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德峰雪崩酿惨剧 传奇登山家普尔加等10人罹难
2026 年 8 月 3 日
人的命运哪是只能靠自己就能改变的？”这是一个深刻而刺痛的问题。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总在向我们灌输“努力就会成功”的信条。然而，当我们冷静审视现实，那些隐藏在规则下的不公正、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却让无数普通人即便全力以赴，也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有时候一个政策、一条法律、一场运动，不仅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轨迹，甚至可以让努力成为徒劳。规则不改，再怎么努力，你我仍皆是草芥。 被忽略的规则：努力为何常常无力？ “努力就能成功”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但它忽视了社会中那些深埋的规则和不平等。我们总会看到一些个例，某个寒门子弟通过努力考上名校，最终改变命运。但这些故事背后，是无数次失败者被湮没的沉默。 个人努力的意义固然重要，但影响命运的核心变量，往往是社会规则。比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让寒门学子难以企及优秀的教育平台；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让偏远地区的年轻人始终难以离开故土；户籍制度的限制，让无数“漂泊者”在城市中工作，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这些社会规则，就像一堵无形的墙，限制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空间。 更残酷的是，很多时候，规则甚至会掐灭个人努力的希望。比如，在一些行业中，学历成为了重要的门槛。一个农民的孩子，即使再努力，也可能因为缺乏优质教育资源而被拦在门外。规则的不公，让奋斗变成了一场看似公平却早已失衡的游戏。 网络图片 草芥命运：被规则束缚的个体 在当下社会，无数人仍然在为规则的不公买单。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每个人就在一个巨大的规则网络中，被“标签化”、被定义。 1、教育的不平等 ：有人出生在重点学区，有人则只能在教学资源匮乏的乡村学校求学。即使是同样的高考分数，来自贫困县的学生和来自一线城市的学生，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录取机会。 2、医疗资源的分配 ：当一线城市的居民可以轻松预约顶尖医院的专家号时，偏远地区的患者可能要走数百公里才能看一次病。 3、劳动者的权益 ：外卖员、快递员等底层劳动者，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却常常面临缺乏保障的工作环境。当平台规则发生变化时，他们的收入可能瞬间被削减，甚至失去工作。 这些规则，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再努力的人，如果生长在规则的裂缝中，也难以摆脱命运的束缚。 网络图片 时代的浪潮：被改变命运的普通人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政策的制定往往决定了普通人的命运。以下几个热点事件，清晰地展现了政策对个体生活的深远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推行国企改制，千万工人被迫下岗。原本稳定的“铁饭碗”被打碎，无数家庭因此陷入贫困。 当时的政策初衷是推动市场化改革，但实施过程中，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许多下岗工人难以重新就业。 比如，东北某钢铁厂的王师傅，在下岗后尝试过摆摊、做小生意，但由于缺乏技能培训和资金支持，最终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下岗潮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而这些普通人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在过去20年里，房地产政策的变化让一部分人财富暴涨，却让另一部分人被高房价挡在门外。以北上广深为例，早期买房的人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而现在的年轻人，即使努力工作数十年，也难以凑齐首付。 比如95后的小张，毕业5年后月薪2万，但在深圳买房至少需要300万首付。他的父母是普通工人，无法提供经济支持。 对于像小张这样没有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来说，高房价意味着他们永远无法在城市中扎根。房地产政策的变化，让普通人被财富分配的规则牢牢束缚。 网络图片 每个人的希望与行动 改变规则，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无数普通人站出来，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规则的不公。每一次质疑和行动，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小步。 只有通过努力改变规则，才能让每一个普通人摆脱草芥命运，成为掌控自己人生的主人翁。 未来的社会，或许仍充满挑战，但只要我们相信改变的力量，终有一天，规则会更加公平，每个人的努力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诸葛咬金
随着京东的参与，外卖骑手的劳动保障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许多人将焦点放在骑手是否需要社保上，但从更深层的社会视角来看，或许应该反过来问——与其说是骑手需要社保，不如说是社保更需要骑手。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社保基金的现实压力，更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与灵活就业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骑手真的需要交社保吗？ 表面上看，为数百万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是出于关怀、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骑手们对社保的需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迫切。原因很简单：社保缴费的成本对他们来说过于高昂。 目前，大多数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少部分优秀者能够月入过万，但他们的工作强度和时间付出也远超常人。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标准，个人每月需要拿出1000元左右作为社保费用。 对于这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以单量为收入核心的骑手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即便骑手有缴纳社保的愿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更倾向于把这部分钱用来应对日常开销或其他紧急需求。 更何况，即便平台为骑手增加补贴，比如每单额外多支付1元，骑手也更可能选择直接拿到这笔现金，而不是用于缴纳社保。 原因在于，对于这些以“短期谋生”为目标的群体来说，眼前的生存压力远比未来的养老或医疗保障更加紧迫。 换句话说，骑手的首要诉求并非社保，而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赚取更多收入、实现基本的生活质量。 网络图片 社保为什么需要骑手？ 与骑手对社保的“低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保基金对骑手的“高需求”。 近年来，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外卖骑手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据统计，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群体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然而，这些劳动者大多游离于传统社保体系之外，导致社保基金的缴费来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我国社保基金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呈现扩大趋势，部分地区甚至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扩大缴费基数、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成为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而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无疑是填补这一缺口的潜在“金矿”。 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如果能将他们纳入社保体系，每年可为社保基金带来数百亿元的增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人社部门和外卖平台频频推动骑手参保。 与其说是为了改善骑手的生活质量，不如说是为了缓解社保基金的压力。 网络图片 比起交社保，骑手更在意什么？ 比起社保，外卖骑手更在意的是平台算法的限制和束缚。 外卖行业的工作强度之高，早已为人熟知。骑手们每天在高压的时间算法下奔波，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罚款或差评。 平台对骑手的管理更多依赖冷冰冰的算法，而非人性化的关怀。对于这些每天奔走在城市街头的劳动者来说，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份遥不可及的社保，而是更公平合理的劳动环境。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外卖骑手并不将这份工作视为长期职业，而是为了应对短期的生存压力。 正因如此，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平台在收入分配、劳动时间、工作安全等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被动地被纳入社保体系，增加一笔额外的支出。 网络图片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下的行业规范 实际上，推动外卖行业“正规化”的背后逻辑并不简单。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高度“丛林化”的灵活就业模式正在被迫转型。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支持。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外卖行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骑手。 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卖行业的“正规化”不仅是对劳动者的保护，更是对整个行业的重新调整。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规范化意味着更高的用工成本。无论是为骑手统一缴纳社保，还是改善劳动条件，都会增加平台的运营负担。 而这些成本最终可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外卖价格上涨。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追求公平与效率之间，我们该如何平衡？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诸葛咬金
撰文 | 张天祁 01 中国医院占据前三名 近日，《自然》杂志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首次从机构层面对全球论文撤稿现象进行系统性分析。 在《自然》统计的“撤稿率最高机构”中，中国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超过5%的撤稿率（2014-2024年）成为世界上撤稿率最高的科研机构。该院平均每发表20篇论文，就有1篇被撤回，撤稿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0倍以上。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早在数年前就出现大规模的学术不端事件 。2020年，加州学术诚信调查员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发现了400 多篇内容高度雷同，疑似来自统一论文工厂的论文，这些论文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几十家医院，其中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论文最多，超过100篇。 在事件曝光后，据《澎湃新闻》报道，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从2021年9月7日到2022年1月21日陆续发布10份通报，涉及107篇论文和107起学术不端事件，对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院内通报批评、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免职等处理措施。 在自然的新研究中，分列撤稿率榜单二三名的是河北沧州市中心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撤稿率约为3.5%左右。在撤稿率前十的机构中，中国机构占据七席，均是医院以及医学院。除上述三家医院，潍坊市人民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齐齐哈尔医学院也进入了前十。其他三席由巴基斯坦的加齐大学、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理工大学、印度KPR工程技术学院占据。 《自然》的撤稿分析基于三家研究诚信公司提供的数据：Scitility的Argos、Research Signals的Signals，以及Digital Science的Dimensions Author Check。这些公司通过整合Retraction Watch（撤稿观察）的数据库、Crossref的出版数据、PubMed的索引以及期刊网站信息，构建了全球撤稿数据集。 虽然不同数据来源得出的结果有差异，但机构撤稿仍有一些共性规律，中国小型医院和医学院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根据Dimensions的数据，在撤稿率超过1%的136家机构中，大约70%为中国机构，其中接近60%为医院或医科大学。Argos数据库统计的186家撤稿率1%以上的机构，也呈现出相同的规律。对不同类型机构的分析还显示，中国医院的撤稿率普遍高于高校，属于撤稿率最高的一类机构。 医院是学术不端的重灾区。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一批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通报中，8起案例有7起当事人都是来自各医院、医学院、医科大学。2023年第二批通报中，也有三分之一案例和医院、医学院相关。基于2015年至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数据的一项研究也显示，被处理的人员中专业为生物医药类的占比约75.9%。 一项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识别论文工厂论文的研究显示。论文工厂最初产量只有每年几篇，至2014年已达每年上百篇，而自2018年起更是跃升至每年上千篇。在SCI收录的论文中，医院是论文工厂产出论文的主要来源，占比高达67.5%。进一步分析全球医院发表的SCI论文发现，几乎所有的论文工厂论文均出自中国的医院。 这些医院暴露的问题高度相似，年轻医生为满足职业晋升的论文要求，不得已从“论文工厂”购买伪造数据或直接发表伪造的论文。伊丽莎白·比克指出，这些医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必须发表论文才能获得工作或晋升。 在《知识分子》过去关于撤稿问题的文章中，一位青年研究人员曾经介绍，很多省份的卫健委都规定评职称需要论文，而且有很严格的计分的方式，不只是篇数的问题，还要考核影响因子。近年来只有广东等少数地区不再把论文作为评职称的必要条件。 “很多人斥责掠夺性期刊，但很多医生没有办法，必须要发论文才能评职称，所以甘心被掠夺。根本性的原因可能还是逼良为娼的制度。”这位学者说。 02 谁是撤稿大国 统计过去10年的撤稿数量，排名前列的不少中国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只统计过去5年（2020—2024）撤稿数量，印度和沙特阿拉伯的几家科研机构主导了榜单，这是因为它们在2023年Hindawi的撤稿潮中受到了更大的影响。 2023年，Hindawi发布了超过9,600篇撤稿声明，撤稿数量史无前例。本次《自然》研究报告也显示，Hindawi是撤稿的重灾区，旗下4种期刊自2014年以来的撤稿率超过20%，另有4种超过10%，占据了期刊撤稿排行榜的最前列。 这些撤稿论文也有部分中国科研人员参与。受到此次撤稿事件影响，2024年初，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发布通知，要求各高校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工作。全面检索中英文科技文献数据库，对过去3年来本单位、本人署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科研论文被撤稿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核实论文撤稿的原因，并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教育部的撤稿自查通知指出，这些撤稿行为以及其他出版商的撤稿行为“已对我国的学术声誉和学术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 不过撤稿数量很大程度上和机构和国家的体量有关，排在前列的撤稿概率未必突出。从撤稿率看，2014至2024年间，在全球范围内过去十年中发表的 5000 万或更多篇文章中，有大约 4 万篇（不到 0.1%）被撤稿。中国学者参与的撤稿论文占比近60%（逾2万篇）。目前中国整体撤稿率约为0.3%，三倍于全球平均水平。 埃塞俄比亚与沙特阿拉伯的撤稿率甚至比中国要更高，根据不同的数据源，伊拉克与巴基斯坦以及俄罗斯撤稿率也与中国的水平相当。相比之下，美国、英国等国的撤稿率约为0.04%，远低于全球0.1%的平均水平，许多国家甚至更低。总体来看，中国的撤稿率大致排名在第3到第5之间。 撤稿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或者编辑上的错误，但证据表明，大多数案例与学术不端行为相关。《自然·人类行为》今年年初的一篇评论文章调查显示，20.5%的中国撤稿论文和论文工厂有关。 03 仍在增长的撤稿 尽管撤稿并不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但在2014到2024年间，撤稿声明（期刊宣布论文撤回的公告）的增长正在加速，公告数量从2014年不到2,000，增长到2023年超过12,000。这一方面是由于论文工厂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学术侦探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从2014年到2022年，论文撤稿率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2022年发表论文的撤稿率已达约0.2%。2023年和2024年的撤稿数据看起来比较低，但可能是因为这两年发表的论文还没有经过足够的时间来暴露问题。通常情况下，论文的撤回需要一段时间，比如几年后才会被发现和撤回。 尽管全球撤稿率持续上升，但已曝光的问题可能仅是冰山一角。法国图卢兹大学计算机科学家纪尧姆·卡巴纳克（Guillaume Cabanac）认为，一些领域或机构之所以拥有较低的撤稿率，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们避免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 在去年发表在《自然》上的评论文章中，纪尧姆介绍了自己开发的用来检测学术论文中“扭曲短语”（Tortured phrases）的工具。人工智能生成或者多次翻译以逃避抄袭检测的论文中，可能会有一些无法理解的短语出现。 比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被翻译成伪造意识（Counterfeit consciousness）或者人造脑力（Man-made brainpower）。前段时间，中国一篇把摘要（Abstract）翻译成抽象（Pumping elephant）的撤稿论文也犯了这类错误。因为Abstract在一些翻译软件上会被译成“抽象”，抽象两个字拆开来翻译到英文就出现了Pumping elephant这种看不懂的词。 如果一篇文章出现多个这类错误，那造假的可能性可想而知相当高。截至 2023 年 8 月 20 日，纪尧姆开发的工具已经发现16,000 篇引用了 5 个或更多此类扭曲短语的论文，但被撤稿的只有18%。 催生畸高撤稿数量和比例的，可能是鼓励发表的短视政策。 印度的自由数据科学家、印度研究观察组织（IRW）创始人阿查尔·阿加瓦尔（Achal Agrawal）发现，印度高撤稿率机构几乎全部集中在教育重镇泰米尔纳德邦的私立院校，这符合他的分析。在他看来，印度公立大学和政府机构的研究人员面临的发表压力小于私立机构，私立机构不仅鼓励学生和教师多发论文，某些情况下还为发表论文提供奖金。 在2024年1月发布的预印本论文中，阿加瓦尔曾对撤稿观察数据库中25个国家的撤稿数据进行简单的研究，发现过去五年论文出版数量和撤稿声明率有着高度正相关，发文数量大量增长的国家往往撤稿率也迅速提升。虽然相关不代表因果，但不健康的激励制度很可能是高撤稿率的元凶。 “这让人对目前重数量轻质量的激励制度提出质疑，”阿加瓦尔写道。 亲爱的读者们，不星标《知识分子》公众号，会错过每日科学新知！星标《知识分子》，紧跟前沿科学，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吧！ 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知识分子
作为所有领域的行政处罚总则的《行政处罚法》第27条明确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这一条，对于治安管理处罚，也当然适用。 作者｜赵宏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上周，《甄嬛传》中“余莺儿”的扮演者崔漫莉，因在直播间信口雌黄而被公安机关拘留的新闻又上热搜。 事件起因是，崔漫莉在直播时自爆，在横店拍戏时曾酒后无证驾车并肇事逃逸。浙江省东阳市公安局获知此信息后，进行全面调查发现，崔某某自曝内容并不属实；崔某某后来也自认，自己就是为了博取眼球、吸引粉丝，在直播时编造了虚假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并未就此终止，东阳市公安局在确认崔某某并无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的事实后，仍旧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而处罚理由又是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捏造事实是否该被行政拘留？ 在东阳市公安局公布上述警情通报后，网友对此处罚决定基本都持肯定意见，甚至有网友戏谑，“余答应”的扮演者真就是本色出演。因在《甄嬛传》中，“妙音娘子”余莺儿也是因为心狠手辣、恃宠而骄就匆匆领了盒饭下线；在现实中，影视剧里的“没头脑”看来也的确是个“没头脑”。 虚构酒后驾驶以及肇事逃逸的事实，的确有违社会公德；尤其是公众人物在直播时“炫耀”自己酒后肇事逃逸，更是对交通法规的公然挑衅。但，如此信口雌黄是否就该被行政拘留，需在法律上细致斟酌。 东阳市公安局的警情通报，最后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安机关将坚决打击为博取流量而在互联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清朗网络空间”。这又让人想起不久前另一起因在网络造谣而引发的治安管理处罚案。也是在本月，山东聊城一男子因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视频，鼓吹“聊城市人民医院成功复活秦始皇”，也被阳谷警方予以治安处罚。 与“余答应造谣酒后驾车肇事案”不同的是，对这起行政处罚案，网友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警方过于较真。因为，但凡有正常认知的人都会认为造谣秦始皇复活仅是恶搞，基本不会有人对此“虚构事实”信以为真。 在现实中，网友的反映显著不同；但在法律上，两起案件的核心事实，却又都是在“网络上虚构事实”。《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虚构事实的处罚规定，主要在第25条和第42条。其中，第42条针对的是“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所以此处的“捏造事实”“虚构事实”也一定要有“侮辱他人和诽谤他人”的目的。 在上述两起案件中，尽管行为人都捏造了事实，其目的却并非要侮辱或诽谤具体的他人，也就并无第42条的适用，因此涉及的基本就是第25条。 秦始皇案和余答应案，是否扰乱公共秩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的具体规定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二）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由此来看，与余答应案最适配的法条，即第25条第（一）项的“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很多尝试对此案进行解读的律师也认为，余答应谎称自己酒后驾车肇事逃逸，属于本条中所说的谎报警情。 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汇编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谎报警情”一般是指编造有关违法犯罪的行为发生向有关部门报告，或者明知是虚假警情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其主观目的也是希望借由谎报警情而扰乱公共秩序；而典型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表现就是引发公众恐慌，致使秩序混乱，甚至使社会管理无法正常进行。 而且，《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被放在第三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和处罚”之下。这也同样意味着，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等行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一定要以产生了“扰乱公共秩序”的客观结果为前提，如果只是存在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的行为，然而又因此类谣言太过浅薄拙劣，普通人几乎都不予置信，也未能引发骚乱和恐慌，所以不能仅因当事人存在此类行为就对其予以处罚。 否则，治安管理处罚就可能沦为行为犯，即只要有行为就处罚，而不考虑该行为是否已产生危害后果。 这种仅因当事人存在某类行为就进行处罚的做法，容易导致对行为人的主观归责以及惩罚权的滥用，所以普遍被现代刑法理由所反对。这一点，仔细考虑第25条的第（三）项的列举即可明确。 试想，若无已经造成扰乱公共秩序的结果，行为人只要扬言甚至是戏称会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公安机关就对其予以治安拘留，显然会造成处罚权的极度滥用，还会让国家惩罚机制从针对外在行为及其危害后果、滑向针对内心秩序之虞，甚至变为精神打击和道德惩罚。 也正因如此，作为所有领域的行政处罚总则的《行政处罚法》第27条明确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这一条，对于治安管理处罚，也当然适用。 网络图片 如果以上述标准为依据，那么处罚造谣医院复活秦始皇的决定，显然既无必要，也不合法。因为其几乎不会引发一般人的误解，也当然不会产生引发骚乱和恐慌的危害后果。正如网友评价的，如果此类“谣言”被予以治安管理处罚，那“秦始皇可能都要站起来发笑了”。 而此案中，用以判断是否扰乱公共秩序的标准是视频的播放量和转发量，热搜上也赫然显示该视频被播放23万次、转发1.4万次，但播放量和转发量不代表就有人信以为真。毕竟，短视频时代疯狂传播的背后驱动，很多时候是无聊。 相比“复活秦始皇案”，“余答应造谣酒家驾肇事案”似乎更有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但再仔细想想，这种危害后果并非造成了公众骚乱和恐慌，也未挑动公众对交通管理部门的公信力的质疑。其造谣的内容，在于炫耀自己逃脱了法律制裁——如此做法，除了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了违法线索外，无外乎就是挑衅了交通管理秩序，也很难被归类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打击的“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类型。 若从行为构成来看，余答应的信口雌黄，更贴近《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所规定的“寻衅滋事”的打击范围，因其本质就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无事生非。但鉴于“寻衅滋事”已被普遍诟病，公安机关也应尽量慎用“寻衅滋事”打击私人的网络言论。 对余答应的信口雌黄不能进行治安拘留，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惩罚。对于此类在网络上随意造谣产生负面影响的案例，如果未对他人名誉权荣誉权产生影响，也未对公共秩序造成明显破坏的，完全可由平台介入，采取警示甚至是一段时间内禁言禁播的惩罚，而无需动辄就启动治安管理处罚。 无论是在网络世界，还是在真实世界，私人发表言论的自由当然都有其边界，例如言论自由的行使不能伤及他人的名誉荣誉，不能通过散布虚假言论起哄闹事、扰乱公共秩序；尤其是在当代网暴频发的时代，网友更不能躲在键盘和屏幕后，通过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以及严重影响他人身心健康的贬低歧视和恶意揣测等信息，来对他人形成道德压制和侮辱贬低。但是，通过法律惩戒来打击网络谣言，仍需格外谨慎。 其原因首先在于，何谓“谣言”，很多时候难判断。在过去的行政实践中，不乏有人因发布未经官方认定的信息而被处罚的事例，有的甚至是在当事人被处罚后，该信息又由公权机关确认了，这就使行政处罚反而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 此外，处罚散布谣言，必须以有“扰乱公共秩序”的结果为前提，但公安机关有时仅仅以当事人发布了不实信息为由就径直处罚。 在余答应因造谣而被治安拘留后，某电视台在重播《甄嬛传》时，又将余莺儿的戏份全部删除。这种过度处置也需要斟酌。若以艺人私德作为其作品能否问世的标尺，大概现在的文艺作品中会有相当大比例都需要下架。更多时候，我们应相信公众可自我甄别，而非动用公权力机关的重罚重刑。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无马社
朋友给我转了一个短视频。看了一下，是河北新闻网官方视频号报道的《小伙每天花40万包场请人看哪咤》。 先说报道内容的准确性问题。标题是“每天花40万”，但未介绍持续时间到底有多久。一个星期内的“每天”？还是一个月内的“每天”？ 身为《河北日报》旗下的官方视频号，基本报道业务，有点尴尬啊。 看评论，有人觉得小伙做得很好，万一能让票房冲上影史第一，那是国漫的扬眉吐气。 也有人反对，觉得争这种虚名没啥意义，有这钱不如踏实救助一下贫困人口。 新闻未介绍这小伙是干啥的。假设小伙用的是自家钱，这属于个体自由，无论价值观上如何去评价小伙的行为，我们都需要尊重个体自由。 前几天我写过一篇《我命由我不由天，你真的敢让孩子记住这句话吗》。事后有朋友问，鼓励“不认输、不认命”的初衷总是好的吧？ 我并不否定《哪咤》这部电影，写《我命由我不由天，你真的敢让孩子记住这句话吗》，起因是关注到很多家长带着未成年人观影，怕未成年人不能准确理解“我活不活无所谓，但我要你死”这句台词，把这股狠劲用错了地方。毕竟，我做过多年的未成年保护志愿者，这方面的案件，见得还是挺多的。 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这个前提，我支持文艺作品中宣扬“我活不活无所谓，但我要你死”的抗暴精神。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如果真有成年人看了“我活不活无所谓，但我要你死”这样的台词，内心中生发出一种豫让刺杀赵襄子、朱亥击杀晋鄙式的勇气和决绝，那倒真是复兴了春秋精神。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最文化绚烂的时期就是春秋，不仅有百家争鸣，更有“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侠客。诗人李白的《侠客行》，歌咏原型就是朱亥击杀晋鄙。 可惜，秦汉之后，不仅文化上“百家罢黜”，游侠精神更是被打压地隐入尘烟。哪咤说出“我活不活无所谓，但我要你死”这句台词，背景不是和别人斗狠，而是陈塘关被摧毁。哪咤为了家人、为了关内父老，“不爱其躯”地复仇，这就是“侠”。 还是前面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无法准确理解的这句台词的问题，我当然希望成年人们能够做到“我活不活无所谓，但我要你死”。成年人的世界，不是狠劲太多，而是狠劲太少。 或者说，成年人的“狠”都用在了私斗。比如高铁上大声用外放，谁提意见就要打谁。与之相对，碰上真正的不公，反而心心念念都是“胳膊拗不过大腿，忍一时风平浪静”。 回到小伙花40万请人看哪咤这个事情。如果观影群体中恰好有几个冤案家属，大家一边看着电影，一边相互鼓励“哪咤的命就是不认命”，不管方方面面如何打压，蒙冤者和家属都拿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不仅为蒙冤者辩白，更要让制造冤案的人得到报应。以“我活不活无所谓，但我要你死”的信念去面对打击，坚持抗争，坚决阻止制造冤案的人去继续制造冤案。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哪咤2好就好在，电影中的反派不是龙族，也不是申公豹，而是代表着“仙界”的无量仙翁。 我不知道导演饺子是出于各种考虑才如此设定人物，但客观效果上，这样的人物设定，多看几遍，能看出强权表面很正义、手段却残忍的虚伪性。 电影中，活了几千年的老龙问，世界规则谁来定？ 老龙心中其实有答案——胳膊拧不过大腿。可是哪咤和敖丙“不认命”，更不认权力定下的规则。 饺子在电影中直接把“命”对标了“规则”，这一点，特别好。 于是，回到文章一开始说的“小伙请人看电影”。 朋友问我怎么看，我说：第一，作为追求自由观念的人，要克制自身对他人的价值判断，只要他人的行为不具有“危害性”，我们就要尊重他人的自由。即便你认为他人做的不对，但自由也包括“不损害他人前提下的做错的自由”；第二，既然包了这么多场电影，想看个热闹的就看个热闹，想体验国漫崛起的就体验国漫崛起，假设有几个人能借电影唤醒内心“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游侠精神，就更好。 修改于2025年02月21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念兹集
网络图片 一些职场人正经历重回月薪3000元的现实。如同一种当代贬谪，收入的跌落，迫使他们重新适应紧缩的生活方式，调整职业和人生的预期。 月薪三千 2024年12月，在一家设计院的办公室里，建筑设计师李冉收到了工资，3381.12元。11月、10月，也是这个数字。9月，5563.54元。 一开始，同事们谁也没见过这么低的工资。大家在办公室疑惑地自问，哪里来的三百多元，哦不对，少看了一位，是三千多块钱。是退货吗？是奖金吗？这一天恰好是发薪日。同一办公室的人逐渐发现自己账头也多了三千多，往常的工资却迟迟不见。 作为在这家设计院工作13年的建筑设计师，李冉正常情况下的月薪是3万多。从2023年10月开始，就像海平面随着波浪一层层降下去，她的季度奖金、年终奖金逐渐被取消了，直到2024年末，她的月薪降至三千。 这两年因为房地产业衰落，设计行业的项目量骤降，李冉所在的公司开始无活可做。个人薪资本来按规定彼此保密，但在那个荒谬的时刻，所有人都明白了，无论什么职级、职称或是岗位年限，“月薪三千”的现实已平等地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2011年，李冉从名校毕业后，加入一线城市的这家设计院。入职第4年，她就从项目助理晋升为项目负责人，独立带项目组，年收入超过40万元，“感觉能在这个单位干到退休”。那时她副业做社媒平台的Pr，一个月保底收入有一万元，有时高达四万。 后来，李冉不仅本职工作降薪，副业里可做的单量也骤降，从24年初的每月6000元收入，降到年中的3000元，直到11月归零。过去几十年的存款，还有2025年刚发的七千多块年终奖支撑着她的日常生活，每个月存不下来钱。 李冉的同事们开始陆续离开。二百多人的办公区，如今只剩下一百人出头。工位中间搬了两次，每次都是为了让大家集中坐一坐，反而将空出来的工位连成一片，令低落氛围形成包围态势。平日里，一部分同事出差，一部分同事藏在部门办公室或咖啡厅的角落里，还有一部分，顶着降薪得过且过，趁没活时相约去喝奶茶逛商场，下午三四点赶去接孩子放学。空荡荡的公司有一种直逼人心的散漫。 领导在大会上照例鼓励大家，宣布将来要把这段时间少发的工资补回来。群情激愤中，一人开口打断：“领导别画饼了，我可吃不下了。” “要嫌噎你就滚呗。”领导的东北话脱口而出。李冉和同事接受了现状，常常自嘲：要么忍，要么滚。 40岁的小宅也经历了就业市场的惨淡。她在人力资源行业从事了15年，做到高级经理，2022年10月离职后，她全职投简历找新工作。结果半年来，度过一个金三银四，还是只有两三次面试机会，数量是往常找工作时的四分之一。 失业前，小宅在一线城市生活，有房有车，没背贷款，月薪3万。她用50多万装修出一间独居的90平法式复古小屋，每个月也无需刻意存款。那时，她满以为将来也可以维持此刻的高薪。 两个月后，2022年眼看过去，新工作遥遥无期，她才申请失业金。 每月2016元，成为她未来两年的稳定收入。2023年，全年的支出被她控制在2万左右，只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 这种生活让她重回到2008年。那时她刚毕业，房价是现在的六分之一，第一份工作月薪1800元，两年后的第二份工作才达到3000的水平。但那时她不太考虑节省，因为还年轻，“对未来有希望”。 新生活的细节透露出捉襟见肘的现实。装修时，小宅设计房中的每一砖每一瓦：卫生区域三区分离，衣帽间13门衣柜塞满了衣服包包，开放厨房摆出了一套表面光彩的西式厨具。 降薪后，她开始刷廉价的购物软件，发现一款挂钩，哆啦A梦圆手款式，价格低至一毛钱。到货后发现，随机发的颜色，无色透明，有一种极廉价的塑料感。她把挂钩贴在卫生间墙上，丑得可笑，格格不入。 小宅每晚焦虑地睡不着觉。她想过创业，去逛夜市都偷偷存着考察摆摊情况的心。在一个摊位前，她瞥见老板口罩上熟悉的眼睛，想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意识到他是过去某一家公司的同事的老公。 摊后眼熟的背影确实是自己曾经的同事。两口子守在一个卖袜子的摊位后面，所挣得无非是一些碎银。不清楚他们是失业了还是谋求副业，但她意识到，被口罩遮掩的面孔，属于一个个生活日渐困难的普通人。 在朋友建议下，春夏交接的季节，小宅在北京踏上社工的考场。2019年前还没人瞧得上的月薪五六千的社工，到2023年，一个区招1500人，报名人数高达2万。小宅有15年的高级职场经验，面对异常激烈的竞争，笔试准备不足，面试缺乏经验，接连5次社工考试，奔去城市的各个区，3次进面，无一成功。她难以想象，那些被招上的人会有多优秀？现在还能体面生存的人，必须有多优秀？ 社工考试和失业金的生活持续了两年，父母一直没有发觉自己的真实生活。小宅不敢讲，有一种羞耻感，好像没有为父母争光。父母以为她在正常工作，她默许。 2024年，小宅上岸街道办事处，过上月薪三千的生活，才终于向家里坦白。 她不服输地投出一些简历，聊以缓解街道办的清闲。在简历中，她看见40岁的自己做HR十五年来，在私企受过的所有委屈。过去最长的一份工作也才做了3年。常常是做半年后失业，办离职、投简历、面试，再做3个月失业。 她算了一下，就算每份工作做3年，到60岁退休还有20年，她需要换7份工作。 这份简历如果穿越时空，投到30岁的自己手上，她会怎么想呢？小宅知道，看到一个高级经理40岁还在找工作，30岁的自己大概会有兔死狐悲之感。更何况，老板们早就发过话了，“年龄超过了35岁，就没必要推他们的简历了。” 1月的一个早晨，李冉在上班前醒来，刷到一条感恩父母的视频。她想念起家乡的父母，再看微信里的工作消息，抵触工作的情绪无法缓解，哭了一个小时。 随后她按时出门，开车去公司上班。通勤的早高峰，车流总是稳定有序的。一个开着立标奔驰的大叔，并道时和她的车刮蹭。不知道怎么回事，双方都情绪激烈。 她怒呛，你这人怎么开车的？大叔说，你一个奥迪凭什么两百块就和我私了？两个人僵在原地，等保险到场定损，把两分钟的冲突延长到二十分钟。与此同时，公司的会议开始，她又要请假、道歉。 李冉那天的暴躁是反常的，也许大叔也是。在那个早晨，她觉得生活看不到希望。多劳不能多得，整个行业都没有未来，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奔头、没有希望。”领着三千的月薪，她讨厌自己。但不干这个，她又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事情。 贬谪的生活 大城市的富裕生活，各有各的精彩，贫穷却有大致相同的归属。 收入骤降后，每一笔开销都成了建筑师李冉不想负担的浪费。在设计院月入三万时，李冉在北京租了一个月租过万的两居室大房子，搬进床和衣柜、双开门大冰箱、贴墙纸、养一猫一狗，时常允许父母从河北住进来照顾自己，把月租房经营得像家一样。 降薪后，李冉另找了一间6000月租的一居室，把家具电器统统或送或扔，单独和猫狗同居。生日时她看上了一条三万多的手链，转念一想，不如去买一条十几块的高仿，戴几天过过瘾，也许买的欲望就消失了。 搬家中和大件家具断舍离，李冉开始有种怀疑，自己将来未必会在漂泊的异乡继续待下去。过去这种怀疑被高薪、稳定工作和当地户口给遮蔽了。现在，她考虑自己腾空住宅，这样要回老家就可以轻装出发。 李冉抵触回老家。刚毕业，她在老家的设计公司实习过。那些公司出的效果图，让她觉得“很Low”，但又无法指出哪里不对，因为当地人有自己的制图习惯，不会按照严格的标准去规范。李冉自觉适应了大企业的标准，回去后很难适应当地环境。 生活费骤降后，比价超市、菜市场，小宅在拼多多囤爱吃的火锅蘸料，为节省的三块钱而心动。不舍得上千的名牌，发现国产化妆品用五分之一的价格起到同样效果。自己动手更换净水器的滤芯，每次能省50到100块。 阳台上堆起越来越多的塑料瓶，是她过去没有发现的财富。购物软件送来的大塑料袋，节省下来，装满捏扁的水瓶，1个1毛。 有天，她发现阳台快堆满了，拉着男友，两个人提了五个鼓胀的袋子，犹如提篮上岸的渔夫，下楼到菜市场出售，卖出15元钱。她后悔之前怎么随手丢了这些钱。 30岁，原本做银行项目经理的啾啾，回到山东老家，转为国企的基层员工，月薪从三四万骤降至三四千。2024年7月，她清楚地记得，那个入账的数字是3095元。 老家寡淡的消费氛围，可以让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很节省。因为工作远离城区，啾啾很少点外卖、咖啡、甜品。每天上班穿工服，她半年没有买新衣、配饰。除了在单位食堂吃饭，她做饭也可以从父母家拿些自家种的青菜。单位发的500元超市卡，用以购置青菜鸡蛋，足足花了整半年。 收入下降改变的不只是经济，新的处境和身份，也带来新的困惑。 啾啾过去做着项目经理的工作，压力何其沉重。常常，银行里会有“奋战100天”“开门红”及各种各样的业绩节点。为了冲业绩，她每天都要加班到10点甚至更晚。每天写总结，应付领导约谈，还要经常下市场和客户交流，最后交流到酒桌上，中午喝完晚上喝，休息一夜，第二天继续应酬，喝完自己去医院打点滴输液。 那样的日子过下来，啾啾发现自己内分泌失调，脸烂了，痘痘流出脓液，必须整日戴着口罩。 但刚回到老家时，她感到月薪三千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压力。她的公司新被收购，各种绩效考核等内部管理需重新完善。部门包括她在内只有两个人。她还不能全权负责，而是拿领导的每个决策向上级层层审批。最小一分钱的报销，最多都要有6个领导的签字，真正付钱的时候，还要6个人再签一遍。 工作的热情被迅速消耗。临近年底，她每天在公司忙到9点。回到家，她在电话里对妈妈哭诉，自己为什么要回来，现在工资是过去的一个零头。 工作之外的生活，也时刻提醒着她处境的改变。周末和发小们见面，一个个都留在本地成家，嘴上谈的都是婆婆丈夫孩子。只有自己去大城市转了一圈，单身几十年，带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回忆：她想到自己过去在银行，6年从基层升到经理。营销部门聚在一起，想做某一件事，就发散思维，每个人出一点主意，即刻出门去各自负责的区域做起实验。大大小小的节日，她都要列个单子送礼。光一个商场，就要考虑总经理、财务部、活动企划部等客户，一天就送出去如今一个月的收入。 那种生活尽管有压力，但光鲜亮丽，充满机会与诱惑，让她怀念。 回到老家领着月薪三千，啾啾有种人往低处走的怅然。她感到这种生活不属于她，而是属于周围的人。年会上，子公司的其他同事，坦率透露自己每个月到手只有两千多，丝毫不以为意。单位的一个姐姐，月薪的3、4千，要用来照顾两个儿子、两家四位老人，谈不上任何消费，钱挣来为让大家生存。 下班后，本地朋友们回归家庭时，只剩下她这个大城市回来的单身女性，一个人开车兜风、看电影，花钱的机会都没有。 未竟的心愿 生活已然下沉，身在其中的人们，尝试着自我调适、接受现状，寻找贬谪古人般的豁达。 在啾啾回老家求职的那场面试里，领导问，“你的工资会比之前要少，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她早有预感，这个问题会被问到，它好像和自己求职的工作内容无关，又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她早已为通过面试而准备了回答：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衡量标准，她既然回来了，就要尊重当地标准，适应当地的生活。回忆起来，过往的丰富多彩，也不过是“在外边打工，各有各的辛苦”。在银行，出门见客户，要精心准备一套行头，化妆、戴首饰，手上提着礼物。回到老家，洗一次车才不到20块，让她喜出望外。 李冉尝试去感受，紧缩的新生活也有好处。她37岁，未婚单身，靠存款付房租，工作早十晚七，账头只敢留一万块零花。在一人独居的整租里，父母不能再上门唠叨自己，自己想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有时还可以在闺蜜家过夜，就像是刚毕业来北漂的学生那样，忽然拥有一种淳朴的自由。她经营起自己的账号，谋求副业的突破。在她的自白中，“985本硕、企业设计师、京户持有者”，在危机中也急需自救。她觉得“命运的转折”藏在凌晨的自媒体文案、深夜的方案大纲，以及坚持182天的健身打卡里。 对于小宅而言，在有房无债的情况下，其实3千元是一笔足够生存的数字。小宅和男友有整整一年时间，共同失业，两人凑出4千块失业金，每天在家吃吃喝喝。小宅增重了十多斤，男友从130斤长到快160斤。小宅清楚，这种乐观是由于她在降薪前就摆脱了房贷车贷，否则就不得不卖房了。 她现在有一种平和的心情。低薪足够维持生活，父母有存款，身体还好，即使生病也可以互相陪床。街道办事处也并不差，可以朝九晚五，准时下班，午休两小时还能回家吃饭睡觉，是一种40岁提前退休的安逸生活。 小宅所在的科室，七八个人一间屋，彼此之间没有隔断，只有用电脑屏幕区分一下私人领域。小宅最多的时间用来刷手机：看社交媒体，看腻了大数据重复推来的话题；刷购物软件，看视频一次奖励一分，每天打卡赚到上限的两毛。从屏幕上抬起头，同事们也尽在没活的空闲里刷着手机，无聊感充盈满室，避无可避。 她尝试从工作中重新找回自我的价值。日常工作，小宅需要给老人们发慰问品，帮老人修改报纸的邮寄地址。有时指挥老人点某个程序，老人道歉说，自己实在不会操作，她为之忧心，甚至想下班拐上门，当面帮一下老人。这种利他情绪贯彻她的事业始终，是她成就感的来源之一。过去她做部门经理，最喜欢看到手下年轻人迅速成长；做猎头，制造双方都满意的匹配，时常收到职位候选人电话来口头道谢。如今，服务老人带给她的成就感，是一种为自己积德的舒心。 人总要给自己找点盼头。小宅说，“事业已经没有了”，不敢再辞职去做不稳定的本职工作。在40岁提前退休，人生还剩下留学这一未竟的志向。 她想去日本或英国爱丁堡读一个心理学。她想象中的日本，富于亚洲人的文化氛围，城市间充满秩序感，居民比国内的收入高，生活成本却低一些。她还向往哥特式建筑风格、透出阴郁气质的爱丁堡。 失业中，她点进爱丁堡大学的官网，发现爱大心理学位列世界第27位，招生要求雅思总分在7.0以上，但她的英语并不算好。 曾经，手上有五十多万富余时，她跟父母提过去日本留学，被一口否决。钱最终花在了她此刻的50平米小家，日后帮助她安稳地忍受低薪生活。 她开始借助这个家尝试经营社媒，举起摄像头，拍摄露台外五点半日出的天空、立夏雨后开放的月季花墙，还有阳光穿过飘窗投在墙上的电影级光影。 在月薪三千的平静生活中，留学梦想变得越来越渺茫。父母一定不情愿她远离，更何况，经济上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唯一的希望，是她忽然生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卖掉车、房，苦学语言，再攒几年钱，加上留学期间打工的收入，一定能出去。 钱不是决定人生最重要的因素。她还设想了一种可能，假设自己“众叛亲离，工作也干不下去，房子也被人收走，你不出去就要饿死了”，梦想也会变相地实现。 但重回月薪三千的生活，主题是维稳而非突围。她觉得突围所必需的，正是目前自己所缺乏的，也是芸芸众生都提不起的那股勇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2月17日，北院发布《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 在此之前的2月14日，外管局也发布了2024年国际收支数据，外商投资净流入比峰值时期的2021年减少了99％！ 这个数据的峰值出现在2021年，净流入为3440亿美元；2024年为45亿美元，其中有两个季度是净流出，首尾两个季度是净流入。 45亿美元是什么概念？降至33年以来，也就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个商务部的数据大体也能佐证：2024年度实际使用外资大约1149.3亿美元，同比下降27.1%，是2023年降幅8%的3倍多，也是自1990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数据跌破了2010年的水平…… 网络图片 虽然最高党报早在2月10日就在头版刊发打预防针，但如山的压力还是扑面而来。 这篇文章提出了几个论点，非常值得细心揣摩： 传统商业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了，跟不上变化的外企当然只能输给中国企业，从而败退。 短期看，2024年剧降99%，是因为前几年涨得太凶了，导致波动。 长期看，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占七成左右，服务业轻资产属性明显，导致外资企业数量增加而投资额下降。 腾笼换鸟，一些没有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撤出了，更多技术含量高的外资进来了。跟第一条相似，外资企业必须拿出看家本领才能站稳脚跟。 以上原因归纳起来，就像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数据比较低是正常的一样，外资进来少，也是正常的，不用怀疑我们有什么问题，就像犟嘴的关老爷： 话虽如此，但《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要求“有效提振外商投资信心”，可见外资信心是不足的嘛。 这是怎么说的呢？究竟听谁的？ 倒是一些国际媒体的话，跟行动方案能接得住： 戴口罩之后，对未来的担忧加剧。 抓汉奸惊到了外商。 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经济减速，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消失。 这些话是不太中听，不知能不能为大家所接受。 我细读了行动方案，其中有“适时进一步扩大电信、医疗领域开放试点”之语，可见前段时间说的上海要允许洋人上洋网，不是完全没可能的《大学副校长建议开放外网，官媒报道，这是什么风？》 印象最深的是另两条： 支持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充分运用新闻发布、吹风会、接受采访、专家解读等方式，对外积极宣传阐释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政策新举措新亮点。 可能有人会说，在外资信心不振时，竟然还引导人家去扶贫，这是慕容复在土堆上复国大燕吧。 这个我不能同意。随着川皇成为僭主，美帝立国之基已毁，美帝衰败就在眼前。 毕竟，现在川皇的问题，不是开放程度不够，而是法治保障不够。朝令夕改，随意发推批示，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资金逃跑是必然的。 能流到哪去？ 当然是政策和法治环境最好的我国。 就像前几年的新加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国际金融中心。 有网友评论说，一张全是判断题的卷子得0分，也只有川皇这样的大才方有可能。 这样一看，我们及时出台稳外资方案，其实不是遇到压力，而是顺势而为！ 现在的问题，就是怕他们有朝一日突然明白过来，开始抄作业，也搞《稳外资行动方案》。 否则的话，全是我的。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发现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出身居多；个别平民家庭出身的，则通过读书、从军等方式，升华出家族新命运、家风新基因。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通过家庭记忆传承，孩子汲取父辈记忆和智慧、经验、教训的力量，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生命和文明积累的二传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而记忆的中断，便是文明传承的断裂。 讲述关于我们的故事、写作家传，是人类延续文明和创造意义的基本方式。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和传承家庭记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货殖新传
网络图片 纯中药治肺癌的新闻刷屏了 很多读者来问我这新闻是怎么回事，到底靠谱不靠谱。我……………… 行吧，来活儿了，该辟谣的还是得辟谣，不然真的有患者被水货医院和无良媒体骗去纯中药治疗，我作为科普博主良心也过意不去。 所谓纯中药“抗癌汤”治好晚期肺癌，肿瘤完全消失，还入选国家成果库的故事，完全不可靠。 肺癌晚期，肿瘤完全消失，国家成果库，纯中药……每一个关键词看起来都非常厉害，都在创造奇迹。 但是，稍微查证一下就会发现，这条新闻还可以用另外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宣传通稿、夸大其词、违背常识 第一，所谓“新闻”其实是宣传通稿 看新闻，最好不要看二手三手报道，要去看源头。所谓纯中药治疗晚期肺癌纳入国家成果库的“新闻”首发于厦门网，记者陈恩泽，通讯员江昌铭、黄语晴。 经过查证，陈恩泽是《厦门晚报》记者，而两位通讯员的身份就有意思了。江昌铭是厦门市中医院宣传部副主任，黄语晴是厦门市中医院宣传部干事、公众号编辑。 基本常识注：厦门市中医院也称为北中医东直门医院厦门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非媒体行业的读者可能不了解通讯员这个机制，这是中国体制内媒体的一种历史遗留产物： 一种情况，政府部门或者某个单位负责宣传的人给记者提供了新闻线索，协调了采访，会署名通讯员，作为对方工作的认可。另一种情况下，记者发布的是由某单位提供的宣传通稿，记者自己没采访也没写作，这时也要把对方列为通讯员，有时还会发稿费。 一篇稿件通讯员署名两个人的，只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发的宣传通稿。 很显然，这篇“新闻稿件”是由厦门市中医院宣传部编辑黄语晴执笔，再经该院宣传部副主任江昌铭审批后发给媒体的一条宣传通稿。厦门晚报这位记者大概率并没有对内容进行采访核实，纯属转发。 宣传通稿和新闻报道在真实性方面的区别，相信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说得客气点叫宣传通稿，说得直白点，就是医院发的软文广告。 第二，抗癌故事严重夸大其词 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标题或视频时，最受震撼的是“晚期肺癌肿瘤完全消失”了，在常人理解来看，这就是完全康复了，堪称医学奇迹。 那实际情况呢？肿瘤真是“完全消失”了吗？患者真的完全康复了吗？很遗憾，并没有，中医大夫终究不是刘谦，没法带我们见证奇迹。 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报道，这位74岁的患者初诊时发现肺部肿瘤，伴淋巴结和肾上腺转移（基本常识注：初诊结论存疑），经过厦门市中医院近一年纯中药治疗后，肺部肿瘤在影像上几乎消失，而“转移肾上腺和淋巴结的肿瘤稳定了下来”。 所谓“稳定了下来”，就是说转移的肿瘤还在，没有变小，更没有消失。 如果真如厦门市中医院所编的故事，这个“抗癌汤”如此神奇，能够让晚期肺癌的肿瘤消失，那它居然还是个“靶向药”呢，只对肺部肿瘤有效，对其他部位肿瘤就完全没有效果？这种夸大其词的写法，算修辞还是诈骗？ 夸大其词第二处：把中国中医药临床案例成果库简称为国家成果库。 这么缩写有什么问题呢？我打个比方你就能明白其中区别了。我老家之前有户人家孩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二本大学，家长逢人就吹自家孩子考上了北京大学…… 都是北京的大学没错，可这能缩写吗？？？ 报道里所说的国家成果库，听起来像是什么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库，实际上只是由中国科协委托民间团体中华中医药学会建设的“中国中医药临床案例成果库”。进入这个库的论文门槛之低，水平之低，我发个案例给大家感受一下。 网络图片 北京西苑医院某位儿科医生的论文《推拿治疗小儿夜啼病》也是这个“国家成果库”收录的成果之一。这个临床案例成果库的水准如何，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直白地说，这个临床案例成果库就是给那些发不出正经论文的中医大夫“灌水”用的，而“灌水”的目的则是评职称。 这次爆出纯中药治晚期肺癌成果的厦门市中医院，就是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按照该医院规定，相关医生在这个临床案例库发表一个临床案例，可以冲抵两篇CN学术期刊论文。虽然也不是什么重大科研成果，但对于本身啥成果都没有的低水平医生来说，还是有相当吸引力的。 也因此，这个临床案例成果库每收录一条病例，都会给作者发这样一份《收录证明》，就是给作者用来冲抵论文用的。因为不是学术期刊，几乎可以来者不拒。大概率，交钱就给上。 没有实证我不能乱说，只能强烈呼吁纪检监察部门调查一下这里面的利益链条。 第三，相关报道违背基本的常识 IV期肺腺癌（无靶点）的治疗，在全球医学界都还是有待攻克的难题，如果有真实可靠且稳定的治疗晚期肺腺癌让肿瘤完全消失的方法，无论是传统药物还是现代药物，都是震惊全球的成果，都是价值百亿美元的成果。 这样级别的成果，不去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论文还可以理解，怕洋人偷学去了，那怎么不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论文造福中国患者呢？怎么不参评国家科技进步奖为福建争光呢？ “纯中药治愈晚期肺癌”和“推拿治疗小儿夜啼”发在同一成果库里，是不是太委屈了点？ 这么不计名利，这么谦虚的专家，你敢信吗？ 一点建设性意见： 病急不能乱投医，病重更不能乱投医，多少骗子都在等着癌症家属上套呢。 生病了，看现代医学，对自己的小命负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