毁于战火？ 表面上，趋于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最大的受益者或许是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各种暧昧不清的民族主义诉求暂时遮蔽了对这个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但在这枚硬币的反面是，掌权者徘徊在权力的温柔乡，拖延其改革的动力，对抗民主、自由的呼声，最终可能只是延迟了全面危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