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幕僚长“投诚” 一国党又添“大将”
2026 年 8 月 5 日
马翔宇举报商务局集体腐败一事，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 公开说明很长，但总结起来，也就一句话： 祝局长下课，其余平安着陆。 在马翔宇举报的诸多问题中，只有串标、围标算是认了，而且锅都是祝局长的。 其他的什么被打压，推给了民主评议。 被请喝茶，推给了疑似涂抹海报。 被车撞，则是瓦匠的小电驴，和打击报复没关系。 总之，州府还是好的，商务局也是好的，只有祝局长出了问题。 网络图片 当然了，这份初步调查结果，也缺失了很多细节： 比如，为什么把马翔宇认定为烂尾楼业主，不让他去南京、北京。 比如，为什么马翔宇多次上访得不到回应。 比如，内定供应商和马翔宇指控的其他人士。 我在《从海瑞到马翔宇，挑战潜规则的路，怎么就那么难？》（点击查看）一文中剖析过， 挑战潜规则之难，难在哪里？ 难在个体想要用个人的道德力量，去挑战集团存在已久且深入人心的潜规则。 尽管老百姓支持，但上面能听到的，全是坏话。 而在官场上，老百姓再多的好话，都对挑战者无益，反而是能传到上面坏的话，能对他形成了致命的打击。 而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单打独斗的几乎都失败了。 海瑞和马翔宇的共同困境就是，以殉道者的身份去蚍蜉撼树，终究要被淹没。 网络图片 我们看《人民的名义》里面，沙家帮是怎么搞倒汉大帮的呢？ 绝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 而是先拉拢了以李达康为代表的秘书帮，再拉拢以侯亮平为代表的钦差帮，最后拉拢以易学习为代表的清流党。 最后形成合力，这才扳倒了汉大帮。 如果沙瑞金不是这样搞，那么结局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官拜二品的海瑞，尽管自己一身抱负，但最后却沦为光杆司令，一年之后被迫辞职…… 现在看来，马翔宇是好了，压着他的局长倒了，但之后呢？ 我的理解是，除非北京对他格外拔擢，否则以后工作上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网络图片 说完了潜规则，再说说“监督难”的问题。 从李佩霞到马翔宇，接连多起的网络实名举报事件，已经折射了当前监督系统的一个痛点： 正当的监督渠道，陷入失灵。 鱼死网破式地把事情闹大，成了有效途径之一。 而且这里要提一嘴，网络实名举报虽能掀起轰动，但成功比例并不大，不是人人都能搞成功的，具备高度的偶然性。 这就造成了“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两个痛点： 1 如果正常监督渠道失去了该有的作用和意义，那么所谓的治理体系也就会被瓦解。 2 大量的网络实名举报，势必会导致公信力的受损。 所以，根本的解决之策，还是在于疏通正常监督渠道这一环。 怎么疏通呢？ 一在吏治，二在程序。 吏治方面，必须要提拔干才、实才，实现内部换血，（参照汉东空降沙瑞金）。 改变选贤面向，敢用说实话、说真话的人，警惕一些善于溜须拍马的“两面人”。 程序上，要优化优化再优化。 从马翔宇的举报内容看，他的诉求多涉及到“程序正义”问题。 但很多时候，程序却失灵了——流程都是合规的，唯独公正没有了。 比如最近发生的“烟草局招收体育生”事件。 就要二级运动员，就要足球项目的，就要体育生。 但凡是个人，都知道里面有猫腻。 可涉事烟草局就说了，程序完全合规，没有问题。 网络图片 合规吗？确实是合规的。 国家没有法律规定招聘必须要招相关专业的，也没有规定招聘不能招体育生。 但这个合规得出的结果，群众都不能认可。 合法合规的程序贪腐，也是贪腐。 这就说明，程序虽然有，但漏洞太多， 而出现这些漏洞的根子还是：权、钱大于法。 网络图片 这里我们拿恒大许老板举例，为什么他一场篮球赛下来能狂砍几十分，比科比还厉害？ 赛制是没有问题的，对手也是有实力的。 但他就像万有引力一般，怎么摆烂都能拿到球。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网络图片 历史一再证明，运动式的纠察反腐，很难发挥长效作用，只有改革机制才是治本之策。 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有这样一段话： “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 五年前的可馨·许事件，至今还未落地。 而这一次，祝局长也扛下了所有。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无论是相关工作人员还是政府通报，都应当尽力满足公众的信息需要。 读特新闻8月2日报道，有网友日前发视频称，武汉江岸区塔子湖街道后湖大道附近发生地面塌陷事故。 当天下午，记者采访塔子湖街道办的接线人员询问事件的真实性时，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领导都去现场了。” 当记者想进一步询问塌陷原因时，工作人员反问：“深圳报业为什么要报道武汉的事情？” 从网友拍摄的视频看，本次地面塌陷范围很大，塌陷的地面上有被困的轿车，有高压线，近处还有楼宇和临街店铺等，让人担心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虽然目击者说现场没有人受伤，但它可能威胁到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地陷如果处理不当，或会发生次生灾害。 在这种突发情况下，武汉市民迫切希望了解有关地陷的资讯，武汉以外的人也有信息需求，所谓灾害当前，人同此心，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哪怕负责处置的部门单位不能一下子找到事故原因，调查需要逐步展开，但伴随救灾应急的阶段过程，发布信息，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也是职责所在。 从工作人员的回复看，街道的人都去现场应急处置了，说明临事的反应不算慢。在这种形势下，记者前来核实一些地陷的信息，工作人员哪怕不熟悉前方进度，也应该尽可能提供便利，比如给一下现场街道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这么做，并没有超出工作范围，实在是尊重公众知情权的本分。 问题是，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尽到信息发布的职责，反而觉得记者前来采访地陷是一种冒犯，乃至于反问记者“为啥报道”。 哪怕是站在街道的角度，这也是非常不得体、不正常的反应。说轻了，这是街道工作人员不懂工作流程，随意发挥，业务不通；说重了，这是侵犯公众知情权的立场问题。 抵触记者采访地陷，怀疑媒体的报道动机，好像只是微不足道的事，但如此不尊重公众在突发事故上的知情权，人们难免会多想一层：地陷是不是有其他人为因素？ 如果没有的话，为何有关工作人员要遮遮掩掩，抗拒媒体采访呢？对记者如此警惕，是不是因为他预先知道了什么，所以才这么紧张？ 网络视频截图 根据以往的其他案例，尽管地陷的原因多种多样，发生在城区的事故，很多都与过去的或正在进行的施工有关系。 记者采访得知，武汉正在施工的地铁12号线穿过地陷所在的区域，那地铁施工与地陷有没有因果联系，是外界首先想确认的，至于具体原因反而摆在第二位。 因为武汉街道工作人员的那番话，武汉地陷这件事备受关注。在事件影响陡然放大的前提下，也不排除当地会很快发布相关通报。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地陷，公众从知情的角度探寻这方面的信息，都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无论是相关工作人员还是政府通报，都应当尽力满足公众的信息需要。 假如地陷与地铁施工有关，人们必然会追问施工的科学性与组织管理能力，然后又会进展到问责的那一步。 由此可见，地陷的知情权与社会的监督权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知情才能更好地监督公共项目是否被正确地执行。 所以，武汉地陷发生后有关工作人员不必要的警惕心理，反映出基层对公众知情权的认识不到位，缺乏诚恳的尊重，认识水平与执行力都远远没达到社会的基本期待。 由于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少人担心，武汉地面塌陷发生之后，公众知情权也会随之“塌方”。如果有及时、坦诚的通报，或许可以化解这种担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 61岁倪夏莲 VS 23岁孙颖莎 ” 八零年代末，一个叫蔡振华的男人决定回国，一个叫倪夏莲的女人决定出走。 他们都是乒乓球人，都是乒乓界的一时之选。这是倪夏莲的第二次出走。三年之前，她厌倦了竞争主力名额的勾心斗角，决定离开国家队。这是蔡振华的关键一步。许多年后，他将掌管小球大球的荣誉锁钥，一时风光无两。 他们是同龄人，生于一九六零年代之初。他们的命运，像两粒乒乓球被抛掷空中，触及球拍的一刹那，弹射出两条永不相交的曲线。不同的是，倪夏莲将球拍握在自己手中，而蔡振华却将球拍交给了别人。 1 球拍是倪夏莲的命，她总是握得紧紧的。 她曾很珍惜国家队的身份。在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之前，她在队里坐了三年冷板凳，几乎没什么存在感。她能留在国家队，纯粹是因为勤奋。许多年后，曾经的教练对倪夏莲说，当时之所以没将她退回地方，是因为看她太勤奋，捡球都是用小跑，卫生打扫都是第一名，不忍心开除。 倪夏莲是上海人。小学毕业时，她想进江湾体校。教练看她个子矮，拒绝收下她。她哭着求教练，说自己还没长大，但教练说她父母都不高，对她没信心。恰巧，另有一个教练在看苗子，她参加了集训，靠第一名的成绩留下来。 倪夏莲在《人物》杂志讲述了这段故事。这是一个小学生的求生欲，看到一丝丝机会，想尽一切办法抓住。在机会贫乏的时代，这份求生欲近乎本能。我生于一九八零年代，那时候体校来小学选人，我记忆犹新。 教练让男生站成一排，每个人发一张白纸，用食指和中指夹起来，然后将手臂伸直。大多数孩子笑场了，只有一个孩子憋着气，憋到满脸通红，一直稳稳举着那张白纸。最后，教练带走了他。他成了一名射击运动员。 大多数孩子意识不到，如果夹稳那张白纸，命运的后文将大不同。没有人意识到，那张空白的纸，就像是一张支票，可以兑换另一种命运。那是他们离改变命运最近的一次。 倪夏莲回忆自己第一次接触乒乓球，就是教练来学校选人，随便在学生堆里一圈，把她圈了进来。一个精彩的旅程就此开始。时代的浪涛里，人的命运很随意，就像乒乓球，被随意抛掷在空中。如果你将球拍握在自己手中，就有了上桌的可能。倪夏莲就是这样的人。 2 离开国家队后，她回到家乡上海，进入交通大学科技英语班读书。这是倪夏莲的第一次出走。 读了几年书，倪夏莲决定出国，到卢森堡再打乒乓。倪夏莲在卢森堡脱胎换骨。她到卢森堡之后，开始打快乐乒乓。她说在卢森堡学会了另一种哲学。她的丈夫告诉她，一起赢球当然很好，但也要随时准备一起输。 旅美作家陈之藩曾写过一篇《失根的兰花》，是中学语文课本里要求背诵的名篇。“国，就是根，没有国的人，是没有根的草，不待风雨折磨，即行枯萎了。”倪夏莲的故事恰恰相反，她是落地的莲花，逢其时遇其地，曾经风雨折磨，终究灿若夏花。 故园遥远，岁月静好。二零零八年快到来时，倪夏莲又一次出走。她要走出家庭，重新参加北京奥运会。同学少年多不贱。恰恰在那几年，从意大利归国的蔡振华，走下了小小的乒乓球桌，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当上了总局副局长。赛场上活跃的，都是蔡振华的徒孙。 从那时起，倪夏莲就是奥运会上年龄最大的乒乓球手。此后，倪夏莲就再没下过球桌，又连续参加了五届奥运会。那些金戈铁马的朋辈，那些鲜衣怒马的子侄，渐渐在岁月中淡成传说，倪夏莲却慢慢成了传奇。她在球桌上打败过福原爱，还曾创造过1小时32分44秒的最长比赛纪录。 3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巴黎奥运会，61岁的倪夏莲对阵23岁的孙颖莎，这是倪夏莲与故国的相逢，与岁月的会面。23岁那年，倪夏莲毅然决然地离开国家队，虽然领导信誓旦旦地承诺，下一届给她机会。但她不想再被别人掌握。她斗不过自己年轻时的身影，但她用另一种光照亮了过去的影子。 那位故人，早在东京奥运之前，离开了体育的中心，离开了小球乒乓，远离了大球足球，被安排进退休的轨道。他不再是地产大佬的座上宾，不再是奥运看台上媒体镜头的焦点。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巴黎奥运会之前，有媒体采访了蔡振华。 这位淡出媒体六年之久的乒乓名宿说，我喜欢别人叫我蔡指导，我为乒乓而生。可是，和挥汗如雨的倪夏莲比起来，谁才是为乒乓而生？ 如果有环境滋养，一个人的成长，可以是漫长的一生。倪夏莲正是如此。一九九一年，倪夏莲28岁了，她想退役生子。卢森堡国家队教练说，没事，生了孩子后打得更好。这样宽松的环境，让她延续着运动热情。 倪夏莲讲故事云淡风轻，但偶尔会露出岁月的狰狞。她在卢森堡造房子时，修了五间厕所。早年的匮乏和规约，给她留下了阴影。她在国家队时，常被分到没厕所的房间，因为夜里不方便去别人屋里，她就经常忍着。她说，有时候做梦都在找厕所。 这样的记忆并不独有，有谁没在梦中惊醒过？交卷的铃声响起，高考题目还没做完，答题卡还没涂写，那种杀出千军万马的焦灼和不甘，时常潜入梦来。 八零年代末，倪夏莲决定出走，三十多年来她一直在路上。莲花开在路旁，那些同行的人，如今早成看客，夏莲仍在开放。在她的第六届奥运会上，面对世界第一孙颖莎，她打得很轻松，第三局一度打出11-11。比赛间隙，她从丈夫手上接过可乐，喝了几口，非常可乐。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有马体育
“ 中国游泳队 ” 潘展乐大杀四方，“把所有人当场拿下”，成为100米自由泳冠军，为中国游泳队拿到巴黎首金。百米自由泳堪比百米短跑，是奥运会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在潘展乐一扫阴霾前，中国游泳队阴云密布。伤中泳——他国运动员中伤中国队兴奋剂问题，网民则忧伤中国泳队被针对，气氛很有些异样。 潘展乐赛后面对央视镜头的忿忿不平，说明队员心中有话要说。冠军给了他释放的勇气和机会，潘展乐和盘托出此前示好查尔莫斯，澳大利亚人却不搭理自己的花絮。 中国游泳队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对网民来说就是无金牌入账，特别是被誉为新蛙王的覃海洋，让网民破大防。作为世界纪录保持者，覃海洋200米蛙泳决赛都没有进，半决赛还是压线晋级，100米蛙泳第七，这个成绩，跟此前成绩落差挺大。 情绪高涨的网民宣称，中国游泳队被药检太多，奥运成绩不理想，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下水的航母太少了。按照他们的意思，最好在第一泳道安排一艘核潜艇保驾，第九泳道有一艘航母护航。 对于成绩“不好”，网友找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泳池水太浅。 巴黎泳池水深大概2.15米，比常用的3米池浅了一点，但也符合规定。 泳池建造商Myrtha Pools的总监认为：“没什么影响，这很大程度上是感知与现实的对立。”他说，“如果你和许多非常有成就的教练交谈，他们会说泳池至少要有 3 米深。但我们的大多数研究表明，任何超过 2 米的深度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一定的深度非常重要。但超过某个程度，回报就会递减。” 一位自由泳运动员直言，时间不重要，奥运会上最重要的是名次。运动员们普遍的看法似乎是，关于慢速泳池的讨论有点愚蠢。 大部分运动员，无论中外，觉得2.15米的水深，对成绩影响不大，而且，泳池条件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宁泽涛提供了一个信息，国内选拔赛的泳池是2米深，比巴黎还浅。“而且平时训练一般都是2米池，深浅影响不大。”另外，美国队国内选拔赛用的泳池深度是2.5米，按说他们受影响会更大。 覃海洋自己也说，与水池深度没有关系，“这问题我说过了，上次比赛池子和这差不多，还是状态没调整过来，不是泳池问题。” 说水浅影响成绩的，是本届奥运会坐镇抖音直播间的孙杨。 提到孙杨，第二个原因他逃不了干系。 第二，频繁的兴奋剂检测。 孙杨亲自砸碎样本瓶之后，不但自己被禁赛，还让整个游泳队蒙羞，公然对抗检测，贻人口实。 中国队遭受频繁的兴奋剂检查，在赛前就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重点。伴随着泳队成绩起伏，愈演愈烈，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 7月31日，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发布了关于涉及中国游泳运动员美雄酮代谢物阳性案件的声明，以正视听。 声明称：“《纽约时报》发布了题为《中国以“受污染”汉堡为由，在新兴奋剂争端中为游泳运动员洗脱罪名》的不实报道，再次对相关案件进行歪曲解读和断章取义。” 通过声明，可以了解到事件的一些细节。背景是2022年10月6日，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实施赛外兴奋剂检查，两名运动员的尿样呈极低浓度的美雄酮代谢物阳性。 “证据表明，这两名运动员美雄酮代谢物阳性是他们在外出就餐时，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了受到美雄酮污染的肉食品导致。”“所涉运动员在此案件中均无过错或无疏忽。” 此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另外两篇声明中还提到，2021年发生了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无过错曲美他嗪污染事件，“最终认定这些运动员的曲美他嗪阳性是他们在参加赛事期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了受到曲美他嗪污染的食物导致的偶发性、群体性事件。” 外媒和运动员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的一些不和谐声音，主要是这两起事件的涟漪。但世界泳联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给还是秉持无罪推定的原则，认定中国游泳运动员这两次都是无辜的。 官方的结论是清楚的。 张雨霏也在巴黎回应外媒，“世界泳联对中国运动员和整件事情调查了很多次，我们也接受了非常多的反兴奋剂检查。在来这次巴黎奥运会前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每个人大概被检查了20到30次，平均每个人一周要检查3到4次。” 巴黎奥运会固然池浅，但中文社交平台却庙小神灵大，随时随地发现新谣言。 一天尿检7次，这种弱智谣言开始满天飞。有些人是真信了，还特虔诚地分析自己一天能不能尿7次，被迫害妄想症大爆发。护主心切的网友，视力分辨率4K超高清，紧盯一切敌对势力。可惜，智力分辨率还停留在直立人阶段，永远年轻，永远刚下树。 中国队里里外外，都没有人说一天被尿检7次。 谣言肇始于前跳水奥运冠军高敏，她发博说：我个人认为一天7次兴奋剂检测成功干扰了我们中国游泳队。这源于她可怜地阅读理解能力，错误理解了一位号称中国游泳队营养师的人抱怨尿检太多的帖子。 巧了，目前这两条帖子都已经不见了。真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代表浙江游泳队参加过2021全运会的吴俊杰说：“一天七次尿检说实话有点带偏舆论了，按照正常运动员来说，比赛时基本都会尿检，一天1次到2次——上午预赛、晚上决赛这两次是基本都差不多的。一天7次尿检，这真是专家能说得出来的吗？” 尿检不可谓不频，毫无疑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就是在对中国队进行针对性的目标检查，原因不能再清楚了。反兴奋剂国际公约明确实施目标检查：目标检查是指定的检查，因为随机检查甚至是重点随机检查，都不能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运动员被检查到，例如，在短时期内运动成绩有显著提高的世界级运动员，以及那些接受同一教练指导，但队友中已有人被查出阳性的运动员，等等。 而且，“进行目标检查，并不要求必须提供合理的怀疑或相应的理由。”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检测频率，每年对运动员的检测次数，是没有限制的。对于检测时间，兴奋剂检查官可在任何时间及任何地点进行检查。但是可以预期的是，兴奋剂检查官会按合理的判断来执行任务，以避免给运动员造成不必要的不便。 抛开事实不论，网友的锅已经开了，水已经沸出来了。在本次沸腾中，苍蝇不叮无缝蛋，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么多人怎么专门找你，这种传统逻辑美德，被战略性放弃了。菲尔普斯们持证吃药的历史，成为网友反击的重点。 像持证吃药一样，因为吃东西而不小心中招，都是好说不好听的。最好能做到一视同仁。每一个珍惜职业生涯和名誉的运动员，都应该洁身自好，远离可能的兴奋剂风险。 但是，运动员在自己的国家，偶尔外出吃个饭就能中招，这比某个人主动服药，更丢人。主动吃药，丢的是自己的人；被动“吃药”，丢的是在座所有人的人。 罗雪娟说身后的泳池不干净，她还是保守了，她没说油也不干净，肉也不干净。还有庆大霉素呢，不过很多人不怕，因为他们早就聋了，听不见任何意见。 接受检查，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如果上百次的检查都没问题，那不正好打了质疑者的脸么？如果时间有不合理的地方，也要按照运动信访条例，跟相关部门反馈。在官媒的采访中，检测部门已经意识到，检测要尽量在常规时间进行，以免影响运动员正常的训练和休息。 张雨霏也坦承：“至于药检次数多，我觉得没有太大影响，只是大清早5点被叫起来检查会有点烦躁。”但早上五六点就突击检查，是历来存在的，谁都有可能早上被薅起来，这是个概率问题，况且也不是天天早上突检。 潘展乐破世界纪录后，不厌其烦通过港媒对外解释道，对中国泳队的尿检没有问题，直言相关次数传说是假的。“检查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一天就一次，有时候早上六点，或者中午一点，或者晚上六七点，都是在规定的时间内，算不上影响。” 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讲，这就叫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年轻人有一个好，就是很不上路，不屑利用浑水阴谋论，为困难找任何开脱理由，这点比不明真相却善于思考的网民，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张雨霏说，清者自清，清白者不应该有压力。中国游泳队的压力大，因为中国运动员，不仅要接受反兴奋剂机构正常的尿检审视，还要接受胜利主义者的道德审视、金牌审视。前者可以清者自清，后者却是刀上加刀。 与其谩骂外国人别有用心，不如加强食品安全，让自己吃得放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有马体育
我不止一次从身边的朋友那里听说，如果可以让生活更便利，更安全，他们愿意出让自己的隐私。每每我都很震惊，很好奇，为什么隐私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变得如此廉价了，难道他们没有需要保护的秘密了吗，难道每个人都光明磊落到愿意让自己的每一个秘密都让外人知道吗？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于7月26日正式公布，公开征求意见。 劳东燕教授表示，这个东西类似于“疫情期间的健康宝，治理思路上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将通过健康宝的社会管控日常化与常态化了。” 这就意味着你上过的每一个网页，发过的言，留下的每一个痕迹，都是可以去追溯的。这个就可怕了，因为我平时浏览过的一些内容，并不希望别人看到，哪怕这些内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私有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别人都能知道我看了什么，这感觉如同自己的卧室敞开，成为动物园，可以被随意观看一样。 这样看似更加方便于社会治理了，但是在透明的互联网上裸奔，恐怕会让互联网失去它应有的意义。正是因为虚拟化空间的存在，许多人才愿意把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不愿意讲的东西发出来，浏览他们想要的信息。 如果把每一个草蛇灰线，都以数据监管的方式给控制住了，那么大家在网上还敢乱看东西，还敢乱说话吗？换句话说，哪些东西又算得上是乱看的东西，哪些话又属于乱说的话呢？ 想起北大李植老师因为反对北大门卫制度，拒绝闸机刷脸进入，而是跨栏过去，与保安赛跑。 李植关心的是自由和隐私的问题，因为“大学自由出入是天经地义的”，以安全的名义设置一些人为的阻碍，看似让大学更安全了，同时也阉割了大学最为重要的自由精神。 而闸门刷脸技术，也是以个体出让肖像自由为代价的。 对于关心个体隐私的人来说，也许我们也应该像李植老师一样，从网号和网证上面跨过去。 只有我们自己觉得隐私很重要，那么制度设计者在考虑到安全和管理等问题时候，才会更加人性化。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把隐私当回事，那么直接上大数据技术不就行了，社会管理就变成一场木偶游戏了，相信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种形态。 对于网络空间的管理，难的永远不是技术，而是社会伦理。技术上想要达到网号、网证的效果，这个早就能实现了。问题是一旦开始大规模应用，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后续上的麻烦。一旦我们出让了这次隐私，那么以后的任何隐私，我们在出让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心疼。 黑客是个问题。 但是更加潜在的问题是，一旦全部透明化了，那些私有化的精神生活将会更加不受到重视。人们在阳光下而活，影子无处容身。但是我们的很大一部分人格，又恰恰是在影子之中的。保护自己的秘密，其实就是保护自己的尊严。如果你不怎么把自己当回事，我觉得出让也可以。但是那些依然重视个体精神生活的，还是要努力成为跨栏高手，就像逃跑的楚门一样。 文章来源：关尔东
7月26日，公安部、国家网信办发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共16条，明确构建一套网号、网证的申领、推广和使用制度等。持有有效法定身份证件的自然人，可自愿向国家统一建设的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申领网号、网证，其后在接受互联网平台服务时，可以出示网号、网证用于核验其真实身份信息，而无需向平台提供详细的个人身份信息。 此消息一出便引发诸多讨论。以出示经认证的统一网号、网证替代向平台提供个人实名身份认证信息，是否能减少平台超范围采集、泄露个人信息等问题？持网号、网证上网，会影响个人上网的自主权利吗？ 南都记者注意到，《征求意见稿》提及的“国家网络身份认公共服务平台”已有移动端版本推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于一年前上线，开发者为公安部，目前仍处在试点阶段，研究适用的应用场景包括互联网用户账号实名注册、登录，异常账号用户身份重新核验等。已接通这项身份认证服务的APP包括10款政务APP和57款互联网APP。 拟规定：无须向APP提供个人信息，可出示网证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显示，建成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以法定身份证件信息为基础的真实身份登记、核验服务，达到方便人民群众使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推进网络可信身份战略的目标。其制定依据包括《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 首先，《征求意见稿》解释了“网号”“网证”等概念的含义。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是指国家根据法定身份证件信息，依托国家统一建设的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为自然人提供申领网号、网证以及进行身份核验等服务。 网号是指与自然人身份信息一一对应，由字母和数字组成、不含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符号；网证是指承载网号及自然人非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认证凭证。网号、网证可用于在互联网服务及有关部门、行业管理、服务中非明文登记、核验自然人真实身份信息。 《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网平台接入公共服务后，用户选择使用网号、网证登记、核验真实身份信息并通过验证的，互联网平台不得要求用户另行提供明文身份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用户同意提供的除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撰文指出，从实操层面可理解为，自然人在互联网平台接受服务、从事相关活动，若依法需要登记、核验真实身份信息，可以考虑不再向平台提供详细的个人身份信息，而是提供从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经申请获得的网号、网证。 此外，互联网平台需要依法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但无需留存用户法定身份证件信息的，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仅提供用户身份核验结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互联网平台确需获取、留存用户法定身份证件信息的，经用户授权或者单独同意，公共服务平台应当按照最小化原则提供。 针对公共服务平台的个人信息收集权限，《征求意见稿》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超出为自然人提供申领网号、网证以及进行身份核验等服务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在向自然人提供公共服务时应当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并取得其同意。未经自然人单独同意，公共服务平台不得擅自处理或者对外提供相关数据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用户要求，及时删除用户个人信息等。 需要指出的是，《征求意见稿》强调以自愿为原则，明确持有有效法定身份证件的自然人，可自愿向公共服务平台申领网号、网证；鼓励有关主管部门、重点行业按照自愿原则推广应用网号、网证，为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的身份登记和核验服务；鼓励互联网平台按照自愿原则接入公共服务，用以支持用户使用网号、网证登记、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等。 同时，为保证推广效果，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网信部门负责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的监督管理，监督、指导公共服务平台依法落实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国务院民政、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卫生健康、铁路、邮政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上述服务的推广应用和监督管理工作。 “持证上网”引发隐私安全和上网自由担忧，《征求意见稿》发出后，引发了不少争论。 沈岿认为，以向互联网平台提供网号、网证替代提供详细的个人身份信息，其好处包括有利于个人信息安全的最大化。原因在于，实际个人身份信息收集的主体越少，被要求超范围提供个人信息的可能性就会越小，收集、保存用户信息的主体泄露、非法使用信息的可能性也就会越小。 《征求意见稿》一方面以自愿为原则，另一方面鼓励有关主管部门、重点行业等推广应用网号、网证制度。沈岿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网号、网证的使用会越来越普遍，不排除网络平台将来直接要求用户使用，而不给选择的机会。 南都记者注意到，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声明显示，认证服务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互联网平台以落实“实名制”为由超范围采集、留存公民个人信息。这一效果能实现吗？ 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学教授赵宏认为，为了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而采取核发网号、网证新措施的默认前提是，由国家统一收集信息并进行身份核验，一定比互联网平台更安全。但事实是，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都会存在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滥用个人信息，甚至是通过信息对个人进行数据操控和数据监控的风险。 “如果只是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就认为由国家统一收集和核查就一定比私人企业更安全更可靠，可能并无法证立。”赵宏说。 沈岿也认为，该认证服务可能给个人隐私权和个人自主权带来极大风险。原本用户作为隐私被“零碎暴露”于多中心、商业化平台的网络存在，在网号、网证普及后，可能非常容易地在一个集中统一平台成为“完整裸露”的网络存在。 除了隐私安全担忧，网证网号制度带来的争议还有对“上网自由”的影响。 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认为，网号的推行，可能使个人在网络上的所有痕迹（包括浏览的痕迹）被“一网打尽”地轻易收集，就相当于给每个人上网时安装一个监视跟踪器。一旦有关部门不允许个人使用相应的认证服务，个人使用网络的权利便会受到限制甚至剥夺，丧失包括在网上发言、评论与获知信息等自由。 赵宏认为，网号、网证制度是将个人在互联网的所有浏览、发言和传播过程都与其真实身份互相绑定，相当于彻底消除发言者的隐匿性和神秘性。公众因为忌惮事后追责而谨言慎行，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网络“清朗”治理的效果，但其引发的寒蝉效应以及对言论自由造成的伤害也令人担忧。 沈岿强调，数字经济、网络社会的活力源泉，在于多中心而不是集中垄断。网号、网证制度可能让用户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这种自我拘谨、自我束缚的现象不利于激发数字经济活力、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而防止平台超范围收集、泄露个人信息等目的，完全可以通过既有的其他制度来实现。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则向南都记者表示，网号、网证制度其实只是想推行官方统一的身份凭证，类似于电子身份证，上网注册时出示，不用在APP上再提供更多信息，“没有更复杂的目的，不用太草木皆兵”。 67款APP参与“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试点，适用场景不一 根据《征求意见稿》，为自然人提供申领网号、网证的服务，主要于依托国家统一建设的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南都记者注意到，这一公共服务平台，已有移动客户端试点版本推出。 网络图片 一款名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介绍称，为落实国家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等相关要求，公安部会同有关部委组织建设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这款App的上线时间为一年前，开发者为公安部，目前仍为试点版。 苹果应用商店的版本历史记录显示，两个月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新增了支持未成年人申领的功能，一个月前新增了支持“网号+动态口令认证”等功能。 南都记者实测发现，申请个人网号及网证，操作流程分为四步：利用手机NFC功能读取身份证，再进行人脸识别，继而设置关联的手机号，最后设置一个八位数的口令。 网络图片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上写到，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有三大优势：首先是权威性，使用法定身份证件信息和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并结合生物特征等多个因子核验身份，确保结果权威可信；其次为安全性，不使用个人明文身份信息，避免被相关方过度采集、留存和冒用，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再次是便利性，用户使用智能手机便可核验身份。 官方信息介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服务主要用于互联网用户账号实名注册、登录，对存在涉诈异常账号的用户身份重新进行验证，网上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时的身份验证等场景。目前，已有10款政务APP和57款互联网APP接入该平台试点相关服务。 这67款APP试点的场景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如“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可实现“一键登录”操作，有的如淘宝、微信、小红书等，则仅限于异常账户用户身份重新核验的单一场景。 具体操作流程上，南都记者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测试发现，点击该APP的“网络身份认证登录”选项，系统会自动跳转到“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进行认证授权，再返回“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完成人脸识别验证。 据《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规则》，相关应用如需通过人像比对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由相关应用自行采集人像发送至“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完成比对后，“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将删除人像信息。 网络图片 而在一款用于航班查询的“航旅纵横”APP上，如果选择“网络身份认证登录”选项，最终仍然需要再度绑定手机号才能完成注册。和仅需绑定手机号的一般注册流程相比，网络身份认证的操作步骤更为繁琐。 对于“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收集的个人信息，官方表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等要求，建立了安全管理体系，采取数据传输加密、去标识化处理、认证日志隔离存储、访问权限最小化、智能终端本地加密等安全措施，保护用户个人信息不丢失、泄露、毁损及未经授权的访问、使用。 外界的担忧在于，“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是否会通过网号及网证，收集用户在其他第三方平台的浏览记录等个人信息，对用户实施监测。“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的客服向南都记者回应称，不会收集用户在第三方平台上的使用记录等信息，只提供身份核验服务。 如果用户想注销网号，可直接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上操作。据该APP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规则，用户主动注销网号时，将在后台立即执行相应操作，除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保留的信息以外，将立即删除用户个人信息。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财富梦碎了” 杨洁的房子没了。 按照设想，她的退休生活应该是在乡间的自建别墅里，有着衣食无忧的小日子。 57岁的她理应具备优渥生活的资本：受过良好教育，曾经营一家笔厂，家境殷实。她住在杭州市桐庐县，精装大两居，里面摆着不少红木家具。 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让杨洁的忧虑变多：房子造不动，还背着债，每月还得担心借款逾期。 这一切要从一个致富故事讲起。 几年前，县里人都说，在一款名为“买卖通”app里购物，能得到3倍积分，这些积分能兑换成等额现金。 简单的理解是，在平台花100元，不仅能得到产品，还能赚到300元。 买卖通app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杨洁不是没怀疑过。但她的朋友都买了，账户里不断进账的记录让她相信，“真的有这种好事”。 于是，她先后投入了80多万，账户里100多万积分等着换成等额现金。 但杨洁终究等来了一场骗局和一堆数字。 时代周报记者获得的桐庐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显示，这等“好事”被定义为传销：“多名省市区级代理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以获得加入资格，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胁迫他们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根据起诉书，“代理”通过培训课程讲解、模式讲解、口口相传等形式发展下线，有“代理”发展VIP会员最多达到1489人。 2023年，10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桐庐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显示，该10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 经过两次公开审理，2024年7月30日，桐庐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判决，经庭审质证，被告人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至此，“买卖通”为杨洁们编织的财富梦彻底碎了。 01 “用钱生钱”的故事 直到今天，杨洁依然无法清晰地说出，自己是如何被买卖通“掏空口袋的。留在她记忆的是一个个关键词：抢单、升级、提现…… 但她记得最清楚的是朋友的话，“像我们这样的（子女不在身边）退休老人，靠不了别人，没地方赚（钱），得学会理财，用钱生钱”。朋友还打包票——保证赚钱，保证安全，保证不违法。 这些话术，对于杨洁这样的县城退休老人来说，确实有点吸引力——在县城，老人多数好面子，讲人情；想赚钱，却又困于年纪。 杨洁和丈夫都退休了，平常靠积蓄和退休金过日子；儿女各自成家，平常住在杭州，都有自己的生活负担，也没必要依赖他们；而自己的母亲生病，想着日常买点补品药品，算是有备无患。 纵然对“赚钱”的方式有所怀疑，但她想着熟人介绍，总不能是坑自己，不妨就试试吧。 第一次花了2000块。 买卖通购买界面 来源：受访者提供 那是2021年5月，杨洁在“买卖通”上买了几根人参，同时在app上获得了6000积分。按朋友的话，这积分就是等额现金。 但这钱要在“买卖通”上提现，得遵循一套复杂的规则。 杨洁得到的信息是，每天往APP里充值1700元现金，直到四天后存满了6800元，系统就会在第六天开始打款，每两天收益170元。 她一开始并不理解，但还是照做了，直到账户里多出了170元。她相信了这个“用钱生钱”的故事——前四天投进去的6800元，还安全地躺在账户里。 网络图片 在她看来，“买卖通”相当于第三方平台，钱在这里，既能购物，也能有积分，还能挣钱，更重要的是，随时可取回。 尝过甜头之后，杨洁开始和朋友一起出现在大大小小的项目推介会上。 2021年7月，一场名为“桐君百草全国市场启动大会暨答谢晚宴”在桐庐县城某酒店进行，参加的会员大概有四五百人。先是几位“高层”讲话，再有本地名人李金宝出现。 在桐庐，几乎人人都认识李金宝。杨洁说，那天李金宝背后的屏幕上展示了他“站台”的身份：桐君堂药业、食尚本草、德润全的董事长，以及桐君百草的品牌创始人。 “这些人口才都好得不行。”杨洁说。会议结束，作为会员的他们被安排了晚宴。摆上餐桌的有进口红酒、鲜榨果汁，还有龙虾、黄鱼。 后来，有退休老人在网上搜索“买卖通”等关键词，跳转出来的文章展示的是，“买卖通”董事长在陕西咸阳参加发布会；项目方还为许多老人规划了未来去往陕西、福建等地的参观旅行，“会报销机票酒店”。 种种细节，让杨洁们觉得，这个集团“真阔气”。 杨洁决定加码投资，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用多个账户，花更多钱买产品，拿到更多积分凭证，换出来更多钱。 她将留作建房的60多万尽数投入。按照她的理解，这笔投资能在一年内带来100多万的利润。而那些花钱买的产品，“反正百利无害”。 2021年9月前后，这样的“致富秘密”在频频举办的项目推介会上传递出去，甚至传到了附近的嘉兴、上海、绍兴等地。 那时，有个场景反复在县城里重现：早上八九点，5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涌向相同的地方。 因为年事高，他们对智能手机的操作并不熟练，只能聚在一起，相互帮忙或是由“老师”代为操作。有时是在某个办公楼，有时是在朋友家里。10点半前后，他们完成交易，急匆匆地离开。 县城退休老人聚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收益”。有人畅想赚到一定数额后，就去翻新家里的老房子，给儿女置办家具、彩礼。也有人还没想好要做什么，但总觉得，“有钱即心安”。 至于买来的各种产品，老人们多是心照不宣。 例如，一款以桑椹、火麻仁、冬瓜皮、枸杞子、玛咖粉等为主要原料的熟粉糕点，包装为“扳不倒”本草精粹果，在“买卖通”售价350元。 至于效果如何，没多少人在意。这些产品多数被摆在角落，“（积分）凭证才是我们要的东西。”杨洁说。 02 迷惑的“顶峰算法” 有人还是不愿相信这样的致富故事。 54岁的张梓对钱始终持谨慎态度，过去从未触碰过银行之外的任何理财产品。当朋友找来时，她一开始根本不信。但抵不过朋友的热情，她被一次次带去开会、上课、吃饭。 “上课”的场景，她印象很深。台上的“老师”叫童丽平，70年生人。 她在白板前有板有眼地说：“这是拥有金融牌照的现货交易平台，但跟股票交易不一样。股票交易在二级市场，有涨跌。我们现货交易，没有涨跌，只有买卖过程。” “老师”讲课的视频截图 图源：受访者提供 但张梓不理解：为何花2000元买东西，还会凭空多出6000积分的等额现金？ “老师”更强调“收益率”：“（2000元）相当于鱼钩，先投入，才能赚钱。” 她举了一个收益“最大化”的例子：在1个主账户下设5个子账户，这6个账户共计投入12000元，换来36000积分。71天后，叠加平台设置的佣金、奖励，再扣除手续费和产品成本，挣到32500元。 “你花了12000块钱，买了36盒产品吃，但是你赚了32500块钱。你说，这个生意好不好做？” 而6个账户投入的钱，还在账户里。“这个鱼钩不放出去，鱼就钓不上来；不想钓了，就把鱼钩收回来。这（鱼钩，指的是本金）是你的，这（鱼，指的是佣金、奖励）还是你的。” 看着与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老师”，用熟悉的县城口音，说着浅显易懂的挣钱道理，层层递进的方式很快降低了张梓的戒备心。细听之后，这种既能挣钱、又能保本的盈利模式，让她彻底放下了顾虑。 这套模式被称为“顶峰算法”，是“买卖通”的运作逻辑，来自陕西买通卖通商品现货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通卖通公司”），被福鼎牛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创科技”）引进后，用以产品销售以及推广。 在这一套规则里，有层级，有奖励，还有排行榜：初级、区级、市级、省级，分别对应5%-25%的返点。 “老师”没细说且被张梓忽略的细节是，她必须每隔4天就要重新投入6800元，以维持“仓位”，才有机会提取全部积分。 商业模式 图源：受访者提供 这像极了人们读书时常遇到的数学题：一个龙头往泳池里放水，另一个龙头从泳池排水，放完水需要多长时间。 只是，“买卖通”成了那个泳池，负责放水和排水的，是“张梓们”。 生活在县里的退休老人们不在意时长，他们的度量衡是钱，“投入1万多，能赚到3万多”。 他们积蓄不多，但有的是时间，也有长期积累的人脉。这自然成为项目推广的重点人群。 幸福的畅想没有持续很久。 第一次意外是在2021年10月中旬。按照规则，那天是提现的日子。10点左右，杨洁发现自己账户里的钱提不出来了。 几个群“炸了”，“会员”相互询问情况。“老师”解释说，“平台被一些恶意会员投机提现，目前遭遇资金问题，暂时无法运行”，让大家稍安勿躁。 有人嚷嚷着要去报警却被其他“会员”拦下。杨洁记得，有“会员”一直强调，报警会把平台封了，这样一来，大家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还有10多个人冲到办公室堵住“老师”。得到的回应是，平台版本可能要更新，从1.0升级成2.0。 那时，杨洁没太紧张，平台也曾经关闭过，快则一天，慢则三五天，但账户里的钱一分没少。 这次的风波没有延续很久。不到几个月，也就是2022年1月10日，平台2.0上线。那时候，“杨洁们”还能取出部分本金或提现。 休市通知 图源：受访者提供 直到2022年6月23日，买通卖通公司发出一份通知，称“平台进入休市”。有“会员”打开“买卖通”后看到弹窗的消息，也有人在名为“买通卖通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收到推送（文章现已删除）。 此后，再没有人取出过钱。8月，群里有消息称，有人去报案，警方立案侦查，几个“省级代理”和“老板”都被抓了。 当中，也包括给杨洁讲课的“老师”。前述检察院起诉书提到，经查，被告人童丽平系省级代理，2021年4月加入该传销组织，其于2022年8月2日被刑拘，后被取保候审。 判决书显示，童丽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03 精心设计的骗局 这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首先是那套加上柔光滤镜的“顶峰算法”。有曾为“省级代理”辩护的律师分析，参与者单个账户整体投资收益额在10%左右。若连续投资，返还本息均是自身的投入本金。 换言之，大量“会员”所取得的收益，并非是平台给付。 那么，是谁拿走了“会员”的钱？ 根据张梓的充值记录，收款方为“买卖通”，摘要为买卖通会员充值。而返利提现记录显示，钱款由买通卖通公司打入，交易详情备注为牛创平台提现。 收款记录 图源：受访者 被骗的人究竟有多少？71岁“会员”、退休教师李誉做过统计，县城约有近5000人参与其中，投资金额过亿。 时代周报记者7月30日获得的判决书显示，经鉴定，该平台数据中用户数为 10962个，下线层级 17 层用户订单总数 46097 件，订单商品合计超1.08亿元，仓单业绩金额合计超3.6亿元。 让这么多人愿意相信的故事，绕不开“桐君堂”——当地的百年老字号药企。 许多“会员”表示，如果只为赚点小钱，自己不会将全部身家押上。譬如李誉，他一再强调，“如果不是他（李金宝），我们不敢玩这么大，因为（我）投资的是桐君堂的项目，才不怕。” 李誉曾不止一次在“买卖通”项目推介会上见到李金宝。他说，要不是亲眼看到李金宝站在台上讲话，无论旁人如何鼓动，他都不会打开自己的钱袋子。 “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投资者曾在此参与活动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张梓说，不少关于项目的会议都在桐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旁的办公楼进行，购买的产品上多有“桐君”或“桐君堂”、“桐君百草”字样的标签。她向时代周报记者展示所购产品，多数标有“桐君堂”字样，生产企业显示为杭州德润全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扳不倒产品图 来源：受访者提供 她说，每次“买卖通”提现遇阻、更新换代的时候，“会员”听到的话术都是，“桐君堂在这里，跑不了”。 时代周报记者为此向李金宝求证。那天的见面在桐庐县城的一栋高楼办公室，与记者对话的李金宝，笑容温和。他留着三七分头型，指甲工整，包括那片寸长的小指甲。 当时代周报记者提出“桐君堂与买卖通项目之间是否存在利益纠葛”问题时，李金宝对此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起因是电商发展。“当时（2021年3月前后）考虑到电商这块我们自己做，也不是太（熟悉）。德润全的技术总监和总经理有个构思，包括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因为（桐君堂）有参股，所以他们来和我商量。” “我说可以，反正我们自己做不起来，但是我们不深度参与，就组建了一个新公司，桐君堂没有参股。当时双方有协议，产品委托德润全来生产。” 李金宝说，德润全在其中（买卖通项目）不存在非法获益，“（德润全）只是生产企业，卖产品，也是受害者。目前（食尚本草）还有50多万的货款没结”。 根据判决书显示，“平台上的产品是食尚本草公司委托浙江德润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桐君九宝’系列产品，资金结算都是通过陕西买通卖通公司进行。” 出现在推介会上的李金宝 图源：受访者提供 关于参加“项目”会议，李金宝说，自己出席，在台上说的是桐庐的药祖文化、桐君堂的研发能力等。 […]
7月29日晚，有人惊奇地发现，胡锡进的微博已经三天没有更新了。 他的最后一条微博，是27日下午4点发的，内容是关于中信建投的体育实习生。 网络图片 在这则微博里，老胡一反和稀泥的常态，要求“对于炫富公子哥提供‘坑爹’线索的”，要“一查到底”。他认为，“纪检监察机关可以按图索骏”了。 老胡发这则微博，是否通过某个渠道了解到体育生家庭更多的背景？我们不得而知。 这则微博发完后，老胡被人投诉，然后账号就这样了—— 网络图片 原来，老胡也不是只要念着口诀就刀枪不入的那种类型。 有人看到老胡这个处境，感到欢欣鼓舞，但我，却感到胆战心惊—— 如果连老胡都有可能，那解决咱们这种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怪不得我前天分析毛奇和李佩霞事件的文章阅读量近4万之后就被除掉了。 老胡被“进盐”，其实对他来说是好事——每天写几篇长帖子，好几千字，而且从文风看，大概率都是老胡自己写的。 这几天，老胡正好可以静下来，好好捊一捊思路。 985大学体育生网上炫耀之后，很多普通网友破防了，愤怒了。 网络图片 这位985大学华中科技大的一年级体育生暑期进入顶级投行中信建投“研学”，上班开保时捷，下班打高尔夫……结果不仅把自己今年的“研学”机会弄丢了，还害得招他的关系户被撤了职。 ——当然，这都是小事，今年不方便“研学”，明年可以再来；此处不方便“研学”，还有更好的地方。至于那位被撤职的关系户，临时顶一下，事过境迁之后，没准还能得到更好的补偿。 此事真正的危害在于，这位体育生无意中打开了一条门缝，让普通人有机会向金融圈这个神秘的所在看了一眼。 尽管这扇门立刻就关上了，但那一眼，我们就足以看清其中的奥秘所在。 坦率地说，作为普通人，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是感谢这位体育生的，他至少是质朴的、坦率的，还没有学会想一套、说一套、做另一套的专业技能。 但在胡锡进眼里，他的这种值得我们感谢的行为，属于“理应遭到谴责”的不道德。 网络图片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老胡写了一段长长的文字来论证体育生的不道德。 老胡这么说，显然是在搅混水。 他的意思是，这位大学一年级体育生开保时捷上班也好，下班打高尔夫也罢，哪怕通过关系违规进入顶级投行“研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该把这些事儿让咱们这些普通人知道。 把自己的奢华生活展示给“境遇多舛”者看，很残忍，会带来“社会性刺痛”，所以是不道德的。 老胡的这种观点，表面上确实有一些文化和人性的基础。 40多年前，我还很小的时候，物质是非常匮乏的。每到夏天，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饭菜——白米饭，炒韭菜，冬瓜汤，日复一日，我和小伙伴们都捧着饭碗聚在河边的柳树下，一边吃饭一边说笑打闹。 如果哪天某个小伙伴没有把饭碗捧出来，大家就都心照不宣地知道：他家今天开荤了！ ——当别人都在嚼老韭菜时，你吃肉就是老胡所谓的不道德，会给他人造成“社会性刺痛”。 英国作家肯·福莱特在他的史诗巨著《世纪三部曲》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德国投降之后，某天晚上，在柏林一家餐馆外面，透过落地大玻璃窗可以看到英美军官在里面品尝美酒佳肴。 网络图片 餐馆外面聚集了一大群饥肠辘辘的德国妇女和孩子。 一名大快朵颐的军官无意中发现外面聚集了很多人在看他们吃饭，他愣了一下之后，便让服务员把落地窗帘拉上了。 按老胡的观点，这位军官应该算是很有道德的人了吧。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几分钟之后，那些英美军官端着食物来到餐馆外面，把所有的食品都分给了现场的妇女和孩子。 这个故事不是肯·福莱特杜撰的，而是当时的一起真实事件。 从这个故事去看老胡，他所理解的道德，就是地主在饿肚子的人面前吃肉时，不吧叽嘴。 网络图片 网友们对这起985体育生炫耀的事之所以感到愤怒，不是因为他的富有，而是因为他所炫耀的生活，处处都透着不公正、不公平！ ——他进入这所985大学，只需要超过298分的分数线，而普通学生要想考进这所大学，需要600多分。 ——中信建投这家顶级投行，进入其中“研学”或实习，需要极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而他这个只读了一年大学的体育生，连最基本的保密要求都不懂，却能够通过违规方式进入其中。 网络图片 用不公正的方式进入大学，通过违规的渠道进入顶级投行，人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家的财富是通过正当合规的渠道赚到的？ 在我们眼里，富有和炫富都不存在不道德的问题，真正的不道德是—— 以不合理的方式赚取巨额财富，才是不道德； 以不公平的渠道窃取、掠夺本应属于他人的机会，才是不道德； 用虚假的昔日、苍白的明天诱骗别人放弃今天，才是不道德； 捂住别人的眼睛不让别人看事实，捂住看到事实的人的嘴巴，不让人说出事实，才是不道德； 把别人的人生，当作自己人生的耗材，才是不道德； 恬不知耻地说别人的坏话，死不要脸地说自己的好话，才是不道德； …… 老胡的文字，目的就是引导网友们不去思考这些真正的不道德，而把注意力放在体育生的炫富上。 他早就苦口婆心地建议公职人员、特别是干部官员的家人“低调做人”，不要胡乱显示“实力”。 网络图片 如果“实力”是凭自己的本事合法合规地赚来的，为啥要低调？为啥不能够依着自己的性情来做人做事？ 显然，老胡心里明镜儿似地知道，那些人——包括这位开保时捷、打高尔夫的体育生——的“实力”并不是凭本事、凭能力、凭实力赚来的，而是越过规则、以不正当的手段攫取得来的。 所以，老胡最终也如毛奇一般没忍住，把这番说了出来。 所以，老胡就被“进盐”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近距离2
江苏省昆山市血站202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到，查询该血站历年相关数据发现，单采血小板捐献人次在总献血人次中的占比在11%-14%之间。386名被调查的全血献血者，其中一半以上未来不愿意捐献单采血小板。 被俗称为“万能血”的O型血使用频率较高，容易缺少，而AB型使用频率较低，容易过剩。由于保质期短，用不完的血液也会因过期而报废。某血站的统计证实，报废的血小板中AB型血占比最高。 目前医疗体系中还缺少衡量血液管理效率的科学指标。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当考虑引入相关指标，帮助中心血库和医院更好地发现问题和持续改进。 躺在病床上的崔敬，异常紧张——尽量保持身体静止，不磕碰、不情绪激动，减少身体内外的出血风险。 这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2023年，家在北京的淋巴癌患者崔敬接受了CAR-T治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因后遗症膀胱出血需要补充血小板。血小板有止血和凝血、修复受损组织、血管生成等功能，在急救、外科、内科、妇产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得到应用。 崔敬的血小板计数曾多次低于20。正常人的血小板计数在100~300之间（单位为109／升），按照《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如果降至50以下，就应考虑输注血小板。 崔敬所在的这家医院的医生也会监测住院患者的血液指标，为血小板计数低下的病人申请输注血小板，但这家医院长期血液供应紧张，“有时候早上申请用血，下午就有了，有时候三天以后都没有”。 和崔敬一样，一些血液疾病患者正面临“找血难”的问题。目前在各种成分血（血液中的某一成分）中，又以血小板的紧缺最棘手。据银川电视台2024年7月6日报道，由于天气炎热献血人数减少，临床用血需求却不断攀升，银川市多家医院血小板库存量持续下降，血库告急。 与之对应的是另一组数据。国家卫健委2024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有1699.2万人次无偿献血，献血量达2892.1万单位，较2022年分别增长5.9％和4.8％，献血人次和献血量均创历史新高。 献血者和献血量皆创下新高，用血为何仍存困难？ 1 血小板紧缺，患者“想办法” 为了能稳定地用上成分血，崔敬选择自己“想办法”。从2023年2月份到6月份，他至少输注了150袋血液和成分血，每天要输1到2袋。 所谓“想办法”，指的就是互助献血。互助献血是无偿献血之外的一种补充手段，即由患者亲友献血，再定向提供给急需用血的患者。为了更快输上血，崔敬的用血中有85%左右来自互助献血，其中只有五分之一来自亲友和爱心人士，剩下的都通过俗称为血头的血液黄牛解决。 每次用血，崔敬先通过病友群等渠道联系上血头，血头会安排献血者来到患者所在医院进行互助献血登记，献血者报上崔敬的名字、身份证照片后，到院方指定的地点献全血或单采血小板。事后，崔敬再将献血者发来的献血证照片提供给院方，就能使用等量的血液。每次用血，崔敬需向血头支付一千至两千元不等的中介费。 四川省一所三级医院的血液科医生王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变了味的有偿互助献血会破坏用血公平，间接提高用血者的成本。早在2018年，原国家卫计委便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叫停互助献血。但在用血需求量大的一线城市，有偿代献血现象并未禁绝。 “存在即合理。对我们病人来讲，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崔敬说。 事实上，无法及时输注血小板，患者极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2024年5月1日，因血小板计数低，一位71岁的浙江白血病患者在华东某市一所三甲医院入院治疗。入院检查单显示，患者当天下午的血小板计数仅有15。 然而直到5月3日上午，患者仍然没有输上血小板。此时她的血小板计数已经低至12，出现了脑出血症状，陷入昏迷。医院随即为其进行了开颅手术，当天晚间，患者被宣布死亡。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脑出血血肿扩大。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录音中，当地卫健委一位官员解释称，在需要紧急输血的情况下，该市中心血站能够在当天就配置血液，送到医院。而在常规流程下，血站是依据医院预约情况进行配置，隔天送达。在这起病例中，患者没有进行性出血和活动性出血，因此走了常规流程。医院于5月1日、2日两次向血站预约用血，到了3日中午血液送达，但为时已晚。 2 愿献血小板的人少了？ 与献全血相比，愿意献血小板的人更少。 江苏省昆山市血站2023年9月在《中国输血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查阅昆山市血站历年相关数据发现，单采血小板捐献人次在总献血人次中的占比在11%-14%之间。此外，文章调查了386名全血献血者，其中一半以上未来不愿意捐献单采血小板。 南方某城市血液中心负责人徐和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捐献血小板对捐献者的身体条件要求更严格，如捐献者需要符合特定的血液检测标准，甚至对血管也有一定要求。这些都会影响捐献者的积极性。 由于血小板有着易凝结的特性，因此单采血小板需要将捐献者的全血抽出来后，用分离机分离出血小板，再将剩余的血液回输给捐献者。这一过程循环往复，需要6-10次才能分离出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因此捐献一次血小板需要数小时，相较之下，献一次全血只耗时10分钟左右。 除了用机器采集外，血小板还可以从全血中手工制备。但单采血小板的白细胞和红细胞污染率低、纯度高、安全性高，因此更受青睐。 目前我国的临床用血以单采血小板为主，浓缩（手工）血小板仅起补充作用。《中国输血杂志》2023年的一项研究中选取了10家开展浓缩血小板制备的省级血液中心，发现各中心在2016年至2021年之间，制备浓缩血小板占全部血小板的比例在0.05%至11.04%之间。 采集血小板的设备与耗材价格不菲。南方周末记者查询中标公告发现，湖北荆州市中心血站采购的Trima分离机单价达到57万元，而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的采购项目中标公告中， Trima分离机的耗材成本高达937.2万元，数量共9960人次。计算可知，平均每人次的耗材成本为941元。 正是因为造价高昂，因此具备血小板采集条件的血站数量稀少。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卫健委2023年9月发布的无偿献血点位信息中，60个献血点位中只有11个能献血小板。 徐和表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复杂手术和治疗方法得到应用，献血量增长的同时，用血需求也在同步增长，“血液保障能力与临床用血需求还有一定差距，供需矛盾依然比较突出”，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生育政策的放开，未来用血需求还将大幅增长。 显然，在有限的条件下，血液中心首先要尽可能调动献血者的积极性。徐和表示，血液中心的经验包括：在人流量大、交通便捷的区域设置成分献血屋；成立服务意识高、知识储备丰富的招募团队等等。献血达到一定量的无偿献血者，还可以享受免费搭乘公交地铁，免费游览公园、纪念馆等场所，到公立医院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等优惠。 3 一边供应紧张，一边过期报废？ 不过，血液的供给也并非越多越好。由于保质期短，用不完的血液也会因过期而报废。 广东省茂名市中心血站曾统计2018-2021年的临床供血数据，发现2019年手工血小板的报废量最高，达到1001.5个单位（平均每200毫升血可以制备1个单位的手工血小板）。相关研究发表在期刊《广州医药》上。 “血库合格浓缩血小板报废原因为无临床医院约用过期报废。”文章中写道，“在等待期间，患者血小板上升好转、病人放弃治疗出院医院未及时打电话取消等原因，造成血小板过期报废。” 供应紧张的血小板，为什么会出现过剩浪费现象？首先，与保质期30天的全血相比，血小板的体外保存时间只有5天。而且还需要2天时间完成相关检测，最后留给医院再调配到临床使用的时间非常短，往往只有2-3天。 这意味着血小板已经属于易逝品——即生命周期短的产品。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周伟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类似生鲜、牛奶这样的易逝品管理一直是个供应链难题。而血液的供应链涉及献血者、血站、医院输血科、用血科室等环节，其中每一环的供需对接都存在迟滞且不精确的情况，这使得血小板的管理更加困难。 除了直接报废外，血小板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偏型。徐和表示，被俗称为“万能血”的O型血使用频率较高，容易缺少；而AB型血使用频率较低，容易过剩。上述茂名市中心血站的统计也证实，报废的血小板中AB型血占比最高，在2021年达到71.99%。 4 供需精细化管理，解决信息不对称 增加献血量的同时，加强对血液供需的精细化管理显得更为紧迫。 2018年，周伟华曾接到过香港中心血库的求助。该中心面临两个血小板管理难题，一是无法平衡一般用血与紧急用血这两种需求——把多少血液送往下游医院，多少血液留作紧急使用。二是不知道该如何决定每天采集和生产血小板的数量，也无法预估当天的采集量。 类似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在医院输血科和用血科室之间也存在。输血科负责统计各个科室报送的用血需求，汇总后再向血液中心申请。“每个病例的紧急程度不一样，在库存不足的时候该优先满足谁的需求，如何平衡全院的用血，全凭输血科主任脑中的经验。”周伟华表示。 南京市一家医院的输血科主任成蕾采用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保证危重病人的用血，比如车祸重伤的急诊患者。但有时把握用血指征并不容易，“比如有的病人血常规检查正常，但腹腔内已经在慢慢出血，这时候就要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根据血压等指标综合判断”。 成蕾的另一项工作是把关临床科室的用血需求，保证合理用血。库存紧张的时候，临床科室为了满足需求，有时会多报用量，这种现象在管理学上被称为“供需博弈”。“这种时候就要多沟通，互相理解，一起克服困难。” 有医院已经尝试赋予输血科更大的权限。南方周末记者查询了解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发布的《临床用血管理制度及技术操作规程》规定，在缺血的情况下,输血科会同医务部门经过分管院领导批准，可以紧急调整用血指征，将部分内科患者的用血指征从60克/升下调到50克/升，外科从70克/升下调到60克/升。 周伟华团队最终使用了随机动态规划的数学方法，引入诸多相关参数，对采供血的决策过程进行建模，形成了一套成分血采集与分配算法，能够给出血液采集、生产、需求、供应的预测量，帮助采供血单位进行科学决策。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了管理学领域的国际顶级刊物上，并在两家浙江的三甲医院试用。 目前，徐和所在的血液中心会根据医院近三天对各血型机采血小板的需求情况，动态调整各血型的预约人数。如遇突发需求，工作人员会致电加强招募或者劝退献血者，确保临床供应的同时避免血液浪费。 周伟华表示，目前医疗体系中还缺少衡量血液管理效率的科学指标。相关部门应当考虑引入相关指标，帮助中心血库和医院更好地发现问题和持续改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从三聚氰胺到混合油事件，公众惊愕，失望，愤怒。食品安全是个老问题，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丑闻就没断过。这年头消费者还能相信谁？ 俾斯麦说过，爱吃香肠，千万别看制作香肠的过程。老祖宗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包含着某种苦中作乐的豁达。 食品工业不会比小农经济差，乡镇的小作坊榨油，问题只会更多，卫生条件更难保证，黄曲霉素超标。而且你看涉案货车的轨迹，很多也是卖给了地方小厂和油坊，哪有那么多纯手工？ 还是要相信现代食品工业，相信市场，相信品牌。 品牌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至少可以保证出了问题，可追溯，可投诉，可问责。食品安全上，无论是否有苏丹红，肯德基总比大排档靠谱一些；无论后厨有多少老鼠，海底捞总比路边摊卫生一些。草根老百姓除了默默忍受之外又能如何？ 现代社会的食品供应体系，品类太繁，链条太长，每个环节都需要市场分工协作，是一个超复杂系统。确实防不胜防，三聚氰胺问题出在奶源，奶农主动掺加，这是心照不宣的行业潜规则；食用油是运输过程中，大货车司机为节省费用，不能做到专罐专用，这也是行业公开的秘密……未来肯定还会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环节，突然爆出丑闻，这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代价。 事发之后，反而简单，刑拘、道歉、召回、赔偿、像三聚氰胺案一样建立行业赔偿基金，但都是事后救济，吃都吃了，于事无补。 如何才能最大程度避免食品安全事故呢？ 主流观点有二：一是认为政府监管不力，主张加强监管，严刑峻法；二是认为商家诚信缺失，没有流淌道德的血液。关于监管说和道德说，实质是把食品安全问题归责于政府和企业，我认为这种论调是轻率的，只是一种受害者心理的外部投射，必须寻找一个替罪羊才能心理平衡。 错误都是贪婪的资本、腐败的官僚造成的，作为一种发泄渠道过过嘴瘾未尝不可，但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寻求解决之道，无疑是缘木求鱼。因为好的食品是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监管和教育出来的。 反对加强监管论：我们的政府监管不可谓不力，食品油爆出丑闻后，食安办派出联合调查组，这个机构都没听说过。地方甚至有馒头办公室、打击地沟油领导小组，各部门齐抓共管，可是食品安全问题照样愈演愈烈。症结何在？因为现代社会人们消费的食品种类成千上百万，生产厂商散布如繁星，政府同样不具备足够的信息搜集和控制的能力。我们会震惊地发现，这几年的食品安全事故，没有哪个是政府发现的，几乎都是消费者、媒体、网络率先发难，监管部门似乎永远后知后觉。呼吁加强监管，纯粹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路，只会导致更为灾难性的后果：设置更多的官僚机构、养活更多的公务人员、浪费更多的国民税款，增加更多的寻租机会。 反对道德血液论：道德血液论更加不值一驳。如果每个人是天使，就不需要市场和政府。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自利的体制，每一个市场的主体都是逐利的，亚当斯密说过：“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正是建立在逐利性基础上的自由竞争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你要想赚取利润，就必须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优质、更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 那么，食品安全靠什么？ 靠市场，靠法治，靠自由，要保障竞争自由、定价自由、新闻自由。 1）竞争自由 自由竞争很简单，开放市场，有德者居之，无德者淘汰。对内，放开民营企业准入，淘宝、京东、拼多多都可以切入生产端，雷军、马云、刘强东欢迎他们来做食品工业。对外，放开成品食用油进口，零关税，让消费者可任意选购国内外的各品牌产品。 在直接竞争下，国产品牌要么改进质量，要么破产关张。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央企国企垄断了行业，有恃无恐，大而不能倒，就算爆出天大的丑闻，也只是罚酒三杯，继续营业，消费者又能奈何？ 2）定价自由 如果是全行业的共业，那就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定价机制出了问题。 当初为什么奶农普遍添加三聚氰胺？因为按照当时奶厂采购的蛋白质检测指标，奶农养的奶牛产奶是不过关的，如果强行达标，饲养成本远远高出奶价，于是只能全行业掺假。 现在为什么货车司机普遍混装食用油与化工品？因为运价太低，专车专罐专用，成本太高，运一趟食用油空车回来，可能就不赚钱，只有满载往返才有微利。此外，清洗油罐也有费用，干脆就不洗了，其实洗也洗不干净。这就像家里的一个尿桶，洗洗就当饭桶用？ 说到底，中国各行各业都太卷，卷价格而不是卷品质，供应商玩命压成本，砍费用，可是便宜没好货，看不见的地方只能给你偷工减料，无形中酿成大祸，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 所以要尊重企业定价的自由，该涨价就涨价，中国制造不能光打价格战，光靠成本控制，生产一堆廉价的垃圾食品，易粪而食。真正把品牌和品质当成生命线，让企业家赚取阳光下的利润，不要在暗地里偷鸡摸狗。 3）新闻自由 张雪峰说新闻专业没用，是实话，调查记者这个职业现在基本绝了。没有调查记者的恶果，就是没人揭黑，那么很多行业黑幕可能十几年都不为人知。 假丑恶，不会因为不曝光就自动消失。看不见，就不存在，那是掩耳盗铃。 网络图片 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美国同样也经历过。在十九世纪末，经济腾飞初期，野蛮生长，物欲横流，风气败坏，如同粪坑，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当时大众传媒迎来繁荣期，先是报纸，后来是无线电广播，电视则是二战后的事了，互联网更晚。各种报纸激烈竞争，为了博销量，就像现在博流量一样，狗仔、八卦、小道消息、揭黑扒粪、刺探名人隐私，因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啊。正是这些记者们乐此不疲的“扒粪”，给媒体赢得了“无冕之王”的桂冠，成为美国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 “扒粪运动”从不搞正能量，浑身负能量，涉及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揭发的黑幕也触目惊心。例如辛克莱是一名激进作家，他的纪实小说《屠场》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工作环境，恶心得老罗斯福总统把香肠都戒了。正是这些媒体坚持不懈地扒，客观上暴露出弊端，引发公众关注，推动社会改革。 网络图片 中国人就感谢互联网吧，现在有微博、微信、抖音、B站、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有随手拍照的智能手机，言论自由还存在一定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很难想象2008年三聚氰胺能变成街谈巷议的公共事件，可能像以往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一样被当地企业摆平了，那么我们至今可能还在喝三鹿牛奶。 任何试图对自由的削弱，都是在为下一桩灾难种下祸根。没有言论自由的褒贬，没有定价自由的保障，没有竞争自由的促进，媒体不能落实舆论监督，消费者不能表达自己的诉求，生产者不能赚取阳光下的利润，食品安全就是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 食品安全本质是个自由的问题。保卫食品安全，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监管和道德，而是人们的自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一座独立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