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高校喊過緊日子 教師降薪考核沒過「倒扣薪資」
2026 年 9 月 16 日
2023年11月，冬妮（化名）在豆瓣上曝光著名心理咨询师/博主李松蔚，指出其在长达四年的心理咨询过程中对自己实施性剥削（性接触和性关系）。冬妮与李松蔚的案件原定于二月的开庭延期。目前，她仍在进行与第三方的伦理系统投诉。 网络图片 “我可是一个妈妈诶！” 在对谈开始时，我非常小心翼翼地提出各种温柔的关照提示，针对创伤与应激的情形可以随时停下，如何避免二次伤害等。在我说完长长一段话之后，冬妮支支吾吾地说，“我没有……就是你想的，可能大家会把它想得很严重，我没有那么……不是说它不严重，我还是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 我是一个妈妈诶！还有生活的很多部分要承担。” 我面前的这个短发女人，显然是一个比我年长很多的姐姐。“我可是一个妈妈诶” 这句爽快直接的话，让我迅速调整了自己对受害者形象的预期。 事实上，冬妮很想努力去扭转传统受害者脆弱、敏感等刻板印象。如果你看过她在社交媒体的发言，会直观感受到什么叫 “乳腺畅通”。 “我处理的方式很好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在微博上骂人。” 当愤怒决堤，她就想骂人。最初一边骂人一边还会自我规劝，“我好像不能这么攻击人，我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性，是一个妈妈，我得给我的后代做好表率。” 她说，曝光前是最压抑的，“你不好指名道姓地骂他 —— 但现在我太爽了！” 她直言，自己对李松蔚没有所谓 “权威祛魅” 的过程，“他算个什么狗屁权威。” 最新的发言里，她在生气，这次怒斥的是伦理协会，“为什么一个咨询记录，我两个多月，现在还没给？请问，伦理协会到底在查谁？？？在查什么？？？” 网络图片 在对话中，冬妮的形象渐渐清晰立体起来。她是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参加过同志游行的女性主义者，有自己的事业，熟悉都市里男女情爱。而在与李松蔚咨访4年后，她经历了抑郁、解离与漫长痛苦，却也仍是一个母亲，一个不惮于发疯的人。 在那个咨询室里，他究竟对我做了什么？ 事情要从2014年夏天说起。冬妮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算是国内较早接触心理咨询的那群人 —— 学习的电影和戏剧专业涉及戏剧疗愈，并且在国外参与心理咨询也是一件很寻常的事。作为心理学的忠实拥趸，她带着妈妈去北京参加了著名心理学家武志红的工作坊。 “可能我比较倒霉吧。” 冬妮说。当时武志红推荐了9位心理咨询师，她联系了其中8位都未得到回应。她在微博上给李松蔚发私信，拿到工作室电话后开始去北京咨询。 没多久，她们的关系就有了一点奇怪走向的征兆。李松蔚开始给她起外号了，叫她 “小傻瓜”、“小仙女”，还有 “王姑娘”。冬妮问，你们咨询师不是不能给来访者起外号吗？他说，是不允许，但我乐意。 “那时候我们不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地板上聊天。他就会离我很近，比如说盘着腿，我们的膝盖就靠在一起，有时会拉我的手。当我跟他倾诉时，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会很用力地拉我的手，然后说：‘我在，我在。’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安全，对不对？但是慢慢地，它就变成一种暧昧了。 “然后他就会抱你。就是你特别崩溃地跟他说一些什么事，你哭的时候，他就抱你……你整个人的状态都…….说不上来。一方面很害怕这个人，另一方面你又觉得你需要这个人，你也离不开他。有时我无意识地在抖，他抱你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在发抖。” 关系究竟是从何时变质的？一切都说不清楚。这个故事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作为来访者，她并不清楚咨询师究竟是在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还是另有动机地投射他自己的情欲，“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即便是对于冬妮这样一个对两性情感有深度觉知的成年女性，仍然会被 “技巧” 和 “专业” 攻破而陷入危险境地。 “每次都会抱你，并不是朋友间礼貌的拥抱，而是把你勒死的那种深深的拥抱。” 现在回过头看，冬妮感受到的 “模糊”，在李松蔚那里更像是 “预谋”。 李松蔚曾推荐她去看《doctor 伦太郎》，一部关于来访者与咨询师恋爱的古早偶像剧。故事的结局是女主角醒了悟说，你现在当我男朋友了，所以我不能再跟你建立咨询关系了。她怀疑李和所来访者都推过这个剧，“真的是不道德！” 决定讲出来的契机，是李松蔚有一次在某出版平台讲一本被性侵者写的书。冬妮刷到这个视频后，当时就愣在那了，“你知道吗？我看到他刚好在说那些被性侵者多可怜，他感到很心痛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崩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不会好了。” 在一篇与冬妮的对谈里（来自知乎@来访者之一），她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坚持称李松蔚对其实施的是 “性侵行为”。 “在咨询室的地板上。就是差那一步了，我把他的手拽出来了。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要在咨询室的地板上睡我吗？也太不尊重我了。也太不把我当人了。我当时真的觉得我受了极大侮辱。哪怕是在那种情况下，哪怕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 —— 我以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个人 —— 我也受不了。” 那时的冬妮抑郁迅速恶化，爬不起床，整天都哭，“见谁都哭，见我爸哭，见我妈哭，见任何人都哭，但见到李松蔚的时候，我还要照顾他的情绪。当时就觉得，你喜欢这个人，了解这个人，觉得自己和他是很深的链接。 但现在只觉得，靠，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他长得这么难看，我怎么喜欢他，他是谁？醒过来的时候感觉非常恐怖，幻灭感很强。” 混乱的“爱”：咨询还是虐待 冬妮告诉我，精神分析里有一句话叫 “虐待培养忠诚，爱培养自由”。如果父母反复抛弃孩子，孩子的注意力就一直在害怕父母不回来了该怎么办。她和李松蔚就是不停重复这种体验。 “当你和他在咨询室里，亲啊、抱啊，他也会摸你，你觉得很困惑，突然有一天，他和你说，我们不能这么做了。我整个人完全傻掉了。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个人不要我了。恐惧袭来，我开始哭。他也不给我解释，就说我们不能这样了。他决定撤出，同时继续保持咨访关系。” 冬妮称，李松蔚有一次曾和她说过，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在剥削你。那时她不明白，只感到一种类似断崖式分手的痛苦。 “治疗受侵害的来访者的书籍，和什么书对应呢？是与被父母乱伦侵害的孩子的症状对应。” 冬妮这句话吓到了我。她解释道，在咨询关系里，咨询师相当于变成一个成年人的精神父母，来访者把 ta 所有的感情，对父母、原生家庭的依恋，未解决的问题和创伤，都投射给了咨询师。所以有一句著名的话叫作 “咨询师是块石头，来访者也会爱上 ta。” 这就是为什么咨询师在伦理上要保持中立和隔离，不能利用来访者的 “情欲移情”（Sexualized transference）对其进行剥削，因为这太容易了。其后果等同于一个孩子无条件信任父母，而父母却对 ta 实施乱伦所制造出的创伤。 “一方面你有巨大的愤怒，你甚至想杀了这个人。但另一方面，你还爱这个人，就像孩子对父母一样，父母侵犯了孩子，但孩子又难以离开虐待关系。” 在曝光这件事之前，冬妮曾和李松蔚有过最后一次接触。她付了钱去骂他，气得语无伦次，一边哭一边骂，骂了一个多小时。那时李松蔚非常警惕，让咨询助理给她发了一份之前从未出现过的禁止录音的协议，后来又试图 “给出一些资源” 贿赂她。 这彻底激怒了冬妮。现在的她只想说，“李松蔚，你明明就知道不对，所有的知识你都掌握，还念到了北大博士后，你不至于连这个基本伦理都不知道吧！结果还装糊涂，还要去起诉我。” 她决定站出来，公之于众。 始料未及的是，冬妮曝光后，有太多人来找她讲述自己的类似经历。目前为止，大约有几十位被咨询师侵害的来访者披露自己曾经历过同样的事。这把她吓到了，“我一直没想到这是一个那么有共性的事。” 其中也不乏曾与李松蔚有过咨访关系的女性，她们也表示李对其做了类似的事。“人家意识到这个事不对，就跑了。” 接触亲历者多了以后，冬妮发现，受到心理咨询师侵犯的来访者，很多后遗症是一样的。她和另一个来访者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同一个恢复方式 —— 开车。“这很奇妙，她每天不开两个小时车就难受，我则是每天必须开到 4-8 小时才能缓解。” 冬妮感到，被咨询师精神掌控形成受虐关系之后，人的自主感会丧失，而开车令自己能够重新获得一点点掌控感 —— 犹如被虐待和高度控制的动物，在被压榨的仅存缝隙里重复刻板行为。 亲历这个群体后，她像一个发现危险的小孩，迫切告诉大家 “这里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洞”。在收到的众多来访者被性侵、被伤害后的故事中，她发现某些咨询师甚至不在伦理注册系统内，根本无人监管。“保护来访者不能只靠咨询师人性的自觉”。 鉴于目前相关法律和行业协会制度尚不完善，冬妮也并不指望李松蔚受到什么实质性惩罚，她只希望引起公众对于整个心理行业伦理的警觉与重视。“作为亲历者，如果不站出来提醒别人，我会有道德上的压力。” 很多人指责冬妮有臆想症、编造故事、由爱生厌。冬妮会保留证据，必要时反告名誉权。“这是几千年来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套路，我们早就清楚了。我不太生气，是因为我知道这些人没经历过，经历过的人完全明白。但我心底还有那么几分善念，宁愿 ta 们不理解我，也不要经历这一切。” “真的，我不希望有人受我受过的这些罪”，冬妮最后说道，“我想这是 ‘幸存者共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BIE别的女孩
我在朋友圈转发了上个月媒体的报道，梅西不能保证上场，但是票已经卖光了。 事情的真相越来越清晰了：和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梅西上场是一个价格，梅西不上场是另一个价。香港出的是不上场的价格，是小龙虾，不是龙虾。 但是，最初宣传的时候并没有说梅西可能不上场，一直到比赛快开始，也没交代清楚。 实际上，也没法交代清楚，因为领导要来看比赛了，还要接见队员。 本来，一个妥协的办法就是对外宣布梅西有伤，无法出场比赛。有媒体报道，梅西到中场休息的时候还比较正常，下半场比赛脸色就很难看。很有可能（这个是我猜测），是他这时才知道等会儿要和领导握手。 也许主办方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对梅西来说，却未必是这样。 阿根廷获得世界杯冠军后，回国庆祝，总统要接见球队，但是，梅西不愿意，总统用来振奋人心（为自己拉选票）的大合影，不得不取消。最终国家队发表声明，球队不想和政治扯上关系。 对阿根廷来说，获得世界杯是最重要的事，这个国家一团糟，但是一个世界杯冠军可以让很多人开心。这是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大好时机。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梅西让足球仍然是足球。 很多人用“瞧不起球迷”来指控梅西，其实梅西对普通球迷是非常好的。很多年前，梅西到北京参加活动，他得知一个新疆小男孩很穷，攒很多硬币买足球，专门去看望了这个小男孩，送给他球衣。 所以，要说“瞧不起”，梅西也只是不喜欢、瞧不起特首。或者说，梅西在处理和政治人物的关系时，比较谨慎。要说压力，不参加本国总统的接见，可能压力更大，这次对他来说，其实真不算什么。 昨天文章里，我提到梅西的三大“罪”。一位作家朋友有一个更适合过年的版本： 来都来了，你一口不喝，太不够意思了吧？ 我们李总敬你你都不喝，太不给面子了吧？ 我们敬你你不喝，日本人敬你你就喝了，瞧不起我们？ 很可悲，对中国人来说，什么合同、契约的约定，什么俱乐部和个人的边界，都无所谓，就是这么回事：领导敬你酒你不喝…… 一群人给我发私信留言，说梅西只是腹股沟有伤，又不影响和领导握手。他们真正生气的是这个，因为他们既没有买票去现场，也不会看直播，但是仍然愤慨，就是因为梅西看不起“我们”。 就这么轻易把自己带入进去了。湖北高速上那么多人困在那里，他们没有感受到“我们”；很多人在河南村镇银行的钱到现在也没拿回来，他们没有感受到“我们”，梅西没和领导握手，他们却受伤了。 霍启刚生气，可以理解。对他来说，那不仅是“我们”，还是利益，甚至可能还有猫腻（政府出的一千多万赞助的问题），但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算了，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一个这样的梅西，你们讨厌，我却更喜欢了。 文章来源：张3丰的世界
2024年的开端不太平。今年一月，河南南阳小学发生火灾，造成13名学生遇难，五天后，江西新余再次发生火灾，致使39人死亡。而在春运期间，冻雨和暴雪不断，“应急”和“突发”频频，几乎变成了一种新常态。 与之相对的是相关调查报道的缺位。新余火灾后，流传甚广的两篇稿件均为受害者群像，而事件调查往往以官方口径为准。越来越多的稿件发自后方，来自前方、现场的声音逐渐微弱、遥远。 作为一名2021年入行的记者，我常常对此感到有心无力，时间久了，无力感好像也成了某种回应现状的膝跳反应，但我又知道，过去不是这样子的。 因此，我找来了四位来自不同世代的媒体人，他们中有70、80和90后，从他们经手过的灾难报道出发，我想问一问：过去的灾难报道是怎样的？以及在信息发达的当下，为什么记者还是要深入现场？ 1 灾难发生后，为什么需要现场报道？ 资讯发达的当下，似乎足不出户也能了解现场情况。如今进入灾难现场，对于记者和受众，还意味着什么呢？ 王文（现媒体人，入行近十年） 我刚入行的时候跑文化口，过了两年才开始做社会新闻。我们常说“天灾人祸”，天灾里往往包含着人祸。比如地震不仅和地质情况有关，也和房屋质量脱离不了干系。 2021年郑州暴雨的时候，引起最大关注的是城市的受灾情况，尤其是地铁。当时有很多特稿，比如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采访，这很好。但当时我觉得我们过于关注典型，局限在了大家眼光最聚焦的地方。就像石头投入水面的中心点，它的涟漪扩散范围可能很大，如果所有人都关注中心，周边可能就被忽视了。这时候就需要媒体不断地派人拓展事件的视野边界。 因为每天看到的都是城市、地铁的报道，我就想探索一下农村的情况。我当时并没有去到现场，就在家里天天打电话，把不同交通资源的电话全都打了一遍。 其实郑州周边的很多县级市、乡镇，受灾也非常严重，因为它们靠近山区，水的破坏力和杀伤力非常大，整个村子都有可能被削平。后来我拿到一条线索，做了一篇周边村落的稿件，打了几十个电话交叉验证，慢慢统计出来村子里死了23个人。一开始我不了解情况，以为这个数字不大，但采得多了，才发现他们的伤亡很严重，并且村子居然瞒报了这个信息，还不让受灾村民回去。 那是一个非常需要救援的地方，村子的做法让那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后来我交叉验证这个消息，把遇难者名单大致列了出来。这是那次水灾里，我觉得自己写的最有影响力的稿子。 稿子发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开始关注那个村子，不少同行也跟进了。包括视频航拍的，文字的，跟进了将近10篇稿件。后来省委书记也去了，他们发了一个通告回应我的稿子，说这里遇难人数就是8人。大概过了两天之后，他们终于承认是23人。 现场很多变的，死亡人数的统计也存在波动，媒体要不断地跟进。有个女生的妈妈，因为路上的基建太差，掉到了下水道里，被水冲走了，还有很多在城里打工的老年人都是这样没的，这些人也是需要被关注的，数量也很大。 唐建光（前媒体人，在行业近20年，转行近十年） 我是94年进入到媒体行业。除了有一线经验，也担任过社会新闻部主任，机动新闻部主任，应对过很多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比如98年的长江洪水、03年开县井喷、04年印度洋海啸、05年松花江污染、08年的汶川地震等等。08年之后我退居二线，没有在一线参加过灾难报道了。 90、00年代，媒体可以不计成本地跑一个现场。以前资源充足的时候，可能为了核实一个现场，专门跑一趟、飞一趟，或者开几百公里的路去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否则记者没办法写。有时在现场，可能一呆就是一个月。 当时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电话采访的，哪怕我们为了核实一件事都可能把记者派过去，花半天时间看一下。也许你没有采访到什么信息，但你要看现场是什么样子。当然现在后方的指挥者需要考虑很多成本因素，比如到了现场可能会被赶回来、或者会扑空，或者稿件发不了。记者白跑一趟，报社承担成本。 电话采访成为常态，其实非常致命。因为电话采访的往往是单一信源，现场可能会有由各种相关人源来构成信息调查：当事人、对立观点、旁观者、政府视角等等。构成多纬度信息，才能反映事情的原貌。 现场非常重要，一件发生在甘肃和在泉州的事情截然不同，因为当地的生活形态、地理、民俗、社会关系都不一样，两地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可能就不同。 陈光（现媒体人、入行近三年） 2020年，我成了一名跑社会新闻的实习记者，5个月后正式加入了现在供职的媒体。 2023年，甘肃积石山地震，这是我第一次跑地震现场。到了那边才发现，其实这次地震，通讯和交通都没有问题，吃、喝的问题也都能解决。当地最大的问题还是太穷了，房屋质量也很差；另一个就是冷，当时甘肃室外应该有零下十几度，人根本受不了。 当地最缺的是保暖帐篷，村子分散，运输也很费力。当地很多少数民族，留守的孩子老人也多，习惯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多的一户有十五六个人。以户计算的话，捐献的帐篷完全不够。 我们那时候去到一个村子，那个没人的村子距离受灾严重的地区有点距离，整体上不太严重，村里没有房屋倒塌，有个别房屋墙壁有裂缝。这次地震范围很大，震区的村子分散，初期救援力量分配上有一些盲区，后续信息流通起来就很快补齐了。 我们刚去的时候，村子还没有人管，找不到干部，也没有救援队或者任何政府的工作人员。有的人去找其他亲戚投奔，村子里有一些人还是住在自己的危房里，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 地震的范围非常大，涉及到两个省，所以我们刚去的时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封锁，甘肃管不着青海，青海也管不着甘肃，又不能说完全把路封了，因为救援队的物资还要运输，所以没有办法把现场给围起来。但是到了晚上就让记者走了，后面几天听同行说就不让靠近现场。 其实我们第二天就收到指令，说现场除了央媒外其他媒体记者都要撤掉。但是没有人理他们，大家还是都在现场采访，我猜他们可能觉得拦不住了，然后也没有再管了。当时好像没有听说哪家媒体会被撤走。记者但凡到了现场肯定想采东西，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 采了就有可能发出来。甘肃地震那次还挺顺利的，我们收到的指令是外派记者撤回，发稿倒是没说不能发，国内媒体都在发。所以基本上稿子、素材都发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们在另一个现场呆了十几个小时，核实了死者名单，因为其实没有一个现成的名单，我们是一点点从不同村民那里找到遇难者的直系亲属，拼凑出了遇难者的名字和年龄。 当时收到了禁令，但出来之后我们还是争取了一下，给领导写了特别长的说明，说我们采到了什么，进去有多辛苦，写出来大概会是一个什么稿子，当时领导没回复，就说先回来休整。两三天以后才突然说可以发，本来是通知我可以开始写稿了，但我怕离开现场久了会忘记一些细节，一回来就开始写，领导说可以发的时候我刚写完，最后很顺利地发在了客户端，就是没有向三方平台去推。现在想想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2 重重阻碍的现场 现场瞬息万变，记者不仅要打开受访者的话匣，也要和“封锁条”斗智斗勇。 唐建光 03年我们报道井喷（注：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中石油川东北气田罗家寨16号井发生井喷事故，剧毒硫化氢夺走了243条人命，4000多人中毒就医，10万人连夜疏散，直接经济损失达6432.31万元），事故之后我立刻带着一个记者去了现场。 中石油是中央企业，所以当时立刻就不让去现场了。井喷的地方在山上，离城市有几十公里，但井喷发生后，周围几公里都没有人烟了，因为事故导致周围的人和牲畜都死了。所以现场封锁的理由是：危险区域，禁止通行。 那个时候虽然有警戒线，但不可能把现场全都围起来，周围几公里还是可以步行走小路进去的。到了离现场几公里的地方，我跟另一位记者分工，让他先下车步行到核心区，采访抢险工人。我就在开县县内，通过朋友约了本地的官员和老百姓吃饭喝酒。当时说不聊这个事，但实际喝起来就聊开了。他们虽然不能正式接受你的采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把一些信息透露出来。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空隙可以钻。比如很多信息传递是通过打印传真，所以我就去打听中石油的调查组在哪个酒店，他们肯定要打印东西，会利用酒店的打印设备。我就去了那个酒店，用他们前台的电脑搜索到没有删除的文件，里面有汇报的材料底稿，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处置和死亡人数。 我在后方所获得的这些信息和文件，和前方记者所获得的现场，最后构成了报道的主脉（《新闻周刊：重庆开县井喷》）。 潘俊文（现媒体人，入行近八年） 我入行近八年，前前后后参与过很多灾难报道：武汉疫情、江西洪灾、郑州暴雨、东航坠机等等。 在灾难报道中，主要有两个突破方向，一个是核心人员，直接和灾难相关的受害者、救灾者、相关责任方，或者是比较边缘的，比如周边的目击者、受害者的工友，受害者家属等。 刚入行那几年，也就是16年-18年的时候，现场封锁的没有那么快，只要去到现场，基本上就能找到核心采访对象、突破核心现场。边缘受访对象也没有这么大的防备心，只要承诺匿名，对方基本上还是会跟你说，你能采到很多东西。 有一次我们去东莞采访，那里有一个厂子爆炸，死了很多人。我们进不了现场，找不到核心受访，于是就去了殡仪馆。在那里等了一天，后来混进遇难家属的中巴车到了宾馆。找到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感觉可以沟通的家属，告诉Ta，我是记者，希望Ta不要暴露我，我们来报道这个事情是想帮助你们的。这样比较容易沟通，也能找到突破口。 现在记者去到现场，基本上已经拉起封锁线了，无法接近最核心的现场，甚至一些最核心的人会先被相关部门“保护”起来。愿意说的边缘受访对象也变少了，可能之前找10个人有5个人跟你说，但现在找20个人，只有1个人愿意说，或者让你直接去找宣传部。大家都觉得采访的风险很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他们实在有诉求，才会找记者。 3 和禁令赛跑 “禁令”有很多种，不仅来自官方的文件，有时也来自长久以来的性别成见。 唐建光 媒体的报道禁令一直存在，一般来说，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在灾难发生之后，地方到中央对本地媒体的报道口径要求，比如不要深挖什么东西，另外像受灾人数、灾情，这种需要以官方数据为准；另一种是对于灾难的原因，会有报道要求以官方通报为准。 以前，地方宣传部门相对还比较开明，很多情况下，不会直接下令媒体不能参与某些报道。这个时候，地方媒体可以抢时间，比如当晚的事情，当晚就报道出来，宣传部门可能会措手不及。另一个方法是找异地的媒体补上，比如河南矿难了，四川、广州的媒体可能会来报道，之后本地的媒体再去说服宣传部门：你看其他媒体的报道了，我们不报道不行，形成一种互相撬动的状态。如果一开始地方媒体受到的压力太大，可能就会把信息透给外地媒体，“里应外合”打破新闻管制。 后来宣传部门也会有它的应对措施，比如24小时值班，发生事情第一时间下发报道禁令或者方向通知。此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始执行新闻发言制度，或者说是新闻归口制度，要求所有的采访信息必须出自于宣传部门，比如之前可以直接采访消防部门，但后来必须通过消防部门的宣传口，得到许可后才能深入采访。 2005年，松花江污染的事情，我们当时也派了记者。所有相关部门都不接受采访、不让报道，但是当时有个央媒记者告诉我了一个信息：他们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一个会，可能有几十人上百人参加。记者就以参会人员的名义混进去了，在现场录了音。 当时很多管控经验还没有吸取到位。另外如果信息泄漏出来，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处罚严重。也有官员会向记者透露信息，无论（一部分）官方还是媒体都还相信，信息公开、透明是正常和正确的。 潘俊文 刚当记者那会感觉禁令没这么多，空间还比较大。后来就越来越严了，哪些事件能报道，要按哪个方向去报道，能不能派记者去现场……要求非常详细，非常多。 现在我们的记者，有的刚刚把包拿出来打车，还没到机场就不能做了。有的到机场被叫回来，有的刚下飞机被叫回来，有的刚刚采访完被叫回来。 不同的媒体在现场的待遇也不一样。2020年初的时候，百步亭社区有一个万人宴事件，感染了很多人。当时我人在武汉，去和百步亭社区现场沟通了好久，工作人员拒绝地很坚定，有各种理由。后来我正准备走，刚出门就看着一个车带着央媒过来了，领导带着他们采访，态度特别恭敬，对比特别鲜明。 陈光 虽然我们经常出差，但是像地震和水灾这种灾难，机构很少给女记者去现场的机会。土耳其地震的时候，我主动办了签证，申请要去，河南洪灾的时候，我也是申请要去，他们都说女孩子不要去了，不安全。他们之前也有派过女记者，但都是非常经验老道的，年轻的女记者普遍得不到太多这样的机会。 我去年有机会跑几个突发现场，都是因为我驻站了，离事发地点近，从总部派人过去反而不方便。但如果同站有另外一个男记者，就不太可能再派我。 他们自己应该也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习惯性认为：跑突发，男记者肯定比较靠谱。如果你非要说女生有什么麻烦，比方说河南水灾的现场，可能很长时间人得泡在水里，如果女生来月经的话，真的可能会有点不方便，容易生病。但是我觉得男领导可能也想不到这一层。 另外像土耳其。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有穆斯林，地方文化整体上对女性不太友好，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太信任女记者，仿佛你在现场各方面都不如男记者。 记者不是去救援的，也不是去搬东西，正常情况下女性的体力应该够用。另外一方面，女记者其实会比男性更有优势，因为灾难现场，受灾者其实心理非常脆弱，他们对女生会防备心更低一点，大部分女生应该也会更有亲和力，跟采访对象接触的时候，肯定也会比男生做得更好。 就算不是灾难现场，报道现场也有很多阻拦。我们这样的年轻女性走到农村里面，大家一看你就是外地人，就会有人盯着我们。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采访。敲门去别人家，他们可能就会被村干部威胁，采访完全没有办法进行。 有一次去到村里，我们采访完开车要走，有两辆车一直跟着我们，甚至等我们的车停在村里的停车场，他们就在车后面停几辆车，把我们围起来不让我们走，然后问你们是来干嘛的，有没有记者证？像黑社会一样。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他们还问你们有没有核酸证明？那个时候我拿着手机去拍他，那个人把我手机直接打掉了，非常凶。 还有一次我们去灾后现场，徒步了很久才走到那个村子里，一直采访到晚上。当时我们带着一堆装备也很显眼，镇上的干部就知道我们是记者了，找人盯着我们。我们怕被他拦下来，第二天早上凌晨4点就去山上损伤最严重的一个村子，可能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去上面呆了10个小时左右，把所有的家属都给采访到，才拿到死者的名单。 其实到了现场之后，会发现地方部门对于应对这类事件已经非常熟练了。尤其是某几个省。出现这种突发灾难之后，对于数量有限的受害者，他们会把所有的家属控制起来，管这个叫专班，帮他们办一些对接抚恤这类的手续，提供心理援助。但同时家属也无法接受媒体采访，官方也有可能会告诉他们，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不听安排，拿到的抚恤金可能就会变少。 4 报道不够，非虚构来凑？ 近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事件源起的追问和深挖渐渐缺位，非虚构写作反而相对火热。另外像这次新余火灾，流传最广的是两篇逝者报道。几位记者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唐建光 之前有一篇稿子批判了目前非虚构写作的兴盛，说目前的非虚构相对比较粗糙，我基本认同这篇稿子的判断。 理想状态下的非虚构，是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生态中，建立在海量的新闻信息和深度报道上，它无法取代即时新闻和全局新闻。但现在很多人直接去写了，用非虚构做替代报道。 但媒体需要协作，比如系列报道不是个人和单一媒体能完成的。现在的动态化信息和情绪化表达会多一些。 其实这个情况和纪录片比较相似，在国外的纪录片，尤其是欧美纪录片的生态中，纪录片分为两类，媒体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媒体纪录片，是关于社会事件、社会议题的记录，类似媒体中的社会报道、重大新闻报道。但这个东西在中国是几乎绝迹了。 中国更多独立纪录片，独立纪录片也有一些关注社会议题的，比如关于尘肺病和疫情的，但都是以个体视角而非机构视角。 这其实就是一种内化，大家更关注个体的感受。纪录片如此，广义的媒体也如此。对于社会趋势、重大事件、全局性的变化的关注是缺失的。 潘俊文 我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是特别喜欢特稿、非虚构，对文本细节特别在意。刚入门的时候写一个案子，会把细节写得很丰满，但统统被编辑删掉，要求我把所有的信源标出来，可这就打破了文本的美感，让我非常头疼。 后来新闻越做越多，尤其在疫情的时候，新闻观被彻底改变了。因为在这种大型的公共事件里，再多的人物特写、再丰沛的故事和情感，在那种试图趋向核心的调查报道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那时候我就慢慢地在改观，觉得自己要写这样的稿子，要去调查、去质疑。 但是对于特稿来说，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网络媒体没有采访资质，只能做一些软性的，比如人物、中产阶级、社会现象的稿子，越来越软，这是没办法的选择。 早些年的特稿其实不一样，比如李海鹏写的都是些很硬的新闻。现在一大批特稿记者，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做一个作品，采访和写作是围绕着自己的作品来的，不会想着这是一个新闻，怎么去推动解决问题。 其实不单只是新闻了，比如说纪录片。这几年其实社会议题的纪录片越来越少，私影像——拍拍家人、拍朋友，拍拍亲密关系的——越来越多了。其实是同样的原因：社会面的这些东西我没法关注时候，我就转向内，向内书写、记录。 王文 我觉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正常的媒体生态有点像打仗，就是不同的兵种互相配合。现在没有这种配合，但不是说剩下能做的报道（比如逝者报道）就是无用的。 在灾难的报道里，后续思考性的、深度的报道，其实都是建立些前面的快速报道基础上。因为后面加入的记者会引用这些报道，并建构起自己对这次灾难的认知。包括一些可能极端的、碎片化的报道，只要它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就能帮助构建起全局。 2022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长沙自建楼倒塌的时候，有一个女记者用自己的自媒体梳理了遇难人员的信息，也留下了一点东西。 这次新余的火灾，也是有禁令的，流传的稿子也比较有局限性。但是它创造了一个出口，调动起大家的情绪，通过这些信息和出口，读者结合别的信息，拼凑出遇难者的形象。其实当人们对真实的认知加深、越来越悲观和绝望的时候，这些情绪也能推着人们找到突破的方式，激发人的力量。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
较少批评湖北的事，因为是老家，多少有些碍于情面吧。 不过客观地说，比起某些省份，大疫后的湖北负面新闻不算很多，总体说明方方面面都在使劲、都在进步。 湖北要么无事，一有事就是大事、难事。比如发生疫情，湖北首当其冲；比如这次，出现大面积冻雨灾害。 很多年没回老家过年了，这个年亦是。若是回去，没准成为高速路上被困者之一了。 这次冻雨对湖北春运返乡的影响程度，确实很严重。据说仅二广高速湖北段就堵车一两百公里，受困人员数十万。数据有待核实，但情景不难想象。 年根底下，严寒之中，一辆辆车、一家家人堵在高速上，数日内动弹不得，缺吃少喝，真是件要命的事。 有人已在高速路上滞留四天三夜。车上的婴幼儿、老人和病号，尤其令人忧心。 看网上舆情，先是求助的声音，接着是质疑，再下来是骂声。 网络图片 “讲个笑话，全中国只有湖北下冻雨”，“周边省份在扫雪除冰，湖北在忙着科普天灾”，有网民拿湖北开涮。 这些指摘，不是没有道理。湖南、河南、安徽部分地区，这次也是冻雨的集中区域，为何唯独湖北境内高速公路一塌糊涂，车辆遇阻、人员被困的情形格外突出呢？ 中央气象台于五天前，就发布了灾害预警，提醒湖北等地要警惕暴雪和冻雨危害。况且已有2008年之前鉴，并非素无认知。 湖北有没有应急预案，有没有适时启动，有没有落实到位？ 如果说除冰确有难度，对陷于困境的司乘人员进行必要的生存救助，总归是应该做且能够做到的啊。 连高速路附近的湖北老百姓都看到问题严重性，自发展开救援，免费给被困人员提供食物和热水，给这个寒冷的腊月增添了几许温暖。 河南邻居也看不下去了。 网络图片 报道说，大广高速河南新县省界段，由湖北交投所属楚天高速公司运营，该段由于暴雪冻雨天气，出现大面积车辆滞留拥堵，大量司乘人员受困。 河南交投集团闻讯，星夜驰援楚天高速，全力除雪融冰，疏通新县省界通道，确保春运返乡车辆快速通行。 主要负责全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工作的湖北交投集团，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该集团黄总经理，2日飞往福建休假。彼时湖北正遭暴雪冻雨袭击。 返乡人员还困在路上，他们迫不及待过年了。 因为无“一把手”拍板，该集团除雪保障紧急调度会议而难决，救援方案难产。 兄弟省份都替湖北急得不行、施以援手，湖北还在“开会研究”，据说开了三天。这种拉胯，这种磨洋工，不招公众骂娘才怪。 一片骂声中，湖北各级干部终于坐不住了。今日有可靠消息说，湖北高速沿线县市委书记，都扛起铁锨带队上路去除冰了。 网络图片 这种集体行动，应该在冻雨来临当天或次日就展开，不需要舆论逼、百姓骂。非要被骂到坐不住，才从过年的氛围中惊醒。 不能否认除冰之难。冻雨下一点就能让地面十分光滑，真要铲除又无从下手，因为太薄且坚硬。 听老家人说，路上除冰得用锄头，还要反过来用，先敲再刨，甚至需要用镐把砸敲。 以至于有湖北人，在被喷之后忿忿然：“再骂湖北人，拿他嘴巴来啃地面的冰”。 不知道大广高速河南新县省界段，是如何克服这种困难的。年后湖北干部不妨去河南及湖南、江西取取经，找找自身差距，学习一些经验。 湖北高速沿线县市委书记都动起来了，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动得迟了些。 湖北人不笨也不懒，就是经常对很多事不大上心；而一旦认定某一件事，几乎没有办不到、办不好的。 说起来，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还没摆脱“中不溜秋”状态，使使劲未必很快上去，一松劲就出各种状况。 湖北有必要从此次被动中，看清楚一些事情。凡事多上点心，尤其不能躺平。 更不能让湖北交投黄总经理之类心不在焉的干部，继续悠哉乐哉，伤了百姓的心，坏了湖北形象，耽误湖北发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梁晓声老师在《南方周末》办的2024超级新年派对上说的几句话引起了不少批评家的批评，他的大意是“今日之中国，不缺批评家，缺提出方法的人”，梁老师大意了，这些批评家们正四处寻找能批评的对象，中国的批评家的确太多了，多到不正之风都不够用了。 这事首先责任在西方，西方的费加罗在他的婚礼上强调“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传到中国后，感染了不少人。其次责任在南方，《南方周末》自己现在啥德行不清楚吗？一个以批评见长的媒体丧失批评能力后，请来派对的嘉宾说中国的批评家太多了，举办方在下面哗哗鼓掌。这就像一个男人进宫后年底到青楼尾牙，小姐跟他说现在举国上下流行不举。 作为一名作家，梁老师说这话也不得体，尤其是在全国各地各级两会刚胜利开完，那么多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共谋发展的时候，你说“中国缺提出方法的人”，作为民盟的一份子，作为曾经的政协委员，我觉得你得加强思想建设。特别是你还参加过文艺座谈会，领导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 即便代表委员们的方法都有问题，那我们不是还有一位掌舵的船长吗？就像你在参加完上次文艺座谈会后说，“……我们想象他就是一位船长，船长自信，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我们每个人，都会增加自信。”所以，批评家多一点，批评的声音多一点，没什么，可以让下面的水手更好的执行船长的命令，这点自信你应该有。一艘船上，船长是船长，水手是水手，船客是船客，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梁老师这些年写过不少作品，从早期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到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网络图片 能感受到他的创作激情和力量，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流于感性，缺乏深刻的批判，我倒是能理解他这种写作风格，他以前说过，“不能因为自己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就把它扩大到全社会，这是常识。善良是会得到回报的，我母亲就是这样。”这话理性上有很大的问题，但从感性上来说，又是充满善意和温度的，但这种善意和温度，又是极其短视和不负责任的，甚至是虚伪的。 最多只能说一句，梁老师，人是好人，但这句话，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往往又是最站不住脚的废话。 我宁可相信大家是误读了他的话，也愿意相信他是没有表达清楚，毕竟在今天的环境里，大家多少都要说点符合乐观向上氛围的话。十多年前，梁老师说的话我们还是看得懂的，直截了当，他曾说过，“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他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过，“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梁老师还说过：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话。 以前总有人把批评当作无用，也有人把批评当作敌对，这些行为既是在隐秘的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也是在矮化言论的作用，现在梁老师又觉得批评家太多，当然，他或许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升发言质量，能够严肃认真的表达，能够鞭辟入里……，但这些都曾经存在过，都有过，就像你曾经说过的讲过的。 这是一个很小的话题，甚至都不值得讨论，但现在要很认真的说，实在是荒诞。 我想，批评二字后面，根本不需要加“家”，它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技能，它就是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力，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就像《风声》里说的，“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 “老鬼” “老枪” 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即便批评有自由，我也绝不赞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陶舜财经
朱由检是一个股民，他重仓持有大明辽东、大明平安、大明驿路等多只股票。这么多年来，大盘一直下行，但朱先生总想着解套，砸锅卖铁､向亲朋好友和同事借钱不断加仓，最终倾家荡产，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股市无情，一个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的人和他的家庭就这样被毁了。 当我们复盘朱由检那一段红红绿绿的交替到三尺白绫的静止，发现他其实是有多次机会止损离场的。虽然割肉很痛，但总好过家破人亡。换一种活法，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第一次机会是由袁崇焕带来的。1628年，朱由检刚接下哥哥留给他的账户，多只股票都在亏损，大明辽东则是深套。他重新启用袁崇焕，任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方案，释放利好。之后，他稳定军心，整顿军务，击败后金军，取得宁远保卫战的胜利。 这相当于给大明辽东这只股票，拉出了一波行情。 行情出现，正是出货减持的好时机。 在和袁崇焕的多空拉锯中，皇太极频繁向袁崇焕以及其他明朝官员、太监写信，向朱由检表达想要议和的意愿。他甚至推动蒙古部落和朝鲜来进行斡旋，最早提出东北亚的“多方会谈”构想。 袁崇焕也力主议和，他知道面对的后金不断崛起与大明的不断衰落，见好就收、落袋为安才是上策。但朱由检怕被人骂为怂包，他的选择是： 更换经理，继续加仓。 若干年后，我们以上帝视角来看会得知，这是朱由检一生中最好的机会。倘若辽东安宁，就不会征辽饷弄得民不聊生，即使有贼寇，也会有更多资源来平叛。倘若再顺应时代，推进资本主义萌芽，开放海禁，加入大航海时代的国际贸易体系，大力推广种植美洲来的玉米、土豆，日不落帝国可能就是大明啊！ 能够穿越的美女们，一定要劝朱先生把握住机会！ 此后，大明辽东节节败退一泻千里，因为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恶意做空，大明平安连续跌停。 攻占松锦后，皇太极再发好人卡，推动议和。他热情招待大明使者，还给朱由检写了封长信，态度谦恭，提出的议和条件也并不算苛刻。最后他说，如果你没有诚意，到9月份还没敲定下来，那就兵戎相见。 议和是在朱由检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但一个意外，议和材料被外泄，朝野于是开始骂议和派贪生怕死，虚伪的朱由检只在乎他的名声，转手就把陈新甲杀了，以平众议。 一个及时止损的机会再次失去。股指冲下一个个山头，大明辽东、大明平安被戴上ST帽子，野蛮人李自成已经来到门口，他已经拿下市场中的绝大部分筹码，将进行强制收购。 这时，朱由检的经理李明睿想到了一招：南迁换总部。 这个办法是真的好，在南京有一整套的中央行政体系，富庶的江南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左良玉有几十万大军，再加上长江天堑，防守是足够了的。把北方让给李自成和皇太极，让他们两虎相争，在江南休养生息后，乐观一些有朝一日王师北定，差一些情况，也可像赵构一样偏安一方。 朱由检打开账户，看到存量资金踩踏式出逃。他想让大家求着他斩仓，因为他是个好面子的人。但是，经理们都不敢说丧气的话了，只是喊着“誓死保卫900点”这样无意义的口号。 绝境中生存的机会，只会奖励那些想要积极反抗的人。 等到他下定决心，北京城已经插翅难飞。 但李自成还是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李自成是大明的一名下岗工人，被逼造反，并没有什么一统天下的愿景。当他打到复兴门，派一个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来议和，提出的条件是：把西北给我，以后我们是独立的两家公司，就不给你写周报参加年会了，给我100万两银子我给员工发年终奖，我帮你打仗。 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优厚的和谈条件！ 这就相当于，《繁花》里的宝总马上要平仓破产了，强总打来电话说：我来给你托市°，赚到的钱分我1/5，我还帮你对付麒麟会。 宝总最后还争取了川沙20亩地来种花呢，但朱由检竟然拒绝了大半个国土。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这难以理喻。 大概是他这些年，太累了吧。也有可能是，他不能接受割肉离场的结果，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确定的亏损和失败。 什么江山社稷，什么青史春秋，什么家国儿女，什么国统正朔，什么利好利空，都付诸三尺白绫。 一个皇帝，很多时候并不能或不会做出理性决策，即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一个皇帝的命运，也就总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个股民，纵然不能如复盘一般拥有上帝视角，但大明未来经济会不会变好？大明臣民对未来是否有信心？大明的体制是否对股民友好？应该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当以上问题的答案都为否时： 认清形势，放弃幻想，上涨或下跌都是止损的机会。 股民朱由检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言尽于此。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慢慢
近日，经济日报发表一篇谴责饭店“年夜饭暴利”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一些商家存在“抬高消费门槛，设置包厢最低消费标准，购买指定套餐”等乱象，呼吁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主动作为”。 然而，这篇意在帮消费者说话，却在网络上翻了车，大多网友非但不认为饭店年夜饭涨价是暴利，反而认为经济日报“管得宽”，有网友干脆直怼：“一家愿打一家愿挨的事情，关你们屁事?” 经济日报是国内经济类级别最高的官方媒体了，却发表这种毫无经济常识的文章，真让人大跌眼镜。 年夜饭既非强迫消费，也非垄断经营，商家随行就市涨点价，符合市场规律，不过是正常的经济现象，经济日报又是发文谴责，又是呼吁有关部门严管，搞得商家好像犯下多大罪过一样，至于吗？ 消费者如果觉得饭店年夜饭贵，完全可以不吃，在家自己做。大过年的，饭店老板和厨师、服务员本应该放假，但人家不放假给大家提供服务，不就该多给点钱吗？ 我觉得，媒体在涉及企业的报道和评论时，应当遵循“法无禁止即许可”的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企业自主权，不要动不动就在那里指手画脚，甚至乱挥大棒。 然而，这一点，是眼下不少媒体，尤其是一些官方媒体所欠缺的。 同样是经济日报，此前还发表过题为《新东方不应照搬李佳琦批》的文章，唱衰新东方的直播带货，并指责俞敏洪赚快钱，引起很大争议，巧合的是，该文的作者为经济日报记者佘某，她也是批“年夜饭暴利”一文的作者。 那篇批新东方的文章引发争议后，佘大记者好像不在意，网络上还传出她在记者群聊天截图，她得意地称：“这次是出了点名了”，“我天天捶腾讯，阿里，美团，拼多多，还不如给俞敏洪和新东方一锤子。” 对于这张聊天截图的真实性，佘大记者既没承认，也没否认，真实性待考。但不管怎样，新东方之后直播带货的成功，让佘大记者很没面子。 官媒记者如果靠“捶企业”，来刷存在感，这不仅是新闻行业的反面教材，恐怕也是社会经济不可承受之重。 企业当然是需要监督的，但一切要依法而行，如我上文所说“法无禁止即许可”，这是媒体监督的界线所在。 如果，媒体逾越了监督的边界，今天捶互联网大厂，明天捶直播带货企业，后天又捶卖“暴利年夜饭”的商家，那么捶掉的不仅是媒体的节操，而且还有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我一直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崛起，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与当时的舆论环境很大关系。 那时的官媒在干什么？都在帮助捍卫企业和企业家利益，都在鼓励企业敢闯敢试，都在呼吁决策者给企业更大自由，都在对企业大胆突破不合理管制高声叫好。这种环境，给了企业和企业家以极大信心和勇气，让无数企业家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而现在的舆论环境似乎截然相反，“反资本”成为潮流，媒体看不惯哪个企业动辄就来“一锤子”，呼吁把这也管起来，那也管起来，谴责这也暴利，那也暴利。 但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企业被管得太少吗？一些充分竞争的行业，真有那么多暴利吗？ 说到暴利，我看啊，高铁的盒饭，景区的高价门票和餐饮，某些垄断行业的收费服务……利润要远超商家的年夜饭。 如果官媒真心是替消费者代言，那么是不是该多发发声，动一动这些垄断行业的奶酪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每一个与李文亮有关的日子都会被记起。 在微博上，李文亮那一条微博后面有中国史上最多的网友留言，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人们不仅纪念他，也把他当成倾诉的对象，一种精神寄托。中国文化中一直没有这个存在物，现在有了。 这是无穷无尽的懊悔：每一次回看过去的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人们都会发现“自己的不堪”，因为有李文亮之死作为参照。 这是非常非常柔弱的表达，低到尘埃，假装只有自己在偷偷哭泣，在自己与李文亮之间构建神秘的连接。 但是这柔弱中又有着真正的坚韧：谁又能真正让他从大家心中消失？ 很多人今天转发《普通人李文亮》那篇旧文，这样的行为恰恰说明他的不普通——或者说，他是普通人，但已经成为圣徒。 在今天，必须承认，李文亮就是一种应该守护的信仰。 但这是怎么样的信仰呢？ 在成为牺牲者之前，李文亮确实是普通人。他第一个行为是在同学群告诉大家真相，在训诫后他也感染了，接受采访时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鲁迅弃医从文成为启蒙者。但是李文亮的命运恰恰告诉我们，“启蒙者”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真相、自由、权利……这些启蒙话语，在微博上受到长期攻击。 所以最终轮到“照顾身体”的医生群体来说话和表达。医生的语言，不是“启蒙语言”，不是“公知”，因为这种语言直接关乎生命。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最后的底线。即便是官员和警察，也会尊重医生，因为权力者知道自己也会生病。 但是“能”“明白”这样的训诫问答，表明这个“最后的底线”也面临着考验。这是三年大疫告诉中国人的事。 在这个意义上，李文亮成为了一个圣徒：一个绝对的无辜者，代替所有人受难；承载着整个社会的委屈和忧伤。 他成为过去几年中国“新文化”的一个内核。追忆和追悔，本身也是一种创造。人们在悲哀哭泣的时候，必须勇敢去迎接希望。 他会一直在那里，直到新生真正降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在中国的县城里，药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药店不仅售卖药品，还承载着人们对健康的期望和信任。 然而，在这个行业里，一些年轻人却陷入了挣扎，他们面临的选择和困境令人深思。 药店数量超过饭店 经过三年疫情的洗礼，在这个流行病高发的时节，每个人家里的囤药量都远远超过了自己所需要的。 而药店在不知不觉中越开越多。 当我最近开始不舒服，随手一搜附近药房发现，在我家方圆五公里以内分布着295所药房，出门散步，不到一百米，就能看见3家药房. 药店的密集程度，甚至超过了饭店。 这让我不禁好奇：药店遍地开花，难道当真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为此，我们和一些县城药店的从业者聊了聊，试图从他们的眼中，窥见急速扩张下，零售药店的真实江湖。 无关情怀，药店是一门生意 拿出那盒阿司匹林肠溶片时，慧慧迟疑了一秒。 网络图片 她记得，课上老师清楚地讲过：按照国家规定，处方类药物，应当由执业药师开药。但她实习的这家乡镇药店，没有执业药师，这盒药该不该给？ 慧慧瞥了眼正在门口给村民量血压的店长，想到这几天挨过的骂，还是把药递给了村民。 对方满意离开，慧慧暗暗叹了口气。 大三暑假，刚进药房实习时，她还期待满满。“穿着白大褂，等待上门的顾客。我会根据他们的病症，给他们推荐合适的药。”在乌托邦的幻想里，她指导病人用药，纵横捭阖。 但抱歉，这里是现实的药店世界。没有病人，只有客人，为病人考虑的善意最好痛快丢掉，让客人为高毛利药品买单才是王道。 她工作的药店，位于江苏连云港市下面的乡镇。本地人口六七万人，绝不算偏僻闭塞，从小学到高中，镇上都有完整的教育配套设施。虽然和市区相比，这里的零售药房还不算拥挤，但逛了一圈下来，也有二十多家，私人单店为主，像他们这样刚开业的连锁药房，要想杀出重围并不容易。 网络图片 在熟人社会的乡镇，药店相当于卫生中心，承担着半个医院的职能。市中心医院在二十公里外，不是束手无策的大毛病，村民们一般舍不得花钱去排队挂号，遇到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就会摸去私人药店，打个吊瓶。 如果按照消费水平，将镇上的药店划分等级，慧慧工作的这家药店，是当地药企旗下的连锁品牌，毫无疑问处于金字塔尖。 刚开业时，不少客人还会带着新鲜感过来，“我在市区见过你们家，某某药只有你们有，现在都开到这里了，那个药还有吗？” 但除了个别慢性病客人，大部分人来了一两次，渐渐不再上门。 连锁药店定价固定，不能随意调动，有些药品相较私人单店更贵，在价格竞争中不占优势。“比如万通的二甲双胍，治糖尿病，我们店卖37（元），镇上的私人药房卖17（元），整整相差20。” 即便店长声称便宜货渠道不正，是药厂淘汰次品，但对价格极为敏感的村民们，也不愿买账。 反观隔壁乡镇的药店，第一天开业，就靠着办卡充值120就送100个鸡蛋的活动，俘获中年阿姨，吸金数万。 “疯狂送鸡蛋” “客人多的时候，一天十多个，少的话，也就两三个。” 客流量少，要保证店铺盈利，就得提高毛利率，比如推销一些口服液，“像黄芪精，88元一盒，具体毛利率我不清楚，不过员工内部优惠价，27元就能买到一盒。” “何妨架上药生尘”是已经死去的理想，成功的店员不会让每一个客人空手而归。 可是面对走进店里的客人，慧慧始终张不开嘴。“如果是三四十岁的男人来买伟哥，五十块钱一粒，我卖给他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但逐渐老龄化的乡镇，买药的多是爷爷奶奶。 “他们每月的退休金只有几百块钱，六十多岁的老人为了生计，还会去附近的工地打工。”虽然慧慧所在的药店是医保定点，但结账时会拿出医保卡的老人，寥寥无几，“70%的老人参加的是新农合，买药时根本没法报销。” 因此，即便被店长唠叨，慧慧还是坚持推荐性价比药品，直到两个月实习期结束，她离开了这家药店。 可对于未来，她也依旧迷茫。“如果我再回来，我也许会改变的，毕竟活下去才最重要。” 吃提成过日子，舍不掉良心月入三千 铁打的药店，流水的店员。 网络图片 守在店内的店员，身着干净的白大褂，看上去他们唯一的工作只是等着客人上门，闲适轻松。 熬了一年多的乔娜知道，这份工作既考验腿脚功夫，又考验嘴上功夫，考核严苛，累身又累心。 面试那天，店长承诺乔娜，他们是泰安的连锁药店，每天工作八小时，月休四天，底薪一千八，加上卖药提成，一个月下来保底也有三四千。 到岗之后，乔娜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工作了一年，我就没见过那四天假期。”真实试用期底薪1750元，剩下的50元是全勤奖，休假需要走请假流程，扣除平均日工资。 执业药师资格证，值点钱，但不多。在慧慧的药店，能额外加一千块钱工资，但在乔娜的药店，只值两百。 要想收入高，还得靠卖药的提成和药厂销售的红包。 网络图片 为了开拓市场，销售们会和店员约定，帮忙推销药品，药厂会给到奖励。定价不高的药品，拿个五毛一块，但价格较高的，比如两千元一套的阿胶，能拿到三十。 除了提成和奖金的鼓励，店长也会拿着KPI的大棒在后面催促店员奋进，以免有人想要摸鱼划水，混个底薪。 “每个月的销售任务大概会有三十多种药品，比如，复方板蓝根颗粒某某牌子的，必须要卖够69袋，维生素C某某牌子的，必须得卖够120盒，卖不够的话，就得我自己花钱把药买回来。每天，全市连锁药店的排名也会更新，倒数后三位的门店，店员会被扣钱，最多的一次，我一个月被扣了四百。” 胡萝卜加大棒，多重因素叠加，药店的店员们不得不优先推销高利润的药品和保健品。 “心血管药、进口药利润低，别看进口药价格贵，其实不赚钱，比如人血白蛋白，三四百一盒卖出去，店里毛利率直接变成负的。倒是肠炎宁之类的常用药，毛利率能在50%以上。” 药店、还是超市？傻傻分不清 为了方便记忆，乔娜还会在分拣药品时做一些隐秘标记，以便分清楚新药、旧药、任务单品、高利润药品。 乔娜的药店位于医院和养老院附近，顾客群体很稳定，多是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的老年人，他们习惯节俭，推销难度大，但一招联合用药，就能让八九成的老人成功买单。 “考虑到用药风险，即便有毛利率比较高的药，我们也不会给老人推荐，一般他们日常用什么药，我们就卖什么药。但我们会优先推荐保健品，进价几十，能卖好几百，比如钙片、鱼油，补钙、降血脂，提高免疫力。” 除了办卡促销、联合用药外，药店内还有一种比较隐秘的推销方式——专家坐诊。 所谓的专家，其实有些并非专业医生，而是由药厂培训上岗的员工，他们会借着给老人看病趁机兜售。“你仔细看他们推荐的药品，厂家那一栏都是一样的。” 为了卖药，药店套路诸多，但实际上，这些收入并不能进入店员的口袋。 网络图片 上个月，乔娜的药店总营业额收入十四万，因为不擅长推销，她只拿到了两千五。 曾经，店长不满乔娜的业绩，将她送到销冠所在的分店学习。“（销冠）天生适合吃这碗饭吧，进店的客人就算没病，都得带点东西回去，她一个月的收入有六七千。干这行就得目标明确，奔着赚钱去。” 乔娜总结了这段学习的经历：道德感太强的人，难以在药店活得自在。 “（销冠）是单亲妈妈，带一个孩子，养活四个老人。别人加不了的班，她加。中秋节夜里要有人守店，给五十块，没人去，她去。”23岁的乔娜已经体悟了世间冷暖，感叹着，“都挺不容易的。” 一地鸡毛的价格战，越来越卷的药店 俗话说，“三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爆发式增长的县城药店，店主们应该没少赚？但开了十年药店的王丛，只觉得日子越来越难熬。 她的药店开在廊坊三河，位于县城中心地带。2013年，她和丈夫盘下店面时，县城也就只有二十多个同行，“我们这个县城很小，从城南到城北开车也就10分钟。”但今年，这里的药店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家。十年之间，小城零售药店总量猛增了一百家。 网络图片 2013年，王丛从老医师手中接手店铺时，县城药店正在野蛮生长。 一开始，附近的居民会摸上门来，找他们输液，还会有人半夜敲后门，要十块钱一片的保健药。因为毫无行医经验，胆小的夫妻俩只能砍掉这部分业务，即便如此，仅靠卖药，一天的营业额也有两千多。 后来，两人靠着从药店智汇买来的课程，系统学习了药品知识，给客户提供用药指导，在县城熟人中慢慢积累信誉度，“有人会专门骑二十分钟的车，从乡下来找我们买药。”生意最红火时，店铺一天的营业额足有八千多，是县城药店销售额的第一。 但时间来到2018年，王丛发现风向变了，大量连锁药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店铺数量增多，自然也意味着竞争愈演愈烈，激烈的价格战从线上打到线下。 网络图片 新开的药店，习惯低价常用药单品引流，高价保健品获利，再配合上办卡促销活动，吸引顾客。 “比如感康这个药，我们卖12.5，但是其他店铺可能卖到9.9元一盒。县城不大，大家都是做的熟人生意。熟客好养，但熟客也最容易受伤。如果他习惯了在我这里买12.5元一盒的感康，那么去了9.9元的店里，肯定怀疑我杀熟，以后也就不来了。” 越来越卷的低价竞争，没有谁能独善其身。不接招，客人就会被抢走；接招，门店净利率会直线下滑。 为了能够降低药品价格，获得更多的腾挪空间，王丛选择加入本地的连锁药店，通过规模化采购，在药品种类和价格上获得竞争优势。 但即便如此，赛道拥挤，店铺营收依然难见起色。从前的风光一去不回，如今只能勉强营收平衡。“房租每年都在涨，一开始四万多，现在已经涨到七万八了。” 资本市场认为随着医药分流以及门诊统筹的落地，会有越来越多的病人，流入药店，但王丛暂时感受不到希望和暖意。 在她看来，零售药店要想拥有门诊统筹资质，需要通过极为严格的审核程序，比如门店得配备专业执业药师，有24小时的监控系统，且能够保存相关视频资料两年。 网络图片 对于自负盈亏的县城药店来说，这样一笔投入不算小，但激烈的市场竞争，却不一定能让自己获得相匹配的回报。 药店人该何去何从？ 在一家一家的药店里，顾客拿着钱寻求治愈，店员看着钱期待的是收入。而理想的药店到底是什么样的？ 慧慧希望，病人能够为自己的服务付费，而不是为药品的溢价买单；王丛梦想，能够再回十年前，靠自己有人情味的服务，能够留住附近的乡亲。 或许在经历一番大浪淘沙之后，药店行业终将重回专业化的道路，但在那之前，摆在这些药店人面前的仍有一个迫切的问题：如何坚持下去？ 网络图片 “我一度想要把良心切掉，来换我一个月拿三千，现在想想幸好没有那么做，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提升自己，顾客会越来越接受我，我要做一个有良心的药店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五环外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