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演員李現獲邀世界盃開球 央視罕見未播
2026 年 6 月 22 日
网络图片 对一个长期被内战和贫困阴影笼罩的地区而言，大地震很可怕，但大地震或许不是实皆最可怕的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 发自缅甸实皆 编辑 / 李屾淼 [email protected] 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来者很容易在实皆市的瑞恒达寺庙（Shwe Hintha Taik Thit）迷路。通往寺院的狭窄山道泥土松软，交错的树枝将光线都染成绿色。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视野总是被层层叠叠的树木、纠缠不清的灌木丛所遮挡，十余座寺院建筑在其中忽隐忽现。 先望见金色的佛塔，再是三座纪念碑和一座钟楼围成的四边形。纪念碑顶端站立着缅甸传说中的神鸟，象征吉祥和平，底端刻着瑞恒达寺庙的光荣历史。这座寺院有一位著名的长老，曾在美国和非洲传教，圆寂于102岁。在他的带领下，瑞恒达寺庙成为研修佛学和僧侣修行的枢纽，也被猜测藏有《三藏经》的手稿。 2025年3月31日，纪念碑前飘浮着酸臭味，像是腐肉发酵后混合了氨水的臭，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变得黏稠，停滞在空气中。 寺院的建筑物在三天前的地震中坍塌，成了菩提树下的一块块废墟，仅有讲经堂还保留着主体结构。满地都是佛塔的碎片，佛塔上那些神鸟、僧侣和恶鬼塑像都仰面朝天，静静地躺在石砾中。 在3月28日的大地震中，瑞恒达寺庙有17人遇难，包括1个老和尚、5个小和尚和11个修行者。86岁的大住持正在医院接受治疗，68岁的二住持坐在大凉棚内，平静地说天灾降临，人力无为，他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幸运。死去的人或许是遵循了自然法则，也或许去往了更好的世界。 与老师父的平静同时存在的，是关于曼德勒重灾区SkyVilla公寓的最新传说：12层公寓Sky Villa在三分钟内坍塌成废墟，里面压着两三百个冤魂，石板下回荡着他们的哭笑和敲击声；他们不愿独自死去，紧紧抓住幸存者的身体不让救援者拉出。这个传说在不同人的口中细节各异但情节相似，信者众多，继而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网络图片 瑞恒达寺庙的建筑低矮，震后搜救已经结束，僧侣们在等待清理废墟。接下来，能怎么住就怎么住，有地方睡觉就可以。二住持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曾经的居所，湖蓝色墙体用金箔装饰着佛教图样，三层宝塔式屋顶。“有两人压在里面，我因为不在屋内，所以活下来了。”他说。 一阵风从芭蕉树的方向吹来，摇晃着破破烂烂的树叶，吹向寺院一侧直径两米的蓄水池。寺院附近的居民正站在蓄水池边洗澡，裹着浴巾搓手臂，老人坐在池边，洗衣、叹气。 实皆是距离缅甸7.7级地震震中最近的城市。大地从三公里外裂开，绵延百里。在亚达纳邦大桥（Yadanabon Bridge）的两端，地面裂开一米宽的口子，沉降落差从两米攀升至五米。 地震当日，全城断水断电断网。于2008年通车的亚达纳邦大桥被震出裂缝，南面相邻、由英国人始建于1934年的阿瓦大桥（Ava Bridge）则垮塌了一大半。在此之前，两座桥承担着实皆与曼德勒两个重镇，乃至整个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大部分交通连接。 如今，实皆市是缅甸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2021年缅甸政变后，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交火地带。实皆市区由政府管理，而周边村镇、山区均被反政府武装控制。 在最需要救援的时间里，往南的两座桥无法通行，往北是交战区，实皆陷入困境。 网络图片 实皆之困 地震发生后的前两日，关于实皆的传闻众说纷纭。传说实皆的灾情比曼德勒严重几百倍——震后第二日，就有外国救援队抵达曼德勒；也有人说，有缅甸当地志愿者去实皆，但被地雷炸伤；社交媒体上则风传，有两个想去送物资的人被反政府军击毙，当地新闻还说，反政府军在倒塌的寺庙里埋了地雷。 这些信息亦真亦假，在紧急状况下难以核实。在一轮又一轮的传播中，实皆更让外部、特别是外国救援力量踌躇不前。 两位华人志愿者说，他们试图往实皆送施工安全帽，但被军人拦下。刚成年的孩子分不清这些军人到底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但会依据自己的政治立场猜测，这一定是更坏的一方。 地震次日，缅甸反政府武装“人民防卫武装”宣布，将在地震灾区暂停进攻性军事行动两周。同日，缅甸工程师评估亚达纳邦大桥可以通行20吨以下的车辆，但挖机、吊机等大型工程设备仍然无法进入实皆。 第三日，消防车早晚往各社区的大蓄水池送两次水，公共电网每天通1-2小时的电。城市变电站还未修复，均依赖大功率发电机。 第四日，我们跟随一路华人志愿者的物资车进入实皆，过桥要经过两道检查，但如同近来从仰光到曼德勒相似，穿着灰色警服的持枪警察听说车辆要去实皆，就会放行，无需多言。 实皆市区有更多的平房和木质建筑，坍塌数量远超曼德勒，街道上飘散着酸臭味。高温加速了尸体的腐烂，又让气味更加黏腻。 救援力量主要由实皆消防、阳光救援队和本地志愿者组成。人手短缺，以至于选择搜救地点主要靠口耳相传：有人呼喊就来，无人报告则搁置。实皆市长说，目前实皆只有马来西亚一支外国救援队，截至4月1日，他们统计到了300名死者，都是能找到遗体的。 第五日，在一所私立学校的废墟上，来自仰光的救援队已经搜了四天。他们缺少大型的机械，也缺少像金刚链锯这样的破拆工具，搜救只能像老鼠打洞，一点点敲进去。 他们正在设法救出一具中年男性的遗体。地震时，这位父亲正陪女儿在学校面试。女儿的遗体在前一天被找到，他就在女儿身边。 这家私立学校涵盖从幼儿园到中学，刚刚投入运营两年，校长被压在了废墟中。仰光救援队目前只能确定4名成年人和6名幼童被困，是否有更多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临街的坍塌区域挖了四天，还没找到孩子，急迫地想要打通进入坍塌中点的通道。 “如果有大吊机，我们就能把盖在上面的水泥板掀掉，现在却只能等待打穿地板。”救援队长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缅甸的暑假从4月开始，地震当日这所学校是休学状态，只有被暑期托管的孩子们留在了学校。 第六日，4月2日，中国蓝天救援队派出了36人的队伍前往实皆，分成四个小组在三个地点作业，这是第二支到达实皆的外国救援队。这天下午，我在蓝天救援指挥部蹭着微弱的网络写稿子，总指挥杨羿突然跟我说，实皆挖出一个了。 “是遗体么？”我问。 杨羿点点头，又开了一罐红牛。在此之前，他反复问我实皆情况到底如何，他听说那里有人寻求救援，却无人应答。他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无法回答。 网络图片 “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 4月2日，有救援队撤离曼德勒，已经少有人谈论生的希望。中国香港救援队在塌成废墟的Winstar酒店搜救了三天，确定了遗体的位置，调来挖机和吊机，想要在今天挖出来；亲属们依在Sky Villa附近徘徊，希望记者拍下他们亲人的照片，传播出去；搜救志愿者大兵给我发来他作业的情况：“里面受困的是个老年女性，已经没有任何回应，现在还在打通通道，闻到比较大的尸变味道，但还没看到人。” 本地物资车在分发物资，帐篷、蚊帐、饮用水和干粮。女人们牵着小孩奔向物资，难免相互推搡。 我们的物资车在行驶中偶尔停下，便会立刻被围住，志愿者阿倩喊得声嘶力竭，安抚居民，又要保护物资。一位摩托大哥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带路，带我们在全城转一圈，尽量先把物资发向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摩托大哥带了半圈路，把我们带去了他的寨子。这或许是摩托大哥的私心，但我屡次问实皆当地人，哪里受灾最严重，所有人都只能说出自己身边的建筑物。一个统一、公开、精确的信息发布渠道至今未能建立起来。 网络图片 实皆最热闹的商业街外被拉起了警戒线，沿街一侧的商户几乎全部倒塌，当地军队即将从一座三层的蓝房子里又挖出一具遗体。这是整条街唯一启动搜救的建筑，只因有人为这座建筑物呼喊过，寻求过帮助。 地震发生那天是佛教徒的斋日，这条街的商铺几乎都没有开门营业，人员伤亡因此大大减少。 在实皆市人民医院，一名16岁的志愿者说，他看到了很多同龄人被送进来，“只有需要救治的才会送进来的，其他人直接被送去殡仪馆了。”因为担心余震，医院在病房楼外搭了三十多顶大帐篷，收治两百多名伤者，僧侣大约占了三分之一。伤者靠亲友扇风，擦拭身体。实皆市人民医院目前只能处理一些简单外伤，稍微复杂些的内出血都需要送去曼德勒。又因为电力受限，X光设备只能间断性工作。 在实皆市的城市主干道，一名蓝衬衫大哥守在倾倒的两层白楼前，害怕有人来偷他房子里的东西。“my country，no heaven（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他说。 网络图片 实皆山上的四层尼姑庵全面倒塌，周围人说有数百名尼姑被困。这山以遍布百余座佛教建筑而闻名，政府统计受损的宗教建筑有两百多座。实皆市长4月1日告诉我们，宗教建筑倒塌补助30万缅币（按官方汇率约合人民币1038元），房屋倒塌补助10万（约合人民币346元）或20万缅币；死者每人补助30万缅币，伤者每人补助5万缅币。 气温太高了，已经有市民拉肚子的报告，实皆急需药品、消毒品、驱虫药、蚊香、蚊帐等。关于现场消杀，市长计划每清理完一处，就消杀一处。所谓清理完，就是排除所有生的希望，也清理出所有看得见的遗体。在此标准下，市长在震后第六日说，仍没有全部清理完的受灾点，而他力争在一个月内让城市恢复正常。 沿着盘山公路绕行实皆山，一排小佛像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年轻的僧侣在帐篷里读经，影子拖在老和尚身后。山顶的小乘佛塔至少倒了两座，乌鸦落在金色的碎片上，叫两声，又飞走。 当我写到这里，蓝天救援队指挥中心突然响起掌声。 “震后112小时，当地时间4月2日14:52，实皆有一位男教师在当地消防的营救下获救！” 争夺物资的女人 实皆市目前有六个临时安置点，政府能提供水和基本食物。除此之外，都有赖社会捐赠。政府正在拓宽渡口，以便轮船将大型机械运往伊洛瓦底江对岸的实皆，给城市搜救以最后的希望。 城市已经难辨过往的样貌，脚下都是生活的碎片，是锅碗瓢盆、玩偶或者全家人的合影。唯有废墟前卖鲜艳热带水果的老太太，和路边木桌上一大盆炸面圈，流露出生活的气息。 在物资车前，几乎都是女人们在争先恐后，肚子异常隆起的老妇人，尚在发育的少女，还有看着就身强力壮的中年女性。两个女孩骑着同一辆电瓶车去领物资，或许是路上的尘土太大，迎风刮起，前座驾车的女孩子一直在抹眼泪。有时候，她们会为物资争夺起来，告状谁多拿了，或是把谁推去一边。 地震前，实皆省就是缅甸最贫困的几个省份之一，作为省城的实皆市情况相对好些，但也绝对谈不上乐观。即便作为缅甸西北部邻近大城市曼德勒的交通枢纽，这里的道路条件也很一般。工业以小型加工为主，包括纺织、铜精炼和黄金冶炼，但技术落后，产能有限。 网络图片 原本这一带有着相对发达的玉石交易和翡翠加工业，但偏偏这里也是内战的前沿。受政局动荡影响，部分企业停摆。在地震前，停电在实皆就是常事，现在想恢复地震前的水平，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分发物资的最后时刻，四位实皆警察来到车前，他们住在一起，想要一个蚊帐，只要一个。 离开实皆市去曼德勒会再次通过伊洛瓦底江。日落时分，当地人成群结伴，拎着一桶脏衣服，沿河堤而下，在江里洗澡、洗衣、戏水、游泳。一旁的机器轰鸣着，他们唱歌、泼水，与身后折断的阿瓦大桥，没入橘红的夕阳中。 （感谢三一基金会，在缅志愿者玉倩、小唐、珍妮、阿五、老张、小磊、瑟亚对采访的帮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南方人物周刊
网络图片 文丨王思思 编辑丨杜雯雯 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清明节谈论的死亡与悼念相连，关乎亲密的家人、尊敬的长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这个故事，则与1500余位陌生人无人善后的离世有关。过去近10年，台湾首位特殊清洁员卢致宏，亲眼目睹并处理了这些死亡现场。 许多逝者是被社会所遗忘的人，生前深居简出，活得犹如空气，死后只以散发出的气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迹、灭虫卵，卢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喷雾，将污浊的“死亡之屋”恢复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样”，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当独居与老龄化浪潮袭来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些在社会角落被遗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会走向的终点做好预备？ 从卢致宏宝贵的一手经验里，我们或许能窥见“孤独死”的现实样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着的一些证明。 1500种死亡 推开房门，卢致宏尽可能地憋气。尽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浓重而腥甜的尸臭还是顺着鼻腔涌入了喉咙，他不得不喷洒药剂来遮盖味道。 身上的防护服，让卢致宏走起路来稍显笨拙，当他缓缓靠近卧室，屋内的小飞虫受到惊扰，直接撞向他的脸部和身体。 这几乎是在每一个死亡现场，卢致宏循环往复经历的画面，他已经见怪不怪。早前，他带过一个实习生，刚到现场就逃跑了，卢致宏追到楼下才发现，实习生止不住地在干呕。 工作时，卢致宏的大脑总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尽快把活儿干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愿想，因为“臭永远都是臭，脏永远都是脏，恶心永远都是恶心，不会因为你工作久了就改变了”。 网络图片 去年底，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独居老人在家中过世多日后，血水渗透到楼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积症，厕所用过的纸巾和捡来的杂物堆满了屋子，“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量”。 清理干净需要一周的时间。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见残留的身体组织，卢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铲掉，通过大致轮廓，他能推断出老人去世时的躺卧姿势。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着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虫。 沉迷累积旧物的逝者，卢致宏在台湾“一年大概能见到一二十例”。他们多以捡垃圾为主，“什么篮球框、网球拍，在他们看来都是宝贝。”最让他触目惊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里叠放了数百个没有清洗过的便当盒，爬满了蟑螂和蚂蚁。 在老龄化问题凸显的台湾，“孤独死”这个源自日本的名词并不陌生，指的是独居者鲜少与家人和外界互动，最终因病、意外或自杀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的事件。 在卢致宏经手的死亡清洁现场中，“孤独死”占据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龄分布上，“孤独死”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比例，几乎是对半分。 比如30岁出头的陈秋艳。她是一位单亲妈妈，跟前夫离婚后，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骗光积蓄，还欠下债务。绝望之下，陈秋艳在台北的出租屋里服毒自杀身亡。 那套两室一厅的屋内，简单陈列着日用家电，桌上散落着药物，客厅一角则放有大量的儿童玩具。卢致宏的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他留意到墙壁上的小卡片，是一个小朋友的字迹，上面歪歪扭扭地写道：可以陪我一起长大吗？妈妈我爱你。 同样身为单亲爸爸的卢致宏，看到文字时心脏犹如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卡片最终被归为“珍贵物品”，转交给了陈秋艳亲属。至今，卢致宏依然为之唏嘘，“她到底面临着多大的绝望，才会愿意抛下孩子走上这条路？” 网络图片 中壮年“孤独死”逝者在台湾并不少见。几年前，50多岁的计程车司机张德明，带着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烧炭自杀。 卢致宏赶到时，门已被撬开，窗户依旧是被胶带封死的状态。不到十坪米（约30平方米）的套房，门边散落着遗体接运人员丢弃的手套、鞋套及裹尸袋。再往里看，地板的角落处赫然放着一个装有炭灰的铁锅。 做出这个决定的数月前，张德明曾向房东提出“拖欠一阵子租金”，等车卖掉后再补上。听到这句话时，房东隐隐觉得不对劲，但还是应允下来，嘱咐他不要轻易卖掉生财工具。张德明很快卖掉车，缴清了房租，之后，他带着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个现场，卢致宏翻出了数张欠条、账单与法律文书，这或许便是让张德明一家走上绝路的原因。 和卢致宏一起共事过的志愿者林正尉，总结了死亡现场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纪的老人，多数会在洗澡或起床时，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层男性家里较为常见的是空酒瓶，白酒、药酒、米酒……种类多样，有时，他们还会往里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别的。林正尉还记得一个混合了尸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种奇怪气味的现场，逝者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人，兴许是爱吃腌菜，家里堆满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约有三五十瓮”。 年复一年的清洁工作越发让卢致宏感觉到，死亡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结果。而在走向毁灭之前，他们已经历经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挣扎，“到最后，他们的心已经死了，只是在等待这一天（死亡）的来临。” “比电视剧还扯” 对那些与外界联络甚少的独居者来说，房东或许是每个月最关心自己的那个人——因为要定时催收房租。 这些年，找到卢致宏的委托人，最多的就是房东。最忙的时候，一天能接三四个。 尤其在台北，聚集着各行业的打工者，许多人没有能力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价出租屋。顶楼的房东为了多赚出租费，会在屋顶加盖一层铁皮房，一个月大概收取6600台币（约1500元人民币）。夏天热的时候，气温达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里面，一两天味道就全部出来了。” 卢致宏去过一个蜗居亡者的现场。那栋楼的一层，被当作办公室对外出租，走上没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楼，是四个用夹板隔开的房间，墙上还张贴着租房广告：每月3500台币（700多人民币）。“真便宜。”卢致宏嘀咕，这是他十多年前读书时的房租价格。 尽管早有预期，他还是被接下来眼前那个狭小的空间所震撼。推开房门后，约1坪米（约3平方米）的隔间被单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满。死者29岁。卢致宏想象着那个“如同待在蜗牛壳”里的租户，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间内，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网络图片 那些不被珍视的人生，在死亡来临时，只是再一次被印证。比如孙哲的消失。这位40岁的单身未婚男性去世两个月后，房东成为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个与世隔绝的隐者，没有朋友，只定期把赚来的钱寄回家中。在台湾乡下，父母靠社会救助生活，他们的另一项经济来源，是儿子的收入。 患上抑郁症后，孙哲辞了职。但父母开口要钱，孙哲只能重寻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来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发严重。卢致宏在现场挖掘到的信息是，孙哲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工作、失业、就业反复折腾的循环里，“能变卖的全变卖了”。终于熬不住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 清理现场那天，孙哲的父母也在。卢致宏找到一个被揉皱了的纸团，是手写的遗书。他把纸团铺平递给孙哲父母。对方看过之后丢到了一边，“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要找钱，找房契、地契、房产证。” 卢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对方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冷血，“他儿子失业很久了，因为钱被逼上了绝路。他的父母却一开始就要我们把钱给找出来。”可一切都实实在在发生了，卢致宏觉得，“现实比电视剧还扯。” 网络图片 每次的入户清洁中，卢致宏会伴随着做遗物整理的工作，他会特意搜集逝者遗留下来的文件资料，以及留给家人的物品或遗言。 不同于影视剧中的桥段，卢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遗言，通常不会是在桌面或其他显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书架时，从一个笔记本中翻到了留给家属的遗书。而更常见的情况是，逝者不会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属会当着卢致宏的面，谈论财产要如何分割。他不会做任何干涉，只是静静做着手头的事，但听着那些吵闹的的争执，卢致宏内心会升腾出很深的绝望。在见过的冷漠与狗血现实足够多后，卢致宏认为，所谓血缘，不过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证明”，再没有更多的意义。 志愿者林正尉受到冲击最大的一次，是入户台北中正纪念堂附近的眷村区，给一位老兵家里做清洁。 整理遗物时，林正尉发现了许多1960年代的军方证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老兵，1949年之后“退来了台湾”。 “太珍贵了，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荣耀，也是能证明他身份的一些东西。”林正尉把所有证件收拾好，拿给老人家属。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丢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象着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军人，从大陆撤退到这里，养育一大家子。”仅仅是儿子的一句话，一个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愿者的一年里，林正尉共参与了67场清洁，见识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亲属间，大多都会因财产问题产生口角和纠葛。相对和谐的画面，不是没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过“不到3场”。 林正尉最大的哀伤正在于此。“有时清理到一半，他们的故事就会不见。”他谈起人一生会有的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记忆淘汰的死亡。 “原来大家只看重钱，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经历。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你的爸爸或妈妈，都不重要。” 不被欢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湾，死亡还是一个敏感话题。人们通常因“晦气”，对此避而不谈。也是最近十多年，卢致宏这样的特殊清洁员及遗体整容师等职业，频繁出现在台湾公众视野，“死亡，开始变得可以被谈论。” 卢致宏创办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湾第一家清理孤独死现场的公司，服务项目包含生前整理、遗物整理、特殊清扫和垃圾屋清理，范围囊括全台湾的所有城市与乡镇。 采访时，他不愿直接聊具体报价范畴，某种程度上这算是“行业机密”，只表示，报价多与少，通常要考虑委托人的距离远近、房屋面积大小、污染源的扩散程度、异味严重程度等，就连委托人家住几层，有没有电梯也要评估在内。 比如运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车，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币。上个月，卢致宏处理过一个清洁现场，用了10辆车运垃圾——这意味着即便不计算其他费用，光是垃圾清运，委托人就花了5万人民币。 团队里现在一共14人，大多来自底层，有的还是聋哑人和抑郁症患者。这些年，成员们进进出出，他也早已习惯这份工作的较大流动性。 网络图片 与人谈钱，在每个环节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东的沟通。直到现在，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里，对方都要不断杀价。有些人甚至在听到清洁费用后，大骂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让卢致宏感到为难的，是有时不知道该如何收费。他有遇到一种情况，委托人是一个8岁孩子的邻居。父亲在家中过世后，读国小的儿子整天在家里哭。一开始没人在意，以为是调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费用，卢致宏不知该向谁开口，“这不是邻居的问题，我们不能跟邻居收费，可是孩子还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费。”最后，他只象征性地向邻居收取了一点钱。 面对孤苦的老人同样如此，“我们可能整场做完只收个1000块台币，大概200块人民币这样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洁的处境，“这种委托都是赔钱的”。 某种程度上，特殊清洁员还承载着纾解逝者家属悲恸的任务。通过清理现场的遗留物，判断逝者死亡前的状况，他们能更好地帮助家属探寻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丝慰藉。 卢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亲家中。老人六七十岁，住在台北的乡村，儿女均在城市打拼。父亲离世仓促，三个孩子没能守在跟前，为这一点，他们心存愧疚，各自抱怨着“后悔”。 不愿看他们沉湎在自责中，卢致宏突然打了个岔。“你们来看，这是你们几岁时画的？爸爸有帮你们收好。”一些彩色的风景画里，有黄色的太阳，灰色的木屋……翻阅着儿时的画作，大女儿和二女儿从当前的情绪中抽离了出来，她们感慨“爸爸有心”，并一起讨论着，哪张画出自自己之手，当时自己几岁。 同在现场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实做我们这一行，有一个哲学观或价值观，就是要让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着。” 林正尉原本从事艺术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经历了全球新冠肺炎时期的无常后，他于2023年加入了卢致宏的团队。 林正尉还记得第一次去现场前的慌张。逝者是一位50多岁的美国人，在出租屋办公突发疾病，被发现时已亡故多日。幸运的是，在他入户前，卢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当时味道已经很少，但还是会有一些蛆虫从水泥地的缝隙跑出来。”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来练习上手。 尽管如此，初期的他还是有些难以适应。工作时，林正尉总是想象着这些“孤独死”的逝者，而自己被关在密闭的小空间里，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等同于陷入另外一种孤独。“我们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个小时是很考验耐力的。” 有时候，即使到了清洁现场，若发觉委托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卢致宏也会带着团队离开，甚至会和客户爆发争吵，“不尊重我们，就没有必要忍着，我们是付出身体健康去做这份工作的。”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洁员最辛苦的日子。担心尸臭味会随着空调水管排到室外，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他们从来不敢开冷气。窗户也要紧闭。有一次，林正尉刚进入现场几分钟，就热到痉挛，“简直比蒸笼还热”。 他记得卢致宏有一回连续工作了两三个小时，离开现场后，一脱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样从鞋口流出来。 但从业以来，特殊清洁员一直伴随着被轻视或污名化的过程。有些人会把他们等同于“死亡天使”。偶尔，卢致宏工作的过程中，还会被逝者的同楼层邻居跑来骂。 但卢致宏视自己为拼图者的角色，清洁的过程，如同置身考古现场，通过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让对方的面貌轮廓变得醒目，以此拼凑出逝者过往的人生。有时细致到对方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饮食习惯，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好似一个鲜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对卢致宏而言，与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渊源。大学时，他就填报了生死系。父母听说后，“气得要死”。在父辈的价值观里，那属于鄙视链最下层。卢致宏却一再让他们失望。毕业前夕，他去殡仪馆实习，做一些接运遗体的工作，之后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等过了30岁，卢致宏看着很多殡仪相关科系的人出来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后来台湾地区推出了所谓的证照制度，“几乎都能拿到执业证”。这让卢致宏产生一些危机感，认为它是个替代性很高的职业。 而特殊清洁，至少在当时的台湾，算是一个空白，“没有人愿意从事那样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卢致宏一脚踏进了新的领域，开了公司。 即便台湾如今的特殊清洁领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总体而言，人们会把它归结为“家政服务”，“认为我们是很低廉很低级的工作”，且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台湾一个殡仪从业者曾评价，特殊清洁，仅仅是把东西丢光而已。这句话让卢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丢光东西，那找一些工人来做就好了，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创业早期，卢致宏甚至幻想过，这份工作他要干一辈子，直到做不动为止。现在，他已经开始痛恨起自己的职业，“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托。如果因为案件委托量少到已经让公司撑不下去，就代表是哪里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驰在《武状元苏乞儿》中的一句台词：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2000年，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有研究预测，2030年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亿-2亿人，独居率或将超过30%。台湾地区的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一人户家庭数量达到332万户，占总家庭户数的36%。 曾做过相关议题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归纳出“孤独死”的七个可能成因：独居比例攀升；终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经济来源；中年离婚率增加；个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长；老老照护。 在台湾，当一位逝者被发现，且无人料理后事时，房东或社区会先打电话报警。之后，片区殡仪馆把遗体接去，由法医鉴定死因，开具死亡证明。后续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殡仪馆承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有在做一些预防和延缓“孤独死”的举措。如一些流浪街头的个案，会由非营利组织牵线搭桥，解决租房难的问题。林正尉解释，“这些组织会帮忙做他们的担保人，以组织的名义跟房东签约，房东就不会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么的。” 除此之外，当地类似于大陆的社区、街道办事处等政府部门，也会和做特殊清洁的团队保持合作，争取延缓部分人的死亡时间，降低“孤独死”的可能性。 如发现某户家庭有独居者，且被定性为囤积房，里长（社区负责人）会邀请卢致宏帮忙做好住户的清洁和整理工作。 “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死。我们也没有多么伟大，也需要赚钱吃喝。”卢致宏说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个善后者与过渡者的角色，“说难听点，是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节前几天，卢致宏还接到西安某民间单位的讲座邀请，分享他在台湾的经验，“因为大陆现在空巢老人的问题很严重，他们单位想要了解台湾情况，做一个教育培训。” 林正尉参与过一次这样的救助。那是一位90岁左右的贫困老人，家里没水没电，垃圾堆满房屋。社工每天送便当过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对大家提出的清洁建议，她一概拒绝。 “但她的生活实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记得，持续沟通了三个月后，社工把老人哄骗出去，这才给大家腾出了改造房间的空隙。 那次的现场，他们给老人换了新家具、家电，浴室里安装上了无障碍扶手。等到傍晚老人进门时，看到用遥控器操控的日光灯和冰箱里新鲜的食物，对着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还告诉我们，已经好几年没吹过冷气了。” 作为死亡的间接见证者，卢致宏对于“孤独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孤独死”，一个重要的依据是：TA在生前是否孤独。而两者间的区别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单状态的，它跟‘孤独’不是一回事儿。” “假如一个人自愿选择了享受独居的生活，有天却意外离世，这样的死，不应该被叫作‘孤独死’。反而是那些被社会所遗弃和遗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独死’。”卢致宏说。 但面对真相是更难的。卢致宏的观察是，可以预见未来会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没有人愿意去提这个问题”。一个细微的体现是，有人在死去后，邻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谁，“他们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经死掉了。是男是女，他们那时候才知道。” （陈秋艳、张德明、孙哲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网络图片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网络图片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网络图片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网络图片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捉刀漫谈max
与权捆绑 与虎谋皮 小米汽车着火烧死三名从武汉前往安徽池州考公的女大学生，其中一位的父亲发帖称“还是雷军的粉丝”，这事简直就是个隐喻： 爱国企业家雷军－父亲是雷军的粉丝－女儿是体制的追求者－体制保护爱国企业家，于是闭环了。 但现在死了人，闭环出现了裂缝，要不要骂雷军辜负了党和粉丝的期望？估计不少粉丝像这位女大学生的父亲一样，陷入了进退两难。 小米SU7车在高速上发生事故后起火，车上三名女生身亡。 小米官方已经回应了： 这 大家发现没有，前两年虽然时有将马云等资本家挂路灯的呼声，但同时也制造了几尊神一般的企业家，这里面除了雷军，至少还有遥遥领先。 稍一总结，就会明白前一批被骂的是做服务的，直接与C端用户打交道；后一批被夸的是做硬件的，主要跟B端和G端做生意。 远香近臭，无不如此。 同时，这与我们国家重农抑商的传统完全重合。在他们眼里，只有可见的工农财富是正当的、高尚的，而通过文化、商业等服务赚钱，要么是低贱的保姆，要么是无耻的中间商。 甚至契合了这些年一个不见诸明文的追求：向德国而非英美学习。“大国重器”这个词，将背后的小心思暴露得一清二楚。 问题是，只要是人间，凡是被尊为神的，一是不可招惹，否则就是不爱国；二是神一定会辜负粉丝的期待，从无例外。 原因倒也简单无比：失去监督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神的权力也一样。 当雷布斯们无人敢质疑、更无人敢批评时，他们的行为和产品，就会失去正常的市场淘汰过程，从而落伍、甚至有害。 去年初，我给小孩买电话手表。考虑到遥遥领先的脾气太大，惹不起，便买了雷布斯的。 岂料家长根本无法控制APP的使用时长，甚至小孩可以自己下载。 小米官方客服态度很好，但永远对不起，这是技术设计问题，无法解决，只能谅解。换句话说，用户只能接受。 是的，他们只对自己的技术负责，并不对用户的服务负责。恶猜一下，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想让小孩上瘾，成为奶头乐，从而离不开。 没有底线的商业，一定会作恶，小孩用品尚且如此，我怎么会买他们的汽车。 李书福曾经说过，汽车无非是四个轮子加两排沙发。草莽期的制造业，话糙活也糙，大家只能认了。 但现在，车速如此之快，小时候连手电筒里的电池都怕爆炸，却在车里装了那么多，安全性如何保障？ 大家只想大干快上，抢占市场。油车花了上百年时间才磨出来的安全性，在新能源车面前，几乎是不值一提的过时货。 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是因为这是产业政策的产物。光伏、新能源汽车现在的利润和国际形象，与这个背景密切相关。 既然是政策的产物，那便是权力的产物。事实上，很多国资投资了新能源车，从而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 前天晚上与一位汽车自媒体大V吃饭，席间说起合肥被投资的那款明星汽车绑死，每年亏多少亿，至今无法解套。 遥遥领先的车出了问题，谁敢公开？ 雷布斯的车烧死了三个女大学生，也是过了多少天才公布？ 好在雷布斯还没有遥遥领先的影响力，最终不得不出来认领。 但他一认领，原来以给雷布斯供货为荣的那些厂家，纷纷推说与自己无关。 其实，最该出来认领的是政策制定者和国资投资者。 权贵资本之恶，莫此为甚！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发现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出身居多；个别平民家庭出身的，则通过读书、从军等方式逆天改命。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汲取智慧、经验、教训的力量，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是生命和文明积累的二传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讲述关于我们的故事、写作家传，是人类延续文明和创造意义的基本方式。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和传承家庭记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干体V
早上国人一起床，就被川普给惊呆了，不夸张的说，确实是“改变世界的一天”。财新网报道说：“这项近百年来对全球经贸格局冲击最强烈、覆盖面最广泛的关税举措，料将重塑美国和全球经济，推高通胀并拖累经济增长。” 其他国家就不说了，拟对中国关税加征34%，加上之前的20%，一共54%，这生意还怎么做？兹事体大，不宜开玩笑，需要大家严肃对待，群策群力。 鄙人有一计，如题：大幅度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最佳手段，没有之一。 人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关键在于促进内需，问题就在于如何促进？最近政府密集出台了各种措施，比如3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洋洋洒洒列了30条，促进工资增长、促进生活消费、强化信贷支持等等，其中第7条也提到“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这句特别重要，但如果我没猜错，这就是顺带提一句，因为已经结束了，如我们所知，今年只涨了20元/月。要靠这个提振消费实在力不从心，大概只能提升一下盐的消费量，如很多网友说的：“太多了，吃不完，吃不完。” 在我看来，该方案全文4304字，没有比“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11个字更重要的。道理很简单，所谓内需不足就是个人消费占比太低，目前只占GDP的40%，印度都有60%，美国超过了70%（所以人家敢打贸易战）。正如我之前在《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800元的8个理由》中说的： “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众没钱，民众没钱的原因是在财富分配中的占比太低，而要提高促进消费，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发钱——在今日中国，最应该发钱的群体当然是农村老人。” 中国不是没钱，不要动不动就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没钱搞福利。中国人生产的东西能满足全世界人民的需求，然后中国人自己没钱消费，这不是笑话吗？所以根本问题在于分配的不合理，这里不合理并不在于传统说的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胡花乱花给浪费了，比如各种无效基建，以及分配不公，比如我在《拿出10000亿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500元很难吗？》一文中说的，2023年财政对2200万退休收入最高的体制内退休人员额外补贴了超过8000亿元，对收入最低的1.73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才补贴了3681亿元。 所以，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把“提振内需”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少部分人，或者说一部分人，而无视了另外一部分人。想想看，一个人一天也就吃三顿饭，他不能吃十顿饭吧。 上面《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第15条，专门拿了整整一条来谈“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3月7日，国务院还专门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看得我脚趾头都抠出来三室一厅——中国那部分有消费能力的人责任实在太大了。这事儿既不符合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环保观念，干嘛不先去帮那些连“旧”都没有的人买起来呢？ 换句话说：如果不让中国数以亿计的底层人群（主要是农民）有消费能力，消费占比是不可能提升起来的。个人消费占GDP40%，中国有消费能力的人已经尽力了，就不要再去“挖潜”了，消费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要找人帮忙的——他没钱，你给他发一点就好了嘛。 那找谁帮忙，给谁发钱呢？我认为农村老人是一个最佳选择，作为福利开支，关键是甄别成本，最好是找一个群体，一视同仁无需甄别的发钱，那么中国没有比农村老人更合适的群体了：他们的贫穷是普遍的，一个月两百元的养老金连最基本是衣食都不够，应该给他们发；发给他们的钱会被花掉，因为贫穷会逼得他们不得不消费，想存起来也不行。很多觉得农民不消费，这是错的，如果每个月有稳定的大几百上千元养老金，他们自然会敢于消费——消费这事儿谁不会呢？ 这不仅仅是济贫，它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会超乎我们想象，简单的说，它能真正盘活农村经济。发钱看似简单粗暴，但比目前的所有其他手段（比如什么新农村建设，什么农业补贴等等）都有效，因为它在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它的乘数效应比计划手段要高很多。举个例子，家电下乡就不如直接发钱，我在想：有些人是不是对家电有什么执念？凭什么认为农民应该去添置一个家电而不该去买块肥肉呢？如果还不明白，去看看这些年拼多多的发展，就知道市场的力量才是盘活农村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农村老人手上有钱了，会有无数人去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以中国人的勤劳和创新能力，会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不仅如此，不要忘了，这些农村老人，他们也是有孩子的，他们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外面在城市工作。赡养父母一直是这些外出工作的农民的孩子的沉重负担，如果农村老人每个月有几百上千的养老金收入，农民的孩子们是不是也就可以放心消费了？不止于此，这里面可能还有不少人还会回到农村，如果想到自己老了有维持基本生活的养老金可以领取，不用为自己的暮年忧心忡忡，他们的消费是不是也就更大胆一些了？想想看，这又将释放出多大的消费空间？ 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盘活了中国最没有消费能力、最不敢消费的那个数以亿计的群体，多年来求之不得的“提振内需”指日可待。所以，不要等，不要拖，就好像川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全面征收关税一样，我们也应之以“国家紧急状态”，先拿出7000亿来，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涨到500元/月，不要等来年，现在就行动。然后，再用一两年的时间涨到800元-1000元/月。 如此一来，我将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中国十四亿人，一旦大部分人能被盘活，中国经济一点问题都不会有。不要到今天还抱着封建思想不放，想着盘剥别人才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双赢”，让别人获益也就是让自己获益，如此也才能长久。用不了多少年，等中国个人消费占到GDP的60%-70%，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这个时候怕什么贸易战，如果川普还能连任，再去跟他扳扳手腕，岂不美哉？！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往事和随想
网络图片 一辆小米SU7爆燃，导致三人以惨烈方式罹难。 事故调查结果未出，舆论战火已经烧至雷军身上。 事故过程中的诸多问号尚待拉直。这两天网上的质疑和诘问铺天盖地，本文不再赘述。 笔者对这种调查未赋予太多期望，“小米用户维权难”，依稀成为这起标志性车祸的隐喻和注脚。 也许事故车驾驶者并非完美受害者。但无论事故调查结论如何定性，小米汽车和雷军都需要一场审判。 这场审判，指向思想理念和精神意志层面。 此时此刻，如果雷军站出来坦诚地亮明两点，这场审判是可以豁免的。 其一，雷军可以说，包括小米在内的NOP功能，都只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有独立行走能力，但缺乏处理意外情况的经验。 其二，雷军可以说，随时准备接管驾驶，才是目前打开自动驾驶的正确方式。 即便此次面临重大舆论危机，上述两点也决计不会经由雷军之口说出的。 尽管此前马斯克已经承认: “广义的自动驾驶是一个难题, 因为它需要解决非常多的现实世界的人工智能问题。此前没想到这么难, 但回想起来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眼下对于小米雷军而言，静待舆论潮水消退，尔后继续比赛狂堆各种技术参数，营造“低价买豪车”幻觉，这些才是其值得去做的事情。 事实上，前述两句话也适用于其他造车新势力品牌企业。因为近期以来，他们都有过相关技术信仰的极致化演绎。 比亚迪高调发布“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提出要开创“全民智驾”； 吉利推出五套阶位不同的“千里浩瀚智驾系统”； 奇瑞推出四套智驾系统，命名“猎鹰智驾系统”； 蔚来宣布自研的“全球首颗车规级的5纳米高阶智驾芯片，经过三年多时间打造”、研发金额“相当于1000座换电站”…… “巨资研发”、“智驾普惠”噱头下，视觉大模型、端对端系统等概念被极力渲染。 严格说来，他们都应该接受一场审判。 原因在于，他们将智驾技术理性的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技术拜物教。 不仅将智驾技术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更是把这一技术实践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对社会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和影响。 为何单单要审判雷军？ 其将黑格尔“绝对精神”与硅谷“技术奇点”理论，进行本土化重构后，将产品包装为“技术圣物”，将普通消费转化为信徒的“皈依体验”，完成从产品消费到精神皈依的转化。 其秉持技术原教旨主义，以个人IP的神格化塑造“科技先知”印象，将企业家身份转化为智能时代的“布道者”。 雷军及米粉群体对智驾产品顶礼膜拜，对其技术发展无限乐观，对技术统治思维日益骄矜，创造了一种建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宗教信仰。 他们通过智驾产品的文化工业，不断输出“智驾万能”“智驾无限”“智驾伟大”等社会价值与社会理念，不断形成对智驾技术的社会化崇拜，并完成自我附魅的过程。 笔者并非技术恐惧者，乐意接受并支持发展智能等新兴技术，肯定包括小米在内发展智能技术的积极社会意义，但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建构发达的、人机协同的智能社会。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必须将人放在主体地位，以人的逻辑而非物的逻辑去发展，毕竟人始终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小米智驾技术和产品，缺少的或正是一种“可知”、“可信”。 所谓“可知”，是指确保智驾技术系统的透明度，使其行动逻辑和决策过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透明的，易于被消费群体理解和掌握。 所谓“可信”，则意味着智驾技术系统能够得到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共同认可，具备高度的可验证性。 如果小米智驾技术兼具可知、可信特征，更多体现人性化和良善化，此番就能避免人车协同的不和谐声音。 技术上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大的灾难几乎并列，每一种技术都既是恩赐又是包袱，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对小米也不例外。 小米的技术拜物教，是试图通过技术控制，构建极端秩序化和高效社会生活的映射。 技术拜物教的实质是一种异化行为，人类加诸之上的宏愿永远无法达成，却会带来自身的风险，对技术的极端崇拜无论多么虔诚都不会带来利好改变。 以小米为代表的智驾技术，将有限的技术手段无限抬高和过分美化，俨然一种新式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一种技术资本权利的“暴力美学”，以崭新物神的姿态，成为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新智能光鲜外衣。 这场审判的意义，目的在于实现对智能拜物教的批判性超越，体现智驾是技术服务论，而非技术统治论，在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赋予人绝对的优先权。 这其实也可以是一场雷军的自我审判。立足点是跳出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陷阱，如何将智能技术置于合乎人性的制度框架中，使人减少智能技术公开或隐蔽的宰制，避免诸多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这个论断无比正确，恳望雷军们能够读进去。 而他们正在努力做的，或许是如何逃避这场审判，甚或乐见信徒们手持小米“技术圣经”，对遇难者家属和质疑的公众，发起一场反向审判。 为防失联，请长按以下二维码关注《老萧杂说》小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最近我看到有大学生在网上抱怨，现在大学的形式主义已经到了癫狂的状态。 我找了两个帖子，作为例子。 学生一的自白： “我上大学后怨气异常重，你敢信大学生要每天早上七点要上早自习？？？晚上宿舍里面十一点半才安静得下来，每天睡眠时间也就七个多小时，特离谱的是还有自律姐六点起床晨跑，我每天都睡不醒，专业课老师不讲重点，水课学习委员和班长还帮老师抓逃课的。” 学生二的自白： “现在大学的风气好压抑，快救救我们吧，我和我身边上大学的朋友没一个精神状态好的。 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课、攒不玩的学分、除了一课还有二课堂学分，德智体美劳每个都要修够，不是在上课就是在赶去上课的路上，放了学还有作业，每门课都有大作业或小组作业，每节课都有点名签到，旷课达到一定次数这门课就只能重修了，学校的课80%都是水课，水课居然还留作业还贼多。杂事巨多上学上的头大，想自己学点有用的吧都被水课和作业和一堆形式主义毫无用处的东西挤占了。 上个大学感觉被榨干了。每天都在发疯的边缘。” 看完这些大学生的自述，我真挺庆幸自己读大学的时候，那么轻松自由——尽管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初步迹象，但相比现在还是要好很多。 网络图片 这两年，关于校园形式主义的愈演愈烈，在网上已经形成一种广泛的抱怨和吐槽。 一开始，很多人抱怨高中生的生活太痛苦压抑了。 而后，这种抱怨蔓延到了初中和小学。 然后是大学。 再往后，蔓延到了教职工、围绕学校工作的所有人…… 但凡与教育有关的人，没一个人不痛苦、不压抑，甚至都有种趋向于变态的感觉。去年我也写了文章，关于学生和老师寻短见的事件频发——当时大约连续发生了四五起，这还是我们在媒体中所能看到的。 当我们对这些现象已经感到麻木，我想问的是：形式主义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何这一切无法被阻止？ 我的答案，是过多的“社会管理控制欲”。也就是说，“要管一管”这个思维成了社会的主流，每一个人都觉得只有依靠管着，才能达到发展的目的，以及才能获得安全感。 好像只要一不管，这社会就彻底乱了，发展也无从谈起。 在这背后，其实就是上层管理者对于控制欲的无尽渴望与追求。 当我们谈论制度、管理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那是一个机械化的东西，但事实上，制度和管理的背后还是人，是人性决定了管理方式。 所以，问题的根源也出在人性之中。 网络图片 在一切都相对松弛的年代，人性总体来说也是有所不同的。管理者作为人性的一部分，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放手自由去干”而不是“跟着我指定的方式去干”。 比如说对待学生，那时候寒窗苦读更多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比较私人化。努力不努力全凭自己，老师也不会苛求学习之外的其他细节。 所以那时候价值观也更多元化，课后老师还经常跟学生混在一起打篮球什么的，大家都活得比较有“人味儿”。 在经济领域就更是如此了，在“放手去干”的年代，除了法律有限制，基本上再看不到什么其他规矩。做生意的人大展神通，将自己的各种奇思妙想融入商道，各种创新发明也层出不穷。 文化领域更不用说，没什么固定的价值观需要宣扬，各种各样百花齐放，只要创作本身是优秀的即可。 但后来，就逐渐变成了“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干”。 “管一管”逐渐取代了“自己干”的思维，成为社会主流。背后则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要试图抓住一切、控制一切，才觉得安心。 网络图片 从经济上来说，是从自由经济发展到了产业经济，产业经济则是跟着“统一指挥棒”来的。指挥棒要搞新能源车，就全国各地上马项目，大家一起蜂拥而上，最后骗补贴、内卷都来了。 各地方的招商不再是因地制宜和花样创新，而是跟着产业指挥棒走。比如这几年在很多地方，没有挂上“高新制造业”这个边，你就别想被招商引资。 到了教育领域，就更是如此，“管一管”早就超越了分数这件事，而是拓展到了学生的一切领域、一切生活、所有时间。 如果没有每分每秒都盯着学生，似乎这些学生就要“瞎搞”似的。 所以发明出来各种各样的方式，严格监控学生，拴住他们的时间精力，让他们无处遁形、无处隐藏。让他们没有社交、玩耍、发呆、疯疯癫癫的机会和空间。 学生不需要人味儿，他们在管理者眼中只是机器。 网络图片 教职工也一样，他们是完成这个“无死角监控”的执行者，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了被监控者，要接受全方位无死角的控制。 于是，无穷无尽的报表、汇报、考核、检查就来了。检查者自己也疲于奔命，但又不能放松，于是形成了“每一层都累得半死怨声载道”这种状况。 “管一管”，成了一种深刻的恐惧感、强迫症，像烙印一样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 那么再往深了说，根源又在哪？ 其实还是在于“层层检查”的这种对上负责制。往上追根溯源，你总能找到一个负责检查下一级的“领导”和“上级”，于是，从上往下就开始层层加码，每一级都不敢怠慢。 从社会人性上来说，也正是因为发展到了瓶颈期，所以管理者才试图抓得更紧、管控更多。但这其实是一个悖论——越抓紧，其实发展越受到阻滞。 当一个社会以“不控制就没有安全感”为基调时，发展进步就一定会停滞下来，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一点。 如果想要依靠“多管管”就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那么结果注定只能是恰恰相反。 （全文完）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网络图片 电动车时代，车祸似乎具备不同寻常的意义。 成都有一位媒体老师去年夏天目睹一辆车燃烧，后面的几天他一直在关注新闻报道，然而什么都没有。 他自己也是开电动车的，这让他很焦虑：燃烧的是什么品牌的车？ 新能源新锐们在舆论市场非常活跃，当然是指在删帖方面。另外，国产新能源还有一层意义，它是爱国的象征。 “国产”和“特斯拉”构成一对相对应的“概念”，背后甚至各有一套观念的体系。 这次小米SU7电动车燃烧事故，3名从武汉去安徽考公的女生死亡。有一点倒值得肯定，小米公司很快证实是自家的车，并且表示配合调查。 当事人家属也在网上发帖： 我觉得最悲哀的是这样一句，“雷军，我还是你的粉丝，你必须给说法”。 这位悲伤的家属道出了这个时代的困境：粉丝与偶像这样一种新关系，不仅正在影响、重塑很多人的生活，也在产生新的悲剧。 如果他购买汽车，是出于品牌或者价格，都更好理解。如果他仅仅因为喜欢雷军就选择小米汽车，这种“多余的情感”所造成的伤害，又该如何抚慰呢。 过去一段时间，雷军是网上最火的人，他几乎每天都能上热搜。看上去他能应对自如，甚至体会到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力。 前一阵子有一个段子：雷总以前的友商是华为、OPPO，现在的友商是奔驰宝马，以后的友商是王一博、肖战…… 各路大V都纷纷转发。这也许不是小米公关的主动作为，而是一种自发的合唱——因为这种合唱，雷军才偶像化，甚至开始意识形态化。 但是恰恰这种“合唱”才是危险的。 它造成某种新型的消费者，人们产生购买，不再是主要基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一个人、一种意识形态乃至情绪买单。 “我还是你的粉丝，你必须给说法”，这句话真正的重点是“还是”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强调的是一种特别关系，一种“粉丝特权”。 这是真正的“无权者的权利”，粉丝为偶像而狂热，也就天然认为偶像的一部分是“自己的”。 这是整个事件中特别让人悲哀的一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前段时间司马南偷税漏税被查的时候，很多人狂欢，我在稿子里说这不值得雀跃，司马南这样的人，能混到一年光流量收入就几千万这种程度，说明“傻逼共振”非常给力。而在这种共振之下，一鲸落，万物生。一个司马南倒下了，自然会有千千万万个司马南站起来。 问题不仅在于司马南，更在于无脑的支持者。因为正是有了巨量的后者，才能让前者得到市场。换句话说，后者是前者的“土壤”。 我想说的非常简单：人们必须理性，才能制造出理性的土壤。人和土壤，两者不是谁成就了谁，而是相辅相成，是互相成就。有多少人愿意买单，就会有多少人前赴后继地制造他们想要的内容。市场从不缺逐利者，缺的是思考者。 小米su7这次的车祸事件，在网络上呈现了一种相反的状态，真正理性的探讨非常少，要么争吵，要么谩骂，互相攻击。 你能看到的是，两个阵营在开战，而不是两种态度在理论。两派人马杀红了眼，根本不是在分析事件，而是在捍卫各自的阵营，俨然一场网络圣战。 可关键是，什么人最爱这种混乱？ 我觉得应该是“能掌控这种混乱的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参与者都是“棋子”，你方人多又如何？他可以花钱买水军翻盘，也可以通过平台方翻盘，甚至合理合规的花钱买热度（微博上直接有这样的按钮，花钱买曝光量）。一百万，一千万，甚至好几千万，棋子是不可能拿出来的。可对于身价多少多少亿的人来说呢？那都不叫事儿。 因此，“棋子”是否不应该喜爱、推崇，甚至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去支持这种混乱？ 这其实是很难的，大家谁都不服谁。凭什么我可以说你的话不理性，又凭什么你可以说他的话不理性？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己是理性的，他人是个白痴。 所以，巨难、无解。纯粹的理性，和理想国无异，是纯粹的天方夜谭。 也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以及做自己。 你就是你自己，你属于哪个阶层，就是哪个阶层，先接受这是现实，再来看待问题。而不是看小说，去幻想自己是小说主角，然后说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话，因为你没有在其他阶层的圈子里生活过，他们的输出，能更容易的混淆你。 要知道，没什么不能伪装。 我昨天的稿子谈论小米su7事故，其实相对而言已经很中立的就事论事了。但有的评论依旧认为我“污蔑了雷军”，骂得污秽不堪，连系统都看不下去，直接给他屏蔽了。 可事实上，有吗？我污蔑雷军什么了，我只是我没有舔他，只是就事论事，这就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把自己代换成了雷军，觉得我关注了你，我看了你的文章，你竟然不站在我这边？ 这不就和看小说一样么，然而，大家都只是路人甲乙丙啊！ 倘若你以“做自己”的态度看的昨天那篇稿子，那么绝不会认为我在污蔑雷军，认为我在说小米如何如何。相反，你可能觉得我还夸了小米两句，夸他们这起事故后，热搜上挂了一大堆的词条，让人们议论，质疑。 什么意思呢。 你不理性，那么不理性的内容就会输出给你。你幻想自己是小米的老板，那么适配你的内容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如此，类似的输出便铺天盖地。土壤自然而然的变了。 相反的、对小米憎恶的内容和拥趸也是这般。 那么此时，在一个不理性的环境中，在一个不能好好说话，好好讨论的地方，当事方也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慢慢变化。 我刚看了一下热搜上“雷军回应”的评论区，清一色“雷总”，全都是好话，仿佛这两个字就是标配，所有人都认可小米，以及在这起事故里完全站在小米一方。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呀，小米方就算脑子被门夹了，也不至于如此离谱吧。 但小米却这样干了。因为这样无脑可笑的手段，正好适配那样疯狂偏执的市场。 既然市场需要无脑，那对小米而言，理性可以去死了。 最后还是我昨天稿子结尾类似的意思，拒绝理性，为疯狂和无脑添砖加瓦，就是在倒逼着土壤，越来越贫瘠。 而这个现实，正在雷军的评论区，开始上映！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