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處駐雪梨辦事處長許柏逸抵任 雪梨僑界熱烈舉辦歡迎茶會
2026 年 9 月 14 日
6月16日，韩国女团BLACKPINK 的“BORN PINK WORLD TOUR”世界巡回演唱会悉尼站在奥林匹克公园的The Qudos Bank Arena火热上演。当日场馆座无虚席，晚上8点开演的演唱会，不少粉丝甚至提前12个小时就早早在场馆外排队等待入场。此次Blackpink在悉尼连唱两场，6月17号的演出则是她们这近一年世界巡演的最后一站。 BLACKPINK。（图片来源： BLACKPINK, presented by YG ENTERTAINMENT ） 看完演唱会的后遗症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形容的心情，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觉得这是一场亲身经历却很不真实的梦。 一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基本没有浪费时间，连续无间断的唱跳演出，四个人台风和状态都没得说。从耳熟能详的《How You Like That》，《Pretty Savage》，《Whistle》三首连唱作为开场，再到《Lovesick Girls》，《Kill This Love》，《Playing with Fire》，《Pink Venom》，曲曲经典。演唱会中间还加了四个成员每个人的solo环节，Jisoo的《Flower》，Jennie的《You and me》，Lisa的《Money》，Rose的《On the ground》，一曲接着一曲，会场内氛围简直燃到爆！ BLACKPINK。（图片来源： BLACKPINK, presented by YG ENTERTAINMENT ） 不得不说，YG为black pink的投入是一如既往的大，酷炫的背景舞台就好几个，烟花、喷火、彩带，各种颜色各种款式，舞台设计可谓是十分丰富，也为这次演唱会增色不少。 BLACKPINK。（图片来源： BLACKPINK, presented by YG ENTERTAINMENT ） 不怪 YG投入大，Blackpink这次的世界巡演堪称历史上韩流女子组合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从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横跨亚洲、北美洲、欧洲与大洋洲共计60多场。 BLACKPINK。（图片来源： BLACKPINK, presented by YG ENTERTAINMENT ） 根据媒体报导，BLACKPINK美国洛杉矶加州银行体育场单场票房收入为691万美金，再度创下女子团体在美国演唱会的最高纪录。 另外，BORN PINK演唱会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票房最高的亚洲女性巡演纪录，在12场中的10场就已卖出12万张票，收入高达3160万美元。 BLACKPINK在墨西哥城举办的演唱会，每晚的票房收入高达998.9万美金，创下声乐团体有史以来最高的纪录。 BLACKPINK。（图片来源： BLACKPINK, presented by YG ENTERTAINMENT ） 根据Philippine Concerts推特表示，BLACKPINK在菲律宾体育馆两场完售的演唱会，总计吸引了近十万人入场，成为菲律宾有史以来最多人观赏的演唱会纪录。 BLACKPINK。（图片来源： BLACKPINK, presented by YG ENTERTAINMENT ） 作为人数不多的四人小团体，Blackpink却在世界范围内收获了比那些大型女团更多的粉丝和关注，除了成员们各自的实力与魅力，Blackpink的团体概念也功不可没。 过去16年间，K-pop女团从一代到现在的五代，经历了风格的不断变化。 在少女风为主的初代女团后，二代女团呈现出多元化的样貌。 因为正处于K-pop的探索与发展阶段，各个市场都有富余。少女时代和KARA早期的少女风、Wonder Girls和T-ara的复古风、Brown Eyed Girls的强势性感…… （图片来源：twitter.com, @SNSDChartsbr ） 三代女团时期，市场开始转向性感风，试图打开男性粉丝的市场。然而渐渐地，偶像公司开始发现女团是“得女粉者得天下”，近年来韩国女权运动的兴起又将女性主题叙事打造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趋势，比起卖弄风情的性感风格，女性们更喜欢威风凛凛的“大女主”形象。而且女性粉丝相对于男性粉丝来说，购买力更强，忠诚度和留存率也更高，比如BLACKPINK的女粉比例就在80%以上。 在过去，女团成员是被打造出的产物，被动地接受着大众的凝视。但如今的女团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她们每一次露面都在传递更完整、更真实的现代女性形象。 不过一直以来，虽然女团的的歌曲播放率最高，但男团的专辑销量更高，也更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更大的成功。不过随着Blackpink这样实力与魅力共存的女团的出现，相信这样的局面也许会在未来很快发生改变。
（接报纸72期） 1955年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择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据上引资料，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还当场念了一幅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的体会。 上联是：客观可能超过了主观认识； 下联是：主观努力落后于客观需要。 他还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说，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想搞“超越式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来说，谁都想“超越式发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发展”也可能成功。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又是舆论一律，当权力中心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只有一个方向的力量推动，只有一个方向的舆论作动员，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最高领导人只能得到他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把这种思路推向极端。按照刘少奇的上述传达，毛泽东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限制农民的自由；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剥夺民有企业，消灭民间的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希望经济发展快一点，更希望消灭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快一点。这样做，哪里还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毛泽东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中还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的稿子是经毛泽东审定的， “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增加200%，即9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是量只有4374亿斤，不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的一半。直到1993年才达到9000亿斤。当时毛泽东讲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也是组织人算过账的。不过，算账时从好的方面想得多，从不利的方面想得少。这个纲要还规定，从1956年算起，5年到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实却是，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年中国文盲人口8507万人，文盲率为6.72%。 要说“冒进”的话，这个序言中的粮食指标“冒进”了近30年，扫盲计划“冒进”了100年。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这篇序言，是“冒进”的罪魁祸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精神下达后，国务院各部也不顾各自的实际情况，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67年）的指标。如粮食计划由6000亿斤提高到9500亿斤（加上大豆为1万亿斤）；棉花由5600万担提高到1亿担；钢由1800万吨提高到2400万吨；煤由28000万吨提高到33000万吨。有的部干脆把上述指标的完成时间由1967年提早到1962年。国家计委，作为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威部门，本来有审查计划、搞好综合平衡的责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标报到国家计委以后，在政治高压力气氛中，他们怕人说自己“右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职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1956年1月14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了国家计委提交的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毛泽东心里更有底了。在1956年1月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1956年2月14日开始，34个部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些汇报也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汇报的内容大多是毛泽东爱听的。听汇报时毛泽东很兴奋，不停地插话，不停地鼓劲，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后来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些插话向下传达后，进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标的温度。 毛泽东如此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后，苏联领导层几经反复，1954年赫鲁晓夫终于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但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朝鲜战争胜利以后，他的地位显然提高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他虽然口头上一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内心想取而代之。而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前面。毛泽东说要超英赶美，其实，他最想超的就是苏联。对毛泽东这一动机，李锐、沉志华的著作中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冒进，是指走得太快，不顾条件、不顾后果冒然前进。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反冒进的主要人物是国务院的一些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因为速度太高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必须由他们来解决。他们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更多地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他们是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这批人以后发展为中国的“务实派”的主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的八十年代，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对中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后话。 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形势下，从1955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势头。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后来基本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项目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原来是121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2%，后来又增加到170亿，180亿。基本建设项目一多，资金，钢材，水泥，设计等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紧张。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压力很大。从他这个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很多部门正在做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他们商定把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元。压缩以后的这个数字还是比上一年增加了68%。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1956年4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还感到指标太高。但4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不同意毛的意见，说这样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很生气。不久，毛就离开了北京。从5月起，周恩来从防止冒进转向纠正冒进，5月11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1956年5月，中共中央开会研究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决定经济发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中央这个会议的意见，6月3日，财政部提交给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中，写进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文字。6月1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这个初稿。并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在政治局会议的修改稿中，明显地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在这期间，又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意民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这个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经过多次讨论，经过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出。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来势汹涌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基本建设、职工人数等方面还是增长过快，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一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八大”通过的这个政治报告实际是政治上的反冒进。报告中有两个估计： 一个是对阶级关系的估计：“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在上述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 在“八大”上通过的、周恩来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强调“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表面上两面都反的说法，在当时就是反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有些不一样。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泽东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八大”的决议。否则，他只能辞职下台。但是，中国是一个王权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制度构架已经把毛泽东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极其稳固。毛泽东是不会允许臣下违背他的意愿的。他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不满，对“八大”的决议不满。他不仅要对反冒进进行还击，还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在这个制度条件下，他有力量做这件事。他在等待条件和时机。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批评反冒进的条件终于有了。1957年下半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一五”计划完成，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 毛泽东开始反击了。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就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则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联盟。 毛泽东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委”，并且和国民党、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这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说法。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毛泽东转向了政治。他不动声色地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推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点民主气息，可见在他身边工作的“战友”们都是他驯服的臣下。既然党代会的重大决议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他的臣下附和，并奉之为金科玉律。 而就在这次会上，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周恩来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毛泽东话音一落，原来主张反冒进的人噤若寒蝉，再不敢说反冒进了。 毛泽东推翻“八大”决议中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判断，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领导干部中是有基础的，党的干部大多数是阶级斗争的专家，一提起阶级斗争就十分兴奋，就会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为。毛泽东举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把刀子，为1958年以后压制不同意见，准备了武器。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于11月13日，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向全民公开。这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受到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启示，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不仅能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主要产品产量。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千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千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设想1973达到4千万吨钢的产量，实际上，中国的钢产量直到1983年才达到4000万吨。毛泽东提的指标“冒进”了10多年。但是，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设想事前和事后都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讨论和分析，没有组织专家论证，1957年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未完待续）
人有高颜值，走哪都欢迎。世界上俊男靓女多到不胜枚举，但既长得好看又能心怀天下、修身自省，才更为难能可贵。两千多年前就有一位德貌双全的帅哥在跟别人比美后，悟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治国之道，进而改变了整个国家。 这位帅哥名叫邹忌，战国时齐国人，善鼓琴，有辩才。至于他的相貌，《战国策》中称他“修八尺有馀，而形貌昳丽”，通俗点说就是长得又高又俊。当时齐国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2.12厘米，所以邹忌的身高大约是一米七六，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不算矮。 帅哥嘛，有点小自恋是很正常的。某天邹忌穿好衣冠后照镜子，或许越看越得意，同时也起了攀比心，便问身旁的妻子：“我与城北的徐公相比，谁长得更帅呢？”他提及的徐公在当时也是齐国的美男子。 邹忌的妻子是怎样回答的呢？果然情人眼里出西施，她赶忙称赞道：“老公你太帅啦，徐公怎能比得上你呢！？”邹忌听后觉得不可信，于是又问他的妾，结果妾也回答“徐公怎能比得上您呢？”不过，邹忌心中依然半信半疑。 既然自家人的评价不客观，那就问问外人吧。第二天恰巧有客人来拜访，邹忌便问客人：“我和徐公相比，谁更帅呀？”结果客人的评价与邹忌妻妾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 然而更巧的是，又过一天后，徐公本人来拜访了！邹忌这回终于逮到机会，仔细端详，发觉原来自己不如徐公长得帅啊！再跑回房间照镜子，更觉得自己远远比不上徐公。 换作一般人，此时要么心生妒忌，要么不当回事。而邹忌的反应是，夜里躺在床上左思右想，从这件事悟出了一个道理：“我的妻子之所以认为我比徐公更帅，是因为她爱我；我的妾觉得我帅，是因为她怕我；客人觉得我帅，是因为他有求于我。”邹忌毕竟是个政治家，他紧接著便联想到听谄言易，听忠言难，自己家中尚且如此，更何况万人之上的国君。 于是邹忌入朝见齐威王时奏道：“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齐威王听后，马上也意识到身边人阿谀奉承的危害以及虚心纳谏的重要性，当即赞赏邹忌，随后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意思是，所有的大臣、官吏、百姓们，你们听好啦，谁能够当面批评寡人的过错，可得到上等的奖赏；谁能够上书进谏，可以得到中等的奖赏；谁能够在公共场所指责或议论寡人的过失，虽然不是当面直言，但若能传到寡人耳中，则可得到下等的奖赏。 齐国国都临淄复原模型（图：Rolfmueller） 那么，齐威王的这一道政令究竟是摆设还是起到实效了呢？据《战国策》记载，“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政令刚下时，大臣们成群结队地进谏，朝廷就像集市一样热闹。几个月后，有时偶尔有人进谏。一年过后，由于该提的建议差不多都提了，该改正的地方基本上也改正了，所以即使想提建议或批评指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燕、赵、韩、魏四国听闻齐国这一变革后，皆对齐国敬而生畏，齐威王可谓不战而胜。 一道由帅哥比美产生的政令，短短一年便促进了齐国国富民强的步伐，同时大幅提升了齐国的国际地位。虽然这么说是夸张了一些，毕竟齐威王还有其他效果显著的政策以及国内外的大环境共同起著作用，绝非单一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家庭小事能够上升至治国层面，且能够实现广开言路，改革弊政，齐威王和邹忌君臣的个人品格和政治素养缺一不可。邹忌善于自省，心系国政，敢于直言；威王虚怀若谷，知进取，明是非，恰是这样一种配合，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假如“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会怎样呢？ 邹某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非常焦急地对威王说：“哎呀，现在方圆千里都仰仗您啊，倘若言论稍有不慎，这当官的就丢了乌纱帽啦，普通老百姓也会被抓啦！即使是轻一点的惩罚，也起码得抄几十遍‘威王语录’吧！由此看来，大家都不敢说真话，王之蔽甚矣！” 威王听后立即回应：“好！你说的真是太好了！”转头下令：“将邹某革职查办，秋后算账。”“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锒铛入狱；上书谏寡人者，停职停薪；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大则判刑，小则批斗。”“若隐瞒不住，则甩锅地方，转嫁西方，平息民怨，转移视线。”虽欲言，无可进者，无敢妄议中央。 欸欸欸，想哪去了？ 这叫过度联想！好好读历史，人家齐威王没这么专制嘛。
客居异国他乡、来澳洲多年的游子们想必都非常思念故乡。中国文化里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静夜沉思，亦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洒脱豁达。那么日本游子浪客的洒脱是怎样的呢？ 欢迎随笔者一同走近俳圣松尾芭蕉的经典俳句。 原文为： たんだすめ 住めば都ぞ けふの月 为方便诸位理解，笔者将其翻译为五绝： 月光澄澈处， 便是吾京城。 遥望今宵月， 乾坤万里明。 这首俳句的白话意思是：“只要（月光）澄明，住在哪里都是京城，今夜之月（便是如此）。” （图：清箫） 乍看可能感觉平平，那么它的绝妙之处在哪里呢？ 首先是“澄”（すめ或澄め）一语双关，一方面指月光澄澈或澄明，另一方面暗指心境澄澈。因为相由心生，所以如果内心澄澈明亮，所见之月亦是如此。“たんだすめ”（只要澄明）无明确主语，故为读者留下联想空间，是月澄还是心澄见仁见智。 其次是蕴含哲理。相传该俳句系松尾芭蕉于中秋夜所作，倘若如是，此时俳人最易生起思乡、思亲或羁旅之愁。但俳人此时似乎十分乐观豁达，调侃道“只要澄明，住哪都是京城”。此处引用了日本俗语“住下便是京城”，其中京城（都）指“可安居之处”。整句充满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与北宋词人苏东坡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异曲同工。另一异曲同工的例子是日本明治时代文学宗匠正冈子规的名句——“我庭小草复萌发，无限天地行将绿。”真正豁达的心境不会被眼前所见局限，联想到的总会是乐观之事物。正所谓梦窗禅师所言：“眼内有尘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 （图：Adobe Stock） 再者便是顶真手法用得妙。顶真指上句结尾与下句开头使用相同的字或词。这里首句的“すめ”和次句的“住め”读音相同，类似中文诗里的顶真。 另外，“けふ”即“きょう”，汉字对应“今日”，与“京”发音相同。这里也给读者留下想像空间，可以意指今夜之月，也可联想到京城之月。如果理解为京城之月，那就和前句的“都”字有了关联。 （图：Adobe Stock） 笔者认为俳人在此想表达一种无处非吾家的洒脱，因为月光普照天地，所以天涯海角都是作者的安居之所。考虑到这种豪迈，笔者在翻译时延伸出“乾坤万里明”的景象，以表现开阔的境界。 总体来看，松尾芭蕉该首俳句既饱含深韵又不失幽默，还顺便玩文字游戏，真的值得一品再品。 松尾芭蕉简介 松尾芭蕉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一位俳谐师，他公认的功绩是将俳句形式推向顶峰，被誉为日本的“俳圣”。他将一般轻松诙谐的喜剧诗句提升为正式的诗体，并在作品中灌输了禅意。综合概括其作品的特点，即深受禅宗思想和自己的旅行经历影响，借由简单事物表达内心感受。 （图源：公有领域） 松尾芭蕉一生用过许多笔名，比如早期的俳号“桃青”，以表达对唐朝诗仙李白的尊崇。“桃青”与“李白”是对偶，桃对李，青对白。松尾芭蕉的弟子李下于延宝九年送给他一株芭蕉树，并种在当时隐居的庭园内，不久后，他自天和二年开始以芭蕉作为俳号。 松尾芭蕉从年轻时就喜欢俳句并开始创作，到公元1676年时被公认为俳句大师，这年他仅仅32岁。他之后开始给诗歌比赛做裁判，并收了一批弟子。其弟子在1680年为其建了第一间芭蕉庵。 不过，他并不满足于功名成就，从而转向探寻禅宗之境界。1682年的冬季，他的芭蕉庵被焚毁。1684年秋，他开启了一趟名为“旷野纪行”或“饱经风霜的骷髅之纪录”的旅行，在此次旅行结束时他创作了《散文之旅》。 1687年，他开启了另一阶段的长途旅行，经过了上野、大坂、须磨、明石、京都、名古屋、日本中部地方山区。1689年，他开启了一段更具挑战性的本州岛北部之旅，且写下了著名的旅游日志——《奥之细道》。 在逝世前，1693年他曾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拒绝接见任何人，闭关清心，追求没有物欲羁绊的生活以及摆脱痛苦的隐居生活。
两年前曾采访过的台裔澳洲女青年艺术家李如诗，最近在悉尼大学的 Verge gallery举办了全新的展览。应她的邀请，我有幸参加了开幕式，欣赏她全新的艺术创作。 出生于台湾，3岁移民澳洲，成长于西方社会环境之下，但也同时对自己的澳洲华裔身份感到认同，在这种碰撞下成长的李如诗对于艺术创作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思考和敏锐。为了做出能让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都感同身受的作品，她选择用泥巴制成的陶瓷这一种奇妙的媒介，这是一日三餐碗碟的原材料，也是不同文化中创造生命的共同素材。 李如诗作品。（图：晓宇） 除了她擅用的陶瓷材料，这次我还很惊喜地看到了以蜡烛为原材料制成的作品，李如诗说她还在里面加入了精油，所以展馆里一直能闻到淡淡的香味。她的创作无拘无束，巧妙地穿越于不同媒介和形式之间，如一场艺术的狂欢舞会。 李如诗作品。（图：晓宇） 一如既往，李如诗的作品借由花的雕塑作品作为隐喻，探索生命的无常，呈现对生死的脆弱矛盾与重生过程的深思。未经烧制的作品，为了毁灭而诞生。在展览期间，随着现场温度与湿度的细微变化，这些作品会慢慢萎缩、瓦解，如同生命本身，在时间流逝之中，渐渐归于尘土。 李如诗以她对时间和记忆的深刻思考为主线，勾勒出了一个个精致而富有层次的艺术故事，将过去和现在、内心和外在相互交织，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与观者们共同探索着时间与存在的深远意义。 李如诗作品。（图：晓宇） 这次展览不仅仅是作品的呈现，更是艺术家与观者之间的对话。当观者驻足于作品前，不禁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引导着自己去思考、去感受、去感悟。Verge画廊是李如诗艺术创作的完美驻地，这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空间为她的作品提供了最佳舞台。在瓷土一次次的变化、掉落、腐朽与回归大地的过程中，她探索人类殊途同归的相似命运，她邀请他人在作品中产生联结，得到疗愈，与生命和解…… 李如诗作品。（图：晓宇） 关于艺术家 李如诗（Ruth Ju-Shih Li) 1992年出生于台北，现居悉尼。2013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艺术学院，获荣誉学士学位。她的作品唤起了梦幻般的乌托邦幻想，同时表现出生命的无常与脆弱。她的创作以雕塑为载体，探索传统和多元文化中美的概念和跨文化语言。 李如诗的作品在澳洲、中国、韩国和泰国等地广泛展出，重要展览包括台湾新北市立莺歌陶瓷博物馆个展、韩国国际陶艺双年展、京都陶瓷器会馆群展。重要博物馆收藏包括景德镇桃溪川博物馆、台湾新北市立莺歌陶瓷博物馆、土耳其阿瓦诺斯古瑞博物馆以及内夫谢尔希市的公共收藏。她于2017年入围北悉尼艺术奖，并于2019年赢得该奖项的青年艺术家大奖；在2019年，她获得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特别奖。 展览时间：25 May – 23 June 地点：Verge gallery，Jane Foss Russell Plaza, 154 City Rd, Sydney NSW 2050
与诸君分享日本俳圣松尾芭蕉的一首俳句，一同感受夜阑梦醒的诗情画意与遗憾之美： “马に寝て 残梦月远し 茶のけぶり” 为方便诸位理解，笔者将其翻译成中文诗： 中译（一）： 信马垂鞭寝， 忽惊晓梦残。 迢迢弦月逝， 隐隐见茶烟。 翻译采用五绝“仄起首句不入韵式”，格律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为体现俳人创作时恪守“五七五”格式的难度，因此这里以同样具备一定难度的五绝诗体翻译该作。 （图：清箫） 中译（二）： 马背酣眠 月远梦残 袅袅茶烟 这是简短且不注重格律的翻译版本，以最大程度符合俳句短小精悍的特点。 谈一谈这首俳句的背景。松尾芭蕉曾在前言中写道：“二十日残月朦胧，山麓昏暗，马上垂鞭，数里未闻鸡鸣。忽惊杜牧早行残梦，已至小夜中山。” 可见当时夜色将尽，松尾芭蕉骑马途中不知不觉睡著了，蓦然惊醒时才发现已来到小夜中山。举目眺望，天边那越来越淡的残月正如自己一去不返的美梦，即将在破晓之际随夜幕一同远逝。再细看，村镇里早起之人已在煮茶，袅袅升起的茶烟依稀可见。 俳人不禁想起中国唐代诗人杜牧的〈早行〉，此刻梦残的经历与〈早行〉诗句“垂鞭信马行，数里未鸡鸣。林下带残梦，叶飞时忽惊。”极为相近。于是他以〈早行〉为灵感作出这首俳句，致敬古人的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特色。 “残梦月远し”是该俳句精华之处，把将逝之月与未完之梦并列，可以说是残梦的有形化，有点比喻的味道。残缺的不仅是梦，亦是天边之月；而远逝的不仅是月，亦是难舍之梦。一残一远，双倍遗憾，更让读者感受深刻。换而言之，如果你不懂梦残是什么滋味，那就看看远方的残月吧！ “茶のけぶり”（隐隐见茶烟）则是全篇画龙点睛之笔。你可能会问，一缕茶烟有什么了不起，但笔者认为茶烟在此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 试想若将其换作青山、小溪、森林等，都不足以表现破晓前那隐隐的生机。俳人一路奔波，数里无鸡鸣，梦残遗憾之际突然发现不远处有茶烟，意味著此地有人家，呼应“已至小夜中山”，颇具“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味。 比起漫漫长路让人困倦的山水，俳人想必对茶烟更敏感且渴望；又或许，他未尽的美梦即是茶香弥漫。 辞旧方能迎新。朝日替残月，茶烟续残梦，看似叙事描景，却又似人生的缩影，在无数次遗憾中走向未知的未来。 松尾芭蕉简介 松尾芭蕉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一位俳谐师，他公认的功绩是将俳句形式推向顶峰，被誉为日本的“俳圣”。他将一般轻松诙谐的喜剧诗句提升为正式的诗体，并在作品中灌输了禅意。综合概括其作品的特点，即深受禅宗思想和自己的旅行经历影响，借由简单事物表达内心感受。 （图源：公有领域） 松尾芭蕉一生用过许多笔名，比如早期的俳号“桃青”，以表达对唐朝诗仙李白的尊崇。“桃青”与“李白”是对偶，桃对李，青对白。松尾芭蕉的弟子李下于延宝九年送给他一株芭蕉树，并种在当时隐居的庭园内，不久后，他自天和二年开始以芭蕉作为俳号。 松尾芭蕉从年轻时就喜欢俳句并开始创作，到公元1676年时被公认为俳句大师，这年他仅仅32岁。他之后开始给诗歌比赛做裁判，并收了一批弟子。其弟子在1680年为其建了第一间芭蕉庵。 不过，他并不满足于功名成就，从而转向探寻禅宗之境界。1682年的冬季，他的芭蕉庵被焚毁。1684年秋，他开启了一趟名为“旷野纪行”或“饱经风霜的骷髅之纪录”的旅行，在此次旅行结束时他创作了《散文之旅》。 1687年，他开启了另一阶段的长途旅行，经过了上野、大坂、须磨、明石、京都、名古屋、日本中部地方山区。1689年，他开启了一段更具挑战性的本州岛北部之旅，且写下了著名的旅游日志——《奥之细道》。 在逝世前，1693年他曾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拒绝接见任何人，闭关清心，追求没有物欲羁绊的生活以及摆脱痛苦的隐居生活。
从古至今，女婿见老丈人时都理应恭恭敬敬，恪守礼节；如果老丈人是皇帝，那女婿就更要谨言慎行了。但从另一方面讲，作为长辈兼国君也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有时胡言乱语或举止失礼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初年就曾发生过一起由老丈人言行无礼引发的惊心动魄的刺杀未遂事件。该起事件的主角分别是大名鼎鼎的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以及历史上颇具争议的壮士贯高。 这起刺杀未遂事件要从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说起。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讨伐匈奴，到达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的时候，那有一座山名叫白登山，匈奴的冒顿单于带领40万骑兵把刘邦包围在此山，可谓围得水泄不通，汉军经过几次激烈战斗也没能突围出去。后来在陈平的建议和阏氏的帮助下，刘邦总算逃出白登之围。 对刘邦而言，白登之围相当于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而且是奇耻大辱，脱困后心情自然不好，满腹怨气。刘邦回长安的路上途径赵国，当时的赵王张敖是他的女婿。贵为皇帝的老丈人来自己家做客，当然要盛情款待，事实上张敖确实认真行女婿之礼，表现得非常谦卑。 但刘邦的态度大不一样，本来就一肚子怨气，加之本性难移，不仅骂人发泄，而且摆出了箕踞的坐姿，即坐的时候两腿是张开的，极不礼貌。面对老丈人如此傲慢无礼的言行举止，张敖依然保持谦逊，恪守君臣之礼，毕竟刘邦既是长辈，亦是天子。 清朝画家上官周《晚笑堂画传》中刘邦像（图：公有领域） 虽然赵王能忍，但他的属下表示不能忍！当时以赵国的国相贯高和老门客为首的一批臣子对刘邦的言行非常不满，同时也吐槽赵王张敖太懦弱，说“吾王孱王也！”他们不光私底下吐槽，还劝赵王张敖行不忠之事。据《史记》记载，他们是这么劝的：“夫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意思是，“当初天下各地豪杰纷纷崛起，有本事的人先立为王。如今您侍奉陛下如此恭敬，而陛下对您却如此无礼！请您准许我们为您把他杀掉！” 听完下属这番激愤之言后，赵王张敖什么反应呢？张敖果真是个守规矩的好女婿、好臣子，他当即咬破手指，流著血驳斥说：“你们怎么能说这种话！我爹曾经亡了国，是因为陛下的圣恩我们才能够复国，陛下的恩德泽及子孙，我们的一丝一毫都是陛下给我们的！希望你们不要再说这种话！”这里要提及一段背景故事：张敖的父亲叫张耳，项羽曾把赵地北部分给张耳，并立张耳为常山王，但在陈馀反对之下，张耳失去了王位，后来刘邦又封张耳为赵王，等于说刘邦对张家有复国之恩。张敖对此恩情一直牢记于心，不单单是忠君和孝敬岳父的原因。 那么，贯高等人被老板张敖训斥一顿后就此打住了吗？他们一看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吧。贯高等十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确实是我们错了。咱们的王有仁者之风，他不会做忘恩负义的事。殿下他有他忍辱的原则，但我们也有我们的原则呀！我们的原则就是不能让殿下受侮辱。如果刺杀刘邦成功，雪耻的成果就归殿下所有；如果刺杀失败，我们就自己承担全部罪责！”于是，汉初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自此开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贯高等著等著，终于等来了机会。刘邦后来路过赵国的柏人县，贯高得知消息后便派人埋伏在厕所里，打算趁刘邦上厕所的时候行刺。或许老天看刘邦命不该绝，特意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暗示。刘邦原本计划在柏人县留宿，但在第六感的作用下突然感到心动不安，于是就问这县叫什么名字，没想到这一问竟然救了自己一命。他一听这地方叫“柏人”，马上就联想到了“迫人”，觉得这县名不吉利，因此立刻离开了柏人县。贯高的行刺计划就这样泡汤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公元前198年，贯高的仇人向刘邦告密，刘邦听后非常愤怒，马上想到贯高此谋必有上级指使，便下令把张敖和贯高同时逮捕。当时赵国一些大臣想立刻自尽，贯高却大声呵道：“如果我们都自杀了，谁为我王洗清冤名？！”因为刘邦坚信张敖是幕后主使，所以贯高遭到严刑逼供。贯高是条硬汉，始终咬牙坚称此阴谋与张敖无关。 刘邦以为贯高宁死不屈，同时敬佩他是个壮士，便想，既然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于是派贯高的同乡去套话。贯高对老乡说：“只要是个人都有感情，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小呢？如今我因此事被判灭族，难道我会用全族的性命去换赵王一命吗？是因为赵王确实没有谋反啊。”刘邦听说后才相信赵王张敖是被冤枉的，贯高只是实话实说。死罪虽免，但张敖毕竟对属下管理不力，被褫夺了赵王封号。 尽管贯高之举无疑死罪，但刘邦很欣赏贯高的精神，因此赦免了他。然而，贯高接下来的言行不仅出乎众人意料，亦名垂青史，令后人感叹千年。 竹简史册示意图（图：Adobe Stock） 《史记》记载了贯高生前最后一席话：“所以不死一身无馀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意思是，“我之所以不死，遍体鳞伤，就是为了给我王洗冤。如今我王已被释放，我的责任和使命也完成了，现在死也没有遗憾了。作为臣子有弑君的罪名，有何颜面再侍奉皇上？！纵然皇上不杀我，我内心就不愧疚吗？”说罢，贯高断颈自尽，留下一段悲壮的历史。 当世及后世对此评价褒贬不一，可谓颇有争议。刘邦称赞贯高忠义；而东汉史学家荀悦专门写过一段“贯高张敖论”，说“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他认为，贯高虽然讲信义，在受刑时依然敢于证明赵王的清白，但这种“小亮”不足以掩盖大逆不道的弑君之谋。 但站在一定高度来看，这起弑君未遂的政坛风波最早的问题起源于刘邦未能约束言行，自己给自己种下了祸因。那时的人把受辱看得很重，主上受辱更为严重，《国语》说“君忧臣劳，君辱臣死”。假使没有贯高等人采取激进做法，即使刘邦位居万人之上，这般不守君礼、侮辱诸侯，也迟早会失去臣心，招致祸害。古代其实对天子的要求非常高，现代人说封建君主可以为所欲为只是非常片面的观点。刘邦文化修养不高，虽善于纳谏用人，但其修养缺陷贯穿其整个政治生涯，不能慎言，容易讲出雷人的话，例如“功狗功人”论，虽然一语中的但太刻薄。在慎言方面他就不如他儿子汉文帝。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此事评论得既客观又精辟：“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刘邦把怨气发泄到无辜的赵王身上，无意中刺激贯高犯罪；贯高虽自称为赵王尽忠，其实是帮倒忙拉赵王下水。 史书典藏（图：Adobe Stock） 笔者认为，贯高仅知小义而不知大局，有小勇而缺大智，小不忍而乱大谋。引用苏轼《留侯论》里的一段话：“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贯高有敢做敢当之勇，但意气用事，无深谋远虑与大局意识，没考虑到所谓的尽忠雪耻只会让赵王置于不义，说不好听点便是愚忠；也没考虑到但凡皇帝有点政治敏感度都会怀疑是异姓诸侯谋反；也没考虑到私人恩怨升级后可能出现的蝴蝶效应，而在汉初百废待兴的时期，君臣百姓最需要的是稳定无乱，少惹事生非。 《周易》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过去圣贤君子的处世态度往往是非常谨慎的。刘邦和贯高在此事件中的言行失当，也给历史留下了要慎言慎行的深刻教训。至少对于现在的日常生活，再到亲友家做客时是要约束好自己的言谈举止啦。
中国从古至今都不乏对春花秋月的歌咏和伤春悲秋的感怀，亦不乏对春秋两季美景的对比。譬如“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在中国唐代诗人刘禹锡眼中，秋天比万物萌生的春天更胜一筹，打破了前人悲秋的普遍论调。那么，日本诗人是怎样比较春季与秋季之美的呢？ 公元7世纪，日本朝野兴起“春秋之争”，围绕春季与秋季哪个更美争论不休。彼时伊贺出身的女歌人额田王为此写下评判之歌： 冬蛰云既去， 春色降人间。 群鸟复鸣唱， 繁花又争妍。 唯缘林木密， 入山而不拈； 且因草莽盛， 拈而不欲看。 秋山叶，色斑斓。 手执红叶任欣赏， 绿叶弃之犹可叹。 虽云难释憾， 我愿取秋山。 （图：Adobe Stock） 笔者认为，额田王此诗歌虽寥寥几句，却分析得相当细腻，不由得感慨日本人自古就已善于洞察人心与细节。整首歌在平等赞颂春季与秋季之馀，最终将桂冠颁给了万物凋零的秋季，恰是日本传统文化里“物哀”特点的体现。这种哀并非无病呻吟，而是蕴含著人生哲理的物语。 春花烂漫，百花争艳，从另一角度看却是乱花迷人眼，不知从何摘，即便摘取一朵也来不及细赏，因为马上会被下一朵吸引离去，所以说“拈而不欲看”。春季若琳琅满目之集市，在无际花海中满足著世人对美无尽的欲求，世人愈爱则陷得愈深，终将罹患选择困难症，从而迷失初心。因此，赏春好比走马观花，多了一分尽兴，却少了一分细品。 那秋季呢？ 反正群芳尽谢，红叶已落，拾起落叶玩味不会有破坏珍品般的愧疚感，亦不会有寻觅更艳春花的猎奇心，少一分热闹，却多一分释然。偶然见到几片凋落的绿叶，还能为其感叹一番。恰是秋的不完美，催生出这喜哀交织之美。 春夏秋冬，怎不像人生的缩影？ 人心都有宁静淡泊的一面，亦都有贪得无厌的一面。在人生的春季，我们一路追求眼花撩乱的身外之物，待到人老珠黄的秋季方悟到知足常乐之理。“虽云难释憾，我愿取秋山。”—— 在欣赏世间繁华的同时，请莫忘记简单朴实的快乐。额田王此歌不仅是对季节的评判，更是对处世态度的启迪。 （图：Adobe Stock） 日本古代还有哪些和歌书写出春与秋各自独特的美与情景交融的意境？ 一起走近《小仓百人一首》与《万叶集》，欣赏几首唯美的和歌吧。 秋夕待人之美 “彼处是何人，望卿莫相问。九月露沾身，待卿于黄昏。”——《万叶集》 人世熙熙攘攘，匆行者众，驻足者寡。如今，不见那千年前伫立凝露等待心上人的无名氏，只馀这美到沁人心脾的诗。 （图：Adobe Stock） 雨中伤春之美 “忧思逢苦雨，人世叹徒然。春色无暇赏，奈何花已残。”—— 小野小町 春花最美却也苦短，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图：Adobe Stock） 雨后赏秋之美 “骤雨频频降，枝头露未干。腾腾秋夕雾，暮色满山川。”—— 寂莲法师 这首歌最精彩之处在于其禅意——纵然骤雨频频，也总会迎来晴天。枝上遗露，雾气腾腾，这般雨后初晴的美景怎不是对人的嘉奖？正所谓否极泰来，苦尽甘来。 鹿鸣悲秋之美 “霜叶委深山，雄鹿轻踏来。呦呦情弥切，肃肃人愈哀。”——猿丸大夫 这里的鹿鸣好似中国古诗词中子规啼的意象。相由心生，人哀，则万籁俱哀。 春夜思乡之美 “长空极目处，万里一婵娟。故国春日野，月出三笠山。”——阿倍仲麻吕 （图：Adobe Stock） 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使，他在中国期间与大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不浅，《旧唐书》记载他“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公元753年10月，阿倍仲麻吕与藤原清河等人率领四艘帆船，从苏州黄泗浦（今江苏鹿苑）启航驶回日本，当时他难掩心中思乡之情，于是便吟唱出这首和歌。 但这首歌也可以这样理解：阿倍仲麻吕即将离开大唐之际，举头望月，心中充满对大唐的不舍，此情此景让他想起多年前离开日本到大唐求学的那个晚上，心怀不舍得离开家乡的心情看著天上明月。四十年过去了，明月仍是当年的明月，却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这首歌被收录进《小仓百人一首》中，在日本的知名度几乎相当于李白《静夜思》在中国的知名度。 初春若菜之美 “初春田野霁，若菜正繁时。愿采送伊人，雪融衣袖湿。”——光孝天皇 有一种爱情叫作雪中采芽只为你。光孝天皇在创作这首歌时尚未即位，他表达的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愿意放下自己身段的真挚情感。 （图：Adobe Stock） 枫染秋水之美 “悠悠神代事，黯黯不曾闻。枫染龙田川，潺潺流水深。”——在原业平朝臣 在原业平朝臣是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贵族，论相貌算是当时的美男子，论性格则是放纵不拘。他的这首和歌采用了倒装句式，直抒胸臆，坦率地表达了对枫叶染红流水的惊叹，含有一种夸张的幽默，翻译成白话就是：“从很久以前的神话时代一直到现在，头一次见到枫叶染红龙田川这样的壮观景色啊！”另一种解释是，作者也可能将自己的爱意蕴藏其中，他的爱热情似红叶，爱的深度可谓达到了染红龙田川水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