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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被删了,但硬骨头还在

昨天写假骨灰的文章被删了,意料之中,但仍然会心痛。做自媒体4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在评论区精选骂人的脏话,因为没有更合适的表达了。 这种事,要怎么去理性客观分析呢? 讨论怎么才能防范殡仪馆和丧尽天良的公司勾结吗?这特么根本就没人能想到还会有人这么干啊……难道给火化过程装个监控全程网上直播才能做到透明监督吗? 讨论出现这种事情的背后原因吗?这有啥好讨论的呢?纵有万般苦衷你也不能这么干啊!更何况相关骨科材料又不是完全没有人工材料替代品。 就这类超出正常人想象的事情,真就没啥讨论的空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最大的声音去告诉所有人,去谴责,去施压,去声讨。 领导不喜欢看到这些话题,我知道,但没办法,我还是得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核酸大跃进降温 多地叫停常态化检测意味着什么?

就在昨天,合肥对七天一次的核酸检测按下了暂停键,这也是第一个退出常态化核酸检测的省会城市。 不过,合肥不是第一个退出核酸“群聊”的城市,一个多星期前,江苏海安停止了核酸的常态化“巡检”。 此外,山东德州观影不再要求“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广东惠州不再要求出行旅客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江苏苏州低风险地区直接自由流动……安徽省内,黄山、宣城、淮南,各市宣布取消原定次日开展的区域核酸检测工作。 这距离全国各地一窝蜂开始建设15分钟核酸采样圈还不到两个月。 5月上旬,大城市被建议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但在实践中,无论城市大小,是否存在疫情,都投身于这场核酸大跃进中: 成千上万的“核酸采样亭”拔地而起;单是广东一省就有核酸采样员超过44万;已完成超过百亿人次的核酸检测; 我国核酸检测能力从2020年3月的126万管/天,增长到今年5月的5700万管/天,两年时间增加了45倍。 经历了短暂的“混乱”,中国几乎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产业:根据东吴证券的测算,所有一、二线城市常态化全员核酸的年成本约为 6700 亿。 即便在没有疫情的城市,吃饭、看电影、逛公园,核酸阴性证明也是出门标配。而核酸的保质期,被网友戏称“还不如一个面包”。 但不到两个月后,核酸潮忽然降温。 这背后,到底经历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常态化核酸检测不是高效的抗疫工具 常态化核酸的先驱,是被香港第五波疫情波及的深圳。深圳当时以极快的速度,全面暂停公共交通、出示48小时核酸证明,用一周时间迅速止住了疫情。 自2022年2月深圳最先推出15分钟核酸采样圈至今已有4个月,此后,但凡有规模性疫情的城市,都纷纷效仿。 但常态化核酸像是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同样凭借管控和常态化核酸的北京和上海,却迟迟没有清零。 北京和上海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刚刚放开不到一周,就出现了疫情反弹。本土30多天无社会面新增后,一夜之间,深圳6月18日在社区筛查中发现2例感染者。广州白云机场,又一次有高风险岗位人员查出阳性。 用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的话说,测核酸并不能防止病毒传播,对于防控意义有限,“就跟验孕一样,验孕不等于避孕”。尤其在低风险地区开展常态化核酸,好比“一个适龄妇女,没有高危行为,为什么要天天验孕?” 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黄森忠曾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评估常态化核酸在早发现方面的作用:与以往出现症状感染者主动就医暴露疫情相比,常态化核酸检测能将发现首例感染者的时间由7-10天提前到4天,进而将感染规模缩小3-4倍。 但理论是理论,现实的复杂性要远超模型可涵盖的变量,真实世界中,常态化核酸能起作用有限。 少数有效案例来自本就有新冠流行地区或输入风险较高的地区,深圳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深圳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组长卢洪洲以最早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深圳为例介绍到,“目前我国的疫情源头多数是输入性的,入境人员、冷链、国际物流都是高风险因素,特别是像深圳这样地理位置特殊的一线城市和口岸城市,发生输入性疫情风险很高”。 此外的个别案例来自流行区的人员辐射城市,譬如毗邻香港的深圳、与上海联系紧密的杭州。 但黄森忠告诉八点健闻,这些案例都是特殊情况,而非“常态”,输入风险较高的重点区域、重点人员以及“战时战区”本就在重点监控范围内,深圳加强检测是在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概念之下,而其他风险不高的城市在“常态”时期没必要进行常态化大筛,只需检测重点人群即可。 “是否需要建设15min核酸采样圈,需要根据当地的疫情流行风险、人口规模、核酸检测频率等需求等因素综合评估,盲目跟风更多的是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卢洪洲告诉八点健闻。 重点区域核酸检测频率亦有可商榷空间,多位专家告诉八点健闻,在重点区域,每周1-2次大规模核酸对于发现疫情来说够用的,而卢洪洲提醒,在最严格的情况下,两天一次核酸筛查频率是足够的,每天1次的检测频率就属于不合理的人群筛查策略。 病毒学专家常荣山解释称,一个常识是,传染病的流行暴发具有阶段性,是“非常态的”,有传入,有扩散,才会有暴发,有感染才有检出,在新冠流行风险极低而实质上无流行的地区做高频大筛,最终筛出一两个无头无尾无继续传播的核酸异常案例,那这个案例大概率是假阳,筛检绝对数量越大,假阳的绝对数量也会相应地增加,属于“没事找事”。 因此,黄森忠总结道,大规模核酸,它对大多数城市而言,最合理的用处是在发现疫情之后,快速筛出感染者,在筛检阶段,与之前医院、门诊和重点人群式的检测相比,用处不大。 但当下,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成了各地官员的“定心丸”,八点健闻了解到,在常态化核酸之余,部分资金较为充裕的城市在节假日前后、放假开学季等人口密集流动时期,也要时不时地原地静止来一轮全员核酸检测,确认无异常结果后,相关官员才会安心。 看不见的代价 值得玩味的是,各地对核酸态度的变化发生在医保宣布拒付后。 在逐步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各地,这笔费用最终由财政买单,但单向的资金流入是无止境的,八点健闻了解到,多地财政支付存在延迟或拖欠现象。哪怕是富庶如上海,也在6月初宣布,该市常态化核酸检测点的免费检测服务将会维持到7月31日。 关于各城市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成本预算口径多有不同,黄森忠测算得出,在核酸检测资源丰富的天津,一次大筛的服务成本只有300万,不包括人员、耗材等。但上海在本次疫情期间逐步补足了核酸检测资源,疫情期间核酸检测花销约为134亿,而招商宏观张一平测算自4月6日-6月5日深圳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检测费用约为31.6亿元。 在这些看得见的成本之外,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改变在悄然发生。 据晶报APP报道,在持续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并于3月底结束上一轮较大疫情的深圳,其地铁客运量在6月才恢复到去年日均客流水平,以工作日客流高峰周五为例,3月25日,深圳全网客运量仅为383万人次,仅为去年日均客运量的64%,4月1日全网全网客运量上升为487万人次,约为去年日均客运量的81%,而直到6月初,消费活跃的周六日的客运量也未回复到去年水平——6月11日和12日,距离疫情已2个多月的一个周末,深圳全网地铁客运量分别为423万人次和403.97万人次,分别只有去年日均客运量的70%和67.6%。 根据交通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5月,全国51个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城市共完成客运量13.3亿人次,环比增加0.38亿人次,同比去年5月减少8.5亿人次、下降了39.0%。 与这一数据相佐证的是深圳的消费数据,据公众号“城市数据团”统计,年初以娱乐餐饮指数高于去年同期20%开年的深圳,在疫情期间指数开始走低,封控期间最低为去年同期的47%,而此后的两个月也未完全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在5月底,这一指数是去年同期的八成。 该作者以同样的方式对比了开展常态化核酸的太原、武汉、无锡、苏州、杭州、郑州,无一例外的,哪怕无规模性疫情的城市,其娱乐餐饮消费指数也均低于去年同期。 该作者以双重差分法确定了常态化核酸检测对娱乐餐饮消费指数的“贡献”—— 实施了常态化核酸的城市,在5月底的娱乐餐饮指数要比去年同期低28.7%,而未采取常态化核酸的城市,比去年同期低20.6%。 究其原因,作者认为,常态化核酸检测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和消费行为,“原本可以正常出门消费的人群,其中的一部分在常态化核酸之下,可能会放弃或者减少消费打算,变得更‘宅’,从而改变城市的消费结构”。 核酸检测,也增高了城际间的交流的时间成本。一位南京的创业者在接受八点健闻采访时,为了满足北京地区的72小时入京核酸要求,他在北京本轮疫情前的一次到京出差,由于担心核酸过期,从落地到返程匆匆忙忙只花了15个小时,而在疫情之前,他平均每月到京出差一次。 6月2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宣布,北京市已与河北有关部门沟通,将建立核酸检测数据快速共享机制,实现“一地检测、两地使用”,方便通勤人员就近就便检测,在此之前,往返于燕郊与北京的通勤、就医人员,因核酸检测耗时长、京冀核酸结果不通用而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混乱时期。 而在实行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深圳,6 月 10 日,深圳机场披露了 5 月份生产经营数据,公司 5 月旅客吞吐量 185.63 万人次,同比下降 52.51%;航班起降架次 2.09 万架次,同比下降 28.1%。 但这项代价总归要比其他城市小,根据张一平的测算分析,在结束疫情后的4月份,深圳工业生产、投资、外贸以及信贷投放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消费修复较为滞后,在疫情、就业、收入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居民消费意愿偏低。 未来,核酸应该怎么用? 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是,核酸检测阳性,不等于有症状,不等于有肺炎症状,更不等于发展成危急重症。 常荣山表示,未来更有效和更具性价比的清零方案是要借助已对新冠肺炎有充分认知的民间力量,协助超95%的无症状感染者更好地自愈,并精准筛出具有危急重症因素的感染者,为其提供及时的诊疗服务。 这套方案的筛选标准是症状,即通过出现疑似症状的人群的主动就医发现疫情,并分层处置,多位专家提醒,鉴于奥密克戎毒力已大幅降低,各地决策者要克服恐惧心理,保护好老人和儿童等脆弱人群,在发现疫情后快速启动、精准处置即可。 北京此轮疫情发展至今已有两个月,累计感染者两千余例,6月22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王小娥在发布会上通报,北京至今无无重型和危重型病例。 种种现象已经释放出信号:常态化核酸和全员筛查,当疫情乍现苗头时,是有效遏制的手段,也是帮助中高风险地区尽快恢复常态的有效措施。但在零星病例的地方,可以说是劳民伤财,甚至是收效甚微。 “在香港,常态化核酸被抛弃了,现在搞的是岗哨系统。”金冬雁解释,一个750万的城市,每天从18个区随机抽出共1万人测抗原,就能见微知著,有效掌握城市的流行情况。 在香港第五波疫情中,奥密克戎最终在动态清零和群体免疫之间突破了临界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3月公布的推算,全港约有440万人已感染新冠病毒,近六成人口,港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此前称,第六波疫情一定会来,最终会转变为“风土病”。 近一周多来,香港疫情回升至日新增千例。金冬雁指出,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会造成进一步传播,“再传播病例数也上不去了”。 香港的经验表明,大部分人群接种疫苗,超半数人口感染,已经在社区人群中形成了免疫屏障,“就算把病毒放进来,也只会感染一小部分人”。 几个星期前,金冬雁参加了一场100多人的会议,吃了两顿饭而茶歇环节也有人摘下口罩去吃东西,事后发现有一位打过三针疫苗的同事感染,但包括他在内的参会者作为密接测了好几轮抗原再加一轮核酸,最终一个人都没感染。 在香港,核酸检测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防控措施,而采取的是在有病例或有风险的地方,先进行连续几天的抗原检测,核酸只是一种确认感染的证明。而对于重点行业、重要岗位,通过每天做抗原的方式,及时筛查出感染者,居家隔离一周,转阴后继续上班。 一项关键的措施调整,是核酸检测从“被动”转为“主动”。 即对于重点区域、重点人群进行核酸检测,比如在医院、餐饮等行业要求,在交通枢纽,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可以设置,旅客出入可自愿检测,并且由政府买单转为自费。 “目前,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疫苗抗病毒药物,目前以严格的管控和常态化核酸检测为主的防控策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待高效、广谱的疫苗和高效的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研发成功后,我们防控策略也会随之改变。”卢洪洲说。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双管齐下,才是应对疫情的有效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认为,硬件闲置还不到讨论的时候,核酸采样亭不太可能短期内撤销或者停用。现在疫情还不能说完胜,花钱投入的核酸采样设施和人员,哪怕这个月不开展运行,也还是要确保关键时刻随时能够启用,并维持一支固定的、随时可以调动的核酸采样队伍。 至少在未来几个月内,核酸采样亭可能会出现闲置,但不会消失;工作时间可能会调整,例如从全天缩短到半天等,但这一设施和相应人员并不会立马退出。只是减缓频次,或者转为重点行业的人员服务。 卢洪洲认为,高风险地区和人群,进行定期检测常态化核酸检测很有必要。非风险地区和人群,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进行持续高强度的常态化核酸检测。 但当疫情从平时进入战时状态,需要进行核酸筛查时,这些设施和人员又会立马上场,为大家提供方便快捷的核酸检测服务,让大家主动去做核酸检测的时候不“费劲”,愿意主动筛查。 卢洪洲建议,常态化核酸检测也应做到精准防控。疫情发生时,相关风险地区可做到“应检尽检”,并根据风险研判对检测频率、持续时间进行具体决策。但疫情平稳期,要根据风险情况进行分级,尽量做到“应不检尽不检”。 但从长期来看,核酸采样亭最终会弃用,核酸采样员最终会流失,常态化核酸将来回溯也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放在更宏大的传染病史里,人类也不得不学会与自然和解,最终接受新冠成为一种流行病的事实。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 

拷问西安疫情,千万人口重镇应急表现何以如此

“混乱。” 说起这周的前两个工作日,西安教师杨萌脱口而出。 周一凌晨两点,杨萌接到学校通知,开始连夜告诉学生停课的消息。但作为老师,她还要正常上班;根据市里的规定,上班或者出入其他公共场所,都需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为了能顺利上班,杨萌和身边不少人一样,选择了连夜去自费核酸。 没想到的是,周一一大早,一码通系统的崩溃,让包括杨萌在内的很多西安市民陷入了更大的无措。公交、地铁只能手动登记,连夜做的核酸检测,因为系统故障,没法查到检测结果。 对今年即将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生贝拉来说,西安的疫情更是让她不知所措。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是陕西其他城市的考生,考点在西安的西京大学。昨晚陕西省虽已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考生做出了新的安排,但如她一样省内跨市的考生仍面临“跨市从严”的巨大难题。 “要么放弃考试,一年努力打了水漂;要么冒着感染风险去西安,返乡还需要自行承担隔离费用等一切后果。”说到这里,看不到在低风险地区考点借考希望的她失声痛哭。 在疫情陡然进入快车道的当下,这座城市的应急管理系统正备受拷问。 一方面,据陕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介绍,此轮疫情中,西安市已出现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目前,西安市内出现过阳性病例的封控区已达90个。 国内一位病毒学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西安)在发现首例确诊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传播好多代了”。 自12月9日报告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18日起,西安每日新增开始突破两位数,21日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2例,4天里累计新增确诊病例已达125例。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日前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百度新冠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网络图片) 此前出现相似传播情形的满洲里,常住人口只有15.05万,尚且经过了12轮全员核酸才迎来拐点,而西安则是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295万的大都市。 另一方面,本轮疫情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至今已波及咸阳、延安、东莞及北京四地。 值得注意的是,即将于3日后到来的硕考,约13.5万考生被安排在西安参加考试。 隐匿传播数天进入高峰,外溢效应已显 据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消息,经过对西安当地36例本土病例的全基因组测序,已证实这些确诊者感染的均为德尔塔变异株,且均与12月4日入境航班PK854旅客中发现的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据此可以初步判定,此番仍是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疫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西安疫情源头锚定在12月4日的入境航班,至今已过去了18天;而当地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报告日期为12月9日,至今亦已有13天。并且,当地首个通报的本土确诊病例并非源自机场,而是入境人员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 国内外机场及防疫酒店出现病例的现象并不鲜见。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流调)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是从防疫酒店漏到了社区,还是从入境时就漏在了机场,都还不清楚”。前述病毒专家指出,西安发现疫情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历了多代传播。 如今,西安的主城区相继失守,核心的雁塔区疫情尤为严重。 同时,整个西安市至今已发现多个传播链条,且经过大量流调工作后,各个传播链之间缺少明确的关联性。譬如12月12日确诊的雁塔南路子午门诊部工作人员,前后均无相关新增病例,其感染源至今仍不明晰。 作为一名普通的西安市民,杨萌说,她切实感受到了恐慌。“有些确诊都不是密接,就是一个正常生活的普通人,突然被确诊”,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所以基本上流调情况一通报,我感觉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沾边儿”。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检测的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不仅如此,作为省会城市,西安的四通八达让这样的隐匿性传播充满了外溢风险。截至目前,咸阳、延安、东莞、北京四地已出现相关病例。 其中,北京宋庄相关确诊病例是一位高三艺考生。该生于12月12日参加了西安艺术联考,后于14日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返京,19日核酸检测报告为阳性。而与其一道参加联考的其他考生的情况目前尚未可知。 要知道,陕西省的高校大多集中分布在西安市内,今年全省研考报名的近17万人中,按照计划,原本约13.5万考生将于三天后在西安参加考试。 备受拷问的防控管理 就目前来看,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西安在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和常态化防控三个方面表现并不理想。 更让西安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是,疫情暴发后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个魔幻情节。 有当地网友发微博表示,昨日(12月21日)在西安航天星河公园做核酸检测,寒风中排队5个小时直到天黑,结果数百人被告知,因核酸系统崩溃无法完成检测;另有核酸采集点因系统崩溃,通知已经采集的样本作废,需要重新采集。 更令人崩溃的是,西安的健康码系统一码通也发生故障。公交、地铁没办法出示绿码和核酸检测报告,排队挨个手动登记身份;有人选择徒步到单位,发现没有一码通也进不了办公楼,再徒步回家,又进不了小区。 为此,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建议市民,为减轻系统压力,非必要不展码、亮码。西安大数据局局长刘军回应一码通故障称:“每秒访问量达到了以往峰值的10倍以上,造成了网络拥堵”。 核酸检测,对很多市民来说,也是费尽周折。杨萌说,昨日中午,她临时接到通知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立马赶去现场。没成想,前面的队伍已经排了近五百米之长,人挨着人。 今日凌晨三点,还在睡梦中的市民汪冰心,便被敲门声叫醒,要求她和家人下楼做核酸。 “很多小区的人都说,他们也在凌晨被叫下楼排队核酸。挨家挨户敲门和检测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但像今天这样白天没做、晚上赶工的安排实在让人无力吐槽”,汪冰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位滞留在西安北站的乘客在社交媒体上还分享了自己被政策彻底搞晕的经历。“排队1小时核酸,12小时后出结果,买动车票后再用1小时去高铁站排队1小时,被通知需要开街道办事处证明,于是退票;坐车1小时去街道办排队半小时,街道办的人说,低风险区不需要证明,拿着24小时内核酸即可;录音后,再花1小时返回高铁站,高铁站人员表示必须有证明;又返回街道办,核酸已超时,又去排核酸;12小时后拿到证明去街道办,街道办让去社区开证明,去了社区先写承诺书,写好后盖章,再去街道办盖章开证明;到了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领导正在协商,等着等着,核酸报告又超时了……” 贝拉所在的一个考研群里,焦虑的情绪正不断蔓延——他们不想放弃准备了一年的考试,但去西安的风险以及往返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在疫情暴发后给出解决方案,而这离考试只剩下5天。 有人尝试联系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询问解决办法,得到的回复是:“你觉得考试重要就来考,大不了考完回去隔离。”当问及是否可以像浙江一样就地借考,工作人员答道:“那都是你们自己想的。” “浙江出现疫情早早就做了硕考相关的借考等安排,陕西则到昨晚(12月21日)才出相应安排。而省内低风险城市考生在当地考点借考的申请还是被忽略了”,贝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尝试联系陕西省教育考试院,但截至发稿时并未得到回复。 诚然,疫情防控之下桩桩件件都是大事,但在全国应对疫情已有近两年的经验下,一座千万级人口规模的省会城市,在压力之下的应急表现如此,难免令人大失所望。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截图。(网络图片) (文中杨萌、贝拉、汪冰心均为化名) (全文转自中国新闻周刊,原文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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