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四名廳官接連被查處 傳原市長程用文自殺
2026 年 6 月 24 日
对于妇产科专家段涛来说，看着产科逐渐萎缩，是一个有点绝望的过程。 他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教授，从事产科三十多年，今年2月末，他在微博上发出一篇“救救产科”的文章，“如果不改变现状，产科整个学科可能真的就塌方了。” 网络图片 “救救产科”的呼吁背后，是“二胎政策”实行后第7年，中国少了的近1000万分娩量，和不断被系统挤压出逃，或者说，无处可逃的产科科室和产科医生。 过去一年，“关闭”“分流”“失业”和产科高频地绑在一起，媒体用“产科关停潮”形容产科正在经历的漫长冬天。2022年，全国关闭了十几家医院产科，2023年，在产科关停的名单上，又增添了浙江嘉兴平湖市中医院、广州新造医院、浙江温州苍南县中医院、广西来宾市武宣县禄新镇中心卫生院、江苏新沂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名字，2024年刚刚过去三个月，据不完全统计，就已经先后有3家医院发出产科停诊公告。 段涛的微博有上千条留言。很多人在这里宣泄着怀孕生子过程中的痛苦和被过度医疗的不满，“先把产妇当个人看再谈生孩子吧，又是没指标不给剖腹产，又是禁止喂奶粉，自己身体自己都不能做主。”也有人觉得段涛是在催生，“产科学科塌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人生如果生了孩子就真的塌方了。” 网络图片 我们把这些声音念给段涛时，他平静地说了一句“正常”，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声音的一部分，他理解这些多元的观点并愿意承担因为呼吁发声而带来的压力。 在交谈中，他和我们聊到了他所亲历的产科从繁盛到衰败的过程、当下的艰难处境，以及那些产科医生作为个体痛苦但可能依旧是徒劳的挣扎。 以下是他的讲述： “整个科室都没了” 前些天，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些产科主任们在一起开会，让我讲讲产科转型的事儿。会上，一个二十多年的产科主任，说着说着，哭了，说她们医院的产科，最近被关了。医院在重新装修，院长对产科一直不是很满意，趁着装修这个时间，产科就关了，整个科室都没了。 听到那个产科主任说那些的时候，我很难受。产科虽然不受待见，但大多数在那个会上的产科医生，都还挺爱产科的，他们一辈子做产科，也不会做别的。 产科关了，这群只会做产科的人，咋办呢？ 其实产科的困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去年开始，和很多产科主任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唉声叹气的。2016年的分娩量，是1786万，去年的时候，公开报道的分娩量，是902万，少了将近1000万。 网络图片 床位是在放开生育之后，政府出面要求医院加出来的，现在分娩量少了，床还在。但这些床创造不出更多的价值，产科门诊诊室的数量和产科床位数量，在一天天变得更少。 对于这个24小时不眠的科室来说，一个孕妇在深夜中突然分娩，意味着至少要配着两个产房医生、一个麻醉医生、一个新生儿科医生、两到三个护士。 在医院，院长每天都要算账，产科的收费这么低，成本这么高，麻烦这么大，从各项指标来看，都不划算，哪个正常的院长，会愿意产科做大做强呢？ 这两年，和很多产科主任交流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普遍的困惑，产科越来越沦为医院里“老少边穷”的科室，不被重视，不受待见，工作累，待遇低，留不住人，尤其是年轻人。 一般来说，医院发的固定的收入，只占医生收入的10%到20%，百分之八九十的收入，得靠自己挣出来。但现在业务量降了一半，还指望能拿奖金？收入少了一大半，不扣钱就不错了。 即使你想招人，人家总会想去一个朝阳行业吧，大家都要吃饭要结婚买房成家吧？这么苦、这么累、这么多麻烦，还没有钱，你又不是雷锋，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去选择产科？ 留不住年轻人的科室，是没有未来的。越来越少的人愿意选择产科。病人量越少之后，新的产科医生越学不到东西，他们能接触到的临床案例，正在急剧萎缩。 网络图片 对于年轻的产科医生来说，病人量越少，越学不到东西，遇到挑战的时候，越容易出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闭经指数” 我母亲是产科医生，我是在产房里，跑来跑去长大的。 当时很厉害的妇产科专家是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江森，那时的住院医生和进修医生，好多都听过他讲过“妊高征”。那时，科室里还没有投影仪和电脑，没有讲稿，就靠一支粉笔，江森教授可以洋洋洒洒讲两个晚上。俄文、日文、英文脱口而出，典故出处了然于胸，不仅是疾病，还讲疾病的历史和故事，还有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有的东西。 我们这批六零后做产科的医生，也算是赶上了一些黄金时代。刚起步时，大家也都看不起产科。但那时候，分娩量是一年比一年多，愿意做产科的人也多，好像慢慢也得到了一些国际同行的认可。 网络图片 产科分娩量最高潮的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社会笼罩在一种亢奋的“全面二孩”的氛围里，一个北京的朋友怀孕了，建卡建不上，急得团团转，去了几家医院，都不行，打电话给我，让我找北京的医院问问。 那时，一个同事也来找我，说想要“限卡”，“限卡”就是限制新的孕妇在我们院建卡做产检。同事说要“限卡”时，我有点纠结。 结果，去现场一看，很震惊。孕妇生完孩子，直接睡在走廊，床位就紧张成这样。当时一天要接待100多个孩子，那不得跟打仗一样。 纪录片《生门》里的场景，也发生在现实里，科室里的电话随时可能响起，“没有床了，你懂我意思吗？”“板凳都没有了，走廊都只能坐着。” 网络图片 甚至在那时候，有一个神秘的指数，在我们医院流行，叫“闭经指数”。 我们医院那时候有90多个产科医生。年轻的住院医生要轮岗，一轮到产科，月经都不来了，一回到妇科，就都正常了，工作压力就疯狂成这样。 那年，我们一妇婴的分娩量，飙到3.4万例，在全国来看，都是很高的。还好，我们当年“踩了刹车”，要不，超过4万的分娩量，是非常可怕的超负荷的数字。 这些可怕疯狂的数字，也会增加医疗事故的隐患。我心一横，那就限吧。但这一“限卡”可倒好，还被人投诉到上面去了，有次开人代会，产科建卡的事儿，还被拎到了会上。 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市委书记第一次讲产科。在当时，上到政府到下到百姓，都非常关注产科。正常情况下，院长们都希望多做妇科，妇科比产科的麻烦少，收入还高。而且即使医院想扩大某科室的床位，卫健委也未必允许。那一年，政府迅速做了决定，要求医院增加产科床位。 不仅从妇科这边挪过去了一部分床位和医生，也投了钱，专门支持产科。 系统性的困境 然而生孩子很快从一床难求变成一个人的“包场”。 大厅里加的床被陆续撤走，病房由八人间改成两人间，再接着，两排病房只有一排会被使用，再然后，两人间也开始住不满了，现在有的时候，产房变成了一个人的“包场”。 前两天，我看好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说现在生孩子，产房里，就自己一个人，包括手术室，包括病房，就自己一个人。 实际上分娩量下降的趋势从2017 年的时候，就开始了。经历了2016年亢奋的小高峰。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每年跌个10%左右，到2023年是902万。 疫情结束了，生育潮并没有来，龙年到了，生育潮也没有来，和生肖属相比，年轻人更信星座。单纯的龙年，不会有那么多的增量。 产科还有一个存在很久的历史问题，就是收费标准。 解放前，还没有公立医院的时候，生孩子，都是接生婆来。穷人要生孩子，富人也要生孩子，解放之后，大家去定接生的价格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是平均的支付能力。 网络图片 当时，中国的出生人口有 60% 是在县级，或者是更下面的医院，你给它定个高的价，怎么能支付得起呢？历史收费就已经很低了，哪怕后面再增加一倍，从50涨到100，不还是很低么？ 辅助生殖（一种采用医疗辅助手段使不育夫妇妊娠的技术）和产科的收费，是两个极端。辅助生殖一开始进中国的时候，所有的药材、耗材都是要进口的，收费价格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来收的，一开始就收得很高。你又不用值夜班，风险又不高，即使做失败了，没成功，也还可以收几万块钱，你愿不愿意去？ 但产科医生的收入，是和这个收费标准挂钩的。你不涨价，产科医生的收入，就永远上不去，永远留不住人。涨价了，老百姓不满意，本来大家就不愿意生，接生的价格再往上提，就更不愿意生了。这就是一个悖论。 对于公立医院的院长来说，悬在头上的另一把“刀”，是国考指标。国考设计的初衷是对的，鼓励三甲医院，能多看一些疑难杂症，多做一些手术，反映收治病例疑难复杂程度的CMI指数越高，四级手术（风险高、过程复杂、难度大、资源消耗多或涉及重大伦理风险的手术）越多。 很多地方，会拿“国考”结果，来考核院长，你不行，就把你换掉。但抱歉，对于以保障母婴安全为第一准则的产科，它天然是CMI指数的敌人。预防做得好，并发症就少，不需要手术，更别提CMI指数。 在CMI指数之外，还有一个妇幼保健体系提出的指标，和CMI指数正好是相反的。它希望产科要保证母婴安全，降低孕产妇的发病率、死亡率和并发症的发生率。概括下来，就是鼓励顺产。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怪现象，顺产越多，越符合妇幼司的要求，但却越在“国考”上亏。那么，到底该听谁的？ 为了满足“国考”，很多医院，就开始卷“手术”，对于产科来说，就是鼓励剖宫产，能自己生的，不能自己生的，都要到”剖宫产”一游。指标好看了，但孕产妇遭殃了。 网络图片 对于院长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医保控费的政策。控费的核心是降费。比如，一个城市某个区域里，顺产、剖腹产费用平均数是啥，然后要求每年的费用的平均数要下降。本来，产科的利润就低，再往下降的空间很小很小。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医院觉得产科不划算，就把产科关掉了。 但有些医院，为什么没关呢？是因为有些时候，上面觉得，作为一个综合医院，是要有产科这个科室的，有些地方，上面管得不紧的，关也就关了。 大家不是没想过办法自救。开一些新的营收项目，比如说像产后康复这种，好歹先自己养活自己。 但类似自救的努力，很快就会被现实弹回来。想开项目，得先有钱购买设备，申请资金的这个环节，就先会被卡住。为啥？审批通过之前，院里会先考核你的营收和盈利，在第一步，就会被pass。 网络图片 对于产科医生来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改变的。为啥大家会觉得无奈，就是你明明知道有问题，但你却改变不了。 对于年轻的产科医生来说，他不做产科，还可以做妇科，对于年纪大、还只会做产科的人，就很难很难了。 上两天有媒体报道，一个三甲医院的产科科室关停之后，医院让她去泌尿外科继续上班，但她干了两个星期，就辞职了，因为“适应不了，心里别扭，上班就哭”。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产科医生的转型非常困难，大家都在紧缩，产科医生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虽然目前还没影响到正常的产科医疗，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产科更多地关停下去，产妇的就医半径会明显地增加，就医慢慢变得越来越不方便。 “救救产科”的那篇文章发出之后，好多人觉得我是在催生。 我不是在催生，我是痛心产科已经跌到冰点，我不想我们在冰窟窿深处的时候，再想起来去解决，那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没有了产科，没有人愿意做产科医生，谁来帮我们接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2021年是中国全面实施二胎政策的第五年，但到9月开学季，全国多地的幼儿园遭遇“冰河期”，甚至出现“一孩难求”的现象。有学者分析指出，这种情况与大陆出生人口减少有关。 综合大陆媒体9月11日报道，北京、广东、山东、浙江、四川等地部分幼儿园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北京朝阳区入园登记报名服务平台信息显示，该地区有136家幼儿园有剩余学位，部分幼儿园的剩余学位多达上百个，这些幼儿园每月保育教育费从600元（人民币，下同）到2.8万元不等。 一位幼儿园园长说：“可能因为这个年龄的小朋友相对少一些。2020年我们九月新生小班大概招了130人左右，但是今年我们的小班只招到50多人。” （图片来源：TPG/Getty Images） 以往每到9月开学季，为了让孩子上一所好的幼儿园，家长都会提前一年预定位置，彻夜排队报名的事情也经常发生，甚至有人用“摇号入园”来形容每年入园季的盛况，如今幼儿园面临“学生荒”，更有甚者陷入“无孩可教”的尴尬境地，“摇号入园”恐成为历史。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中国经营网引述业内人士王娜分析指出，幼儿园出现空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和生育率有关系，出生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幼儿园的招生情况。 自由亚洲电台9月13日引述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的分析说：“中国的生育率一直缓慢下降，而幼儿园的收生人数会否受影响，除了要看生育率，还要视乎出生人数。我们的出生人数不会有太大的回升，因为生孩子的人在减少，适龄的人群在不断减少，特别20到34岁的妇女人数在减少，所以即便生育率维持不变，出生的人数也在减少。” 据报道，河南省郑州市的家长陈璐已经有一个15岁大的女儿。陈璐表示，13年前女儿因食用三鹿毒奶粉患有后遗症。由于经济压力太大，再加上没有多余精力去照顾另外一个孩子，所以她至今没有考虑再生小孩。 陈璐说，“在我生活的地区附近，（每月幼稚园学费）多数都是在1,500左右。我们生活的城市人均工资并不是很高，大多数也就是3,000多块钱，低一点2,000多块钱，你想想还要负担生二孩的话，要负担老大的费用，还有老二托儿所的费用，还有家里的生活费。” 2016年，中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当年出生人口迎来小高峰，成为2000年以来人口出生最多的一年，但之后连年大降。官方数据显示，从2017年至2019年，大陆新生人口分别为1,723万、1,523万、1,465万和1,200万。2021年上半年的新生人口比2020年同期再下降16%，根据这个变化率来推测全年数据，2021年全国新生人口可能会降到大约998万，总人口可能出现负增长。
今天腾出空来想喷一下这个政策，却发现早让网友们笋完了，没我啥事儿。 集合网友老哥们的智慧，远比我一个人喷的精彩的多。 再说，我喷的太精彩，号就有危险了。 写的挺过瘾，后来编辑的时候全尼玛是敏感词，真扛不住。 那我还能说啥，广阔互联网，大家一起痛骂，我就随便说说了。 一 我看到一条视频，某教授在演讲里信誓旦旦的说，中国人不愿意生孩子的问题是：城市化。 这个教授的人气还挺高，准确的说是，做的营销挺不错的。 我真是骂都不知道怎么骂了。 确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年轻人因为观念的改变，生育率一再降低，这是每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象。 但你不能把大家不乐意生孩子归结到城市化身上。 不管国内的国外的，那些有钱人，谁少生了？ 甭管是不是计划生育，人家就能生一二三四五个。 然后你说，大家不生孩子是因为城市化。 不想想为啥年轻人改变自己的观念么？ 老一辈的人生孩子，供孩子读书，是因为当时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 自己苦一点无所谓，只要孩子能成才，一切都可以。 那现在呢？ 是知识就是力量么？ 金钱、学籍、学区房才是知识，知识是好大学，好大学是好简历，好简历才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本身没错，可是什么又是知识呢？ 好的知识是用钱堆砌的。 是年轻人对孩子的思想变了，还是年轻人对社会的思考变了？ 或者说，是现在的年轻人，看透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套，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成为不均的受害者，所以不生了？ 和不患贫而患不安是同一个道理，当我的贫穷不能换来下一代安定的生活，那我宁可选择不要下一代，而我也不用那么贫穷。 城市化和人口生育意愿的改变，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要去思考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把不生孩子甩锅到城市化身上。 网上的评论说的挺好，一代政策一代人，代代都坑八零九零后。 二 其实要我说，八零九零后真的很幸福，他们在最好的年龄，经历了时代最好的那段日子。 什么日子？ 所有人朝气蓬勃，期待一个更好世界的日子。 他们小时候经历过互联网，没有墙，为国家举办奥运会而自豪，看着日漫美剧TVB长大，读的是金庸古龙四大名著。 吸收了世界多样的文化，展望世界是一个地球村。 哦，他们还是独生子女，被全家当心肝宝贝护着。 后来，等他们长大了，开始内卷，开始被零零后举报快乐网站，开始延长退休工龄，开始让夫妻俩养四个老人三个娃，开始买不起房，上不起学。 于是见过了世界文化的八零九零后们，学会了，哪里有压迫，就在哪里躺平，顺带在网络上嘴炮。 虽然生活里每一个苦逼的打工人都恨不得明天小行星来撞击地球，但每一个人都挺努力让自己过得很好。 很难不说是，当代阿Q。 别骂我啊，我是九零后，我是当代阿Q。 想让我生孩子是吧，我就是不生。 不过，大家还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人的底线就是一步步倒退的。 之前说要开放二胎，大家喊累，说养不起！ 后来有传言说要征收单身税，网友们开始逮着提案的痛骂。 开放二胎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葛优瘫，表示你们随意了。 现在已经变成：只要不收我单身税，爱生几个生几个。 三 很多网友认真的讲道理，说有那个三胎政策的时间，不如想想怎么提高福利，让大家自愿生孩子。 emmmm…… 摆明了自负盈亏的事儿，你居然敢提福利？ 国家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内市场的，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么迅速的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凭的是啥啊？ 人口红利啊，再好的政策都需要人民来支撑。 如果没有我国巨大的内部市场，怎么抵抗外面一次次对你的企业、技术、产品的封锁？ 多生孩子，无非需要延续人口红利，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国内的消费市场。 发展是需要作出牺牲的，毋庸置疑。 无非就是一个乐意牺牲，和不乐意牺牲。 以前乐意牺牲，那就牺牲。 不乐意牺牲了，也奈何不了我。 再说回生育意愿的那个事儿上，纵观各大明星大腕，横观各大少数民族同胞，无论是不是计划生育，谁也没少生。 少数民族是政策原因，明星大腕是为了啥我不知道。 反正长此以往，消失的就是我们这群“利己主义，不愿生娃”的人。 我曾经说过，我认识的一个少数民族的老哥开面馆，每天爆满，夫妻两个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在北京住一个几平米的房间。 孩子身上的衣服都很少换，我本以为面馆不少挣，生活竟如此拮据。 直到寒暑假，他和我说把老家的四个孩子接过来了。 八个娃，两个大人，九平米。 拮据是有原因的，只管生，不管养，大抵如是。 四 三胎政策是针对谁的？当然是针对二胎家庭的。 像我这种没结婚的，在网上喷三胎政策只能代表一种态度，但实际上和我毫无关系。 二胎政策开放了几年，可是生育率却并没有提升，这说明什么？ 已经不能从育龄女性上，获取到更多的头胎新生人口。 那就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还想生的那群人。 这样可以解决问题么？ 当然不行啦，现在需要的是大量的新生儿，来确保未来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 三胎四胎无限生，这样的家庭再多，能有多少呢？ 如果有二胎的家庭有一半生三胎，那人口会增加450万。 饮鸩止渴，能解决问题，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三胎政策发布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诉求。其实没什么新奇，都是大家最普通的诉求，但当政策出台，用政策希望人们生娃的时候，这些诉求会井喷式爆发。 比如女性工作、生活的平衡，比如女性劳动力的工作困境，比如父母职位的缺失，养成了很多小混蛋。 这些都是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无论怎么呼吁，怎么追溯，等来的却只有一个三胎政策。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罢了。 人民的幸福靠国家发展，国家带着十几亿的庞大人口向前走。 国内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很多人都辛苦了。 但是人民生活这件事，功过永远不能相抵。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郭拽拽）
中国自2016年全面实施“二胎政策”，但效果未如理想。公安部最新数字显示，去年全国的新生人口有一千万，同比大跌15%，这也是连续四年下跌。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情况持续，中国很可能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境。 舆论忧虑中国生育率跌破警戒水平。去年的新生人口在COVID-19疫情爆发的背景下，同比大跌15%，也是2016年中国开放“二胎政策”以来，新生婴儿数目连续第四年下跌，反映政策未能有效鼓励生育。 广东江门市居民梁小姐从事饮食业。虽然年过三十，但她仍未考虑婚姻问题。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教育成本高昂等社会因素使她对生儿育女有所顾虑。 梁小姐说：“补课费平常一个学期下来最起码有十几科，而且现在的小学一个学期下来换两次校服，有两套，一年下来有四套校服。见不得光的就是捐款。疫情下，校方要求家长捐款。最不好的是，老师会拿它们的垫款来对比，看谁比谁捐得多。（有些孩子）家里比较贫穷，但是他也不愿意落后 ，所以造成孩子心里有阴影”。 梁小姐日常在家忙于照顾弟弟的五岁儿子。她说，用于侄子的教育和医疗开支每月加起来多达数千元人民币。 梁小姐说：“现在进去医院就算挂个门诊 。每个医生的挂号费都不一样，有些医生挂号不用钱，有些十块钱，有些挂个号要几千块钱。他给你开的药是没得报（保险）的。他会告诉你什么药好用，现在的家长如果对小孩比较紧张的话，他不管你用什么药，反正你用药就行。站在父母的角度， 肯定是挂比较好的医生。 房价高影响生儿育女计划 她说，身边不少朋友由于要到异地工作而放弃生养孩子。 梁小姐说：“城市人不愿意生是因为楼价太贵了，农村不愿意生（是因为）现在农村的地基本上都没有了。生小孩只有一个法子：夫妻俩必须要到外面工作。把小孩留在家里不放心。异地不收外地的学生。公办的学校根本不会让你进。这才是个问题。” 梁小姐说，一些朋友夫妻俩无法放弃工作，只好把孩子留在原居地。 梁小姐说：“同样是广东省。父母在广州工作，小孩在农村，你想把小孩带过去是不可能的。那里没有学位给你，就算你有钱买也不给你。逼着父母要把孩子留在家里做‘留守儿童’，也不放心给老人家带呀。” 中国公安部近日公布，全国去年共有1003.5万名婴儿出世，并完成户籍登记，男婴占52.7%，女婴占47.3%。 中国各大城市的出生数字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浙江台州和贵州贵阳等个别城市，新生儿数量更锐减超过30%。 以往中国国家统计局一般会在一月份，透过每年公告的“年度中国经济数据报告”同步说明全年度人口数据，而今年的统计局报告却没有提及2020年中国新生儿出生数字，引起外界揣测。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这些揣测是没有根据的。 原新说：“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为啥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没有谈人口？很简单。我们2020年是第七次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的基本汇总数据还没有出来。” 学者：去年出生人数为1400万 虽然国家统计局最快要到四月份才会公布最新的出生数字，原新却表示，他早已心里有数。 原新说：“统计局的数字会略为比公安部的数字要高一些。因为毕竟有一部分人出生没有报户口，在人口普查当中会有更精确的把控。根据我的经验判断，我认为2020年的出生人数，会在1400万左右。它不可能从上一年的1400万掉到公安部所说的1003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强调，公安部公布的数字只能作为参考。 原新说：“很简单。2020发生那么严重的疫情，大家都捂在家里面，很多机关都没有上班，没有即时报户口的多的是，而且户口现在对一个小孩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我晚几个月报，甚至晚一两年报都没有任何问题。” “二胎政策”实施至今已有五年。原新认为，政策发挥的效应早已告一段落。 原新说：“即便是生育率不会发生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说生育率保持不变的话，出生人数每年减少已经是一个人口规律了。我们育龄妇女的人数在减少。生育率保持在一个水平的话，出生人数减少是规律，没法改变的事了。二孩政策的执行验证了一个规律：你靠生育政策刺激人们多生孩子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它已经形成少生的环境了。比方说，我们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改善，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女性的就业状况也在不断改善。” 中国人口全球最多，2019年突破14亿，曾经因为人口太多，自1979年开始实施“一胎政策”，强制妇女节育、堕胎，但近年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去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2.5亿人，占比高达18%。 原新说：“劳动力人口减少对经济发展在劳动力的供给上有一定困难，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劳动力的素质在不断改善。全中国受过普通高等教育或以上的人口已达到两亿以上，占总人口15%左右，可以部分弥补劳动力下降的状况。从消费的角度来看，60后的人变成老年人口，70后80后的人变成老年人口以后。他比50后40后30后更具有消费能力了。” 政协委员吁取消生育限制 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囊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去年曾发表报告，认为国务院高估了全面“二胎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预计到2033年，65岁以上长者人口占比，会从目前的12.6% 升至超过20%，标志中国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任泽平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规划时期，也就是最快从今年开始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人口急剧萎缩，2100年人口降至不到8亿。 有研究也估计，30年后，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升至三分一，对经济造成震撼性的破坏，威胁劳动人口，削弱生产力，同时令劳动和医护成本上升。 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中国政协委员黄文政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观点并非危言耸听。 黄文政说：“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一个危机，对整个经济发展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首先它会影响到消费，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买房买车的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就等于说整个社会交税的人越来越少，花公共投入的人越来越多。” 黄文政认为，宣扬开放“三胎”可能会传达错误信息，使人感觉中国应维持计划生育。他呼吁取消所有限制，并鼓励生育。 二胎政策缺乏配套保障 在澳大利亚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二胎政策”实施以来无法形成生育潮，缺乏配套措施是关键因素。 司令说：“中国想要人口增长超过一定比例，譬如千分之五，如果达到这个程度的话，社会服务的跟进程度，包括社会保险，生育的医疗保障这种跟进程度，如果能比原来提高千分之五，才能大致形成配套措施，但很明显，中国政府并没有实现这种保障。”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老百姓背负沉重生活压力。如能实施 “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义务教育”，可能会有更多中国人愿意生孩子。 学者司令质疑俗称“三免”的构想能否落实。 司令说：“一方面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正在疲软，经济总量的积累速度放缓。财政收入来讲，社会保障基金的增长幅度远远未能跟上。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实行了双循环战略，很多政策都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 除了从2016年放宽“一胎政策”，中国从今年开始引入三十日离婚冷静期，期望减少民众在冲动下离婚，维护家庭稳定，以便创造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
近日，一条专家建议逐步推广三胎政策的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引起群情激愤。这位专家就是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他发表的《中国人口报告2020》中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尽快放开三孩并开始逐步推进、观察效果。以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问题。这位专家还称，放开三胎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民意。 据统计，自2015年10月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来，2016年的出生人口虽然比2015年多出了131万，但是2017年又减少了63万人。而且这出生的人口中还包含了一胎的数量，并且一胎的数量占了四成。 这就说明，出现增长的是赶着政策抢生的二胎，当这部分人满足了生育意愿以后，就会出现二胎数量的减少。而生育主力军的80、90后生育意愿降低，不愿意生二胎。于是2018年以来人口一降再降，2019年是1949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生育形势不容乐观。 很多网友表示，现在不是说因为限制生育而不敢生，而是怕生得起却养不起，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加上房价那么高，已经不堪重负了。知乎网站上一个热门问题一直排在被搜索的前列，那就是：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需要家庭出资多少钱？ 获得最佳回答的网友是以一张图片回答的，如下： 《养一个孩子需要都少钱》的清单（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现在的夫妻都要赡养4位老人。网友纷纷表示：就是放开10胎，也不会生，因为养一个孩子的开销是巨大的，“碎钞机”“四足吞金兽”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 虽然有统计数据指出，从2012年起，中国劳动人口数量连续下滑，至2019年底，总共减少了两千六百万之多，而且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达到了12.6%，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快。面对这样严峻的现状，国家也提出了各种各样促进生育的政策。比如孕期的保健、住院分娩的补助，托育、教育的津贴，还有税收等方面的利好等等。 但是大部分网友还是认为，生育或者不生育是大家的自由，自己的情况能够达到什么标准，每个人心里都有数，不是说鼓励生育就能达到要求的，看二胎的开放就知道，更不用说开放三胎，如果不能解决生存问题，生育率降低也在所难免。 还有网友直接吐槽称，感觉一些专家总是在用屁股思考问题，和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搭边，似乎是从月球上下来的，说话前可以动动脑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