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Q2经济放缓 增长低于预期
2026 年 8 月 5 日
01 每次聊起各种特长生加分进名校的事，基层家长都会唉声叹气，感慨教育不公。 最近，李雪琴“造假”上北大的风波又戳痛了他们积极上进的心。 故事还要从2021年的一则采访说起。 当时某品牌手机办了个年度摄影展，邀请李雪琴当官方导览员。 记者问她：“最喜欢哪幅作品？” 她回答说：“《水下世界》，因为我不会游泳，所以看那些人在水下如此舒展，非常羡慕。” 网络图片 就是这句“不会游泳”，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发现，这位自称不会游泳的北大才女其实是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 根据证书上的信息，她不仅参加过全国少儿游泳冠军赛，还用1分26秒完成了100米蛙泳。 网络图片 再细看证书，大家发现了更多端倪。 李雪琴就读的本溪市高级中学曾经是当地著名的“运动员（造假）摇篮”。 这所名校凭借着假造“体优生”的手段，为不少学生骗到了高考加分。 网络图片 它不仅被各路媒体点过名。 网络图片 还被官方立案调查过。 网络图片 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大家得出一个结论： “不会游泳的李雪琴靠着母校帮忙造假，成了游泳特长生，然后被北大降分录取。” 质疑之声排山倒海，李雪琴却没有直接回应。 倒是她以前的同学、现在的工作伙伴出来替她发声了。 这位朋友晒出她当年的成绩单： 网络图片 告诉网友： 小李的高考成绩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她的高考总分633分，另一个是她参加北大自主招生拿到的20分加分，总共653分。 自主招生只考文化课，不考察体育成绩。当年北大在辽宁搞自主招生，李雪琴不仅是笔试第一名，而且还顺利通过了面试，所以得到了20分加分。 那一年高考，北大在辽宁省的文科录取线是636分。她的总分远超录取线，根本不需要用体育特长生的加分。 因此，所谓的“造假进北大”纯属无稽之谈。 网络图片 这番辟谣有理有据，但还是没能平息舆论的质疑。 一些网友说：“没用假证加分和没办过假证是两码事情。” 她当时没用这个证加分，是因为那年本溪高中造假被人举报。省里要对体优生进行复核，还要求享受加分的考生签《诚信承诺书》，所以李雪琴那级好多考生才放弃了体优加分。 可我查了一下，所谓的复核发生在2014年，李雪琴是2013年入学北大的，因此这个说法并不成立。 网络图片 那张二级证究竟是怎么来的，应该让当时的学校出来好好回应一下。 02 其实不止是李雪琴，很多人的二级证都很难经得起推敲。 因为在十多年前，假造二级证骗加分是个相当成熟的产业链。好些高中都用这玩意钻过高考加分政策的空子，为学生争取10-20分的空间。 就说本溪高中吧。家长反映，这学校每天晚上十一点半放学，平时不开体育课。 照理说学生的体育素养应该很一般，但人家1000多个学生里能出87个二级运动员。 而且，越是高分考生越有体育特长。他们尖子班一共40人，22个是二级运动员。 有关部门发现，校方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好多种体育特长培养服务。 如果你想成为足球特长生，并取得二级运动员资质，可以交4万元参加培训； 如果你想成为游泳特长生，但又不想下水，那就得交7-8万元。 只要学费到位，总有一张二级证属于你。 网络图片 同样身怀绝技的，还有河南漯河高级中学。 2014年，河南全省共有740名二级运动员拿到高考加分，漯中就占了74个名额。 那一年，河南高考文科前10名，有3名出自该校，这3人还都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记者去漯河中学走访，发现这里的学生真正做到了能文能武。 在学校张贴的高三“六模”文科前20名光荣榜里，他看到了7个篮球二级运动员、3个排球二级运动员、3个武术二级运动员，还有1个田径二级运动员。 网络图片 如果这些孩子真是凭本事拿到了二级证，那确实是好事。 可惜，这里头水分比梅雨季的湿度还高。 以传统武术为例—— 河南省2013年青少年传统武术锦标赛共有800人参加。 参赛者被分成200组，依照赛制，每组前三名可以申报二级证。 一顿切磋下来，最终有400名参赛者得到了二级运动员资格。 敢情遴选优秀人才，最后变成了“二选一”。 还有一些落选的孩子发现，只要去当地某家教培机构培训半年，交上6-10万元培训费，还是能赶在高考前喜提运动员二级证。 你不能说他们搞黑幕，因为一切都合乎程序正义。 可你又不能说这事没有猫腻，因为结局实在有悖常识。 网络图片 更离谱的故事发生在2006年的湖南。 在某场能够决定加分的体育竞赛里，若干“菜菜呜呜”的同学执着地在竞技场上挥汗如雨： 有人400米跑了9分50秒； 有人穿着凉鞋踏过线扔铅球； 还有人考“一分钟定点投篮”，投了19次只进了两个球。 …… 一时间，大家不知道这是运动会，还是喜剧大会。 记者问同学，为啥水平如此抽象，还来参加省级竞赛？ 孩子们被这个未经世事的成年人逗笑了，回答道： “不参测，就没有机会加分。参测了不达标，还可以想想办法。” 至于究竟是什么办法，孩子们笑而不语。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对话到此戛然而止。 记者笔锋一转，开始描摹考场外堵车的场景： 网络图片 一切尽在不言中。 03 加分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发展素质教育、破除唯分数论，选拔那些被应试教育埋没的偏才、怪才。 奈何地方上的种种骚操作，硬生生把一件好事折腾成了“儒林外史”式的荒诞剧。 一圈搞下来，高校不满意。 网络图片 基层孩子和家长更是叫苦不迭。 网络图片 唯一得了实惠的，就是那些有门路搭便车的人。 一切都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于是，教育部从2015年开始整顿高考加分的各项条目，风风火火扩张了十多年的高考加分潮（2004-2014）自此进入收缩阶段。 各种加分政策变得越来越精准。 争议很大的“少数民族加分”开始被各省严管。 网络图片 地方上那些奇葩的加分项目也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 网络图片 到2022年，“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品德有突出事迹”这五类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被明确取消。 最容易走的特长升学路径，就只有“强基计划”了。 可如果你想靠它进名校，高考分数本身就不能太差。 因为按照相关规定，这项计划不再硬性要求学生取得过省级以上的竞赛证书、发表过高水平论文、得过专利； 而且它还要求考生的高考分数在“强基”测评总成绩中占比达到85%以上。 十多年前，好多人看不起应试教育，觉得高考又土又low，培养不出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十多年后，大家发现还是标准化的考试最公平。 因为素质教育是需要烧钱、烧资源的。 卷到最后，难免滑向“代理人战争”。 网络图片 也因为各种选拔性竞赛事实上已经成为“有钱人的游戏”。 教育学家调研发现，现在各种竞赛的通道基本都被省内重点中学垄断了。 “在江浙沪，培养一名竞赛生的开支将近百万”。 这么一大笔钱，普通家庭肯定砸不出来。 面对昂贵的素质教育，寒门子弟更难靠读书翻身了。 […]
今天，最高院发布了一季度的审判数据。今年一季度，民商、行政、执行案件都有下降，唯一同比增长了6.99%的是： 刑事案件。 上涨的各种罪行中，包括什么强奸罪、开设赌场罪等等。其中有4种犯罪的增长最为显著。第一种是盗窃罪，第二类是诈骗罪，第三类是隐瞒犯罪所得，第四类则是运输、制造毒品罪。 这四类犯罪的增长均超过了30%。 此外，今年一季度，妨害税收征管类案件达到了1039件，增长了11.72%。 在已经生效的判决人数方面，总人数为37.4万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近3万，增长了9.5%。 民事方面，房屋买卖、离婚纠纷等案件都大幅下降。房地产不景气，离婚冷静期加入后离婚率下降，这些都可以理解。而劳务合同、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和工程建设合同等纠纷案件的增长均超过了10%。 乃悟特意查了一下往年的一些数据。为了排除受到疫情封控等影响因素的干扰，可以参考一下2014年。 10年前的2014年，中国一审刑事收案为104万件。而到了去年，这个数据变成了122.9万件。 10年前，中国刑事犯罪判决人数约为118万人。而到了2023年，罪犯人数已经达到了165万人。 其中更让人关注的是，年轻罪犯群体。2014年，中国25岁以下罪犯人数合计24.9万人。而到了去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8.4万人。 此外，危害公共安全类的犯罪，从2017年的26万人，增长到了2023年的39万人。 治安方面的相关数据乃悟也查了一下。 如故意伤害、殴打他人等案件有明显下降。其中故意伤害类治安案件下降了一半，殴打他人类的案件从2014年的328万，下降到了2022年的219万。 但与此同时，敲诈勒索罪的数量却明显上升。2019年的敲诈勒索类治安犯罪还只有12000起，到了第二年就变成了5.3万起，2021年则超过了6万起。2022年也有4万多起。 为什么都关在家里反而敲诈勒索案件还多了？穿睡衣怎么敲诈？ 实际上，新冠疫情对于全球治安都是挑战。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日本治安好？实际上2002年是日本刑事犯罪的高峰，那一年一共有近300万刑事案件。 此后日本警察厅不断努力，刑事案件不断减少。去年日本警察厅给老百姓们发问卷，问他们觉得日本治安怎么样。没想到老百姓一点面子也不给，大量民众表示不好，不太好。 也难怪，日本电视台特别喜欢报道大案现场调查，比如什么山手线刀手，老百姓也爱看这个。但日本的治安确实变差了，根据警察厅统计，日本去年刑事案件同比增加了17%，连续两年上升。 乃悟查数据的时候发现，公检法的领导说法不太一样。 前不久，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领导表示： 过去5年，中国犯罪率不断下降，社会治安持续改善。 检察院去年发布数字称，从2018年到2022年，他们共追诉案件刑事犯罪583万件，比前5年增长了9.5%。 而法院方面，基层法院的法官们表示审案压力很大。根据2023年最高法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中国平均每个法官平均审理案件： 356.51件 这相当于每天就要审理一个案件。而如江苏、重庆等法院的法官们更是达到了年审理案件超过400件。 在所有这些数字里，最让乃悟记挂的就是小姐姐们的安危。 2014年，中国有关小姐姐失足的治安案件查处数量在85000起，那几年也基本都在这个数字徘徊。但从2018年开始，这个数字一路上涨。2022年，各类失足案件达到了14万起。 乃悟突然想起，疫情期间上海有位奶茶店的老板娘，因为经营数年的小店面临倒闭，攒钱结婚的愿望遥遥无期，选择了在网上表演赚钱。警察叔叔抓到她时，她刚还完房租。 不知道她出来没有，要是没有，麻烦给她带个话： 房租降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工资卡转账限额被降到500元”近日登上了微博热搜。 这其实不算什么新闻。今年5月末，界面新闻就曾有过报道，上海的苏先生称在没有得到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工资卡每日转账限额被下调到500元。 苏先生打电话给网点，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支行的行为，是为了保证卡内的资金安全和反诈骗。如果想要恢复额度只能到营业网点去办理。 网络图片 分不清诈骗和正常支付，银行成了给顾客带来不便的“弱智”，当时就引发了争议。 可是，即便存在大量争议，各地银行依然我行我素。7月以来，浙江、山东、山西、河北、辽宁、贵州等地多家银行发布公告称，调降部分客户的非柜面渠道交易限额。如今，终于闹上了热搜。 01 一位从事反诈骗工作人士对媒体表示，银行降低转账、ATM取现额度本意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等交易风险，由于各家银行风控尺度和理解不同，容易“误伤”普通用户，给大家用卡带来不便。 这仅仅是“误伤”、“带来不便”吗？非也，银行未经顾客同意、擅自限制顾客取款的行为，可是违反了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 顾客的取款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不管银行的“初衷”如何，都不可以擅自限制顾客的取款自由。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做法。 6月中旬，吉林银行发布了一项新规定，对客户取款限制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单笔取款超过2万元的客户需要向当地派出所报备。取自己的钱，还要跑趟派出所，简直是离谱中的离了大谱。 ▲网友发布的汇款凭据（图/网络） 这么过分的规定，这样漠视法律赋予顾客的权利，一句“初衷是好的”显然有欠说服力。 银行这样无厘头地为难顾客，也有自己的无奈。问题出在了银行，根子却在不合理的反诈考核压力。 近年来，反诈的压力层层加码，银行承受着各种KPI考核、追责的压力。可是，银行归根结底只是商业机构，是为顾客提供服务的，不是管制顾客的。在外部压力之下，银行只能选择把麻烦留给客户的擅自设限。有些是银行自定的“土规定”，有些却是来自有关部门的干涉。 一位国有行分行人士对媒体表示，实际工作中确实有“一刀切”的情况存在，有些是当地监测到近期网络洗钱和诈骗高发，银行网点为了配合属地反诈部门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这个“不得已”确实道出了银行的无奈。银行再强势，在有关部门面前也就是个“菜鸡”。“取款自由”“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就这样被轻易突破了。 只要“初衷”良好，顾客的“权利”就可以轻易被“权力”突破吗？这是关乎法治的大问题，需要司法专业人士的解答。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权力”和“权利”的冲突，是有明显副作用的。权力方便了，权利就不便了。 02 有专业人士提出，“客户应该配合银行做好尽职调查，理解银行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银行也要统筹风险防控与金融服务，保护客户资金安全的同时，满足客户日常生活中的正常资金结算需求”。 这种貌似平和中正的“完美废话”，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老百姓取点钱罢了，居然要面对“尽职调查”的超规格待遇，只有诚惶诚恐的份儿。想不配合又能如何呢？想怎么调查就怎么调查，要办啥手续就办啥手续，予取予求。 要银行“统筹风险防控与金融服务”，更是纸上谈兵，因为根本做不到。像2023年一季度，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就处理了11.02亿笔业务，日均处理业务量达到了1224.66万笔。如此庞大的业务量，要求银行按照“尽职调查”的高标准搞风险防控，显然是行不通的。 技术上行不通，但KPI不能不完成。那么，用“一刀切”的方式把麻烦留给顾客，就是不可避免的。 反诈这道题，没有“天下无贼”的最优解，那就只好转换解题思路。抓不住诈骗犯，但是抓得住顾客啊。所以，不管监控系统有没有漏洞，标准是不是合理、流程是不是透明，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就是压力层层加码，最后一股脑儿传递给顾客，就算“尽职”了。 图/媒体报道 “权力”轻易压到了“权利”，只会好心办错事。初衷是保护顾客，结果却是把顾客管制了。严监控的对象本该是罪犯，却成了大面积监控顾客。以这种本末倒置、角色互换的方式实现“安全”，未免过于讽刺。 连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安全还有多大价值。而且，限制取款的极端做法不只是带来不便，还会造成金融系统、宏观经济的潜在风险。 任何的法定权利都有相应的社会功能，不是白给的福利。“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不仅是银行储户的方便，更是金融系统信用的基础和金融运转效率的保障。无论“初衷”如何，大范围限制取款自由，都会造成金融系统脆弱的负面印象。 因取款不便导致的支付延迟、消费受限，会对造成经济循环的伤害。这些潜在风险一开始或许不显著，但是随着限制取款的影响扩大、时间延长，会越来越不可控。 03 为了反诈限制取款，不仅是安全性和便利性之间的平衡，更是权力和权利之间的优先级问题。即便行使“权力”的初衷再好，也不能损害法律赋予的权利。这是法治社会的常识和底线。 反诈的压力的确很大，有关部门急于取得成绩，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无论压力再大，措施也要合法合理，技术要可行，程序要合法。任何解决方案，都要以尊重法治、尊重合法权利为前提。何况限制取款的做法是治标不治本，既抓不住骗子，也打不掉诈骗的渠道。 反诈是一项长期工作，脱离实际的急于求成并不可取。限制取款的问题出现在银行，解决的方法是要从源头减负。 反诈的目标要合理设置。预防犯罪并不等于消灭犯罪，“天下无贼”从来都不现实。制定过高的目标，非但不能取得好的效果，反而会让个人权利和企业经营自主权变得更为脆弱。因此，反诈工作也需要循序渐进、固本培元。 总之，“为了你好”的初衷不是权力越界的理由。公共事务要少谈“初衷”，多关注“权利”，还要注重结果。 归根结底，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情可以无限，社会资源不是无限的。公共部门的责任不能无限放大，权力不能没有边界。反诈是为了保护弱者，但也不能把银行系统搞成了“弱智”。 有关部门尽责预防，银行尽责提醒，少数人还要贪图小利、轻信谣传做出错误的选择，那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和后果。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
Sayings: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些曾经“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又悄悄回来了。 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察觉的现象。相比逃离时的大张旗鼓，回流的人却总是静悄悄的。 看到过一个数据，是来自招聘网站的统计： 有23% 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 15 个月左右后，选择回归一线城市。媒体把这个行为称为“回笼漂”。 我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些在反复“回笼”的人。和他们一起复盘漂来漂去的生活时，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共鸣—— 困在“回笼”里的不只是这 23% 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对当下的处境充满犹疑，却又一时找不到解法。仿佛逃生出口是虚妄的，反反复复撞上南墙才是生活的常态。 那么，兜兜转转，回到原本的轨道里就是答案吗？从他们的生活里，我看到的结论似乎并非如此。 01留在一线城市的意义是什么？ ► “大城市留不下来，小县城回不去了。” 这是很多采访者的共识。 在他们身上，我还意外发现了一些共性： 1. 老家在三四线城市； 2. 大学读的文科专业； 3. 毕业后就去了大城市打拼； 4. 家里人提供不了太多的经济支持。 于是漂泊，成了最好的选择。 ► 他们离开北上广的原因各不相同。 有人因为房价，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买不起大城市的房。 有人因为父母，年岁已高，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 有人因为失业，被裁之后没有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但提到最多的是“没有意义”。 “日复一日早上 7 点起床，晚上 8 点到家，耗尽全身力气也只能做到把班上完，剩余时间只能躺尸、摆烂，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为了什么。” @Fiona 网络图片 是啊，在这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选择来一线城市，是因为它代表着“繁华”、“梦想”、“机会”。可来了之后发现，繁华跟自己无关，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而所谓的机会也总是留给那些更拔尖的人。 属于普通人的，是三千一个月的合租，机械重复且忙碌的工作，冷漠疏离的人际关系，是内卷，是疲惫，是迷茫。 ► 我们开始对大城市祛魅，对这里的运行规则厌倦，试图找到一种方式，逃离这种麻木的生活。 于是，“回到县城”成了社交平台上爆火的话题。 人们开始回想起县城的小美好，回想起自己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期盼，或许就是平平淡淡，一屋两人三餐四季。 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开始把“回老家县城”当成退路，提上日程。 也许，离开大城市就好了呢； 也许，县城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在大城市已经“触底”了，回老家还会再差到哪儿去呢。 02回到县城就会好吗？ ► 那些回了县城的人，回去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重新拥有了感知生活琐碎幸福的能力。 去哪儿都很近很快。 “出门基本就是走路或者骑电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打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栗子 房租很便宜。 “在上海我租合租房，4K/月，18平米左右；来这边后，3k/月，是150平米的商品房。” @Fiona 一天的时间变得很长。 “早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就十分钟，所以下班之后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很多。” @YY吃不饱 网络图片 大城市有的网红店，小县城也有了。 “去年过年，发现老家竟然开了瑞幸、罗森、麦当劳、喜茶。” @一锅粥 还能经常和家人在一起。 “我表哥从深圳回了老家，每天可以和老婆散散步，看看晚霞，很幸福。” @亲亲紫荆 可是，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不是每个回到县城的人都能在这里如鱼得水。 ► 穿衣自由在这里争议依然很大。 “夏天穿着吊带、背心、抹胸会被大爷大妈背后指点，会被街上路过的油腻男人不怀好意地盯着。” @YY吃不饱 转换穿衣风格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因为你会清楚地感觉到，穿上哪些衣服的时候你是你，而换上哪些衣服的时候，你不像你。 ► 催婚、催生依旧更是县城恒久不变的项目。 “没人关心你的学历、能力、理想，只会问你没房没车没孩子晚年怎么办。” @亲亲紫荆 似乎一个人所有的成就、所有坚持的价值观念都没有结婚生孩子重要。 重点是，小县城不太接受“单身挺好”这个观点。 ► 所谓的兴趣爱好，也逐渐消失了。 @栗子 大学时很爱看悬疑电影和日剧，喜欢打台球，喜欢看音乐会。 但回老家之后，没有人一起看一起聊，自己也没有那个心劲儿了。 ► “失语”慢慢成了回县城的后遗症。 大城市习得的语言在县城显得格格不入。 “曾经以为努力学习漂亮的词汇、新鲜的表达，就能变成另一个人，可当我把这些词语套进家乡话，语言的齿轮运行不动了，漂亮词语都失效了。” @地窖洋葱 聊得越多，反而越孤独。 “在老家没什么能深聊的朋友。我们会聊哪儿好玩，谁谁谁买车了，谁谁谁结婚了，但不会聊社会议题、女性主义，聊了一定会吵起来；也不会聊自己内心的矛盾扭曲，会显得矫情。” @YY吃不饱 失语的结果是，大家开始把自己身上一些似乎不属于县城的部分封闭起来。 ► 有些问题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适应。但找工作面临的问题，不是适应能解决的。 县城很少有对口的岗位。 @Charles 老家在宁夏银川，那里的工作基本以能源和化工企业为主，对没有对口经验的文科生非常不友好。 @丁嘉树 老家在山西临汾的县城，大多数岗位都是销售岗。 大多数单位都不交五险一金。 @Charles 前后面试了十家公司，大多数都不缴纳五险一金，好一点的公司都要关系才能进去。 单休是常态。 “双休好像犯法一样。” @YY吃不饱 网络图片 是否结婚也成了一项重要考察指标。 @Charles 今年28，面试的企业会希望求职者是已婚状态，这样稳定一些，但是在上海面试的时候，从来没被问过。 研究生学历竟然成了面试减分项。 @Charles 通过招聘软件面试一家生物化工企业的销售岗位，复试没过。因为面试官认为这个岗位本科生就能做。 妈妈的一句话刺痛了他：“我们家好不容易出一个研究生，结果还找不到工作。” 工资还没有失业金高。 @YY吃不饱 […]
朋友传来何伟在纽约演讲的消息，他依然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中国。 他谈到自己在川大教书和当初在涪陵的不同：现在的孩子们个子都高多了。很多男生比他高，有一些女孩子也比他高，而90年代在涪陵的时候，学生都比他矮。 年轻人普遍更高、更好看了，这可能社会进步最直接的反映。 何伟也谈到当初川大选择不和他续约的遗憾。其实，他对川大意见不是很大。他谈到有学生举报他（举报老师毕竟不是新鲜事），学校也不了了之。 下面的话是我的想法，和他的演讲无关： 匹兹堡学院选择不续约，其实是感知“时代氛围”后的反映，一种“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一个学校多一个好的写作老师，不算什么成绩，但是多一个有名的美国人，总会让人不安。 我不知道具体是谁做出了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依然是错的。我的意思是，不续约尽管“很安全”，如果选择续约，也没有什么风险。 当下，很多人出于一种恐惧或“假想的最坏结果”来行事。这是中国智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智慧，才让一些事变得更坏。反过来说，如果你选择“有所作为”，又会怎样呢？ 实际上，成都失去了美领馆，又失去了何伟，终究是损失。如果换算成钱，值多少个亿？当然，撤销领馆不是成都能决定的，但是“失去何伟”，却是一个失误。 去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不得不去沈阳办理签证，然后从那里出境。边检女警官扫码放行后，还问了我一句：你在成都为什么要从沈阳出境啊？“因为我们没有美领馆啦。” 前段时间，一位朋友联系我，问我认不识认识美国人。一个地方想办一个国际旅游节，如果能有美国人（最好是旅游业相关背景）到场，看上去会比较和谐。很可惜，我不认识在成都的美国人了。成都的外国人数量今年有所回升，但是和2019年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完全能理解主办方的想法，也支持他们。这是一种“和世界连结”的渴望，过去几十年，这个渴望让中国进步。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吃地道的川菜，服务员也是成都过去的，我感受到的不是什么乡愁，而是这种“世界主义”。 我也理解何伟的渴望。他对中国的喜爱，让一些美国人不适。从《江城》《寻路中国》开始，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而不再仅仅是记者。尽管用英语写作，面对的也是美国读者，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算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讲起中国故事来更得心应手。 在纽约，他说，“想回到中国”，而不是“去中国”。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回河南老家过年，临别的时候对我妈说：“明天我要回成都”。她说：什么？你说的是“回”？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对他说：欢迎回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城市的地得
有的人，对党、国家和人民所能做的最大贡献，是交出权力，走到台下，回家去抱孙子。 没错，说的就是你，拜登。 自和特朗普的电视辩论之后，很多美国人民对拜登失去了信心。那是一场灾难性的表现，他多次出现口误，说话磕巴卡顿，在应变上也被特朗普吊打。 套用一句话说：拜登就坐在那里，呆滞的目光望过去，满眼都是自己4年前的样子。 毕竟，4年前他78岁，而现在的特朗普正好78岁。 现在他82了。中国有句古话说，74一道坎，83一道关。特朗普已经过了一道坎，但拜登能不能过那一道关还是未知数呢。 即使能过这一关，你能指望一个风烛残年之人，能在美国遭受袭击的情况下立马组织反击吗？在经济下行时你能指望他熬个夜与他的班子开会寻求对策吗？在遭遇飓风洪涝时你能指望他到受灾前线去看望灾民吗？没有提词器，你能指望他做出一个决策吗？ 想额勿要想。 电视辩论后他承认表现不好，但他说最大的收获就是特朗普的谎言，“人们记得他担任总统期间情况有多糟糕，他们有多不喜欢他。”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拜登是在自欺欺人。因为特朗普就是靠着谎言与撕裂社会而当了4年的总统，并在8年后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很多人不喜欢他，但也有很多人喜欢他。 所以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只需要喜欢他的人继续喜欢他，而不喜欢他的人也开始不喜欢拜登，就足以再次坐在白宫的椭圆办工作后。 拜登的团队也开始找补，说他不仅昼夜不停地工作，他的日程安排也让年轻的助手们疲于奔命。 这种话就纯属侮辱人的智商。因为在多个场合拜登反应迟钝、目光呆滞、动作迟缓、精神不振，经常打瞌睡，甚至戴着尿不湿以应对失禁。 只要不傻，谁都会看出是一头猪坐在那个位置上。 奥巴马出来给拜登站台说，民主党内的老政治家们团结在拜登周围；克林顿支持拜登竞选总统，说他致力于“重新建设美国”。 民主党的这些老领导，在党和国家出于不利局面时，他们不仅没有站出来力挽狂澜，反而对陷入困难的国家于不顾，和一个有老年痴呆症前兆的人沆瀣一气，挺让人失望的。 你们是领着不菲的退休基金，享受着特勤局终身保护，但是众多年轻美国人还要打工为生，他们需要工作机会，需要稳定预期才能放心买房结婚生孩子。 老领导准备要组团去养老院下棋，年轻人们只好自己上。首先是媒体开始呼吁拜登自动让贤，民主党倾向的《纽约时报》连续发文章，一篇题为《为了服务国家，拜登总统应该退出竞选》的文章写道，拜登“不再是四年前的他”： “他艰难地解释自己在第二个任期内会取得什么成就。他艰难地回应特朗普的挑衅。他艰难地想要让特朗普为自己的谎言、失败和令人心寒的计划负责。不止一次，他很难把话讲完。” “拜登先生现在能做的最伟大的公共服务就是宣布他不会继续竞选连任。”《纽约时报》呼吁。 此后，《拜登为什么一定要死撑》、《拜登能送给美国的最好的礼物：退选》、《我爱拜登，但他是时候退出了》，这样的标题，也只有美国这种不讲政治的国家才能取出来。 “乔·拜登是英雄；他在2020年拯救了民主。我们需要他在2024年再次拯救民主。” “拜登不仅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位真正有影响力的总统。他值得被铭记，因为他在2020年拯救了美国，使美国摆脱了特朗普的领导，带领我们走出了新冠疫情的黑暗时期，通过了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重要立法，恢复了人们工作的尊严，促进了向绿色经济的过渡——并且，最终，他知道何时以及如何说再见。” “拒绝放弃并不总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它往往是顽固的僵化。拜登总统，为国家服务不仅仅是要站出来领导。它还意味着要有让位的勇气。” 这些话，听者伤心闻者流泪啊！ 但拜登不会所动，说要“将竞选进行到底”。 以后不叫你拜登了，叫拜托了老登。想想对手特朗普，在电视辩论后民调上升，在枪击事件后表现出来的应变和声望，你拿什么和人家拼？你这是唱戏的骑马——不（步）行啊！ 一些民主党人开始行动起来。到目前，已经有24名民主党前议员发了公开信，呼吁拜登退选让贤，有11位现任民主党众议员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但拜登说，“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强迫他退选。 以目前的发展趋势，在11月与特朗普的对决中他必败无疑。而特朗普是个什么人，全世界都已经领略过了。 如他上台，民主啊灯塔啊啥的，岌岌可危。 而拜登，为了一己之私，就把国家置于危险境地。有这样一个顽固而自大的痴呆患者，真是国家之患啊。 拜登不退，美难未已。祝福美国人民吧。 文章来源：丰慢慢
月初，吉林发生刺伤四名美国人的事件。 月底，苏州发生刺伤两名日本人的事件。 看到凶手都是我的70后同龄人，我竟然不是特别震惊，因为从退出初高中和技校同学群的那一刻起，我对这个群体，早就失望透顶并同情至极。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70后的成长环境非常特殊。 由于文革结束之后的触底反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西关系进入蜜月期。 那几年，《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丛书，享受前所未有的热销，整个社会思想光谱既丰富又多彩。 可惜的是，当时，还在读小学和初中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到能够有意识地从中汲取精神养分。 九十年代初，我们升上高中，到了世界观形成的阶段，正要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中西关系却紧张了起来。 在那个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时代文字世界弥漫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中，我们完成了高中三年学业。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和非敌即友的世界观，几乎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思想钢印。 “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一切都是西方造的孽”、“国际关系，只有利益，没有友谊”，是他们笃信不疑的标准答案。 绝大多数同龄人的认知水平，连同我们的身高一样，毕业那一刻，就停止了生长。 人性的弱点之一是在潜意识里害怕否定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大都难以摆脱认知依赖和思维惰性。 除了遭受强烈撞击而主动或被动抹去钢印的少数人，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认知重构。 思想钢印一旦打上，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们只会主动强化这个钢印，只接受与原有认知相容的观点和信息，排斥和否定与原有认知冲突的其他观点和信息。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加，很多人不是在增智的路上越爬越高，而是在变傻的路上越走越远。年纪越大，愚蠢就越难医治。 1992年高中毕业，我和那一届的同学，分别带着各自的钢印，从此各奔东西了。 此后的二十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互之间几乎都处于断了联系的状态。 少数几个同学偶尔聚一聚，在聊到历史、现实与世界的时候，尽管分歧在所难免，我却始终以为，那个“敌我对立、非黑即白”的思想钢印，只属于个体。 2012年，毕业二十周年的时候，腾讯企鹅让我们重新聚到了一个QQ群里。 当整个年段四个班两百多个原本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脑袋，不分职业、地域和学历，皆携带锃亮的思想钢印，汇聚到一起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钢印竟然属于一代人。 1992年7月的高中毕业生，属于中国大学开始持续扩招之前的最后一届。高考难度仍然很大。考上专科本科的人，只占总人数不到10%。 即使是那有幸考上专科本科，或多或少还必须摸一点书的10%，思维早已严重固化，更不用说，那些带着高中学历踏入社会，从此停止阅读和思考的90%。 手机上网普及之后，自媒体的发展和大数据的推送，让他们越来越陷入信息茧房，脑子里的钢印变得越来越鲜明。 有一次，在聊到美国的时候，群里大多数同学都视美国为“与中国有着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的头号敌人”，还在读博士的我，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 我说，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矛盾，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但是，文明演进到今天，人类已经进化出了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它完全可以弥合国与国之前的分歧，调节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因此，存在利益矛盾，不代表就非得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都什么年代了，该摒弃这种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了。 话音刚落，群里嘲讽和骂声一片。学历越低，骂得越凶。 当然，这些骂声，或多或少掺杂了一些对我这个原本年段倒数第一的学渣，在二十年之后，却逆袭为年段最高学历人士的嫉恨。 有些人乘机跳出来，利用这个话题，赶紧抛出一句“读书读傻了”或“博士算什么”，以此贬低知识和学历的价值，化解内心的自卑感。当然，这属于本文的题外话。 那一天，我头都不回地退出了年段和班级两个QQ群，从此不再加入。 如今，我们这一代70后都活到五十出头的年纪了。大多数人手里只有中学学历，身陷中年困境，孩子又正要买房结婚。这群生活压力最大的人，偏偏都生活在小县城，很难有机会直接体会国际资本带来的好处。 他们明明享受了十几二十年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仍然无法理解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却毫不犹豫地把个人逼仄的生活处境诿过于“外国敌对势力”…… 文章来源：虞乐仲
这是好几年前关注过的事情，没想到近年来已经出了结局，今天再次看到新闻，还是忍不住想再吐槽一次。 当初网络上热议的时候叫“河北老人砸楼梯事件”，估计很多人还有点印象。 河北石家庄某小区一位大爷，把一单元的单元门封死，同时砸掉了一楼和二楼上楼的楼梯，因为楼上的业主不愿意给大爷交50万上楼费。 网络图片 这事情当时挺轰动的，除了二楼一户可以在地面上绑个梯子上下楼之外，3到7楼的业主全都被迫搬出了自己家，把房子空置在那里。 有业主向记者哭诉自己的痛苦，本来是学区房，借钱花光积蓄买来给孩子上学，结果房贷欠着，房子住不了，你还没处说理去。 所有问题的源头，来自于开发商和大爷签订的一份拆迁补偿协议，开发商就在协议中玩了个小心眼，把一楼和二楼的楼梯，算进了“补偿面积”之中。大爷发现问题后已经来不及了，房子被拆了，协议也签了。 可原本这是他跟开发商之间的问题，却由于斗不过开发商，甚至连人都找不到，大爷想到了好主意：既然楼梯是我的，那上楼的人全部得给我交钱，50万。 楼上住户都懵逼了，傻逼吧这人。此计不成，干不过开发商还能干不过你们，大爷心一横，直接把一楼和二楼的楼梯给拆了。不愿意交50万上楼费，家都让你回不去，损失更大。 网络图片 这些住户和大爷闹得不可开交，竟悲哀的发现真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起诉之后，法院判大爷修复楼梯，可楼梯修复后，大爷还是那句话：要上楼，先交钱，我有协议，楼梯是我的。 楼上的业主们实在没办法了，商讨每家出个几万块，凑够20万给大爷，吃点亏把这口气咽下去得了。 没想到大爷果断拒绝，50万，少一分你们就飞上去。 双方再次陷入争执之中，大爷一怒，又把楼梯给砸了。就这样，除了2楼一户在地面绑扎梯子每天翻窗回家之外，其他所有业主都只能无奈的搬了出去。 大爷赢了吗？ 没有，砸掉楼梯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利益，反而每天进出门要看着一大片废墟和裸露的钢筋。 业主赢了吗？ 更没有，家都没了，每天租房子交租金，损失更是离谱。 那谁赢了？只有开发商。 期间媒体也来调解过，但仍然失败，双方差点就打了起来。记者只能联系到开发商，开发商却说：协议已经签了，跟我们无关。 网络图片 这种“令人悲哀”的局面，维持了整整5年。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近年法院最终判了大爷败诉，故意毁坏公共财物以及侵犯其他业主权利，拘留15天，罚款5000元并恢复楼梯原状。 大爷输了个彻底，什么也没有得到；其实其他业主也有大量精力与经济的损失。但显然，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他们身上，我想这一点任谁都看得出来，这tm不摆明了是开发商的责任吗？ 开发商一手“巧妙”的协议，自己把利益拿到手就藏了起来，矛盾丢给大爷和业主们去争斗。底层与底层互殴，他们在一旁看表演。这样一出戏，竟然能演那么多年，我是万分诧异的。如果在大爷和开发商的矛盾出现的第一时间，官方直接介入，谁违规谁赔偿，把问题解决了，楼上的业主们又怎么会遭到无妄之灾？ 说穿了，拖那么长时间，让那么多人受到损失，都是监管和执法的缺失所造成的。 如此闹到最后，其实楼上的业主们并没有任何获利，甚至维权的也不彻底。而大爷同样如此，他做错了事，也受到了惩罚。但他受到的委屈，却拿不回补偿。 有趣的事实，逼一个原本受委屈的人，用违法的方式发泄内心中的不满，这样，有理变无理，问题就能跳过第一步来直接得到解决。 多省事。至于给谁省事，又给哪些人增加麻烦，则要另说了。 赤裸裸的民生问题，让人无奈又感到悲哀的现实。并且，这样看上去“小”，实则很严重的问题，并不少。 网络图片 这是今天某网友在微博上发布的视频，说中建三局拖欠工资，工人们到劳动仲裁局求助，结果不予立案，让工人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可工人们又说，信访办让来找你们，你们又不管，咋整？ 这皮球踢来踢去的水平，不进世界杯都可惜了。反观工人们呢？就像在打太极，左右求助都被推来推去，最后只得自学如何“打不倒”的生存之道了。 网络图片 另一名大v发布的视频更是如此，一群房子被拆了、今年安置费却拿不到的河南拆迁户来到办事处维权要说法，视频里她们大吐苦水，说跑了无数趟了，也不给他们解决。 知道的他们在维权，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群大妈阿姨们是在跑马拉松，一趟又一趟，铁人三项的本领都练出来了，悲哀的是始终未能进入终点线。 常有人吐槽我们的公务员数量很多，难道公务员的责任不是为群众服务吗？数量多又为什么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拖着不解决，效率堪比蜗牛；又或是把皮球踢的飞来飞去，像跟老百姓在玩一场“传球游戏”？ 如此现象，简直就与打电话在求助客服一样，动不动“请稍后再联系，我们会尽快推给下一个部门。” 民生问题不是“小事一桩”，而是“大事一桩桩”。这么简单却重要的道理，也越来越没有人在意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竹不倒
一、中国经济总体稳定增长，但也面临诸多困境 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虽然总体稳定增长，但同时也面临诸多困境，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有效消费需求和有效投资需求都不足。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从二十年前（即2004年）的8%，提高到现在的31%，但中国人口现在只占全球的17.5%，消费只占全球的13%，产能与消费之间存在比较大的缺口。 产能与消费缺口的一个后果是就业不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4年4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4.7%。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58万人，202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上升到1179万人，高校毕业生规模连年创下历史新高，就业压力还将持续。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24年1-4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926亿元，同比下降2.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9483亿元，同比增长3.5%。财政收入下降，或与企业盈利边际降温、土地出让金下降有关。一些地方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追缴过去的税款。例如，今年6月12日，上市公司博汇股份宣布停产，而在3月份，博汇股份收到要求补税5亿元的通知。 中央出台了许多刺激消费和提振经济的政策，但一些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2024年5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64.68万亿元，同比下降4.2%，为有数据以来最低值。M1下降主要是由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减少形成的，尤其是企业活期存款减少。企业定期存款是不算在M1当中的，而计入M2。企业为什么放定期存款，而不放活期存款呢？企业如果要投资，就要买原材料、支付工资等，需要开支票，而只有活期存款才能开支票，定期存款不能开支票，所以企业如果在短期内投资，就会放活期存款。现在企业投资意愿下降，而定期存款利率比活期存款高，所以企业减少活期存款，而放到定期存款去了。 房地产是经济下行的一个典型行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0632亿元，同比下降10.1%；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0.6%。房地产开发投资已经是自2022年4月以来连续26个月下跌。1~5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同比下降11.6%，其中住宅施工面积下降12.2%。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4.2%，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25.0%。今年5月17日，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多项重磅政策，包括首付比例下降，利率下限取消，地产信贷政策放松力度空前。但517地产新政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由于被裁员或降薪等原因，许多贷款买房的居民无力偿还房贷，弃房断供的居民越来越多，导致法拍房急剧增多。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法拍房挂拍总量达到79.6万套，创下新高。2024年1月全国法拍房挂拍10.04万套，同比增长了48.2%。 在投资方面，由于房地产行业仍在处于低位，所以总体来说产能严重过剩。以往可以通过投资拉动，但是中国的基建需求已经趋于饱和，例如高速公路和高铁里程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大幅度投资项目，可能会是巨大的浪费。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国A股市场持续低迷，上证指数多次跌破3000点。可以说，A股是一个亏钱效应爆棚、赚钱效应极低的市场。相比之下，美国股市、印度股市却连创新高。 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的估算，2023年相较2021年，居民部门的房产资产累计缩水约9.8万亿，银行理财累计缩水2万亿，股票累计缩水约5.4万亿，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行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居民部门不敢消费、预期走弱，加剧经济供需失衡的矛盾。 二、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严重偏低 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偏低。观察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只有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投资率（资本形成/GDP）则高了19个百分点。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了9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消费低、投资高的特点更为显著。 1983年，中国职工总工资占GDP比重最高为33.89%，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占GDP比重分别为62.45%和52.01%。到2022年，职工总工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居民总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24.02%、43.03%和28.62%。 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偏低，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因为大量增发的货币主要流向了央企、国企和地方城投，而不是流向民企和居民手中，广大的普通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来消费。 二是因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担心未来收入下降，而不敢大胆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预防性储蓄大幅增加。 三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 现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表面上宽松，但只是把钱发给了企业而没有发给家庭。如果企业对于消费市场和人口趋势持续悲观，那么企业并不会增加投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发钱给家庭。所以急需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消费政策，把新增的货币直接发给家庭。 三、给家庭发钱，采用财政赤字无需担心通胀 有人担心，给家庭发钱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看产能是否有余力以及就业是否充分。现在中国恰好处于产能过剩、就业不充分的阶段，所以通过刺激消费，可以把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利用起来。中国现在面临的并非通胀而是物价负增长，正好需要赤字财政刺激。当然，赤字财政并不能成为一种长期使用的方案，在通胀周期中可以适当回调。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也没必要将赤字财政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其具体的可行性。 在经济萧条周期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实际上就是著名的凯恩斯理论，在二战以后，凯恩斯理论已是得到普遍认可的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于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的适用条件，则是在通缩背景下存在需求和就业的不足，正好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局面。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赤字支出会有明显的乘数效应，而且不会引发通胀担忧。因此，用财政赤字发育儿补贴，将具有明显的拉大经济效应，还有利于长期经济创新活力。而且，直接发钱或者发消费券比降低利率等其他刺激政策见效更快。 所以如果希望靠发钱刺激消费，可以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对于有铸币权的主权国家来说，财政赤字可以向央行借债，这样的操作实质上只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数字，这就是所谓量化宽松。 以日本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多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持续攀升。根据IMF数据，1990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仅有69%，但1996年就突破100%，2009年突破200%，2022年则高达261%。横向来看，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政府债务率最高的国家。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大量财政赤字来维持就业和价格的稳定，成功维持了低失业率且基本没有通胀。 目前中国经济要担心的是通缩而不是通胀，物价下降会导致人们的消费意愿减弱。而且，物价下降了，却在暗中让个人和企业的负债增加了，因为持有资产实际价值缩水了，而对银行的抵押贷款却没有减少。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导致的经济衰退。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增发货币来避免通缩。 除了通过财政赤字方式发钱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筹措资金来发钱。毛振华教授今年3月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言，提出分批发放10万亿现金补贴（人均7000元，约1000美元）、减少10万亿基建支出的建议。从资金来源上看，有多种途径可以为现金补贴筹措资金。一方面可以动用国有企业一年的利润，2023年国有企业利润为4.6万亿元。另一方面可以对现有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将此前用于基建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将无效、低效的基建支出压降，转为居民部门的消费补贴仍有巨大空间。此外，还要破除“消费就是浪费”这一传统观念。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包括美国和中国香港在疫情期间经济维持了良性循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居民在现金补贴的支撑下避免了需求的收缩，其中香港每个居民发放约2.5万港币，美国为每个居民发放了约3400美元，消费对维持经济繁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四、给育儿家庭发钱是一举两得 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当前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已经逐步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有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刺激消费，我觉得其实发放现金更容易操作，而且并不会偏向个别商品和行业。更好的且更加公平的方式是发钱给育儿家庭，因为育儿家庭承担为社会养育孩子的负担，同时有助于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严重少子化问题。 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同时，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也面临下行压力。2022年生育率只有1.05，仅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从2017至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七年下降。根据七普修订数据，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1883万人，出生率为13.57‰。而2023年出生人口只有902万人，出生率只有6.39‰。可见，2023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不及2016年的一半，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 中国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国际普遍规律性的原因，例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年轻人追求个人的独立自由享受等等；但也包括国内特殊的原因，比如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过高，房价收入比过高、托儿所奇缺等因素。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而给育儿家庭发钱，是降低生育成本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可以看到的是，自放开三孩政策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出台或拟出台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远远不够，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也低于日本和韩国。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需要加大给育儿家庭发钱的力度。 网络图片 给孩子发钱，短期看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信心。如果把钱支付给了家庭，可以刺激、增加各种消费需求。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贷款政策，给到这些多孩家庭买房的话，更可以刺激房地产。长期看，人口的增加能够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为什么人口对于创新如此重要？首先体现在规模效应上。人口规模是创新的一大优势，一个人口规模大的国家中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优势。而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环境的持续向好，反过来也有利于整体生育率的提升，为人口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从回报上来讲，鼓励生育的钱从财政转移支付给了家庭，并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如果鼓励生育有效果，也就是说家庭因此多生了个孩子，那么只要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对社会的贡献大于鼓励生育的钱，就是有正回报的，也就是额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我们建议发钱刺激经济，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四万亿计划是不同的。2008年的四万亿，主要投向了保障性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而我们建议的发钱，是直接发给家庭，尤其是育儿家庭。给育儿家庭发钱比以往的基建投资更加有长期的回报。发钱刺激经济是否健康，最关键是要看是否会有长期好的回报，如果投资扩充一些过剩的产能或者一些低效的基建项目，未来就会加剧产能过剩，金融坏账等问题。但是给育儿家庭发钱不会引起过度投资，而是产生更多急需的新生儿。 生育福利的资金来源来自于全民税收，这对单身和丁克家庭是否公平？从长期而言还是公平的，因为孩子未来对整个社会的税收和社保的贡献，会惠及所有人，其中也包括不生孩子的人。现行的税收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实际是生孩子的人补贴了不生孩子的人，提供生育福利只是纠正了这种不公平。孩子是未来的创新者、建设者、奋斗者和纳税者，所以育儿家庭其实是在为国家的未来而辛苦地抚养孩子。给予这些家庭足够的补贴，不仅公平，而且必要。 五、给家庭发钱的具体政策建议 建议按照孩子的数量针对家庭发钱，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现金补贴：给予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予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给予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20岁。 二、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以上生育支持措施的财政支出，估计会占GDP的2%-5%。当前中国经济的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低迷，几万亿发给了家庭也同时提升了消费，孩子的相关消费可以带动了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相关产业。多了一个孩子需要买更大的房，更大的车，这正好可以拉动现在的消费需求。另外如果生育率提高了，有更多的人口，未来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预期就会比较乐观。人口规模是创新的基础优势，中国的在新能源领域的创新近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得益于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人才规模。 结论：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家庭的消费水平偏低，而根本原因又是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消费，也没有足够的钱养育孩子。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拿出几万亿来发钱给家庭（尤其是育儿家庭）。如果把钱发给了家庭，就可以通过家庭消费直达实体经济，立刻起到提振需求和抑制通缩的作用，还可以促进就业，形成经济增长的预期。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是暂时的，是可以通过适当的刺激需求和鼓励生育的宏观政策来解决的。长期来说，我们非常看好中国企业的科创能力的持续提升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