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怀德：蜜 蜂
2026 年 8 月 12 日
沉重的地方债压力之下，贵州第一个喊出“我不行了”。 网络图片 01 还债不可能，化债也不行 这份公告很坦率，也很有技巧。 首先，公告中列举的三城一区，堪称省内的经济精华区域。贵安是国家级新区，和贵阳的关系类似浦东新区和上海。遵义是省内经济第二大市，2022年GDP 4401亿元，仅次于省会贵阳的4921亿元。毕节的GDP 2207亿，排名省内第三。六盘水GDP 1503亿省内排名第六，但是交通条件、工业基础优于第四、第五的两个自治州。一省的经济精华都“异常艰难”，其余可想而知。 网络图片 还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了化债。化债又“异常艰难”，那就靠“化缘”？但是，财政部对地方债“谁家孩子谁抱走”的处置原则下，“化缘”好像也说不出口，只能寻求“智力支持”。 其实“智力支持”早就有了，去年年底遵义城投156亿贷款展期20年的重组方案，已经超出了正常智力的极限了。还能怎么智力支持呢？说的是智力支持，惦记的还是印钞机吧。可是，央行刚出炉的数据显示，3月末M2余额增长12.7%，印钞机已经超负荷工作了。还能指望得上吗？ 贵州把问题的严重性摆上了桌面，不是坏事。利空出尽才能有稳定预期。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做不到亡羊补牢。 02 集中乱画圈，分散乱举债 中国地方债务堆积“养蛊”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广义财政严重缺乏透明度。表内表外、平台国企，省市区县，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花里胡哨一堆账。以贵州为例，广义地方债到底多大规模，至今都没有一个公开的准确说法。负债率到底是常年显示的60%出头，还是2020年末公布的155%，甚至更多，无从得知。 或许贵州省政府研究中心也说不出这个债务包袱到底有多大。因为钱是各个层级、各个渠道以各种名目借的，有不少借的时候刻意回避了广义地方债的属性。到还钱时，银行都是找政府要钱的，只能被动“并表”。所以，省研究中心的调查组不下去兜一圈，也不知道“养蛊”已经养到了何种程度。 中国社会普遍相信政府强势行政集中决策，可以避免市场的“分散谬误”，但是地方债务堆积的真实情况打破了这一想象。庞大的地方债很分散，省市（地）区（县）每级政府都可以有数家城投金融平台，每家城投都可以凭着政府信用背书去借钱，此外还有部分地方国企也参与了广义地方债的金融游戏。 行政主导的举债缺乏市场风险意识，那些除了政府信用背书一无所有的地方金融平台企业，既没有承受风险的安全冗余，也不具备经济核算风险意识。规划部门负责在地图上画圈，地方金融平台负责去找钱。反正上面敢画多大圈，下面就敢借多少钱。这种“任务驱动”而非“市场驱动”的举债，不出错才怪。 地方债务就是这样又集中又分散地堆积起来的。集中乱画圈，分散乱举债，集中谬误和分散谬误叠加，挖坑效率何止翻番？ 从画圈到举债，只有内部审核流程的监督。反正债务是以各种不同的名义，装在了不同的口袋里，系统内上下相蒙，系统外全然不觉。很多民众甚至产生了“政府能凭空变出钱”的错觉，其实哪来凭空变出来的钱？借来的都是要还的，还不出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贵州昭告天下“我不行了”，打破了部分民众“政府无所不能”的幻觉，挺好。 03 处置地方债，不能“心慈手软” 在地方债的金融游戏中，银行也不是无辜的受害者。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是经济核算的重要节点，要按照严格的风控标准评价债务人。但是，对行政强势、政府万能的迷信，银行解除了风控的武装。 但凡银行有起码的风控意识，就不会有今天“化债”的烂局面。贵州省人口不到四千万、GDP勉强过2万亿，经济薄弱不是秘密。而且，贵州省的负债率多年来居高不下，常年60%左右的负债率排名全国各省市第一。财政能力已经高度透支，为什么各家银行竟然敢借？一年10亿元财政收入的独山县，竟能从金融机构借400亿元盖大楼。匪夷所思。风控系统完全失灵，这算什么金融系统？被批评“没系统”，冤吗？ 如今债务风险大白于天下，该认的就得认。地方政府要认账，银行也要认栽。没什么智力支持能够担得起这张大单，更不要想着靠印钞机填坑。 广义地方债务六十多万亿的庞大体量，哪怕一半是坑，也对应了三十多万亿的货币。这要是印钞填坑，必然导致M2爆表。风险延烧到货币，那真成了系统性风险爆发，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地方债处置不能“心慈手软”，该坏账的就坏账，该破产的就破产。哪怕付出硬着陆的代价，及时止损总比滚雪球后的晚着陆要好。 利空不出尽，预期就无法稳定。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涉及的问题很多。最根本的问题是，违背经济规律，不顾实际经济基础，盲目相信政府投资拉动经济。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和大举借债，热钱大量涌入，贵州前几年的GDP数据被“装修”得非常好看，甚至疫情期间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名义GDP增长率。但是，这种烧钱烧出来的好数据是没有实际经济效益支撑的。刚进入偿债周期，就露出了骨感的底色。 贵州的经济基础薄弱，名义GDP增长1、2个点，根本不够覆盖债务增长。好比说，往盐碱地里撒一百斤种子，收五十斤粮食，这算什么真实增长呢？这样违背经济常识的做法，却能绕过各级政府的财政纪律、金融系统的风控系统，众目睽睽之下挖了个债务大坑。 违背经济规律，一定会付出代价，无法回避。贵州公开承认“无力化债”，也算是直面事实的勇气，不失为收拾烂摊子的好开头。那么，接下去只有以更大的勇气把烂摊子收拾好，有多大欠账付多大代价，不能回避，也无从回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本胖，原文已被删除）
群众可能不懂经济学，但群众就是经济学本身。 这两天，经济学专家陈文玲在论坛上，抛出了一套有关生育的高论，被挂在热搜上引发热烈讨论。 网络图片 陈教授的观点是：年轻人不生小孩是错的，错到连经济学都不答应。 她认为，按照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子女是能给你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 其价值，是远超你购买的其他消费品的。 通俗点说就是： 年轻人不生孩子，亏麻了！ 陈文玲在多所高校担任博导和教授，学术造诣很深，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财经科普，按理说大伙儿应该感激。 但斯基看了这番话，还是替陈教授捏一把汗，因为这段话里的逻辑是非常危险的。 按陈教授的说法，子女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 已知：子女是人，所以人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 已知：耐用消费品也有减值损耗，理论上属于广义的耗材。 所以这段话的逻辑是，人是……？ 您这是要跟大伙儿摊牌了吗？ 陈教授生于1953年，按理说是见识过时代潮流的人，知道说错话的后果可大可小。 一位经济学专家，在台上大大咧咧地输出这样的暴论，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陈教授，你怎么能拿西方的理论来生搬硬套我们？ 既然陈教授搬出了经济学家贝克尔，咱们也可以掰扯掰扯这些枯燥的经济学理论。 贝克尔这位拿过诺奖的老学究，用了很多经济学逻辑，来解释日常家庭活动关系。 他把婚姻看作一种市场关系和市场行为：结婚、生育或离婚，是男女双方比较“成本”和“收益”的结果。 父母通过对孩子成长和教育的“投入”，换取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这种“产出”。 通俗点说，养孩子和养汽车是一样一样的，子女也算一种耐用消费品。 理论上，陈教授引用贝克尔的话，从经济学角度还真不能说她错。 但是这套理论，当初是用来研究人家美国的生育问题的，“子女是消费品”只是一个学术意义的推论。 到了陈教授这里，扭头就拿“子女这种消费品”，去和生活中“其他消费品”做价值比较。 把“年轻人不生孩子”这种复杂的社会课题，简化为“对与错”的二极管评判。 这不仅是赤裸裸地夹带私货，也是将人彻底“物化”的极端言论。 更关键的是，人家贝克尔的这套理论还有另外一半。 他提到，一个家庭决定是否生育的最重要动机，就是要比较生孩子的“收益”和“成本”。 如果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大于收益，则人们就会决定不生育；反之，则决定生育。 通俗来说，家庭经济状况不佳，首要削减的开支，就是子女一类的“耐用消费品”。 背书本记一半、忘一半，可以解释为陈教授年纪大了、记性差了。 但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是探索和总结社会规律的。 当一位经济学家发现现实和理论不符合，不是去探究背后的原因，不是去修订和补充理论。 而是站在台上，去呼吁现实尽快向自己的那套理论靠拢，否则就是离经叛道、不识抬举。 当年“地心说”和“日心说”论战，有人跑去警告太阳好自为之、回到正轨的吗？ 斯基觉得，既然专家们摊牌了，事情反而好办多了。 过去指责年轻人不生孩子的时候，总是没说几句话就要上价值。 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没有孩子的一生不完整”，什么“繁衍是人类本能”…… 在这套话术里，生育是个体和家庭绝对的责任，不生近乎犯罪。 现在好了，你专家不是说“子女是消费品”吗？不是想让“消费品”去生产下一代“消费品”吗？ 可以啊，那就别打感情牌，坐下来算生产账，经济学嘛，讲究极致理性。 咱们左手贝克尔的著作，右手拿着计算器，就按着“消费品”的投入和产出一条条地过，谁也别想打马虎眼蒙混过关。 一个孩子从生下到上学、毕业到工作，中间要多大花销？父母这笔投入到最后，能从孩子身上赚回多少？ 这笔生育的开支会占用多少父母的消费、养老资金？会多大程度上增加父母法定工时之外的劳动时数？ 咱们不喊口号、不扣帽子，大鸣大放，你不做人我也不做人，谁也别把人当人。 横扫一切温情脉脉和小清新，直面灵魂最深处，就看生孩子这笔账能不能算平。 如果这笔账能算平，你专家再去上价值，用对和错去评价不生孩子的年轻人。 如果这笔账算不平，那就必须要搞清楚： 子女这个消费品，究竟谁在生产，谁在消费？ 人口话题一直是财经界的顶流，常有专家拿一些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去套生育话题。 2021年的时候，央行有一篇工作论文突然火出了圈，因为文中对人口问题直言不讳、尺度很大，一度影响了生育概念股走势。 在这篇论文里，不仅将老年人直呼为“净消耗人口”，也在反复提醒“人口红利还剩10年”，尤其是那句： 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 从平素四平八稳的央行口径传出，颇有点奔走呼号的画面。 这一时期，也有所谓学者在微博上发文，直接把人口生产当工业讨论，其中有两句话： 人口生产，也是一种生产，原理也是相通的。 搞起生产，咱们谁也不怕。 这种赤裸裸的“暴论”让当时的互联网一片哗然，细思极恐。 这些话不仅是对人性的极端漠视，也缺乏所谓的经济学常识。 专家把人口看作产品，群众就学OPEC，通过减产来维持可持续开采的利润。 专家把人口看作资产，群众就学比特币，通过边际供应减产，来保值增值，做大做强。 群众可能不懂经济学原理，但群众就是经济学本身。 很多时候，人口这个问题在专家的嘴里，可以是红利，可以是资源，可以是负债，也可以是软肋。 甚至可以是产品，是耐用消费品。 就是不可以是人。 不过斯基觉得，能做到专家这个位置的人，智商和情商不会太低。 他们有时候的话可能会惹咱们生气，可能他们也不太在乎。 是因为这些话，原本就不是说给咱们听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斯基财经）
淄博烧烤一夜走红，正在大踏步铺陈一副荒诞景象：成群结队的外地人蜂拥前往，烧烤摊前排满长队，市政府正在从各个方面应急建设，以奠基淄博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这是发生在烧烤架边上的沉浸式场景，淄博东北化，而社会加速荒芜化。 这里的社会荒芜并不是指人流量稀少，或街面荒凉，相反，现在的社会荒芜群集、油腻且热闹，尤其是年轻的躯壳无意识地追求整齐划一的动作，以饱满的热情，像吞噬自己灵魂一样咀嚼淄博烧烤的“灵魂三件套”。这样的存在，见证了自己和他人某些部分的死亡。 有人很想探究淄博烧烤走红的成因，罗列各种因素，但都停留在工具的层面，而没有往前更推进一步。这种文旅行业乍起乍落的营销成果，与其说是主政者与流量制造机制的合谋，莫若说是社会荒芜化随机的、空洞的表现。社会病了，烧烤等走红是它的症状。 烧烤网红、文旅局长便装等把戏，让一个地方罩上巨大的滤镜，帮助当局的主管部门从文创思维过渡到视频时代。短视频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以名义上附和底层生活方式的精明操作，收割底层的注意力，以规模化的欺骗掩盖社会急速荒芜的日常。 在这种社会日常中，大量更有价值的议题先是与权力脱钩，再与和议题密切相关的人群脱钩。脱钩过程，价值议题遭到了两个方向的捶打：先是被权力遏制与污化，然后再受到民众的嘲笑与抛弃。价值基础的流失近似荒漠化进程，在操作与附和中达致。 似乎还不能将荒芜社会中人视作完全的工具人，他们在烧烤摊前发出快乐的笑声，他们娴熟地使用掺杂字母、异形字的话术在社交媒体上接承接灌输并灌输别人。一时间，他们忘了四面楚歌的失业风险，没有历史感与问题意识，却在畅想下一个乐园。 讽刺的是，年轻世代一边以躺平自诩，排斥多生、奋斗、买房等政策口径，另一边却精力旺盛地参与社会荒芜化的造景运动。社会荒芜提供了一个个飞奔而来又疾驰而去的生活套件，这让虚伪的年轻人损耗尤其明显，也因为被过度地利用，他们病得特别厉害。 短视频及流量经济是局域网的原创，它们借助社会荒芜衍生出塑料花一样的花园。官方的取态非常干脆，它一方面驯化严肃议题的流量呈现，引导阻击它的道德评价；另一方面，它又滥用“为我所用”的原则攫取流量利益，以柔化深层次的焦虑。 前段时间，各地文旅局长按照当地的标志性文化，竞相登上由到安全流量组装而成的变装秀场。这些冲着流量变现而去的变装秀，因为没有与之竞的争社会议题，它们长驱直入到类似“淄博烧烤摊”的社会角落，与精神贫乏的受众同频共振。 “淄博烧烤走红”，“文旅局长变装”也许可作为文旅局的业绩，但这种“轻工业”的繁荣无法求解真问题，丝毫不减席卷各地的财政危机，更无助于解决经济发展的困境。当然，它们在荒芜社会空间搞出几声官民合唱，兴许可以暂时麻醉神经，遮断望眼。 在社会荒芜化的进程中，“烟火气”这个词得以强调几乎是命中注定，带着某种民族性与悲凉感。它的视觉效果相当可观，为荒芜社会提供了老少皆宜的幻觉，同时钝化了城管严控的街头秩序，令人们获得醉酒般的感受，假如霓虹闪烁，缭绕烟雾，亦可人间万象。 在不久之前，“烟火气”还是装点管控经济门面的修辞，现如今成为官民共识一样的存在。这种上有念叨、下有回声的修辞共鸣，出人意料地掩盖了“烟火气”这个词所象征的权力俯瞰视角，社会的荒芜化不仅蚕食价值议题，也以不知畏惧的憨态吞噬阶级差异。 就像沙漠上的风暴特别强，荒芜社会的注意力也相当有限，注意力经济快速来也会快速去，毕竟荒芜意味着社会成员的生活密度低，他们可以容忍或漠视生活质量，但无法容忍略微时长的钟情。就在淄博烧烤走红的同时，始乱终弃的丁真式命结局就开始倒计时。 有人以为，消除了社会的多元化，就可以消除某些不受待见的隐患。何曾想，社会的荒芜化并不与安全社会划等号，它是风险社会的极端形式之一，只因日夜不停上演的流量剧本被忽视了。流量或许可以驯服，但社会荒芜化却沿着它的逻辑如脱缰之马。 说到底，淄博烧烤走红是非常无聊的事，它既不能真正安慰官方的发展焦虑，也无法减轻大众的生存压力，除非醉生梦死也被定义为积极的生活方式。当然，流量无法为社会的荒芜化负上全部责任，但它在合谋中钝化社会敏感度也是事实，荒芜将警讯紧紧包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1918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文直陈：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 胡适认为，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时隔一年的1919年4月，《新青年》发表继《狂人日记》后鲁迅的第二篇醒世之作，中国公民“孔乙己”先生从此诞生。 未曾想到，100多年过去了，中国这位“孔先生”竟然还活着，赖死不如好活，似乎愈加迂腐不堪、麻木不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身上还多了些新时代“躺平、捞钱、吐槽骂街、六亲不认”的毛病，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孔乙己有何生存法门，活到今天还迟迟埋不下土？ 你为何脱不下长衫？ 当代大学生将自己比作孔乙己： “年少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 “学历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掉的长衫” 那首《阳光开朗孔乙己》唱得不错，余音绕梁，可谓当下中国年轻人的情绪和诉求表达。 鲁迅讲，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敢说，敢表达，敢发表态度，也算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一种进步，至少不会像书中的孔乙己那样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然而，央视网却说，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长衫是衣服，更是心头枷锁。呼吁当代有志年轻人，绝不要被长衫困住。 央视网的这番话，看上去很有道理，于是很多人开始带着批评的味道教育当代大学生：要放下架子。 然而，我们细想一下，这真的有道理吗？ 这似乎和官本位思想差不多：出来解决问题，反而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处处说你的不是。 显然，无端地指责年轻人，进而号召年轻人脱下“长衫”，换上“短衣”，号召“孔乙己”去当“骆驼祥子”，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被中国的教育环境熏陶成“你越让我怎么做，我偏不那样做”。 再说，这种做法，一方面无法回避“是不是那些自己穿了长衫的人想忽悠别人脱下长衫？”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可能模糊了当下一个重要的社会矛盾，那就是严峻的就业形势。 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和嫁不掉的剩女是一回事，那就是社会资源的严重错配。 当前，对受过高等教育的脑力劳动者的需求下降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上升了。供求关系变了，但这种变化却对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意愿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 明明知道穿上“长衫”找不到工作，那么为何不脱下来呢？是什么原因导致“孔乙己”脱不下长衫呢？ 能不能脱与愿不愿意脱显然是两回事。前者是客观因素，而后者是主观的意识形态问题了，当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多数是主观意识里的不愿意脱下这身皮。 一直以来，我们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教知识、技术、专业，唯独缺少文化，尤其是价值观引导的错误。 逐利价值观的办学思想作祟，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他们的思想是冷冰冰的。 从教育环境的现实上看，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用知识很好地答出一份标准化试卷，可能就读不了好大学、好专业，找不到好工作，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物质的欲望。 是谁将你变得如此狰狞？ 咱们看看高三誓师女生是怎么呼口号的：“没有人是生来的弱者，没有人是命定的草芥，同样是寒窗苦读，明灭暗灯，我们凭什么甘于人后？同样是披星戴月、夙兴夜寐，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人先？” 再看看前几年那位立志要“拱白菜”的衡水“土猪”：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城市里的白菜。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凶狠狰狞，疯狂偏激，鸡血满满的功利主义。 可怕的是，这种功利主义还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支持与认同，甚或本就是学校有意识这样教的（前段时间那位被学生赶下台的教授就是这样教的），把学校搞得像传销组织似的，天天呼口号打鸡血。 口号呼得越响的人，往往越不可靠，越容易叛变。 有一天，当他们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时，他们会比“孔乙己”还“孔乙己”。 当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普遍的、极端的价值观呢？ 归根结底，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公共教育的产业化路线惹的祸，让教育失了衡，失去了公平性。 其实，国家与政府也看到了中国教育失衡的问题，所以高调开展“双减”的同时，强化普职教育建设，其动机就是矫治多年来的“教育产业化”路线。 因为教育产业化，导致教育结构失衡，各种资源蜂拥奔赴重点名校，全国各地“素质口号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 同时，因为贫富分化加剧，不同阶层家庭投入到孩子的教育经费天渊之别，导致“寒门难出贵子”。 教育产业化的初衷是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快速发展教育，但它不是通过取消垄断和管制、扩大社会参与来增加供给，而是通过“名校办民校”、“领办学校”、“指导学校”这样的“假民办”为公办教育输血，逐渐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课外培训产业，最初也是公办名校为了升学率竞争而内生的。名校与培训机构联手，资本市场加持，以至课外培训爆发式增长，择校竞争高烧不退。 许多占用高额财政经费的重点学校，服务的主要是少数优势阶层的孩子，而普通学生和农民的孩子却迈不进门槛。 这种高度行政化、等级化的公办学校制度，偏离了教育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只有拼尽全力，才会有一丝希望。所以，他们变得凶狠狰狞、疯狂偏激，他们没有退路。 衡水那位“土猪”当年说：他们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身上都肩负着整个家族几个世代的期望，想要成为父母的骄傲，想要让他爱的人都要更加精彩地活下去，他们有什么错？ 他们确实没有什么错，但对于这些小镇做题家来说，除了会做题，还会什么呢？这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会做题的人，除非你选择大学毕业后又去教下一代刷题。 这不，这两年好多中学晒出招到了清华、北大硕士博士入职，招这些非师范专业的高学历毕业生去干嘛，不就是教学生刷题嘛。 自已拼了命刷题考上名校，毕业回去再教下一代刷题考名校，中国教育进入“刷题”死循环。 是什么让你变得愚蠢？ 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不愿脱下“长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大学，正让更多的学生变得愚蠢。 当前，大学被政府及企业俘获，知识成为商品，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学术机构本身的衰落，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损失。而以政客和学术管理者为代表的管理阶层正在将大学转变为没有灵魂的公司。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越来越深地渗透进了高等教育中，使其出现了愚民化、重要行业技能短缺、学生经济负担加重、官僚主义、严肃研究被边缘化、与现实脱节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大学沦为市场的附属品，背离了教育初衷，培养出许多能力全面的庸才。 甚或，还有很多大学生失去了良知。 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没有良知不可以被宽容。我们遇到标准化的试卷，回答不好没有问题，但是涉及良知判断、是非判断、善恶美丑判断，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有一位父亲发现15岁的女儿不在家，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 “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我和兰迪私奔了。兰迪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身上刺了各种花纹，只有42岁，并不老，对不对？我将和他住到森林里去，当然，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兰迪还有另外几个女人，可是我并不介意。我们将会种植大麻，除了自己抽，还可以卖给朋友。我还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生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里，也希望医学技术可以有很大的进步，这样兰迪的艾滋病可以治好。” 父亲读到这里，已经崩溃了。然而，他发现最下面还有一句话：“未完，请看背面。” 背面是这样写的：“爸爸，那一页所说的都不是真的。真相是我在隔壁同学家里，期中考试的试卷放在抽屉里，你打开后签上字。我之所以写这封信，就是告诉你，世界上有比试卷没答好更糟糕的事情。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可以安全回家了。” 这封信说明，一个人在知识的试卷上可以犯错，甚至不止一次犯错，一辈子犯错，我们到老了都是无知的。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能犯一次错，我们就万劫不复了。所以，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我们做不到什么都懂，但是做人要有良知，要有价值判断力，这一点还是应该尽量做到的。 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判断力。中国教育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文化素养。 比如，为了抵制日货，很多年轻人走到大街上砸同胞的车，甚至伤害同胞的身体。他们带着一腔热血，以为在爱国，但实际上却是在“碍国”。 为什么一个带着良好爱国热情的人，会去做妨碍国家、损伤中国人形象的事？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呢？良知。知识就是力量，但良知才是方向。 我们常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我们也应该知道，野蛮也会招打。 明明是野蛮腐朽的教育环境，我们偏要说是最好的读书时代。 如果教育的环境是沉重的，就不能忽悠我们的下一代“学习是快乐”的。 只有正视，方能进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盐族，原文已被删除）
01 丰县的“小花梅”事件总算有了结果，五名人贩子分别获刑八至十三年，而和她生下八个孩子的董志民，因虐待罪、非法拘禁罪被判九年有期徒刑。 当然，要让我说，对董志民判得还是太轻，但是关于丰县这件事已经有了很多文章，我看了几篇，分析的也蛮好，我也没多少要补充的，我今天写这篇文章不是谈小花梅，而是谈另一个女人。她和小花梅一样，也被人用铁链锁起来过，也被人强奸过，也和强奸犯生育了孩子，但是她的结局大不一样。 这个女人叫胡蝶，是贾平凹先生在《极花》里创造的一个虚构人物。 真正读过《极花》的人恐怕并不多，但听说过的应该不少。好多人没读过就骂，说这本书三观不正，为贩卖妇女辩护什么的。对于这些网友，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没读过原著上来就骂，这么做是不对的，对作者本人也不够尊重。只有认真读过《极花》这本书，才能明白，这本书根本就不是三观正不正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人味儿的问题。 书中的主人公胡蝶是个在城市打工的女孩子，用贾平凹老师自己的话形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她对人警戒心不强，上了人贩子的当，被卖到了圪梁村。一个叫黑亮的小伙子买了她，就像小花梅被董志民买了一样。 黑亮是个好人，黑亮爹也是个好人，孩子娶不上媳妇，没办法，攒了三万五才买下胡蝶。一般是三万，因为胡蝶是城市人，年轻漂亮，多花了五千。钱花了，后面的事情却不顺利。胡蝶一开始不懂事，新婚之夜就往外跑，结果被热心的村民捉了回来，几乎剥了个精光，扔进了黑亮家。 然后就给铁链子拴上了，是锁狗的铁链子。 但是黑亮是个好人，耐心地劝她：“别跑了，再跑打断你的腿！”还担心铁链子磨破她的皮肉，特意在铁链子上缠了厚厚的棉絮。锁的也不是很紧，胡蝶还能在窑里来回走动。 胡蝶还是不太懂事，被拴着也不肯和黑亮同床。黑亮很善良，发现她又挣扎又叫，闹的太厉害，就没有坚持用强，只是“亲了几口”就算了。黑亮爹以为事情成了，就铁链子给取下来了，最后居然发现儿子居然没能得手！花了三万五，儿子没睡上媳妇。淳朴善良的黑亮爹的心“在疼，在火烧油煎，在流血”。 黑亮太善良了，下不去手。同样善良的黑亮爹只好找了六个男人，每人给包烟，请他们进到窑洞，把胡蝶剥得就剩条裤衩，结结实实地捆在条凳上。然后，善良的黑亮在六人的围观下，把胡蝶强奸了。 02 贾平凹老师在《极花》里，一直强调黑亮和黑亮爹的“善良”。比如马角买了媳妇，当天就把她“打断了一条腿，现在走路还拄着拐”，可是黑亮只扇过胡蝶嘴巴，不舍得下死手打，连强奸都要别人帮忙；别的老头子可能会趁机占儿媳妇的便宜，可是黑亮爹是个善良正经的老人，“从不进她的窑洞”，连儿子强奸儿媳的时候，他都没去围观。胡蝶怀孕的时候，老人家觉得要生下“带把儿的”了，还给她炖了鸡。 人心都是肉长的。慢慢地，胡蝶发现了黑亮一家的淳朴善良。她摘下铁链子以后，在村子里自由活动，对村子也逐渐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圪梁村在现代文明影响下，确实有传统价值观解体、礼崩乐坏的丑恶一面，“有抢的有偷的，有睁着眼睛坑骗的，使着阴招挑拨的”，但是它也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用一位文学评论家的说法，就是“儒家的道德让圪梁村的村民建立了一种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见了上岁数的老老爷知道尊重，山体滑坡的时候知道去救人，谁家买来的媳妇跑了知道帮着去抓，谁家的男人没本事强奸知道帮着去捆。所以，胡蝶才会在“圪梁村的文化中找到了认同感，认清了自己的身份。” 当然，原有的心魔没那么容易消退，胡蝶也有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老老爷”帮了她的忙。 老老爷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信奉“仁义礼智信”，非常善良也非常智慧。胡蝶被拴狗链子的时候，老老爷没说话，胡蝶被强奸的时候，老老爷也没说话。但是胡蝶想不通的时候，老老爷说话了，一说还就很有哲理，“啥事情看不透了，就拿看小事情来看大事情，天地再大都能归结到你一个人，再拿看大事情来看小事情，你又是天是地了么。” 最后，他说了：人都有自己的星，你有属于自己的两颗星。 胡蝶在他的指引下看到了两颗星。这些胡蝶悟了，原来“我是这个村子的人了……命里属于这村子的人, 以后永远也属于这村子的人”。当天晚上，她第一次主动要求和黑亮上床。 但是后来天有不测风云，她莫名其妙地被“解救”了。她妈妈带着警察和记者，把她抢了回去，孩子没能抢回来，留在了黑亮家。在《极花》这本书里，派出所所长和戴眼镜的记者差不多是十足的反面人物，非常讨人厌。她回到家以后，媒体记者没事就来采访，更是让人厌恶。胡蝶再也找不到内心的平静了。 最后，她毅然不辞而别，返回了圪梁村。结尾的时候，老老爷坐在磨盘上，慈祥地问她：你能看到星星吗？ 03 这就是《极花》的大致内容。 总的来说，这是丰县事件的温和版。铁链子锁了，但没有使劲锁；打了，但没有使劲打；强奸了，但没有使劲强奸；让生孩子了，但是使劲让生孩子。所以，贾平凹老师一个劲儿地称赞黑亮一家的善良淳朴。 这本书采用取的是“胡蝶”视角，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但实际上，贾平凹老师的心并没有贴着胡蝶，而是贴着黑亮和黑亮爹。他只有用第一人称的办法，才能用大量的心理活动，来冲淡其中血淋淋的成分。如果换成黑亮的视角，这个故事就会显出难以修饰的残酷原貌。至于这些心理活动哪儿来的？当然是瞎编的。贾平凹老师自己也说，从没接触过被拐卖的女性。 大家还记得吗？丰县事件最早的时候，拍摄者并没有认为其中有什么问题，董志民在镜头里也相当坦然，甚至还有点自豪。 现在看来，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其实这就是一种“价值观茧房”嘛。董志民真的没有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对的，他脑子里的观众，应该都是贾平凹老师这样的人。贾平凹老师看到这段视频，多半也只会觉得“这男人真不容易”，不会有什么追究责任的想法。 说到这儿，我顺便说句题外话，就是关于前一段马原老师的事件。有人说马原老师可能是中了采访记者的圈套，说了私下里才会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没这么复杂，马原老师也是活在自己的“价值观茧房”里，他肯定觉得自己的话很正常，后来公众的反应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就像他会给自己的的节目取名叫“九叔训妻”，在里面指着妻子鼻子教训，没有觉得丝毫不妥。在他心目中，观众应该觉得这样做很有趣才对。 还是说回到贾平凹老师，如果是贾平凹老师看了小花梅的视频，他可能也会含糊地评论为“悲剧”，大家应该保有“同情之理解”，但这份同情肯定是更多地给予董志民，而不是小花梅。就像贾老师说的那句著名的话：“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呀！” 但是村子怎么会不消亡呢？某些人有了钱、有了名就不肯在村里呆着，就要搬到西安去住；女儿也忙着写诗出书，不肯去圪梁村找淳朴善良的黑亮，村子怎么会不消亡？ 所以说，世界上有一种同情，叫拿别人请客。 04 《极花》里出现的情节，几乎在丰县事件里都有对应物，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老老爷。 现实生活中没有老老爷，那为什么《极花》里要出现这么一个老老爷呢？ 因为贾平凹老师是作家嘛，作家就要往深刻里整，就要出现一个老老爷说“天地再大都能归结到你一个人，你又是天是地了”、“你命里有两颗星”之类的胡话。你想，两颗恒星折腾几十亿年，折腾出核聚变，辛辛苦苦把光线发射出去，经过几十上百年才来到了地球，人家容易吗？结果居然是为了劝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和买主上床，除了文学家谁能想到这么扯淡的事儿？ 而且，老老爷劝胡蝶被拐卖了要认命，“又是天又是地”，那男人娶不上媳妇就不能认命，就要积极购买、强奸呢？反正我是不懂。 在我看来，老老爷是全书中特别让人反感的一个角色，因为他是作家本人心态的投射。作家们最喜欢在一个惨事里挖掘出什么闪光点，要么是哲理要么是人性。人家本来已经够倒霉了，他还要在旁边叨叨叨一番，说你的倒霉折射出一种人性的光辉，这就叫杀人诛心。 在《极花》里，胡蝶就有精神世界的飞跃，最后在买主家找到了心灵的平静。《嫁给大山的女人》更过分，它不但让被拐卖的女人认命、平静，甚至还要她大度无私地以德报怨，扎根当地，为拐卖她的乡村贡献一生。在导演看来，这当然是体现了主人公高尚善良的品格，宽容博大的胸怀，“折射出人性的光辉”。 我写过好几篇文章，反对赞美和圣化底层弱者，大家现在能理解我的心态了吧？我不是厌弃底层弱者，而是厌弃这种赞美。在这些赞美背后，都隐隐藏着个拿着星星说事的《极花》老老爷。 称赞弱者无私的时候，往往已经替他们预约了吃亏；称赞弱者耐劳的时候，往往已经替他们预约了辛苦；称赞弱者宽容的时候，往往已经替他们预约了被欺凌。 就像当那个老老爷劝胡蝶“认命”的时候，傻子都能知道，那一定不是什么好命。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押沙龙yashl）
2023年04月09日 在文档前沉默良久，不知道如何着笔。“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 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 回忆和欲望，让春雨 挑动着呆钝的根。”艾略特说“四月最残忍”，残忍的是天门山玻璃栈道的悬崖下三个年轻的男孩的尸体和医院里也许在太平间叫王婷的女孩的尸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化成了灰，风把他们在人间的痕迹已经吹得一点不剩，像他们从没有来过一样。网上有限的信息让我找不到他们何以致死的有用的原因。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过，最终以惨烈的死状把他们的名字从茫茫人海里拔了出来，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来过！ 昨晚和朋友谈起这件事，用了史铁生的一句话：死亡是迟早的事情，何妨再等等。而这句话放在他们身上是残忍的。这个世界哪配得上所有人都苟延残喘？我们可以残忍地说谁目光短浅，不能放眼天地心地宽，我们还可以说他们太年轻，不知道人生需要磨炼。网上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贫穷，我想他们也许更多的是精神的孤独，甚至孤立，长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头的焦虑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测，都是我们从这个时代的病症上推测出的不确定的因素。 而死亡，特别是自杀，有时候就是一时兴起，一个偶然的突发状况，很多人在自杀的过程中后悔。但是这四个人事先服毒了，要决然地死。要多大的悲哀才能让人毅然决然地死？其实我也有许多瞬间感到人生的虚无，人事的困顿，纠缠，想着也许死了更好呢，反正人生一眼就望到了头。好在我渡过了一个个这样危险的瞬间，希望在这样的绝望之后还是会偷偷光临，所以苟延残喘的人也会得到这样的福利。但是也有人，把绝望浓缩成死亡，用生命摘到了那样的果实。 如果说他们“目光短浅”，姑且把这当成一个说不过去的理由。但是谁造成了他们短浅的目光呢？是谁没有为他们搭建起一个健康的心理平台呢？其实我首先想说的就是现代教育，它让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知识面越来越广，但是恰恰是对知识，刻薄一点说对学历的追求把“德”挤到了角落，让人们在掌握了许多知识后反而不会自处了，没有“儒”了，人们都急切地想用金钱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国家的，市场的经济运转又恰恰让富裕成了一个窄门，不是所有人想进就能进的。所以如我一般的底层人是绝望的。就算如此，如果能够解决一下绝望的问题，也许还不至于这么惨。 那一个悬崖，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它像一道人性的残墙竖立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放眼看，这个时代配不上那些为理想孜孜以求的人，它浮躁，短浅，急匆匆地如同去奔丧，人们停不下来，我们领受的教育也不允许我们停下来。信仰一旦坍塌，不知道怎么重建，也不知道如何重建，人心的荒漠，却没有植树之人。终于，有人用血肉之躯来祭奠了。可是，他们的死能够打在几个人脸上？有个朋友发圈说：他们脱不下长衫。问题是他们都没有学会如何穿上长衫呢。孔乙己的腐，是藏着傲骨的，我们，他们有什么呢？ 科技的发达必然会牺牲很多东西。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讨论过：如果AI取代了人类怎么办？就是说人类感情越来越像程序化，是能够编写出来的。我却觉得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就看那个“恶”在什么时候突发而出，改变历史有时候也只需要动动小指头。我也喜欢玩抖音，现在太多博主教给人的是：不要相信爱情，不要为了爱情牺牲太多，他们瞧不起恋爱脑。听起来多么理性多么好。但是深层次的悲伤和危机恰恰出现在这里：我们都不要爱情了，我们该有多粗鄙？“养大我生的，养老生我的”，一听，多少纯洁，不动凡心。就是不知道没有爱情，他们从何而来，他们的孩子从何而来？ 精神的陷落！可能我杞人忧天了，但是人的精神世界也是波浪形的，不可能像股票一样一直飙升，我们恰好处在这一轮的谷底。我不知道触底反弹的机会和时间点在哪里，但是已经有人在牺牲。而相比于北宋末期，我们面对的问题更多更复杂：环境问题，机器人问题，网络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如果把这些全部压在一个人肩上，那该如何承受？看起来，科技发达让我们成为了最幸福的一代人，但是太阳有它的黑子，人心也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仅仅是贫富差距倒容易了，但是需要解决的是为什么造成了贫富差距？ 为什么那么多自媒体把贫穷当成了重要的理由之一？什么样的贫穷是能够承受的，什么样的又是无法承受的呢？为什么孔乙己穷到只能吃一盆茴香豆的时候，依旧能够穿着长衫，而我们连长衫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孔乙己是知道茴字的六种写法的人，我却不知道。什么是可贵的，精神！精神直接关联的是什么？生活的态度！就是人为什么而活着。为贫穷而死，应该轻如鸿毛了吧，但是越轻的东西正是要人命的东西。所以在如此丰富的时代，为什么有人愿意拿最轻的东西抵御它，因为它本身就是溃败的，是华美的衣服罩住的脓疮。 但是又能怎么办呢，似乎社会发展到这里了，没有人能够阻挡，完全靠个人的自觉性。但是“自觉”，自己都觉察不了自己，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自处，哪里来的自觉性呢？拿他们的个体而言，可能贫穷只是一方面，而因为贫穷引起的精神孤独感，和社会的疏离感更深沉一点。他们活成了一座孤岛。如果没有及时的对孤独的解释和引导，很多孤独是会沉没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也是这肤浅浮躁荒唐的一部分，我们连哀悼的资格都没有。 我时常想，最后毁灭我们的可能不是环境，不是科技，不是战争，不是瘟疫，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骨子里的悲观一旦物化，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自杀了。我在想：那么高级的玛雅文明到底是怎么毁灭的呢？ 作为这个时代虚妄，浮躁，无知的一份子，我好像只能用苟延残喘来证明我的胜利了。且让我们继续麻木下去，让每一颗心都吸食到养活自己的精神鸦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余秀华）
清明时曝出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专利第一大国在殡葬领域持续发力，光一个骨灰盒就拿下4000多个专利。 不久前，在美国的热情帮助下，我国一举成为了发达国家，一些人还有意见，说老外强迫而为，如今老外在芯片软件等技术上卡中国脖子，我们也可以卡他们脖子——不给用骨灰盒，让老外无盒可装。 营销行业中有5种被称为最好赚的钱：死人的钱，女人的钱，小孩的钱，老人的钱和想赚钱人的钱。 这一理念，如今己被国人发扬光大，殡葬专利数量世界第一，光骨灰盒累计专利就超4000个。 专利越多研发成本越高，制造成本也就越大，就是因为这些专利制造出来的骨灰盒太精美、科技含量多，以至于成本太高，普通人已渐渐用不起。 有个博士家里的老人去世，但没有准备骨灰盒，殡仪馆提供的都是几万的，最低也要7000块，博士直接从车里拿出个塑料袋，装了老人骨灰就走了。 网络图片 殡仪馆拍下了这个情景，还发到网上，指责博士不孝。 对此，网友议论纷纷，有人称：“就算冲到下水道里，也不让你们殡仪馆挣这个钱。” 随着骨灰盒产业做大做强，买不起骨灰盒的人越来越多，福建一男子日前将逝去亲属的骨灰直接撒入大海被抓，最终被罚款20000元，原因是未办理相关手续。 不由的让人感慨，莫非海葬也要收取物业费、管理费、卫生费？如果把聚焦殡葬行业的精神用到芯片研发上，中国会这么被动吗？ 就算你不买墓地，不买骨灰盒，火葬要用钱吧？作者网上查了查，火葬也分普通炉，高级炉和豪华炉，各地豪华炉已涨到5000~3万，总之，逃不掉被褥羊毛。 这是一个疯狂时代，疯狂到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心中美好成为粉末，并相信人有369等的。 在中国丧葬第一村——河北保定米庄村，你会看到琳琅满目制作精美的别墅、跑车、美女、冰箱、电视机、电器等冥间随葬品，只要有钱，即便到另一个世界也是土豪。 殡葬行业中，对普通人而言墓地的压力无疑最大。 记者查询到，上海松鹤园今年3月中旬开售的新墓区，面积0.6平方米单/双穴墓，售价34.18万元，同面积的三穴墓，售价45.78万元。换算成每平方米价格高达76万元，远远高于上海市区中心房价……让人震惊的是，即便如此仍然供不应求，价格还在持续上涨！ 网络图片 作者昆明的朋友最近打电话，称在青龙园买了两块福地公墓，说是和他老婆死后一人一块……他的话让我惊讶，45岁买这个是不是有点早？ 他告诉我不早了，称前两年买就好了，那时才2.76万，两年就涨到7万了，再不买就15万了，自己父母玉岸山的墓地已经涨到10万了……炒墓者如今越来越多，阴间房子可比阳间贵多了。 我问他20年后如果你躺不进去，要不要交管理费？他表示当然啦，一年120，刚给父母续交了4800元管理费，总不能让人家把父母踢出去吧…… 广州新塘xx墓园20年使用期限到后，有不少墓地没人续费，管理方曾打电话或上门找墓地主人，不是电话换了就是搬了。 管理方称：出现欠费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后人举家搬迁或移民了，也有的是家道败落没钱续费。无论哪种原因，对于没有续交维护费用的无主骨灰盒就会被从墓穴里挖出来，堆在一旁，任风吹雨淋…… 管理方则称“不续费肯定要腾地方啦，我们还要继续卖钱。”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如果一个人去世，不能及时入土，子孙就会被骂不孝，所以哪怕墓地再贵也得买，时间到了就得续费，否则亲人骨灰还是会被丢出来。 落叶归根是每个中国人朴素的心愿，可如今哪有那么容易？家庭条件不好是走不完一套流程的。进不了公墓，骨灰到哪去呢？水葬还得交钱，私自乱撒就会有人拘你……总之一句话，想死，没那么容易。 辛辛苦苦操劳一辈子，如果家庭困难，真的连死都死不起。也让人伤感，人活一辈子咋就这么难，两眼一闭，尘归尘，土归土还要被再割一次韭菜，又是什么样的一手操控者通往阴间的路？从阳世到阴间…… 中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未来的墓地和丧葬费用恐怕会越来越高，3,700亿市场的背后是中国百姓深深的无奈……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绿水萍踪，原文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