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英文和麦卡锡在美国会晤,招致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全国人大外委会、国防部四部门发表声明或谈话,抨击麦蔡会,阵仗堪比去年佩洛西访台时北京的反应,只是少了全国政协外委会。习近平也借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直接表态,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谁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答应;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习放重话,没有军演成了“放空炮”? 外界看到,中国国台办已宣布对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进行制裁,外交部则宣布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进行制裁。下一步是否有另一场“围台军演”,这是外界的猜想。 虽然北京对蔡英文过境外交显得非常愤怒,但迄今的反应还是在外界的预估之内。早前,一些观察家评估,北京对麦蔡会态度将很严厉,可行动上会克制,不大可能有去年对佩洛西访台的“围台军演”。原因之一是蔡这次过境访美本身是为冲淡麦卡锡来台可能出现的两岸的激烈冲突,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台湾对北京的示好,是稳定两岸关系而非破坏两岸关系的一次访问。而在蔡来美后,不管有没有拜登政府的施压,其行程也非常低调,尤其在纽约,原先计划安排的几个项目都被取消。在洛杉矶里根图书馆同麦卡锡等跨党派议员的交流,表面看似高调,但蔡、麦二人的公开讲话还是在北京划定的红线之内,特别是蔡的发言,都未提中国。因此,北京没有理由对台湾采取惩罚措施,尤其是为此进行军演是完全不必要的。 不过,既然连习都已放重话,如果接下来没有相当有力度的反制,会被人讥笑放空炮,北京的言辞威慑对台湾就不灵。所以外界对北京到底会不会搞军演,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会有军演,有人认为不会有。但即使认为会有军演的人,也不敢肯定军演的规模和力度会有多大,能不能超过去年的“围台军演”。 发动军演,给北京的“和平”旗号打脸? 在判断北京军演的问题上,有观察者也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正是这个现象,让北京真正陷入两难。这个现象即是,今年以来,北京对外打出“和平”旗号,无论是发布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主张,还是调停沙伊复交,都是意在一个“和”字,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和平合作,是北京今年外交的主轴。 两岸之间,也是“和”字当头,恢复小三通,放行台湾农产品,都是出于减缓两岸紧张对立的目的。北京所以要刻意营造一种外交的和平和两岸的和缓局面,一方面是映衬华盛顿的“拱火”行为,以凸显中国外交的“道德高地”;另一方面是出于更现实的经济考量。当习近平不得不重新将经济工作作为中国的中心任务时,要重振中国经济,恢复资本的信心,就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至少是中国周边不能有大的冲突出现。如此,外国资本才会对你有信心,愿意投资。马英九访陆即是出于这一目的安排的。 故在此种情形下,北京如果想反制麦蔡会,就需把反制措施纳入到该目的考量,和这个基调基本一致,不能让人认为北京打出的“和平”旗号是伪装的。而反制力度过大,特别是进行另一场“围台军演”,今年以来北京对台湾释出的所谓善意,就会被这场军演打得荡然无存,两岸的敌意尤其是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意不但削减不了,反会进一步加深。这当然也就不利北京开展的和统工作。但是反制力度轻,对台湾产生不了吓阻效应。 北京若军演,强度不会超过去年八月规模 从去年八月佩洛西的访台,到今年4月蔡英文的过境访美,八个月之内,蔡两次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会见,鉴于台湾领导人在任期内都要过境美国几次,以后是不是每次都要和众议院议长见面,形成一种惯例?会不会让台湾方面“野心”更大,不但要见议长,甚至要见美国的副总统和总统?这次大概是拜登想和习近平通话,所以压制了蔡英文,没让她见联邦政府官员,公开的活动都被取消。以后如果美国总统不想同中国领导人通话,是不是就可以派联邦高官去台湾或者在美国见台湾总统?这个例一开,就会没完没了。这当然是习最担心的,而要遏制这种事情的发生,北京目前只能诉诸军演,别的手段不管用,甚至军演也起不到作用,去年的围台军演,蔡不是照样在美国会见了麦卡锡? 因此,对北京来说,可谓军演也不好,不军演也不好,取决习近平愿意舍弃那头。事实上,蔡英文这次能够过境访美,同麦卡锡见面,也是拿捏到北京释放的“和”的外交信号,置北京于两难之中。但从前面的分析看,要让北京蜻蜓点水地进行反制,也不行。北京对萧美琴和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的制裁或许只是第一步,下一步不排除对麦卡锡等参与会见的议员进行制裁。对台湾,北京已祭出海巡船联合巡航巡查,这项措施虽然没有军事意涵,但却有行使主权的行政管理职能。有中方专家将其意义说成堪比围台军演。但是,要达到对台湾行政当局和民众的心理威慑效果,联合巡航巡查肯定比不过军演。 就北京的反制来说,如果把反制措施分为强、偏强、中等、偏弱,弱五个等级,要和北京已经释放的信息相一致,这次应该是中等偏强。弱或偏弱不足以对美台产生吓阻效应,但太强也会破坏目前营造出的两岸和缓气氛,偏强在北京看来会是个合适的反应。所以,假定北京决定搞军演,军演的时间会在蔡英文和马英九回台湾,马克龙回法国之后,强度应该不及去年,但亦可能是采取另一种带有一定武力威吓却更能体现中国主权和法理的反制措施。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主持人:张小刚 主讲嘉宾: 李酉潭教授,台湾政治大学 冯崇义教授,澳洲悉尼科技大学 曾建元教授,台湾中央大学 苏拾莹老师,台湾资深媒体人 各位观众、各位嘉宾,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每周日晚上时代漫谈的华语节目,我是澳洲雪梨的张小刚,今晚又轮到由我来主持。 首先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参加主讲的各位嘉宾:台湾政治大学李酉潭教授;中国大陆背景的澳洲学者雪梨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台湾中央大学曾建元教授;现居澳洲的台湾著名资深媒体人苏拾莹老师。 过去一周重大新闻不少,但是今晚节目还是从海峡两岸共同聚焦的关注要点著手。 首先,蔡英文总统此次访美最受关注的就是在当地时间4月5日与美国现任众议院议长McCarthy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会见。而会见前夕McCarthy办公室发布的媒体通告中对蔡英文直接以“台湾总统”相称。中共对此次蔡麦会做出了一些表示恼怒的强硬姿态,文攻武吓。 文攻者,如宣布对美国和台湾的一些机构、团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有颁给蔡英文“全球领导力奖”的Hudson研究所、为这次蔡麦会提供场地的里根总统图书馆、由一些亚洲国家议会党团组成的亚洲自由民主联盟、以及台湾的智库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等。有意思的是,被中共宣布制裁的个人中有现任中华民国驻美代表的前立法委员萧美琴,这是她不到一年之中第二次被中共宣布制裁,而制裁的手段是禁止她入境中共的管辖区。一般国家,“禁止入境”这种制裁手段都是针对外国人,对本国人采取的则是“通缉”、“抓捕”。所以,中共对萧美琴等人的“制裁手段”,岂不是倒等于是宣告认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主张,等于是自己在搞“陆独”了? 武吓者,中共又再次宣布对台湾环岛军演,包括出动山东号航空母舰到台湾以东的西太平洋水域,同时也增加了军机扰台的架次。但总体而言,程度弱于去年南希佩罗西访台那次。 其次,在蔡英文总统返台的同一天,前总统马英九也结束了赴中国大陆的“祭祖”之行,回到台湾。行程上如此“巧合”,很难让人相信不是刻意策划的。 上周我们已经聊过马英九此次的大陆行,并且提到不少大陆网友强烈批评他称赞武汉处理病毒疫情措施的行为。而我们在座的两位嘉宾,李老师和曾老师,也都曾提出,期望马前总统能在大陆谈民主,期望两岸能够在民主这个的理念和制度上达致统一。那么一周过去之后,就我个人而言,是会给马前总统一些正面的评价,就是他确实对民主有所提及。那是他在回复一名大陆学生提问他在“共同反对台独,推动台湾回归”方面有何“实际行动”时,表示统一的基础必须是民主,即两岸各自都要通过民意表达的民主程序之后才能实现统一。 此外,中国大陆许多网友对马英九公开提出“‘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都属中华民国”感到欢欣鼓舞。我个人对他能够在大陆公开提中华民国,也给以正面评价。 然而,马前总统回到台北后,在机场发表演说,称“‘九二共识’又活回来了”,还说“我们执政者持续将台湾带入险境,未来就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我会在民间继续努力,让台湾有真正的和平与繁荣的安全的未来”,我对此很有疑虑。马英九说的“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读新闻遗漏了什么,但至今未见到中共对“各自表述”一说的公开认可。马英九的“表述”是“‘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都属中华民国”,在我看来,绝对是没有可能凭这样一个表述给台海带来和平的,因为它与中共的表述,“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是零和关系,等于是挑明“内战仍未结束”。不要说大陆人,就是今天任何一个香港人,敢在大陆或香港重述马英九的这一表述,都随时被以国安法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马英九想通过民间交流降低两岸敌对,这在民主自由国家间自然有效。但在独裁国家,战争决策权握在头脑随时会发热的独裁者一人手中,而民间呼声则是被压制,被导向的。 回看俄乌战争,乌克兰泽伦斯基的母语是俄语,成名剧作绝大多数是以俄语演出,参选总统前曾呼吁给乌克兰的俄语媒体更多空间,竞选时的纲领也包括通过与普京谈判解决乌东问题。然而,所有这些一点儿都没阻止普京在2022年2月发动全面侵乌战争,并以称犹太裔的泽连斯基为纳粹作为侵乌的借口之一。可见,马英九以“九二共识又活回来”和对中共放软姿态就能避战说法,往轻里说,也是太天真。 马英九和他带领的学生团这次在大陆走访不少地方,包括在三所大学与大陆学生交流。不过别忘了,在独裁国家,在这种高调访问中你是没有机会看到独裁政权不想让你看到的现象,没有机会听到独裁政权不想让你听到的言论,没有机会接触到独裁政权不想让你接触到的人群和事物。举个例子说吧,马英九访陆期间,法国总理马克龙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中国访问。其中给马克龙安排的一个行程,是在4月7日中山大学体育馆内演讲。据中山大学的学生反映,仅仅为了安排这次演讲,当局提前一个星期关闭体育馆,不让学生使用。校内道路、楼房周围连夜除草除虫。体育馆内临时安装众多除湿机,以免马克龙对广州的潮湿气候感到不适。更搞笑的是,体育馆厕所里多年来一直使用的蹲厕,也为此演讲而紧急全部改装为坐厕马桶。 试想,这样的情况下,马克龙总统也好,马英九前总统也好,能够“交流”到多少民间的真实呢? 说到马克龙和冯德莱恩,我又想起这一周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在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访华前夕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习近平与普京一年多前在俄罗斯发动侵乌战争前夕发布的联合公告中所说的“中俄合作上不封顶”,“仅仅是修辞而已”。那么,马前总统或蓝营的其他朋友如果从中共那里听到过任何“共识”或“和平”的承诺和保障,又如何保障日后不会又沦为“修辞而已”或“历史文件”的下场呢? 有请各位嘉宾,对蔡英文总统的这次美洲之行有什么成果,两英出访各有什么得失和对两岸事态与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围绕这些事件发生的其他新闻,给予解读、分析和评论。
马云回国成为国际大新闻,连全球股市都振作了一下。华尔街巨头不是真的看中马云,而是借马云回国做一番文章,替中共重启经济鸣罗开道。 马云出国不是自愿,回国也不是自愿,都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己。如非在国内待不下去,如非自己在阿里巴巴已无所作为,他还可雄心勃勃拓展他的商业王国,进而成世界巨企,那他能舍得自己的商业王国? 马云被夺权边缘化,阿里巴巴成中共囊中物,中共便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定居日本,周游列国,虽然虎落平阳,幸而身家性命尚可自保,比起孙大午在中共黑牢渡日辰,已算万幸。因此马云在外国,也乐得悠游林下,享受人生。 他与家人住在日本,有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想去哪里都很方便,现在一回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出来了。有人说马云回国是和中共当局做了交易,其实中共要你回去,根本不需要交易,只要暗示几句,马云就不能不听话了。 马云从创业那天起,背后就有红二代,一大帮红二代利用他揾食,几十年间撕掳不开的复杂关系,彼此有共同利益,也有利害冲突。如果这些红二代出声,要求他回去向中共交代,那马云能不回去吗? 马云手下,有一大班从创业起就一起打江山的手足,还掌管各自的势力范围,马云不听话,这些小兄弟都不会有好下场,马云为这些兄弟著想,也不能不回去。 更重要的还是,整个阿里巴巴集团,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共让你生你才能生,要你死你必会死,马云为保住自己的心血,也没有条件讲价钱。 说到底,马云若不听话回国,他在国外能平安过日吗?中国情报系统无孔不入,他住在哪里都没有安全感,他也没有足够能力保护自己家人。他掌握太多高层机密,知道太多官商勾结的内幕,一身反骨又外逃,中共能放过他吗? 所以普通人都可急流勇退,小隐隐于市,唯独马云没有这种自由。 中共为什么“盛意拳拳”,要胁马云回国?一方面,中共急于重启经济,马云是标杆人物,他回国象征大陆经济将开启一个新的起点。 另一方面,中共已完成对阿里巴巴的整改,商业巨无霸一拆成六,每一家都派一个一股董事去投否决票,孙悟空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再往后,一波波整改再剥皮拆骨,马云变成一个青瓷花瓶,供养在几案上,让党官们得闲清玩,何等快活。 和中共只能讲利益,不能讲交情,一日还有利用价值,一日都是安全的,一日失去利用价值,则日日都有危险。你能利用官场人脉关系追逐自己的利益,中共更能利用你去达到他的政治经济目的。 马云有一次演讲,大谈尊严与诚信,说他公司草创时就反对收贿索贿,曾经忍痛炒掉两个最会赚钱的高层。他有什么尊严谈诚信?做红二代的白手套,借红二代的权势为自己的生意背书,以交换巨额金钱利益,那只是更深藏的贿赂,马云没有那么伟大。 中国经济面临生死存亡,习近平如履薄冰,准备重启经济来救活自己,对外放软身段,对内拢络私企,希望喘定了再作图谋。可惜邓江胡三朝,中共低声下气还有人相信,中国人如蒙大赦奔小康,西方各国寄希望于中共实行政治改革,那时韬光养晦骗了全世界。 习近平上台十年,将中共仅存的一点信誉都耗尽了,习近平的斗争哲学东升西降,铁了心走回头路。近年外企被赶走,失业浪潮汹涌,中美成了死敌,还有谁会被中共一时的愁眉苦脸低声下气再蒙骗一次? 经济起落,时也势也,把它玩死很容易,要它复活却很难。经济兴旺取决于政治清明,你不珍惜它,它离你而去也是天公地道。习近平上台后国进民退﹑战狼外交,都以作践经济来完成,作践经济时很过瘾,经济濒死才叫苦已经太迟。 马云是商业枭雄,生逢末世,身不由己,他被胁迫回国,又要在中共刀口下求生。他不能救中共于垂死,唯一的希望是中共死得比他更早,否则,马云最终也只是中共的陪葬品。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第三次担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一众亲信上位,党内其他派系或被清除或被收编。百官心理变态,对上肉麻表忠,对下滥权发狠,相互间内斗不止,史称红朝的中共政权已进入一种颇具特色的太监化的状态。 科学家惊人语:中国正在批量生产“太监” 在习近平三连任前后,中国生物学家饶毅的一篇示警“国家太监化”的旧文在网路热传。文章警告:当今的中国在批量生产“太监”。 这篇原发在2015年5月的《科学画报》上的文章解释说,“太监化”就是没有人格、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没有是非、不择手段捞取利益,……太监化的行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之争。 文章指,不少人被公认“成功”且必须“夹著尾巴做人”,其实就是太监化潜移默化的结果。“夹著尾巴久而久之成习惯后,最后无论获得什么机遇、条件,都不能恢复正常做人的样子。”更有人一生将太监化进行到底,还因获得权钱而洋洋自得。 太监化的做法实际上并不是帮上级的忙,只是给上级撑一时的面子,更不为国家长远著想,“多层面呈现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期内斗、热衷内斗。” 文章最后说,个人耻于太监化,社会摒弃太监化,国家警惕太监化,乃是强国之必需。 饶毅文章主要警示在社会、文化和科技领域要提防太监化,然后笼统说到国家应警惕太监化。饶毅本身是官办的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在中国,大学校长也是大官儿,当然通晓官场潜规则,所以他的文章更多的应该是针对官场现状的刻划。 中共官场已深度太监化 中共官场历来多少有点太监化色彩,但当下官场的深度太监化却是前所未有。习近平在压制团派的同时,让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和何立峰等亲信顺利掌控中央关键部位。三名不同程度有江派背景的上届常委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也获网罗续任。一大批习亲自选定的地方大员布局全国。 到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这轮人事布局结束,外界公认习近平权力达到了他上台以来的顶峰,也为终身执政铺平了道路。有人称之为习正式称帝,或是二次称帝(2018年修宪破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为第一次),这些说法也不为过。 目前习领导的新治国班子,连过去李克强那一点不同调的杂声都消失了,全部是“习声”。整个官场充斥阿谀奉承的风气,以肉麻颂习为要务、为荣。这种中共官场表现,也符合饶毅定位的太监化:热衷内斗和讨好强权。 比如身兼中南海“大内总管”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既可以吹捧“总书记”:雄才大略、远见卓识、领袖风范、掌舵领航、指明方向,也可以针对所谓低端人口,“就是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硬碰硬……”。 当上常务副总理的另一名习亲信丁薛祥,曾吹捧习“是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的定盘星”,还说过中共要“在斗争中巩固和增强团结”的狠话。 2月24日,属于习家军陕甘宁帮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喊出“清理门户”的口号。他又强调要“真正让习近平总书记放心”。李希二十大上位前就称颂“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山高水长”。他管中纪委当然是个狠角色,但归根到底也只是政权中的“太监”角色。 御用文人出身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很早被已被认为是太监式官员,一直是习身边的佞臣。人称“笑面虎”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则是从江派投降过来另类“太监”。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身负陕西千亿矿权案和秦岭违建别墅案,几年前就被习近平警告过,现在虽然留任,其实也是夹著尾巴做人。 现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李鸿忠和广东省长王伟中也是知名的“太监”。李鸿忠在2016年第一个公开喊出拥护“习核心”,其“名言”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王伟中2018年5月在深圳官媒发表吓人的口号:“要把习近平的讲话‘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落到行动上’”。 中共二十大上被踢出政治局的团派人物胡春华,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虽然对前党魁胡锦涛被架出会场感到不满,当时怒容满面,但转眼就对习拍掌欢笑。二十大后胡春华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向习表忠,直到今年3月的两会上卸任原副总理,转任政协副主席闲职,重登副国级。胡春华其实是因为主动摆出“太监”作态,才获得保住待遇的养老职位。 之前,中共选二十大党代表和选国家机构领导人,首要的政治标准都是要忠于习近平。中共官媒文章称,二十大上来的中央委员,都是习近平亲自把关选定的。从这一角度看,习亲自选人,就是选那些保证能当“太监”的人。 李强将“官员当太监”制度化 符合太监化标准的中共官员很多,不再列举。重点说一说带头自我定位“太监”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3月刚上任总理的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大秘,他在上海奉习指令封城防疫搞得天怒人怨,结果照样被抬上国务院总理大位。以李强的秘书党思维,他掌握国务院,基本行为准则当然就是服务好习近平,当好“太监”。 未进中南海时过去看上去还算低调老实的李强,做法越来越令人瞠目结舌。自担任总理以来,他接连主持多场会议,频频向习“表忠”。 3月14日,李强主持举行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时说,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国务院定位首先是“政治机关”,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3月17日,李强主持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再次向习“表忠”,称要坚定维护以“习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3月24日,李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吹捧习近平自吹“人间奇迹”的全面脱贫,是所谓“千年德政”。 谁都知道中共的脱贫充满造假,但李强还是要为假脱贫涂脂抹粉。李强与前总理李克强的气节天差地别。李克强就敢公开说“中国有6亿人月入仅千元”,让习近平很不爽。 最近中共再次大搞党国机构改革,国务院的权力继2018年的机构改革之后再被大削。中共建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党的部门,直接插手政府运作,大搞强党弱政,甚至是以党代政。 不但如此,李强主持制订了新《国务院工作规则》,减少国务院常务会议次数,同时建立学习制度,重点学习习近平讲话。这实际上是加强国务院的政治性而降低其实务性,便于习近平强化对官员的洗脑,从机制上保证实现官员的太监化。 太监化将使政权败亡 从历史角度看,政权太监化是亡国的原因之一。最典型的例子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公元917年-971年)南汉亡国之君刘?。 刘?荒唐地认定,大臣们如果有家室,就会为了顾及子孙而不能尽忠,因此他只信任宦官(太监)。 刘?在位期间的官制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凡是科举被录取者,要当官就必须先净身阉割。据《新五代史》记载:“至?尤愚,以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龚澄枢、陈延寿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 公元970年,宋朝派潭州防御使潘美攻南汉,南汉旧将之前多因谗言而被杀、宗室被屠,掌握兵权的只有宦官。刘?纵火焚毁宫殿,准备搭船逃离,但船舶遭宦官和卫兵偷走,最终他只好投降。公元971年二月,南汉亡。 与古代的太监不同,现在中共的政权太监化,并非生理阉割,而是精神阉割。当年共产党从苏俄流窜入中国并建立外来政权,中国人已经历一次精神上的被阉割,中共的党文化席卷中华大地、荼毒国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就是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洗脑,就是精神上的阉割运动。 习近平3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从4月开始,启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大搞学“习近平思想”的运动,以图“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中共将洗脑内容换上了新包装的“习近平思想”,就是对中国人进行二次精神阉割:想当官就得先对习忠诚,会背诵“习语录”,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到什么“两个维护”……。这一轮精神大阉割运动,首先针对所谓的政治精英阶层,然后推向全党全国,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全民太监化。 最近习近平新班子的政治经济动作不断,可能会高调喧嚣一段时间。但有史可鉴,习近平既然已经实现了政权太监化,离像南汉后主刘?一样败亡就不远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没有学术,只有宣传 二零一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下属的历史研究所升格为历史研究院——上级单位的名称是院,下级单位的名称也是院,主事者似乎不觉得叠床架屋。不过,更让人莫名惊诧的是历史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任命——这两个职位都由正部级的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高翔兼任。 高翔是何许人也?高翔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比起假博士习近平来,确实是历史科班出身的真博士。他在社科院工作多年,一路攀爬到社科院党组成员和副秘书长,于二零一六年出任中共福建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福建是习近平的老巢,高翔出任此职,必定是受到习近平赏识,先到地方历练,然后再有大用。果然,一年后,高翔调回北京,出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这个职位无比重要,一方面是控制网路的操盘手,另一方面也是运用网路为“今上”涂脂抹粉的“总化妆师”。又过了一年,高翔回到社科院,先后被任命为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和历史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共政权没有国史馆的设置,社科院旗下的历史研究院类似古代王朝的国史馆。 历史研究院成立时,习近平发去亲笔贺信,希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特别要求,这个新成立的机构集中资源分析研究明、清帝国时期面对西方侵略、殖民,为保护国家利益与主权而采取长时间“闭关锁国”政策的各项优点。把缺点当成优点,是习近平的思维惯性。法国情资数位媒体《情报在线》指出,中国最高智囊机构社会科学院的角色非常特殊,专门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定调;社科院研究员都必须与共产党高阶公务员保持紧密联系。习近平如此重视历史研究院以及下达具体的研究任务,可看出习近平企图加强对学术界的控制,利用其研究能力为其政策服务。 高翔谨遵谕旨,挂帅主持名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探索》的课题研究。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明清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进逼,两朝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自主限关”政策,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过去对“闭关锁国”的全盘否定并不正确,朝廷面对外部侵扰,特别是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是明智之举,“维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经济”,且维护了国家安全,值得肯定。 这篇论文引起海内外热议。这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的“听将令”式研究。过去三年,习近平实行“内防反弹、内防输入”政策(防疫如是,文化思想亦如是),加上在经济上提出“内循环”,令中国几乎“与世隔绝”。正如一条走红的微博所言,中国人靠二十年前出的书、十年前流行的音乐、五年前拍的旅游照片、去年挣的钱、三个月前封控时买的冻饺子、昨天的核酸检测结果和今天刚出炉的苏联笑话过活。而高翔领衔的研究,不仅为明清“闭关锁国”翻案,更是为现实政治辩护——习近平推动的“新文革”,重要策略就是重新关上国门,享受“自己造成与国际迫使的孤立”。 高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以后一定可以获得进一步提升——王沪宁和李书磊就是他的榜样。习近平对高翔的重用,与此前对邱水平的重用一样——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二年出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邱水平,此前曾任北京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并兼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特务头子当北大党委书记,在中共建政以来是第一次,从中可见习近平的用人风格。习近平还让在上海实施暴力封城的李强当总理、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当政治局常委兼中办主任(这种兼职在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这些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什么样的主子,重用什么样的奴才。 一个想做学问的人,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 社科院没有社会科学,历史研究院没有历史,这就是中国学术界的现状。高翔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而真正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学者茅海建,却早早被赶出社科院。这些年来被赶出社科院的还有刘军宁、张博树等第一流学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于今为烈。 在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茅海建,曾出版《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等力作。他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清朝体制则早已积重难返,出路则是毋庸置疑的:“鸦片战争的真实意义,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 茅海建钩沉史料,戳穿谎言,比如一八四一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在许多论著中被大书特书:定海三总兵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茅海建指出,英军只有四千人,比清军人数少。清军没有血战六天六夜,不到一天时间就溃败了。根据英方记载,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有效的抵抗,只付出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 茅海建认为,战争的结果是没有多少悬念的。面对一支装备了当时全世界最现代军事技术的舰队,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兼具国防军、内卫部队、警察这三重职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朝水师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军,大体上相当于海岸警卫队”。反之,英军以其强大的机动性、火力和专业技能,基本上决定了战争中历次战役的时间、地点、规模,沿海各地的清军都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清军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尽管英国远征军最初的兵力仅为七千人,但总兵力多达八十万人的清军基本分散布防在各地,没有一支可机动作战的部队,也不足以确保在任何一场战役中占据优势。茅海建的结论是:这“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历史学的使命是追寻和接近真相。但是,一旦发现真相是残酷的、让人难堪的,如同伤疤被揭开会感到巨大疼痛,很多人就不愿直面了,反过来掩盖真相、迫害揭示真相的学者。茅海建的著作出版后,社科院领导非常恼火,将其斥为“汉奸”、“卖国贼”、“西方殖民者的帮凶”,说他“反动透顶”——“羞辱清政府文盲没文化,替英国人喊冤,是不是反动?中国自古以来自有一套外交模式,过不过时,落不落伍,也不能用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形式讲解吧?” 社科院领导模彷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的毛泽东,假装说要在社科院为茅海建的著作展开学术讨论会,诱使茅海建在会上发言,然后搜集其言论,罗织成罪证。幸亏茅海建从友人那里得到消息,在会上谨言慎行、沉默是金,这才逃过一劫。随后,他被迫离开社科院,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澳门大学。回顾这段历程,他感慨万千说:“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想做学问的人,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问进行到底’。”他始终相信,“不管世道如何变化,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毕竟还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 高翔之流,将学术作为敲门砖,作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不惜指鹿为马、信口雌黄,虽平步青云、峨冠博带,却应了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话,“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作为高翔反面的茅海建,虽然一直逃遁到几乎是“海外”的澳门,才能安置一张书桌,但他这样的学者的存在,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顾炎武所言不虚:“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的消息,证明了大家的预测: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根本就不是为了调解俄乌战争,而是为了挑拨欧美关系。马上,欧洲最喜欢表现特立独行的法国总统,上赶着来到北京朝拜习皇帝,还说什么超越分歧和约束。什么分歧?最大的分歧就是民主自由和专制独裁。什么约束?现在所谓的约束就是民主国家联盟,反对侵略乌克兰。 超越了分歧,所以什么人权呀,新闻自由等等就不在话下了。超越了约束,所谓希望习近平调解俄乌战争也就成了幌子,成为遮掩巨大商业团队目标的障眼法。确实,习近平的挑拨离间落实在了法国身上。正在困境中挣扎的法国总统,正因为百万人抗议和经济衰退不知所措的马克龙先生,狠狠地抓住了习近平主席这根稻草。看上去习近平的挑拨离间似乎成功在望了,战狼外交开启了新篇章。 可是仔细看看新闻就发现,小马先生还是心虚,出访前先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个电话,取得谅解。你要超越约束,超越西方联盟一致立场了,总得和老大哥交代一声,求得哪怕是口头的同意。美国能说不让你做生意吗?不好说什么吧。然后还拉上了强硬派的欧盟主席一起去北京,以便堵住欧盟内部批评的嘴,让大家投鼠忌器。 然而,说书先生的学问都在然而之后。然而,法国和欧洲的批评依然蜂涌鹊起,没有发现媒体赞扬马克龙的北京之行。温和一点儿的媒体不愿意得罪大企业,就说怀疑马克龙太天真。刻薄一点儿的就说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就喜欢扮演投降派,是个不可靠的朋友。 这种舆论必然迫使政客们改变态度。马克龙总统也必须在返回法国之后,平衡舆论和利益之间的落差。他的利益还是在法国和欧盟。订单到手之后就会是“这个世界上究竟谁骗谁”了,其它欧洲国家也会有样学样,蜂涌到北京去讨饭,最后再来个人傻、钱多、快来。欧洲因此就和美国分道扬镳了吗?不可能。 只不过是习主席的大撒币改变了一下方向。撒完非洲撒俄罗斯,现在要撒发达国家了。证明美国说中共不再是穷国,没说错嘛。争辩也没用,这么大撒币就是美国也没有。你还装穷就太不合理了。这就是习近平外交光辉的第一回合,战狼加上大撒币的光辉耀眼。 这次强硬派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随同访问北京,有着监督马克龙的意思。防止马克龙有什么秘密协议,代表着欧盟二十七国对法国出幺蛾子的担心。可是习近平居然搞出一个分别会见,先见马克龙,后见冯德莱恩。可是最后还是不得不一起会谈,否则人家马克龙回去之后怎么交代?这种欲盖弥彰的小鸡贼,也就是小习这个档次才干得出来。 当年强大的苏联霸权,在和民主国家的军备竞赛中轰然倒塌了。它分崩离析成为二流国家,经济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连不读书的邓小平都看出来了,跟着苏联的就穷,跟着美国的就富起来了。所以搞了个半吊子改革,拉拢美国,发展经济。现在习近平要搞大撒币竞赛,而且要和苏联的遗骸俄罗斯合作,对抗美国和民主国家。这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都在议论新的国际秩序,可能还真的和中共有关。但那是在习近平的大撒币竞赛崩溃之后,重建的新的世界格局,而不是习近平当道的,后共产主义的秩序。因为共产党的道理就是不讲理,不讲理哪有什么秩序?这就是法国人的天真之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著作”的总印量已达天文数字,版税所得自然是高得吓人。仅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套四卷本的中文版带给习近平的收入即已经数以亿计。 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4月3日起在全国发行。 报道说,这两卷文集分别选编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十九届中央总书记任内的各类文稿,由习近平逐篇审定成书。这两卷书的出版,必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对此,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 稿费知多少?》一文中引述六四学运领袖李恒青在推特上的评论说,“上个世纪60年代也是这样的,文革是高潮。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充斥民众的生活。这一天大概不远了……”有网友说,他更关心的是稿费知多少? 要估算习近平的稿费知多少,中共大外宣《中华网》2015年11月刊登的《正国级撰稿人的稿费到底有多少》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参阅文章。该文中说:最近,《人民日报》连续刊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国家级正职撰稿人的身份,引发一些媒体的关注。 像《人民日报》、《求是》这样的报刊杂志,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不令人意外。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是为了稿费吗?当然不是。但是,按照惯例,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确会收到稿费。而且,一些时候稿费不菲。 首先是稿费标准问题。其实,政治局常委们的稿费标准与普通作者一样,既不会多,也不会少。2014年《南方周末》的报道称领导人在《求是》发表文章与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一样,求是杂志社的普通稿件是每千字100元,重点稿件是每千字150元。《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也透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版税都是按照普通标准执行,一般在7%-10%之间。 通过上面的标准,很容易算出,如果政治局常委级的领导人仅仅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按照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计算,所获得的稿费不会是一个太大的数字。然而,如果领导人的讲话、工作文稿结集成书,虽然也按照普通标准执行版税,但是因为领导人著作的发行量巨大,算起来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一些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出书,起印数就是几十万。 该文章举例说: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曾透露朱镕基的著作《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销量均在130万册以上,2013年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目前销量也已达到数百万册。这里不妨做一道计算题,就拿《朱镕基讲话实录》有130万册的销量算,目前该书定价为196元,按照7%的版税标准保守估计,那么税前收入就高达1783.6万元。当然,这笔稿费还得交11.2%的税,所以估计朱镕基的实际(版税)收入保守估计在1500万以上。 2014年10月,朱镕基登上“2014胡润慈善榜”。根据胡润研究院的报告,朱镕基“自2013年以来,共捐赠善款2398万元”,这些钱是朱镕基退休后出书所得的版税。想必这份报告还没有算全朱镕基在2013年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版税。 笔者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关于朱镕基稿费和版税数字的中国官方媒体的后续报道内容。 “即使身不在其位,人们对为官者、特别是领袖的阅读欲望是强烈的,这也是卸任高官出书的市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曾对采访相关问题的官媒记者介绍:领导人出书销量往往特别好,如《朱镕基答记者问实录》总销量过百万,《闲来笔潭》不到一个月发行45万册,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销量也过20万册。而一般学术书籍5000册就算卖得很好了。 2019年1月8日澎湃新闻社刊登报道说:2009年至2013年,一位卸任数年的国家领导人所出版的实录系列图书陆续问世。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达十年,历任副总理、总理的朱镕基,通过《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讲话三部曲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这三步曲惊人的市场表现,也使其成为中国党政图书市场中的“超级畅销书”。澎湃新闻记者近日从上述系列图书的出版方人民出版社方面获悉,《朱镕基答记者问》销售至今达150万册,《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出版伊始短短数月就破百万套。随着2016年声像立体呈现的《朱镕基答记者问(精装光盘版)》再版上市,至今以上4种图书的销量总计就已超过800万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2015年2月公布了“中国捐赠百杰榜”,上榜的绝大部分人为富商,而现年86岁的朱镕基连续第二年跻身其中。在2013年和2014年里,他总计捐赠4000万元左右,成为中国退休政界领导人中最乐善好施的人物。 众所周知,习近平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唯一一个在位期间即大肆出版自己各类“著作”同时也为自己大肆树碑立传的中共领导人。而在他之前,根据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朱镕基是版税收入最高的一个。而从公开资料中可以查找到的各自“著作”的总印量计算后对比,他朱镕基的这点版税,应该说算不上习近平版税的零头。 去年十月署名“中日政治评论“者在推特上发文说:习有多少资产?除了公告的两套房产外,稿费应该是其主要收入。根据公开信息,《治国理政》2018年就发行了1300万册,《用典》年发行110万册,《重要讲话》两个月发行1000万。其他出版物有60多本。以7000万册保守计算,价格以35元保守计算,稿费按3%计算,已经超过7000万,加上两套房子,总资产也过亿了。按照朱镕基稿费的标准—码洋的10%计算,习的收入应该超过了2亿元。 毫无疑问,这位“推友“的估算实际在太过于保守。首先此文中的习近平各类“著作”的印数都已经是过期的数字,几乎每本书都还不断再版或者加印。 其次,习近平的“著作”平均每本的定价,即使是中文的普通版,估算应该是45元人民左右。 其三,习近平陆续出版过的各类“著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版和外文版的印量当然远不如中文普通版,但外文版因为售价高,所以版税也高。这一部分如上推文内容中根本没有计算进去。 2014年1月,人民网曾刊登《卸任领导人这样出书》一文,文中说:领导人出书的最高规格,是以名字+“选集”(“文选”、“文集”)命名,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人,新世纪以来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版过《江泽民文选》。进入21世纪,领导人出书频密,并出现新特点。据不完全统计,江泽民已出版著述6本,李鹏、李岚清各出版10本。卸任常委出书频率即使与西方国家退休领导人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书受到广泛关注,不少还上了畅销书榜。 该人民网文章引述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的话说:在中国,一本书的问世首先要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审批,获批后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在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前国家领导人的书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严格。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需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由领导人本人向中央立项,或是走正常的送审报批手续。选题通过后还需要送审。一般图书由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送哪个部门审阅,而领导人的书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内容决定送给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门审阅。 审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解密问题,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适合公开出版;另一种是个别文字内容的调整。“中办出个意见给总署,总署再按中办的意见给出版社一个正式的函——这个书是能出,修改后能出,还是不能出。” 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经中办批准成立文稿编辑小组,作品出版前,“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 出版社的选择也有严格规定。据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些前领导人也会选择原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如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 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可观的经济效益外,还能大大地提升出版社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例如外研社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请注意,出版退位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对出版社来说有可观的经济效益,那么出版习近平的著作的经济效益就肯定是天文数字了。 据这位张振明透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版税按常规计算,一般在7%-10%之间,发行量大时会上调。 那么,我们不妨假设习近平本人根本不会如同一个普通作者一样计较稿费和版税的比例,但出版社也好,报刊杂志也好,谁都会把习近平的稿费及版税付到规定额的最高档。也就是说,习近平的版税肯定不会低于百分之十。那么如果发行量大版税就会上调百分比的规矩具体到习近平身上,此作者被出版的每一本书的印量动辙就是上千万,版税比例上调到售价的百分之多少呢?只要他习近平敢接受,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即使把版税比例上调到售价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出版方仍然还会有高额利润。 2017年4月,海外的万维读者网曾刊登一篇署名公孙平的文章《从习近平的巨额稿费看腐败之源》。文章中说:习近平上台才两年,但他的著作发行量可不小。就像他急速揽权一样,稿费也大有急起直追,超毛越邓之势。2014年9月28日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截至2015年5月底止,仅八个月时间,多语种发行量累计已近5百万册,(中文版每册80元),其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文版在海外已发行40多万册(外文版每册120元),不考虑对领导人的优惠,仅按百分之十五计算,印数稿费总计至少6200多万元。以前毛著是先出中文版,后出外文版。习著迫不及待,中外文版同时出版发行,人民币和外汇同时进账。、 请注意,如上文章中所说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数量,只是这本书的第一卷截止2015年年中的不完全统计。而这本书日后又陆续出版了第二、第三、第四卷,每一卷的出版数量不会低于中文版500万,外文版40万是肯定的。 有一个2021年的数字说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文版的第一卷总印量已经达到了3000万。也就是500万的6倍。那么这就要把前面说的6200万元乘以6,这就等于3亿7千2百万了。 那么,陆续出版的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后三卷,我们假设刚刚到每卷500万本,那就是总共1500万本。按照前面的计算公式,这部分的版税应该是1亿8千6百万。也就是说,仅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套四卷本,保守的估计也已经给习近平带来了共计5亿5千8百万的中文版版税收入。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妨把该套书的少数民族文字版忽略不计,但十几种文字的外文版版税肯定也是为数可观。 至于习近平已经出版的其他“著作”们的出版发行数量及相应版税的数额估算,留待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两天,在中国有个新闻火了。就是前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有无数粉丝都体育明星张继科,因为欠赌债就拍摄了一位交往过的女明星的隐私照片,再把照片给债主,债主因此找到女方要钱,但女方把债主告了,债主也被抓。这事其实已经过了两年,为什么最近火了?因为这事是一个记者爆料的,然后,张继科工作室完全否认,还说“马上准备起诉”那位记者。结果,这一下更炸锅了,爆料人本来只是网上爆料,张继科这边一起诉,记者就把采访记录和档资料、张继科欠条等证据都找出来了。 到现在整个过程就是:张继科越声明,网路爆料越汹涌。该记者还晒出接到爆料的聊天截图:“张继科经常赌钱,欠赌债,前女友已经帮还很多,后来清醒了就分手了。”然后其他网友又爆料,张继科曾经找田亮、袁姗姗、邓莎都借过钱。网友也翻出他多次往返金边的纪录,做实了他去缅甸赌博的事实。怪不得,这几年他疯狂圈钱,接代言、上综艺、开奶茶加盟店割韭菜(后来倒闭)。 其实张继科早都是斑斑劣迹了,2015年3月在随队到德国比赛期间,溜出酒店偷偷离开,目的地是赌场,并称张继科曾因为“非法体育博彩”被开除出国家队。但是,因为2016年又有重大比赛,他又被召回。其实,早在2017年,网上就已经有网友爆料过张继科因为赌博成瘾,向亲戚朋友们借款千万的事情。 他对女性到底是什么态度呢?爆料者说,张继科只是把作为明星的前女友当一种炫耀。而且很多人发现,他在综艺上表演谈恋爱,还都经常暴露自己的厌女和油腻。当然,被他出卖私密影像的女星是彻底的受害者,她已经够勇敢了,被私密视频威胁时直接报警,也勇敢离开渣男,在这件事上,她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或荡妇羞辱。 但是说到中国乒乓球届,赌博好像是中国乒乓球冠军的惯例:1995年王涛等球员在男乒夺冠后打麻将,被罚款了五万。2017年5月,孔令辉被新加坡滨海湾金沙赌场(Marina Bay Sands)追讨欠款45万新加坡元(约合232万人民币)。 2006年孔令辉酒后驾驶无牌保时捷撞上计程车,车祸后还在交通队闹了一晚上。巧了,孔令辉也喜欢找女明星谈恋爱,马苏就是他诸多前女友之一 但如此孔令辉尽管劣迹斑斑,在前不久热映的电影《中国乒乓》里,孔令辉仍然被(电影角色叫董帅)刻画得帅气和迷人。而且电影拍摄时孔令辉早已因为涉赌离队。 而且和其他流浪明星比起来,这些奥运冠军的粉丝也是个令人困惑的群体。他们完全遵循饭圈的范例追星,但是又觉得体育明星比影视明星高级一点,首先因为体育身上有国家、奥运的光环,还有就是他们觉得粉体育明星应该不容易塌房,因为奥运冠军紧紧绑住主旋律和权力,这种仰慕权力的心境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 当然不是说国外的体育界就没有丑闻,赌博、吸毒、嫖娼、性侵,都有,但是人家不会把这个和国家名誉绑在一起。因为别的国家不会倾举国之力去培养金牌机器,对运动员来说,体育就是个体的荣耀,国外运动员有绝大部分都是业馀体育爱好者。培养金牌机器这种事情至今也就前苏联和厉害国最喜欢干。 关键是,你培养体育人才,在文化上也得上点心啊,但这些运动员都是从小就进入单调、高强度、忽视文化水准建设的培养体系。他们没法学到真正的知识,没法建立自己的完整价值观,没法靠知识和思想形成独立的判断力——虽然中国的正统教育也主要是培养战狼,但是至少有些人可以思考啊。 缺乏文化知识储备,却又享受特权的奥运冠军们,男女之间却又有著天壤之别。男运动员,就像孔令辉、孙杨、张继科,成为被特权和粉丝惯坏的反面教材。而女冠军的归属主要就是嫁给豪门,比如郭晶晶,伏明霞,据说豪门选择郭晶晶的原因,就是因为从小封闭训练,思想单纯,好驾驭。 要么就是成为权贵的玩物,比如彭帅。有人说,彭帅从小就在轻视文化培养的急功近利的奥运冠军培训体系里成长,因为没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强大的内在动力,所以“人是宇宙间渺小的尘埃”这种老出租车司机水准的话都能征服她,当然,我觉得这还包括对方权力光环的加持。 但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在成王败寇的夺冠体制下,上层并不在乎运动员的私人生活问题,除非影响到国家队的声誉,他们真正在乎的是队员有没有违反禁药规定——或者说有没有被发现。 我以前认识一个国家队退役的运动员,很小众的一个项目,他说,他们训练的时候,必须喝一种中药,据说什么都监测不出来,那中药喝了你就特别想运动,特别兴奋,不运动就会长红疹。 说到文化,更有意思的来了,从来没有经历过正统教育的他们,凭著冠军身分,可以随便上清华北大。可能很多人又会想到,中国的奥运冠军,都很容易上到中国的最高等学府,清华北大人大随便上。有人总结过,北大是体操冠军最爱的归宿。体操皇后刘璿、体操奥运冠军邓琳琳、陆莉、艺术体操冠军戴菲菲都就读北大;李宁、顾俊、刘璿、陆莉、罗雪娟、周继红、马琳、王皓等人也就读北大。而清华则是喜欢乒乓和射击冠军,邓亚萍、郭跃就读的清华,伏明霞、王义夫、易思玲、柯洁也是就读的清华。人民大学则是有跳水冠军郭晶晶、吴敏霞、胡佳、王峰、林跃、火亮、秦凯,在人民大学读书已经成为中国跳水队的传统,而现役的运动员并不需要每天到人大校园上课,而是由人大派遣老师,定期赶到体育总局的天坛公寓进行上门辅导。 而这次的当事人张继科,4岁开始打球,一路上自然也没读什么书,所以他拿到冠军后,很自觉地,不去读一流大学,而是读了何雯娜、陆春龙等人就读的天津科技大学,原因是名牌大学宽进严出,像张继科这么忙的冠军,可能会导致无法毕业。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2003年曾招收了网球女王李娜、网球奥运冠军孙婷婷等运动员,但是华中科技大学在2010年清退了没有修满学分的奥运冠军高崚和杨威,这就有点尴尬了。——其实大学对他们都已经很宽松了,大学对他们的规定是六年或者八年内修满学分,通常就能毕业。 那么,他们读书出来干嘛呢?排名第一的是非教练的体制岗,端铁饭碗。 那么,中国为什么那么热衷流水线方式筛选、训练拿冠军呢?2021年《纽约时报》(NYT)指出,中国有2000多所专业体育学校,每年都有数万名儿童被送入政府开办的培训学校,而且喜欢专注于让运动员参与较不受西方欢迎的运动项目——比如乒乓球,他们在那些领域精益求精,直到颠峰,目的就是夺金。这些数万名被认为有天份的儿童,就是全日制训练,日后经过市级、省级选拔才能进入国家队。很多穷苦人家也希望把自己孩子送进去,因为里面几乎不需要花钱,管吃管住。 其实没有哪个国家不期待奥运荣耀。为什么中国特别卖力呢?这还真和台湾有关——确切说是蒋政府时期有关。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北京对奥运金牌的痴迷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方面是民族主义气氛非常浓厚,中共坚持“新中国”将扭转百年来的衰落和受外国列强蹂躏的局面,毛泽东当时更发表文章表示发展体育、拆掉“东亚病夫”招牌的必要性。 但是,因为当时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一直是台湾国民党政府代表的中华民国在占据,一直到1971年。所以在这2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共和国长期抵制出赛。1971年台湾推出联合国之后,中国向国际奥委会(IOC)申请恢复“中国”的奥委会席位,迫使台湾于1981年与国际奥委会签署《洛桑协议》确认改以“中华台北”出赛。于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国”名义出赛之后,中国的奥运金牌数量也开始“超英赶美”,1988年奥运会上获得五面金牌;2008年北京主办的奥运会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金牌总数最多的国家。这时候也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经济危机,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来到巅峰。 不过在失去地主国优势后,中国在2012年伦敦奥运、2016年里约奥运、2020东京奥运,奖牌总数一直排在美国之后。 中国一直都有体育强国的计画,但是这种体育强国,不是让中国成为全民广泛参与体育运动的体育大国,而是成为体育冠军大国。 不过,既然冠军是万里挑一,那么那些小小年纪进入体校,最终却没有入选国家队的小孩,会怎么办呢?他们生活往往很艰难:而且年纪轻轻但身上有大大小小的伤;加上学历低微,也难以从事体育以外的职业。而且他们还因为服用禁药,有各种问题。 之前有媒体报导,1990年的中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只读书到小学3年级就投入职涯,在退役后过得非常贫困,甚至到公共澡堂当搓澡工,她的经历让中国网友感叹体育培训制度的畸形。她说她还长了胡子,这是年轻时被迫她服用兴奋剂的结果。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女子举重原本夺下4面金牌,但有3面因为禁药而被撤销。 当然,国外的运动员同样不轻松,但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在媒体面前自由地吐露遭受地巨大压力和精神损害,而这些中国运动员却不能随意在媒体面前表达。(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习近平实现权力三连任之后,似乎急于恢复严重受损的中国经济。当然,其目的和出发点,并非国计民生,仍基于巩固其权力地盘。主要由习家军组成的党政班子,开始把安抚企业、挽留外商当做主攻目标。 3月底,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共把年会主题定为“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新任中共总理李强在会上表态:“我们将在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保障项目落地等方面推出新的举措,不断优化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制度环境。” 在此之前,3月28日, “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活动在广州启动,新任副总理何立峰在讲话中许诺:“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并开出支票:“ 中国将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落实支持在华外资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健全完善服务和保障体系,持续打造更优良的营商环境。” 再早几天,3月26日,北京举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主题定为“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在会上演讲,题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兜售习近平大而空的外交定调。李强则会见与会的境外代表并同他们座谈,给他们大派“定心丸”,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环境会越来越好,服务会越来越优。” 这些纷纷出动的习家军高官,施出浑身解数,竭尽对外商外资的游说、挽留、引诱之意,无论李强、何立峰还是秦刚,几乎都赤裸裸上阵拉生意,喊话外商外资。其大背景是:外商和外资加速撤离中国。这是习时代的重大事变之一。 然而,还有外国人会相信他们吗?或者说,还有多少外国人会上当?纵观上述一系列会议和活动,场面冷清,座椅空空,能请到的客人屈指可数。李强、何立峰和秦刚等人喊破喉咙,响应者却寥寥无几。李强们的表情极不自然,时现尴尬和无奈。无外乎都是在习近平的任务压力下,硬着头皮拉客,言谈举止充满强迫症意味。 为了说服外商,中共把马云搞了回去,却充满绑架回国的嫌疑。还谋划请动马斯克这尊外神,为中共站台,却充满暗盘交易的色彩。动作频频,却收效甚微。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在习近平、王沪宁主政下,中南海上演一幕幕极左闹剧: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口号下,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尤其强调“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鼓吹国进民退,重手打击民营企业,尤其打击互联网平台经济,把大批民营企业家打入大牢,或排挤出局、或被逼卸任董事长,甚至于股份遭强制归零;贬低改革开放,定义那只是“关键的一招”,暗示该过时了;在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动辄征收重税、处以重罚;至于动辄刮起诸如反日、反韩风潮,对日企、韩企打砸抢,更是暴力排外的惊悚表演。而极致疯狂的,莫过于在某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砸毁香港,砸毁上海,砸毁中国经济火车头。 凡此种种,经由十年极左路线的折腾、尤其三年极端清零和荒唐封城之后,中国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企业经营难,民众就业难。外资外企更是大量撤离中国,生产线和供应链大量转进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家。荒了中国,富了邻国。 习派或暗示,这些都是党内斗争、抢班夺权的需要,如今权力已经抢到手,终于实现一派独大和一人独裁,相关政策可以再调回来。然而,外资是那么容易喊回去的吗?外商岂是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从? 说起来,喊回去或许也不是没有可能,比如,习派让位,团派当政,放下极左路线的招牌,恢复改革开放的形象。换路线,更要换人。否则,同样的一批面孔,昨天穷凶极恶,今天嬉皮笑脸 — 别人的理解,那是笑里藏刀。谁还敢相信你们?冤家易结不易解。信誉易毁,却难以恢复;信任易断,却难以重建。 但习近平和习家军,绝不会出于国家利益、甚至不会出于党的利益,让位、让贤、让能。厚着脸皮、硬着头皮,也要把权力霸占到底。一帮瘾君子,权力欲的瘾君子,脑中只有权力,心底毫无人民。习派把政,几乎让人看不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任何光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与前总统马英九在同一时段分别访问美中两国。这两位人物是台湾民主化后两党在岛内人望最高的总统,蔡英文代表民进党,这个党的部分人主张台独,在美国支持下不惧与中国开仗;马英九代表国民党,任内曾力推服贸一体化,只差一步就达成“和平统一”了,幸得太阳花学运让民进党绝地逢生。此时,两人一访美一访大陆,说是去见宗主可能太挖苦,但说是去见靠山大致没错。很多分析著重于两人的姿态与说话的微妙差别,但在我看来,美中两国的姿态表达的是其支持公开度与强硬度,更值得分析。 美国表态低调有度 4月3日,白宫首席副发言人奥莉维亚·达尔顿(Olivia Dalton)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宣布4月5日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一事表示,“我要说的是这些是非常例行性的过境,蔡总统自2016年来已经过境六次。所以没有理由有任何过度反应,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对这次作出不同的反应”。这位发言人一直以“过境”(transit)而非使用“访问”(visit)一词描述蔡英文赴美,并称“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美国,跟美国长期的政策、美台之间强劲的非官方关系,是保持一贯的。”此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曾表示,蔡英文会见了美国官员,并在“之前的所有过境”中公开露面。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于4月2日宣布,麦卡锡议长将于4月5日与其他国会两党成员在加州西米谷(Simi Valley)的雷根图书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此前,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哈基姆杰佛瑞斯于3月30日在纽约悄悄会见了蔡英文,但杰佛瑞斯的发言人拒绝就此次会面发表评论。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态度似乎比民主党更积极一些,3月31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罗杰·威克(Roger Wicker)曾针对蔡英文过境美国公开发表声明表达支持。威克说,他有信心美国“在跨党派基础上将持续是台湾及其人民的一个紧密朋友和伙伴”,并表示身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他将继续寻求途径加强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包括充分落实《强化台湾 韧性法》(Taiwan Enhanced Resilience Act),那是国会通过的2023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NDAA)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蔡英文“过境”美国最大的收获是来自共和党国会议员们非常明确的跨党派合作支持,从民主党方面来说,态度反而更低调。 民间的反应相对保守一些。耶鲁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专家阿恩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中文名:文安立)表示,美国应该支持台湾的“安全和生存”,但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是过去40年来最糟糕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质疑挑衅中国是否是最好的前进道路,“我不相信,在此时举行会被中国方面视为高度挑衅的会议是正确的前进方向。”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维持现状,认为挑衅会降低美国和中国维持和平的可能性。“有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就是现状,…这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它是唯一有可能避免对台开战的解决方案。” 我相信台湾 的主流也是这样想,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 马英九避战谋和,宋涛三度称“一家人终将团圆”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于3月27日至4月7日访问大陆。按照马英九基金会的说法,这次马英九访问大陆主要是两件事,一是祭祖,另一件是带领百馀名青年学子参访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遗迹,增强两岸青年交流。尽管大陆舆论称这是台湾74年来首次台湾前总统访问大陆,但碍于今年台湾大选,不能授给民进党“卖台”的口实,马英九谈话非常谨慎,在武汉重申“九二共识”干脆照稿念读;国台办主任宋涛则赞扬马英九任期内两岸关系持续向好发展,“与大陆方面一道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利在两岸,功在民族,我们充分肯定。” 马英九表示,目前两岸交流中断,民间敌意上升,但两岸领导者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冲突,谋求和平;宋涛虽然避谈统一,但欢迎马英九先生回家,会谈中三度提两岸是“一家人”,意思尽在其中,却没有“统一”那样招台湾人反感。 一切都在为明年一月台湾大选谋划 台湾民众党党主席、该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也将于4月8日赴美,展开为期21天的访问。不过,根据台湾目前政情,能够角逐2024年台湾总统大位的只有民进、国民两党。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在和平统一与武统之间,当然偏好和平统一,那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3月8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说,“我认为,中国偏好和平统一是真的,因为那避免了试图以武力解决这个议题的风险和高代价”。既然要和平统一,当然就需要“和统”的工具,这工具非国民党莫属,因此,通过2024年一月选举让国民党上台,最后配合大陆的时间表达成和平统一,在北京看来,自然是上上之策。 国民党本来已经处于严重弱势,极言者甚至称可能亡党,但到去年八、九月间,乌克兰战争进入僵持状态,台湾人由战争初起时的“台湾就是乌克兰”一变而为“台湾决不能成为乌克兰”,这情况有如当年“太阳花运动”让民进党振弱起衰一样,让国民党大有起色,在九合一选举中获胜。但现阶段台湾民众陷入大陆武力攻台的政治焦虑感,民意起落很大,台湾民意基金会3月18日公布最新政党认同民调显示,针对蓝绿两个主要政党认同度,20岁以上成年人中,34%是绿营认同者,较三个月前微幅提升3.3个百分点;蓝营认同者跌至23%,较三个月前下跌8.5个百分点,创下该项民调以来最大跌幅。根据调查结果,三个月前,国民党基本盘略大于民进党,但2023年最新的蓝绿势力比为1:1.46。 美国目前的策略是希望通过威慑吓阻中共近期攻台,但中共正在悄悄地发动和平统一的的操作,双英分别访美中,华府与北京的角力目前就在这一点上。说千道万,台湾的多数选民是不是接受中共的和平统一,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将揭晓谜底。一旦台湾的多数选民把票投给台湾的“亲共派”,美国就很难阻止中共和平统一台湾的计画。虽然没有人明确表示,但决定台湾大选的各种变数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乌克兰局势,美国的表现与乌克兰的状态将决定台湾民众对美国的信任程度。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