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祭奠文革六十周年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中国最大影音社群平台“抖音”（字节跳动）因拥有上兆人民币资产，被胡润研究院列为“2022年（中国）独角兽”榜首，集团旗下，“抖音海外版”TikTok应用程式在美国也有2亿多次下载。川普执政时期，曾以国安考量打算封锁TikTok，拜登上台后虽然取消了这一尚未执行的禁令，却仍指示美国商务部应审查它可能的资安问题。《纽约时报》9月26日一则内幕新闻，便报导了拜登政府虽和TikTok达成初步协议，但显然仍不足有效降低国安风险，环绕在TikTok的争论很可能没完没了。 TikTok为中国“字节跳动”（ByteDance）旗下一员（中国为“抖音”），虽然TikTok强调自己是由一家位在美国的公司独立负责，一直以来，它却始终被怀疑也是中国搜集海外大数据的一环。尽管影音内容多为年轻人以秒计时的唱歌、跳舞搞笑短片，看似无害地纯为提供娱乐，但动辄涉及上百万Z世代的个资和使用习惯，假若TikTok如同中国企业也“听党的话”，将它存放在美国伺服器里的资料回传中国，这对美国国安当然是一大危机。 今年6月，根据BuzzFeed News的调查，在掌握TikTok内部80多次会议内容后，发现至少有9名TikTok的中国籍员工曾“数度造访美国TikTok用户的非公开数据”，这就和TikTok管理阶层2021年10月在参议院的宣示证词有极大出入。他们的高层在听证会上曾信誓旦旦，保证“只有TikTok的‘美方安全团队’有资格查验美国客户数据”。BuzzFeed News报导一出，美国社会哗然，很多家长原以为自己小孩不过是在玩极短版的Youtube，现在也开始警觉，禁用TikTok之声一时沸沸扬扬，因为这确实踩到美国社会重视个资隐私的底线。 当然，疑虑虽高，美国人对TikTok的安全性仍处于高度怀疑阶段，否则拜登政府也不需要和TikTok持续协议，以预防“潜在的威胁”。但就如同《纽约时报》所说，即便拜登没有像川普一样，打算直接禁掉TikTok，但前后政府对中国抱持怀疑的态度，已无本质上的区别。 更何况，就算TikTok不断试图撇清它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国家评论》（The National Review）却又揭露了它曾掩盖北京镇压维吾尔人或其他民间抗议的讯息（不让相关影片在TikTok播放），这难道不是在遵循“字节跳动”的官方政策？此外，美国国安单位已不只一次警告，中国对美国选民、公众舆论、政党、候选人和不同党派支持者的讯息，早有长期且广泛的搜集计画，如果中共想更有效编制美国公民的档案，今天的TikTok无疑就是他们最得力的现成设备。 一个广受年轻世代欢迎的TikTok，之所以被美国以国安规格严肃看待，并陷入你来我往冗长的听证、协议流程，话说回来，问题还是在中国身上。原本对中国而言，TikTok能在美国掀起风潮（不只美国，应该说是全球），无非证明了中国在新世代娱乐产业上的创造力确实不容小觑，偏偏，因为习近平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威权扩张的最明显时期，于是便使得这样一个软性的社群媒体，恐怕也将沦为硬性的共产党操作工具，甚至被赋予介入民主国家选举的任务。 回溯拜登上台前外界所熟知的对中立场，就是他认为尽管中国政府有一连串侵犯人权的纪录，也无碍美国和中国企业绕过这些矛盾，然后在不同的经贸领域展开合作或投资，当然，前提是中国的商业行为，必须相当程度免于威权体制的干预。而后者，已被习近平执政下大力推动的企业也要“听党话、跟党走”给严重推翻。虽然中国科技龙头（例如腾讯、阿里巴巴等）在中国经济、社会面已具备相当的影响力，习近平就是有办法要求这些科技龙头忠诚归顺共产党。 2020年9月15日，中共颁布一纸：《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毫不掩饰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加大政治引领和思想引导力度，不断筑牢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基础。”此后，谁还能把中国企业，乃至“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当成一家“正常的公司”？是习近平迫使了拜登对当下的中国改观，而在美式逻辑中，当他们对某人一旦改观，后续则整个思考和行为都会跟著做出一系列调整，拜登紧盯著一个满是无厘头短片的TikTok，道理正是如此。 （全文转自上报）
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中共就会召开世所瞩目的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不出意外的话，习近平将会破格连任，延续他的所谓的“治国理念”。现在网路上热传中共各种高层人士变动，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还并不是人事变动问题，而是“二十大”之后中国可能的走向。 现在，“二十大”的议程大局已定，如果仔细观察和分析中共官方媒体最近的一些论述，可以大致猜测出未来至少五年内，中国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政治发展动态。这从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 第一篇是新华社9月18日发表的一篇社论，题目是《办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这篇文章，显然是针对前不久贵州载运疑似染疫人员的大巴翻覆，导致网路上民情汹涌，党内对“动态清零”政策也多有微言而做出的回应，应当代表的就是习近平本人的意思。文章开宗明义就表态：“既要坚持动态清零，又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于宣示“动态清零”政策不会因为出现严重的人道危机而松动。文章的重点其实在这样一段话：“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钜繁重，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勇于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这段话可谓杀气腾腾，不仅再次强调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要进行某种“伟大斗争”，而且模仿毛泽东“阶级斗争要讲一万年”的口吻，提出“重大斗争是长期的”，甚至要伴随第二个一百年。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测，习近平连任之后的中国，将以“伟大斗争”的名义，推动“文革”2.0版政治运动，政治上只会越来越紧，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有宽松的可能性。 但问题来了：以今天中国的数字化极权统治模式，反对派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哪来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哪来的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呢？当然没有。但是中共，以及一切极权政权，为了维护统治，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制造敌人。现在习近平的基本思路，就是把美国和台湾列为主要的外部敌人，通过在台海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来作为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的根据。而按照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和中共历史上的传统，还要有内部敌人，因此，这样的伟大斗争很有可能首先从党内开始，从进一步清洗中共内部的不同路线的拥护者开始。这一点，从另一个最近发布的文件就可以看出。 9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这个规定的颁布主要是为整顿党内政治秩序立规矩。按照这个规定，有十五种情况的干部，就要下台，或者被清洗。而这十五条标准，不仅没有出现“腐败”二字，而且前两条都是针对维护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而制定的：（一）政治能力不过硬，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推动落地见效上存在明显差距的；（二）理想信念动摇，在涉及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态度暧昧，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 显然，这是一个政治挂帅的文件，腐败，无能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是不是忠诚”。这个文件当然不是针对习近平的，而是针对针对习近平的人的。换句话说，这个规定的颁布，再加上最近对公安司法系统的残酷整肃，我们大致可以预测，习近平连任之后的中共，内部斗争会更加残酷。 当然，不管搞阶级斗争，社会革命，还是清肃内部，都是在自掘坟墓，历史倒退通常没有好下场。习近平号列车一定会跌下悬崖，问题是要有多少中国人为之殉葬。 （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二十大前将发生政变的“内部消息”，终于在中共二十大前20天左右达到高峰点：英文自媒体加入传播行列（包括部分西方媒体人），借此传播工具之力远播五洲；政变成果是习近平被软禁、彭丽媛绝食抗议。但两天之后，被软禁的习近平现身，英文自媒体与传媒人就此偃旗息鼓。原来登载传言的中文媒体开始澄清谣言，这场“习下李上政变”说的马拉松长跑告终。这种“时政分析”，我在十多年前为其起了个名称，谓之“中南海占星术”。在此我先回顾一下以往类似事件，远的不说，还是以习近平任期内的同类事件为例，读者可能相对熟悉一些。 前事未必成后事之师：2015年发生的中南海政变 2015年是习近平接掌中共权力的第三个年头，反腐正在进行时。当时反腐除了习动不了的安全部门之外，党政军警全在扫荡之列，倒下的将军就达上百位之多。杨鲁军在《闽地记事三部曲》之一中以福建省官员的抱怨为例，说明反腐不得官心：“未料到反腐变成‘新常态’，……县里几套班子那是‘人人过关，个个脱光洗澡’，……一些人已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从政选择。这官还有啥当头？没钱收，无美女，连美酒佳肴都禁止，这七品芝麻官不当也罢了……。”作者还说：“我注意到反腐时代官员的动力来源和激励机制问题，靠党旗下的宣誓、靠伟大理想的召唤、靠党性觉悟良心，毕竟与市场经济法则相去太远，……市场经济讲究投入产出、讲究等价交换、讲究世俗意义上的个人成功与幸福……要求基层官员只讲奉献不计所取投身党的事业，就整体和大面而言可能是不现实的，我担心长此以往，中国会出现大规模的基层干部’辞官潮’……。” ——这段话很真实地表达了当时官场对习王反腐的怨怼之心。希望结束“永远在路上”的反腐，确是中国官场的普遍心态，因此一些人希望通过“政变”放风吓阻习王二人罢手。至于认为“政变”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化契机，则是政治反对阵营一种共同的缥缈期望。 当时，习王反腐有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中国庞大的官僚集团头上，再加上习近平打压言论与异议人士，各路人马的反习之心全都调动起来，政变之说蜂起，而且等不到北戴河这一海外中文舆论认定的党内元老每年都要修理训斥习近平的休假聚会时期，在两会期间就已经成为高调，且影响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其中少数半信半疑地看待这种传言，但哈佛教授马若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是认为，被整肃的贪官会联合起来反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以上分析，见本人旧文《浅析“中国即将发生政变”的期望》（2015年3月）。 习被政变的政治传言从未绝迹 从习近平准备连任开始，各种政变传说就流传于世，而且规模远大于2015年。主要原因是2015年那时没有自媒体，虽然有海外媒体很喜欢这种中南海占星术的叙事，但毕竟是媒体，就算不事事讲究新闻五要素这“五个W”（When/Who/Why/Where/What），时常“用据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内部人士透露”，也多少有个限度。如今点击率为王，有听众订阅，就象刘兰芳《说岳》评书一样，听众听的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岳飞，而是听个热闹痛快；又或者类似人们看武侠小说，不在意武侠是否存在，只在意武侠们行走江湖、拳脚上争锋那快意恩仇，当作成年人的童话。 不过，既然挂上中国“时政分析”的名儿，毕竟与说评书有点不同，说者也得不断调整说法，取信于听众。以今年这轮为例，约一个月前，“习下李上”终于调整成“李上习不下”，但这些传言不够惊耸，不足以惊动英文世界。大概在9月24日前后，有人发现习近平神隐了数天，于是大胆推测北京发生政变，政变的军队已经控制北京，这条惊天消息最后被某中文自媒体加以完善丰富了不少细节：习近平被软禁，彭丽媛绝食以抗议。这下英文世界再也坐不住了，我这里立刻有人来电查问此消息是否属实？我告知这是几家中文自媒体的产品，不必认真。但最后传言长了脚，成为五大洲皆知的中国头条社媒新闻，直到习近平与其他常委同框出现，还有人继续分析一些细节，比如李等两常委穿白衣暗示什么之类。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知道，以前用“据传”发的“习下李上政变说”的媒体终于出来澄清。前中央党校教师蔡霞女士的一段话被德国之声、法广引用，算是今年这轮上下说传播者就此事最适当的解释，或许可以为各路传播者提供一个解释标本并安抚受众的情绪。 在9月28日法广《谣传习近平遭软禁的背后》 中有如下一段话：“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说，‘20大之前充满变数，一切皆有可能! 至于哪种可能成真，要到中共20大新常委们站在新闻记者面前，才算尘埃落定”，“传言反映人心，当真就不必了。” 看到这句“传言反映人心，当真就不必了”，我不禁莞尔。在推上转推时顺便周知：各路自媒体的受众们，今后再遇到类似的信息，就当评书听，不必当真。 从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到中南海占星术 早在2012年中共薄熙来事件之后，我就写过一篇“《从“克里姆林宫学”到“中南海占星术”》（2012年9月29日），分析了这种盛行于海外中文媒体上的中共权力斗争传闻，在此概述一下。 “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是对“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的戏谑之称。当年苏联号称“铁幕”，与西方基本处于信息隔绝状态，它主要通过观察苏联官方媒体来了解苏共高层的人事变化，并据此来推测苏联的政治动向，尤其是苏共高层权力结构和权力继承的变化。例如，塔图（M. Tatu）曾仔细分析苏共二十一大前后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与表面上排名在他前面的总理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哥尔内相比，谁的地位更重要（见之于其著作《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 [ Power in the Kremlin]）。他的依据是在若干次会议上苏斯洛夫是紧挨着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坐在后者的左边或右边。 在克宫政治动态对外界完全封闭，充满了神秘感的“铁幕”状态下，这样的揣测常常成为媒体跟进分析的参考。但由于资讯太少，“克里姆林宫学”也常常失灵，比如，谁也没能预测出赫鲁晓夫下台。正因为如此，一些苏联观察家就挖苦“克里姆林宫学”的分析，把它说成是“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意思是，这种对苏共高层动态的揣摩无异于占星士的神秘预测。 海外中文媒体上的中共权力斗争“分析”，其实就是脱胎于“克里姆林宫学”的“中南海占星术”。中共政治生态与苏联时期相类，人们分析中南海政治生态，只能象克里姆林宫学一样，根据中国媒体上的信息，比如习近平最近出现的频率、李克强说了什么，然后穿凿附会出许多传说。信息世界从来就是谣言四起，互联网时代加剧了这种状态，这就是中南海占星术能够在海外中文媒体上长盛不衰的原因。 中国有句名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提醒世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也许重大的历史事件会是这种状态，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鸦片战争缘起鸦片之害，民国时期“五毒乱中华”之害，让中国现在都还能谈毒色变；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也让中国政府在发钞时有个按钮，太多时还记得按一下停止键。但多数时候并不如此，黑格尔有句名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中国文革的“破四旧”、否定历史、群众运动禁言（取消文化）在另一大国曾出现过，更何况这种于真实社会形势发展无关的谣言传播。更何况，《叫魂》这本书中描绘清中叶一则谣言引发江南数省民变的社会土壤，至今在中国还很肥沃。 笔者认真地“预言”，今年这轮“习下李上说”既非中南海占星术第一次显灵，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消停之后，另外一波新的政治传言必然又起。但愿人们记得“人心所向，不必当真”这剂安慰传播者与受众的万能膏药，任何政治传言，能给人们带来乐子就好。一场网上游乐消停后，另一场开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乌兹别克上合组织峰会晚宴落荒而逃的习近平，在神隐10天后终于“复出”亮相了。虽然事先传出许多对他不利的消息，包括他被软禁。然而如非非常时刻，中共是不会采用这个手段的，因为给人“政变”的说法，无疑对“社会主义民主”带来太负面的形象。这次亮相后，更多人表示他的神隐是“防疫”需要，果真如此吗？ 先不讨论上面的说法，分析一下这次习近平复出的场景，也就是报导与图片，就很令人好奇。 根据报导，这次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阵容庞大，除了习近平暨其他6名政治局常委，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几乎囊括副国级以上高官。 （王岐山缺席应该是出席安倍晋三国葬仪式尚未回到北京。）新华社的报导声称这个展览：“宣传10年来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的里程碑意义，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习近平特别强调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在为自己打气吗？ 新华社另一篇有关中共20大代表的长篇报导中更吹捧习近平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充分展现了大党大国领袖的政治智慧、战略定力、使命担当、为民情怀、领导艺术”云云。这个吹捧文字已经超过当年对毛泽东的歌颂，可能还得感谢号称“三朝国师”的王沪宁。 对如此高档次、大规模的盛大活动，这些领导人应该西装笔挺、排列有序，然而同时新华社的照片，简直让人非常意外。 7名政治局常委居然全部穿便装，其中站在习近平旁边的第二号人物、总理李克强穿的最邋遢，不但只穿白衬衫，连裤子也歪歪斜斜，尤其他的眼神，对那些展品露出不屑的模样。因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如何，他心里最清楚，对展览出来虚伪成就当然不屑一顾。李克强两手放在后面，那副毫不经意、心不甘情不愿的来配合习近平演戏的样子，给习近平的“盛大复出”标下最好的注脚。被传可能成为下一届总理的汪洋也穿白衬衫。离队远远的王沪宁，行径更是可疑，他的两手也放在后面，心眼不在展品。 中共的著名口号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所以内斗再激烈，表面上也要装得团结，避免给“阶级敌人”钻空子。因此在各式流言传播的时候，也必须做出“团结”的假象来“维稳”。然而其他人也不想给习近平利用，所以才会全部便装出席来有意识降低这次活动规格的共识。结果出现不协调的这幅文字与画面。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已经没有掌握他人生死的大权，否则李克强没有这样的胆子。至于这张图片的发表是不是“高级黑”，也供大家揣测。总之，中南海是不平静的。
九月，又是一波政变传言“习近平遭软禁”传遍墙内外、国内外、海内外，背景是习近平外访回国后消失十一天。至9月27日，习近平终于露面，似乎再次打破政变传言。有人于是问：为何总有政变传言？亲共分子甚至责备反共人士：习近平当政十年，你们都制造了多少次政变传言？其实，同样的问题，倒是应该问习近平本人：为何总有政变传言？你当政十年，都有多少次政变传言了？ 其实，习近平自己应该很清楚，所有涉及他的政变传言，无论真假、虚实，其背后都是人心向背。天下苦习久矣！几乎人人都盼望他下台。党内外、墙内外、国内外，舆论莫不如此。即便在墙内，只要网管当局稍不留意，就会引爆真民意。 比如今年八月中旬，大熊猫翠翠产下幼仔，央视新闻只说了一句“你准备好给它起名了吗？”顿时引爆舆论。涌入的大多数评论，竟然都影射习近平。因为翠字，被理解为习死两次的合写，早已成为网信办的敏感词。由此引爆网民的联想和发挥。央视客户端紧急关闭评论，其他转载的媒体也都紧急关闭评论。由此可见，只要中国网民有一丝空间，就会发出他们今年的最强音：请某人到点下班，到站下车！这几乎是当下墙内外、海内外的共同心愿，普天下的共识。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但习近平却强求、强要、强来，逆着民心民意，顶风作案。而最令国内外民意反感的是，越是临近中共二十大，由习家军控制的党媒党报，越是鼓足了腮帮子，为习近平连任造势。 新华社社长傅华甚至抛出三个“一分钟”：“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和党中央的视野。”换言之，一分钟都不能停止吹捧习近平。意思很清楚：只要一分钟不为习近平造势、歌功颂德、搞个人崇拜，习近平就可能倒下。表面上权势熏天，实质上权力脆弱。既然每分钟都不能停止造势，自我消失十一天，怎能怪别人造谣、传谣？怎能禁得住传言四起、“谣言满天飞”？ 作为习近平的亲信，身为人大委员长的栗战书，在外访途中，对其他国家领导人交底：“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言下之意，只有习近平，中共非习近平莫属，不仅要连任，而且要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直到2049年，即第二个百年目标之日（中共建政百年）。 而与此同时，由习派把控的宣传机器和意识形态喉舌，以不同形式，先后发文，让计划经济、闭关锁国、阶级斗争，甚至于军国主义，都在王沪宁式的极左话术、语言包装和强盗逻辑下复活，接连获得正名、平反、翻案。习派强烈暗示：只要习近平连任，就肯定走回毛泽东老路或金正恩的朝鲜模式：闭关锁国，对抗世界文明；对内独裁和对外威胁。大明其白，丝毫不加掩饰。 所有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足以让中国人民惊恐，也足以让世界人民紧张。这几乎让人得出一个公式：习近平当政，对中国而言，意味着灾难；对世界而言，意味着战争。（比如台海战争，其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习近平对普京入侵乌克兰“上不封顶”的支持，已经让世界极度反感、极度不安。以各国的认知：屠戮乌克兰，普京是主犯，习近平就是从犯。 这就难怪，一旦习近平隐身，必传言四起；一旦传言四起，人们必翘首以待。这是群体心理学。支撑这一心理学现象的，就是人心向背。其潜台词就是：若习近平走人，全世界都会松一口气。古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又云：知所进退。政变传言不断，习近平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9月18日凌晨2时40分，一辆从贵州贵阳出发的满载要送往集中隔离的所谓“涉疫人员”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翻车导致27人罹难。这件事在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热议，也登上了国际媒体的版面，因为这绝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正如很多网友所说，这次大巴翻覆，是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一个具有丰富政治隐喻的写照，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交通问题，而更是当今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的集中体现。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这是一起典型的老百姓为了独裁者的一意孤行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事件。我们都知道，中国今天几近疯狂的“动态清零”政策，完全是当权者不顾民意也不顾科学常识的暴政。在这样的暴政下，最终付出代价的就是老百姓。自中共建政至今，从大跃进到“文革”再到“六四”，无数的悲剧都是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坚持错误决策的结果。贵州大巴事件，就是这样的悲剧的缩影。 其次，在深夜里开往死亡的大巴上，有四十多名即将被送往遥远隔离点的贵阳居民，对于这样的荒谬政策，他们心中一定充满了不解、抱怨，甚至是愤怒。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团结在一起提出抗议，更看不到他们以拒绝上车进行抵抗。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面对暴政不敢抵抗，任由暴政横行，最终伤害到自己。这也是极权制度在很多国家都土崩瓦解，但在中国依然能够维持的重要原因。这个原因，也充分体现在了这次贵州大巴的惨案中。 再次，这次贵阳市大巴的夜间冒险转运模式，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从司机穿着重装防护服长途驾驶就可以看出，从转运司机到乘客，其基本安全保障，从一开始就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这体现出了当今中国的另一大特点：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包括高于法律。所谓的“依法治国”完全是一句空话，甚至是习近平的个人意志都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中国，完全没有法治可言，人民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27条人命，再次凸显了党大于法的中国“故事”。 最后，这次贵阳市安排大巴深夜进行转运，完全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清零”的政策目标，也是为了当地政府自己的政绩。把有可能染疫的人送到遥远的地方，对外就可以宣布贵阳已经没有疑似病例。这不仅仅是自欺欺人，更是几十年来中共各级官员一贯的弄虚作假的执政模式。从各省的GDP数字到所谓脱贫任务的完成，都是弄虚作假的结果。当北京的独裁者做出一个地方无法真正执行的政策的时候，地方官员的对付方式就是弄虚作假。从错误决策到弄虚作假，这就是中国政治运行几十年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也体现在了这次贵州大巴事件上。 从以上四点不难得出结论，贵州大巴的悲剧虽然是单一事件，但凝聚了当今中国的各种政治现实。难怪有网友深刻地指出：中国，就是那辆在凌晨的黑暗中驶不进黎明的大巴。 最后，我要再次指出，所有这些中国的黑暗的政治现实，最终都会导致人民为之付出代价。在那个漆黑的凌晨失去生命的27个乘客，也是中国人民的缩影。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改变，每个国人都可能会成为牺牲品。因此，我们应当记住那27个死难者，记住他们，就是记住中国人的苦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有很多国际媒体很乐观，认为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终于产生了裂痕，这是可以利用的好消息。但是同时，他们忽略了栗战书在俄罗斯杜马的正式表态。这很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不愿意相信事实。 栗战书在俄罗斯杜马的表态，是习近平的态度，这个不用质疑。但是普京也不敢相信，于是就把表态给公布了。和中国政府公布的表态不一样，中国显然隐藏了一些关键的内容，包括著名的、让大家不放心的策应论。为什么表里不一？俄罗斯对中国始终不放心：答应了上不封顶，却没有实际行动，这次是不是又是口惠而实不至呢？ 于是，三年不出门的习近平同志就不得不前往撒马尔罕亲自向普京解释，而且是离开会场秘密会面。解释了什么呢？没公布。但是明眼人从普京的微笑中可以看出些端倪，从习近平在党内遭遇的阻力上可以估计个大概，从小习不得不离开北京去作解释，也可以估计到下一步事情的大致走向。 两个野心家秘密会面后普京微笑了，这说明普京放心了。他为什么会放心呢？因为他了解了习近平同志的困境，也得到了习总书记的保证。所以他们愉快地表示互相理解，继续互相帮助。在普京最近遭遇了哈尔科夫大败的形势下，在普京受到内部愤怒的压力下，他最需要什么呢？是强大朋友的支持，哪怕是表态的支持。可是习总书记不能立刻给他支持，他还是微笑着表示理解，他理解了什么呢？ 这就是小习同志也有自己的困难，尽管可能是暂时的困难。这个困难不能公开，所以两人只能秘密会谈。普京侵略乌克兰得到了其国内党内的大力支持；而习近平帮助普京侵略，却没有得到国内党内的大力支持。中国民间对俄罗斯侵略没什么好感，精英阶层因为在西方有重大利益关系，也坚决反对因为支持普京而遭受制裁。这股逆流有可能使得习近平连任的计划破产，习近平不得不收起他年初对普京的保证，假装中立，说什么促进谈判和平等等模棱两可的废话。 为什么说是废话？那是因为从一开始，俄乌双方就在谈判。问题是双方谈不拢，乌克兰坚决要求战前的全部领土加上克里米亚，还有赔款。这是俄罗斯方面不可能答应的条件，就是普京下台或者癌症死了，俄罗斯也不可能答应这些条件。一开始乌克兰不能答应普京的条件，现在是俄罗斯不可能答应乌克兰的条件，所以和平谈判就是个废话。 但是习近平总说和平谈判，西方人放心了，普京可不放心。现在他怎么放心地微笑着说，理解理解？那是因为小习的理由足够充分：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反对援助俄罗斯的前提下，只有习近平连任成功，才有可能策应，而不仅仅是援助俄罗斯。怎么策应呢？前门放火、后门偷东西，土匪的传统手法。所以普京马上宣称，支持习近平统一台湾。 这种复杂的阴谋，老百姓看不懂，大多数媒体也看不懂，政治家们应该能看懂。但是看破不能说破，因为你没有证据。法律可以在发生后加以惩罚，政治必须在发生前就预防。因为政治关系到的不是个人，而是全社会以至于全人类的安危。不能等到习近平和普京的阴谋得逞了，全世界都陷入灾难了，历史倒退的时候才找警察。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这一次希望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要再掉以轻心。人类的历史不总是向前进，有时候因为主政者们的疏忽大意，会倒退一大步。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据，这一次可能危害更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截止本文发稿的当天，被中共当局陆续对外公开点名的“孙力军政治团伙”中，包括“伙长”孙力军本人在内的总共7名成员已经被宣判了6个。依宣判的时间顺利是：本月21日，中共上海市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被河北省唐山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20年7月，利用担任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重案侦查处处长、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副局长、局长，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案件办理、职务提拔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相关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343万余元。 同日，中共重庆市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邓恢林被河北省保定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1999年春节前至2020年1月，利用担任湖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计划财务处副处长，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宜昌市政府副市长，宜昌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中央政法委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在企业经营、特殊号段车牌办理、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267万余元。 同日，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被河北省廊坊市中级法院以受贿、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被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一，1998年至2021年，利用担任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菏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子女入学、案件办理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相关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33万余元。二，2018年3月至2021年4月，在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期间，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违背信息化技术发展和项目建设规律，在山西省公安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等信息化项目建设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天后，即本月22日，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被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以受贿和徇私枉法罪判处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被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一，2005年至2021年，利用担任北中共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处理等方面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二，2014年至2015年，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傅政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傅政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傅政华徇私枉法，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亦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受贿罪并罚。鉴于傅政华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尚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提供其他重大案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根据傅政华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国家、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同日，即本月22日，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被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以受贿、行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主要罪行是：一，1993年至2020年，利用担任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北宁市公安局局长、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及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贷款办理、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伙同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4亿余元。二，为谋求本人及他人职务晋升等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向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等人行贿共计9731万余元。三，明知娄河涉黑犯罪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充当该组织的“保护伞”，长期放任该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帮助该组织逃避查禁与打击，并为该组织协调银行贷款，致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称霸一方，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四，利用职权为其本人及亲属、特定关系人等违法办理多份虚假身份证件。 又过了一天，即本月23日，中共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被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法院以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主要罪行是：一，2001年至2020年4月，利用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副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业务处处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及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亿余元。二，2018年上半年，应他人请托，指使有关人员通过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等方式，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帮助他人避免损失1.45亿余元。三，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2支。 综合分析和比对习近平当局对如上6人的“司法处理”结果，不出笔者本人预料的，主要是对孙立军和王立科的“刀下留人”。 两个月前，笔者即已经为本专栏撰写《犯了死罪的孙力军是否还会被习近平下令留活口？》一文，分析了孙力军被起诉的三大罪名中，只有受贿一项是有死刑的，只要是数额足够大。现如今公布的6.46亿人民币受贿金额，已经是判死罪的金额了。至于是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就要看习近平留下这个活口是否还有必要了。 从杀猴儆猴和杀猴儆鸡的角度考虑，直接把孙力军剁了最能体现直接听命于习近平本人的中共公安部纪检组所谓“刀刃向内”的威慑力。从此，那些大大小小的警匪、警渣们虽然不大可能会全都改邪改正 — 即习近平口中的所谓“不敢腐”，但“团伙做势”的事情恐怕是要收敛了。 但是若从杀鸡儆猴的角度考虑，留下孙力军这个“活口”，对那些至今仍然留在台上，或者说已经“平安降落”的孙力军的前上级们来说，则随时都有阻吓作用。无论是孟建柱还是郭声琨，只要习近平下决心不再让他们安享晚年，就可以随时从秦城监狱里把被判死缓外加终身监禁的孙力军提出来，安排他再“交待”出点上级需要他“坦白”的内容。 另外，今年七月，笔者还在本专栏发表了《死缓加终身监禁可能是王立科和孙力军的最好下场》，以及《正在和孙力军一起期盼习领袖恩赐免死牌的王立科》两篇文章。文中预测，“到孙立军一审开庭，吉林长春同一个法庭里对王立科的庭审已经结束，不日内即可对外宣布的判处结果，最可能的是死缓”。 说起来，整个“孙力军政治团伙”，包括“伙长”孙力军本人共6名陆续被宣判的高阶警渣中， 王立科不但是罪名最多，主罪之外的其他几项罪行也是最为严重，其中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伪造身份证件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而如此罪行累累，可谓恶贯满盈的王立科最终也能被当今圣上免死，中共官方的宣传文章中已经点出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主动到案”。称他为第一个主动投案的省级政法委书记，意思是具有模范意义，感召更多的省以及省以下的政法委书记们主动投案。 如果说，王立科的被判决结果与“孙力军政治团伙”的“伙长”是同样待遇是笔者的预料之中的话，该团伙中的唯一一个正部长级的傅政华也判了死缓而且还附加终身监禁，实乃笔者意料之外。 今年7月底和8月初，笔者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相比孙力军，傅政华被轻判无期徒刑的可能性最大》、《从周永康的下场看傅政华和孙立军的命运》两篇文章。文中认为，相比于孙力军的个人受贿6.46亿，傅政华被公开宣布的受贿金额，而且还是与他人共同的受贿金额则只有1.17亿，所以应该会领受比孙力军要轻的判决结果。 事实上，傅政华刚刚过亿的受贿金额，是中共截止目前对外公开的所有副省部级以上的亿元贪官中，受贿金额最少的一个。 以下列出的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部分受贿额度比傅政华高，但获刑却比他轻的副省部级以上贪官：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于2018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受贿金额是1.569亿余元；原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常委陈刚因受贿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受贿额1.29亿元；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判无期，受贿额是1.29亿余元；中共河北省委原秘书长景春华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受贿额是1.46亿；中共原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受贿额是1.2378亿元；中共原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受贿金额是1.69亿；中共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被数罪并罚，其中受贿罪判无期徒刑，受贿额是1.46亿余元；曾经先后在海南、重庆和广东三地担任过省级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的中共前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因涉案金额2.32亿元(受贿1.41亿余元，另有9104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缓，但未附加终身监禁。 总之，傅政华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也就是习近平登基以来，从副省部级以上干部中陆续抓捕的亿元级贪官中犯罪金额最少，但却量刑最重的一个。6年多前，第一个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狱的高贪白恩培，受贿金额为2.46764511亿，是傅政华的两倍以上。而截止目前，被判处死缓还附加终身监禁的其他巨额贪官的犯罪金额，全部都在4亿多人民币以上。 从如上例证中不难看出，即使中共内部人士也一定会对傅政华的被从重量刑感到吃惊。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洪道德此前即已经分析说：从目前判处终身监禁的几个案例来看，落马官员会不会终身监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看受贿金额，“受贿金额超过两个亿，一般就会终身监禁。朱明国因为受贿金额不够两个亿，所以并没有终身监禁。”但傅政华的受贿金额刚满一个亿，居然也和孙力军一同被终身监禁了，足见习近平对这个傅政华是有多恨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