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陶洛诵：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们
2026 年 8 月 10 日
中共二十大决定习近平是否连任，中国政坛高层的血风腥雨程度未必逊于习近平接位时的十七大。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正在全力对付中共党内最后一支有挑战能力的暗盘力量：江曾系势力。本人一向不根据“北京内部人士透露可靠消息”判断形势，但多维这家总部设在北京的美国中文媒体，最近接连推出“邓小平南巡30年”系列，除了表示习近平要继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之外，多篇文章都点到江泽民的名字。提到江的政绩败笔，不再只限于贪腐之类。重中之重，莫过于1月24日推出的《南方谈话前后两种力量的博弈》（以下简称《博弈》）一文，这是第一次将江泽民置于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政治对立面，并且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 路线斗争：中共党内的生死较量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路线斗争”一词份量极重，中共立党百年，总共经历了十一次路线斗争，基本都是中共最高层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博弈》一文称，1989年5月20日，邓小平等中共高层决定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替赵紫阳出任中共总书记后，31日邓小平在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提出了他的“政治交代”（政治遗产）：“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其核心即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邓小平最看重“坚持改革开放”，视为其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当时中共党内是元老当家，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元老形成“双头政治”，邓小平要改革开放，陈云由不想放弃计划经济，“六四”之后中共党内主流否定改革，陈云明显压邓小平一头。江泽民权衡利害，自然投陈弃邓。在江泽民1989年的第一个“七一讲话”，就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1991年，江泽民在中共建党70周年讲话中，8次提及资产阶级自由化，9次提及和平演变，称“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谈及培养接班人时，特别提出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御和平演变斗争的实践中，考察和培养干部”。重提阶级斗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将改革开放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并列。这等于完全否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与干部培养的“第三梯队”计划——文章没谈的是当时坊间都在传说江泽民放出的狠话：要把万元户搞得倾家荡产。 在此形势下，邓小平不能坐视改革开放被腰斩，1991年春节去上海见陈云被婉拒，但在上海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杨尚昆有过两次会面，达成了一致。在以杨尚昆为代表的军方支持下，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的“南巡”成功扭转了局势，2月24日《人民日报》发布《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的社论，公开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由于杨尚昆加入邓小平一方，政治砝码远重于陈云一方，江泽民经过长达两年零八个月的犹豫之后，终于选择站在了邓小平一边。 这些我们这代人当年亲历之事，后来由于江李朱、胡温两代高层都坚称自己“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江泽民当年在邓、陈之间的犹豫与摇摆自然不会再提。美国高盛顾问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也没将这事儿写明白。这不是海外盛传的国内中文版删除英文原版5%的内容中所包括的涉及六四的敏感内容，而是因江泽民的功绩既然是“改变了中国”，其间两年零八个月尊奉陈云路线这段经历，江泽民当然不会提，只能作为历史旧事，湮没在中共中央的文件海洋里。《博弈》一文引用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内容，却不提当年该书于2010年在香港出版后，中宣部曾多次约谈作者，禁止扩散。防扩散，当然是防止敏感内容传播，其中包括江泽民当年弃邓投陈的“路线错误”。 多维对江曾态度的变化 多维对江泽民并非一直如此严厉。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5年1月17日，多维发表过一篇《内外剧变临危受命 江泽民功过系于一役》，袒护江泽民。文章开篇就为江泽民叫屈：“多次‘被死亡’的中共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时下正在经历着生平最严酷的一场政治飓风。因为在习近平十八大上台至今的两年时间里，喊着震天响‘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并挥舞着反腐大刀打落的，尽是江派人马”，作者紧接着提出：“问题在于，是否可以仅凭部下贪腐程度来定性一代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放在江泽民身上，是否因为其身边人马的不检点，就该给江泽民本人扣上历史罪人的帽子？“作者当然不否定江时代的高度腐败是“败”，说“时有坊间民谣唱道——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华国锋的干部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江泽民的干部国库掏空”，但强调“成”在于：“江泽民时代成长起来的官员，虽然有些劣迹斑斑，但绝大多数还是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扮演着绝对的主力。如果说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的最大功绩在于，在年迈之时坚持原则，努力对这种邪说发动攻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并身体力行地展开南巡之旅。那么江泽民值得一书的功绩则在于，循着邓小平设计出的改革开放图景，亦步亦趋地践行改革开放。” 多维对江泽民态度的变化，大约在2019年左右，这有文章踪迹可循。几年以前，在推特上，我将它归入大外宣，有知道内情的人公开回复说“多维这家媒体不是大外宣，而是党内某派系（GA）媒体”，这点我相信。从这个视角观察，就比较容易理解当年多维对江泽民一系的袒护之意了。 多维系列文为江泽民算了几笔账 中共百年大庆时，多维曾推出【专题｜台前与幕后：聚焦备受瞩目的中南海政坛老人】，其中这篇《江泽民：为何成为最受瞩目的中共政坛老人》的一些描述与评价，颇值细品。这篇文章除了讲江本人个性突出，好吸引眼球之外，为江泽民算了两笔账： 第一，中共十六大江胡交接班时，江泽民并未全权交接，继续担任两年军委主席，且江在北京八一大楼的办公室据称十八大前夕才关闭。江泽民办公室延续存在至2012年，表明江对军队的影响，至少覆盖了胡温十年。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的“裸退”，排除了高层退休后干涉中共新领导集体的可能，为笼罩他整个任期的“老人政治”现象划上了一道休止符。 第二，十八大后的落马高官中，比如曾经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和曾经以中共政法委书记身份进入政治局常委序列的周永康，仕途均起于江泽民时代——这些人后来都在习近平2013年的反腐中最先落马，实际上是这些人干政——文章未提及传说中周永康利用中共第二武装武警部队于2012年3月19日深夜在新华门一带发动的未遂政变，。 现在，多维终于算了江泽民的第三笔账——也是最重要的一笔账，即《博奕》一文提到的江泽民在六四之后两年多内犯过的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错误。 外宣媒体如此放风，信号已经明显不过，再考虑《人民日报》1月22日的评论员文章，就明白清算江曾派系已经成行。该文开头提到习近平一段讲话：“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必须要指出的是：江泽民、曾庆红一系当中，江现在只是个象征，党内势力现在只有这一系能够向习近平叫板，不满习的各种力量都寄望于这支势力出来与习对阵，习近平要防的就是反习力量这种纠合，干脆将大树放倒，让有反意者无枝可依。 （原文链接）
乌克兰危机闹得沸沸扬扬。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表态的差异，和普京总统坚定的态度，造成了国际舆论很多猜测。其中亚洲媒体专家们普遍猜测，习近平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攻打台湾，或者利用这个机会升级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这是从中共的表面强硬态度出发的猜测。 从阿富汗撤军以来，美国的对手普遍看衰美国，认为美国已经进入了软弱期。这是一种误解。美国一向都是以谈判为主，尽量避免战争的政策。所以经常被那些好战分子误解，以为它软弱并因此拒绝和平解决纠纷。一旦把美国逼急了，后果一般都比较严重。普京老奸巨猾，很懂这一点，他不过是在漫天要价，等待最好的机会就地还钱。 就算真打起来，普京会傻到以为他是美国和欧洲联盟的对手吗？根据多年的观察，他不像习近平那样傻。他不会真的被本国的愤青们忽悠，以为什么东升西降，以为自己天下第一强国了。只不过吞并克里米亚给他壮了胆，希望利用美国注意力被中国吸引，欧洲正在和美国闹情绪的机会，吓唬一下人，多捞点儿好处。他可不想帮助中国吸引美国的注意力，为他人做嫁衣裳。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场乌克兰危机不会旷日持久。再说屯兵乌克兰边境的后勤经费，也是一笔巨大的负担。得到一些具体的好处以后，就会偃旗息鼓，回过头来关注国内事务了。这才是他继续执政的本钱。至于有限战争夺取乌克兰东部，想也不要想。乌克兰不能接受，美国和欧洲也不能接受。毕竟克里米亚的历史合法性不足，大家忍也就忍了。现在不可能接受普京占领乌克兰。 说完普京该回来说说咱们的小习书记了。小习同志内外交困越来越明显，内部压力超大的情况下，已经不仅仅是二十大当皇帝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被推翻的问题了。牛气很大如毛泽东、邓小平，遇到类似情况还要发动战争来解决内部矛盾。这是自古以来不得已的君主们的常规做法。习近平还没傻到不懂这一招。现在关于他会利用乌克兰危机，对台动武的猜测，可能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他能这样做吗？首先是机会不好，事先没准备。谁也不会预料到普京这个时间搞事，人家普京也没和他有亲密到事先和小习商量。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所谓的中俄联盟，实际上是小习被人家普京给玩了。免费给普京壮了个胆儿，免费给普京当了一回后台，背书了一次。这个冤大头当的够瓷实的。 如果小习傻到真的想从中捞一把，利用乌克兰危机的机会对台湾动武，哪怕是有限动武，占领澎湖、东沙这种小地方，也会引起国际恐慌，并予以坚决回击。中共的军力很强，台湾肯定抵挡不住。但美、日、台联合的力量，却远远强于中共。美日不敢公开强硬，是受人民舆论的限制，要表现出和平的意愿。一旦舆论看出了狼子野心，不再强求和平，军队们就等到了好机会，一举消灭这个宿敌。 虽然习近平刚刚提升了不少将军，就算个个都是无能之辈马屁精，总还是有不是他提拔的几个懂事的人吧。即使他们无力阻止习近平鲁莽冒险，但战争开打了，是什么结果呢？那就是美日联合击败共军，消灭它的海军，然后封锁海上交通。这就会象当年的金门战斗一样，全军覆没。和金门战役不同的是经济崩溃，那时候真的就给了普京一个好机会，趁机敲诈勒索，抬价卖东西顺便要一些领土啊，等额外的条件。就像清朝末年一样。 俄罗斯两百年来干这个早就习惯了，你以为普京就不懂历史，像小习一样傻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西安封城又造成一宗旷世大悲剧，半夜醒来想起这件事，一股气顶到心口，竟然无法入睡，索性起身写这篇稿。 昨天网上传出一篇网名为“随我行”（游游）的短文，说他姐姐今年二十九岁，在陕西泽西一家“封城保供”企业工作，去年12月31日突被辞退，老家莲湖区华府西城不让进门，“数九寒天被迫住在路边车上十六天，死于车上，青春生命就此凋零。” “我是死者弟弟，希望给逝去的姐姐一个闭眼的机会！疫情期间干着保障民生的工作却无法保护自己的生命，一门之距进不了小区，丧命在私家车里！在此求助社会力量，给我姐姐一个公道！” 短短文字，读来令人哀痛！一个什么样的世道，才可以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严冬里困在路边整整十六天，最终把她杀害！ “封城保供”就是在防疫封城期间保障民生供应的公司，这种公司是赚大钱的生意，一定要有相当的政治背境。死者在年关前突被辞退，不知什么原因被保安挡在小区前，又回不到原来的居所，整整十六天被困车内，终抵不住严寒和饥饿，被活活逼死在车里。 一个政府要丧失天良到什么地步，才可以坐视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孩死在眼前。路边时时有人经过，一个活人逐日垂死，家人一定四处奔走，如非政府冷血，岂会拖延十六日之久？ 这与被医院拒诊的产妇和长者一样，都是政府见死不救，前者是数小时的事，而这位姐姐的死亡过程，却整整拖延了十六天之久。十六天里，西安竟找不到一个稍有人性的官员，过问一下女孩的生死？竟没有一种基于人道的机制，可以把女孩从死神手上夺回？这是什么世道？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天堂？这是什么习近平伟大时代的中国优越性和解决方案？ 共产党贪腐也罢了，滥权也罢了，可否稍有一点点人性？可否将中国人当人看？如果那个绝望的女孩是习近平的女儿，政府官员可以如此严防死守吗？ 女孩开着私家车，家景应尚可，不知结婚生子没有，她还将经历多少丰富美满的人生，她对未来还有多少梦想？可惜在一个草菅人命的制度下，她等不到她一生的好日子。 中共统治最令人无法忍受的就是灭绝人性，就是不把中国人当人。每一条珍贵的生命，在中共的记事簿上就是一个数字，每一个平常人家的祸福，就与各级官员无关。共产革命夸口为人民谋幸福，实则是人民为共产党家族谋幸福，社会主义夸口是人间天堂，原来天堂就是活生生的“路有冻死骨”！ 她不符规定，让她开车直达家门，在家隔离总可以吧？开车直接去隔离地点总可以吧？让家人给她送一口饭总可以吧？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都可以不管，先救命再说，任何有良心的政府都会这样做。放她回家，未必有什么恶果，不放她回家，先把她害死了。 这可怜的女孩没有死在病毒手上，却死在中共政府手上，这不只是她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防疫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封城是死命令，违反规定危及官位。孙春兰还为医院拒诊向民众道歉，如事件闹到孙春兰案头，她又将如何拍板？事件发生，保安必推给上司，上司推给市委，市委推给孙春兰，直推到习近平身上；然后习近平又推给孙春兰，孙春兰推给市委，市委再推到保安头上。这个冤死的姐姐，最终仍讨不到一个公道，还是死不瞑目。 更令人寒心的是游游短文相当平静，姐姐死得不明不白，是政府公然的谋杀，贴文只要求给姐姐“一个闭眼的机会”，似乎只要给一个说法，让她闭眼就可以了，真是这样吗？ 从前龙应台有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批判的是台湾社会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与西安这个不幸女孩的遭遇一比，台湾的社会现象简直不值一提。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样的问题谁都没办法回答，只有去问中国人。 昨天还有一个短片，一个老人家九十多岁的母亲去世了，保安不放他回家奔丧，老人破口大骂，说拿你这个流氓政府没办法，最终他当然也回不了家，不过至少他敢臭骂政府。骂归骂，类似的悲剧还将永无休止发生下去。 我把这两个短片传给一个朋友，他回我一句“香港将来都有机会系咁”，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以特区政府今日俯首听命的奴才相，万一香港疫情严重起来，照搬中共的封城死命令，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只好回他一句“希望不至于如此”，但谁能保证呢？ 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中共国残暴到这种地步，相信它的末日就快到了，这样的政权还能苟延残喘，那就没有天理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台湾是新的西柏林”，这是最近一位德国政治家的看法。如果不是美苏冷战时期在冷战前线西柏林生活过的人，很难对他这句话的题中深意有比较准确的理解。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我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任访问学者，目睹东西柏林合二为一、美苏冷战走向终结。现在我把当年在西柏林的观感与台海危局作一对比，为读者们理解中美冷战提供一个历史视角。 一、“台湾是新的西柏林” 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21日报道，德国的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CSU）政治家、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领袖韦伯（Manfred Weber）接受了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Handelsblatt（商报）》的采访。《商报》1月20日发表的采访中韦伯表示，“在制度之间的竞争中，台湾今天就像西柏林一样：我们的民主社会模式在一个制度性对手直接邻近的地区挣扎着求生存。我们必须支持那些坚持民主和法治的人。” 今天中美冷战在政治对抗层面，与美苏冷战开始时的局面十分相似，而这一点与美苏冷战时期的两件事密切相关，一件是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政变，另一件是西柏林空运。讲清了这两件事，我们就能对韦伯上面所说的产生共鸣。韦伯虽然是个70后，毕业于慕尼黑高等技术学院，但他对德国现代史和美苏冷战史的理解相当精准。 如果回顾一下美苏冷战的开端，有一个1948年的事件现在很少有人提了，但这个事件却是美苏冷战政治对抗的重要开启点之一。1948年初，二战后在苏联驻军范围内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保持着战前的民主体制，而民选的贝奈斯政府在民意支持下，不愿意屈从苏联的操控和指挥。于是这年2月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换上了亲苏的傀儡政府。 这个事件充分展示了苏联扩大它的势力范围和与以美国为后盾的欧洲民主国家对抗的实质，即专制的红色大国试图不断扩展其势力范围，用红色傀儡政权代替它想推翻的民主政权。这次事件把美国国内亲苏的声音和二战后对苏联的绥靖主义主张压了下去。从此，美苏冷战的政治对抗就全面展开了，其核心是，要守护民主国家，还是放任红色专制威胁世界。 中共今天在台湾所谋求的，与苏联当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实行的，没什么不同。两者都是要用红色傀儡政府替代不听命于红色大国的民主政府，在武力胁迫下实现“红色政变”；然后在红色大国驻军的威慑下，让傀儡政府为红色大国充当炮灰。中共讲的“爱共者治台”，就是用红色傀儡势力，在台湾实行中共的专制统治，它绝不允许民主制度和真正的民选政府在台湾存在。所以，中美冷战的实质与美苏冷战一模一样。 二、苏联对西柏林实施经济封锁 两场冷战都显示双方围绕着剥夺还是保护冷战阵营交界的边缘地区居民的民主要求这个政治层面的对抗。苏联围困西柏林，是美苏冷战正式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二战后处于盟军占领下的德国被美、英、法、苏四国分别占领；德国首都柏林也分别被这四国分成四个占领区，但柏林市整体上被苏占区包围，四面八方都是苏军控制的地区，只能通过北、西、南三条公路和三条铁路进入美、英、法占领的西德各州。 二战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美、英、法合作把各自的占领区合并，1948年5月23日在英美法三国代表的参加下，西德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这一天西德成立，定都莱茵河畔的波恩市，阿登纳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由他担任总理。而柏林市内的这三国占领地区也合并成西柏林市。 当时西柏林市西南方的Zehlendorf一带是比较好的住宅区，二战时遭到的轰炸也比较少，许多信任美国的柏林人都住在西柏林，那里也建有美军军营；而东柏林是东德的首都，许多住宅在东柏林地区的德国人仍然留在那里。东西柏林之间虽然有关卡，但居民可以来回走动，有些人工作和居住的地点分别在东西柏林，每天要穿过关卡来回通勤。 但是，由于西柏林的自由社会深深吸引着东柏林乃至东德其他地区的人，越来越多的东德人移居西柏林，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让东德当局产生了危机感，担心东德会逐渐失去技术专家，因此请求苏联支援。这种情况下，苏联突然发起了对西柏林的经济封锁，想制造西柏林居民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接受苏联式专制制度。 柏林封锁（德语是Berlin-Blockade）发生在1948年6月24日到1949年5月12日，这是美苏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重大国际危机。苏联为了给居住在西柏林的德国人施加经济压力，从6月24日起全面切断了西柏林与东柏林以及东德其他州的水陆交通及货运，只剩下从西德飞往西柏林市内Tempelhof机场的3条空中走廊通道还能飞行。历史上称柏林封锁为第一次柏林危机（后来修建柏林墙是第二次柏林危机），这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了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苏联以为，西柏林被经济上封锁之后，西柏林人为了活下去，就会反对西方盟军，从而达到把西方盟军驱逐出西柏林的目的。但是，尽管当时西柏林的粮食供应中断，燃料煤也库存用尽，当地市民生活艰难，但西柏林居民坚决不向苏联屈服，宁肯忍受处于孤岛状态下的忍冻挨饿日子。 三、美军的“运粮行动”，实行紧急经济救援 面对西柏林居民信任民主制度、拒绝红色统治的普遍立场，美国决定给西柏林居民实行高成本的物资空运计划，于是美军通过实施柏林空运，架起了西柏林的生命线。 当时驻西德的美军空军司令李梅是二战中曾指挥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官，他调集了自己所掌握的飞机，开始向柏林空运生活物资；同时还发急电，请美国政府从世界各地调更多的运输机以供空运使用。1948年6月26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驻欧空军，将所有能用的飞机都投入柏林空运，代号为“运粮行动”的空运作业正式开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见的特大规模的空中运输──柏林空运拉开了帷幕。 那时二战才过去3年，德国经济尚未复苏，孩子们的生活尤其艰苦。我在哥廷根大学经济系一位教授的家里听他讲过当时的苦日子，他过5岁生日的礼物就是一片黑面包上撒上几粒砂糖。西柏林的情况比乡下更糟，因为战时柏林是美军战略轰炸的重点地区，苏军攻克柏林时又发动大规模炮击，整个城市满目疮痍，有人形容它像“一只盛满瓦砾的大碗”。那时的西柏林仍然带着战争的创伤，疲惫、衰弱、生产力低下。 西柏林市区有230万居民，加上西方三国占领军，共有250万人，若没有粮食和燃料，一天也不能维持；这座城市每天需要至少4,500吨物资才能维持基本生活，除了饮用水，其他的一切生活物资只能靠美军空运。从6月29日起，美军派出大批飞机，为西柏林的250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及各种日用品，将近一年内飞行次数达277,728次，空运货物211万吨。这些货物既包括各种食物和日用品，也包括燃料煤和车用汽油。 从西德飞过苏联占领的东德、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有3条，即北部、中央和南部走廊，每条空中走廊宽32公里，高度必须在3千米以下。由于空域和机场都很窄，飞机数量又多，空中走廊内的飞机密度非常大，空中交通管制很不容易。当时的安排是：美军运输机从柏林南部的法兰克福和威斯巴登起飞，经南部空中走廊进入西柏林的Tempelhof机场，卸货后飞机再起飞进入西北的中央空中走廊，飞越汉诺威，再绕道向南飞回装货机场。 我到那个现在已废弃、位于西柏林南部的Tempelhof机场看过，那里仍然保留着当时在机场地区拍摄的照片。当时的空运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平均每3分钟起飞1架；空运密度最高的时候，机场上平均每1分钟就有1架美军运输机降落。当时的飞机和机场都很原始简陋，飞机上没有仪表着陆系统，所有飞机必须人工操纵，严格按规定时间飞抵降落机场，时间必须控制在正负30秒之内。柏林空运历时11个月，美军参加空运的飞机是319架，总飞行时间60万小时，英军参加空运的飞机是140架，总飞行时间12万小时。 四、“摇翅膀叔叔的糖果轰炸机” 柏林空运期间发生了让西柏林孩子们难忘的“摇翅膀叔叔的糖果轰炸机”的故事。 当时有一位美军飞行员哈沃森（Gail Halvorsen）中尉，他在机场的跑道终点，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德国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女孩的话让美军中尉十分惊讶，她说，“如果我们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来了”。美军飞行员被这个女孩深深感动，给了几个孩子每人两片口香糖。他决定要为这些孩子们做点什么，就对这些小孩说，我下次回来时会摇摆机翼，然后把糖果包在小降落伞投下来给你们。虽然这样做违反军纪，但是他还是把自己每周定额配发的糖果空投给德国孩子们了。 很快哈沃森的话就传遍了机场附件的居民区，于是每天有几千个孩子在机场附近等待着。而这位飞行员也收到了许多寄给“摇翅膀叔叔”和“巧克力轰炸机”的孩子来信。西柏林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个故事。随后孩子们经常写信给美国空军，要求空投糖果的地点离他们的家近一点。 “巧克力轰炸机”的故事传回美国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糖果公司、民众和学校学生纷纷捐出糖果和巧克力，其他飞行员也加入空投糖果的队伍。第一位“摇翅膀叔叔”成了英雄，他的爱心像甜蜜的纽带，把美军飞行员和德国的年轻一代紧密地联接在一起。 1948年12月20日，为了让西柏林儿童过上一个快乐的圣诞节，盟军制定了一个特别空运任务，代号为“圣诞老人”，当天所有的运输机都装满了募集自美国各地的糖果和玩具；飞临西柏林机场上空时，所有运输机全都摇晃飞机翅膀，那次特别空运任务一共给西柏林的孩子们送去了20多吨巧克力、口香糖和其他糖果。 这11个月的空运和情谊，不但化解了美德之间“二战”中血的仇恨，还建立了美德两国民众之间深厚的友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机器设备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断送进德国。一位叫做黑尔佳·斯特洛的西柏林女孩说：“我们非常感激美国人，他们帮助了我们。你必须记住，我们曾是美国的敌人，而且战争刚刚结束3年，美国人就来帮助我们活下去。” 柏林空运60周年时，已经87岁的那位“摇翅膀叔叔” 哈沃森回忆道：“当时无论是西柏林人或德国人，早已不再是美国的敌人，新的敌人是斯大林。他企图封锁西柏林，将整个城市的人民活活饿死，而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我第一次运载一批面粉飞抵西柏林时，看到那里的人民如此地高兴，他们看到我就像看到天使。从那时起我们和德国人属于一个团队，我们成了朋友。”柏林空运使世界舆论转而反对斯大林，阻止了斯大林西进的步伐。哈沃森说：“我们驾驶着‘自由精神号’C-54型飞机，就是要提醒年长的人们不要忘记当年行动的意义，要教育美国的年轻人，自由对柏林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 五、台湾为什么象当年的西柏林？ 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不仅成功挽救了西柏林这个东西方对抗的桥头堡，并且震慑了苏联人。斯大林意识到，美国人不会再轻易放弃任何一块阵地。柏林空运给后来的冷战划定了路线，苏联自那以后，再也没得到一寸西欧的领土，也再没试图那样做。 当时空运必须经过东德的领空，可能遭到苏联空军的攻击，美国实际上要冒的是世界大战的危险，西方各国也做了战争准备。但当时苏联只是空中骚扰，始终没敢动手。因为斯大林看到，杜鲁门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顶住苏联的挑战，决不放弃西柏林。当时苏联在东德的驻军有40个师，而西方盟军只有8个师，兵力对比悬殊；但那时苏联没有原子弹，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原子弹的国家，所以苏联不敢攻击美国。最后苏联在1949年5月12日撤消了柏林封锁。 另外，柏林封锁与中国也有关系，这一点以前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据苏联情报机构的将军帕维尔·苏杜普拉图夫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一书，苏联在1948年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期间，特意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想以此转移美国对国共内战的战略注意力，把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从而减少美国对国军的援助，间接地帮助共军取得军事胜利。 英国的约翰·梅森在他的《冷战 1945-1991》一书中曾经这样分析：柏林冲突远不是一场外交磨擦，它具有战争的一切特征；然而，美国拥有原子弹，使这场冲突变得与众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经典的军事战略首次产生了革命性改变，它缩小了双方的选择余地，任何一方都无法利用各自军事力量的特长。柏林是核时代的第一次冲突，双方都显示出冻结地理现状的明显倾向。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事件，最后以柏林封锁而告终。 在中美冷战当中，军事上台湾是中共军队突破第一岛链，控制西太平洋地区的跳板；一旦中共占领台湾，它将把台湾作为进一步对外扩展，北威胁日本、南威胁澳大利亚的前进阵地，同时会试图迫使美军撤离冲绳等基地。而在政治上，台湾很象当年那个西柏林的德国女孩说得那样，“如果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来了”。 当年苏联和东德的红色政权想通过经济封锁，饿得西柏林人下跪，那时红色政权讲过“血浓于水”吗？面对那些有亲友在西柏林挨冻受饿的东德人，红色政权“面有愧色”吗？红色政权为了自己的目标，从来是冷血的；过去在西柏林如此，如今在台海问题上依然如此。当中共想动手威胁台湾时，除了军事恐吓以外，经济封锁肯定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它早已在台湾以往的选举时期试过禁止进口台湾农产品这样的招数。台湾问题如今不再是所谓的“统一”问题，而是专制与民主两种制度的决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宣布：对河南省委前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的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同时免去了徐立毅的职务。这是二十大之前，李克强派对习近平派发起的一波重要攻势，成功地干掉了一名之江新军的大将。 这一次对官员的处理，不论是时机、方式、还是结果，都不符合惯例，可以看出在水面下曾经展开过激烈的攻防，党内的斗争已经白热化。 中国各地每年都会发生很多天灾人祸，但被追责的官员并不多，大部分官员都可以通过欺上瞒下，化险为夷。去年夏天的郑州水灾，官媒最早报导的死者是几十人，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不算是大事。但是没想到两个星期以后，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突然宣布成立调查小组，把死亡人数修正为300人以上，同时启动了对渎职人员的追责。 调查经过了半年，现在才拿出结果，这个操作非常不正常。按照中共的做事方法，或者是大事化小，或者是雷厉风行。这种拖拖拉拉的追责方式，非常罕见。 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李克强曾经担任过省长和省委书记，加在一起有六年半的时间，河南可以算是李的地盘。但是近几年，习派大举进军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和郑州市委书纪徐立毅来自浙江，河南省长尹弘来自上海，三人都曾经是习近平的部下。 特别是徐立毅 7年内被提拔5次，被认为是之江新军的明日之星。原本不出意外，今年秋天的二十大，徐将当选中央委员，进入正部级官员的行列。 这一次国务院公布的调查报告中，刻意提到了郑州市向上级瞒报死者人数一事，用意很深。这种事情虽然大家都在做，但是在正式文件上是不能提的。 在中共官员的道德标准中有所谓 #党性高于人性 的说法，最看重的，是对党的忠诚度。玩忽职守、草菅人命的干部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档案上一旦留下“欺骗党中央”的纪录，政治生命就基本结束。 国务院调查小组一定是搜集到了大量证据，突破了重重阻力，才拿下徐立毅的。在这场斗争中，习派吃了大亏，现在一定在寻找报复的机会。二十大之前，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将不断上演。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掌权以来发动的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似乎远未结束。尽管已有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徐才厚、郭伯雄等大老虎相继落马，但仍有孙力军、傅政华一类人等继续曝光。特别是在新年伊始，中共中纪委推出反腐大片《零容忍》，更凸显了严酷的反腐斗争仍在继续。随着中共二十大在下半年的登场，预计还将有更多的老虎现身。反腐大片《零容忍》的推出意欲何在？警示高官？还是为二十大造势？中共反腐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阐述了他的看法。 问：2022年新年伊始，中共中纪委推出一部大片《零容忍》，是想警示中共官员，还是为今年二十大造势？ 陈破空：我想两种作用都有。不过，因为中共制度没有改革、没有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机制，所以腐败永远在路上，也永远解决不了。因此警示作用其实起到的很小。因为中共过去有很多大案，拍片子来警示，没有警示到任何的高官，高官的腐败仍然是前赴后继。所以更多的意义是为今年（中共）二十大铺路、或者说造势。 但是，鉴于这个片子出自于中纪委，而中纪委书记、现在的政治局常委赵乐际跟习近平之间有矛盾，所以其中所展现的人物，既可以说有些有利于习近平、有些不利于习近平。也就是说，如果是为了二十大造势的话，也是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的反映，中共高层各派在反应各自的一些政治的声音，希望自己的那一派能够在二十大卡位、或者说削弱对方的派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说为今年中共二十大造势，也是为今年二十大的权力斗争、尤其高层的权力斗争服务。 问：片中最大的案子莫过于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一案。这是中共近年高官中拖得最久的大案，以前报道说孙力军私存大量涉密材料，最后给他定下三项罪名，为什么起诉时这项罪名不见了？您 觉得其中有什么玄机？ 陈破空：孙立军这个案子拖了将近两年，是最近一些年中共高官中拖的时间最长的案子。说明这个案子很复杂，而且中共也要给他凑集罪名。 后来的三条罪名，一个是“受贿罪”：这是中共高官普遍的罪。先抓人，后来去凑这个腐败罪，都能够凑到；第二条，是“操纵证券市场、非法交易”。这个以前没有听说过，这是新的罪名；第三条，说他“私藏枪支”，或者说是“非法”拥有枪支。但是，大家注目的那一条，就是中共在过去多次提到他的时候都说他“私存、私放大量的涉密材料”。其实当时暗示的，就是他向澳大利亚泄密，有关武汉的大瘟疫，孙立军在武汉大瘟疫期间，是公安部派驻武汉坐镇的公安部副部长，因为他是中共高官中唯一拥有公共卫生管理硕士的高官。他的学历是在澳大利亚取得的，所以当时的背景就是：事实上他向澳大利亚泄密，或者说向五眼联盟泄密、有关中国大瘟疫的起源机密，有关武汉实验室的秘密。这也是澳大利亚首先提出要调查大瘟疫来源的原因，也是中共通过经济和贸易手段，报复澳大利亚的原因。里面就涉及到孙立军很明显泄露党国机密，但为什么起诉中，这条消息（这个罪名）不见了呢？ 我想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孙立军本人可以不承认泄密了，他只说他有那些资料、材料，但是他并不承认泄密，因为泄密，恐怕是一个面临死刑的问题；另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和中共明知道他泄密了，但是为了在国际上好看，或者说不想在国际上授人以柄，最后就把这个泄露党国机密案放下不表。如果说指控了他涉露党国机密，那显然就是让武汉秘密、武汉的大瘟疫，就好像正让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有文章可做，所以中共干脆对这条罪名不提，宁愿凑出其他罪名来惩处他，也是中共保全颜面、或者说保全它的“政治安全”、也就是隐瞒大瘟疫来源的其中一个招数。 问：给孙力军定下的三项罪名中，最关键的是非法拥有枪支，他作为公安部副部长，难道不能拥有枪支吗？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陈破空：对，这条罪名也是让外界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作为公安部的副部长，经常要执岗、或者说要履行职责、还要带人履行职责，必然是要配枪支。说他是违反枪支管理法、非法的拥有枪支，不好说别的原因。实际上就是这个传言中，孙立军涉及政变、涉及暗杀、有密谋暗杀、刺杀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计划，他就有可能有私人的军火库，组织了私人的人员，准备行动。准备行动的时候，就有这些枪支的预备，所以中国也是为了顾面子，也是为了给习近平找台阶下，不想让外界觉得有那么多的政变、暗杀、谋杀，或者说针对习近平。那么就找了另外一个罪名来指控他，就说是“非法拥有枪支”，不提暗杀的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孙力军是“预谋”要暗杀，并没有行动，他也可以说：我还没有执行。在中国，预谋暗杀不能当作一个罪，只好去用一个“非法拥有枪支”来指控他。不过，这一条和“泄密”这一条，才是这个案件的根本。一条是暗杀、一条是泄密，才是孙立军被抓、被捕的关键的原因，而其他什么经济罪名，都是拼出来的罪名，是所有的高官都有的普通罪名。 问：中纪委这部大片，不仅让孙力军出来示众，还有其他一批政法系统的高官，指控他们是孙力军的同案，他们究竟犯了什么？ 陈破空：中纪委这部大片《零容忍》中，在公安系统和政法系统，除了让孙立军出来示众、假装表示忏悔之外，还涉及了其他高官，放了前司法部长傅政华的镜头，（他）在一个审查书上签名。傅政华是在前不久、中共的国庆节才被捕，现在案件还没有展开，所以只展示了一个他签字的镜头。 另外其他就还涉及到几个省的政法高官，比如：江苏省的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还有山西省的公安厅长刘新云、还涉及到重庆市的公安局长兼副市长邓恢林，还有上海的公安局长兼副市长龚道安，总共加起来六个人，就恰恰应验了这两年来的传闻即：有一个政法系统的暗杀集团，组成了政变集团、暗杀集团、以孙力军为首要，对习近平不利。 中共媒体上也透露过说：（他们）意图利用在南京公祭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前往参加的时候，对领导人不轨，指的就是这个案件。这个案件在这个片子中展示了六个高官，表面上说他们的腐败罪，实际上避而不提他们串谋、就是要暗杀、刺杀、谋杀习近平，或者发动政变。所以他们用的词语就是：他们政治上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甚至说“成伙做事”控制要害部门。所谓控制要害部门，就是控制公安部、或者控制政法部门，实际上没有把这个暗杀说出来。但是，可以说是已经昭然若揭。当然这个片子只提到这六个高官，其实还有很多的官员的名字，都来不及提到，因为这个案子，以江苏省为主，还涉及到江苏省刑警总队的总队长罗文进，还有江苏省的安全厅副厅长严明，他们都属于这个案子。所以通过一种包装，把这个刑事大案、谋杀大案遮掩了，所展示的仿佛是一个腐败的案件。但是，凡是追踪过这些新闻的人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中共内部的一个重大的丑闻，或者说重大的悬念，就是针对习近平的暗杀图谋。 问：中纪委大片，还示众了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普遍认为他是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的亲信，这是否与栗战书前一段失联两周有关联？ 陈破空：对，很可能有关联，因为栗战书在年底到年初非常意外的消失了两个星期，传言满天飞。而这个王富玉，以前是贵州省的副书记，是栗战书当时当省委书记时他的左右手，是亲信、心腹。他贪腐金额巨大，这两天他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中纪委这个《零容忍》的片子中，让他示众的时候，他似乎也话中有话说：自己 “吃穿不愁，要那么多钱来干什么？”，所以他用第二人称说：“你要钱干什么呀，埋你呀”？有可能他是在对栗战书喊话，因为这个案子对栗战书极为不利，因为一旦是他的心腹、亲信涉案，一般都会涉及栗战书本人，因为这个案件的特点就在于说，王富玉已经退休了，还利用他的影响力来为其他人谋取利益和好处，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真正的影响力是栗战书。因为栗战书是在位的党和国家第三号领导人、人大委员长、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说，王富玉为他的求官、谋官，是通过栗战书，也就是说，他的行贿、受贿，这些数额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到了栗战书或者栗战书家族。那么极有可能在中共高层引起反习阵营借机发难，因为栗战书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是习家军的领头人物，让反习阵营在中共高层提出这个案子，对栗战书非常不利，栗战书就可能消失两周，是跟这个事件有关，也可能是健康问题。 但是栗战书作为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在他在位的时候受到查处是很难的，因为在邓小平之后的年代还没有过。一个政治局常委要受查处，都是要在卸任之后，就像周永康那样。所以栗战书将来会不会受到查处，在卸任之后？还可以拭目以待。但是王富玉这个案子绝对是对栗战书的重创，间接地，也就是对习家军整体的重创。 问：中纪委大片中，也示众了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因为他是习家军人物，让外界特别关注周江永遭查处是否也打击了习近平？ 陈破空：周江勇遭查处，还有杭州浙江的大批官员，现在遭曾中纪委围困、审查，的确是对习近平和习家军的打击。因为周江勇是被称为浙江习家军中的“之江新军”、浙江军；而且说是“之江新军”的新秀、后起之秀。因为他是六零后，习近平对他的规划是，先当杭州市委书记，后来要计划调到广东当副省长，之后就要在广东主政，然后调进中央，做政治局委员，逐渐成为下一代的习家军人物，入主中央，或者是进入中央权力中枢。 但是，中纪委在这里打贪、涉贪的时候，就发现了习家军大量的涉案，所以打下了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对习近平、习家军极为不利。现在杭州市的两万多名官员都在中纪委的约束下，要求他们自查和互查。 浙江是习近平的权利发祥地，也是习家军的主要输送地。周江勇落马和现在拿到大片中来示众，对习近平来说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或者说很丢面子的一件事，而且周江勇还会带出其他很多的浙江的习家军。所以通过这个打击可以看出：现在掌握中纪委的赵乐际跟习近平之间有矛盾，因为以前的秦岭风波，习近平拉下了赵乐际的那些旧部、包括赵正永等以前陕西省委书记的一班官员，现在赵乐际打下周江勇、还有打下王富玉，相当于是对习近平、栗战书的一个报复，这就曲折的反应了中共高层复杂的斗争。所以这部大片所呈现的这些人物是有不同的来源，有的是反习近平的，有的是属于习近平的习家军。有的是属于栗战书的亲信，所以这种复杂的来源就反映了中共高层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可以预示今年二十大最高权力重组的时候，也面临一场复杂的高层权力斗争，恐怕会很激烈、很惊险。
北京冬奥会开始前不到两个月，又一波疫情在中国扩散，让中共防不胜防，现在中国超过半数的省市都已发现疫情。在这波疫情当中，病毒究竟从何而来，再一次成为疑问。所谓的“邮件传病毒”这个早已被中共否定的荒谬说法，如今被慌不择路的中共又重新捡起来搪塞国人，其中的曲折不禁令人莞尔。而中国最大的核酸检测机构曾故意传播新冠病毒，这更是令人惊骇莫名。 一、“病毒进口”——中共自难圆谎 武汉疫情告一段落之后，中共立刻宣布“成功战胜了疫情”，似乎外国的病毒不断变异，流播不断，唯独原生于武汉的病毒在中国却乖乖地臣服在集权体制之下。然而，病毒事实上并不接受中共的领导，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各地冒出来，不断打着中共的脸。 为了维持“成功战胜疫情”的神话，中共便造就了一种把新冠病毒及其变种归咎于国外输入的模式。每个地方只要一出现感染者，马上就会找出一个“国外来人”，说这次的国内感染是因为某国外来人身上有病毒，传染给国内的人了；另一个类似的说法则是，把国内出现疫情归咎于国外进口的食物或邮件。总之，“党的领导永远英明”，一切都是外国病毒到中国作怪。 2020年6月北京市爆发疫情后，当局就把疫情的传染源说成是三文鱼。当局声称，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中检测到病毒，因此全市超商必须下架进口三文鱼，还说这个传染源来自欧洲。 当时国外也出现了一种说法：中国通过商品出口，把病毒传到了全世界。这个说法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中共把进口食物说成是病毒来源，而2019年的全球疫情又是从武汉起头的，那么中国公司出口大量商品，特别是通过美国的Amazon和E-Bay等邮购网做生意的大量中国电商，每天从深圳等地给国外的邮购客户大批量寄出包裹，不也同样成了传播病毒的“罪魁祸首”？ 中共说疫情的传染源是进口货物，这一“枪”却“扎回”到中共自己身上。正因为如此，为了挽回中共的形象，中共官网《中国网》2020年3月2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出口产品上有新冠病毒？这种说法缺乏科学常识”。但这种解释依然扎到了中共自己：出口货物上病毒很难存活，那进口商品或邮件上病毒就能存活了？这是“病毒进口”谎言的—个显而易见的漏洞。 二、中国邮政总局再度造谣：“国际邮件带病毒” 不管中共前年的自我辩护如何自相矛盾，言犹在耳，由于最近这一波疫情爆发和传播得既快又广，中共“病急乱投医”，便再度捡起了“病毒进口”这个谎言。中国的国家邮政局安全监督管理司1月16日发出通知，要求“切实筑牢国际邮件快件疫情防控屏障，严防境外疫情通过寄递渠道输入”。这就给因为找不到本地病毒源头而头痛的各地政府一个机会，于是好几个城市政府心领神会，第二天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境外邮件传入病毒”。 1月17日北京市防疫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说，“不排除其经境外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因为最近北京市的确诊病例曾收发过国际邮件，该邮件检验出阳性，建议市民“尽量减少购买境外商品”。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廖凌竹还在这次发布会上要求北京市邮政管理部门，重点防控国际国内的进京邮件快件，做到“科学防控”。 同一天，深圳市卫健委官员也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有1名病例的患者接触并分拆了来自北美的快递，因此感染，深圳市卫健委巡视员林汉城说，“不排除本起疫情是由暴露于境外输入的新冠病毒污染物品引起感染的可能性。” 在珠海市，卫生官员1月17日说，该市疫情早期发病的个案从事某企业的客服工作，经常接触境外入境物品，研判本次疫情“不排除由暴露于污染入境物品导致”。 这种北京、深圳和珠海在同一天不约而同的说法，暴露出这种说法的来源与上层授意有关。但中共的愚蠢也因此又一次暴露了出来：如果外国邮局是病毒来源，为什么这病毒只“进口”中国内地？香港大学生物医学教授金冬雁在BBC的采访中分析，香港接收的国际邮件比中国多数城市加起来都多，但目前并没发生通过邮件感染的案例，因此不需要对国际邮件过分担心。 看来，国家邮政局的“旧谣新言”是建立在如下“科学”假定之上的：这些病毒都懂英文，因此它能在外国邮局里到处乱窜，专门寻找收件地址写着中国的邮件，然后就“扎根”在这些邮件上，苦熬好多天，直到国际邮件到达中国了，才跳下来往中国人身上钻。 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共的“病毒进口”谎言被自己揭穿 前面提到的国内官网《中国网》2020年3月21日的文章，其实已经驳斥了“病毒进口”谎言。如今中共为了营造“病毒来自国外”的社会氛围，又不得不捡起“病毒进口”谎言来用；当然，中共也知道，还得把《中国网》去年的这篇文章从国内网站上删除。然而，互联网时代，删文也难彻底，于是这篇文章还是被《大纪元》记者抓住了尾巴，留下了截图。 这里就用《中国网》去年那篇文章提供的说法，来看看今年国家邮政局的“旧谣新言”荒谬在哪里。 该文开篇就说，对疫情有恐惧心理，是人之常情，但把对病毒的恐惧衍射到产品上，就有一些想当然的味道。产品上会附着新冠病毒，这个说法咋一听乍一听很吓人，但仔细思考，就会觉得很滑稽，无论是从微生物学还是传染病学的角度来说，都站不住脚。 这篇文章说，认为病毒在物体上存活，“既没有科学根据，也背离事实”；因为新冠病毒是单链RNA（核糖核酸）病毒，只能寄生于宿主体内才能存活，它们留存于物体上并具有活力和传染性的时间很短。即便在产品上沾有病毒，这些产品到达其它国家后，病毒也早就死翘翘了。 此文还解释说，进口产品到达后，需要当地的工人卸货、上架，如果当地人员有隐性感染者，可能会让病毒附着在产品上。但这已经不是进口产品的问题了，而是当地疫情的严重程度和防控措施的问题⋯⋯所有国家的出口产品到达进口国后，都有机会让产品沾上病毒，从而成为传染源。 这话说得很明白，把其中的逻辑从产品移用到邮件上，其意思是，如果国际邮件上被检测出病毒，应该不是邮件原发地带来的，因为病毒活不了多久，更大可能是在邮件接收地被邮件处理人员沾染上的。换句话讲，国际邮件是进口的，而沾染上的病毒还是中国国产的。 按照官媒《中国网》的辟谣文章，国家邮政局要求“严防境外疫情通过寄递渠道输入”，不就是“背离事实，站不住脚”吗？当然了，中共的宣传中“背离事实，站不住脚”之处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中共并不靠事实来说服民众，而是靠管控媒体、封锁网络舆论、恐吓禁言来维持它的谎言。 四、病毒通过物体传播的十分钟“窗口期” 为什么国际邮件上就算带了病毒，它也不至于感染外国收件人？原因在于，病毒通过物体传播的“窗口期”只有十分钟。 《华尔街日报》1月17日的报导援引了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新兴传染病教授马丁·希伯德（Martin Hibberd）的看法。希伯德教授认为，病毒通过“（表面传播）的证据非常小，而且它不在那个十分钟的窗口内，而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这似乎不太可能”。 这位专家指出了一个关键，病毒通过物体传播的“窗口期”是十分钟，此后沾在物体上的病毒会活性下降，传染能力就很弱了，至于经过几天乃至十几天以后才到达的国际邮件，表面上存在活力十足的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而这正是中共官媒前年3月21日的文章表达的观点。 1月18日BBC发表了一篇报导，标题是，“中国北京、深圳等地疑似国际邮件接触感染，专家称‘概率非常低’”。BBC采访的香港大学生物医学教授金冬雁也表示，“如果纸张上检测到的阳性结果只属于死去的病毒，那对确认传播源头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即使纸张上存在活体病毒，也不能单凭这一证据，就判断病毒是通过纸张传染给病例，“如果确诊人士已经发病，也有可能是他污染到纸张和物件”；“通过接触表面造成感染的概率是十分之一”，这种形式的传播造成的风险不是很大；“由于接触到的病毒量很低，一般只会造成轻微症状或者无症状；并且不太可能造成聚集性感染。” 五、中国的核酸检测龙头公司传播病毒 关于中国这一波病毒的来源，真正令人惊骇的是，中国核酸检测行业的龙头企业“金域医学”被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通报。这个通报刊登在最高检察院的网站上，说明发出这个通报，是高层批准的，通报说这家公司传播新冠病毒。这不是医德败坏这样的职业道德问题，而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它说明，病毒在中国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传播，而且还有人为故意为病毒扩散创造机会。 许昌市公安局1月12日的通报指出，“金域”公司郑州分部门的负责人张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已经对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正对该案进一步办理中”。 “郑州金域”的母公司是“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公司”。据这家公司的网站介绍，它是一家以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业务为核心的独立医学检验中心；在内地和香港建立了38家中心实验室，为超过23,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检验服务，覆盖全国90%以上人口所在的区域。该公司学术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担任主席，而钟南山是武汉疫情发生以来知名度很高的一位著名“国家级专家”。 “金域医学”既然涉及全国的核酸检测，那它“实施引起病毒传播”这样的操作，结果是相当可怕的。关于“金域”协助病毒扩散的说法有好几种，比如“主动传播病毒”、“丢失样本”、“伪造数据”、“瞒报数据”等；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金域”故意把检测阳性的人报告成阴性，让这些感染者回到社区去传播病毒，并且把检测样本成批销毁。其目的是，“金域”可以依赖疫情检测而轻松地赚大钱。 “金域医学”以前是广州医学院的校办企业，该医学院的院长从1992年到2002年由现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担任。在此期间，先后任职于广州医学院教务处和科研处的梁耀铭得到钟南山的重用，于1997年把上述校办企业改为“金域医学检验中心”，专门做医学检验，成了中国的第一家独立医疗检测机构。后来这个机构变成了中国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的龙头企业。据公开资料，截至2021年11月，“金域医学”公司完成了2.2亿份核酸检测，全球第一，获利巨大，股价飚升。 如果这样的核酸检测龙头公司蓄意传播病毒，然后依靠疫情来维持高额利润，它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疫情不断扩散？这是一个全世界都需要质疑的问题，因为“金域医学”造成的罪孽，不仅仅祸害中国人，而且通过国际旅客祸害全世界。 中共对这个案子肯定是秘密审讯，不会公开案情。它对这个刑事案件将从维护当局能“战胜疫情”这个政治形象考量，无论如何都要表面上大事化小。因此，我们对“金域医学”的罪恶行为，就像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行为一样，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真相。 （原文链接）
2022年开年才半个月，北韩就进行4次导弹测试，使东北亚安全情势越加趋紧张。根据《韩联社》（Yonhap News Agency）整理报导，北韩先于1月5日、1月11日分别各发射一枚高超音速飞弹。1月14日时，北韩在火车载具上发射两枚朝版“伊斯坎德”导弹（KN-23）。1月17日，北韩再度发射两枚名为“陆军战术导弹”（ATACMS）的“KN-24”。 《韩联社》指出，KN-23、KN-24和KN-25被认为是北韩近期针对南韩开发的三款短程弹道导弹。朝鲜14日在火车上相隔11分钟发射2枚KN-23，飞行距离约430公里，射高约为3,600公尺，命中东部海域标靶。前一天在平壤顺安机场一带，发射KN-24也命中同一靶标。也就是说，朝鲜时隔3天在不同地点，以不同发射方式，用不同的导弹射击同一目标，证实北韩再次发起武力宣示。 报导还认为，考虑到KN-23、KN-24、KN-25均已服役，目前仍在生产扩充军武库，北韩或将继续装备并试射短程弹道导弹，提高连射能力和命中精准度，向外展示其军事力量、对抗美国制裁，且对内巩固内部团结。在KN-23、KN-24连续试射后，不久后北韩可能试射“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的“KN-25”。而北韩最近一次发射KN-25要追溯到2020年3月。 事实上，北韩测试导弹的动作，一直以来都受外界关切，尤其以美、日、南韩等国为最。但半个月内就进行4次导弹测试，实属罕见。《雾谷晶策》整理后发现，除今（2022）年1月份北韩积极测试飞弹外，去（2021）年9月时也曾试射名为“火星8型”（Hwasong-8）的高超音速滑翔飞弹（hypersonic gliding missile）。 美智库警告北韩威胁！美、日、韩共同讨论北韩问题 北韩的威胁也看在美国的学者眼里。美国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CFR）于今（2022）年1月10日公布“预防优先次序调查”（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报告，外交关系协会自2008年起，每年年初都会公布“预防优先次序调查”报告，列出全球30个潜在危机或冲突因素，且评估未来一年发生机率与冲击美国国家利益的程度。 2022年的报告中，北韩被列为第一级风险（Tier I）、“中度机率”（Likelihood: Moderate）和“高冲击”（Impact: High），与台海、俄国与乌克兰、伊朗与以色列冲突同一层级。报告指出，北韩长距离导弹测试和核武发展的持续进行，再度触发朝鲜半岛危机。 另外，北韩短期内多次测试多种导弹，也让美、日、韩不免感到紧张。1月17日时，《韩联社》报导，在北韩第四次测试导弹后，美、日、韩负责北韩事务官员，以视讯通话方式讨论北韩测试导弹的相关问题。 此次会谈由美国国务院北韩事务特使金星容（Sung Kim）、南韩外交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兼任对北韩代表鲁圭悳（Noh Kyu-duk）、日本外务省亚大局长船越健裕（Takehiro Funakoshi）参与，当天三国就北韩发射短程弹道导弹的分析结果交换意见，三方决定密切注视北韩的新动向，继续为维护韩半岛和平与尽早重启对话而密切协作。 《韩联社》报导还指出，1月19日时，美国副国务卿雪蔓（Wendy Sherman）与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副外长）就朝鲜半岛问题、伊朗、乌克兰、缅甸等多项国际议题交换意见。此外，随著朝鲜半岛局势越加紧张，美国和南韩也加强双边对此议题的沟通。《韩联社》提到，美、韩高层近日就朝鲜半岛情势，展开密集的协商和沟通。美、韩外长也曾于1月15日进行热线，而美、韩两位北韩事务代表，也曾于1月5日、11日北韩测试飞弹进行通话。 文在寅坚持交往政策！南韩两位总统候选人对北韩态度分歧 北韩威胁当前，南韩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则坚持他一直以来对北韩的“交往政策”。1月3日时，文在寅发表新年谈话中就表示：“将利用任期最后几个月，推动与北韩的外交突破”。他表示：“政府将致力追求两韩间的关系正常化，以及一条不可逆的和平道路。我由衷希望下任政府也会持续这开启对话的努力。” 据《北韩新闻》（NK News）报导，南韩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党（People Power Party, PPP）的总统候选人尹锡悦（Yoon Suk-yeol ），1月11日在北韩连续试射高超音速飞弹后说：“若北韩的飞弹以高超音速装载核弹头向南韩发射的话，将在1分钟内抵达首尔市区，要拦截几乎是不可能。” 尹锡悦随后补充：“就这件事而言，唯一能避免此情况发生，就是在侦测到对方发射飞弹时，以‘先制打击’（preemptive strike）的方式回应。”此外，他还说：“我们要清楚看待北韩持续增强导弹，威胁我们安全的事实。现在技术上要避免这威胁相当困难，因此我们该透过外交施压北韩，使其停止发展核武。” 相对地，自由派的共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李在明（Lee Jae-myung），批评对手尹锡悦的发言如同“小孩子玩火药桶”。他希望尹能收回支持“先制打击”的发言。此外，共同民主党发言人崔芝银（Choi Jie-un）表示她对于尹锡悦公开支持先制打击的发言感到震惊。她批评：“尹的发言极度不洽当，即便是在假设性的情况下，尹的发言仍可能造成朝鲜半岛危机。” 中朝睽违两年重启贸易往来！双边货物列车重新启动 自新冠疫情于2020年初爆发后，北韩与中国来往的货物列车就一直停止运作。即便两国先前仍有货物往来，也都是透过海运至北韩港口，陆运货物列车已中停好一阵子。然而，据《韩联社》报导，北韩和中国的货物列车已于1月16日，相隔1年半后重新启动。此外，《韩联社》于1月18日的追踪报导指出，中、朝双方已连续三天有铁路货运的往来。 《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中、朝已协商在恢复铁路货运的第一个月里，运送共500节车厢的货物。这考虑到春节和北韩已故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生日“光明星节”（2月16日）的需求。按首列13节车厢计算，一个月发送38列以上，相当于恢复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1月17日的记者会上，证实中朝铁路货运重新启动。赵立坚说：“受疫情影响，中朝铁路货运暂停了一段时间。经过双方友好协商，丹东至新义州铁路口岸货运已经重启。双方将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基础上做好这项工作，助力中朝正常贸易往来。” 对北韩导弹试射问题，赵立坚也呼吁，“中方注意到有关报导以及近期朝鲜半岛形势各方面动向。半岛形势走到今天，事出有因。我们呼吁有关方著眼半岛和平稳定大局，坚持对话协商的正确方向，共同致力于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首先，《雾谷晶策》分析北韩试射飞弹时机挑得巧妙。北韩常在美、韩两军进行联合军演之前，试射飞弹表达永不屈服的军事决心。最近几次试射，并非美、韩联合军演期间。北京将于今（2022）年2月份举办冬季奥运，已于去（2021）年12月初透过联合国大会决议，发布“奥林匹克休战决议”（Olympic Truce）。北韩虽因去年夏季未参加东京奥运，遭国际奥委会禁止参加今年北京冬奥赛事，但依循中朝友好关系，应会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决议”给北京面子，所以挑在一月多次试射飞弹。 再者，《雾谷晶策》解读美、韩两国因三月初南韩即将举行总统大选，目前正商量将上半年的美韩联合军演，延迟至四月举行。北韩若有意影响南韩大选，在北京冬奥过后的二月底试射，则更可能助长南韩政坛的反北韩势力当选，不见得对自己有利。因此选在一月份试射，看来更是合理。不过，北韩向来不按牌理出牌，也正因如此，国际社会应更密切观察北韩后续军事行动。 最后，《雾谷晶策》认为从古至今皆是北京对平壤当局影响力最甚。若华府在民主党执政下，再度回到对平壤采取“战略忍耐”、相应不理的态度，则只会让北韩更肆无忌惮地发展军事、核武装备。毕竟，在美国长期推动国际经济制裁之下，北韩已无太多经济发展的空间，自然会更极力发展军事力量，先有了核弹、后继续量产，到现在发展高超音速飞弹技术，避免金氏王朝遭美国推翻。尤其当前美中对抗的大环境下，中国会在经济上支持北韩，巩固与北韩的双边关系。 （全文转自上报）
导语： 中共20大是2022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备受世人关注。习近平能否在20大上破规续任中共党政军最高职务？围绕着20大的权力布局、割据或争斗，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等将会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果若习近平连任，他将把中国带往哪里、并将对世界产生何等影响？本报特设中共20大专栏，征邀和发表系列深度分析文章，围绕这些重大问题与各界朋友展开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交流、碰撞、辩论和探讨。 中共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2022年下半年召开的20大，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会议将在关键时间点决定共产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习近平或将打破邓小平定下的十年任期制重回毛泽东独裁时代，并确定中共未来走向。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索和分析，由于中共秘密组织的特性，以及对信息的高度封锁，这些分析或带有局限和片面性。 一、习近平连任和新领导班子 自从习近平2018年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之后，一般认为这是为其长期执政做铺垫，使他在二十大可以顺利连任。针对当时外界批评，习近平的借口是，他本人反对终身制，但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两职务都没有任期限制，为了让国家主席与上述两职务保持一致，所以要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中共官媒也积极为其洗地，称国家主席任期制取消不代表恢复领导干部终身制。 这个借口不值一驳。为什么不修改党章限制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任期，来完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度呢？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从毛泽东独裁带来的灾难经验出发，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得到中共全党的一致拥护，也得到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继续执行。但是由于邓小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共最高领袖任期制和接班人制度，其政改十分有限，给习近平回到毛泽东大权独揽时代以机会。习近平本人从未公开表示他不会再继续连任，相反，各种劝进声音甚嚣尘上，相关活动层出不穷，颇有袁世凯称帝前的气势。 终身独裁是逆潮流而动，不符合大多数人民和党员的意愿，也和世界大势格格不入。如果二十大习近平坚持不下课，那中国将和朝鲜并列成为世界上仅有的有条件实施领导人终身制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朝鲜化必将成为国际笑话。古巴、越南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而采取了任期制。 正是由于中共一直没有解决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化问题，每次换届各派系都参与权力斗争，为进入权力核心博弈卡位，特别是二十大更不例外。有分析人士认为20大之前还会出一系列的事情，体制内各种反习力量，尤其是邓小平派系，在20大之前会与习近平做生死较量，而这种博弈的白热化可能导致习近平霸王硬上弓式的强势连任不能如愿以及常委人选多次反复变化。 我认为邓派在党内应当是主流，他们从邓小平的改革中受惠，也支持继续改革开放。但是在中共体制内，紧跟当下最高领导，与其保持一致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才是政治正确。即便他们看到习近平可能会把中共引向死路，他们不会为了救党而牺牲自己利益，习近平反腐打了那么多邓派，没有出现集体反对的组织活动和声音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确立习近平历史地位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通过和中共要求二十大代表选举过程就是贯彻学习习近平思想的通知，都说明习近平已经成功地掌控了中共党政军，因此习连任应当不会有什么意外。 习近平面临的首个挑战是说服或迫使其他6个现任常委支持他连任。上述文件的通过也表明他特别搞定了常委，否则这两个文件不会通过。如果习近平继续按“七上八下”的人事惯例办，6个现任常委中有两人因年纪要正常卸任退休，4人留任。但是4人留任涉及职务安排的难题并阻塞下一拨干部的递进之道，更主要的是妨碍习近平将自己信任的干部提拔到中共权力核心。所以他更有可能无视论资排辈和以年龄决定去留的做法，另搞一套。实际上习近平在过去9年中已经多次打破了接班梯队的递升传统，如破格提拔军队干部，迫使未到年龄者提前卸任等。 但是如果让6个现任常委全部出局，他们不会支持习近平连任，都是67岁，凭什么习近平不退，而其他人要退。所以习近平会用中共面临国内外危机、实现百年奋斗目标需要相对年富力强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等为借口，用拉一派打一派的办法，将自己信得过的人安排进入二十大常委和政治局。这必然会加剧内部权斗，出现更多的变量，或许某些出乎意料的结果。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干部、党员和老百姓都会见怪不怪。 习近平本人是否会在权斗中失利而不能连任？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在防疫上的失误、经济上的瞎指挥、国际上制裁中共在新疆的恶行包括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彭帅事件丑闻等直接影响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政治权威，进而给其连任带来阻力，尤其是习近平对军队红二代下手引发的分裂、利益分配不均等都给习近平连任带来诸多的不确定因素。笔者觉得这些因素不足以撼动习近平的地位，因为如前所述，中共所谓民主集中制决定了作为一把手的特殊权力和地位，同时习近平通过反腐等手段，清除了潜在的政敌，控制了党和军队。党内反习势力没有德高望重的带头羊，习近平对高层监控的严厉程度远超民众，这些党内反习力量目前不可能组织化，至多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作为一个强势的班长，除非习近平自己撂挑子，或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放弃，他的连任是志在必得。 很多人关注习近平是否会在二十大确定其接班人，笔者认为他不会，因为习近平有足够时间在二十一大前甚至二十二大前处理妥当，没有必要在二十大确定，习近平熟知中共钦定接班人引发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孙政才丑闻，长时间考核接班人对他至关重要。但这不等于他没有一个或多个接班候选人，以及紧急接班方案。 由于二十大的人事布局涉及到中共处理所面临的国内外严重危机，以及实现未来20余年的战略目标，习近平在用人上不会太出格，既不会完全打破常规，又不会完全按常规走。他基本会按照既定的2019年出台的党政领导班子建设5年规划进行中、长期的人事布局，任用更多的60后和70后干部，也会破格地留任少数有经验的大龄干部和提拔一些更年青的干部。他的人才战略是力图提拔有能力、有专业、有历练、能应对国内外更为复杂的挑战和接受更为艰巨任务的官员上位，但习班底成员选用的最根本前提是，必须绝对效忠和服从习近平个人，坚持习近平思想，而他们得票多寡、年龄长幼和业绩大小并不是主要考核标准。笔者认为，这些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即将掌握中共党政实权的新生代有多少真心信奉习思想，自觉地帮习搞个人崇拜还很难说，而且在中共制度性腐败和僧多粥少的大环境下，官员带病提拔和尔诈我虞在所难免，体制的弊端使得其不可能真正地选贤任能，这是习近平人才战略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总的来看，中共党政领导接班梯队正在有序和稳步地递升上位。 二、习近平的“党内民主和全过程民主”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二十大能否按习近平的意志走，保证万无一失，很大程度取决于出席大会的2300名党员代表对习近平的忠诚度。因此选谁参会非常重要，习近平对此早有部署。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要使二十大代表选举产生过程成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的过程，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习核心周围实现中国梦。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具体提出筛选代表的重要标准是，看其能否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人民日报评论员同年12月发文称要坚决杜绝“墙头草”、“骑墙派”、“两面人”等，防止“带病提名”、“带病当选”，完全排除党内不赞同习近平政策的人士。很显然，中共的38个大选举单位，已经部署就绪，层层把关，处处设防，保证习家军主导二十大，使习近平得以连任。与此同时，中共又要将这个严密操控的过程贴上一块“党内民主”的遮羞布。事实上9500万党员没有政治权利，党组织操纵整个选举过程，候选人提名由党委会把控，不实行秘密投票规则，党员投票实质是粉饰党内的权力专制。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确强调，必须以党内民主原则取代以前的宗派密谋的组织原则，他们在同盟的新章程中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仅此一点，就已经堵住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中共号称马克思主义政党，但长期背离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不敢真搞党内民主，党员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民主选举的权利，中共党魁从来都不是党员选出来的。号称“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是由选举而产生，是依据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口头指示决定的。 文革之后，中共总结经验教训。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来通过了包括《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内的一系列条例规定，试图建立党内选举制度，在各级党代会实行差额选举，并要求逐渐扩大差额选举比重。中共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十六大报告喊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口号；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特别提出，“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 和积极发展党内民主”。 然而，党内民主尚未起步就胎死腹中。2002年十六大的选举差额比例是百分之十，十七大规定“不少于15%的差额比例”，十八大规定“应多于15%”，十九大不变，二十大仍旧未变。这就是说，在习近平主政的10年里差额选举比例根本没有增加，打断了差额选举逐次扩大的做法。从中共十二大到十八大，党代会代表一直逐年增加，分别为1545人、1936人、2035人、2048人、2120人、2220人，2270人。但十九大和二十大规定代表名额均为2300人。在实际操作中，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都小、各级党组织都会找到对策将其搞成变相的等额选举，使得差额选举不过是中共自欺欺人的伎俩，和过去的领导出名单党员画圈圈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只不过在出的名单中增加几个人而已。 笔者曾听说十八大之前，薄熙来的幕僚建议其“海推”“海选”重庆党员代表，并建议先斩后奏，造成既定事实，由此推动党内民主，也有助于其入常。薄熙来迟疑了很久，决定请示胡锦涛。但海选计划被胡驳回，并要求薄按既定的差额比例方针进行党代表选举。这一方面表明“应多于15%”实际上也有内定上限，另一方面说明中共统治精英并不相信党员，不相信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有足够的觉悟选出自己的领袖。可以想见，如果薄熙来真在重庆实现党代表海选，历史很可能会有改写。二十大前，习中央再度强调禁止“海推”、“海选”，说明党内民主是实实在在欺骗党员的东西。 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历来都是党的统治阶层的会议，举举手，表表态，做做形式，走走过场，和9500万普通党员没有什么关系。中共《党章》规定党代会是中共的最高领导机关，但其实际职能和作用只不过是装饰花瓶，党代表不能讨论决定党内重大路线方针，一切由常委会包办。而党代表中参会的真正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普通党员少之又少。二十大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参会必须限制在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是一线党员代表，官员仍占代表的绝大部分。普通工农兵学商党员恐怕极少。即便真正来自一线工农，他们也是经过反复筛选符合习近平要求用来走形式的工具，对大会议程和选举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比例本身说明中共并不是自己标榜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此外，中共一向强调妇女半边天，但除了毛泽东老婆江青外，没有一个女性进入过中共的权力核心。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女性也极少，与女党员人数完全不成比例，也表明中共政治一向是老男人们玩的权力游戏。即便是改革开放后，如何产生中共党的最高层领导人，都没有成型的制度规定，而是默认邓小平陈云以及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等前任党魁们秘密协商、隔代指定接班人选，再用流于形式的假选举包装其合法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提出新型的人民国家的思想，他们认为以普选为基础的“真正的民主制”是克服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必然选择。他们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公职人员由公民普选产生和罢免、拿工人薪金、作为公仆服务于社会等制度规定，指出这“能保证国家权力始终保持在人民手中”。但是列宁为首的苏共在夺取政权后并没有按马克思的主张实行普选，中共步苏共后尘，拒绝让人民享有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基本权利。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只有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70多年前，中共靠枪杆子以死伤3000万人的血腥暴力夺得政权统治中国，至今没实行过真实而公正的民主选举，中共政权始终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同样，习近平上台以来始终被笼罩在合法性焦虑的阴影中而无法解脱。 为了保住权力，习近平用指鹿为马、偷梁换柱的伎俩，硬造出“全过程民主”的荒谬说法，拼凑一堆含混不清的空洞词语粉饰极权制度，所谓“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等，胡乱吹嘘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远远超越美式民主。 回看20世纪的世界历史，前苏联、东德、朝鲜等许多极权国家都曾将自己的“民主”说成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斯大林在1937年血腥大清洗中还标榜苏联的选举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这些早已成为国际笑柄。习近平的“原创”不过是重拾前苏联、东德、朝鲜等国暴政的遮羞布而已，更让人觉得荒唐可笑。 习近平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民主”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高科技条件下的精致新极权制度，是反民主反文明的现代奴役制度。但中共动用巨大的内外宣传机器重复洗脑，徒劳而愚蠢地企图将谎言变成真理。 因为，保障人权、权利平等、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公开透明、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等，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和基本要素，自由公平的选举是民主政治的起点。鉴别人民是否当家作主的最主要标准，就是看他们能否自由和公平地选举和罢免政府各级官员，鉴别党员是否享有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也要看他们能否自由和公平地选举和罢免各级党组织领导人。与普选权紧密相关的是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有独立法官公平司法裁决纠纷。唯有如此，选出来的官员和党组织负责人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代表人民的利益，也才能对人民和党员负责，而不是对上级领导负责。就此，“海推”和“海选”是真假民主的试金石，这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硬性标准，中共怎么强词夺理和狡辩也绕不开这个试金石。相对来说，过去中国的村委会选举比较接近民主选举，但是村委会不是中共的政府机构，而是群众性的基层自治组织；为保证中共的人当选，习近平上台以后强化了村党组织对村委会选举的控制，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已经名存实亡。 中共常常把人民当家作主、把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挂在嘴边，竭力辩称人民有权参政、议政、监政，来合理化它的一党专政。这显然是一个弥天大谎。中共为了保证其永久执政，打着中国模式民主的虚伪旗号，既是游戏规则的唯一制定者，又是唯一的参与者和裁判员。党国的法律完全按中共的意志而制定，习近平上台后更是要求坚持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近年来，中共增加了制定新法向社会征求意见的程序，但这只是做做形式，人民始终无权参与法律制定工作，也无权监督这些法律的实施。 无论其御用文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多么厉害，也无法举出让人信服的具体证据证明人民当家作主是如何实现的。至今为止，中共仍然不批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共宪法规定的权利是一纸空文，根本不能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到党国权力侵害，任何对中共的批评都会被冠以“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而被惩治，或以“颠覆国家政权”入罪。官媒把中共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 — 说成是14亿中国人选举出来的，每年提出的建议和议案都得到落实来证明它代表了人民意愿实现了民主。但事实是每年成千上万的民众进京上访，各级政府处处设卡，层层堵截，训诫罚款，关黑监狱、劳教者众多，哪里体现出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 做不到这点，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都是空话、假话。按这个标准，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是假民主，党内民主也是假民主。 三、 中共二十大后的走向 习近平搞虚假民主的用意是维护中共的一党专政，保障其长期执政，将权力永久把持在党的手里，让红色帝国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中共的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和钱袋子都是服务于此，政权安全是中共核心利益的核心，这个任务二十大后仍然是中心，是中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除了加强前三杆子之外，还会更多地使用钱袋子的功能，通过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共同富裕等新民生政策，忽悠人民，获得执政合法性。 在习近平第三和第四任期中，中共要朝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即在2049年党国建国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前，它还要在2027年中共建军100年时实现军队现代化；同时，中共面临大限将至的关键时间点。中共的俄爹苏共执政了74年垮台，2023年中共也将达到这个大限。这个节点也让迷信的中共领导人高度紧张。近年来，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结构性问题和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中共对现行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强势改变、争霸世界的战狼外交引起的西方国家的集体反制，让习近平面临自2012年执政来内外最严峻的危机。 习近平本人个人野心勃勃，认为自己是可以和毛泽东比肩而立的党和人民的大救星，是中共第二个百年千秋大业的开启者。他不会保守地应对危机，但本质上还是会沿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老套路。对内，由于中共领导的权威性一代不如一代，习近平一定会像毛泽东一样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大肆宣传自己的丰功伟绩，竭力推行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以党的名义强化对其个人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也会继续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一方面强化对党和国家各个领域和机构的改革，提高对党国社会各个层面统治的效率，以更为精致、精密、全面、多样的方式掌控党国。他会更大力度地加强用数字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武装专政机器，高压维稳，打压任何与其思想路线不同的人以及观点立场，先发制人地消除对自己和中共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他会力图通过经济调整，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提高国企生产效率，既要保住作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以解各级政府财政燃眉之急， 走出经济危机，又要推动经济转型，成为世界创新中心，实现赶超美国争霸世界的战略目标。这是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的核心精神。但是历史证明，政治压迫不可持续，人性向往自由和尊严；此外，社会主义经济的致命弊端是无法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即便加入某些市场机制也不可能根本消除。同样，政治窒息的环境也不可能持续地产生颠覆性创新。西方国家开始认识到中共全力以赴攻占科技高地的政经动机，加大反制措施，如限制华为公司，减少对华技术转让等，这也会让习近平的经济转型举步维艰。 习近平还要在二十大上大打共同富裕这张牌，这也是一箭双雕、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权谋，通过劫富来济党。习近平既要利用民营经济，割民企的韭菜，又要防止其做大做强，以掌控经济失控带来的政治安全风险，近年来一系列打击民企的举措都是以此为目标。同时，他利用中国民间仇富心态，提出颇得人心的共同富裕口号，以消除和转移因此而引发的对党的不满情绪，将党国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归咎于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把自己打扮成关心民生、超越了毛邓的圣君明主。虽然中共宣布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建党100年时完成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但事实如李克强所承认，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不够中等城市的房租。鼓吹共同富裕很有诱惑力，可以给人民一个虚幻的希望，从而支持习近平政策。然而，只要经济的隐形双轨制存在一天，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权力寻租就在所难免。中国巨大贫富差距就是权贵利用经济隐形双轨制而产生的，体制造成的机会不均等是问题的核心，这个不解决，共同富裕是空话，是中共100余年都兑现不了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空头支票。 在无法迅速解决国内危机时，习近平一定会通过对外扩张转移矛盾和公众视线，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为其政治服务。2022新年伊始，中共军队在中印边境的主动挑衅就是一个证据。除了中共的执政安全之外，中共利益的核心是占领台湾和吞并南海，最后是争霸全球，但推动实现这些利益的行动是齐头并进的。所谓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习近平中国梦的最重要一环，习近平在二十大会再度施压，提出解决台湾问题方案。可以预见，习近平甚至会将打台湾作为连任的一个口实，并在第三和第四任期中，在不影响中共执政安全前提下，不惜代价拿下台湾。他主要是通过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大统战、经济战，同时加上军事挑衅，实施逼统战略，保持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存在和台湾主权争议状态，以警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得提升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一旦逼统不成，中共会利用经济手段，或擦枪走火武攻台湾，或在美国护台决心减弱时，武力犯台。 可以肯定，习近平二十大之后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将美国作为主要敌手，因为美国是中共实现其战略目标扩张其核心利益的最大障碍。他会加大扩军备战，力图打赢中共争霸全球的最后一战。与此同时，习近平会继续忽悠美国，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共与美国摊牌的实力仍然不够。 总而言之，习近平二十大后的内外政策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中共的坍塌，但最终会把党国带上一条更危险的道路，造成灾难性结果，党内外有识之士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如果9500万党员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就应当按马克思的教导，为自己和人民争取普选权，自由公平地选举党代表和党的领导人。 （全文转自议报）
物换星移，恒均系狱已整整三年，这两天澳大利亚及其它民主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对他的现状与案情进行广泛报道。恒均蒙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备尝艰辛，因而深受世人同情。澳大利亚政府更是一再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杨恒均，因为拘捕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三年以来，中共当局既没有提供他的犯罪证据，也没有遵从正当的司法程序（特别是刑讯逼供和关押近两年之后才允许律师会见），按照国际标准属于典型的“任意拘禁”。 中国官方指控杨恒均涉嫌“间谍犯罪”，其实是罗织罪名对他进行政治迫害。2019年1月中共当局拘捕杨恒均是为了达到两个政治目的：第一是打压民间意见领袖以防范“颜色革命”，第二是抓捕人质作为筹码以保护华为。在华为受到抵制、加拿大警方履行美加引渡条约于2018年12月1日拘押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据说习近平亲自下达任务，要求各个部门竭尽全力保护华为。外交部门和安全部门全力以赴，甚至于使出“人质外交”这一下策，于2018年12月10日将旅居中国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思巴夫抓捕。美国盟邦澳大利亚在抵制华为行动中冲在最前线，中共当局也急于制服澳大利亚。不受党国待见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国，正好碰在枪口上。 但是，中共当局抓捕杨恒均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维稳。防范2019年可能发生的“颜色革命”，或者习近平口中的“灰犀牛、黑天鹅”，是中共维稳部门全力以赴的头等大事。2019年可能发生“颜色革命”，坊间有很多议论。这种议论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当时中共政权就已困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中共面临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习近平的极权复辟、倒行逆施，不仅使中国经济持续下滑，而且使中国的公民社会受到严重摧残，中华大地怨声载道。其二，为了动员民族主义资源来强化极权统治，习近平在国际上推行“战浪外交”、咄咄逼人，公开挑战普世价值以及基于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从而造成中共政权在国际社会中空前孤立，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三，习近平在2017年取消任期限制，谋求终身掌握绝对权力以及对党中同僚的生杀予夺之权，使党国高层也离心离德，习近平也因为担心“祸起萧墙“而疑神疑鬼、寝食难安。2019年有“六四”30周年、“五四”100周年、镇压法轮功20周年等重要纪念日，中国朝野上下纷纷预言，当年会“出事”。 在当时，习近平全面摧残中国公民社会、系统清除党内政敌、横扫维权律师和网络大V等民间意见领袖，已经达六年之久，公民社会中的“漏网之鱼”寥若晨星。因为拥有庞大的读者群，2011年杨恒均就因涉嫌发起“茉莉花革命”被国保抓了一回。2019年因为当局防范“颜色革命”又被国安抓捕，真可谓在劫难逃。如果他的身份是中国公民，当局很方便就会给他安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由于他是外国公民，“煽颠罪”无法安到他头上，所以只好选择“间谍罪”。 但是，要证明杨恒均犯有“间谍罪”，即便是以造假为职业的中国国安部门也非常艰难。按照中国法律，“间谍罪”的要件是参加外国的的间谍组织或接受间谍组织的任务。杨恒均在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之前，一直在中国国安部门工作。如果在那段时间就犯有“间谍罪”，他离开中国之后岂敢再踏上中国土地半步？更不用说他还敢大半时间回中国居住，还如此放肆地上蹿下跳、指评时政、招惹党国。党国岂能不早就将他拿下法办？ 杨恒均是澳大利亚公民，系狱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确实有机会接触这两个国家的间谍组织。但是，我们可想而知，中国国安会不遗余力查获他与这两个国家情报部门的关系，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当今中美交恶和中澳交恶达到这种程度，哪怕是能找到任何微乎其微的证据，中国当局也会立马公之于众，不但严厉治罪杨恒均，也借此对美澳两国大加挞伐。中国当局拿不出证据来，还硬是用“间谍罪”惩办杨恒均，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专制政权没有底线，进行政治迫害的套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杨恒均的坎坷磨难，体现的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挫折。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和苏东剧变，中共丧魂失魄、变成没有灵魂的僵尸，出走者众。有些人采取轰轰烈烈的方式离开，更多的人是平平淡淡地离开。官阶显赫的许家屯，当年也是淡淡而去。很多人留在体制内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但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体制内，思想信仰已经转向自由民主。杨恒均1999年才离开体制、作为随迁家属移民澳大利亚，已属后知后觉。但是，在中国经济起飞后离开中共体制，经济上放弃的更多。告别优厚的待遇和仕途，中年转道走上从头开始、自食其力、自谋生路的新征途，并不是一种容易做出的选择。杨恒均在香港和美国工作多年，有机会对专制暴政与自由民主两种制度、两种文化进行深入比较，因而他弃暗投明的选择淡定而决绝。道不同不相谋，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杨恒均服务于中国国安部门，但他既不是执法人员，也不是核心情报人员。无论是在海南省政府外事办为海南经济特区的对外关系做调研，在香港为香港回归中国做调研，还是到美国华盛顿为中国加入世贸做调研，他都只是从事普通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涉密级别不高，因而仍能得到淡出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杨恒均从离开国安到成为“民主小贩”，中间隔着五年的作家梦。他来澳之初几乎与世隔绝，闭门写作他的“致命三部曲”，在2002-2004年间相继推出《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意欲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谍惊险小说的空白而走红文学界。他当时还积极联系香港的制片人和导演，想法将这些惊险故事搬上银幕。他在写作时除了努力开拓思想深度，还一应俱全地加入诸如卧底、策反、谋杀、色情等大众影视作品的刺激性标配。不过，因为题材过于敏感，这些小说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也无法在香港搬上银幕，好梦难圆。 杨恒均2005年投入我门下读博士，并不只是简单的回炉求学，而是同时加入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我当时执掌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部，已公开亮出“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旗帜，连续几年举办专题研讨会，邀请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到悉尼相互砥砺、共襄盛举。会议的论文编为《中国自由主义论丛》分集出版，包括《宪政与中国》、《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等。我当时还和学生及友人办《悉尼时报》，这是一份有32版的大报，杨恒均在入学后也同时兼任这份报纸的总经理和副主编。 当时互联网问世不久，举世为之兴奋不已，中国自由主义学人更是对互联网抱有无限期待。杨恒均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互联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重点研究公民记者、自由主义学人以及其它民间意见领袖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里与压制言论自由的中国政府之间的博弈。开博客，在网络上发表时评，通过实验积累第一手材料，起初只是杨恒均博士课程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一发不可收拾、沉迷其中不可自拔，无意间成为“卖文为生”的网络职业写手，活跃于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他的文章情深意切、深入浅出、特别接地气，深受读者喜爱，因而迅速成为名满天下的“民主小贩”，不厌其烦地向国人传播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相关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在几年时间内，他本人也完成了思想飞跃，带着为大众和社会奉献的家国情怀和圣徒情结，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宪政转型事业。他的这种经历和成功，被陈行之总结为“杨恒均现象”。十多年来杨恒均贩卖民主自由的文章多达上千万字，结集出版的著作有《家国天下》、《黑眼睛看世界》、《伴你走过人间路》、《说中国》等。 从政治光谱和精神气质上说，杨恒均是一位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位以闻道为乐的谦谦君子。他坚定地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但他并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路径来实现这些理念。他所心仪的是朝野互动的和平转型模式，将宪政转型当成民主思想启蒙的逻辑结果。他发表在互联网上的启蒙文章，以温和理性为基调，而且精心拿捏分寸，以能够在”墙内”生存为前提，完全没有超出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 党国当局对这样一位为民请命的谦谦君子进行政治迫害，实在令人发指。有关部门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恶法条款滥用到极处来折磨他。他先是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单独关押6个月；然后是正式刑事拘留37天，到2019年8月23日正式逮捕。正式逮捕之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调查”，直到2020年3月23日才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准备起诉；检察院“准备”了近7个月，才于2020年10月7日送交法院准备开庭审理；法院又“准备”7个多月，终于在2021年5月27日开庭一审，一天之内就结束了，而且是不公开审理，不允许亲属、媒体或澳大利亚外交人员到庭旁听。按照《刑事诉讼法》，一审结束之后，两个月内就应做出判决，“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但是，这部法律还规定：“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对杨恒均的判决，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不知哪里是尽头。 三年的牢狱对杨恒均的身体造成严重摧残。酷刑逼供主要发生在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6个月期间，主要是剥夺睡眠、疲劳审讯和单独监禁三种方式。本来是很健康的一条汉子，三年下来成了一个重病号，出现高血压、高尿酸、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等症状，特别是肌酐指标迅速上升，有肾衰竭风险。 但是，杨恒均通过律师探访和领事探访两个渠道带出来的信息表明，他内心很强大，不屈不挠。他在口授的一封信中说：“我没有犯罪，更没有犯间谍罪。…… 推广、普及、践行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公正、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中国梦。我不会在任何势力压力下屈服。…… 我乐观地等待我重获自由的那一天，乐观地等待自由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一天，至死不渝。”在带出来的言谈中，他也一再感谢世人对他以及他的家人的关爱。 天佑恒均！天佑中华！ （全文转自光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