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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谈

暴雪冻雨,困住春节返乡人

2月3日凌晨,伴随华中地区最大的一场雨雪,各地连发道路结冰橙色预警、暴雪黄色预警。 在临近年关的忙碌中,少有人会在意这样一条信息。即便看到,好不容易抢到的票,也没法再作更改。就像一位受访者所说的那样,“每个被困住的人,都低估了它的力量”。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并不轻松的一年。但没想到,春节回家路上,他们又再度“不轻松”了一次。不少人都被困在公路上、火车站、机场里。有人终于感受到了南方冬天的威力,有人彻夜难眠,有酒店和网约车坐地起价,也有人施以免费援手…… 每日人物约访了多位被困在春节路上的人,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对他们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风雪所导致的围困终究是短暂的,但身处其中,体验却相当难熬和漫长。 被困之人 蒋云柏想顺利从武汉回到上海的希望只维持了20分钟。 2月3日深夜,在天河机场登机不久之后,他就被告知航班取消,直接被“赶了下去”。空乘告诉他,受到冻雨、暴雪的双重影响,整个机场的跑道关闭,恢复运行的时间没人知道。 过去几天,很多人也和蒋云柏一样,渴望回家的心情在希望和失望中不停摆荡。这样的心情常会引发争吵。短短一两个小时里,他就目睹了两次争吵。隔壁检票口的航司地勤人员被乘客围住,喊着“领导出来”,还有人在飞机上干坐了五六个小时,然后被通知航班取消、回家无望。 春节近在眼前,而阻碍他们回家之路的,正是连续的雨雪。 2月3日凌晨,伴随华中地区第一场雨雪,武汉市气象台连发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短短一天之后,2月4日,武汉市气象台发布暴雪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武汉大部降雪量将达6毫米以上。但在临近年关的忙碌中,少有人会在意这样一条信息,即便看到,好不容易抢到的票,也没法再改。就像一位受访者所说的那样,“每个被困住的人,都低估了它的力量”。 网络图片 武汉一直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部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也是受这次暴雪影响严重的城市之一。受其影响,包括机场、火车站在内,京港澳、京武、大广等多条重要高速公路也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最长的拥堵路段,堵车长龙超过了50公里。 几乎从不晚点的高铁,这一次也没能准时到达。彭梦久千挑万选,把换乘站选在了武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武汉车多、方便。但没想到,这里雨雪交加。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列车晚点时间不断延长,直到广播传来停运通知。 而如她所料,现在想改签其他地方也“一样没票”。那一瞬间,她自嘲说:“想死的心都有”。 交通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不只是武汉,许多中部城市都被困在了这场暴雪里。 南希做了多年空乘,她熟知气候对交通的影响。但她也一样被困住了。这次,她从北京回老家河南周口,为了稳妥,她把郑州当作换乘站。如果顺利的话,五六个小时之后,她就能吃上回家后的第一顿午餐。 暴雪也打碎了她的希望。因为轨道积雪,高铁被迫降速。从300公里的时速突然降到了50公里每小时,甚至“中途来来回回停了三四次”。到达郑州,已经比预计时间延误了一个半小时。 由于担心错过换乘,南希临时把下一趟高铁改签到了12点。结果,到了郑州,她才发现自己多虑了——上一班高铁也被困住,甚至都还没有出发。 像南希这样滞留的旅客,挤满了受暴雪影响城市的候车大厅。别说座位,就连缝隙都被行李箱和蛇皮袋填满。没有人敢走开,延误车次太多,没法由高铁站统一广播,只能靠工作人员在检票口拿着扩音器,扯着嗓子喊。很多人害怕错过通知,连厕所都不敢上,“只能站在原地等”。 网络图片 这种谨慎不是没有道理。李萌就因为去了离检票口较远的座位休息,错过了年前回家的最后一个机会。等她反应过来,“车早已经开走了俩小时”。 更令她感到无力的是,就连改签也没有机会,因为直到大年初一之前,就连候补票都卖完了。 难熬之夜 但被困住只是个开头,当太阳落山之后,难熬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冷,几乎是每个人对武汉夜晚的第一感觉。 蒋云柏出差之前就收到了当地朋友的“警告”——武汉正经历一轮降温,特别冷。他看着“最低温度零下二度”,丝毫没往心里去,连秋衣秋裤都没带。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后悔这个决定。 3日开始,武汉这座城市仿佛被冰冻。路边到处都是被积雪、冰凌压断的树木,装了防滑链的汽车在结冰的路面上也只能缓慢行驶。湖北的朋友们自嘲,“广东还在回南天,武汉已经率先回南极了”。 由于飞机停飞,蒋云柏改签了第二天下午的火车,决定去武汉高铁站碰碰运气。但等待他的依然是没有尽头的延误。太阳下山之后,没有暖气的车站显得四处漏风,“已经冻麻了”。 而想要离开拥挤的高铁站、机场,去酒店休息同样困难。打车是要过的第一关。蒋云柏把滴滴、高德所有的车型都选中,同时加价200块,等了一个小时,依然没有司机接单。 直到走出机场,他的朋友才告诉他原因。附近的司机们都在等待更赚钱的机会:最好一次拉4个人,每个人加价200块。 “根本看不上我这仨瓜俩枣”。蒋云柏说。而车站、机场附近所有的经济型酒店全部爆满,其余的也以翻倍的速度涨价——“昨天还只要300元,今天就涨到600元,连早餐都不含”。 像蒋云柏一样,堵在回家路上的夜里,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没有暖气的南方冬天的威力。 带着孩子回家的潘小禾,同样要面对这个冰冷的夜晚。她穿上自己最厚的棉袄还是冷得坐不住。她最担心的还是孩子,一边给他加衣服,一边催着他在大厅里“尽量跑起来”。 而对在上海读研的胡静来说,对远在河南信阳老家父母的盼望,中和了被困在高铁一夜的痛苦——毕竟,每一分钟都离家更近。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等待近6个小时,傍晚6点,她才顺利登上前往汉口的火车。 网络图片 这堪称她坐过的最慢的高铁——全程行驶缓慢,直到凌晨12点,才以20公里的时速抵达黄冈麻城站附近。 在这个冰冷的夜里,这辆列车彻底停了下来。广播里一直在安抚旅客,称是“天气和列车协调”的原因,但收效甚微。每个旅客背后,都有同样在焦急等待的家人,父母每隔两三小时就要和胡静打一通电话,实时沟通回家的进展。 为了抵抗夜晚寒冷,食物是获得热量最有效的方法。然而,餐车里能够加热的食物很快被一扫而光,只剩一些面包和饮用水。 而睡眠是第二种方法。在一辆空间有限、到处是人的车上,就算想要短暂休息也不容易。胡静前排的一家三口,因为座位空间狭小,只能两个人轮流抱着孩子打个盹儿。乘务员、旅客在车厢间来回穿梭,胡静只缩在座位上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个半小时。 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高铁才到达汉口。原本5小时的车程,胡静这一次足足花了12个小时。而原本买好的换乘车票,也“早就赶不上了”。 网络图片 即便这样,胡静也比很多人幸运。更早之前,同样是在晚上,前往汉口的动车在抵达天门南站之后,突然停电。很快,车内的温度降至零下一度,人满为患的车厢里空气污浊。挨着饿又回不了家的乘客只能在寒冷里“瑟瑟发抖地等待救援”。 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半,这辆列车才终于重新开动。 而不光是火车,选择开车回家的人,面对这场暴雪和冻雨,也不得不想办法在路上过夜。 这是王亚楠30年来,第一次“在马路上睡了一宿”。车开到湖南常德附近就堵得一动不动。一家三口卡在高速路上,既没法前进也不能后退,唯一的选择就只能睡觉。 进退维谷的远不只是这一件事。冬天的汽车里,暖风不能一直开,“否则容易一氧化碳中毒”,但不开,车外温度太低,孩子又会冻感冒。王亚楠只能每隔一小时定一个闹钟,把暖气开一会儿,再关上。 这一夜,她们一家三口就这么“暖一会儿,冻一会儿”地挨过来。 自救之法 每一个人加入这场春运战争的最高目标只有一个——尽快回家。为此,他们不得不尽快寻找办法。 等待是难熬的,在春节前的回家路上,这种难熬被放大了。 每一个车站显示列车时刻表的屏幕,都是火红的一片,每趟列车都在延误。而时间还在不断滚动增加,“这会儿看是延误半个小时,再过一会就变成两小时、三小时”。 网络图片 这种回家难的慌乱,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晒出自己车次的晚点时间,记录也在不断打破——从200分钟,到598分钟,而最高纪录则是合肥南站的D4832列车,晚点长达744分钟(超过12小时)。 被困的彭梦久,想了很久,最后决定拼车回家。上海距离河南邓州车程一千多公里,路途遥远,即便天气好的时候,开车也要花费十三四个小时。但眼下,铁路大面积延误、取消车次,她不能忍受自己只是等待。 所幸,社交平台上有很多人在寻找车友。她一个个私聊,终于在4日的清晨找到了合适的车主,对方计划第二天出发,车费只需要300元,是高铁票的一半。而更吸引她的是,如果顺利的话,一天之后就能到家。 她即将踏上一条未知的路。有可能堵在高速上一动不能动,也可能因为积雪冰冻而遇上未知的事故。但对彭梦久来说,眼下出发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出发,总能回到家”。 她迅速把微信状态改成了“飞奔回家”。 买上一兜子吃的之后,彭梦久一行3人从上海出发了。一开始路上的车辆不多,进入安徽省之后,雪又如期而至。车主为了安全,只能“照着三四十码的速度开”。到了晚上八点,回家的路,“已经走完了一半”。虽然她自称是风雪夜归人,但心情倒是渐渐晴朗起来。彭梦久甚至在一点点计算自己和家的距离,“只剩465公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被困在上海2天之后,她终于要到家了。 和彭梦久相反,也有些人决定退出这场战争,蒋云柏就是其中之一。他没有在高铁站停留太久,就决定尽快回市区的酒店续住。过年回家的计划被彻底打乱。但他很快宽慰自己,大不了“就留在武汉过年了”。 春运是一年一度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而春运也用道路作为纽带,把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很多时候,每个人都要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困在冰冷的春运路上,吃喝很快成了大问题。成千上万人只能坐在大大小小的车辆中,缺衣少吃,瑟瑟发抖。截至4日8时,全国公路共封闭路段210个,涉及91条高速公路、7条普通国道、20条普通省道,累计里程1.4万公里。 晓末困在湖北仙桃的G318高速路上也超过了16小时,不得不睡在车上。一切物资都在快速消耗,油箱里的柴油只够三四天了;蔬菜和矿泉水也只够两三天。如果继续拥堵,车子不能充电,电热毯也不能开了。 但毫无疑问,晓末依然是这些人中更幸运的一个——她拥有一辆房车。 这就意味着她能喝到热水,吃上热饭,拥有温暖的睡眠。对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并且堵在路上的人们来说,她所拥有的每一件都是奢侈品。 善意之手 风雪的影响正在扩大。 2月4日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甚至四预警齐发——暴雪橙色预警、冰冻橙色预警、大雾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而继武汉之后,贵州、湖南、湖北、安徽一带,成为冻雨、降雪最集中的区域。在此情况下,沪渝、沪陕、福银、京港澳等高速还将有很长的路段受到暴雪、冻雨天气影响。 网络图片 拥有房车的晓末也清楚,回家的路依然遥远。昨天,她用无人机拍摄高速路上堵车的路段,她试图让无人机飞到堵车的源头,看看自己还要堵多久。 但无人机飞了很久,“车流却根本看不到尽头”。 高速上没吃没喝,晓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一动不动的高速路上,她选择支起了一个临时的免费“烤肠摊”——附近车里的人只要饿了,都可以免费来领一支热烤肠。热水也是稀缺资源,她也时不时烧上一壶送给附近的老人和小孩。 除此之外,被困在高速上,上厕所也是大问题。距离服务区十几公里的路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少人忍不住,也实在找不到卫生间,只能就地解决。另一位也被困在高速上的王亚楠提起这个,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逼急了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前后两个车门,在中间赶紧解决”。 而晓末的房车,也解了附近很多人的燃眉之急。早晨7点,一个女生敲了她的车门,希望能上车“借个厕所”。她立刻就让几个女生都上来了,“我原来走川藏线自驾也是一个人,有时候也需要人帮忙”。 善意在风雪中流动。由于接连烧热水、用空调,晓末的房车里遭遇了柴油告急。附近的卡车司机知道了,立刻就把自己的油卖了一点给她。虽然,这点柴油只让“油表针微弱地移动”,但晓末已经相当满足。 在这场风雪中,人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被困在回家路上的人。也正因为这个共同的渴望,人们或许才更能互相理解和支撑。 被困在车站,买不到改签车票的李萌,也遇到了火车站里一个好心的值班站长。值班站长给她想办法,帮她改签到了第二天同一时间的车票。虽然只是站票,但她终于有回家的希望了。 她说,看着站长这几天熬出来的黑眼圈,上车之前,“一定得买杯咖啡感谢他”。 为了从冰雪中脱困,各地也都在付出努力。以武汉为例,当地组织了数千人昼夜清扫道岔的积雪,同时安排专业设备除冰。天河机场也一样,铲雪车、撒盐车出动,截至目前,已经恢复了单跑道运行。除此之外,各地面对被困住的旅客,也有相应的比如开设滞留旅客区、发放爱心包之类的举措。只不过,相比极端天气,人力常常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2月5日这一天,也是王亚楠一家三口,从深圳开往湖北恩施老家的第三天。他们从3日出发,原计划三天怎么也到了,但现在,路上耗费了几十个小时,家离他们依然遥远。 进了湖南,雪越下越大,落到地上积成雪泥。而车速只要超过20公里就会打滑,无数辆车陷进雪泥里动弹不得。 王亚楠看到,几乎附近所有人都下来互相帮忙推车,十个人喊了很多次“一二三”,车子才挪了一点点。她说,从这些“又艰难又笨拙”的动作里,她体会出一点久违的年味儿—— 所有人冒着风雪,互相帮助,只为奔向自己的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四年了,还记得文亮医生吗?

今天是李文亮医生去世四周年的日子。 四年前的今天,朋友圈都是刷屏的哀悼,全武汉,全中国的人都在为他哭泣,整个中国都在下雪,就像乔伊斯在《死者》里写的:”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四年前,为远方那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医生留下眼泪? 四年了,我们还记得他吗?四年了,我们还记得他去世那天自己悲恸的情感吗?四年了,我们还记得什么? 网络图片 我记得公司以前的一位VP说过一句话,人类对于痛苦的记忆短得令人吃惊。这大概也是为什我们总是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我们总是选择对痛苦的记忆一带而过,毕竟太痛苦了。 能记住欢乐吗?大的欢乐还是能记住的吧。人生每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些喜庆和团圆的场景,那些梦想成真的时刻,总是能记得的,只是,记忆也是日渐地模糊。 我们每一个人总归是个体,对于个体,能记住的还是和自己最息息相关的的人和事。别人的苦难和悲喜,自己没有亲历,总归不能那么刻骨铭心。“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想想这也是很自然,很合情理的事情,不然,每天都有那么多悲剧,如何能承受得了。 但是,李医生的去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逝去,而是一个公共记忆,一个公共事件了。而这样的公共事件,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只是,所有个体的记忆都会烟消云散,除非有文字记录,在这个意义上,文字、影像都有它存在的重要意义。 值得庆幸的是,李医生的微博一直在,文字的记录一直在。那里已然成为一个哭墙,每天都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普通人倾诉他们的思念,他们的日常,甚至是他们的痛苦。我看到有些快要撑不下去的人在那里留言,然后又有陌生人的人留言安慰这些人。人们在这里和他说早安,道晚安,人们在这里和他唠家常,诉衷肠,说自己的烦心事。 网络图片 我始终认为,李医生是个勇敢的人,虽然微博上那些攻击他的大V说他算什么英雄,不过就是转发那份报告到自己的同学群,但要知道,也有人不敢转发,而且他后来还有勇气接受财新的采访,他说的那句”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成为我们信奉的至理名言,这都是需要勇气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这是一位朋友写的一段话,他和我一样,认为李医生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是他,我会做吹哨人吗?我会冒着被开除被拘留的风险发布那样的警告吗?在成为一颗闪亮却短暂的流星,和做一颗默默无闻却能燃烧很久的红矮星之间,我会怎么选?我们在学校里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教育,但遗憾的是,社会总是会教我们一些相反的东西。学校教我们信仰自由,社会教我们依赖高墙;学校教我们诚实,社会教我们说谎;学校教我们挺身而出,社会教我们明哲保身。 为什么我们的选择天差地别呢?我想是因为,有些人把这些词汇和美德单纯地当做作文或者讲稿,用来骗分数骗钱的素材,有些人虽然信仰它们,却没有勇气践行。而有些人,把它们看作自己存在的意义,看做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东西,在我看来,李文亮医生就像替我们背十字架的那个人。” 值得庆幸的是,四年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今天,我的朋友圈许多人在转发他的照片和帖子,今天,照旧有很多人在他的微博留言。有人说:李医生, 庆余年2还是没有播,疫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四年好像一场梦。”有人说:“李医生,四年了,大家都还记得你,希望你的家人都平平安安。”  网络图片 四年了,李医生的第二个孩子也快四岁了。我想,这一天,最思念他的应该是他的家人了。 四年一瞬,时间改变了那么多,好在我们很多人都还记得他。有了千千万万人的记忆,有了千千万万的文字记录,李医生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他从去世的那一刻得到了永生,成为夜空中的一颗星。从此,他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河流一起流淌,永远向前,永不停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给爸妈抢票的年轻人 为什么被伤透心了?

又一次,因为抢春运票,27岁的米花和妈妈吵了架。爸妈不舍得花钱,限额400块,她焦虑得一晚上醒来几次,还是抢不到卧铺票。妈妈在电话里责怪,“你是不是睡过头了,没有用心抢啊”,最后说买站票,站30个小时。米花在电话里爆发:我们家不缺这几百块,你女儿没有这几百不会死,你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 春节临近,帮父母抢票的子女总会陷入这样的拉扯。为此苦恼的年轻人中,有不少和米花一样,是家里的长女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金钱观差异难以弥合,父母又不会用智能手机,她们被寄托了全家连接社会的期待。在委屈、成就感和道德绑架之间,一张火车票,承载着幽微的中国式亲子关系。 我不断表现是为什么? 一年一度的碰撞如期而至。从宁波到贵阳,二三十个小时的普快票比10小时的高铁票更难抢,每一年,爸妈都发来语音:还没抢到啊,那坐回去、站回去。米花早已练出应对技巧,直接不回消息。 她一晚上要醒来好几次,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喊,天要亮了,天要亮了……是不是闹钟没有响?点亮手机屏幕,看看几点了,生怕错过抢票,定了3个闹钟。9:30开售,她提前10分钟准备,捧着手机,看秒数倒数。没抢到票,米花一整天心情不好,早上晚上都要打开12306,看看有没人退票,候补键有没有由灰变蓝。 连着两天都失败了。原本候补成功两张卧铺,但不在同一个车厢,还有张是上铺,她怕爸妈摔下来,没付款。1月下旬的晚上,她和妈妈聊着家常,埋怨从听筒传出来:“又没抢到吗?你是不是睡过头了,没有用心抢啊,我们厂里的人都抢到了。”几天没有睡好觉,米花觉得委屈,还是耐着性子解释——别人可能是坐票,我想抢最快的、21个小时就能到家的Z290,卧铺比较难。 妈妈不懂,认为抢票是胜券在握的。“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讯息和运行的规则”,米花理解她的困惑,但妈妈听说没抢到,反而说:能不能买站票? “一怒叠着一怒,火冒三丈”,米花说自己那一刻要疯了,气得深呼吸——这几年我尽量表现得可以为你们花钱,给你们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你还是每一次都要回到最简单的生活,那我不断表现是为什么? 社交平台上,一个IP地址显示湖南的女孩说,父亲不懂没到开售时间不能买票,10多天前就开始催,不听解释,在家人群控诉子女不愿帮忙,“被狠狠伤透心了”。另一个年轻人帮爸妈抢票十多年,每天开售前心率飙升,提前打开App,连上公司最好的WiFi,像火箭发射一样默念10、9、8、7…… 占座失败,只剩下站票,又不忍心让爸妈劳累,只好放弃。年过六旬的妈妈全然不知这些,每天问:抢到没有,你是不是上班忘记没有买?互联网上,因为春运买票引发争吵的留言不在少数。 米花给爸妈抢了8年票,查过很多攻略,知道哪个软件更容易候补成功。她大学毕业留在广州,在新媒体公司从事内容工作。爸妈在浙江打工,早上7点多上班,晚上加班到9点半,没时间抢票。妈妈不识字,也不会用手机买票。 每次妈妈单独出门,米花要全程跟进,确保她手机有电,不断打电话问到了哪里,怕不认识公交坐错车,怕太多进站口、检票口走丢……米花有时怪她不跟着抖音学,至少学学字。妈妈回答:根本没办法静下心,你以为我不想学吗?米花有些心酸,是妈妈的生活太重了。 米花从小是留守儿童,每年全家人只在过年团圆7天。爸妈先在贵阳老家做小生意,卖自制扫把,大概10年前,经熟人介绍进了浙江的工厂。过年回家,爸妈向来坐硬座,到镇子是晚上,以前不舍得花钱坐车,他们挑着大包小包走半个小时。那时没路灯,米花会拿手电筒去接,路过一座坟山,她害怕,走到妈妈前面,妈妈和她说:我也好害怕。 米花是家中长女,也是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起初帮他们买卧铺,被骂有钱没处花,经济独立后,她开始逼着父母接受卧铺。父母打工的工厂,过年前一周才放假,那时票最难买。而且,妈妈要求票价不能超过400块——这是米花努力说服多年后,妈妈才接受的卧铺价格。 更不能买高铁,除了贵,到贵阳是晚上,没回老家的大巴了。如果她不强制要求,爸妈不可能住酒店。以前家里穷,吃顿好的就是买块豆腐,切成薄片,省着吃。现在节俭的弦仍绷着,没能和物质条件一起宽松下来。有时爸爸说肉坏了不能吃,妈妈就骂:你还记得曾经过的苦日子吗?你记得你以前馊了还要吃吗?一次极特殊的情况,她和妈妈坐高铁回到贵阳,母女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睡了一夜。 长女责任 每年春节临近,帮父母抢票的子女都会遭遇这样的拉扯,金钱观的差异难以弥合,还要消化更为复杂的心理拉扯。为此苦恼的年轻人中,有不少和米花一样,是家里的长女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被寄托了全家连接社会的期待。 1月24日下午,林小言定了开售前五分钟的闹钟,12306崩了,赶紧切到携程。有中转的,她犹豫了一下,票又没了。不断刷新,最后抢到一张早上6点的中转车。爸爸要从上海回涟水(江苏淮安下辖县),听到出发时间,开始发愁怎么才能让同事帮忙顶班。他在保安公司上夜班,晚7到早7,全年无休。车票太早,还没到下班时间,请假要扣工资。 这也是一个需要省钱的家。在苏北农村,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叔叔智力残疾,林小言有三个妹妹,二妹和小妹在读书,老三学不进去,没读大学。妈妈三年前查出恶性肿瘤,做了手术。林小言24岁,本科毕业后,在上海有一份电商内容运营的工作。干的活太杂,她在年前辞了职,最近回老家照顾爷爷——爷爷住院不舍得买吃的,她每天做点饭送去。 在她的记忆中,四五年前开通高铁,父母不让买票,一会儿说坐长途汽车方便,一会儿说大巴上都是老家人,路上可以聊天。“其实就是舍不得花钱”,林小言太清楚了,汽车票老顾客只要80块,高铁票价在200块左右。 因为钱,林小言的爸妈没少争吵。前两年,爸爸不顾劝阻,借了两万块给朋友,对方赌输了,至今没还上。妈妈想起来就说:让你不借你非要借。爸爸为对方辩解,妈妈气得就吵起来。和好后,爸爸每月工资上交,朋友再来借钱吃饭,他都拒绝:老婆身体不好,父亲也要看病,小孩要读书,没钱。 爸爸不会手机抢票。他53岁,刚开始用智能手机,是长女林小言教他打电话,发消息。现在更多是看视频,也是林小言给他开了爱奇艺会员。保安的工资5000多,还很熬人,因为排不开工作,他4年没回家过年了。今年爷爷身体不好,常住院,无论如何得回家陪陪老人。 当爸爸正在发愁车票,林小言候补到了2月7日下午的直达票,不用请假,不用中转,还省了40块。爸爸很开心,给她说,“得亏你有技术抢到了,哈哈哈。” 帮父母买票、网购、连接社会,是长女的责任之一。大学毕业后,她们在一线城市从事非体力劳动,挣更高的工资,意味着要反哺家庭,帮父母网购,给妹妹买电脑、出生活费等。除了出钱,要负的家庭责任还有很多。 甘肃女孩周薇凭借985高校毕业生的身份,在家庭中获得了话语权,责任也接踵而至。每年回家,爸妈一定会薅她起床,拾掇利索,去亲戚家和打工的单位转转——填补家里没儿子,被村里人看不起的窟窿。周薇让妈妈将攀比心收一收,妈妈跳起来:那谁家儿子给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几天了都在吹,我好不容易找着机会还不能秀? 除此之外,爸妈吵架要找她评理。在大城市结了婚之后,上大学的妹妹要做什么决策,爸妈也让她来把关。周薇起初喜欢这种转变,感觉“掌握了生杀大权”。但今年过年办回门宴,妈妈事无巨细过问:喜糖盒不用买,“我给你撒一盆”;定礼服,要200块连衣服带化妆全部搞定;酒席要最低档的,随200块的都不要来。周薇总结,妈妈的炫耀是要零成本的。 在贵州女孩米花的家里,长辈们也习惯了什么事都要问她。爷爷腰椎间盘突出,信不过镇医院的医生,非要她买药。米花到小红书查,买回来药膏被爷爷称赞有效。 “我家人觉得,我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知道最多、去过最远地方、活得最体面的人。”米花说。抢完火车票,她会到姐妹群安排任务:大家分工合作,在爸妈回家前把卫生搞了,洗好被子……妹妹们都听她话。 她还在努力沟通,想改掉妈妈的花钱习惯,别总唠叨存下来结婚,买房,以后有了小孩、老了要用钱。妈妈唯一主动提出想买的东西,是护肤品。50岁去工厂面试被嫌年纪大,找了几天工作,脸晒脱了皮。看到亲戚每天不知道涂什么,脸白白的,她求助米花,想看起来年轻些,好找工作。 但一涉及到钱,沟通常常不欢而散。今年抢票,妈妈说买站票的时候,米花在电话里爆发了:我们家不缺这几百块,你女儿没有这几百不会死,你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 “这就是我几杯咖啡的钱,你们给我省了我也存不下来——有得花就花,以后我失业就没得花了——你们这样我没办法好好工作,其实是在让我亏钱。”她会用这些话刺激父母,最后,说服他们的利器还是钱。 成就感与绑架并存 在委屈、成就感和道德绑架之间,一张火车票,也承载了幽微的中国式亲子关系。 看女儿发脾气,说不回家过年了,米花的妈妈说话变得小心谨慎。被家庭需要,米花之前也有成就感。几年下来,她感觉自己掉进了东亚社会鼓吹的“为家庭奉献”的陷阱,有时还会被绑架。家里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她出面,觉得只要她读了大学,什么都能办到。一个妹妹不按时吃饭,深夜不睡觉,奶奶也找她。一旦她帮不上忙,“就好像我的大学生身份失格了”。 她开始与家庭拉开一段距离,好让自己过得舒服些,给家人花钱,也只花工资的一小部分。奶奶抱怨妹妹,她怼过去:你找我有用吗?我还能顺着网线爬过去?对爷爷,她像对客户一般,详细说明自己买药的利弊,最后建议他去看医生。她开始跟妹妹们发疯,你们每天各种问题,我的工作又不顺利,我不想活了,马上会有懂事的妹妹跑来安慰,说家里的事交给她。 面对家人,她感情复杂,尤其是妈妈。为了给家里买空调和洗衣机,母女俩吵了一两年。去年天热的时候,米花买了空调寄回家,妈妈打电话要求退货,说夏天快过去了。气得米花要挂电话,再也不想管他们了。但她转念一想,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生活,都是爸妈一分钱一分钱攒下来的。 她以前埋怨妈妈,不断生妹妹,又养不起,一到寒暑假就让她去贵阳帮忙带。她在电话里大喊,“你把她送人吧”,妈妈哭了。她希望得到更多的爱、金钱和陪伴,自己可以没有压力继续考研。而妹妹们都有一种不配得感,常想如果自己是男孩,家庭肯定会更好。 子女长大后,经济实力、社会资源优于原生家庭,从而引起代际之间的权力更替,在当今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帮爸妈抢票的男性也有同样的困惑——在一个西北家庭中,给老人做手术,家族迁坟,大额资金支出,已经由定居北京的儿子来决定,唯独在买火车票这件小事上,他拗不过工薪阶层的爸妈,他们还是不愿坐高铁或软卧。沟通不了,通常是子女生一肚子气,然后妥协。 作为女儿,米花对母亲又多了一分区别于儿子的心疼。妈妈心算厉害,但舅舅们上了学。妈妈对自己苛刻,却把最好的给女儿。她自己可以买站票,但米花要戴牙套、考驾照,一次几千块,妈妈都很大方给,“很自我牺牲,是中国文化对母亲的规训”。 出于摆脱女性的共同困境去帮助妈妈和妹妹,是米花成就感的来源。如果仅仅依靠长女、长姐的身份,她觉得痛苦,担心自己成为“为家庭奉献的人,永远出不来”。 周薇还在继续为家庭付出,成为了无奈又难以改变的“集体主义者”,她这么形容自己。丈夫想花一万块出门旅游,但她想省下钱给父母买东西。旅游的快乐,抵不过余额增加一万块带来的安全感。她开始变得唠叨,念叨爸爸不要抽烟喝酒,担心他出车祸。 给妈妈报工资和日常开销,也故意说高一点,“让她安心,花得多说明我过得好”。这几年,妈妈开始嫌弃她穿得土:你看人家留在村里的穿得多好,你好歹上班了,也穿黑色丝袜、短裙、高筒靴。丝袜拿过来,周薇一看,就是棉裤。 周薇的老家。 有时过年回家,妈妈问她路费多少,周薇说来回两千,妈妈让她别回了,钱都花在路上了。去年国庆去参加她的婚礼,住170块一晚的酒店,妈妈当天就走不敢多留,“赶紧走,待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钱。”妈妈还问婆婆每月退休金、房子多少钱。 这些事都让周薇尴尬又无奈。她常给家里买东西,尤其是给妈妈,但买贵了被骂,太便宜的质量差也被骂, “每一次说起来,我就想流泪”。这些不愉快琐碎且磨人,争吵在所难免。 米花跟妈妈吵完架没多久,她发去想给妈妈买的衣服,问怎么样。米花知道,就像妈妈喊她吃饭一样,这就是母女间的道歉方式——不会掰开来聊对错,争吵也有默契,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线。第二天,她按时打开软件抢票,终于抢到两张2月5日的卧铺票,还是挨着的中铺。时间最短的那趟Z290,抢了8年都抢不到,这次还是只能买27小时的。 文章来源:搜狐

把手机倒过来,“氛围”会很不一样

你说这股市跌得太厉害,年都过不好了,但只要你把手机倒过来,心情就会很不一样。 你看,心情是不是顿时好了很多? 有人讲,二十六割年肉,割完恐怕得破产,还好白天没割,说不定明天就支棱起来了呢。但换个角度讲,这也可能是你人生的转折点啊。 你是不是还没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不小心就可能会错过成为伟大人物的机会: 1. 牛顿: 1720年,炒股破产,赔掉10年工资,转行做了物理学家; 2. 马克思:1864年,炒股破产,转行做了哲学家; 3. 凯恩斯:1920年,炒股破产,转行做了经济学家; 5. 费雪:1929年,抄底失败,破产,转行做了金融学家; 6. 丘吉尔:1929年,炒股破产,转行做了首相。 你看,你和成功之间,很可能只隔着一次割肉破产。所以,别沮丧。 万一,万一只是技术性调整呢?胡锡进老师说得对,越跌越买,坚定持有,可能也是对的。它不涨你就坚决不卖,持有它100年,我就不信他不涨,就当买了个纪念币也行啊,这叫见证一个时代。 从此以后,把手机倒过来吧,换个角度看世界,你就会跟我一样乐观向上!如果每个人都把手机倒过来,那么整个国家都会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贰条

整个未庄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未庄在鲁镇的东边,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送灶爆竹一声声钝响,空气里散满幽微的火药香。 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 煮熟的罗汉豆香味在夜气中弥漫,不远处的戏台上唱着热热闹闹的社戏。 大家是正在这几天陆陆续续回到未庄的。 不管先前是否真的阔绰过,这次阿Q是开着一辆新轿车进的村,这在第二天就传遍了未庄。 未庄人过去像逃避瘟疫一般逃避阿Q,现今酒馆茶肆、老老少少都谈论着他在外头发了财。 阿Q首先去了酒馆,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往柜台上一扔说:“打最好的酒来”。 未庄老例,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与其慢也宁敬的,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Q有些两样了,所以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敬的形态来。 阿Q腰间挂着一个褡裢,沉甸甸的把裤袋坠成了一弯新月。街头巷尾有人追上叫住他问:“阿Q,你不是给窃贼望风打下手发财的吧?” 他恼得疮疤通红,吐一口唾沫,正要溜出一句“我手持钢鞭将你打”。但毕竟以自己现今的见识,高出未庄人一大截,自然得讲究个体面,这唱词便不再往底下说。 阿Q神神秘秘有些异常,说是在外地的乡下养猪,三年赚了四五百万。有人夸赞:“阿Q真能做!” 这话分明是真心,而不是讥笑,阿Q很是受用,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阿Q豆子似的小眼睛闪烁着兴奋,说是来扩大养猪规模要赚得更多,然后要在未庄开发“ 阿Q翻过的墙”、“阿Q偷萝卜地”、“阿Q躲狗的树”、“阿Q砸过的门”及 “阿Q捏小尼姑脸蛋处”、“阿Q舂米撑船处”等文化旧址。 唾沫飞在正对面的王胡、小D脸上。王胡头上也有癞疮疤,总觉得和阿Q平起平坐的,过去捉虱子比阿Q多,咬虱子比阿Q声音响,现今在赚钱上也不不甘示弱。 王胡说去年在城里卖黄酒、腐乳、乌干菜,赚了100多万,2024年争取挣到200万,过两年也要回未庄开办一家土特产加工厂。阿Q心里暗暗骂道:“这毛虫!” 小D的出现,曾让阿Q失业。跟小D打了一架,没分出胜负不说,还白白被大伙看了热闹。小D说,在城里送外卖两年赚了102万。阿Q听出比发迹的意思,只在肚子里骂“秃儿驴……” 赵秀才还是一如既往地“消息灵”,当年到尼姑庵里砸龙牌、偷宣德炉,顺便发了一笔革命小财。如今那都不值一提,据说炒股赚了好几百万。 有人问:“最近不是炒亏钱了么……”,赵秀才有些涨红了脸,四下里看了看,像是在寻那根粗大的、可以打人的竹杠。 憋了好一会,赵秀才朗声说道:“股市永远是优待乐观者的,不要被负面情绪压倒!现在已经很烂,还能坏到哪去?心态放平和点,期待即将到来的大牛市!” 因为将阿Q的旧布衫做了鞋底,吴妈一度后悔不已,以至于生了一场大病。她口述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与阿Q舂米的日子》,现在已经出了好几版,光是版税就分得大几十万。 静修庵的小尼姑呢,将个人生活经历以讲故事形式,搬到了短视频平台,其中的精品力作《难忘摸脸那一瞬》,一经推出便火遍全网,迅速积累了上千万粉丝。找上门来合作的商家踏破门槛,一年直播带货进账几百万。 邹七嫂从阿Q处买过一条蓝绸裙,在未庄女性中算是最喜欢赶时髦的。这几年她和女儿在网上专卖绸裙、纱衫和皮背心,因为款式新颖加售后服务好,光是去年就赚了四五十万,由此载上了未庄人的口碑。 养猪的,卖土产的,送外卖的,炒股的,写书的,做短视频的,卖服装的,眼见着一个个的未庄人,都发迹起来了,且都有值得期待的未来,整个未庄有了乐观向上的氛围。 从海外回国考察投资环境的假洋鬼子,手中捏的那根哭丧棒,早换成一只意大利真皮公文包,打开尽是与省长、市长签约握手的照片。 召来阿Q、王胡、小D等一干成功人士,假洋鬼子提议,在未庄搞一个“妈妈的”联合企业有限公司,以此带动未庄产业升级,至少可以吸纳数百未庄人就业,大家共奔富路指日可待。 “好……”这个计划,使大伙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整个未庄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从末路到中兴,再没有人敢从阿Q身上找乐子。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阿Q,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 赵太爷满面红光,代表未庄村民理事会、赵氏族谱工作代表大会,郑重宣布两个提议—— 一、编写《未庄人物中兴史》系列丛书,全面展示未庄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二、正式确认阿Q为“赵姓”,并记入族谱,择日举行盛大仪式。 “哈哈哈!”阿Q十分快意的笑。 “哈哈哈!”村里其他人也九分快意的笑。 在未庄的这个祝福夜,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未庄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从电视新闻上得知,不仅仅是未庄,包括白鹿原、青松岭、月亮湾、靠山屯等在内,整个乡村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一个小学班干部的贪腐能达到什么程度?

1 七个人的班级,就像一个王国。13岁的副班长小赐(化名),拥有检查作业、监督背书这样的权力。然而,就是通过这点权力,他向包括正班长在内的6个孩子要钱。钱没给够,就逼迫喝尿吃粪。小赐上学放学,有专门的孩子骑车接送,他要来的钱,有专门的孩子替他保管……实际上,他个头矮小,打不过其他的孩子。 但这个13岁的孩子,却把这点权力运用到了极致。 别的孩子们怕他什么呢? 2 先说其中一个名叫小岩(化名)的孩子。 小岩的母亲钱惠发现小岩经常偷家里的钱,且屡教不改。 有一次,钱惠(化名)气极了,找出一把刀,放在桌子上。又找来长长的绳子,从屋梁上穿过去,两头垂到地上。 “你包里六块三毛钱又是哪里来的?……你不是讲过你再拿钱就自己断一只手吗?刀在这里。或者,你干脆上吊算自杀吧,就当我们没有养你。” 僵持了十多分钟。父亲何俊(化名)发话了:“小岩,我们不打你,只要你勇敢讲出来,只要你不继续犯错,你还是我们的好儿子。” 突然,小岩浑身颤抖,哽咽着却哭不出声来,哽咽了好久,终于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 “这钱是给副班长小赐保管的,我如果说了,他就不要我活了。”孩子泣不成声。 “你上周偷赵老师的钱到哪里去了?”“我星期一要背书,如果不准备两百块钱,我书就背不过,我就要喝尿、吃屎,还要挨打……” 震惊之余,何俊将信将疑:“你说你吃屎了,喝尿了,可有人看见?”“全班六个人(除了小赐)都喝了。” 问了大半晚,已经到了当晚10点过。钱惠一边听,一边伤心,他们决定次日去其他同学家问问。 3 小岩所在的安徽怀远县火星小学位于城郊,此前属于火星村,多年前因为发展工业区拆迁,火星小学搬到了现在的地方,保留了一个教学点。这些年,很多学生陆续转学,这里的学生越来越少。小岩所在的班级,从最开始的20多人,读到六年级时,已经只有7个人。 次日早上七点,何俊和钱惠叫起儿子,去了班长小东家。 听了钱惠的诉说,小东的爸爸铁青着脸,朝向小东:“你可喝过屎尿?”小东嗫嚅着说没有没有。父亲扬起手要打他,被何俊阻拦。两个女人把小东叫到一边,给他打气做工作,小东承认了。 钱惠又带着两个小孩去了小江家、小运家、小邢家。走一处,就把孩子带在一起去下一家。 最后一家是小然家。钱惠对小然的爸爸贾波(化名)说:“你可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吃屎喝尿了。” 贾波头脑一片空白,呆了呆,问儿子可有此事。小然嗯嗯着不敢讲。 小岩见状,哭着朝小然喊:“你讲吧,我们都承认了。” 小然于是和盘托出。 4 家长们找到学校,把情况汇报到了怀远县教育局。 怀远县教育局纪工委找到涉事的六名学生进行调查。 按照学生们的讲述,小赐制定的规则是这样的: 每次背书时,孩子们必须拿钱。他会根据每个孩子向家里拿钱得手的难易程度,以及各家的经济状况,制定拿钱的数量。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错,钱好拿,那就会要求多拿,反之就少拿。 如果不拿钱,作业检查肯定过不了。这一点,小然的父亲贾波曾经有过疑问。因为老师布置了作业,儿子回家后,他们就督促儿子写字,写了整整两个本子,他也检查了。可次日,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你家小然作业又没有写!200个字,就有180个字写错!” 贾波不服,说自己亲自督促儿子做了作业。“不信你来学校看!”老师撂下这句话,挂了电话。贾波满有自信地跑到学校,让儿子把作业本拿出来,但儿子拿不出来。“我看着你写好的,你是不是搞丢了,你再找找书包。”小然茫然地把书包翻来翻去,没有。贾波被狠狠批评了一顿,觉得一头雾水。 直到事发后,小然才敢告诉爸爸:因为自己没拿到足够的钱给小赐,小赐在检查他作业的时候,直接撕了扔了。 当然,如果拿不到足够的钱,背书也过不了。 所有的孩子都有类似遭遇:拿了钱,过不了关也能过;不拿钱,过得了也不能过。逼人吃屎喝尿、打人、“专车”接送、指定“会计”、专人买早餐……这个7个人的班级,就像是小赐的王国。 5 小赐把情况汇报给老师,老师就会体罚没有完成任务的孩子。“蹲着马步,让同学用扫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 怀远县教育局纪工委的调查人员有些不解:喝尿的事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家长? 小东回答:“没有告诉,怕小赐打。”小东的说法,代表了所有的孩子。 实际上,除了小邢外,其余孩子都比小赐高大,有的甚至要高出一个头!论打架,小赐当然不是对手。 然而小赐有办法。孩子们在回答家长的疑问时说,要惩罚人时,他会让大多数孩子通过作业检查,让通过作业检查的孩子,打他要惩罚的孩子,于是孩子们人人自危,言听计从。 根据孩子们的讲述,记者了解了小赐成为“孩子王”的过程。 在二年级的时候,小东和小赐成绩优秀,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和副班长。 因为小赐表现强硬,拥有了检查作业和监督背书的权力。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为了能通过背书和检查作业,比较亲近小赐,会将自己的零食分享给小赐。慢慢地,如果没有零食,小赐就会索要,没有得到满足,就不好过关。 小赐把情况汇报给老师,老师就会体罚没有完成任务的孩子。“蹲着马步,让同学用扫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 学生们怕被老师打,千方百计要通过作业检查。三年级的时候,小赐开始上网,不再满足同学们给零食,开始索要钱,并让同学给他买早饭。 先是几块、十块、十几块,同学们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给了小赐。 到了四年级,小赐迷上游戏,要买装备,常常去网吧。小江有自行车,他就指定小江送他上网吧,并规定时间,到了时间要去网吧接他回学校。同学们的沉默,让小赐胆子更大了,他规定每周必须例行给钱,如果要检查作业了,就额外收更多的钱。 有些孩子也想过反抗,但他们担心,如果搞不倒小赐,那以后的日子更加暗无天日。小赐被投诉过三次向同学要钱,班主任顾利珍(化名)都知道了,但小赐的副班长地位,却牢不可撼。 一步一步地,最终发展到喝尿吃屎他们也逆来顺受。而小赐,通过这种人格矮化行为,彻底征服了所有的同学—成为了这个群体的“王”。 有一次,小邢的家长发现孩子偷钱,后来找到学校,在小赐的课桌里找到了钱。此后,同学每次拿来钱,小赐就不再收下,而是先点数,点了指定一个学生保管,等放学的时候,或者他用的时候,再拿来。所有的孩子和家长均称,小赐的头脑不一般。他们举例说,小赐曾经卖游戏装备就卖了一万多。 小岩说:“最开始怕他,后来就彻底臣服于他了,他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 6 事情暴露后,家长们找到了以前班上唯一的女孩子小静,小静也表示自己喝过尿。后来她一直念叨老师教得不好,加上搬家的原因,就转学了。 根据家长们的统计,小静交给小赐的钱最多,因为她常常帮妈妈在超市卖东西,得手的机会最多,前后给了一万多元。其次是小岩,因为家里钱比较宽松。其余的孩子,有的给了两千到四千不等。 7 四川大学社会学博士肖尧中在分析此案时表示,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社会权力效应在这个小群体的投射。确实,这个孩子比较聪明,他善于运用权力对群体进行制衡,他本身不具有暴力,但他为了收拾人,巧妙地通过某个正确的借口(背书),让多数学生去打他要收拾的人。而且他善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比如找学生帮忙保管索要来的钱财。最终,他通过让同学喝尿吃屎这种矮化人格打击自尊的方式,彻底解除了同学们本能防御,让他们臣服于自己。 任何一个群体,都会产生权力。而权力的监督,必然来自赋予权力者。赋予权力者监督的失职,是导致权力为所欲为的原因。所以,就这起事件来看,老师的监督失职,是所有悲剧的根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

上海封城那天,我在隔离区生了一个孩子

我的小崽子生于2022年4月4日。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呢? 它是我喜欢的春天;它很幸运地错开了清明节; 20220404,它有很微妙的节奏感;它在一个始料未及的疫情里; 它是上海浦东浦西合体封锁的第一天,从这一天开始,上海全市整整封锁了两个多月; 也是这一天,所有人疫情两年赖以生存的健康码因合体封锁崩溃了,我没能进入正常的产科。 就在这一天,我和我的小崽子见面了。 1 我是4月3日晚上破的水。 这一天没什么特别。我们所在的区域,这已经是封锁的第11天了,我们已经逐渐适应不断抢菜、各种钻营的日子。 这天全家人的早餐,是荠菜煮鸡蛋。是爸妈在小区里摘的野荠菜。上海人爱吃荠菜,但只爱嫩荠菜,用来包馄饨饺子吃。湖南人则不然,偏等到农历三月初三,春光越发明媚,荠菜长出三角形的小叶子和白色星星顶花时,才采摘下来,用它煮鸡蛋,老话说“三月三,荠菜赛仙丹”。于是老小区杂草丛生的角落里,就布满了这些本地人看不上的、过老的荠菜。爸妈如获至宝地采摘了回来。一大把洗好,大锅清水、鸡蛋,一同煮开,再加糖。不吃菜,光吃鸡蛋、喝汤水。清香扑鼻,很是甜蜜。这是陆续封锁之后,家里很难得地吃到了一次特别的菜式。 早餐吃得清爽,又收到了前几天在叮咚上盲抢到的一大包菜,很是安心。心想着,这下有两天不用为食物发愁了。 自打疫情阴影逐步蔓延,从楼栋、小区开始逐一筛查,大着肚子的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彼时,糟糕的次生危机事件频出。我们跑了好几次居委,填了无数份表格,跟不同的社工、负责人不断不断地报备。 社区的核酸是给街道居委做管理的、医院不认。想要进妇幼院产检,还得需要三甲医院的48小时核酸和本院的快速核酸。这几乎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主旋律:每日在社区做1次核酸,凭社区核酸出门,去三甲医院做核酸,等一日出结果,再去妇幼院门口做一个即时核酸,若干小时后,再进门做产检。往常一两个小时的产检,演变成了医院门口大半天的盘旋,我们常常无处可去,只能躲在车里吃家里带出来的凉掉的包子。 “已经不知道今天被捅了第几回了,”我啃着包子说,“最近人生的意义,好像变成了做核酸。”人和宠物鼠没什么不同,进了轮子,就只顾着狂奔旋转。踩下这只脚,再抬起那只脚,周而复始。 尤其是临近预产期,手握三甲医院48小时核酸变成了每日必打卡的工作。频繁地报备和申请,终于让居委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熟知了这一信息:“在小区的这个楼栋,有一个很快临盆的孕妇”。这太重要了。我知道,当我需要救生圈时,我在离抛救生圈的那个人最近的海面上。这是我现下能为自己争取的全部主动权。 所以,3号的下午,我们也顺利拿到了当天出小区去医院做核酸的许可。 从医院做好核酸回家的路上,一辆车一个人也没有。很奇怪,环境景致道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却充满了末日的萧瑟感。我们像是回到已经变成废土的家园,除了感慨一路无话。 唯一的插曲是,回家路上,我在微信里看到小区邻居群里的一条求助。他的父亲因为瘫痪常年住在社区医院接受护理治疗。而疫情失控,社区医院已受感染,需要马上关闭、清空所有的病患。而他被封锁在小区、出不去,他的父亲瘫痪无法自行回家,救护车、110都已经供不应求,没有人为这个情况这些人开辟通道。 我皱着眉头读完这条信息。老李头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们要去帮忙吗?” 那个沉默里有很多疑虑,首当其冲的是:有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在身边,我是否有能力去帮这个忙?可现在我们就在“外面”,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特权”去做这件事。 我们联系了邻居。邻居先是疑惑我们为何能够出门,在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之后,又说,没事他再想想办法。 这天的半夜11点半,我被一阵宫缩突袭,痛得我一个大喘气,连声都没发出来。好家伙,看来是要来真的了。果不其然,我一起身,破水了。我故作镇定地跟老李头说:准备去医院吧。 2 家人们迅速动了起来。我感到家里弥漫着肾上腺素飙升的味道。拿到通行证、上了车,爸妈的笑颜看上去十分别扭勉强,爸爸的眼睛在夜晚也亮晶晶地闪着。我拉上安全带、调平座椅、用躺姿,马上转头看向车窗外的父母嬉皮笑脸说: “你看,我专不专业?你们放心吧!” 我当时还不感到害怕,但腿却不自觉地发抖,我仍然灿烂地笑着,宽慰着两家父母——说来惭愧,来上海多年,成家立业,但如今仍租住在老小区。而上海封城期间,我们这个老小区的小房子里,住了三个家庭、六个大人,把小小的家里塞得空气稀薄。 本来说好,老李头的爸妈在孕期帮助我们做准备,等到生产的时候,再换我爸妈过来,我的妈妈为这此还认认真真学习了育婴师,准备跟月嫂一起照料我坐月子。可计划赶不上变化,上海成了疫区,我们被封锁,老李头的爸妈有家难回,半年前已经付过定金的月嫂也不愿意再进上海。我书到用时方恨少,没有专业知识可能搞不定新生幼崽,只好在3月底时临时把我远在湖南家乡的爸妈叫来——他们赶在浦东全面封锁、只进不出的前一天到达了我们的家。 我爸妈到上海后,我心安定不少,但六张嘴巴的吃喝问题又来了。在老社区、作为租客,我们享受了封锁补贴的双重debuff。在封城物资运转困难的前期,市里发的菜,小区总是较后一批拿到;菜总是又次又少的,没有日用品;当然也不管你家实际有几口人吃饭,尽管几乎隔三岔五报备实际居住人数,但好像仅仅适用于核酸筛查统计,分配物资时却没有分别。我和老李头作为家里唯二的中青年,靠着手机里七八个软件和二三十个原来见都没见过的冷门小程序,凭闹钟和手速才间歇地抢到些可以维生的物资。之后团购之风兴起,生存焦灼才逐渐缓解。 车窗摇上,老李头缓缓启动了车子。我拿着手机,自拍了一张我们俩的照片,然后开始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无数个邻居群、网购群里,盘点我们家将要收到的菜,那是两家父母未来几天的口粮。接着我拨通妈妈的电话: “这是前天抢的肉,在这个群里,联系人是群里的这一位,留的是老李头的电话,团长大概会在明天中午居委门前发,你们记得看;那是今天抢的青菜,后天才能送到,这是直接跟小区门口商店的老板买的,没群,留的是我的电话,需要在小区门口用这个号码拿……” 林林总总,交待了得有十五分钟。 “你都要生孩子了,还要操这些心。”妈妈心疼地说。 零点过后,我们顺利进入了妇幼院,但没能进入正式的产房。我们被拦在了隔离区待定。隔离区门口没有人,值班的椅子上是一只睡着的小猫。我的心脏本来突突猛跳,看到那只小猫,莫名平复了些。 护士让我打开健康云,可是本应在半天前就刷新的核酸结果,始终没显示。护士喃喃道,可能因为今晚浦东浦西一起封城筛查了。 3 疫情对于国家来说,是民生仗,对于普通人来说,却可能是场信息仗。 2019年年底,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嗅到了武汉失控的端倪,于是电话远在湖南的家人,敦促他们立即买口罩戴口罩。家人惊异:“没有这么吓人吧?”又说,“这大街上没人戴口罩啊,我戴出门别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我。” 短短一个星期之后,口罩脱销。此后一个多月,全家就靠反复使用那最早买到的一包口罩挨过了口罩紧缺的新年。 这样的情况在此之后反复上演。越是小道消息,就越被证实可信,不管它是否与当时的官方信息相违。只要有小道消息,就务必做好万全准备。后来好几年,这似乎都成为了我们的思维定式。我们抢过菜、抢过饮用水、抢过特效药、补液盐……我们逐渐放弃了十几年寒窗苦读培养出来的理性,在能力范围内不假思索地all in所有能为全家保命的东西。 2022年伊始,已是新冠疫情的第三年,武汉之殇逐渐褪去,在高强度的人员流动管理之下,一切都好像变得平稳可控起来。三月初,距离我的预产期只有一个月,我正在公司上着班,同事突然凑过来:“你听说了华亭宾馆的事儿吗?” 又是小道消息。我心里一沉。“怎么了?” 华亭宾馆是一间上海知名老牌五星酒店,本来准备歇业重装的,现在作为外来入境人员的隔离区使用。“但听说出事儿了,”同事说,“这酒店好像管理有问题,通风管道之类的都是通的, 等于一个酒店里的人全都在互相感染,好像已经查出了十几例还是几十例了……” “最可怕的是,那些工作人员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们上完班还坐地铁公交回家……” 我心里隐隐觉得,上海要被卷进漩涡。 果不其然,三月中旬开始,先是定点,按单元封控,然后是楼栋、小区,再然后是街道,接着是整个浦东。差不多大半个月时间,官方消息一直在变, 小区门口的封条,每日自动延长天数。好像整个城市触发了什么开关,满50自动再加100。即便发言人不断澄清、声明可控可防,但所有人心知肚明,控不住了,可能会封城。4月1日起,浦西陆续加入封控。上海的“大白”明显不够用了,小区里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外援大白”,有时上午一队、下午一队、晚上一队,简陋的核酸台子上出现了不同的地名横幅。4月4日上海启动全城筛查,24小时需完成全员核酸采样,网友笑称“鸳鸯锅终于合体了”。 而我,在4月4日上海启动全城筛查的这天,正躺在隔离区的病床上,在一阵阵宫缩阵痛中祈祷孩子的顺利降生。在最初宫缩阵痛的间歇,我焦虑地拿着手机,不断点击健康云上的刷新键,直到它,突然白屏跳出故障码。我打开微博,热搜上除了上海封城,还挂上了健康云崩溃——护士猜测得没错,全城筛查,系统崩溃了。 唯一能证明我“身家清白”的东西没了。 隔离区是家属不能进入的,只有几架孤零零的病床,设施略显简陋。隔离病房里,只有我和另一个因疯狂呕吐输液的孕妇。我们互相看不见对方,没有任何交谈,偌大的空间里只剩她的呕吐声和我的呻吟声,此起彼伏。 护士隔了一会儿进来看了看我,开指不多,并不理会我的阵痛,然后又去看了看她,听到护士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过来“你缺钾的话,多吃点香蕉,补点钾”,那个姑娘微弱的声音道“我买不到……” 我打电话给老李头,让他进来找我。老李头钻了个护士不在的空当,溜进来了。他以为我难受需要陪伴,我只跟他说,把从家里带回来的两根香蕉拿出来,给那边那个姑娘一根。老李头照办,去姑娘床前,还把香蕉给剥好递了过去。 在阵痛越来越强烈之前,我也吃了我的那根香蕉。那是我24小时之内吃到的唯一的东西。 4 我的宫缩开始变本加厉。开始时我还能拿起手机记录持续与间隔时间,后来连手机也快要举不起来了。阵痛像是潮汐一波波袭来,演变成能打倒人的巨浪。之前练习的呼吸法,越来越用不上,常常痛起来全身不由自主地抖动,话说不出、哼也哼不出,除了闭紧眼睛,什么也办不到。 疼痛过去之后,我又重新睁开眼睛,虚脱而空洞地看着天花板。两年过去了,自我保护的大脑选择性遗忘了很多痛苦,但我还记得那里的天花板上,有一个三角形的洞。 从半夜苦熬到早晨8点,进隔离区时做的快速核酸终于出来了,阴性,可三甲医院的核酸还是无法显示。规矩是死的,我被告知我只能在隔离区生孩子,待产时家属不能陪同。 我被一个老护工挪到另一架床上。眼前长条白炽灯管快速略过,我看到老李头奔到我的床头扶着床把手帮我推了一段。我记得他低头看了我,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他说话。眼前的世界一片恍惚。然后我独自进入了一间拉着两扇帘子的待产病房。 之后是不堪回想的两三个小时。老李头说,我的嚎叫,整栋楼都能听见,在隔离等待区丈夫们无尽的沉默下显得特别刺耳。而他除了无能狂怒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我抓住每一次护士查房的机会,歇斯底里地哀求,给我无痛吧,要么给我一刀吧!求你了,求你了!说完这些我可能又会痛得晕过去,待意识恢复又继续哀求。护士十分不耐烦,后来几乎不再来我的病房,也无视我几乎用尽全部力气按下的呼叫铃。 我从没见过医生。当天的产妇,没有一个人用上无痛。 后来我意识到,当天那栋楼里,可能根本就没有麻醉师的存在,或者仅有的麻醉师都只呆在特定的手术间。这栋隔离病房里,都是已经关了将近三个月的医护人员。整整三个月,她们没能回家,人员本来就紧缺,还一直在减员,很多人无法正常倒班。她们全是年轻人,大部分刚进医院。这场仗,她们站在了最前线。她们也有说不完的怨怼,她们24小时穿着这身笨重的防护服,她们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每天都在变化的政策和极度恐慌的产妇、家属。她们不懂,也解决不了。无视和不耐烦,这些已经是当时情境之下,她们能给出的最专业体面的反应了。 时间推进至我破水之后的第11个半小时,我终于开了十指。ICU产房里一字排开七八个产妇,三五个医护转得像是流水线上的女工,隔着口罩面罩都能看到她们的麻木和疲惫。我的孩子于午前11:08降生。 之后一段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我没有体会到任何电视剧里新生的狂喜,亦或是劫后余生的感慨。只有空洞,无尽的空洞。我看了一眼小崽子,他就被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我不知道要在产床上躺多久,没说话,也没有力气或心思回复老李头的信息,我只是像具空壳一样,呆着。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撕心裂肺分娩时,侧头瞄到其它已经生完的产妇的冷漠的脸。 后来我想,我也算是进过ICU的人了。可这ICU一点也不像ICU,没劲。 我不太记得我是怎么被缝针、推进产后病房。我终于见到了老李头,还没开始说话,就流下了热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哭。 我从地狱回来,又回到了魔幻的人间。 5  “我去偷了半包纸巾。”生产完第二天,老李头凌晨回到病房,小声跟我说。 刚住进来第二天,我们已经物资短缺了。按照网上攻略备齐的待产包,大多根本用不完,最平常的,却意想不到地缺了——比如,水和纸巾。医院里只有开水,我们带了个小保温杯,质量还真的经得起考验,放俩小时还烫嘴,一天喝不上两口水。 可是,水?额外的纸巾?两个月前我们整理待产包时,怎么可能想到这些还需要装在箱子里呢?这些哪不能买?谁又能想到一个多月没有社交接触、天天勤勉核酸打卡的我,会被卡在隔离区呢? 短缺的结果,首先带来的是常识的失效。 上海是座商业之城,有人的地方就有商业。上海全城大约有6000多家品牌便利店,还有数不清的社区小店、小卖铺。我2012年从北京来上海时,上海的街道商业曾对我产生过不小的冲击。北京的马路又宽又大,从这边望不到那边。除了社区周边、胡同里,但凡走到“市里”,就不指望能在“街边”买到什么东西了,人走的路,与数不清的高高天桥一样,只是去到公交站、地铁站的过程而已。可上海有些不一样。越是上海的中心,越是小街道密布、商业如烟火繁盛,五步一个便利店、十步一家咖啡馆。我对城市的常识在这里被重新塑造。 可这样的常识失效了。生产完,我已经十几个小时没喝过一口水。老李头安顿完我,就开始了几天的“打野”生活。他带回了这些信息:每个楼层的自动贩卖机都是空的。楼下有一家罗森,供应这一整栋楼的医患,也是空空如也。平日大门紧闭,只固定在傍晚5点上货,只上两种冷藏便当。需要提前蹲守,如果幸运,能抢到一两盒。楼外还有一家全家,不知道开没开,反正我们也出不了楼。他找过护士、护工,她们一声叹息:“我们也买不到……” 于是就有了上面的对话。老李头凌晨帮助完我喂奶之后,出去溜达了一圈。白天他就看到护士台旁边的公区小桌子上有半包纸巾,凌晨去看,果然还在。他认定这是别人不要了的,就给“顺”了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很兴奋,捧着纸巾,像是在邀功,也像是好学生终于做了件坏事的刺激感。那包纸巾我们用得很省很省,生怕用没了,直到出院,还把剩下的几张带回了家。这个品牌的纸巾我没用过,但我想,再过十年,如果这个产品还在售,进了超市,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它来。 我们只是缺了水和纸巾。这大概是这栋楼里最无趣的故事。 这里有很多人,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照着日子、在家破水、顺利拿到出门证、带上行李开车来到医院的。就算没能进入正常产房,在这里我也算是绝对的“幸运儿”了。对于早产或毫无准备直接被送进产房的妈妈们来说,在这栋楼里的体验就更精彩了,或者说,更像荒野求生。在一瓶水都买不到的地方,每一张纸巾、每一张纸尿裤、每一张产褥垫都得靠借,而你几乎想像不到这些纸品的消耗量有多大。刷牙洗脸怎么办?衣服都湿透了没得换怎么办?想喝水怎么办?基本生存都得不断开口求人,更别说奶瓶、吸奶器这些不可能靠借的高端需求了。听说有一个孩子回家时,是包着爸爸脱下来的毛衣出院的,他们连宝宝的衣服都没有。 如果放在往日,我大概会好奇心发作“那是怎么解决的?”“他们是怎么办的?”可在那时,我已无力发问。疫情以来,太多无解的题,我不想再听更多了。 6 到了我们的出院日,有一对夫妻求上了门。 他们有着传说中的最甜身高差,男生高大,女生娇小。只见他们略带畏缩和抱歉的神色,找到我,问:“你们出院的时候,能不能带我们回家?” 当时老李头去拿出院材料了,我正在艰难地收拾着行李。听到这个请求,我的直接反应是做不到。 在此之前,小崽子因为我们的不专业、喂养不当,变成了低血糖,被强制留院,我自责难耐曾大哭好几场。后来开始涨奶,双乳硬得像石头,只是挨着衣服都痛苦难忍,睡也睡不了,小崽子吸也吸不出,凌晨四点痛到遭不住了,老李头好不容易从其它楼层请来护工阿姨(护工阿姨也紧缺,一整层只有三四人,面对的是几十个妈妈和孩子),用手生挤,让我直接飙出眼泪。但只需一两小时,痛苦又如约而至。 我也太累太虚弱了,除了产后所有妈妈要遭的罪之外,临出院前一天,因为多次的核酸终于证明了我们的清白,我们又被迫因为这个荣幸的身份被要求搬到非隔离区。这实在是太荒唐了。我苦求:“要么就让我呆在隔离区吧,我太累了我不想再搬了。” 好心的护士为我们争取了一回,可还是拧不过这铁一样的政策。我们携家带小,重新打包、拆包。焦心、痛苦、疲累交揉在一起,我已经到了自己能承受的临界点。我只想尽快回家。尽快。 我痛苦地说:“我现在太难受了,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送你们回家再回去。”我还想找其它的借口,比如我们东西太多了、我的孩子喂养不良还在低血糖;但又隐隐害怕,万一他们真有什么事儿呢? 于是我顿了一下又问, “你们家在哪?”以及,“你们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早产被120送到医院的。孩子剖出来便被送进了暖箱,一眼都没见到,也没有医生或着护士告诉他们是什么情况。没有任何的信息,护士们都太忙了,顾不上向家长汇报。早产情况太紧急,没敢自己开车。可到了要出院的时候,全市已经封锁三四天了,恐慌和紧缺不断蔓延。120叫不到,110管不了,社区、街道、市长热线……他们一直没有找到能出门的法子。 后来好心的护士跟他们说,旁边病房有人要出院,你们要么,去碰碰运气? 我低头,眉头皱得更紧了。我说我们商量一下,你们先回去。 老李头回来以后,我义愤填膺,痛诉这个没有人性的封控,把在上海有工作、有房子、有车的体面人,逼到了这种地步。 “2022年了!想回自己家,居然要低三下四地求人!”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也很难受,我只想快点回家……”然后又洒了两行泪。 老李头摸摸我的头安慰我。我和老李头都知道,我们一定会带他们回家。 7 最后,还是老李头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叫上这对夫妻一起出院 ,先送我回家。我们家离医院更近,能减少我和小崽子的颠簸之苦。他不进小区,只把我放在小区门口,让我们的父母来接。接着他再送这对夫妻回家,也只送到小区门口,这样他再回家的时候,中间这诸多过程都不会被“记录在案”,就免去了层层通关。 我们逃出了那栋楼,又见这废土般的街道。它更空了,更萧瑟了。 在车上,我与这对夫妻聊彼此在医院里的经历,那些荒唐事儿一分钟前刚被我们抛在身后,又像噩梦一样回到我们的话语里。妻子叹了口气说,你们已经算好的了,我还没见过我的孩子……只希望他平安就好。 就这样,我终于回到了家。 我捧着这小小软软的崽崽下了车,两家父母已经站在小区的封锁线里等着了。他们的眼神有期待,也有疼惜。我把小崽子递到了妈妈的怀里,然后挽上了爸爸的胳膊,五大一小,向家里走去。爸妈好像很多话卡在嗓子眼,只不断小声念叨,崽崽你辛苦了,爸妈没帮上什么。 我却笑了。我说:没问题啊,都挺好的!一切都很幸运和顺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明治

习思想救市救成股灾,股民信心崩塌

今天,用著名学者易中天的帖文开篇: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理,战略上失策,指挥上失误,用人上失当,组织上失和,有此六种,还不失败,那才叫天理不容。 过去的一周,中国国家队进场挽救股市,却以惨败告终,上证指数周五一度跌破2700点。指望靠行政命令加刀把子逼迫股民进场,习近平救市救成了股灾,既用错了部门又用错了工具也用错了人,再继续举刀乱砍只能使股市割喉断气。 网友@赵士林发帖说:A股已成国耻。在高层发声、“利好”不断的情况下,连日暴跌,每天4000-5000股下跌,已成股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A股走到今天,是制度设计多方面陷阱和漏洞积累爆发的连锁反应。治标不治本的利好已经无济于事。再跌下去,将引发金融危机。 网友@老蛮频道发帖说:…一天天的使用有形之手强行干预5000多支股票的金融市场,为此甚至不惜中外勾结,编造两万亿离岸人民币回国救市的扯淡谎言。然而,这些干预有用吗?股市每天必须被抽离300亿左右的资金,这是铁一样的规律。在每个月国债+地方债的发行规模超过2万亿的今时今日,股市每个月合起来必须贡献6000亿左右的流动性。这里面包含了赎回的基金,到期的理财,机构和散户退出的资金等等,这些资金绝大部分都转去购买政府债券了。 网友@蔡慎坤发帖说:…中国股市应该“推倒重来”,其理由很简单。首先是定位错误,中国股市从建立起,就存在三个定位错误:一是单纯为国企服务。这个定位导致股市被当做单纯的融资工具,大量的国有企业未经脱胎换骨的改造就被推入股票市场,造成股票市场上鱼龙混杂,也使得管理层在发行审核与市场监管时经常不得不施以援手,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在客观上起了纵容作用。 二是只对政府负责。这个定位导致管理层亲近行政权力而疏远市场,不愿倾听来自于市场的呼声,使管理层与市场在观察股市运行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同时,管理层在市场监管中始终未能走出缺位—越位—错位的怪圈,该管的管不了,不该管的管得太多,从而形成股市决策的恶性循环。 三是以融资为本。多年来,管理层过分地看重股权融资,甚至把融资数量作为考核市场发展的主要业绩指标,以至于形成了股市下跌—政策救市—加快扩容—市场再跌的周期循环。由于市场的内在矛盾,特别是股权分裂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中国股市已成为一个难以把握与预测的市场;由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决策失误,中国股市就像一个“无头苍蝇”到处乱碰乱撞,在碰得头破血流和晕头转向之后,却仍找不到减少碰撞的有效手段和摆脱困境的途径。如果说,在中国股市建立之初还能够“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阶段的中国股市已经找不到能够摸着的“石头”,就更谈不上应该如何过河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股市已经成了没有自身供求关系、没有价格决定基础、没有内在选择空间的混乱与无序的市场。 中国股市的信用基础丧失殆尽。信用制度为股市制度之本,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股市就如吴敬链老先生所说的连赌场都不如。中国证监会在一系列基本制度创新上,出现了令人难以理解和难以忍受的犹豫与彷徨,从而一再错失千载难逢的重大制度创新机遇,以制度创新为名所推出的难以被市场认同也难以在市场中实施的一系列不伦不类的措施与举措,在套牢了整个市场的同时也套牢了自己;上市公司的造假、银行的连环担保、政府官员的寻租、证券公司挥霍挪用保证金等等的全行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市场的信用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这些负面因素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导致中国股市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信心被严重动摇。中国股市被视为一块人人可食的“唐僧肉”。当所有贪焚的手都伸向中国股市,股市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世界各国的股市从未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股市这样政出多门,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股市这样决策机制如此混乱。股市决策要经过繁琐的审批程序和复杂的磨合过程,使得股市决策失去了应有的时效性与科学性。决策中的长官意志和股市的边缘化倾向使得股市决策带有浓厚的权力色彩,甚至使得股市成为各种权力与利益较量和角逐的场所与牺牲品。 也有网友发帖说:中国股市为什么不能借鉴台湾欧美股市规则?抄作业很难吗?除非规则制定者不愿放弃权力寻租的机会! (全文转自法广)

与右派母亲划清界限,抠掉她的容颜,成了我一生的痛

一个被时代碾压的母亲 又被追求进步的儿子划清界限 当人伦被撕碎 留下的是一生的伤痕 最近,我在委托家传编辑部写作父母的家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向母亲的“道歉”。 当然,也是安慰我心痛了一生的伤痕。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为了站稳革命立场,我坚决与“右派分子”的母亲划清界限,便亲手把照片中的母亲肖像剪掉! 网络图片 这个黑洞,成了母亲心头的痛,也成了我自己一生的痛。 如今翻出这张照片,往事一幕幕再次浮现在眼前。 01 母亲被打为右派 我的母亲谭樵是湖南湘潭人,从小性格刚烈、极有主见,虽然家境普通,但靠叔公帮助及自己兼职授课先后在周南女校、湖南大学完成学业。受进步思想影响,母亲在高中时期便加入共青团,读大学后还将自己改名为“谭志先”。 1937年左右,母亲在大学好友粟显畴(即粟裕妹妹)的撮合下到南通民众教育馆的当职员。那时父亲正好是馆长。他们在这里相识相恋。但他们结婚不久,因抗战需要,父亲便于1938年被调到贵州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期间先后组织抢修了川黔公路、龙坪机场。被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父亲担任遵义县长期间为当地除灭匪患的经历致使他于1953年被反革命名义被枪决。 母亲无法接受自己的丈夫蒙冤而死,到处为父亲申诉,但都所到之处无一不是相互推诿。 1959年,“反右”运动已近尾声,母亲本来无事,不料她任教的北京阜城门小学没有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竟被“增补”为“右派”,以充指标。理由就是母亲为“历史反革命”的丈夫说话。 当时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是10-15%,学校共36名教职员工,至少要定三个右派。此前已定了两名,一位是前国民党员,另一位是与校长有矛盾的辅仁大学高材生。 被打成右派后,母亲先是被关到西城区的一个地方改造学习了一个月,而后又被分配到西城区郊外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在那里干活养鸡达一年半之久。 1960年末,母亲回到阜城门小学校。但还戴着右派的帽子,失去了教学资格,改在教务处工作。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因为饥饿,母亲全身严重浮肿。兼之患了肝炎、高血压,整个人都很不得劲。 新校长很有人情味,见状偷偷安排她到小汤山疗养院疗养了半个月。 疗养院里有人照顾,能按时吃药,食物也不短缺,这是母亲后半生的苦日子中唯一清净的时光。 六个月后,母亲的浮肿才有所好转。 02 “开除”母亲 我幼时得了一次重病,因打针用药而彻底失去听觉,成了终身的聋哑人。信息闭塞、不通畅,使我难以辨明方向。这种迷茫,更加深了我内心的恐惧,以至在特殊历史时期做出了比别人更为激进的事情。 在后来的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所在的工厂开大、中会、小会时,几乎都是我当手语翻译。 当时我只有二十多岁,追求“进步”,就找共青团员做入团介绍人。 入团政审前,我向大哥和妹妹了解家庭情况。被发配贵州工作的大哥寄来了信件,言明父亲是被政府枪毙的“历史反革命”,母亲被打成右派劳改的原因是替父喊冤。 这个消息令我震惊、愤怒,于是决心和母亲划清界限,脱胎换骨站到革命立场,争取入团。 我还痛骂自己的反动家庭,写了一封火药味很浓、决心很大的入团申请书,慎重地通过共青团员上交厂支部。 为了表达革命行动,我还将家庭合照中的母亲亲手剪掉,试图抹去和母亲的关联,坚定地站在了革命立场。 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不但没有体会到母亲的深厚亲情,反而因母亲是右派而有抵触、冷漠的情绪,现在回忆起来,对当初的表现真是感到懊悔和痛心。 当然,最终我也没有被团组织接纳。 网络图片 2005年左右,我重游母亲的故乡湖南湘潭易家湾拜见了舅妈和表妹,并在母亲居住过的老房子门前合影留念 03 连骨灰都没留下,成了我们永远的遗憾 政治运动中,母亲被赶到珐琅厂东边的平房住下。负责监管的永外派出所和景泰东里居委会对母亲十分严厉,态度非常恶劣,几乎天天呵斥责骂,逼着母亲天天写思想汇报,常叫去训话直至深夜。 哪怕训到深夜,次日清晨三四点钟,母亲就要起来清扫大院及多条马路,累得直不起腰来。 残酷的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摧残,极大的屈辱与痛苦,这些都加重了母亲的高血压和心脏病病情。 因为母亲是“黑九类”,医院拒绝看病开药,母亲自己又没钱买药,只有拖着病体继续工作。 母亲的身体被迅速拖垮了。 网络图片 我在母亲住过的老房子后院 1971年11月,天气阴沉,飘着小雪,早上6点钟,母亲照例去清扫公共厕所,结果脚下一滑突然摔倒,一位好心邻居把母亲连拖带拽地拉回家。 我、小妹祥琴和玉龙伴着母亲静静地走完了她人生最后的10个日日夜夜。 母亲带着极沉重的悲痛、带着对亲人们无尽的思念,带着这个社会对她如此巨大的伤害与不公正,也带着太多的心灵深处难解的思考与疑虑,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火化后,工作人员冷冷地问我:“还要不要反革命右派分子的骨灰?”我心中突然剧烈地翻动了,心想如果留骨灰,革命群众会认为我是假革命,是铁定的反革命家属子女了,往后日子还怎么过?不留吧,父母在天之灵会不会怪罪我这个不孝之子! 思想斗争很久,我和小妹只能忍住心中巨大的悲愤最后咬牙说:“不留骨灰了!” 至今保留在我手中的父母遗物只有一枚“谭樵”的印章,一本《英汉辞典》和《辞海》上册,而《辞海》下册保留在小妹处。 1978年后拨乱反正,很多历史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有很多人通过写信、申诉等各种方式寻求平反。但是我们兄妹几个,因为历史造成的心理阴影,始终不敢采取行动。 1980年代,母亲故去十几年后,当她工作过的学校送来平反通知书时,我突然大哭起来,觉得实在太对不起在天之灵的好母亲了!也为我当时的愚蠢行为感到痛彻心扉、悔恨不已。 而父亲长达七十多年仍未平反,成了我们一家人无法摆脱的心结。 除了剪掉的合影,母亲仅有的照片也在文革时期被抄走。唯一剩下的只有这张。 网络图片 1945年,母亲与哥哥(右一)、我(左一)、妹妹(母亲怀中)合影 多想再抱抱母亲,跟她说一声“对不起!” 我几乎无法原谅自己! 也无法遗忘加诸母亲身上的那些伤害!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家传编辑部v

美使馆微博成为A股股民的哭墙?

本来以为过去三年已经很魔幻,没想到2024的开局更神奇。美国领馆的微博下面被哭诉的A股股民占领了。从昨天晚上大概1.5万的留言,到现在已经飙升了5.5万,几乎全是A股股民的哭诉。 就没人关心博主发的长颈鹿了,如果有,也是感叹“长颈鹿看起来多自由”。 也有说着说着,从股票聊到了其他更多话题。底下热闹纷呈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微博仍然公开,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就不搬运过多。。 比较让我感触的是一条留言写道,“终于见到了这么多逻辑正常的人。” 确实,有时候在中文世界上网久了,会觉得特别迷失,你几乎无法分辨到底谁是主流,大家有什么意见,各自的真实想法。 总有浓厚的战争迷雾遮蔽了大部分的地图。 我不太了解美国领馆在微博上的管理原则,但至少,相比于那些显示数千评论,却一条都看不到的账号相比,似乎管理员不太敢下重手,删除不如涨的快。 也因此,一部分网民仿佛在溺水时找到了气孔,赛博呼吸新鲜空气。 我比较喜欢研究传播学,包括传播和资产的联动,所以这个事有挺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首先,这不是第一次。在2018年市场跌到绝望的谷底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但似乎今天声势更浩大。 第二,到底哪个是真实的民众意见?或者说,这到底是小样本但相对极端的表达,还是说它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以德国大使馆的底下的留言为例子。如果认同德国大使馆底下的留言也没有被过度删除,那对中文互联网的取向判断会是完全不同的解读。德国大使馆是长期被中国网民讨伐的对象。 网络图片 第三,由于审查机制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决策者也误判,或者说大家缺乏了可以参考的信息体系,最终也骗过了自己。 第四,骗过自己是很危险的。一旦形成连锁的瀑布式反应,会导致重大的误判。瀑布式反应指的是多米诺骨牌一般的倾倒。这个过程中,大多数没有清晰立场的中间人口,看到了情绪极端化后也开始加入发声,形成一边倒。或者,平时不表达的人群,突然抓住机会爆发性发声,彰显力量。 让我举一些完全无关的例子。 第一,当年周杰伦的粉丝突然发威,有钱有能量,暴打小鲜肉。 第二,可以参考阅读某北方大国在80年代的记录,即使在前几个月,也没有多少人预料到。 第三,是在选举中也经常发生的情况,比如阿根廷右向极端的米莱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其实位于第二,但大家看到了获胜的希望后,突然获得了大量同情派选民涌入支持,因为大家看到了不可能变成可能。川普也经历了类似的势能反转。 可以用弹簧的势能做比喻,当大家突然发现原来真实倾向位于光谱的另一端时,会有报复性反弹。或者说,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原先明面上的主流意见,反而突然间失去可信度。 第四,即使有5.5万留言,这个样本仍然还太小,我更倾向于是一次情绪发泄。但背后的人群依然是不可忽视的。2亿股民至少是有资产的,大多是城市中产,有资产的人。这群人从人数上来说,确实不及另外的六亿基本盘,但从支付能力,财产和舆论影响力来说并不弱。 这个群体恰恰也是当年受lockdown影响最大的群体,前期长期被压抑,迎合老年群体和鄙视美国死亡100万的人群诉求。但在前年底,突然爆发,而后迅速放开。 这个人群虽然我们已经不太听到在公众平台上的声音,但从移民咨询率、投资意愿、工厂关停等蛛丝马迹,其实可以推算出来,不少人在用脚投票。 最后,让我们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以雷霆万钧之势,中和下美领馆下面的戾气。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嬉笑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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