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间谍窃取AUKUS机密被ASIO 挫败
2026 年 6 月 25 日
中国一家非法机构在安徽合肥一处别墅开设“手术室”取卵，还可让客户按学历、颜值等需求挑选“卵妹”，清华与北大等名校卵妹要价90万元（人民币，下同）起跳。该机构提供的“生育全产业链包办”服务，背后涉及公安人员。 综合陆媒报导，中国大陆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12月13日发文指，一家名为“佑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非法机构，以医疗谘询、生殖健康等名头，在合肥市肥东县帝景湾别墅开设“手术室”，为女子非法取卵并安排代孕，代孕一个小孩要价70万元以上。 该非法机构的手术室设备一应俱全，客户不仅能挑选产检分娩医院，甚至能以13万元买到出生证明。张姓负责人称，它们在合肥、南京、苏州都有实验室，执行手术的都是公立在职医师。 客户还可按照学历、颜值、血型、身高“挑选”提供卵子的“卵妹”，北大、清华、中国科技大学等顶尖名校的卵妹要价90万元起，“211”卵妹起步价20万元、“985”卵妹起步价30万元。 据内部人员透露，该手术室的医师来自某医院的专业医师，月薪25万，基本每天都有手术。 根据这家非法代孕机构提供的《托管合同》显示，从签约到选定志愿者，再到代孕妈妈分娩生产，整套包办下来要价80万元，选择清华北大志愿者供卵生殖方案最高可达150万元。 此外，上官正义引述知情人透露，张姓负责人有多个户籍身分，亲属是亳州市某局副支队长，有参与且入股。（上官正义微博原文） 这起事件曝光后，当地警方15日证实已逮捕5人，也循线调查涉案公职人员。 上官正义表示，警方在他报案两次后才出警。而他在曝光这起事件后，在网路上遭到各种辱骂和攻击。 中共“严管”下 代孕黑市“繁荣发展” 中共虽明令禁止代孕，并严厉打击精子、卵子买卖和代孕服务在内的违法违规行为，但在中国总人口锐减的形势下，代孕黑市却在中共“严管”之下“繁荣发展”。 《财新周刊》报导，中国地下代孕行业早已形成规模。一位从业者透露，仅他所在城市便有100多家代孕服务公司，上规模的近10家。据此估算，全国代孕服务企业“可能有1000家的样子”。 今年8月底，山东青岛某汽车配件城地下被曝暗藏“代孕实验室”，公司疑与青岛三甲医院（公立医院中最高等级医院）医生勾结，在实验室进行取卵、移植手术。 今年3月，上官正义也曾举报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医院产科吴姓主任涉嫌勾结代孕机构，收受好处费，安排代孕妈妈持他人身分在该院住院生产，而后代孕机构将出生证卖给客户。 去年11月，上官正义也曾举报湖北襄阳一家医院贩卖医学证明、非法代孕，10名相关人员被逮捕或刑拘。
中国一家非法机构在安徽合肥一处别墅开设“手术室”取卵，还可让客户按学历、颜值等需求挑选“卵妹”，清华与北大等名校卵妹要价90万元（人民币，下同）起跳。该机构提供的“生育全产业链包办”服务，背后涉及公安人员。 综合陆媒报导，中国大陆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12月13日发文指，一家名为“佑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非法机构，以医疗谘询、生殖健康等名头，在合肥市肥东县帝景湾别墅开设“手术室”，为女子非法取卵并安排代孕，代孕一个小孩要价70万元以上。 该非法机构的手术室设备一应俱全，客户不仅能挑选产检分娩医院，甚至能以13万元买到出生证明。张姓负责人称，它们在合肥、南京、苏州都有实验室，执行手术的都是公立在职医师。 客户还可按照学历、颜值、血型、身高“挑选”提供卵子的“卵妹”，北大、清华、中国科技大学等顶尖名校的卵妹要价90万元起，“211”卵妹起步价20万元、“985”卵妹起步价30万元。 据内部人员透露，该手术室的医师来自某医院的专业医师，月薪25万，基本每天都有手术。 根据这家非法代孕机构提供的《托管合同》显示，从签约到选定志愿者，再到代孕妈妈分娩生产，整套包办下来要价80万元，选择清华北大志愿者供卵生殖方案最高可达150万元。 此外，上官正义引述知情人透露，张姓负责人有多个户籍身分，亲属是亳州市某局副支队长，有参与且入股。（上官正义微博原文） 这起事件曝光后，当地警方15日证实已逮捕5人，也循线调查涉案公职人员。 上官正义表示，警方在他报案两次后才出警。而他在曝光这起事件后，在网路上遭到各种辱骂和攻击。 中共“严管”下 代孕黑市“繁荣发展” 中共虽明令禁止代孕，并严厉打击精子、卵子买卖和代孕服务在内的违法违规行为，但在中国总人口锐减的形势下，代孕黑市却在中共“严管”之下“繁荣发展”。 《财新周刊》报导，中国地下代孕行业早已形成规模。一位从业者透露，仅他所在城市便有100多家代孕服务公司，上规模的近10家。据此估算，全国代孕服务企业“可能有1000家的样子”。 今年8月底，山东青岛某汽车配件城地下被曝暗藏“代孕实验室”，公司疑与青岛三甲医院（公立医院中最高等级医院）医生勾结，在实验室进行取卵、移植手术。 今年3月，上官正义也曾举报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医院产科吴姓主任涉嫌勾结代孕机构，收受好处费，安排代孕妈妈持他人身分在该院住院生产，而后代孕机构将出生证卖给客户。 去年11月，上官正义也曾举报湖北襄阳一家医院贩卖医学证明、非法代孕，10名相关人员被逮捕或刑拘。
中国山东一名买卖婴儿的锺姓中介，今年卖出了20多个婴儿，她自信地说，“我干这行7年了，从我手里卖出的孩子、帮买家办的出生证明，多得我自己都数不清，还从没失手过。” 近期，中国媒体红星新闻记者与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佯装成有意购买婴儿及办理出生证明的买家，在山东临沂跟一名锺姓女中介碰面。 锺姓中介声称，她在医院有内线，可以帮买家按性别喜好购买婴儿，并办出“真实的”出生证明。 “想买女娃男娃都行，提前说好，我们去找待产母亲。今年我们已卖出去20多个孩子了。”锺姓中介说，“无论买孩子还是帮著落户，我从来都没出过问题。” 女婴卖14万 男婴卖16万 锺女介绍，买一名女婴14万元（人民币，下同）、男婴16万元。买家缴完定金后，只需在孩子出生当天在医院门口等著，完成新生儿检查确定健康后，买家父亲到医院签字，便能将婴儿带走，同时还能以买家身分办好婴儿的《出生医学证明》。 锺姓中介宣称，她可以通过医院里的内线鉴定胎儿性别。若孩子出生后存在健康问题，或性别出现偏差，可以全额退款。 被卖的婴儿从何而来？锺姓中介称，她通过渠道向意外怀孕又不愿抚养的年轻女子买，其中很多人的都是女大学生。 为确保手续万无一失，锺姓中介说，在产妇进入预产期后，办理住院手续时，会直接使用买方父母的身分信息在医院建档住院待产。“换言之，医院完全查不到孩子的亲生母亲信息，避免后续很多麻烦。” 此外，他们还可以针对那些来路不明的婴儿办理“真实的”出生证明，要价18万元，比直接购买婴儿贵，因为“让医院开出一张出生证，这背后承担的风险更大”。 其做法是，中介通过在医院的内线为买方虚假建档，但因为婴儿实际没有在相关医院出生，为消除嫌疑，必须等两三个月后，才可开出有效的出生证明。 锺姓中介表示，她在兰陵县妇幼保健院、临沂市妇幼保健院都有“内线”，至今已多次成功。被问及医院内线身分时，她避而不答。 为使记者“买家”安心，锺姓中介强调：“我干这行7年了，从我手里卖出的孩子、帮买家办的出生证明，多得我自己都数不清，还从没失手过。” 此外，锺姓中介还自称她能帮忙办理“预防接种证”，要价2万元。根据她所展示的此前她为人购买的“预防接种证”图片，接种证出自兰陵县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红星新闻记者就上述信息于10月18日致电兰陵县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表示，因中介人员未明言医院“内线”是谁，因此对其说法有所质疑，但会进行摸排调查。临沂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则回应称，临沂市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但因案件处于侦破阶段，相关信息不便对外透露。 网民叹：为什么记者查得到警察查不到？ 事件曝光后，相关话题18日迅速登上微博热搜首位。网民们说，“魔幻，越来越魔幻了，这片土地真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真的可怕，医院已经成为了人贩子的帮凶。”“病入膏肓了啊。”“不足为奇，好多年前就有，一直存在，相信每个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勾结妇幼院贩卖婴儿这是猖狂的犯罪。” 还有网民表示，“山东一条龙服务啊，青岛代孕，临沂办出生证明。”“看来地下产业链这只是冰山一角，之前青岛代孕那事也没下文了。”一位贵州网民说，“我们城市都有一家医院被记者卧底曝光，但是马上就被压下去了，医院好好地开著。”还有网民质疑：“为什么记者查得到警察查不到？”
十多年前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上官正义，那时他在反扒。 11月6日，上官正义公开举报湖北一家医院贩卖出生证明，而且还贩卖婴儿。今天上午，我立即联系他，做了一个对话。 谨以此文，致敬上官正义，以及还在关注社会正义的义士们。同时，今天是记者节，也告慰曾经的自己。 问：在哪里呢？ 上官正义：我在湖北。 问：现在这个事是什么进展？ 上官正义：已经提级侦办了，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处理。昨天襄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约我见面，这个医院在当地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所以我要求只见公安局局长。医院院长已经被采取刑事措施，关联的人员也已经被控制。 问：我看你前天发布微博前，还去医院，劝院长自首？ 上官正义：我本想向襄阳市卫健委主任反映情况，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让我走信访渠道。信访的意思是我有诉求我要找你，我现在是举报你有问题，这两个不同概念。后来他就说，那你去纪检监察吧。这是个民营医院，我去找监察也不合适啊。后来他们又说领导在开会，然后我就走了。就去了医院，跟我联系的是院长的儿媳妇，我告诉对方，让投案自首。为什么要去劝她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让她去投案自首的话，她掌握这么多信息，主动交代出来的话会比较好一些，配合公安机关，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我把他们想得太善良了，说院长在忙，她的儿媳妇下来之后呢，就甩手走了。后来，院长电话我，约我见面，我说我已经离开了，我说让她赶紧去投案自首，这是她唯一的出路。我说我已经快到武汉了，她说到武汉见我，所以这些人，还存在侥幸，我的理解是，可能还想通过一些私下见面，来摆平这个事。我觉得这个医院能够存活到现在，背后有人撑腰。 问：你觉得医院有什么后台？ 上官正义：还不太清楚，至少当地的卫生主管部门是有难咎其责的。我上门来给你举报，你不管，有没有包庇？面临老百姓上门举报，这么明确的一个线索，不作为。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你们的监管在哪里？ 问：我看到前天凌晨的时候，有湖北的警察跨省去找你，当时是什么情况？ 上官正义：我去卫健委，领导不见我，去医院劝对方自首，也没有结果，我就发了微博。当天晚上，我们不敢在襄阳住，就赶到河南邓州，到了凌晨4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看到有两个穿便衣的，和三个协警。他们让我去派出所，我说你们穿着便装，是不是警察，而且协警也没有执法资格。我要看证件，他们给我，一看是襄阳市公安局。对方说，要找我了解情况，我说我只见你们公安局局长。后来，他们对接了局长，我昨天上午就去了公安局。 问：这家医院卖了多少出生证？ 上官正义：我掌握的有十多份。最恶劣的不是这个，是他们贩卖婴儿。9月份卖了一个，以11万的价格卖给了四川的客户，10月份卖了一个，以16万的价格卖给了广东的客户。 问：这个事情的背后是有团伙在操作？ 上官正义：有一些团伙，他们分工很明确，中介负责在网络上招揽生意，通过抖音的这些平台。山东这个中介，联系的是医院院长的儿媳妇，由儿媳妇进行审核之后，才会交给这个院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操作。他们利益链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 问：那这些中介现在有被抓吗？ 上官正义：不太清楚，警察很重视。他们不光是贩卖这个真的出生证，也伪造假的出生证，山东的中介，卖了一张假的出生证给陕西省洛南县的一户人家，我去了洛南县，这家也承认孩子是买来的，我就去四皓镇派出所报案，值班的教导员立马打电话给户籍员，他当着我的面打电话，我听懂了他的方言。对方户籍员说知道这个事情，确实也已经上了户口了。但是这个教导员一挂电话之后，转头告诉我，他不知道情况，让我们明天再去。 问：你之前一直打拐，解救过多少孩子？ 上官正义：没有统计过，在解救这些孩子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身份都洗白了。所以我在2014年之后，基本上侧重于打击买卖户口、出生证这一类，这是根源，把这个环节堵住，那别人买了孩子上不了户口，是治理拐卖儿童的根本。最近的这起案件，是我今年的第三起贩卖出生证明的大案件。 问：办理出生证的这些婴儿，来源是什么？ 上官正义：正常的孩子出生之后，怎么可能要去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出生证呢？这些孩子，就是买来的孩子上不了户口，所谓的抱养的、领养的孩子上不了户口，他们才会冒这个风险，才会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出生证，洗白身份。 问：我看你10月11号已经在微博上公布了有团伙贩卖出生证明，这都将近一个月，没有警察来找你了解情况吗？ 上官正义：直到11月6日我在微博上公布了详细证据和情况，警察才和我联系。 问：抖音有没有联系你？ 上官正义：没有。我之前也一直在呼吁，抖音是有责任的啊，我们平时发个什么东西，他都觉得违规，这个那个敏感词，但是这些贩卖出生证明的，却没有被封号。 问：卖孩子的又是谁呢？ 上官正义：有一种情况，是大学生怀孕了，小女孩也不敢告诉家里人，医院就通过各种话术，告诉对方，把孩子卖了，还给她一些营养费，那小女孩一听，这不是好事吗。 问：这么多年打拐，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很无力，或者很无奈。 上官正义：基层政府部门的推诿、不作为。 问：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是你一头热，孩子的父母是自愿把孩子卖了，也有人愿意买，医院愿意办证，他们都没有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反倒是你在一直在纠着这个事。 上官正义：孩子不是商品，不能以这种方式明码标价去买卖的，他享有最基本的这个权利。有些孩子还没出生，就被中介层层转卖，就被别人沦为商品在兜售了。 问：现在去偷孩子的事情还多吗？ 上官正义：很少了。 问：你这卧底一年多，还发现哪些医院有卖出生证的情况？ 上官正义：还有广东佛山和广西南宁的，具体名称不能说。我是想通过这些案例，能够推动卫生主管部门从制度上去完善很多东西，你看今年国家出台了第七版的出生证明，提高了防伪技术，但是呢，人没管住。还有医院的工作人员，要加强法治意识教育。 问：你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线索的？ 上官正义：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就在抖音平台，发现有大量的这个买卖。 问：你能就大概介绍一下，这一年多时间，你卧底的大概情况吗？ 上官正义：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在线上，和中介进行沟通，然后开始取证进行线下的调查核实。 问：你现在的正式工作是什么？ 上官正义：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可能会根据这个找到我。 问：收入应该还可以吧？ 上官正义：跟你说个实话，最近这三个月，一直在外面，孩子生病住院，我都顾不上管。我自己又生病了，还不敢告诉家人。外面的事情做了，家里没照顾好，会有一些愧疚。 问：你愿意接受别人的捐赠吗？ 上官正义：别捐了吧，有基金会支持过我，但基金会报销是有标准的，我在外面卧底，经常要扮演大老板，要吃好的，住好的酒店，要不然怎么取得别人的信任。 问：你做过侦察兵，对现在的事情，是不是有帮助？ 上官正义：这倒没有，我是自学了犯罪心理学。我经历这么多案件，我喜欢去研究，每次成功之后，那我想，对方为什么会相信我，我会把整个过程捋一捋，哪些需要改进。其实人之常情，哪怕他是犯罪嫌疑人，其实他的心理也是很简单，也有他缺失的一面，所以抓住人性的这么一个弱点之后，就和他沟通。 有人说我勇敢、胆子大，但其实是需要讲智慧和谋略的。我去和别人说，要留证据，比如这次的医院，我如果没有证据，我敢去举报吗？ 问：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让警察既爱又恨？帮警察做了很多事，但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 上官正义：我还不好说。比如说昨天，我还问襄阳的公安机关，我说我通过微博曝光，给你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我说你们站在哪一边？他说，当然站在我这一边。有这句话我就够了。我相信每个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嫉恶如仇，但是在面对这些拐卖犯罪的时候，除开这些人贩子，所有人都会站到我这边。我是给他们工作带去麻烦，但是我相信，他们骨子里面也是挺恨这些人的。 问：十多年前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反扒，抓小偷抓了有多少？ 上官正义：有几百个吧，没统计过。 问：你现在关注的售卖出生证明的，打击过多少了？ 上官正义：应该有上万了，你看之前举报的河南省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就有4885份，他们说是盗窃，我一直不相信。现在到了法院了，我一直问他们，怎么判的，就是不告诉我。 问：你十几年了，反扒反传销，现在打拐，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后来有找过你吗？ 上官正义：有的，有的出狱了联系我，我问他们，恨我吗？他说之前确实恨，后来在里面也想通了，觉得我在他关键的时候拉了他一把，虽然受到了处理，但是不能继续往下走了。 问：十几年来，你一直在做这些危险的事情，你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上官正义：一个人在最无助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家里的那种贫瘠，需要有人关心。我是有强烈的自我强迫症的那种，如果我知道了，哪怕投入再大，我都会去帮助到底。其他的没有什么高尚的想法，什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想的那个不是我想的事情，我觉得我做好我当下的自己。 我曾经是军人，我很爱国，爱这个社会，更珍惜自己的当下。我们的社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希望通过我的方式去修复它，让它变得更美好，这是我的初衷。 问：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上官正义：最近我的身体不是很好，睡眠特别差，我白天要做事，晚上要去跟他们斗智斗勇。 问：你的家人支持你吗？ 上官正义：还好吧。我去哪里，都不告诉家人，上有老下有小，最近的事，是他们看到媒体报道才知道的。 问：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真的是有一天自己遇到生命危险了怎么办？ 上官正义：我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不让自己置身于这种危险。我始终觉得，我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我做的是好事。我相信世界都是温暖的也是善良的。当然，真的是有那一天来临的话，谁也挡不住 还有，我买保险是买不到的，我要买高危险，但是保险公司的条款，是没有我这个职业的，如果我不选高危，我将来就属于骗保。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孙春龙和平工作室）
1月12日，“首个遭代孕客户退单女童无法上户”这一话题登上新浪微博热搜。四川成都47岁代孕妈妈吴川川（化名）称，2017年在代孕三四个月时被检查出来患有梅毒后，被客户退单，但自己怜惜胎儿拒绝流产跑回老家产女，后又因生活拮据卖掉出生证。目前3岁“黑户代孕女童”小让（化名）面临上户无法律依据困境。多部门工作人员提出建议，其中民政局人员称让福利院接管小孩。小让的生母吴川川则在2020年底起，远赴内蒙古寻找女儿生物学父母，希望通过亲子鉴定帮助女儿上户。 据观察者网报导，2016年上半年，吴川川因为腰椎骨折后没有了收入来源，为了谋财她通过网络联系上了一家上海的代孕公司，通过中介徐某，吴川川在上海等地经过一系列孕前检查后，最终被选上替一对来自内蒙古通辽市的夫妻代孕。 据凤凰网报导，吴川川代孕时44岁（据吴川川称自己当时38岁，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年龄大4岁），但是就在她怀孕三个月时，却被检查出染上了梅毒，因为在代孕之前检查身体一切正常，所以吴川川怀疑是同住的其他代孕妈妈传染给自己的。随后，客户要求退单并提出将胎儿流产掉。但此时孩子已经四个月了，因为移植的是胚胎，孩子比正常受孕的孩子要大些，吴川川此时肚子里的宝宝都已经会动了。这笔代孕起初谈好的价钱是17万元。但据吴川川说，最后自己只拿到了2万元。 吴川川说：“孩子在肚子里时就特别听话。她用脚使劲撑我的肚子，很痛，我让她不要踢，她就停下来了。我觉得我说话她能听懂，特别聪明。”因怜惜胎儿拒绝流产，她便独自返回成都老家产下女儿。之后为了能养活自己和女儿，吴川川便经过别人介绍，与一位身患侏儒症的男人重新组建了家庭。 吴川川组建新家庭后婆婆丈夫都对这个女儿疼爱有加，她自己也说：“虽然我老公身高只有1.4米多，很善良，没有读过书，但对我特别好，真心对我好那种。” 但是就在她想为女儿小让上户口时却遇到了难题。据《时代周报》报导，就在生产前一个月，吴川川因生活拮据，以25000元的价格将女儿的出生证明卖给了一对想要购买出生证的泸州夫妇。现在她自己要想为小让上户时，却发现必须要有出生证明或者亲子鉴定才可以。因为代孕时是移植胚胎，小让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所以无法出具亲子鉴定证明。吴川川称曾想过用她自己出售出生证明的方式购买一个出生证明，却前后被骗了八九万元。 据澎湃新闻报导，成都郫都区卫监局妇幼科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生证明若是卖给别人，是属于国家不受保护的情况。医院能补则补，补不到就补不到。而吴川川的情况又太复杂，代孕本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成都郫都区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的工作人员表示，民政局只能给吴川川办理收养登记，但鉴于她的情况并不符合程序，不予办理，并建议让福利院接管小孩。 此时的吴川川一度陷入无法律依据上户困难的境地，为了不让小让被送到福利院。2020年底，吴川川决定北上，赴内蒙古寻找女儿生物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协助自己办理收养登记。但当时双方已断联3年，吴川川仅有对方姓名、家庭简况和旧户籍地址。 内蒙古通辽市警方相关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因事件涉及较大个人隐私存在风险，公安机关没有依据帮忙寻找女孩生物学父亲。该负责人表示，女孩生物学父亲和吴川川若存在经济纠纷或涉嫌遗弃，则后续困难更大，不如仍寄托希望于找回出生证明。 1月12日下午，吴川川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孩子的生物学父亲找到了，她的亲生父亲已经50多岁，母亲也近50岁。因为他们的儿子在二十多岁时去世了，他们已经有了一对2岁的双胞胎孩子，家庭条件也不足以再为这个小孩负责任了。”同时，吴川川坚持表示，小让必须由自己继续抚养。 截至看新闻编辑发稿时，小让的户口还是没能上好。孩子的生物学父亲与妻子两人意见不一，认为吴川川需要进一步明确落户手续流程和法律责任，双方再做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