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文化的主客之別
2026 年 7 月 19 日
泰坦尼克号在首航横渡大西洋沉没。在1912年4月15日凌晨与冰山相撞后不幸沉没，2,224名乘客中，1,517人遇难。 100多年后，泰坦尼克号的残骸，位于加拿大纽芬兰海岸约350海浬的海底，受到严重腐蚀，可能在未来40年内完全消失。 围绕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有许多阴谋论，但以下五个真正的谜团，或许永远无法揭开。 泰坦尼克为何全速行驶？ 众所周知，当瞭望员在1912年4月14日晚间发现冰山时，泰坦尼克号正几乎全速前进。当时的速度约为22.5节，仅比其最高速度23节低0.5节。 尽管收到了邻近船只发出的冰山警告，泰坦尼克号的船长爱德华•史密斯，仍然让泰坦尼克号高速穿越大西洋。 那么，为甚么它要在能见度低的夜晚，以如此快的速度穿越已知的冰山区域呢？ 1997年James Cameron导演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白星航运公司主席Bruce Ismay敦促史密斯船长加速行驶，以便提前进入纽约，“成为头条新闻”。这一幕是根据头等舱乘客和幸存者Elizabeth Lindsay Lyons，无意中听到的真实对话改编的，她在沉船事件后作证。 她的证词表明，Ismay想打破泰坦尼克号的姐妹舰奥林匹克号，在前一年从南安普顿到纽约的首航中创造的记录。 奥林匹克号1911年6月14日从南安普敦起航，在法国瑟堡和爱尔兰皇后镇停靠（与泰坦尼克号的航线相同），6天后，于6月21日到达纽约。 Lyons夫人说：“我听到他（Ismay）说了一句话。‘我们将击败奥林匹克号，在星期二到达纽约’。” 2004年，一位美国工程师提出了另一个说法，称泰坦尼克号底部船舱的煤火熊熊燃烧，说明泰坦尼克号必须比原计画更快到达纽约。 按照俄亥俄州立大学Robert Essenhigh的说法，泰坦尼克号的记录显示，泰坦尼克号六号煤仓发生了火灾。为控制火势，船员快速将煤取出并放入锅炉，导致船速加快。 Essenhigh认为，泰坦尼克号的船员不可能试图打破穿越大西洋的记录，因为这艘船追求的是舒适，而不是速度，航行前就是这样宣传的。 爱尔兰记者Senan Molony，在2017年的记录片《泰坦尼克号：新证据》中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泰坦尼克号“不应该出海”，据说是因为大火削弱了它的船体，使之无法承受冰山的撞击。 为何加州人号对求救信号置之不理？ 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很明显船正在下沉。史密斯船长让他的船员发射信号弹，并向附近的船只发送无线电信息，希望能得到援助。 泰坦尼克号沉没时，附近最近的船是加州人号，这是一艘开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较小的蒸汽船，船长是Stanley Lord。这艘船没有任何乘客，有足够的空间给泰坦尼克号上的人。 由于担心撞上“冰原”（海洋中的大面积平坦冰层），Lord船长在4月14日晚10点20分左右，将“加州人号”停航过夜，这大约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80分钟前。 当时的位置记录显示，加州人号位于泰坦尼克号东北方向约19英里处，但英国对灾难调查后，判断它离得更近，只有六英里远。 比加州人号还远的卡柏菲亚号，英勇无畏，在险恶的冰水中航行了58英里，营救了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 不幸的是，卡柏菲亚号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两小时后才抵达，但加州人号本可以在这之前抵达，它为甚么没有抵达呢？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在泰坦尼克号发生碰撞之前，加州人号的无线操作员Cyril Furmstone Evans，曾与泰坦尼克号联系，发出冰情警告。 泰坦尼克号正在值班的无线报务员Jack Phillips，收到了警告信息，但他叫Evans“闭嘴”，因为这干扰了他接受800英里外开普雷斯中继站的乘客信息。 也许是被这无礼的斥责所激怒，Evans关掉了他的无线设备，睡觉去了，因此他无法收到泰坦尼克号随后发出的紧急信息。 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为甚么“加州人号”的船员，看到了空中的信号弹也不去回应，尤其是他们知道泰坦尼克号就在附近。 加州人号的二副Herbert Stone说，他看到了几个信号弹，并通知了Lord船长。 据称，忧心忡忡的Stone当时说“一艘船不会在海上无缘无故地发射信号弹”，但他后来告诉调查组：“我想，也许这艘船在与其它船只联系，也可能它在向我们发信号，告诉我们它周围有大冰山。” Stone向Lord船长传达了信号弹的事，但最终船长没有采取行动，这个决定必然造成生命的损失。 面包师是怎么活下来的？ 泰坦尼克号获救的人当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33岁的Charles Joughin，他出生于柴郡，是船上的首席面包师。 Joughin曾命令他的手下给救生艇配备面包补给，他在泰坦尼克号上一直呆到它下沉的那一刻。 他爬到了泰坦尼克号的船尾，抓住了安全栏杆，当船头下沉时，他在船的外侧。 他告诉英国调查委员会：“我相信我的头部根本就没在水里，只是被打湿了。”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在低于冰点（28°F或-2°C）的水里呆了两个小时，Joughin还是活了下来， 大多数人在水里呆不了30分钟，就会死于体温过低，那么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有人认为，Joughin保持头脑冷静，并且不停地划水，增加了他的生存机会。 经过两个小时的“划水和踩水”后，Joughin被拉到翻倒的B号折叠救生艇上，除了双脚肿胀外没有任何不适。 B号和其他救生艇后来被接卡柏菲亚号接走，Joughin后来移民美国，于1956年去世，享年78岁。 救生艇为甚么不够？ 泰坦尼克号最让人诟病的，是救生艇的数量不够。如果有的话，即使不是全部，起码也能多救几百人。 泰坦尼克号有2,224人，只有20艘救生艇，总共可以容纳1,178人，刚好超过总数的一半，但有两艘救生艇没有启动。 关于为甚么没有更多的救生艇，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泰坦尼克号的设计者认为，太多的救生艇显得甲板杂乱无章，并挡住了头等舱乘客观海的视线。 泰坦尼克号的示意图显示，救生艇大多放在前面的军官长廊和后面的二等舱长廊上。但头等舱的长廊几乎完全没有救生艇，乘客漫步时，两边的海景一览无馀。 现在看来有点难以置信，显然泰坦尼克号注重的是宏伟和豪华，而不是安全。 此外，当时并没有预料到，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要容纳所有乘客。如果泰坦尼克号遇到甚么麻烦，救生艇的作用是将乘客转移到救援船上。 不幸的是，一些船员错误地认为，救生艇承受不了装满乘客的重量，许多救生艇都没有满员。 值得注意的是，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安全规定已经过时了，这个规定是20年前制定的，当时最大的邮轮是一万吨。泰坦尼克号是四万六千吨，多了四倍以上。 也许更重要的是，想不到泰坦尼克号会沉没。白星航运公司1910年的一分宣传手册中，提到泰坦尼克号和姐妹船奥林匹克号：“……这两艘美妙的船被设计成不会沉没的”。 史密斯船长自己也说过：“我无法想像有甚么情况会导致船只沉没。我无法想像重大灾难会发生在这艘船上。现代造船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史密斯船长的下落 史密斯船长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当晚去世了，但他到底发生了甚么却成了一个谜。 史密斯曾计画，将泰坦尼克号作为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航行，却“随船沉没”，这是当时的航海传统。 但对于人们在哪儿最后见到他，以及他是怎么死的，幸存者们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在Cameron 1997年的电影中，由英国演员Bernard Hill扮演的史密斯，把自己关在泰坦尼克号灌满水的驾驶舱里，据说这是根据一些幸存者的证词。 一位头等舱乘客Robert Williams Daniel说：“我看到史密斯船长在舰桥上，我目不转睛地看著他。我跳下的甲板被淹没了。水慢慢上升，现在已经到了舰桥的地面，然后又到了史密斯船长的腰部。我再也看不到他了。他英勇赴死。” 其他幸存者，包括无线操作员Harold Bride，说他们看到他从船上的某个地方跳下去；而其他人则说史密斯抱著一个婴儿游到了救生艇上。 正如作家Wyn Craig Wade在他1992年出版的《泰坦尼克号：一个梦的终结》一书中写道，史密斯船长“至少有五种不同的死法，从英勇的到可耻的”。 不管怎么死的，史密斯的尸体从未被发现。
许多文人同行都知道，在写任何文艺作品心得前，都宜拜读、观看或恭听至少两遍，诚意而后正心，正心方可起笔。去年，笔者于雪梨Lyric Theatre观看两场“神韵晚会”，买到最好的座位，深觉其舞蹈之湛，乐曲之精，画面之美，内韵之深，值得观赏十场。 去年有女真男儿胡服骑射，长白山下豪情万丈，松花江边英姿飒爽；亦有彝族少女欢快起舞，彩裙花容映春色，大凉山间溢风情。见宝蓝凤凰舞仙韵，千朵梅花喜报春；闻德音雅乐净身心，轻快之时乐忘忧，慈悲之处泪满襟。 众多节目之中，令笔者印象最深的是舞剧《王昭君》。 王昭君乃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的“落雁”指的就是她。相传雁见昭君忘振翅而坠地，不仅是因昭君美貌倾城，更因其琴声悲壮动听。她本脱颖于后宫三千，因拒绝行贿，失意于画工陷害，后世多叹汉宫佳丽成胡妾，绝代胭脂入飞雪。 昭君出塞，自古哀之，文人乐师各有解读，如唐代卢照邻写过〈昭君怨〉，宋代则以“昭君怨”作为词牌。 神韵艺术团复现这一悲壮历史的同时，在交响乐、高科技动态天幕与舞蹈演员的完美配合下，也向观众展现出另一重境界，而未局限于怨的格局。 神韵2017年在悉尼演出（图源：The Epoch Times） 舞台上，深宫内，昭君孤身持帚，虽命运不公，却不同流合污，如秋菊冬梅，逆风傲雪，遗世独立。在得知将北嫁匈奴后，她起初不能接受，而后深思熟虑，为换边垂无兵革，忍痛离乡向北疆。这一艰难的心理转变，仿若由“私”到“舍”的升华。“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虽悲，却也让人看到一片冰心。 历史的大戏如一张考卷。在围绕王昭君的这出戏里，画工贪财，终得报应；元帝贪色，难舍难分；众妃自私，苟活宫内。而命途多舛的昭君经住荣华富贵的考验，于五千年考卷上留下不朽的传说。 神韵舞剧对昭君心理转变的精细刻画、配角和反角的衬托效果以及最后汉元帝悔恨不已的神态十分生动，仿佛时隔两千年的历史就在身边发生，而且看后不仅感慨万千，也受到正面启发。相较于认为昭君在北塞含怨终生的观点，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她的心境已在选择出塞的过程中提升——深明大义的她从最初的怨气中解脱，蜕变为改变历史的不朽人物。 曲尽犹恋，馀音绕梁，萦耳延绵。神韵音乐与舞蹈有更深内涵，非吾辈能及也，谨以拙笔，纪录感怀。今年神韵将再度来澳巡回演出，翘首期待新的作品！ 历史上的王昭君 王昭君于汉甘露三年出生在南郡秭归县的一个山村。建昭元年，昭君以民间女子身份被选入宫。 京剧中的王昭君（图源：Flickr） 相传画工毛延寿趁机勒索宫女，不少宫女为了让自己获得被皇帝选中的机会，纷纷拿出很多钱财贿赂毛延寿。虽然昭君有倾国倾城之貌，但因没有贿赂，毛延寿便在作画时故意丑化了她。 当朝天子汉元帝初见昭君画像时，即使画中面容已遭丑化，也仍仙骨珊珊，丽绝尘寰，于是元帝立即传命召见王昭君，却被毛延寿谏阻。毛说王昭君眼下之痣有克夫凶兆，劝元帝务必谨慎。元帝见毛延寿言辞迫切，信以为真，便打消了召见王昭君的念头。却未料到，这一念之差，将酿成天壤之别。 西汉外夷之患以匈奴为最，元帝为图边境太平，敕命选择貌美宫女赐给匈奴。众宫女闻说后都不情愿在茫茫大漠度过馀生，而昭君却写了一封书信，自请前往塞外，虽为荏弱女子，但甘愿为国宣劳。 元帝见到昭君真面目后，惊讶发现原来她是个容光绝世、宛若天仙的美女，恍然明白毛延寿所言全属欺君，登时大怒，下令将毛延寿拿赴西郊问斩。 王昭君图（局部），江户时代久隈守景绘，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图源：维基百科） 不知此时元帝心中有多后悔，但该走的终究要走，或许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下，他宣布册封昭君为“永安公主”，大赐妆奁。辞行之日，元帝又赐她御厩名马十匹，骆驼四匹，锦帐狐裘之属不计其数。但见这位绝代佳人貂帽狐裘，锦裤绣靴，手捧琵琶，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自此，长安朔漠，天各一方。 江文通曾如是描写昭君出塞的悲壮：“若夫明君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遥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无绝兮异域。”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重刑。 汉文帝的时候，有一任廷尉（相当于大法官兼司法部长）叫张释之，有一次有个盗墓贼偷窃了汉高祖庙里的玉环，被卫士抓获。汉文帝十分恼怒，于是就责令张释之严惩此人。 张释之审了半天，依照当时的相关法律，奏请文帝判处他弃市。 文帝一看这个结果就大怒，说我把这个人交到你手上，为的就是让你判他个夷灭三族，你居然只把这个人砍头了事，你这也太糊弄领导了吧！ 汉文帝的意思就是，这事儿我很气愤，所以你必须搞株连。 张释之一看到天威震怒，就免冠叩首说：“皇上啊，依照法律，弃市已是最高处罚了。如果您觉得盗窃个宗庙器物就要诛灭全族，如果以后有人偷挖长陵上的一抔土，又该如何处罚呢？” 汉文帝很聪明，一听这话，就有点醒悟，回家跟老妈薄太后商议了一下，就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 我觉得，相比那些动不动就要“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的“大有为之君”们，汉文帝这个人，好歹算是个有点人味儿、会说几句人话的君主。他有的时候真的能俯下身子，站在平民百姓的视角去审视问题。 你看他想修个露台，一听说要花费十个中产之家的财产，立马就不干了。 这在中国古代的王侯将相中，是一种大熊猫一般的稀有性格，后世帝王，大概也就宋仁宗又灵光乍现了一回，其他帝王将相想的更多都是“我的计划很大，你们忍一下”“再苦一苦百姓”之类的玩意儿。 而汉文帝的这种平民视角尤其体现在他对司法的量刑主张上。 汉袭秦制，本来法律是相当严苛的。可是有一次，齐地的官员淳于意犯了罪，依律要执行肉刑，他的女儿缇萦就给文帝写信，说：肉刑这个刑罚实在是太残酷了，肢体被砍掉了，就没办法再长出来，以后犯人即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过原来的生活了。身为女儿，她请求文帝不要让父亲接受这种刑罚，而作为代偿，她愿意自己卖给官家做奴婢。 汉文帝接到这封信之后就深为感动，同年就下诏废除了肉刑。不仅如此，他还举一反三，觉得一人有罪，亲属邻里连坐这个刑罚似乎也没有什么道理——淳于意犯罪，为什么要把他的女儿卖为奴隶呢？所以文帝又干了一件后世非常少有的举动，那就是废除了先秦以来一直沿用，已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连坐法”（首孥连坐）。 如果按照法家那种“老百姓就是欠管，不重刑就会乱”的理论，文帝朝的大汉应该是一个狼烟四起，各地盗贼纷纷扯杆子造反的时代。可是历史的事实证明，文帝时代，恰恰是秦汉帝国、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帝制时期治安、民生都最好、经济恢复最迅速的时代，文景之治的盛世一直到今天都被拿来吹牛。这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正经当了几年皇帝（之前是秦始皇和汉高祖）的人，汉文帝开创的这种（相对而言的）轻刑主义思想，其实是行得通的。 然而，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文帝开创的这种轻刑主义传统，在古代中国终究只是昙花一现，连坐、肉刑等制度在他死后很快就被他的子孙景帝、武帝那里被恢复了。到了司马迁因为说错一句话关键部位挨了一刀的时候，太史公虽然觉得自己这一刀挨得很冤枉，但已经无法像当年的缇萦小姑娘一样，说出砍掉的肢体不能再长出来，所以肉刑不对这种有朴素的法理学认知的话来了。 整个中国古代其后的刑罚发展史，基本上就是沿着用刑越来越重，株连越来越广的方向去演进。株连范围从最开始的“夷灭三族”、发展到后来的“诛九族”、“十族”乃至“瓜蔓抄”。而杀人的方式，从最开始的砍头、弃市发展到了后来的腰斩、凌迟…… 我曾经一度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们古代历史上明明有汉文帝那样有人情味、知道“节刑”的上位者，却依然拉不住法律的缰绳，让法律朝着重刑的一边绝尘而去呢？ 直到后来，我又重温了汉文帝与张释之的这个故事，我才看出了一点端倪。你看，在这个故事中，汉文帝本来是个非常注重节制刑罚的皇帝，但听到有人偷了他老爹庙里的玉环，气血上涌的时候，他依然高喊着要夷灭这个人的三族，完全忘了不株连、轻刑罚本来是他自己的主张。这当然可以理解——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呢，谁听说别人辱及自己祖先时能不发怒呢？ 在古代帝制的那个系统下，“天子一怒”是容易被纵容，而很难被掣肘的。汉文帝的幸运，在于他碰见了一个敢抬杠的张释之，斗胆把他的冲动顶了回去，让皇帝恢复了冷静。可是，在中国古代史上，真正能像张释之那样直言敢谏的臣子有多少呢？像文帝那样能在盛怒之下听得进不同意见的皇帝又有几个？至少到他孙子武帝那里，就早没有了这样的雅量，张释之若是生在了武帝朝，这样跟皇帝顶牛的结果，多半是和太史公一样，被一刀了断了是非根。 所以重刑主义是所有人在愤怒时共同的冲动，而当一套体制没有机制遏制这种冲动、对法律进行回调时，司法向着重刑滑坡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这种滑坡，让人想起了生物学上的“左墙定律”——一个醉汉，蹒跚的走在一条路上，左面有一堵墙，右面有一道沟，他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调到右边的沟里，因为这个进化模型中一个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种在随机进化过程中，早晚会走向相反的那个极端。 中国古代的法律进化史，其实也高度遵循这种“左墙定律”——由于愤怒的皇帝与愤怒的公众总是将张释之那样试图节刑、轻刑的司法官员视为“为犯罪者开脱”，司法者为了趋利避祸，在两千年的演进中倾向于用越来越重的刑罚去惩治犯罪者、若犯罪者这一条命还不够“解恨”，那就只能株连他的家属，于是司法只能向着重刑主义的极端绝尘而去。 中国最后一场旧式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应该是人类史上第一个真正实践了时下某博网民断案“死刑起步”乌托邦的王朝——太平天国的刑法中最轻的刑罚就是“斩首不留”，以上则有腰斩、千刀万剐、浸猪笼、点天灯等等等等创新式死刑。 生活在洪天王治下的天京，你有太多理由因为一点小事被自己的邻居、亲戚牵连入罪，而一旦受到牵连很容易就是斩首不留。天京变乱时，就因为杨秀清和洪秀全内斗那点破事儿，最终蔓延株连，天京这一座城在短短两个月里居然砍了两万多颗脑袋，秦淮河水都被染红了，古代中国重刑主义传统在千年之后终于有了这场血腥恐怖的登峰造极。 而张释之在劝谏汉文帝时警告的另一件事，其实也在千年后应验了：“如果您觉得盗窃个宗庙器物就要诛灭全族，如果以后有人偷挖长陵上的一抔土，又该如何处罚？” “挖长陵（汉高祖墓）的一抔土”其实是造反的一个委婉说法，所以张释之问的问题其实是：如果因为一些小罪就轻易动用重刑，那么真正遇到大恶时，又拿什么来进行惩罚呢？ 这其实是一个重刑主义必然导致的“刑罚金属疲劳”问题，以重刑去吓阻某种轻罪，搞到最后大家都对重刑脱敏了，最后刑罚反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威慑力。 这样的故事在古代史上也曾一再发生，比如明代曾经是株连、保甲、户籍制度都最严苛的朝代，犯罪者家属一旦被抄没沦入贱籍，基本上就世世代代永世不得翻身了。如果你的邻里、亲戚当中有人犯上作乱，除非你及时出首立大功，想不跟着吃瓜捞甚至砍头基本也不可能。朱元璋曾对他定下的这套“刚猛治国”术非常得意。 可是到了明末我们看到，这种“刚猛”对平定和恢复社会秩序基本没有起到任何正向效果。相反，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至少在起事初期都会采用最酷烈的手段去对待明朝的官民，所过州县屠掠无遗。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对于“流寇”们来说，既然从扯杆子造反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被诛灭九族，那何妨把事情做的更绝一点呢？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张献忠 于是杀人在明末沦为一种像吃饭喝水一样大家都司空见惯的东西，最终社会从重刑主义、株连主义中除了让人们习惯了遍及社会的普遍性残忍，没有收获任何治理效果。 而重刑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千年发展、延续，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影响，那就是很多平民百姓，在长期的“熟读历史”当中也养成和大多数帝王一般的“帝王心术”，在他们看来，社会不够安定、有人作奸犯科，那就是因为治的还不够狠、杀人还不够多。治理什么什么犯罪 “逮住就毙”、甚至抄没家产、让其子孙沦为二等公民，管准就好了。 这样的人应该会非常神往自己能穿越回古代，也能坐在把龙椅上发号施令，没有现代社会诸多常识的掣肘，他们幻想起来一定更爽。只可惜，他们常常忘了，现实中的自己，真的穿越到了那种时代，往往更可能成为被治、被杀的平民。 所以想起来也很感叹——你想想两千年前的汉文帝刘恒，那是一个有帝王命、却经常站在草根角度操一下心的、还算温柔的人；而两千年后的很多网民，却明明有着韭菜的命，操着帝王的心，他们明明没有九五之尊，却比历史上的秦皇汉武们更心如铁石。 这样的转换，我不知是怎样发生的。但我知道，重刑主义思想给他们造成的那种越来越拿人不当人看的影响，一定在这种千年转换中居功至伟。 昨天《“贪二代”们再混蛋，也证明不了罗翔呼吁错了》谈到轻刑主义和重刑主义。本来我在这两种刑罚主张之间是没有个人偏好的。但想起了历史，我总觉得，几千年的重刑主义倾向搞下来了，现在我们需要一点反向的教化，以便让很多认知错位了太久的人，稍微清醒一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蝶恋花·蓝花楹 馥郁铃蕤轻染袂。风挽云鬟，簌簌蓝花坠。无意严妆留客醉，紫烟微雨群芳愧。 露湿流光疏影曳。唯有姮娥，静赏琼枝美。莫羡红尘千百媚，早登银阙成仙桂。 （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图：Adobe Stock）
“多情自古伤离别”，向至亲或挚友挥手送别的刹那往往催人泪下，令人肠断。但诸位不妨回顾一下，送别时的心情难道只有伤感与不舍吗？倘若离别之人与你心心相印，惜别之馀，是否会多一分豁达与超脱？ 北宋词人苏东坡的一首送别词便向我们展现了其与众不同的心境：伤感中不乏暖意，惆怅时不忘乐观。原词如下： 蝶恋花．暮春别李公择 簌簌无风花自堕。寂寞园林，柳老樱桃过。 落日有情还照座。山青一点横云破。 路尽河回人转柁。系缆渔村，月暗孤灯火。 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 东坡不仅心境不凡，遣词造句亦不俗。下面笔者先为诸君解释词意，随后逐句赏析这阕词妙在何处。 释义 时值暮春，纵然没有一丝风吹过，花儿也纷纷凋谢坠落。杨柳日渐衰老，樱桃成熟的时节也已过。昔日的园林春意喧闹，无奈如今只馀一片寂寞。唯有落日多情，以最后的阳光返照座席陪伴著我们。再看高耸的青山，似乎有意从白云里探出头来，露出一点青色。 陆上道路已尽，不得不乘舟而行，而河湾迂曲，船夫需不断转舵。夜幕降临，船泊于渔村旁。当时月色黯淡，茫茫黑夜里似乎只有一盏孤灯亮著。我像《楚辞．招魂》召唤魂魄那样，召唤离去的友人。我思念你的时候，你也在思念著我吧。 赏析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春，苏轼自密州至京师开封，旋移至徐州。途经齐州时，喜遇老友齐州太守李公择，可惜数日后又将分别，故在席上赋此词留别，透过对暮春景色的描写与对未来的想像抒发情感。 开篇之句“簌簌无风花自堕”便令人拍案称绝！如果拿这句与唐代诗人元稹“风动落花红簌簌”一句做对比，会发现苏东坡笔下的花落别有一番滋味。风吹花落是大部分文人都能捕捉到的景物，而苏轼在前人之作的基础上强调“无风花自堕”，更添一分哀伤。此句为后文定下基调，亦暗示苏轼与挚友注定将分别——即使无风，花也会落；即使无人催促，你我也终有别离的一天。 随后一句“寂寞园林，柳老樱桃过”，虽简单易懂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柳老樱桃过”承接前文花落，进一步点明暮春时节，而“寂寞园林”则与下文“落日有情”形成对比。其中“老”字用得妙，不仅使用拟人手法，亦暗指时光匆匆无情，转眼春逝，人短暂相聚后也将离散。“柳老樱桃过”与蒋捷之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异曲同工，皆把抽象的时间形象化。 “落日有情还照座”：苏轼与李公择临别之际，地上园林寂静萧瑟，倒是天上夕阳有情有义，似在替人依依惜别，情意绵绵地将馀辉洒落在席间座上，给人一丝暖意与慰藉。从这里可看出，作者不想让离别的气氛过度哀伤，于是将自己的情感赋予夕阳，多了一份乐观与开朗。阳光为暖色调，虽已近黄昏，但也冲淡了之前花落柳老的冷清萧瑟。此句让笔者联想到了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两者皆寓情于景、藉景抒情，为送别之场景增添了一丝人情味。 后一句“山青一点横云破”进一步将气氛回暖，给人一线生机的感觉：远处山峰被白云笼罩，可山峰似乎不甘被埋没，即使仅露出一点山尖也要努力冲破云海。“破”字用得极好，不单押韵，也化静为动，赋予静止的青山一丝活力。常读东坡词的人想必都知道，苏东坡是热爱山水、性情豁达之人，纵然仕途坎坷，也总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景，而“山青一点横云破”亦印证了他的乐观——旁人可能只看到云雾缭绕，而作者看到的却是破云而出。 下阕，作者想像别后途中的境况，气氛又转孤寂低沉，却也不忘透露一丝暖意。其中“路尽河回人转柁”可能有消极与积极两层意思：（1）船一转舵，再也看不见对方，岸上人亦送到河曲处为止。作者与知音分别后，自此又是孤身行于世间。（2）人生恰如曲折的河湾，道阻且长，一路坎坷。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上的路走到了尽头，但仍有水路可走，而即使水道迂回曲折，只要灵活转舵，同样能抵达彼岸。如苏轼《水调歌头》所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聚散离合本是常事，何须为离别痛苦不已？路尽后河回，离别后重逢，否极而泰来。 “系缆渔村，月暗孤灯火”：夜深孤单之时，也是易思念友人之时。暗与孤二字连用，以景物之冷寂侧面表现人内心的孤独，自然而然地引出作者对李公择的想念。 （图：Adobe Stock） “凭仗飞魂招楚些”：此处用典，“楚些”指屈原所作的《楚辞．招魂》，因《招魂》句尾多用“些”字，故称“楚些”。此处“飞魂招楚些”表面意为像召唤魂魄那样召唤离去的友人，既可指用诗书向友人问候致意，也可能暗中表达了希望朝廷召他们二人回去的愿望（苏东坡与李公择皆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贬）。在此顺便解释：招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楚地也有类似的仪式，这个过程被写入了《楚辞．招魂》，文章典雅，用词精美。 最后一句“我思君处君思我”堪称全词画龙点睛之笔，将思念上升至莫逆相契的高度，再次由低沉转向开朗：既然我想念你时你也在想念著我，那么我们此次分离不过只是物理距离的改变，而心始终都在一处。这里也间接体现出苏轼与李公择间友谊深厚。该句和唐代杜甫《梦李白》之句“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异曲同工（杜甫也在揣摩老朋友李白的心理，他不说自己梦见了李白，而说李白因知晓杜甫一直思念他的心意，故而来到杜甫梦中），亦令人不禁想起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君知我心，我明君意，或许这即是古人友谊的最高境界吧。 纵览全词，七分为惜别与伤感，三分为豁达与暖意，豪婉相融，饱含哲理，苏轼的这阕送别词可谓是别有洞天。 苏轼笔下无常也是常态 苏轼一生坎坷，却能从悲中见喜，视无常为常态。除上述寒中有暖的送别词外，苏轼还有不少作品都向后人留下了他洒脱的心态： 雨骤风狂时，他却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亲人难聚时，他却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春光易逝，梨花开后终将落，他却说“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有家难回、壮志难酬之时，他却说“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大作家林语堂曾如是评价苏轼：“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日常生活中，每逢苦于困境或悲于离别，不妨像苏轼那样换个角度思考，视无常为常态，或许你也能达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