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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再次强调了中共理论对于中共的事业的重要性。有关专家分析说,中共的性质决定了对理论的重视,但是“笔杆子”仍然常常成为内斗的牺牲品。 《人民日报》7月27日报道,习近平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话时再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共事业的重要性,并且说“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中共理论支撑中共合法性 中共中央有一个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机器。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以来,历任组长都是由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现任组长是当今中共头号“理论家”、党内排名第五的王沪宁。 《开放》和开放网主编金钟说:“共产党他们的百年革命,在这么漫长的时间中间,理论始终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是他们合法性、权力、革命战争的合法性的依据。” 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说,中共打天下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夺取政权以后,应当说是三个杆子。第一个是‘枪杆子’,第二个是‘笔杆子’,中间还有一个‘印把子’。” 中共“笔杆子”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既包括传统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和文化艺术(影视、戏剧、音乐、文学、美术等),也包括现代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进行鼓噪宣传和施展控制的大有人在。然而,被中共称为理论家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比较知名的除了现在的王沪宁,还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胡乔木和邓力群等。 宋永毅教授说:“中共的理论家,他最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上层,甚至是最重要的领导人,比如说现在的那些理论家,王沪宁啊,主要是为习近平服务,主要是鼓吹习思想,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东西不是下面的一个省市级的干部,更不是一个什么局级宣传干部可以提出来。他提出来就是‘妄议中央’了,要开除党籍的。” 金钟说:“习近平的什么什么建国的什么什么理论,王沪宁跟他们搞的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尤其是最高权利,他必须要有一个理论的包装。” 中共理论家命运多舛 中共顶级“理论家”都曾经有过耀眼的历史,也都经历过人生中的至暗时刻。陈伯达,任职时间最长的毛泽东的秘书,前后共计31年,深得毛泽东信任,曾长期担任中共理论研究最高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和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即今天的《求是》)杂志总编辑。最著名的文章是1951年在为纪念中共成立三十周年而写的两篇政论文章——《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革,任命陈伯达担任位高权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四。然而在他到达人生巅峰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受到毛泽东的怀疑,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被隔离审查,关进秦城监狱。文革后他被中共确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受到审判,被判处18年徒刑。 康生,1925年参加中共,在中共党内被称为“康老”。由于长期负责组织和情报安全工作,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实权的“理论家”。但是他本人并无著述,“理论家”头衔是虚衔,主要原因可能是他曾经长期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工作。文革期间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内排名第五,权倾一时。1975年康生病逝,中共在讣告中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在文革后的1980年,康生被“鞭尸”,开除党籍,撤销讣告,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张春桥,1936年加入中共,长期在中共宣传部门工作。文革中进入权力曾经一度超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二副总理,党内排名第八。最著名的写作是分别在1975年和1976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曾经把张春桥列为自己接班人的考虑人选之一。 然而,尽管中共最早的领导人,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王明,甚至毛泽东,都是以理论和文章著称,但是自毛泽东以后,“枪杆子”的分量显然超过了“笔杆子”。 毛泽东1939年12月曾经说:“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 但是毛泽东同时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 《开放》和开放网主编金钟说:“这个跟中共的这个传统,跟他们的正宗有关。毛提倡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就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军权,是掌握部队、军队的。” 自毛泽东以后,“笔杆子”出身的人再也没有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甚至第二号、第三号领导人都不是。 宋永毅教授说,文革期间张春桥和其他文革派重要人物请求毛泽东撤换当时掌控中南海警卫部队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但是毛泽东只说了一句“我用惯了他”,就给回绝了。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春桥的担忧,在抓捕“四人帮”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就是汪东兴。此外,毛泽东一方面认定张春桥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却选了华国锋做实际的接班人,为华国锋日后一网打尽最忠诚于毛泽东的张春桥和文革派奠定了最重要的权力基础。 毛泽东曾经让张春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是最终张春桥这个“笔杆子”由于缺少在军队中的根基,还是没有变成“枪杆子”。 宋永毅教授说:“共产党是很实际的,像它这样一个以暴力为宗旨,崇尚暴力的组织,军权是决定性的。毛泽东曾经想选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对吧?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为什么?军队反对。” 中共理论家特征:左派 中共理论家多数被视为左派,即使是中共思想领域最活跃的八十年代,以胡乔木和邓力群为首的中共理论家也仍然被人们封为“左王”。这两个人都在那个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共的意识形态工作,但是也都有自己难念的经。1985年,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由于腐败问题被逮捕判刑,胡乔木的家曾经被搜查。 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之后,陈云等人曾经力主由邓力群接任总书记,但是邓小平没有同意。在同一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竟然被挤出中共中央委员会。此后他曾多次撰文批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但在政治上再没有东山再起。 两位“左王”的晚年尽管不尽人意,但是比起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顶级“理论家”来说,已经算是“善终”了。 宋永毅说:“钱钟书有句话嘛,他的《围城》里面说知识分子,这个文人永远是统治者的如夫人。正妻大老婆,平妻小老婆,下面就是小妾,就是如夫人。这个如夫人是最不值钱的。” 宋永毅认为,中共党内的理论家都像如夫人一样。 他说:“陈伯达就是个典型嘛。‘庐山会议’上就首先把陈伯达抛出来,为什么他不敢抛林彪,甚至黄吴李邱都没有抛呢?因为那个是‘枪杆子’啊,‘枪杆子’是中共安身立命的东西,而这些理论家是不值钱的吧,对不对?抛出来就抛出来了。” 毛泽东思想催生人的结局 “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了解一些中共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最早是由曾经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1943年提出来的。也有人会知道,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 绝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人是中共早期“理论家”张如心。他1941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说毛泽东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主张“党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张如心还提出要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是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最好指南针之一”。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张如心对毛泽东的推崇并没有得到好的结局。据百度百科记载,他“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6年1月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
2022年7月7日,中国各大主要媒体都转载了一篇文章,《从未来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中国纪检监察报),核心内容是要证明确立习近平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和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中共未来的一百年有多么重要。文章的作者是中共当代重要的理论家曲青山。有关专家就此探讨了中共理论家和“笔杆子”在中共事业中的作用。 曲青山文章引发关注 作者曲青山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直属的中共最高理论研究机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院长。他早在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一年多、尚未被赋予“核心”称号的2014年就发表过多篇推崇习近平的文章,包括在《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以及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 时值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理论家强调确立习近平思想的地位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思想和理论也都被写进中共党章,属于继承之列。然而按照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惯例,习近平应该在中共二十大上卸任,让位于新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强调确立他的“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几乎是在向人们宣示,他还要继续留在核心位置上。 曲青山的文章并没有说清楚,无论中共过去的百年,还是未来的百年,为什么离开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都行,偏偏离开习近平就不行?中共拥有百年历史、9000多万个党员,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能够有人接习近平的班,继续带领中共前行呢? 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利明璋(Bill Bishop)评论曲青山的文章说:“曲青山清楚地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需要习近平的思想和领导。尽管文章避免了一些过分的语言,比如‘领袖’和‘舵手’,但在我看来,这是在为中共二十大和习近平继续当政定调子。” 中国事务专家高新指出,尽管中共并没有宣传说习近平要终身制,但是他继续统治下去已是大势所趋。 高新说:“习近平本人也好,王沪宁也好,他们也并没有在党内去宣传现在的总书记或者说第一把手可以终身制了,他可以是终身领袖。所以终身领袖是精神领袖,但是他不一定在位,在实际位置上去做到终身,做到自己死的那一天,但是至少他们要满足15年,甚至15年以上的多个任期。” 曲青山在文章中罗列了习近平的各种丰功伟业,这和公开和私下表示习近平要继续当政是一致的。高新认为,习近平上台以后推行的国内路线不同于胡锦涛和江泽民的路线。胡锦涛时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导致中央权威下降。习近平表示要扭转这个局面,但是执政10年时间不够。 高新说:“他(习近平)刚刚上台不久曾经在私下里说过的一句话就是,10年时间根本不够。就是他完全推行一条所谓新政,就是所谓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他自己对党内解释的,只靠两届、10年的时间不能够在一个人手上完成。习近平也好,为他当吹鼓手的王沪宁也好,他们的这种解释在党内应该是有一定市场的。” 理论家 笔杆子 中共事业核心工具 王沪宁是当今中共最高的理论权威。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属于中国最高决策层成员。从历史上看,中共历来重视理论和宣传工作。抗战期间,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曾经说过:“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同样在1939年,毛泽东在另一讲话还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其中的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都包含理论家和笔杆子的宣传对党内外的教育和鼓动,以便赢得人心,赢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说:“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的蓝图,它必须要有理论。它有了理论才能使老百姓懂得那是个什么玩意,通俗一点的讲就是,因为这个是不着边际的东西,它必须要依靠欺骗手段。李闯王那个东西很简单,‘闯王来了不纳粮’,就不交税了,很简单,可以触摸到。它这个东西是触摸不到的,如果你没有理论的话,你怎么来号召呢?” 为了创造和宣传中共的理论,中共从早年开始就专门设立机构进行这种工作。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后来又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直属中共中央。 长期担任主任的陈伯达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委员,后来一直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四。曾经担任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也曾经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专门负责理论及政策研究、草拟文件等工作。它最初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毛泽东准备“延安整风”的材料,即所谓的“党的文献”,足见作为政治工具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外界也常常根据中共理论机构发出的一些枯燥的文章来探测中共的政治风向。 中共宣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内对外不一样,常常有两套说辞。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许湘筠采访时表示,这个特点直到今天可能都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他说:“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对外信息系统专门为外部的人制造信息;有一个对内信息系统专门为内部的人制造信息。从总体上看中国,必须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了解对外的信息是怎么制造的,设想的目的是什么。同时要注意也许有来自内部政治体系的非常不同的信号,针对的是非常不同的政治听众。” 宋永毅教授认为,中共重视理论家和“笔杆子”,其最终原因就是为了欺骗,为了控制。他把2019年8月底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归纳为两个词组。 宋永毅教授:“第一个词组,他反复讲的是‘贯彻落实’,也就是说这个‘笔杆子’也好,理论家也好,宣传部也好,他要贯彻落实这个党的大的政策方针。第二个词组,他叫‘统筹协调’,就是所有的东西他都要统筹协调,在所有的领域之内。如果说第一个‘贯彻落实’你说他是欺骗,那‘统筹协调’,他就是控制。所以我给他归纳成为就是四个字,欺骗控制。这个就是‘笔杆子’的重要性。” 中共理论家和“笔杆子”不仅要为中共的行动制造先期的舆论准备和铺垫,而且还要为领导人做行动后的合理解释。宋永毅教授举例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首要目标是要打倒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宋永毅教授:“毛泽东在决定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的脑子中间全部都是权力斗争,就是要把刘少奇弄死。然后谁给他拼凑了这个理论呢?那就是这个理论家了,就是陈伯达,就是张春桥,就是姚文元。所以这个毛泽东的理论一直是到1967年11月6号‘两报一刊’发了一篇非常重要的理论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 文革中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说明毛泽东是依据这个理论发动了文革。 宋永毅教授:“这个完全是倒过来说了,本末倒置对不对?完全是毛泽东先打倒了刘少奇,然后拼凑了这个理论。说明因为毛泽东非常自负嘛,他不仅认为他是个领袖、统帅,他还认为他最重要的是伟大的导师嘛。那导师就一定要有理论。所以这个就是理论家起的作用。” 理论家和“笔杆子” 谁更重要? 宋永毅教授解释说,就本质来说,所有的“笔杆子”都是御用文人。中共既需要档次较高的理论家,又需要档次比较低的‘笔杆子’。中共理论家参与制定政策,指导方向,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甚至是为最高领袖服务。 宋永毅教授:“就理论家来说,他服务的对象恐怕主要还是上层;他需要能够帮助最高领袖构造一些理论框架。他不仅需要欺骗广大的知识干部,欺骗老百姓,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 而宣传部们的“笔杆子”主要是负责落实和执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下层,主要是欺骗大众。 宋永毅教授:“当然主要是去怎么样欺骗大众怎么好,怎么忽悠大众怎么好。”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国人文化水准的提高,国民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已经占60%以上。要忽悠这些有一定知识的人,中共“笔杆子”的任务可能并不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