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关税威胁下 澳拟加强立法阻止现代奴役
2026 年 7 月 17 日
在美国加州沙漠里建成的自由雕塑公园里，有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雕塑，由数不清的人头骷髅、挣脱铁丝网逃脱者的雕像组成。 那些没有尽头数字的有名的和无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篡夺大陆历次战争和运动中被杀害的人们可以安息了！ 这座伟大的雕塑可以寄托在共产暴政下虎口余生的人们对不幸受难者们的哀思，也引导我们思索如何逃离并与共产暴政斗争。 我心中最放不下的两个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红八月”惨死在纳粹法西斯红卫兵手中的两个花季少女关雅琴和林永生也在这座具有非凡想像的大型雕塑纪念之中。 得知这两个被红卫兵惨绝人寰手段杀害的女孩的名字是从历史的义工、文革史研究专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女士那本广为人知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知道的。 几十年来每次和友琴通电话，几乎每次友琴都会提到这两个名字。 关雅琴十八岁，是饭馆的小服务员，和男朋友在二龙路，街上走路，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截住，横祸从天而降，说她二人是“流氓”，拖进女附中校园，绑在化学教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 友琴这次在前两天电话里说：“红卫兵看着她不动了，叫来校医刘医生，刘医生来翻翻眼皮，说已经死了。才把她放下来。” 友琴提到的十六岁二十七中初中女生被红卫兵打死的林永生，其中一个女红卫兵凶手住在中宣部。为了确定林永生死没死，惨无人性的红卫兵用玻璃碎片揉进林永生的眼睛，看她有没有反映。 这些畜生不如的红卫兵的暴行实在数不清、说不完，是人类的奇耻大辱。红卫兵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记录自己人类历史的档案中！ 看着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共产主义受难者颗颗人头骷髅的雕塑，我们中国活下来的人应该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亲友的名字，还有那些无人认领的骷髅头像，一样得到我们的纪念！
近日有澳洲朋友问我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议，此前我也与其他朋友聊过该话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儒、道、释、兵、墨、法等各家思想；经、史、诗、赋、词、小说、音乐、书法、绘画；以及礼仪、服饰、饮食等，有精神，有文艺，有器物。学多少，学哪些，取决于孩子或大人兴趣在哪方面，或愿意下多大功夫。限于能力与篇幅，不能全涉及，在此整理部分建议，供诸君参考。 （图：Adobe Stock） 现在很多古代经典书籍都能买到，西方国家有些学校也教。如果有兴趣，不应只求学到一点表面，因为有许多深层的问题值得学生和老师思考。再者是看待历史人物、事件、书籍、文章的角度和观点，这比读书本身重要太多。现代许多人读古书的视角和思维都出了问题，譬如将马克思主义定于一尊，硬套中国文化，或以进化论看历史，还过度以自然科学视角分析，钻到事件、数字的牛角尖里，却轻视或不理解古人思想，或以理论框架框死。中国大陆受中共和马克思主义洗脑严重，香港、台湾、国外好一些，但也有尚待改进之处。 学中国传统文化，受近现代与西方理论影响过大不一定是好事，这毕竟不像经济学、自然科学。打个比方，弹古筝、拉二胡总不能以钢琴、小提琴为指导。以史学为例，清朝道光、咸丰以前都很好，道咸以后走下坡路；西方史学近三百年才像样，而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三千年间璀璨夺目，延绵不绝。外国专门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著作未必优质，譬如日本史学家稻叶岩吉于1914年写成《清朝全史》，民国史学家萧一山少年时读过此书，批评其疏漏错误颇多。 清末民初虽大量引进洋学，大师林立，其观点却未必正确。譬如今人采用自梁启超以来之见解，以为中国传统政治一概为君主专制，但若你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此说法不准确。另外，马克思主义信徒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定义中国古代，更是荒唐。中国古人绝大多数都是自由公民，没有奴隶社会。封建一词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指天子分封诸侯，《左传》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意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之说。自秦朝起，中国不再适宜被称为封建。钱穆是对此问题认识较清晰的史学家之一，此外，梁漱溟也反对以马克思主义史观看中国历史，这两位均是民国学术界的大人物。民国初年以来，中国一些激进分子缺少对传统的敬意，要打倒孔家店，反理学，将外来文化皆捧上神坛，其破坏程度虽不及后来中共邪党发起的文革，却也扮演先锋角色。那时与激进潮流对抗的有钱穆、梅光迪、吴宓等人，坚持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建议各位谨慎对待民初以来的著作和人物，有些虽不是共产党，但其过度批判传统的观点亦不足取，不宜默认1949年前的著作都能放心阅读。比如鲁迅徒有虚名，不仅品德不好，文章也不如被吹捧的那样厉害，且对传统猛烈批判，过犹不及。中共很喜欢他，他曾骂谁，谁在大陆就被批斗。 钱穆（图：公有领域） 我推荐钱穆于1939年撰成的《国史大纲》，这可谓是每位华人应读的史学巨著，其观点中正，内容严谨，深入浅出，黄仁宇评价他为“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钱穆后因反共南下香港，对中共邪恶本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珍贵认识颇深，他另著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名著》等，都值得一看。另外，我建议大家了解一下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这两位学者均留学于哈佛大学，民国初期担任教授，与新文化运动唱反调。学衡派相对保守，捍卫文言文与儒家精神，可惜在中共篡国后遭到打压。但学衡派的价值和影响非凡，他们是活跃于香港、台湾的新儒家的源头。 以上我简单讲述了近一百多年来学术文化圈良莠不齐的状况以及对传统与历史的歪曲。各位切莫以为专家知名度高就一定可信，现代迄今才短短一百年，以后评价怎样尚不可知，很多经过千百年时间考验的大师都在古代。下面我主要讲书籍方面，谈一谈学传统文化读原典原文的重要性和博学通学的重要性，以及怎样学。 （图：Adobe Stock） 重原著 博且通 中国古书自《隋书·经籍志》开始正式分类为经、史、子、集四大部。以下参考清代《四库全书》逐一简介。 经主要指儒家推崇的经典，含《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孝经》、《论语》、《孟子》以及小学等。 史指不同体裁的历史著作，包括正史、政书、编年、传记、纪事本末、史钞、史评、载记、别史、杂史、目录、职官、诏令奏议、地理。 子指诸子百家，如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医家、农家、释家、小说家等，还包含天文演算法、术数、艺术、谱录、类书。 至于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文集，包括楚辞、诗文评、词曲、别集、总集。比如《文选》、《诗品》、《文心雕龙》、《东坡词》等均归类于集。 （图：Adobe Stock） 古人治学一向重视通，现在人说文史哲不分家，也是这道理。读中国古代史时需学经，先有思想上的共情，否则难以理解古人的行为，因为两千年来经书都可作为做事前的参考。现代人忽视经学，再去读古代史，一定会有损失。就连古人，若经学功夫不够，也会导致自己的著作有缺。 唐代刘知几写过一本《史通》，史学价值高，却不够理想，熟稔经学的人读后会发现作者不擅长经学。果然，刘知几小时候不喜欢读《尚书》，而特别喜欢《左传》。据《新唐书》记载，“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辄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刘知几擅长史学，可惜因学问有偏，终究在写作时暴露了短板。 经学对文学而言同样重要，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讲文学评论，称各种文体都起源于经书：“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刘勰学识卓越，能看到本源与大处。学问做得越广越好，尽量阅读四书五经、文学、史学的原典原文，比泛泛地听别人转述好许多，若只听老师讲个大概，则不能算得上真正学会。或许会觉得文言文有点难，但不必担心，许多都有注释，一步一步来。 （图：Adobe Stock） 读原文可以品味出许多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尤其是史书中微言大义的文字。譬如读《春秋》，孔子为何写“郑伯克段于鄢”？这段历史事件讲郑庄公与弟弟共叔段之间的战争，用白话说，即郑伯在鄢这个地方打败了共叔段。试想，为什么不称“庄公”，而称“郑伯”？为什么要用“克”字？为何不写作“克其弟于鄢”？ 《左传》讲解得很清楚：“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共叔段为争夺权力而造反，不像弟弟该有的样子，所以不称他为弟。郑庄公与共叔段如两个国君交战，“克”是用于敌人的，郑庄公视弟弟为敌，所以说“克段”。郑庄公身为君主兼哥哥，当看到共叔段有反叛迹象时未及时阻止并引导他归正，这属于没尽到兄的责任，所以称“郑伯”，讽刺郑庄公失教。不写“出奔”，是因为郑庄公有杀弟弟的意图，这也是作者对庄公的谴责。“郑伯克段于鄢”短短六字隐含褒贬，而作者态度却不是直白表达的，所述的确是事实，而非议论和说教。 孔子作《春秋》时周道衰颓，他有归正道德的目的在其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上至天子，下至大夫，无论地位多高，都可以批评，而立场则藏于事与文中。《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史书最重要的部分是义，文字和文体是史书传递义的桥梁，各家记载的事件基本上一致，读书的功夫不应只下在字面和事件上。我们衡量作者，重点是透过其义看其史识，未必认同，但应分清主次。在史识之前，先要有史德。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道：“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有立场是很正常的，现在许多媒体也都有，好的媒体能尽力保持客观中立。面对某些人和事，如希特勒、纳粹集中营、中共迫害异见人士，若仍保持所谓“中立”，则是良知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中立？与其说摒除主观成分，不如说摒除私心。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可能做到100%没有主观，只能最大程度抑制主观的干预。若要给受迫害者发声的机会，则属于站在公道的一边，无可厚非。 （图：Adobe Stock） 公道，用古人的话说，属于天。天、人本就合一，人心符合天的时候，天与人便是完美的一个整体。当产生违背公道的私心时，人的部分就妨碍了天。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代治史与著史者追求的最高目标便是如此，其中“究天人之际”最耐人寻味。天与人的关系到什么程度最合适？又如何将天人之际客观展现给读者？在天道面前，人有其所能为，有其不能为，亦有其无能为力之处。章学诚《文史通义》谈史德，也讲天人之际，认为“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在写史书过程中，私尽量不妨碍天，这也是要求客观。客观不是一种空洞的标准，而是需要很谨慎、平和、公正且专业的文字表达，《文史通义》称：“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好文重在气和情，“气贵于平”，“情贵于正”，“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于天而参于人也”，气不能过激，思想和情绪不能不正。我们现在评价媒体文章，也可参考此见解，看其是否私的部分过多。 章学诚（图：公有领域） 司马迁《史记》就是“究天人之际”的典范，他提出这一说，实际上自己也是致力这样做，尽量不以人碍天，保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纯度，既求真，更求道，班固《汉书》评价《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学家若能同时具备很好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相当不易，司马迁就是这样千年难遇的人，我们读《史记》，不该只钻进字眼里、事件里，更要看作者的史识。 在深入《史记》前，可以先了解此书好在哪里，他创立纪传体的意义，透过《报任少卿书》和《太史公自序》走近他的内心和生平；之后再细读他怎样写项羽、韩信、货殖列传，思考他为何在世家中将吴太伯放在第一位，在列传中将伯夷排在第一。他把项羽破例列入本纪，排在秦始皇、汉高祖之间，便是其史识卓越之处。灭秦之功，首推项羽，这是肯定了项羽影响历史演变的重要地位；但项羽也像秦朝的微缩版，骤兴骤亡，所以重点突出他的盛衰经过，和秦朝兴亡、西汉开国形成对比，以其为转折点记叙从秦到汉的脉络。吴太伯和伯夷的作为都是无为之为，虽无惊天动地之大事，然其精神影响后世千年——以让权为贤，以高节为美。吴太伯是兄，本有望继承王位，却淡泊权力，走到荆蛮之地，“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既是智慧也是美德。在吴太伯下方，司马迁还记叙了让位季札之事，这也是不争之美德。他的叙述很客观平和，同时隐约让读者感受到强调这些事的意义。纪传体的优点也在于此，可以保留大事件容易漏掉而对后人思想影响颇大的所谓小事，兼顾到无形之精神。倘若我们只看一个缩减的白话翻译版，只知道《史记》写了哪些重大事件，就容易漏掉许多关键的地方。 （图：Adobe Stock） 以上我简单举例讲了学古书时读原文的重要性；重点关注什么；经学、文学、史学是难以割裂的一个整体。按照《文心雕龙》观点，文学源于经学。在汉朝，史学尚未独立于经学之外，《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将史书归于春秋一类，唐代《隋书·经籍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分类，可见学术的变化。我们做学问，应当知其大，探其源，从基础学起，从源头学起。 从源头学，包含按时间顺序自远到近学。如读历史，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神话开始了解，以及三皇五帝的故事，明代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讲的历史课本《通鉴直解》便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体裁为记言。其次是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编撰，以《春秋》为代表，通常需结合《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读。再往下到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之后《汉书》等正史均效《史记》体裁。从《尚书》起，一路下来到《汉书》，都是最重要的，不宜略过，而后面的正史可以挑著读，如果精力不够。到唐朝又有一大创新，即杜佑《通典》，是政书体的先河。记言体、编年体、纪传体、政书四大体例的代表作我们应当熟悉。再往后有宋代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与《通典》合称“三通”，也非常重要，读“三通”有助掌握古代政治制度。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可谓写得最成功的编年体通史，他和司马迁合称“两司马”，在史学界地位非凡。相信大家多少读过《资治通鉴》，建议同时参考张居正的《通鉴直解》，浅显易懂，很适合小孩看，毕竟张居正的讲稿针对的就是10岁的小皇帝。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也可作为辅助。 （图：Adobe Stock） 学经、学文，通常先从四书五经开始，读经的同时，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提升文言文能力。读文学的朋友们应留意，假设你对唐诗宋词感兴趣，不宜只关注唐宋，最好先对时间靠前的作品有些了解，至少读过《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汉魏五言，以及萧统《文选》。应先了解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以及诗兴、观、群、怨的作用，《论语·阳货》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诗经》和社会、政治紧密相关的意义。 读四书五经不应忽略《易经》。对于神话和《易经》，读者或许不全信，但这些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有些内容不能因为科学未能证实就跳过。中国古人一向重视人与天、神的关系，最早的教育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古代有一个重要官职叫作太常，主管祭祀和宗庙，兼管教育，这是信仰、政治、教育紧密相联的体现之一。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祭祀和军事，祭祀属于常事，代表对神、天地和祖先的敬意。即使在现代，此话同样有启迪意义，一个国家想强大，不单要富国强兵，更需要坚守信仰。 （图：Adobe Stock） 此外，《道德经》、《齐物论》、《孙子兵法》、《高僧传》、《传灯录》等也建议看一看，懂得道家、兵家，以及将外来佛教汉化后的文化，还有其他百家。中国古代的思想绝非一成不变，自汉武帝后儒家影响虽大，但东汉后衰微，而老庄思想再兴，魏晋时流行玄学；隋唐时佛教达到鼎盛；宋明发展出新的儒家，理学大兴。可读的书太多，尽情自由选择，同时应注意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由博返约 有一个问题，想必中外皆有人思索过，即如何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精神。此问题确难回答，学者多在广博与细节处下功夫，但由博返约同样重要，得学会提炼和总结。钱穆曾以“道德精神”概括，即“自求其人一己内心之所安”，既不是在理论上探讨是非，更不是较量利害。钱穆所说内心所安或可理解为顺从自己的良心。 我试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或许可概括为天人合一的修炼文化；中国传统思想和精神重视心中坚守之道不轻易为外界所动，视内在胜过外在。儒、佛、道三家均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回顾历史，佛家、道家通常要远离世俗修炼，最终要成神；儒家所言修身则是在世俗中，最终要以天下为己任，在做事的过程中也在修炼。儒、佛、道三家修炼都要向内修心，心正，向外表现自然也正。儒家的礼，其本质也是修心，外礼需有内德的支撑。《礼记》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孝经》曰：“礼者，敬而已矣。”无论忠信、义理、敬，还是行为有修养、言谈符合道，都需向内在心性上修。《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先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再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内向外，自下而上，自小至大，一切基础在于个人的内心。 （图：Adobe Stock） 但中国古代有许多类人，不单儒、佛、道三家，更大范围看，思想有怎样鲜明的特点？《诗经》序中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本是用于文学评论的话，却也非常适合概括中国古人的思想与言行。人类当然有好有坏，但人性本善，皆有爱亲人之心与恻隐之心，中国人的孝道其实是人性的体现之一。现代有人将忠、孝、仁、义、礼、信视为束缚，这是一种曲解，本来天与人为一体，人心即是天心，美好的品德为人自带。对他人仁爱，孝敬父母，是发乎情；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无论是谁家的孩子，是否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目击者都该产生怜悯之心，上前救人，如《孟子》所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也是发乎情。如果人心处在道德水准未下滑的状态，那么发乎情几乎等同于符合礼义。中国古人的精神有一特点，即在生命与道德之间抉择时，宁愿舍生取义，在利益面前亦然，这也是止乎礼义的体现。 以春秋时代的刺客鉏麑为例，他既非圣人，也非英雄，只是历史上处于特殊处境的一个普通人。晋灵公派鉏麑暗杀大臣赵盾，鉏麑抵达赵家后悄悄观察，发现赵盾很早就起床了，穿好官服后坐著假寐，等候上朝。鉏麑见赵盾如此尽职勤政，不忍心杀这样一位贤臣，但自己肩负任务，既已答应国君，若不杀赵盾，便是违背君命，不守信用。进退两难之际，鉏麑撞槐自尽。中国人说盗亦有道，鉏麑之事可谓刺亦有道，他的选择也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他非儒家、道家、佛家，亦谈不上高尚，却能坚守自己心中的原则，这种原则既非法律规定，亦非宗教要求。 （图：Adobe Stock） 无论夏商周还是秦汉以降，都可见自觉自律守义之人。春秋时卫国发生劫持孔悝的兵变，子路身为其下属，立即赶去救援。子羔劝子路没必要送死，子路却非常坚定，说食人俸禄，大难临头时不能逃避。此可谓在生命危险前保持超强的责任感。在打斗时，子路的帽缨被敌人斩断，他说，君子就算死，也不能让帽子丢掉。之后他弯下身捡起帽子重新绑上，同时被敌人杀死。子路本可以抛弃礼义，却在临死之际坚持不失礼。又譬如南宋文天祥、陆秀夫，明末夏完淳，可谓舍命坚守气节与民族大义。 以上自觉取义之举发生于动荡环境下，诠释了“虽千万人吾往矣”。也有一些处于日常生活中，不牵涉生死抉择。如男人皆有爱美女之心，这是发乎情，元代画家赵孟?想纳妾，妻子管道升以《我侬词》委婉劝阻，赵孟?被感动，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可谓夫妻之恩义胜过纳妾之情欲。又如季札之自律与诚信，记载于正史中，传为佳话。有一次他与徐君见面，徐君很喜爱他的剑，但不好意思开口表示。季札当时看出徐君心意，因还有其他事要做，来不及将剑赠给徐君。待季札再回到徐国时，不幸徐君已经去世，他便将剑挂在徐君坟墓旁的树上。随从人员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徐君已经死了，不必把剑送给他。季札回道：“我在心里已经许诺了。”在一般人看来，许诺往往都需说出，心里答应怎能算数？但季札就是如此自觉守信，不因外界变化而改变心中原则。 古代类似的事不胜枚举，可以为，可以不为，即使不这般做，也能找理由为自己辩护，但他们终究选择不随波逐流。人固有求利求生之心，亦有仁、义、礼、信、忠、孝存于心间，当不可兼得时，甘愿选择后者。唯有平日有意或无意间修身，才会做出如此选择。 （图：Adobe Stock） 早在儒家之前，中国人就已形成浸入骨子里的道德标准。后世的新思想，如孔孟、董仲舒、陆九渊、朱熹、王阳明的学说，无一不是建立在复古的基础上。 所有大儒皆向往以前的圣人。孔子敬仰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然而圣人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人人均可经过修身达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性本善，圣人之心和普通人之心本是同一类心，在受污染前，可通于天。宋儒陆九渊说：“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明儒王阳明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圣人就在每个人自己心里，每个人都可以经过修身成为圣人。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在王阳明看来，天下没有心外的理，向内心摒除私欲就可以获得理，若内心纯净，表现出来自然就包含忠、孝、仁、信。从先秦至宋明，都可见儒家一脉相承的修炼内涵，修的方向即向内返回本性。 下期我将进一步展开讲更多书籍与心得。
文/清箫 上回说到，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军攻至南京城外，南明高官公侯开门迎接，南京从此易主。不久后，弘光帝被俘，南明第一个政权宣告覆灭。 此时形势对满清而言一片大好，天下一统似乎指日可待，但实际上清廷对战局估计过于乐观。六月初五，清廷下令强制汉人薙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清世祖实录》卷17）。七月又通知礼部：“近见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著旧时巾帽者甚多”（《清世祖实录》卷19），于是下令统一服装，要求改用满人衣制。剃发留辫、改穿满服实在不得民心，旋即激起抗议，江南多地纷纷揭竿反清。 三千年来，中原人一向重视发式与衣冠。《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后，往往只有在必要时才修剪头发。服装同样重要，尽管不同朝代不尽相同，但往往都能保留汉人服饰的特色，儒者尤其讲究穿戴缝掖之服、章甫之冠。满清统治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既是对汉民族文化的不尊重，更是对生命与人格的践踏。 清摄政王多尔衮（图：公有领域） 剃发令强制推行后，孔子的后裔、原陕西河西道孔闻謤试图保住三代遗规，因而上奏说：“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清世祖实录》卷21）却没想到清廷连孔圣人的后代也不放过，留下一条冷酷回复：“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清朝统治者借时中之道混淆视听，而行暴政之实。 高压之下，许多原本打算或已归顺满清的士民改变立场，宁愿选择“留发不留头”，一时掀起轩然大波。其中最可歌可泣者，当属坚守江阴八十多天的平民英雄们，以一芝麻小县之力，抵抗清军洪水般的进攻，战到生命最后一刻，无一人投降。 明朝服饰（图：公有领域） 头可断 发决不可薙 明朝南都覆灭后，清政府命令降臣刘光斗前往常州“安抚”。檄文在常州各属传递时，唯有江阴县不应。江阴的前明朝知县林之骥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清朝派遣的新官方亨。 据《江阴城守纪》记载，方亨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江阴，当时穿戴纱帽蓝袍，尚未换掉明朝衣冠。只见官署里空荡荡的，外面有八名耆老入见，方亨责问他们：“其他各县都已经献册了，你们为何还不献？”耆老于是听从指示，通知献册，代表已经归顺清朝。很快就传来要剃发的消息，顿时民心惶惶。 豫亲王多铎下令江阴限三日内完成剃发。二十八日，方亨警告县民此法令极其严厉，必须遵守，但县民不愿，纷纷恳请留发。方亨见状大骂不止，百姓也不禁愤怒，其中有人骂他：“你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却来做清朝知县，羞不羞！丑不丑！”方亨无言以对，之后权当没听见。 《道德经》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时的江阴怨声载道，百姓已不惧死，一场大战一触即发。闰六月初一日，生员许用等人在明伦堂聚集，高喊：“头可断，发决不可薙！”碰巧此时府中檄文传来，写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方亨叫书吏把这段话抄下并张贴出去。书吏看后义愤填膺，当即掷笔于地，说：“就死也罢！” 当日下午，一群好武的少年听闻此事后非常生气，奋袂而起，手持兵器，一边敲锣一边呐喊著向县衙进发，应声而来的百姓多达万人。正巧，方亨的老师派家人来贺喜，看到抗议人群，便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奴才，个个都该砍头！”众抗议者回击：“你们是降贼的奴才！”一拥而上将其打死。方亨见状，威胁说要抓人，民众毫不畏惧，索性一鼓作气，冲上前将方亨的衣服撕裂，吓得他赶忙答应申请免剃发。但这只是缓兵之计，民众一散去，他便急写信请派清军来镇压。 闰六月初二日，百姓反抗的队伍更加壮大，《江阴城守纪》载：“阖邑闻风响应，四乡居民不约而至者数十万计。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无憾”。全城罢市，街道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众士民在明伦堂聚集，设明太祖牌位，正式誓师反清。 （图：Adobe Stock） 八十日坚守孤城 有一位名叫陈明遇的典史素来宽厚，与民无怨，于是被推举为首。民众议论道：“我等应誓死守城，老弱妇孺以及志不同道不合的，最好马上离开！”并议请原任典史阎应元为主将。阎应元有勇有谋，曾于崇祯年间担任典史，当时有海盗率数百艘船来犯，阎应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箭，敌人应弦而倒，不敢再犯。他不仅是条好汉，也擅长组织军队，非常适合肩负守卫江阴的大任。可惜此时他不在城内。 在迎阎应元回城前，江阴义兵已取得小胜。闰六月初八日，清军水师和田夫交锋，乡民们用最朴素的兵器铴、锄头击杀不少清兵。这些乡民虽然散乱，未受训练，但一旦遇到清兵，至少敢于尽力对抗，即使不胜，也从不俯首投降。其中有人被清军擒获，被逼剃发，宁死不屈。清军通常被义兵骚扰得不得安宁，多面露苦色。 陈明遇爱兵如子，每次巡城，对搏战至城下的勇夫定开城奖励，有功必赏。若有义兵能献一颗清兵首级，便赏银三两，或对其下拜。 清军由于连日不能攻克，便请求增援，援军骑兵与步兵加起来多达十馀万人，浩浩荡荡向江阴进发。二十一日，清军围城，双方激烈交战，清兵从东门到北门分十六营包围，放火烧东城，大肆劫掠城外富户。乡民拼死抗敌，虽然战败，但清军也损失了一员骑将。二十三日，清军又焚毁民居，大肆杀戮。随著城外的敌军越来越多，江阴的百姓越来越艰难。 （图：Adobe Stock） 二十四日，清军企图招降。此时刘良佐已是清朝将领，他曾是南明跋扈的四镇之一，外强中干，见风使舵降了清。如今他带兵攻打江阴，想软硬兼施，便写了一封劝降信射进城中。翌日，陈明遇及城内士民回信，坚决不降。信中写道：“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纵百万临城，江阴死守之志已决，断不苟且求生也！” 见江阴人不屈，刘良佐毫不手软，于七月初一日猛烈攻城，又命令清兵搜杀散落在外的乡民。城外万箭齐发，如暴雨倾注城中，城墙上的民兵没有盾牌，就手举锅盖挡箭。初九日，江阴百姓终于等来阎应元的支援。阎应元虽然带来的人数不多，但他本人有打仗经验，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确将江阴的守城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且人尽其才。 阎应元刚到，便命令原任兵使使用火药，并请富人出资助饷，统计城内户口，了解有多少壮年和老年人。之后他安排不同人负责守不同城门，亲自监察，日夜巡历。城内共有乡兵二十多万人，阎应元叫他们分工轮班，每一垛派十人守卫，按时更替，周而复始。诸乡兵从此再度充满信心。 江阴的非正规军凭借忠义、毅力与智慧，出乎意料打得清军屡屡失利。如七月十五日一战，刘良佐指挥清兵在西南角用大炮轰，同时在东北角掘城，城内乡兵以火球、火箭反击，并往城下投掷砖石，许多清兵来不及躲避，数百人丧命。乡兵又拿滚烫的桐油往城下浇，吓得清兵惊慌逃散。 （图：Adobe Stock） 但这样的抵抗难以持续太久。十六日，乡兵外出乞求支援，但援军不争气，有的逃跑，有的战败。江阴无疑成了一座孤城。之后刘良佐再度劝降，阎应元斩钉截铁地回复：“应元乃大明典史，义不得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身拥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见我江阴忠义士民乎？”“有降将军，无降典史！”讽刺刘良佐是叛徒。 江阴小城久攻不下，引起清朝高层不满，连王爷贝勒级别的大人物也赶来援助攻城。综合《清史稿》、《清世祖实录》、《江阴城守纪》，参与江阴之战的还有贝勒博洛和尼堪，以及恭顺王孔有德。其中，博洛率清兵约二十万抵达江阴，见刘良佐如此无能，便将其捆责。博洛登山观察后，称找到了江阴城的弱点：“此城是船的形状，南为首，北为尾，如果攻南北必不能破，只有攻中间才行。”随后，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军不断以大炮猛轰，炮弹如流星雷电，城垣五处崩裂。江阴乡兵急用铁叶和大铁索填堵裂处；在空棺里装满土，挡在墙破之处；又用棉絮浸水覆盖在墙上，以防火攻。可想守军多么艰辛。 阎应元作战非常英勇，一次他右臂中弹，仍以左手格杀数名清兵。阎应元本就身材壮硕，加之眼睛细长，面赤红，有胡须，每次巡城时都有一人执大刀跟随，远看很像关公，令清军望而生畏。他号令严明，城中凡有违法者，必当众惩罚；也充满温情，关心战士困苦，必以暖言慰劳；面对战死的将士，他痛哭著为其收殓；每遇敢死之士，均称兄道弟。他与陈明遇都深得民心，百姓甘愿一直追随他们，纵死无悔。 （图：Adobe Stock） 时人认为江阴有神仙相助。一次清兵大举进攻时，忽见一少年持戟，在千军万马中左冲右突，锐不可当，战后竟无影无踪。民众怀疑是土神来助他们守城，连忙虔诚祭祀。 双方斗智斗勇，直到八月，清军眼看仍不能攻陷，又要招安。劝降信称：“明已亡，何苦死守？”江阴人回复：“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初八日，天降瓢泼大雨，城外炮声隆隆，乡兵在雨中守城，仍无屈服之意。 小小江阴令满清上下煞费苦心，以至于动用国师亲来献策。这位国师每天绕城细看，终于恍然大悟，说：“江阴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紧；其蒂在东北角，打花家坝，花蒂既碎，花瓣自落。” 八月二十日，清兵进攻东北角，又从南京运来二十四座大炮，比之前用的更大。二十一日，清军共搬运二百馀座大炮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炮弹落在地上深达数尺，威力巨大，此时的江阴城危如累卵。城上的乡兵见炮火猛烈，就避伏在垣内，等炮声过后再登上城墙继续坚守。清军因而故意放空炮，烟雾遮天蔽日，咫尺难辨。乡兵听到炮声响起，且看不见城下状况，以为清兵一时不会攻入，但此时清兵已悄悄渡过护城河，在烟雾的掩护下蜂拥而上，乡兵来不及防御便被击溃。午刻，一道红光直射入城，正对祥符寺，江阴城很快被攻陷。 清兵攀上城后，害怕下面有埋伏，持刀注视，很长时间不敢向下推进。直到晚上城内乡兵阵形大乱，清兵才敢继续进攻。之后便展开惨烈的巷战。 （图：Adobe Stock） 壮士绝笔 阎应元誓与江阴共存亡，提笔在门上写道：“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罢，带领上千乡兵与清军浴血奋战。 眼见无法突围，阎应元对身边战士说：“请代我谢百姓，我报国之事毕矣！”旋即拔出短刀刺向自己胸部，并跳入湖中。不料自尽未遂，一位义民冲上前要将他从水中救起，恰逢刘良佐遣兵到来。刘良佐说自己与阎应元有旧，一定要生擒他。 清兵将阎应元捞出水面，此时他尚未断气，刘良佐见到他，不禁流涕。阎应元道：“哭什么？事已至此，只有一死。快杀我！”之后清兵押阎应元去见贝勒，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对贝勒，骂不绝口。日暮时，阎应元被押至栖霞庵，夜里仍高呼“速杀我！”天明后，发现他已遇害。他的家丁还有十馀人存活，后皆因不肯投降而被杀。 （图：Adobe Stock） 陈明遇也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手提大刀，下马步行与清军近身搏战，身受重伤，临死之际，紧握大刀靠在墙壁上，直到断气，依旧保持站立之姿。 另有中书舍人戚勋，死前写道“非敢殉难为死忠之臣，聊求完发为大明之鬼”（张岱《石匮书后集》）。江阴城破后，戚勋举火焚屋，随后自缢。 次日，巷战依然持续。清军展开屠杀并采用火攻，城内百姓无一人屈服，争以先死为荣。屠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为止，据《江阴城守纪》，百姓仅五十三人幸存，城内死者多达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有七万五千馀人，“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环者，不能悉记”。《明史》亦记载：“男妇投池井皆满”。自尽殉城者不计其数。 江阴人守城八十一日，不仅对清军造成重创，也令无数时人与后人感动。南明隆武帝听闻后说，子孙若有谁遇见江阴人，即使是三尺童子，也要尊敬。
杨贵妃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她和唐玄宗的爱情故事妇孺皆知。白居易《长恨歌》中，他们二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这种跨越生死的情感成为一段千年传唱的佳话，古往今来许多人同情杨贵妃香消玉殒，可怜她最终留下“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无尽遗憾。那么，她和唐玄宗这位浪漫的皇帝间有过哪些有趣和感人的故事呢？ 杨贵妃本名杨玉环，开元二十三年嫁给寿王李瑁，从一个七品官的女儿一跃成为王妃。寿王李瑁是何许人也？他是唐玄宗和武惠妃的儿子，所以杨玉环起初只是唐玄宗的儿媳妇。 李瑁和杨玉环堪称天造地设的俊男靓女，相当般配。却不料，这两口子结婚才五年时间，就遇到了婚姻中的一大变故，而且这个变故还难以违抗。原来，唐玄宗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妇。 （图：Adobe Stock） 在中国古代，爹娶儿媳妇属于“丑闻”，当时身为明君的唐玄宗肯定知道伦理纲常的道理，但他为什么要“抢”儿媳妇呢？ 这里要提到其历史背景： 隋唐之前中华大地刚经历多民族碰撞交融的时代——南北朝，所以唐代很大程度上受胡人风气影响，而且开国皇帝李渊有鲜卑血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观念并不排斥父纳子妻或子纳父妾。 此外，与唐玄宗感情颇深的武惠妃突然去世，他深受刺激，思念过度，当时刚好是开元二十五年年底，唐玄宗已经打造了一个全面盛世，处于功成名就后想要懈怠的状态，也不像以前那么忙碌，所以这种心态下失去伴侣后内心更容易脆弱寂寞，急于寻找第二个武惠妃。需要强调一点：唐玄宗此时期盼的并不是后宫佳丽三千中挑选出的美貌女子，而是能与自己心有灵犀、相濡以沫的生活与精神伴侣。武惠妃死后，玄宗的消沉状态持续了三年，直至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杨玉环宛如一缕春风走进他冰封已久的内心。 唐玄宗以为窦太后祈福的名义，令杨玉环出家当道姑，道号“太真”。天宝四年，杨玉环还俗，之后玄宗册封她为贵妃。 于是，文化、心理和历史三大因素，促成了唐玄宗与杨玉环的夫妻情缘。 （图：Adobe Stock） 比翼双飞 有趣的是，和普通人家的夫妻很像，他们也吵过架，又重归于好。天宝年间，通过两次矛盾，两人都更加认识到在彼此心中的位置。杨贵妃两次被赶出皇宫，但每次都顺利返回皇宫，而且从此唐玄宗对她更加宠爱。 第一次杨贵妃被赶回娘家发生在天宝五年七月。《资治通鉴》记载：“妃以妒悍不逊，上怒，命送归兄铦之第。是日，上不怿，比日中，犹未食。左右动不称旨，横被棰挞。高力士欲尝上意，请悉载院中储偫送贵妃，凡百馀车；上自分御膳以赐之。及夜，力士伏奏请迎贵妃归院，遂开禁门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可以看出，杨贵妃当时态度不逊，玄宗一怒之下叫她回哥哥家去，但杨贵妃走后还不到一天，玄宗就开始想她，甚至不思茶饭，侍从们稍有不顺他的意，他就发脾气打人。幸亏高力士懂得皇帝的心意，在他一番建议之下，当晚杨贵妃就被接回来。自从这件事后，玄宗对杨贵妃更加专情。 第二次赶回娘家发生在天宝九年二月。《资治通鉴》记载：“杨贵妃复忤旨”，她又不听皇上的话了。玄宗没有像上次那样马上接回杨贵妃，不过吉温站出来使了个激将法，提醒唐玄宗不要忘记家庭内部纠纷要在家里处理，不管矛盾有多大，杨贵妃毕竟不是外人。于是杨贵妃再度返宫，两口子再次和好。《资治通鉴》称：“上遽使高力士召还，宠待益深。”从“宠待益深”可以看出，在唐玄宗和杨贵妃身上，矛盾反而是升华感情的催化剂。 诗仙李白曾为杨贵妃写下流传千古的《清平调》，使杨贵妃的美貌跃然纸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如天上纤云，带露牡丹，瑶台仙子，不似人间之美；又写道：“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也表现出唐玄宗对杨贵妃宠爱之深。 《长恨歌》里有句诗——“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想必诸位也都听过。玄宗在位后期基本就沉醉于华清宫内了。华清宫原名温泉宫，在他执政前期他也会到这里放松，但那段时间没有影响工作，属于皇帝劳逸结合的正常度假。但从开元二十八年他与杨贵妃在此定情，他在温泉宫的享乐时间明显增长了。天宝六年，温泉宫改名华清宫，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明皇杂录》说：“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丁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以瑟瑟和丁香等贵重香料堆成假山，以白香木制作成小船并涂上银镂放在温泉上，船桨上还饰有珠玉宝石。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图：Adobe Stock） 乐极生悲 之前的相识、相爱到更爱，更衬托出马嵬坡之变中生离死别之悲。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由发动叛乱，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大唐王朝也在此时到达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安禄山攻入长安东面的最后一道屏障——潼关。唐玄宗六月十二日决定放弃长安，向蜀地逃亡。 一路上不单吃不饱，还十分辛苦，禁军士兵既有精神上的思乡之痛，对未来感到绝望，也因身体受苦怨声载道。驻入马嵬坡驿站后，禁军大将陈玄礼呼吁把杨国忠这个奸臣杀掉，恰巧有吐蕃的使臣拦住杨国忠的马，士兵便大喊杨国忠勾通蕃使有谋反之意，接著就有士兵上前将杨国忠斩首。 得知杨国忠死后，唐玄宗并没有生气，一方面因为他知道杨国忠是奸相，虽然明知他不会谋反，但杀之不可惜；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军心并保住自己的性命，这种危险局面下他不能跟禁军较真。他说，既然人已经杀了，大家就散去吧。 （图：Adobe Stock） 不料禁军一动不动，直盯著唐玄宗。他问诸将士为何还不散去，禁军回答说：“贼本尚在”（《旧唐书》），指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陈玄礼解释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资治通鉴》）这话对唐玄宗而言简直如万箭穿心。 他愣了好一会儿，内心当然舍不得杀杨贵妃。之后高力士在旁提醒：贵妃诚然无罪，但只有安抚军心，皇上才能安全。唐玄宗无奈，只得同意赐死杨贵妃。 据《杨太真外传》，诀别之际，杨贵妃对唐玄宗说：“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所恨。”礼佛之后，高力士便把杨贵妃勒死在佛堂之中。《长恨歌》对这一生离死别的场景描写道：“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长恨歌》有文学夸张的成分，但今天我们仍可以推断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确实情深意浓，超越了一般的君妃关系，他们有吵有闹还能和好。杨贵妃死前说“死无所恨”，也反映出她本质不坏，不是跟妲己相提并论的妖女，而且她甘愿舍命成全所爱之人，说明她对唐玄宗的爱相当真挚。马嵬坡之变矛头所指原不是杨贵妃，她本无须死，却成了众将士心中“不得不死”的对象，著实令人同情怜悯。 （图：Adobe Stock） 很多人一直有个误区，觉得杨贵妃是引发安史之乱及盛世衰落的祸源，但如果真正了解正史，就不难发现，杨贵妃根本不该背大唐衰落的锅。奸臣杨国忠跟杨贵妃有亲缘关系，但并不近，只是杨贵妃的从祖兄。杨国忠年轻时是个酒徒赌棍，没什么文化，四十多岁仍然不成器。这样的人怎么会被选为宰相呢？许多人说是因为杨贵妃。但事实上是杨国忠利用了亲戚关系，而非杨贵妃主动请求提拔杨国忠。天宝四年，长安突然传出消息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杨家亲戚大都随之“鸡犬升天”，而作为哥哥的杨国忠当时是被遗忘的，并没有立即因为杨贵妃加官晋爵。恰巧他认识了同样有攀关系需求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是章仇兼琼“赞助”他进京去拜会杨贵妃。杨国忠虽然当时没能拜见贵妃本人，但找到了贵妃的二姐虢国夫人帮忙引荐，之后玄宗才安排他做了金吾卫的一个小官。 杨国忠能够步步高升到宰相位置，其实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唐玄宗。一方面杨国忠跟李林甫的套路差不多，花言巧语皆顺皇帝的意，玄宗晚年爱听这些话，愈发重视杨国忠；另一方面，玄宗那时个人享乐需要大量钱财，杨国忠的敛财能力很强，也符合玄宗的喜好和需求；第三点同样是出于私利，杨国忠既是听话的奴才，亦在朝廷中没有威望，对玄宗权力构不成威胁。 玄宗在逃亡之中反思了自己的怠政与过失。在逃至剑门天险后，他昭告天下“伊朕薄德，不能守厥位，贻祸海内，负玆苍生，是用罪己责躬。”（《全唐文》）在得知太子李亨将自己“尊”为太上皇后，玄宗纵然心里不情愿，但仍以大局为重，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资治通鉴》），以免内乱影响平息外叛。 唐代国都长安（图：Adobe Stock） 浮生若梦 人生辉煌时有多风光，落魄时就有多凄凉。回到长安后，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玄宗孤苦伶仃地被软禁于太极宫，身边无一亲信，在忧郁寡欢、无尽思念中书写最后的感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他的一生是大唐盛世的缩影，走过了一个时代的春夏秋冬——在朝气蓬勃的春季开创震古铄今的功业，在繁华似锦的夏季享尽人间福分，在寒风萧瑟的秋季尝遍沧桑炎凉，在孤苦无依的冬季归于寂静。杨贵妃在最繁华的季节来到他身边，他们有过比翼连理的憧憬，但待到流水落花春去也，终究一个去了天上，一个留在人间。离开的人已然解脱，活著的人仍在梦中。盛世风流多少事，而今只付笑谈中。 神韵艺术团2023年以精湛的舞蹈和音乐演绎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在交响乐团扣人心弦的渲染加持下，“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段生死诀别之凄痛仿佛击碎千年的时空间隔，弥漫眼前，沁入观众心中。 神韵演出对唐玄宗落寞相思的重现也相当传神动人——池苑依旧在，却是改了朱颜，白了头发，物是人非。昔日桃李花开，佳人常伴；今宵梧桐叶落，任秋风扫，孤影难眠。月色成了伤心色，风声成了断肠声，玄宗的相思如漫漫长夜没有尽头，朦胧中仿佛见到了“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杨贵妃，她自画中翩翩而来，一切是那么真实，一切又彷若一场大梦；梦醒后，仍只馀白发苍苍的他，黯然流连，不知又要经历多少个“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看完神韵舞蹈演员的演绎，观众席上的人们也仿佛徘徊于某个时空，久久难忘，沉醉流连。 延伸看： https://www.shenyuncollections.com/zh/blogs/blog/emperor-xuanzong-and-lady-yang-part-1 https://www.shenyuncollections.com/zh/blogs/blog/emperor-xuanzong-and-lady-yang-part-2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leRMMnzAny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oNoMMr1wo8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NA29BQy8DG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日本都没有市场；但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是无神论者，他们信神，家里设有神龛，他们信奉神道和佛教。 战后日本宪法明文规定不可限制宗教，也不可确立国教，基本和美国一样，推崇宗教自由。那为什么在可以自由传道的日本，世界三大宗教就是发展不起来？主要可能有三个原因： 三大原因 日本人不信三大宗教 一是三大宗教都是“一神论”，他们相信的神是唯一的，这就自然导致排斥其它宗教、其它的神。我上篇专栏曾简略提到，一神论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其它宗教的斗争性，和日本传统文化相抵触。日本文化强调“和为贵”，日本是“大和民族”。 据统计，信神道和佛教的日本人有二亿多，而日本人口才一亿多，说明很多日本人同时信两种或更多的宗教。日本人信很多神，自然就不喜欢具强烈排他性的“一神论”。而日本的神道则是崇拜无数的神，天、地、大自然等等，几万几十万的神。神不是用来奖励和惩罚人的，而是能促人达到内心平静、和谐的某种崇高的东西。 二是日本文化支柱是“常识常理”，这自然导致他们对三大宗教的那些奇迹、显灵等缺乏兴趣。水可变酒、人死后三天复活、圣战烈士可在天堂享用72个处女，这对信奉常识常理的日本人来说难以接受；尤其基督教的原罪说。 有学者比较说，基督教是罪感文化，日本人是耻感文化。基督教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因远祖偷吃禁果，所有后代都有了原罪，怎么努力修炼也无法去掉原罪。这种教义在日本这个根基在现实常理的文化上讲不通，日本人看重的是伦理道德的羞耻问题，这与出生和远祖都没关系，而是本次人生的现世问题，人有了羞耻心，才会有道德感。日本人的思路想法是世俗性的，遵循常识逻辑，自然就难以接受原罪说等。 三是西方基督教堂时常可见的大喊大叫、引亢高歌的传道方式日本人受不了；伊斯兰的群体跪地唱腔祷告同样难以接受。日本的神社或寺庙，都是安静的。日本文化强调宁静悠远、沉思静默，他们在神社都是静静地自我沉思、默祷。大声传道他们很难接受，更不可想象一大群信徒连蹦带跳、又唱又喊，牧师大汗淋漓地呼召布道，日本人想到这种场面都会恐惧。别说那些被日本学者称之为“创唱宗教”式的布道，连西方视为文化瑰宝的莎士比亚戏剧，在日本都难有市场，因为那种激烈情感的表达，和日本文化的哀怨悲寂调子不合拍。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日本没有市场，跟他们的传统文化冲突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上帝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网上 所以，不管多少传教士到日本传道，基督教都没在日本兴盛起来，更别提伊斯兰教了。三大宗教到了日本就“水土不服”，难以生存。对这一点，日本知名基督教作家远藤周作深有感受，他曾形象地说，西方的上帝到了日本，就像一只蝴蝶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网上，最后变成标本。意思是枯萎在那里，无法存活。如果说能够幸存，也只有被改造成日本的本土货。远藤周作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强调自己是日本基督徒，他的信仰也日本化了，这在他的代表作小说《沉默》中有形象的阐述：为了救人，基督徒主人公宁可踩踏圣像（耶稣像）。这很日本：实用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信条。 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拿来主义，把外国各种好的拿来。三次重大文化变革，都是学外部。当年学中国盛唐，明治维新学西方，二战后学美式民主。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等都多次强调日本是杂交文化，凡是自认好的东西，就拿过来学习。一位英国驻日本记者写了一本书，说欧洲人像有壳的鸡蛋，具有自我边际的个体，而日本人相反，广纳百川，像没壳的鸡蛋，粘稠一片，没有硬质边缘，难以描述。 其实，上述这两种说法都没抓到日本文化的精髓，它表面是杂交，像是“无壳鸡蛋”，但其实一直有自己主体性，从没失去过。任何外来文化，包括主导西方的宗教，到了日本，都会被她的主体性文化去芜存真地潜在筛选。它的“杂交”不是对等的，更不是面目皆非到像“没壳的鸡蛋”，而是菱角分明，这个棱角就是历史以来支撑日本文化的四字柱子：“常识常理”。 所以一神论的三大宗教，因与日本文化的主体“常识常理”相抵触，就没法在日本扎根成长。佛教不张狂、追求自我内心修炼，跟日本文化和神道不抵触，就可以在日本存活。而且日本政府声明，神道不是宗教，它是日本的文化传统，是一些道德训诫，结果熏陶出日本人独特的宗教情怀，追求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境界。 日本是世界宗教大国 如前所述，日本人崇拜的神成千上万，有资料说是几十万。其实，说数字已没有意义，因为日本人崇拜太多内容，都可谓神道的一部分。例如茶道，剑道、画道、花道……，几乎什么领域都有“道”，他们对“道”的规矩、规范，礼仪等等，到处都有宗教般的认真。也可以说，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日本人也可能是最有宗教情怀的族群，因为他们把宗教情怀带到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带到了很多细节当中。 以茶道为例，绝不是捧起大碗茶一饮而尽、水洒胸襟，而是有“四规”：和、敬、清、寂。“和”指人与大自然的调和；“敬”指主客间的互敬；“清”指心无杂念，淳朴清净，禅之意境；“寂”指无始无终的宁静感觉。维基百科把茶道译成tea ceremony，就是喝茶的仪式，而宗教活动就很讲究仪式。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曾解释说，“茶道是一种审美的宗教”，“把禅从寺院伽蓝中解放出来，回到自家的露地草庵。” 不仅茶道，日本的建筑、庭园、书画、陶瓷器、竹器、漆器、花道、香道、烹饪、礼仪等等，都有一种宗教感，可以说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宗教情怀。甚至礼物包装的精致典雅，商场出售的普通盒饭等，也都很讲究装饰和美感；一个雕花，一片绿叶，到处都可看出匠心，溢出一种宗教感。所以有学者惊叹：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宗教化”了。 宗教，不再是短时间内的在教堂听道，而是从教堂、寺庙、清真寺里解放出来，回到千家万户，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每个人都强调和谐、友善、谦恭、自省、自律，尤其为他人着想，注重别人感受等，这种宗教，才可谓是最实用的宗教。它不再是教义，更不是教条，而是和谐生活的滋润剂。这起码在日本的社会文明层面上体现的很明显，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才是世界宗教大国！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二十） 最近，巾帼英雄胡友平女士勇救日本妇孺，壮烈献出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中国社会甚嚣尘上的貌似主流的新义和团仇外心态，把中国人民善良、仁爱、大无畏的天性展现给世人，仁爱、友善、见义勇为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这一转变的意义是无比深远的，标志中国共产党窃国以来，长期向中国人民灌输的仇恨教育的破产。中华民国有学者早就予言：“共产主义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仇恨集团，它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天性，所以他们长不了！” 这一预言正在一步一步得到验证！ 共产党的仇恨教育如果再不止步，对外会招来八国联军的群殴，对内文革惨剧将会重演。让我们重温一下文革中的教训。 66年“红八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教唆百万红卫兵“要武嘛！” 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直接指示农村红卫兵杀“地主、富农”灭门。 2000年，我在澳洲接到一份遇罗文亲自调查的“北京大兴县大屠杀报告”。 这次在电话里，我听罗文说他在国内帮王友琴女士做过许多事情，我问他这个调查是不是王女士指示他做的？他说不是。是南方的一个朋友与他相约，要把文革中农村杀害地主富农的事情全部起底，公之于众。 以下是遇罗文的报告全文，现在仍有他的警世意义，摘抄如下： 大兴屠杀调查 作者： 遇罗文 一、缘起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 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 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 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还好的是，那里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种人” 。“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还应该继续遣送。所谓“处理办法”就是5天前发布的“318布告”。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 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自然是一无所获。 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 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知道为什么发生，才能避免再发生。 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封建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 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 “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 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黑帮分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载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 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 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二、采访老韩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 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 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问‘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么，经老韩解释才知道，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831事件”。 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为了叙述简明，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 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屠杀“地富”从大辛庄兴起、持续了好几天。看起来，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这天。 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以公社为单位来说，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 ，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也有反对屠杀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俩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诞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 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 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 张万义是世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所以说话硬气，也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 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老韩承认，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9 月1 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 韩夫人说：“这村的‘五类份子’们可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 难以想象，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我问，那口井还在吗？ 她说，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了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老韩夫妇在当时，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 他们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说明从很早起，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难免丧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语录）。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 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 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 “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月30日，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 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 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十八） 罗锦对我说：“以前认为，爱情就是拥抱和接吻。” 我和罗文的初恋连接吻都不曾有。 昨天（27.6.2024）和罗文近二个小时的谈话。我说：“你就亲过我一次，在哥哥的小屋里，你亲我的脸蛋，你冰凉的鼻尖碰到我的脸，一点鼻涕沾在我脸上，我不好意思擦，你犹豫了一下，用右手食指给我抹去了。” 他无语，我又说：“这件事儿，我已经写了好几回，我还要写，因为那次是哥哥跟我们俩最长的一次谈话，把我感动得哭了，我哭的时候，你垂着眼睛，我以为你睡着了，你说你没有！” “哥哥在那次谈话里，说他第一，不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第二，永远不会自杀。第三，永远不会背叛祖国。” 那次罗克哥哥罕有乐观和愉快。时间是1967年二月，“中学文革报”出到第三期，全中国为之轰动，创刊号“出身论”再三再版，卖报场面火爆，人们举着钱（二分钱一份）争先恐后，前胸贴后背地排队，眼睛里放射着热烈希望的光芒。那一张张激动的面庞至今在我眼前闪动，令我至死不忘。 文章能让人们热爱成这样，也就是遇罗克了！！！ 我和罗文相约，夜里一块儿到他家写文章。我对爸爸说要去罗文家连夜写文章，他同意了，我们家刚回请罗文吃中午饭，席间，罗文向爸爸请教化学催化剂问题，留给我这位化学家爸爸谦虚好学的印象。 为了不影响遇伯父遇伯母和罗勉，罗文和我穿着棉大衣一头扎进哥哥冰冷漆黑的小煤屋，罗文拉开电灯，没想到罗克哥哥穿着深绿色的质料高级的外套躺在床上头枕在双手上，白框眼镜片闪闪发光。罗文本以为他已经去人民机械厂上班去了！ 罗文和我进退维谷，我们俩结结巴巴地说：“想在他的屋子写文章。”他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一会儿就走，你们写吧！” 他继续躺着，罗文坐在他脚边，我坐在他书桌旁边的椅子上。 北京四合院的北房东面很多都有一个窄条的单开门的小屋子做储藏室，一般用来放供做饭和冬天取暖的煤球或蜂窝煤。 这间只够放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的小煤屋成了罗克哥哥的卧室和书房。多少篇闪烁着不朽光芒的文章就诞生在这冬冷夏热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狭小得不能找你狭小的小煤屋里了！！！ 那天的罗克哥哥心情难得的好，他在日记里写过：“何为不朽，就是几百年后还能得到人们的共鸣！”他预见到了自己的那一天，他同时也知道自己面临的险境，他已经攀登到了人类高高的真理巅峰，脚下却是万丈深渊，无边的黑暗。 就是这个被他的话语感动得低头偷偷泪流满面的纯真女孩对他又能理解几分？ 他看见了我在无声抽泣，赶紧站起来说：“你们写吧，你们写吧，我走了！” 我和罗文站起身来，让开路让他出门。 他走后，我和罗文相对站着，半天说不出话来，回来有了罗文给我的唯一一亲脸颊，我让罗文把我送回了家。 （十九） 罗文酷爱化学，尤其是喜欢研究炸药。我不知道他还造出过催泪弹。 我是在牟志京一篇文章里写到的，“罗文恶做剧向大家施放他做的催泪弹，弄得大家眼睛睁不开。”我在电话里向他提到此事，我说：“没想到你还做过催泪弹。我记得67年夏天，我去找你，发现你炸了个满脸花，我问你怎么回事？你说做试验炸的。” 罗文说：“那是在世伟家，我造了一个手榴弹，一点就炸了，我可以通过把引线拉长，延迟它的爆炸时间，这样就不会炸着我了！” 我说：“你真能活学活用，把书本知识用于实践。” 罗文说：“要不然我高中的化学老师那么喜欢我呢！我这样的学生他根本没见过，我上高中时就会做炸药，我听说有一种炸药，特别敏感，鸡毛一碰就炸。我就去问化学老师，老师说哪能有这炸药啊？我就去查书，真的有这种炸药，但它们有特殊保护，不会轻易爆炸。” 我说：“罗文，比起你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那些就算小菜了！” 罗文是79年落实政策从东北监狱被提前释放回北京的。他被安排在罗克哥哥生前所在的人民机械厂当工人。北京各单位有能力的都要办电视大学，我们银行肯定办，人机是在罗文强烈要求下勉强也办，80年招收第一届，电子类，前提是考试。 我和罗文的科学家梦都还没泯灭，他邀请我一起复习功课。我因为在白洋淀农村插队一直当中学数学老师，物理化学我也从未放下，我觉得考试没问题。罗文考试更没问题。他就是找个借口和我单独在一起一下。 我们俩拿着书到天坛公园的回音壁外面长椅上温书，连手都没碰一下。他怕我饿，给我买了豆包。 没有任何悬念，我们俩都考上了电大。不久罗文离婚，有了新的家庭。 我则为了儿子一直拖到85年才和赵京兴离婚。87年我出国留学去了澳洲。罗文也想来澳洲，交了学费，因为年纪大，被卡下没来成。 罗文这次在电话里说：“如果来成了，咱们能办多少事儿啊！” 我充满信心地说：“机会多着呢！当年那么困难都闯出来了！现在不愁吃穿，大把的时间，一生积攒的本事都还没用呢！还怕没机会！” 罗文说：“不是吹，我最大的成就是我发明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水刀，你准备着好好听，我详细给你讲！” 我支楞起耳朵，左手举着电话，右手拿笔在本上记。他说完了，我也记完了。我说：“你没当亿万富翁，最少也应该当千万富翁！我帮你写篇文章，把这水刀详细介绍一下！” 罗文说：“你就说水刀就行了，不必介绍制作过程。” 罗文实在太可惜了，他不是得诺贝尔奖，他本人就是诺贝尔啊！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小试牛刀，与罗勉一起辞职下海。发明创造，或得多项专利，成为专利局最大的交税大户，前混水刀发明出来后，效率比现在各国用的后混水刀提高7倍，用电则是老水刀的三十五分之一。 他和罗勉向所属的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申请鉴定费和宣传费，办事处说没钱了！ 国外厂家因循守旧，不肯接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革新，罗文的新水刀发明就搁置在抽屉里了。 在中国留有一台罗文做出的新水刀，罗文说如果成批量生产还是需要找他，因为许多关键的技术只有他这个发明人知道。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