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憂AI衝擊電影業 官方新政恐掀失業潮
2026 年 11 月 9 日
2024年令整个世界最为令人振奋之事，莫过于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自此，民主中国阵线深感自1989年9月天安门大屠杀流亡海外在法国巴黎组建3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欣喜和振奋，川普的胜选就是2024年最大最好的圣诞礼物和愉悦，更是迎来2025年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肉眼凡胎可见的清晰前景。 The most exhilarating event for the entire world in 2024 was undoubtedly the outcom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November 5. Following this historic mo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eels a level of joy and excitement unseen since its founding in exile in Paris, France, in September 1989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Donald Trump’s victory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elightful Christmas gift of 2024, heralding a clear and tangible vision of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order in 2025. 民主中国阵线自成立起，35年来从未丝毫懈怠，前赴后继地费尽移山心力奋力完成数代中国人百年理想和夙愿，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然而，仅靠民主中国阵线艰苦卓绝的努力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民主中国阵线所从事的事业，与残暴的中共政权相抗，是一场人与兽斗，人与魔斗的角力。民主中国阵线以及所有对抗中共专制的各派力量之和都根本无法获胜。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DC) has never wavered in its commitment over the past 35 year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ave devoted immense effort to realizing the century-old dream and aspiration of building […]
01 归属感 刚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抗拒，但会有一点点胆怯，因为要主动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其实不是说我适应或者不适应，更多意义上，我确实暂时没有太多别的办法。 第一次送外卖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统给派了一个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难送，是易损品。万一碰坏了得赔钱，那估计要挣一两天。但我也没办法，只能小心点慢慢走。 那时，我还在一所职校教思想政治课。职校的学生太不好管了，抽烟打架。一个男生13岁，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长让他回来到这里上学，上着课，他就把前面那个女生的头发割了一段；两个人吵架，他又照着那女生的头扇了一巴掌。 最后只能报警。作为老师，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课。因为这门课不高考，学校又是民办的，要考虑利润、经营成本问题，这个课就变得可有可无。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后肯定会取消（这门课）。 我没有太多焦虑，但会去想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学一些技能。但像我们普通人，要学一个东西，需要碰见某个特定的机会，慢慢试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后只能去送外卖。当时我也想过送快递，但还得整一辆三轮车，好一点的电三轮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卖是因为家里本来就有一辆电瓶车。 刚开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会，提前适应一下。大概半年前，职校老师的那份工作就没了。我开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几二十单，每个月收入就3000块钱吧，加上家属的（收入），基本够家庭开销。 偶尔会遇到比较善意的人，就是打赏。一个男孩给一个女孩买水果，让我送到学校门口，但那个女孩要5:30才下课，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结果，那个女孩连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俩人应该是网友。就这么点事，那个男孩打赏了6块6。还有一些就是写错地址，离得近，我就给送过去。比较烦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让电瓶车进小区，只能走路进去。 外卖这个工作没什么特殊，网上讲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着。大部分时间，你都见不着人，门缝一开，伸出来一支手，闪一眼，把东西拿走就行了。 骑手们没事了会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远，拿了多少单。跑外卖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轻，说实话，可能也没上过什么学，只到初中毕业，五六十岁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实，我觉得外卖员不至于那么辛苦，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电车。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我们当地一个金属制造企业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买了房。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钱，后来考研，2012年考上了广西一个211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我很顺利地就到北京一个互联网大厂做内容运营。 但往后我没有走好职业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两年，虽然不能说那是最好的时候，但它有新鲜感。我做的内容纯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东西，因为每个小时都有要求，我们要审核多少条内容，工作压力不算大。 那时跟人合租，（房租）一个月3000多块，工资八九千块，每个月能剩一点，但最后也都被我花了。我没什么爱好，喜欢买一点零碎的东西，比如充电宝会买好一点的。我经常去知春路那个沃尔玛，我觉得超市还是比较友好的，多逛逛能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 有时候想起买房就没有归属感。夜里上到9点10点，走到楼下，还有灯是亮着的，到处都有人。我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小螺丝钉。门口的保安长期都是固定的那两三个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两年之后陆续走了，一般大家都会说“多多保重，以后常联系”这样。我当时也会感触，想想将来自己可能也会回去。2017年春天，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父母只说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没办法解决的，就还是回去吧。 02 选择与落差 回老家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积蓄，大概就几万块钱。最早我对工作满意的标准就是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块钱，但必须要交五险一金。 我找过行政、人力和文员。实话说，我原来是学管理学，但河南是农业大省，（安阳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都不发达。现在我们这跟互联网最相关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几年少部分的传媒公司在招公众号编辑。 有些工作属于“被动”离职。之前，朋友介绍了一个大专老师的兼职，做了大概一年，民办学校的学生没那么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职老师了。我还在物业公司干过，前台打杂修电啥都干，一个月3000多块钱，干了三个月，也是属于被动离职，因为老板安排了一个亲戚进去。 还有一些就是属于客观意义上的不合适。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待过三个月，进去以后让我写文件，内容就是公司的长远规划。但这个东西我显然不懂，它不是随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来的，写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实习期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事我确实不会。 前两年我在书店做过图书管理员。这是街上贴的小广告，当时去也是没办法，我暂时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钱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块钱。 很多人问我为啥不考公？我考过七八次，事业单位、公务员都有，慢慢放弃了。我数学不好，看那个题就跟外星文一样。每次结果出来也不会很失望，因为真的不会，比如数学的排列组合，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 ●大树的视频作品。图源@慢叔叔来看看 渐渐地，我觉得回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但那时的感受不像现在这样深。当时还觉得有希望。这也因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况，熟悉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少，经济也不是很发达，再怎么费力可能也就这个样子。 我也想过去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源。之前我工作过的书店，就是我从小买书的地方。它属于民营企业，从90年代到现在没倒闭，不说挣多少钱，但在这个城市里，不管是资源还是关系，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销渠道。我没有这些资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来。 做过的这些工作里面，比较满意就是书店管理员。它不算轻松，但我比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关，我的接受程度会快一点。比如我瞄一眼这本书，就大概知道它在说什么。 其实我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一部分时间在家闲着，一部分时间在寻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种事儿干，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做自媒体，最后也没有成。 自媒体能发财，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谁不想发财对不对？当时网上谣言太多，我就专门找一些辟谣的文章，直接复制过来，算是转载的一种。我从来没想过去做原创，直到这两年我才明白，做自媒体需要一个固定的形象，要持续不断地输出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脑子确实慢了一点。 事实上，虽然心里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会就行。不过，所有的落差都不如办公环境来得直接明显：有一回，我到一个医药工厂应聘人事。那个办公室就是公路边的一间民房，类似移动板房，只不过是砖砌的，周围没有楼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为环境本身，而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展就这样了。这也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得看见了才能感觉到，看不见就感觉不到，没有超前意识，想事情比较单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慢慢地，我就开始接受了。毕竟稳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会遇到需要钱的时候，所以，我短时间内就只能做这个（外卖）。这就是现实，你只能接受它。这种心态很像上学的时候，绝大部分学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对。 03 “接受自己的现状”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联系的一个男生在武汉，通过自学，现在在做程序员，但武汉毕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学在做管理层，有时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会想，这个差距是怎么造成的？ 当然现在去想的话，其实我应该在（回老家）时找人指导，或者多问，了解清楚当地有什么产业，可能（境遇）会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较体面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和老师，如果想好要回老家，当初就应该学文学专业，回来当老师，这个规划就会好一点。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对某个具体的选择后悔，而是后悔一直在变的状态。 这几年我想明白了几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从事一些跟实体相关的工作；第二这个工作可能必须有人带着你，他可能愿意跟你说某些事情。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生的际遇被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一个好同事，一个好领导；还有家庭因素，比如说开公司的同学，家里一直以来都在做生意。 家里人（对送外卖）没有太多想法，觉得只要合理合法挣钱就行了。我爱人在辅导机构当老师，送外卖之前，我跟她提过，她没有太多特别的反应，就说去吧。有时她也会劝我去当老师，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但你要重新捡起初中的课本，我一般会说没问题，有时间会看一下。 除了家里人，没人知道我在跑外卖。我跟以前的同学都没怎么联系了，现在联系最多的就是一个在超市做拣货员的男生。过年的时候，亲戚会问，父母都说我在当老师，因为我以前确实也做过老师。我比较能理解，这也很正常，毕竟外卖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我一般不会在家里穿（外卖服）出门，一般电瓶车走个三分钟（再穿）就行了。 从我们普遍的认知来说，外卖员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评论的下面，有人的说法很过分。比如会说，送外卖是走投无路的人才干的。至少还有这样一条路，怎么能说走投无路？其实外卖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无非就是天天在跑。 话说回来，某种意义上，外卖和快递可能是最稳定的工作，因为没有失业的风险。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劲去做，它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点左右出门，然后三四点回家歇一会，五点再接着出去，一般八点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较热闹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会怀疑读书的意义，读书跟挣钱之间的关系。但每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现在社会跟几十年前也不一样，职业高度细化，挣钱跟读不读书，确实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小孩，我觉得还是先让他上学读书，成绩要尽量好，毕竟他还是要往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较无力你知道吗？有劲没地方使，不知道要怎么使，往哪里使？这两年，这种感受特别强烈，随着年龄往上走，很多你会想得越来越明白。但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没什么意义，接受自己的现状。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个小超市，因为我觉得第一稳，第二可能相对离家近点，什么事都好照应。你看有大超市“完犊子”的，我还没见过家门口小超市完的。但这个事情估计挺难的，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万吧。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01 归属感 刚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抗拒，但会有一点点胆怯，因为要主动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其实不是说我适应或者不适应，更多意义上，我确实暂时没有太多别的办法。 第一次送外卖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统给派了一个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难送，是易损品。万一碰坏了得赔钱，那估计要挣一两天。但我也没办法，只能小心点慢慢走。 那时，我还在一所职校教思想政治课。职校的学生太不好管了，抽烟打架。一个男生13岁，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长让他回来到这里上学，上着课，他就把前面那个女生的头发割了一段；两个人吵架，他又照着那女生的头扇了一巴掌。 最后只能报警。作为老师，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课。因为这门课不高考，学校又是民办的，要考虑利润、经营成本问题，这个课就变得可有可无。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后肯定会取消（这门课）。 我没有太多焦虑，但会去想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学一些技能。但像我们普通人，要学一个东西，需要碰见某个特定的机会，慢慢试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后只能去送外卖。当时我也想过送快递，但还得整一辆三轮车，好一点的电三轮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卖是因为家里本来就有一辆电瓶车。 刚开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会，提前适应一下。大概半年前，职校老师的那份工作就没了。我开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几二十单，每个月收入就3000块钱吧，加上家属的（收入），基本够家庭开销。 偶尔会遇到比较善意的人，就是打赏。一个男孩给一个女孩买水果，让我送到学校门口，但那个女孩要5:30才下课，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结果，那个女孩连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俩人应该是网友。就这么点事，那个男孩打赏了6块6。还有一些就是写错地址，离得近，我就给送过去。比较烦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让电瓶车进小区，只能走路进去。 外卖这个工作没什么特殊，网上讲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着。大部分时间，你都见不着人，门缝一开，伸出来一支手，闪一眼，把东西拿走就行了。 骑手们没事了会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远，拿了多少单。跑外卖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轻，说实话，可能也没上过什么学，只到初中毕业，五六十岁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实，我觉得外卖员不至于那么辛苦，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电车。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我们当地一个金属制造企业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买了房。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钱，后来考研，2012年考上了广西一个211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我很顺利地就到北京一个互联网大厂做内容运营。 但往后我没有走好职业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两年，虽然不能说那是最好的时候，但它有新鲜感。我做的内容纯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东西，因为每个小时都有要求，我们要审核多少条内容，工作压力不算大。 那时跟人合租，（房租）一个月3000多块，工资八九千块，每个月能剩一点，但最后也都被我花了。我没什么爱好，喜欢买一点零碎的东西，比如充电宝会买好一点的。我经常去知春路那个沃尔玛，我觉得超市还是比较友好的，多逛逛能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 有时候想起买房就没有归属感。夜里上到9点10点，走到楼下，还有灯是亮着的，到处都有人。我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小螺丝钉。门口的保安长期都是固定的那两三个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两年之后陆续走了，一般大家都会说“多多保重，以后常联系”这样。我当时也会感触，想想将来自己可能也会回去。2017年春天，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父母只说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没办法解决的，就还是回去吧。 02 选择与落差 回老家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积蓄，大概就几万块钱。最早我对工作满意的标准就是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块钱，但必须要交五险一金。 我找过行政、人力和文员。实话说，我原来是学管理学，但河南是农业大省，（安阳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都不发达。现在我们这跟互联网最相关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几年少部分的传媒公司在招公众号编辑。 有些工作属于“被动”离职。之前，朋友介绍了一个大专老师的兼职，做了大概一年，民办学校的学生没那么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职老师了。我还在物业公司干过，前台打杂修电啥都干，一个月3000多块钱，干了三个月，也是属于被动离职，因为老板安排了一个亲戚进去。 还有一些就是属于客观意义上的不合适。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待过三个月，进去以后让我写文件，内容就是公司的长远规划。但这个东西我显然不懂，它不是随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来的，写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实习期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事我确实不会。 前两年我在书店做过图书管理员。这是街上贴的小广告，当时去也是没办法，我暂时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钱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块钱。 很多人问我为啥不考公？我考过七八次，事业单位、公务员都有，慢慢放弃了。我数学不好，看那个题就跟外星文一样。每次结果出来也不会很失望，因为真的不会，比如数学的排列组合，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 ●大树的视频作品。图源@慢叔叔来看看 渐渐地，我觉得回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但那时的感受不像现在这样深。当时还觉得有希望。这也因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况，熟悉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少，经济也不是很发达，再怎么费力可能也就这个样子。 我也想过去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源。之前我工作过的书店，就是我从小买书的地方。它属于民营企业，从90年代到现在没倒闭，不说挣多少钱，但在这个城市里，不管是资源还是关系，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销渠道。我没有这些资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来。 做过的这些工作里面，比较满意就是书店管理员。它不算轻松，但我比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关，我的接受程度会快一点。比如我瞄一眼这本书，就大概知道它在说什么。 其实我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一部分时间在家闲着，一部分时间在寻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种事儿干，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做自媒体，最后也没有成。 自媒体能发财，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谁不想发财对不对？当时网上谣言太多，我就专门找一些辟谣的文章，直接复制过来，算是转载的一种。我从来没想过去做原创，直到这两年我才明白，做自媒体需要一个固定的形象，要持续不断地输出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脑子确实慢了一点。 事实上，虽然心里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会就行。不过，所有的落差都不如办公环境来得直接明显：有一回，我到一个医药工厂应聘人事。那个办公室就是公路边的一间民房，类似移动板房，只不过是砖砌的，周围没有楼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为环境本身，而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展就这样了。这也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得看见了才能感觉到，看不见就感觉不到，没有超前意识，想事情比较单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慢慢地，我就开始接受了。毕竟稳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会遇到需要钱的时候，所以，我短时间内就只能做这个（外卖）。这就是现实，你只能接受它。这种心态很像上学的时候，绝大部分学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对。 03 “接受自己的现状”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联系的一个男生在武汉，通过自学，现在在做程序员，但武汉毕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学在做管理层，有时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会想，这个差距是怎么造成的？ 当然现在去想的话，其实我应该在（回老家）时找人指导，或者多问，了解清楚当地有什么产业，可能（境遇）会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较体面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和老师，如果想好要回老家，当初就应该学文学专业，回来当老师，这个规划就会好一点。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对某个具体的选择后悔，而是后悔一直在变的状态。 这几年我想明白了几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从事一些跟实体相关的工作；第二这个工作可能必须有人带着你，他可能愿意跟你说某些事情。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生的际遇被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一个好同事，一个好领导；还有家庭因素，比如说开公司的同学，家里一直以来都在做生意。 家里人（对送外卖）没有太多想法，觉得只要合理合法挣钱就行了。我爱人在辅导机构当老师，送外卖之前，我跟她提过，她没有太多特别的反应，就说去吧。有时她也会劝我去当老师，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但你要重新捡起初中的课本，我一般会说没问题，有时间会看一下。 除了家里人，没人知道我在跑外卖。我跟以前的同学都没怎么联系了，现在联系最多的就是一个在超市做拣货员的男生。过年的时候，亲戚会问，父母都说我在当老师，因为我以前确实也做过老师。我比较能理解，这也很正常，毕竟外卖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我一般不会在家里穿（外卖服）出门，一般电瓶车走个三分钟（再穿）就行了。 从我们普遍的认知来说，外卖员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评论的下面，有人的说法很过分。比如会说，送外卖是走投无路的人才干的。至少还有这样一条路，怎么能说走投无路？其实外卖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无非就是天天在跑。 话说回来，某种意义上，外卖和快递可能是最稳定的工作，因为没有失业的风险。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劲去做，它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点左右出门，然后三四点回家歇一会，五点再接着出去，一般八点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较热闹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会怀疑读书的意义，读书跟挣钱之间的关系。但每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现在社会跟几十年前也不一样，职业高度细化，挣钱跟读不读书，确实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小孩，我觉得还是先让他上学读书，成绩要尽量好，毕竟他还是要往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较无力你知道吗？有劲没地方使，不知道要怎么使，往哪里使？这两年，这种感受特别强烈，随着年龄往上走，很多你会想得越来越明白。但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没什么意义，接受自己的现状。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个小超市，因为我觉得第一稳，第二可能相对离家近点，什么事都好照应。你看有大超市“完犊子”的，我还没见过家门口小超市完的。但这个事情估计挺难的，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万吧。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进一寸有进一寸的艰难。】 1 法院宣判，尘埃落定，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埋尸案，有结局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三个人，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二年徒刑，一个不予刑事处罚。 没有死刑。 所以，不少网友们还是很激愤，认为判罚太轻。 实际上，真要是细致了解过中国法治进程“改进”的人，就会明白，此判决，已经属于“巨大进步”了。 2 刑事责任，一直都有一个年龄门槛，就是要满16周岁。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所以，多数时候的校园霸凌，其‘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为未满16周岁，而被避免于刑事责任追究，一般都是“训诫警告处分”完事。 正是因为这种“宽宥处罚”，使得校园霸凌以及一些恶劣的低年龄犯罪事件，都没有起到严惩警示的震慑作用。 直到2021年3月1日。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至12周岁。 其中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此次邯郸事件，三个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年龄都是13岁。 正好卡在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这个空档里。 而同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此外，可能也难以判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正是因为法律条文里的“慎杀”原则，再加上“未成年”这个护身符，使得低年龄犯罪案件的最终判决，往往与激愤的民意相悖。 就是真追究13岁小恶魔的刑事责任，得先提交最高检核准、然后公审，最后顶天了可能就是个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尽管此次邯郸案件首犯判了无期，但是通常来说，无期徒刑最后都会变成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律的“人性化”，看似以人文本，但往往也容易滋生盲点，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3 邯郸事件此次判决，许多网友表示愤慨而且不满。 但是翻看过往同类型案件，你就知道，此次判决，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大家还记得，大连那个13岁的小恶魔奸杀10岁女童案件吗？ 【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 大连这个小渣滓奸杀幼女事件，其恶劣程度、其全国影响力，不亚于邯郸事件。 最后，牢都不用坐，直接三年收容教养训诫完事了。 另外，2021年陕西勉县“13岁男孩杀害6岁男童案”、2023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一次次引发公众的震惊。 每每发生此类案件，舆论除谴责“小恶魔”，还有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标准的争议。 单单是一个“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呼吁了多少年，多少次血的代价和教训，才换来了最终的微小一步。 于海明，记住这个名字，要不是他引发的昆山龙哥被反杀案引得举国轰动。 估计正当防卫这个词，还在“故意伤害”和“防卫过当”后面当替补。 可能也正是因为之前大连13岁恶魔案件最后的“3年收容教养”引起了巨大公愤，所以此次的邯郸事件同样掀起舆论风暴下，高层的人，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大众情绪了。 由此，也可见法律条文修改的“滞后性”。 它并没有前瞻性的从源头适当调整，以“宽宥好人、严惩恶人”的姿态来约束犯罪宣扬良善，多数时候的“进一寸欢喜”，都是靠着巨大的舆论裹挟和民意倒逼，而不得不做出妥协改变。 当初大连那个案件，就应该从重判决，全国各中小学大屏里滚动播放。 恰恰相反，非但没有以此警钟为诫，看看这些年，中小学校园里，都干了些什么鸟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学生家长发布家长会相关照片，一张PPT页面显示，要求“爱校教育要从家庭做起、从父母做起”，还提到“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广东普宁一中学出具的反对校园欺凌承诺书上，有“若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视频”的内容。 广东梅州五华县水寨中学要求所有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学校主张赔偿。 “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 看见了吧，校园净土里，尽出这些幺蛾子肮脏事。 食堂的破事，就不说了，现在要学生签承诺书，“自杀与学校无关”；“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像”；“学校是我家，谁敢说学校坏话，我们就要群起攻之”。 简单来说，这是个好地方，有的只是好人好事正能量，出了事，你闭嘴不要说，死了人，我们低调冷处理，“你死了事小，闹大了影响了学校声誉，事大”。 13岁的学生被杀了，17岁的学生跳楼了，23岁的研究生、26岁的博士生，被压榨被凌辱不堪忍受跳楼自杀了。 怎么办？ 对相关责任人，训诫警告处分；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对后世人现身说法，“开一堂心理课，让他们周六过来接受心理治疗”。 最后再发一个通告：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感谢群众监督。 我去年买了个表。 4 案件审判固然不能受舆论裹挟，但法律毕竟搭建在民意之上，理应符合公众惩恶扬善的朴素愿望及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就闹不明白了，那些恶意讨薪的都有可能因为寻衅滋事进去蹲几天，这TMD都杀人抛尸了，收容教养也能完事？ 我更不明白，卖芹菜获利14元的，都要罚款10万元，这把人家的一个孩子都给杀了，刑事责任“从轻发落”，民事赔偿一分钱没有？ 一个炮弹，一个飞鸟撞击，飞机可能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两百个人，可能就会死掉。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一次严惩好人、宽宥暴徒的、与大众惩恶扬善朴素价值观相悖的公审裁决，其恶果、其深远影响，不亚于十次飞机失事。 法律的终极目标，其实应该只有一个： 让好人敢于做好事，让坏人不敢做坏事。 现在看来，似乎世道颠倒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深涵说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进一寸有进一寸的艰难。】 1 法院宣判，尘埃落定，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埋尸案，有结局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三个人，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二年徒刑，一个不予刑事处罚。 没有死刑。 所以，不少网友们还是很激愤，认为判罚太轻。 实际上，真要是细致了解过中国法治进程“改进”的人，就会明白，此判决，已经属于“巨大进步”了。 2 刑事责任，一直都有一个年龄门槛，就是要满16周岁。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所以，多数时候的校园霸凌，其‘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为未满16周岁，而被避免于刑事责任追究，一般都是“训诫警告处分”完事。 正是因为这种“宽宥处罚”，使得校园霸凌以及一些恶劣的低年龄犯罪事件，都没有起到严惩警示的震慑作用。 直到2021年3月1日。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至12周岁。 其中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此次邯郸事件，三个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年龄都是13岁。 正好卡在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这个空档里。 而同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此外，可能也难以判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正是因为法律条文里的“慎杀”原则，再加上“未成年”这个护身符，使得低年龄犯罪案件的最终判决，往往与激愤的民意相悖。 就是真追究13岁小恶魔的刑事责任，得先提交最高检核准、然后公审，最后顶天了可能就是个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尽管此次邯郸案件首犯判了无期，但是通常来说，无期徒刑最后都会变成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律的“人性化”，看似以人文本，但往往也容易滋生盲点，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3 邯郸事件此次判决，许多网友表示愤慨而且不满。 但是翻看过往同类型案件，你就知道，此次判决，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大家还记得，大连那个13岁的小恶魔奸杀10岁女童案件吗？ 【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 大连这个小渣滓奸杀幼女事件，其恶劣程度、其全国影响力，不亚于邯郸事件。 最后，牢都不用坐，直接三年收容教养训诫完事了。 另外，2021年陕西勉县“13岁男孩杀害6岁男童案”、2023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一次次引发公众的震惊。 每每发生此类案件，舆论除谴责“小恶魔”，还有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标准的争议。 单单是一个“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呼吁了多少年，多少次血的代价和教训，才换来了最终的微小一步。 于海明，记住这个名字，要不是他引发的昆山龙哥被反杀案引得举国轰动。 估计正当防卫这个词，还在“故意伤害”和“防卫过当”后面当替补。 可能也正是因为之前大连13岁恶魔案件最后的“3年收容教养”引起了巨大公愤，所以此次的邯郸事件同样掀起舆论风暴下，高层的人，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大众情绪了。 由此，也可见法律条文修改的“滞后性”。 它并没有前瞻性的从源头适当调整，以“宽宥好人、严惩恶人”的姿态来约束犯罪宣扬良善，多数时候的“进一寸欢喜”，都是靠着巨大的舆论裹挟和民意倒逼，而不得不做出妥协改变。 当初大连那个案件，就应该从重判决，全国各中小学大屏里滚动播放。 恰恰相反，非但没有以此警钟为诫，看看这些年，中小学校园里，都干了些什么鸟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学生家长发布家长会相关照片，一张PPT页面显示，要求“爱校教育要从家庭做起、从父母做起”，还提到“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广东普宁一中学出具的反对校园欺凌承诺书上，有“若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视频”的内容。 广东梅州五华县水寨中学要求所有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学校主张赔偿。 “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 看见了吧，校园净土里，尽出这些幺蛾子肮脏事。 食堂的破事，就不说了，现在要学生签承诺书，“自杀与学校无关”；“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像”；“学校是我家，谁敢说学校坏话，我们就要群起攻之”。 简单来说，这是个好地方，有的只是好人好事正能量，出了事，你闭嘴不要说，死了人，我们低调冷处理，“你死了事小，闹大了影响了学校声誉，事大”。 13岁的学生被杀了，17岁的学生跳楼了，23岁的研究生、26岁的博士生，被压榨被凌辱不堪忍受跳楼自杀了。 怎么办？ 对相关责任人，训诫警告处分；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对后世人现身说法，“开一堂心理课，让他们周六过来接受心理治疗”。 最后再发一个通告：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感谢群众监督。 我去年买了个表。 4 案件审判固然不能受舆论裹挟，但法律毕竟搭建在民意之上，理应符合公众惩恶扬善的朴素愿望及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就闹不明白了，那些恶意讨薪的都有可能因为寻衅滋事进去蹲几天，这TMD都杀人抛尸了，收容教养也能完事？ 我更不明白，卖芹菜获利14元的，都要罚款10万元，这把人家的一个孩子都给杀了，刑事责任“从轻发落”，民事赔偿一分钱没有？ 一个炮弹，一个飞鸟撞击，飞机可能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两百个人，可能就会死掉。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一次严惩好人、宽宥暴徒的、与大众惩恶扬善朴素价值观相悖的公审裁决，其恶果、其深远影响，不亚于十次飞机失事。 法律的终极目标，其实应该只有一个： 让好人敢于做好事，让坏人不敢做坏事。 现在看来，似乎世道颠倒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深涵说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国有关部门发布公告称，从正在建设的某汽车品牌工厂“营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并对相关建筑公司下达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该国相关方面称，这些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长超过了当地法律允许时间，有时每周连续工作七天，同时被关押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 为什么我要说得这么委婉，“某国”“某品牌”，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一篇谈论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这里边又有很值得讨论的事情。本着我承认我无法推动什么但我还想思考点什么的精神，我们来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事发之后，这些当事工人出具了一份声明，说我们是自愿的。剩下的事情我们先搁置，只聊一下这个自愿。 我也不想讲什么抽象的理念。当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环境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子里自动蹦出来两个场景，拦都拦不住。 第一个场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种大通铺，一个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挤在上下铺。初中的时候，冬天怕冷，还会跟相好的同学共享被窝。高中不再这么干了。宿舍里有不少温馨的回忆，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机听评书，晚上夜聊，尤其毕业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现在想想，那应该算是一种“有辱人格”的环境。 假如，我是说假如，当时有个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间烟火的记者，偶然跑到我们学校，发现我们住成这样，发了一篇负面报道。学校领导闻讯大怒，立马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义正言辞谴责这篇报道“吃饱了没事干”“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再打几张煽情牌“我们这样的地方，除了吃苦，还能有什么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就会自愿而踊跃地去反驳这篇报道。 第二个场景，我刚毕业那两年，工资很低，只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体验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记》里那种体面的合租，一者室友来来回回换，性情怪异的居多，现在想想，要是长期住那种房子，性情不怪异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东对房子的管护极差，马桶总是堵的，灯总是坏的。无它，你不住总有人住，你就出得起这点房租，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又是一种我亲身经历的“有辱人格”的环境。 那两年我的心情大体是压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问我是不是自愿，我也只能承认是自愿。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关于社会运转的事情。如果房东号召我去保卫这种居住环境，我是不会站出来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情十分复杂。有个地方的合租房发生了火灾，死伤惨重，然后开始大规模治理。当时我还在跟人合租，但已经不是那种最恶劣的房子了，所以没有直接受到影响。按道理我是应该支持治理的，因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但我同时知道，这批烂房子退出市场，会让一大批我的同类离开那座城市，因为他们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经有了好转，在新的城市买了房，安了家，逐渐过上一种相对安稳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渐渐遗忘了那种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但有时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闻，这些记忆就会浮出水面。 这不是那种普通的家常记忆，这是一种创伤，你会不敢过多过深地去进入那个幽微的区域。我现在之所以愿意谈论它，也是因为我摆脱了它。可即便我现在去回忆，胸口起伏的幅度也会忍不住变大。穷人很难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为他们每一天的努力，都是为了不去直面自己的窘境。所以穷人的记忆是没有累积性的。 但我不应该轻易丢弃那些不堪的记忆。那些上不体面的生活告诉了我一个道理：越是生活艰苦的人，越会“自愿”受苦，因为他们知道再往下滑一步，会是怎样的“应许之地”。 一个底层人，来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样的苦，他一定是自愿的。他不需要声明什么，我都可以替他担保。只有在他自愿吃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当他身体受了伤，或者年纪太大了，总之外边没人要自己了，他会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过上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这个时候没人再问他，你是不是自愿的，因为他失去了自愿的资格。 最近读到王明珂老师的一段话：“……更经常的是，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虚拟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对于创造及操弄这虚拟世界的真实世界毫无所知，自然对造成自己愤怒与悲伤的根源力量毫无反应；或者更糟的是，我们的反应只是让这虚拟世界更’真实’而已。” 如果上面的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们可以抵达一个结论：不要去问那个没有选择的人，你是不是自愿的。这是一条文明的底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国有关部门发布公告称，从正在建设的某汽车品牌工厂“营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并对相关建筑公司下达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该国相关方面称，这些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长超过了当地法律允许时间，有时每周连续工作七天，同时被关押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 为什么我要说得这么委婉，“某国”“某品牌”，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一篇谈论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这里边又有很值得讨论的事情。本着我承认我无法推动什么但我还想思考点什么的精神，我们来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事发之后，这些当事工人出具了一份声明，说我们是自愿的。剩下的事情我们先搁置，只聊一下这个自愿。 我也不想讲什么抽象的理念。当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环境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子里自动蹦出来两个场景，拦都拦不住。 第一个场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种大通铺，一个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挤在上下铺。初中的时候，冬天怕冷，还会跟相好的同学共享被窝。高中不再这么干了。宿舍里有不少温馨的回忆，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机听评书，晚上夜聊，尤其毕业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现在想想，那应该算是一种“有辱人格”的环境。 假如，我是说假如，当时有个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间烟火的记者，偶然跑到我们学校，发现我们住成这样，发了一篇负面报道。学校领导闻讯大怒，立马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义正言辞谴责这篇报道“吃饱了没事干”“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再打几张煽情牌“我们这样的地方，除了吃苦，还能有什么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就会自愿而踊跃地去反驳这篇报道。 第二个场景，我刚毕业那两年，工资很低，只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体验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记》里那种体面的合租，一者室友来来回回换，性情怪异的居多，现在想想，要是长期住那种房子，性情不怪异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东对房子的管护极差，马桶总是堵的，灯总是坏的。无它，你不住总有人住，你就出得起这点房租，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又是一种我亲身经历的“有辱人格”的环境。 那两年我的心情大体是压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问我是不是自愿，我也只能承认是自愿。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关于社会运转的事情。如果房东号召我去保卫这种居住环境，我是不会站出来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情十分复杂。有个地方的合租房发生了火灾，死伤惨重，然后开始大规模治理。当时我还在跟人合租，但已经不是那种最恶劣的房子了，所以没有直接受到影响。按道理我是应该支持治理的，因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但我同时知道，这批烂房子退出市场，会让一大批我的同类离开那座城市，因为他们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经有了好转，在新的城市买了房，安了家，逐渐过上一种相对安稳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渐渐遗忘了那种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但有时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闻，这些记忆就会浮出水面。 这不是那种普通的家常记忆，这是一种创伤，你会不敢过多过深地去进入那个幽微的区域。我现在之所以愿意谈论它，也是因为我摆脱了它。可即便我现在去回忆，胸口起伏的幅度也会忍不住变大。穷人很难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为他们每一天的努力，都是为了不去直面自己的窘境。所以穷人的记忆是没有累积性的。 但我不应该轻易丢弃那些不堪的记忆。那些上不体面的生活告诉了我一个道理：越是生活艰苦的人，越会“自愿”受苦，因为他们知道再往下滑一步，会是怎样的“应许之地”。 一个底层人，来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样的苦，他一定是自愿的。他不需要声明什么，我都可以替他担保。只有在他自愿吃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当他身体受了伤，或者年纪太大了，总之外边没人要自己了，他会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过上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这个时候没人再问他，你是不是自愿的，因为他失去了自愿的资格。 最近读到王明珂老师的一段话：“……更经常的是，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虚拟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对于创造及操弄这虚拟世界的真实世界毫无所知，自然对造成自己愤怒与悲伤的根源力量毫无反应；或者更糟的是，我们的反应只是让这虚拟世界更’真实’而已。” 如果上面的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们可以抵达一个结论：不要去问那个没有选择的人，你是不是自愿的。这是一条文明的底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
12月25日，《人民日报》启动“中美友好合作故事”征集活动，要记录中美交流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示中美合作友好画卷。 你没看错，是昨天发的新闻，而且是纸质版《人民日报》上刊发的。 网络图片 12月26日，《环球时报》刊发社论文章《现在就是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好时机》，提出“脱钩断链”不符合中日关系的现实，任何打算在中日之间推动它的企图也都不可能实现。 网络图片 你没看错，就是那个曾经在胡锡进带领下变成俄国传声筒，活跃在煽动反美反日最前沿的《环球时报》，现在呼吁要改善中日关系了。 别误会，我没有一丁点想要冷嘲热讽的意思…… 作为一名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人，我万分赞同这些官方媒体的表态，并热切期待这些风向转化为更多切实的改善行动。中美和中日关系友好发展，除了会让某些“正能量博主”认知失调之外，对我们每个在工作或在上学的人都是有利的，对全球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 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此前中美关系紧张主要是由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引发的，中日关系低迷是由日本在侵华历史与核污水排放等问题上冥顽不灵引发的，因此，中美和中日关系改善，主要还是需要美国和日本端正态度，做出努力。 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我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我只说下在改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方面，中国可以做出哪些现实努力。毕竟，我们在小学数学里都学过，相向而行比一方追赶能更快相遇。 其实中国能做且能立竿见影的事挺多： 在文化领域，引导全社会以平常心看待美国和日本的流行文化、影视动漫作品。 对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来说，不同背景的文化产品有着多元的吸引力。人们消费文化产品，应该更多考虑自己喜不喜欢，而不是文化产品来源于哪个国家。 网络图片 我个人最喜欢的动漫作品《中华小当家》 毕竟，热爱中餐和偶尔吃披萨吃日料并不冲突，丰富的口味让我们生活更幸福，热爱中国古诗词和喜欢爵士乐、喜欢日本动漫也并不矛盾，多元的涉猎让我们精神世界更充实。 在经济领域，引导全社会以平常心看待不同国家科技产品的消费行为 我们选择手机，关注的是性能，是价格，是使用的体验。手机是通讯工具、娱乐工具和工作设备，喜欢哪个买哪个，并没有爱国与恨国的区别。 我们选择汽车，关注的是安全，是舒适，是时尚，甚至是汽车公司老板的个人风格，同样的，喜欢哪个买哪个，买得起哪个买哪个。买德国车的钱会变成中国工人的工资、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利润，中国政府的税收、德国股东的别墅，但并不会变成欧盟侵华的子弹，买日本车的钱也不会变成他们印刷否认侵华教科书的纸张。 只有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全世界涌来的投资和技术才会越来越多，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才会安心发展，和中国人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在社会领域，引导积极向上和更多关注自身的爱国观念 爱中国，应该是爱具体的中国人，应该是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作出自己微小但切实的贡献，应该是群策群力发现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推动解决和进步。 爱中国，不应该沦为简单的喊口号，不应该是热爱一个宏大而虚拟的概念，不应该是简单的反美仇日嘲笑印度。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一个反美仇日的人有可能是爱中国的，但把反美仇日的热情转化为攻击打压自己的同胞，转化为打砸中国同胞花钱购买的合法商品，那这人肯定不是爱中国的，他只是想发泄仇恨而已。 最后，真心祝愿《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在正常化的方向上越办越好。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对的事情就是对的，不会随着指挥棒而颠倒，真正的基本常识一定是稳固的，不会随着风向变化而摇摆。 关心对错和善恶，别在意风向。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原文已被删除
12月25日，《人民日报》启动“中美友好合作故事”征集活动，要记录中美交流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示中美合作友好画卷。 你没看错，是昨天发的新闻，而且是纸质版《人民日报》上刊发的。 网络图片 12月26日，《环球时报》刊发社论文章《现在就是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好时机》，提出“脱钩断链”不符合中日关系的现实，任何打算在中日之间推动它的企图也都不可能实现。 网络图片 你没看错，就是那个曾经在胡锡进带领下变成俄国传声筒，活跃在煽动反美反日最前沿的《环球时报》，现在呼吁要改善中日关系了。 别误会，我没有一丁点想要冷嘲热讽的意思…… 作为一名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人，我万分赞同这些官方媒体的表态，并热切期待这些风向转化为更多切实的改善行动。中美和中日关系友好发展，除了会让某些“正能量博主”认知失调之外，对我们每个在工作或在上学的人都是有利的，对全球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 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此前中美关系紧张主要是由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引发的，中日关系低迷是由日本在侵华历史与核污水排放等问题上冥顽不灵引发的，因此，中美和中日关系改善，主要还是需要美国和日本端正态度，做出努力。 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我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我只说下在改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方面，中国可以做出哪些现实努力。毕竟，我们在小学数学里都学过，相向而行比一方追赶能更快相遇。 其实中国能做且能立竿见影的事挺多： 在文化领域，引导全社会以平常心看待美国和日本的流行文化、影视动漫作品。 对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来说，不同背景的文化产品有着多元的吸引力。人们消费文化产品，应该更多考虑自己喜不喜欢，而不是文化产品来源于哪个国家。 网络图片 我个人最喜欢的动漫作品《中华小当家》 毕竟，热爱中餐和偶尔吃披萨吃日料并不冲突，丰富的口味让我们生活更幸福，热爱中国古诗词和喜欢爵士乐、喜欢日本动漫也并不矛盾，多元的涉猎让我们精神世界更充实。 在经济领域，引导全社会以平常心看待不同国家科技产品的消费行为 我们选择手机，关注的是性能，是价格，是使用的体验。手机是通讯工具、娱乐工具和工作设备，喜欢哪个买哪个，并没有爱国与恨国的区别。 我们选择汽车，关注的是安全，是舒适，是时尚，甚至是汽车公司老板的个人风格，同样的，喜欢哪个买哪个，买得起哪个买哪个。买德国车的钱会变成中国工人的工资、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利润，中国政府的税收、德国股东的别墅，但并不会变成欧盟侵华的子弹，买日本车的钱也不会变成他们印刷否认侵华教科书的纸张。 只有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全世界涌来的投资和技术才会越来越多，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才会安心发展，和中国人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在社会领域，引导积极向上和更多关注自身的爱国观念 爱中国，应该是爱具体的中国人，应该是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作出自己微小但切实的贡献，应该是群策群力发现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推动解决和进步。 爱中国，不应该沦为简单的喊口号，不应该是热爱一个宏大而虚拟的概念，不应该是简单的反美仇日嘲笑印度。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一个反美仇日的人有可能是爱中国的，但把反美仇日的热情转化为攻击打压自己的同胞，转化为打砸中国同胞花钱购买的合法商品，那这人肯定不是爱中国的，他只是想发泄仇恨而已。 最后，真心祝愿《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在正常化的方向上越办越好。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对的事情就是对的，不会随着指挥棒而颠倒，真正的基本常识一定是稳固的，不会随着风向变化而摇摆。 关心对错和善恶，别在意风向。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原文已被删除
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当局已经投票决定，不再禁止即时通讯平台 WhatsApp 还有 Google Play 了，这算是减少互联网限制迈出的头一步。 伊朗的官方通讯社 IRNA 在周二报道说，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主持开会讨论这个事的时候讲：“开会已经得到了多数票，会取消对 WhatsApp 和 Google Play 等一些热门外国平台的访问限制。” 伊朗在控制互联网访问方面，是世界上管得最严的国家之一。这次试探性的放开，是几十年来最严格互联网审查制度的裂痕，也是权力向公众意志妥协的信号——毕竟这次决定主要来源于民意的要求。 可是在另外一则报道里，德黑兰北边的居民哈米德跟记者说：“今天早上（星期四），我能通过 WhatsApp 发消息啦，不用使 VPN 。”但是这位男子也感叹道，他要访问 Instagram 和“电报”这俩在伊朗最受欢迎的平台，还是得用 VPN 。 虽然好多人都盼着能把对社交媒体的限制彻底取消掉，可由三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的最高网络空间委员会决定，暂时就只解除对 WhatsApp 和 Google Play 的禁令。 佩泽什基安七月份是上任的，他曾经承诺要放宽伊朗一直以来的互联网限制。这次改变是履行承诺的头一步。 伊朗人早就不满互联网限制了。批评者认为，严格的互联网管控对伊朗经济和民众生活造成了巨大负担。总统顾问阿里·拉比耶在电视上直言：“这些限制措施不仅激起了民众的愤怒，还增加了生活成本。” 与此同时，保守派议员则警告称，解除限制可能会“送给伊朗敌人礼物”，并呼吁只有“致力于伊斯兰社会价值观并遵守伊朗法律”的平台才能被允许访问。 多年来，伊朗民众已经习惯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绕过互联网限制。德黑兰谢里夫大学治理智囊团在七月发布的报告显示，58%的伊朗人反对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制度，79%的人继续使用VPN访问被屏蔽的外国平台，并普遍认为阻止访问外国社交网络的政策“失败”。 面对社会对互联网审查的不满，佩泽什基安在今年七月的竞选期间承诺取消这些限制。然而，当前的举措是否能够真正回应民众的期望，还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妥协，仍需时间和更多实际行动来检验。 事实上，伊朗放开外网并不奇怪——因为伊朗并非一直有网络限制的。 Facebook、X (以前的 Twitter ) 和 YouTube，是自2009 年开始被禁后的，目前仍处于封锁状态。 2022年，22岁的伊朗人Amini因涉嫌违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女性着装规定而被捕，导致了大规模的抗议，从那时起Instagram 和 WhatsApp 也被列入被屏蔽应用程序名单。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种封锁不仅意味着信息流通的阻滞，也直接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方式。 Instagram 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原本是分享生活点滴和商业宣传的重要工具，封禁后，小型商家和个体经营者被迫转向更加封闭、边缘化的网络平台，也没办法与全球进行贸易和信息交流了。 封禁政策的长期存在，使得许多伊朗人学会了用 VPN 绕过这些限制，但这毕竟还是很麻烦。年轻人用 VPN 登录外网不仅是为了娱乐和社交，更是一种获取多元信息和自我表达的抗争方式。 然而，这种抗争也始终处于被监控和随时封堵的阴影之下。伊朗社会也因为互联网的封闭而越来越封闭保守，社会思维与文明水平整体落后于世界的进程。 现在，部分网络平台的解禁无疑是一种信号，说明伊朗当局意识到过度封锁带来的弊端。 从生活方式上看，这一变化能让伊朗民众重新与全世界连接，这种信息的通畅将会激活社会的多元化和活跃度。另外，商家和创业者也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更重要的是，这次开放也象征着一种新的可能性：一个社会能够重新评估自我封闭带来的限制，并试图找到与国际社会和谐共存的方式。 然而，这次举措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它是否能真正推动伊朗社会朝着更开放、更多元的方向发展？当信息流通不再局限于内部，更多声音被听见，更多观点被讨论，这对伊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开放的网络环境是否会削弱那些试图维持权力的强硬保守派势力？ 可以说，这次解禁不仅是对互联网政策的一次调整，也是伊朗执政者在年轻一代面前重塑自身形象的尝试。这种改变可能是一个开始，但它能走多远，能否形成持续而深刻的社会转变，仍然有待观察。 这次改变也能增强一些国际上对伊朗的正面印象，增加对其信任度，对于伊朗未来的发展，是有利的。也许西方社会将更加信任伊朗并且加强与之的合作。 不过，这次仅仅开放了 WhatsApp 和 Google Play，而更多重要平台依然处于被封锁状态。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松绑”，更像是一场谨小慎微的实验，而不是系统性的改变。 如果继续保持这种“试探式”的调整模式，民众的真正需求可能难以得到满足，反而容易让外界将这解读为一种有限度的妥协姿态。这种开放政策所释放的信号可能会显得“既想缓和矛盾，又不愿触动核心结构”，从而引发民众新的质疑。 所以，伊朗政府的下一步行动将很重要。 不过也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效应很可能会让这次政策调整变成一个轻松的网络热门段子，比如“终于不用 VPN 的一天”。类似这种段子会迅速传播，成为社会的调侃话题，让公众对背后复杂的政策逻辑缺乏足够的反思。 而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种现象也许恰恰是可以接受甚至乐见的——通过这些轻松的表面化讨论，实际的改革压力被分散甚至稀释。如果能达成这种效果，伊朗政府的改革也可能到此为止。 所以，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松动背后究竟是一次短期的象征性妥协，以安抚民众，还是通往更深层次变革的试探？这一点，需要时间和更多实际行动来回答。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无论如何，还是祝伊朗越来越好。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倪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