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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谈

我,做过苦力、捡过破烂,年近半百成“外卖小哥”,出版三本诗集

“来新单啦”。王计兵骑在电瓶车上读诗,总被这样的提醒声打断。 2002年初到昆山时,为了节省房租,他用旧木板在吴淞江上搭起了一间木屋,一家人挤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屋勉力维生。每当暴风雨的天气,附近居民楼上总有人担心他们的安危,手电筒的光穿过密集的雨点,落在木屋上。“可能就是这样短短的一瞬间,会在别人心里留下永恒的印记。” 这星星点点的光也照进了王计兵的生命里。17年后,一家人已在昆山有了安定的生活,为了补贴家用,王计兵做起了外卖小哥。在一站和下一站的间隙,他用文字“拾荒”,把清洁工、绿化工人、农民工和自己都写在诗里。在他的笔下,绿化工人有着美丽的名字,张桃花,赵梨花,王桂花。“清晨,一个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点名。每喊一声/一朵花就应声开了/点名人一声一声地喊/一会儿,就把一大片花朵/喊满了秋天”。 “外卖诗人”声名鹊起之后,王计兵相继出版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三本诗集。他半辈子泡在“吃苦耐劳”里,也乐于呈现身边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角色,让他们像“小花小草”一样在笔下开放。可能没有那么璀璨,但就像是风雨夜中的那束灯光,让普通人能相互取暖,惺惺相惜。 以下是王计兵的自述: 我是王计兵,大家认识我,是因为“外卖诗人”。 12月28日,我发布了一条视频,总结我的2023。过去一年,我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被央视新闻报道,做客很多个节目,获得了第五届徐州诗人节年度诗人奖,也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这些于我而言都是十分新鲜的体验。 网络图片 我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2023年8月在成都举办新书分享会。 网络图片 2023年10月25日,我受邀参加中美民间对话,与美国大卡车司机、畅销书作者Finn Murphy对谈。 我喜欢写东西。几十年来,这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费力气才能去完成的事情。每当感到紧张、焦虑或者痛苦的时候,我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只有把它写出来,我才会觉得舒服。就像是有人抽了一辈子烟,有人喝了一辈子酒,写作于我而言是一样的,以前不过是一种不用花钱的爱好。 01 《父子》 我伸手抚摸坟地的荒草 模拟着父亲抚摸麦苗 这就是生活 有时学会一个动作 却要耗尽另一个人,一生的等待 1969年,我出生在江苏省邳州市官湖的大王庄村,上边有两个哥哥。我家很贫困,连吃饭都是问题。 网络图片 2024年2月21号,我在我的老家邳州官湖大王庄村自拍。 父亲年轻时候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家里所有有营养的精粮都要留给我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个就是吃粗粮,有时候粗粮都不够吃,要在里边掺一些野菜的叶子。 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是在三年级。我生病发烧吃不下饭,下午出门时,母亲给我带了煎饼,我走在路上咬了一口,感觉这块煎饼怎么这么香,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红薯煎饼里边,竟然给我卷了一张小麦煎饼——那是体弱的父亲的“特供”。 因为营养不良,我的个子很小,身体一直很弱。小学时别人欺负我,长我三岁的二哥总会替我去“报仇”。等上了初中,二哥已经辍学了,我就失去了“保护伞”。一次放学,雪刚化,水沟里满是泥泞,一个调皮的孩子就欺负我,强迫我在沟里一直走不能上岸。当天晚上,我满身泥巴回到了家里。 十五岁时,别人家的小伙子已经能当一个成年的劳力,干比较重的体力活了,但母亲安排我去麦场上撵鸡。这让我很脸红,因为它是几岁的小孩子干的事情。般般件件被父亲看在眼里,他说“你这样到时候长大了肯定也不行”。 网络图片 2018年,我重返故乡,拍下了村里的旧貌。 一次父亲在广播里听到一个武校的招生广告,声称“文武兼修”,一边上学一边学武术。父亲很多重活儿都干不了,他不希望我像他一样,决定把我送到那里。我到了才知道,那儿只小学有文化课,初中生就是每天跑步,跟着教练学6个小时武术。 我给父亲写信说明了情况。几天后,他火急火燎地来了。我从一年级起就是三好学生,他是指望我考大学的,这样肯定不行。但不清楚校长和教练是怎么说服了父亲,头天晚上三人一起去吃饭,第二天父亲就悄悄回家了,走的时候都没告诉我。 网络图片 重返故乡,这是故乡如今的家。 一次武术指导柯受良来我们学校参观,之后我想,这未必不是一条出路。我的身体确实在这一段时间得到了锻炼。校长有时还唆使我们出去打架,认为是习武之人嘛,用这种方式来检验成果。 17岁那年,我最后一次去学校,但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当时我二哥已经开始做一些小买卖,卖两分钱、五分钱的冰棍,攒了十几块钱。父亲硬是从他口袋里把钱掏出来,最后统统给我,二哥没忍住哭了。 网络图片 2018年10月,永失吾父,痛彻心扉。 当年冬天回来,二哥已经谈婚论嫁了。娶媳妇要建房子,听说打工一年能挣2000块钱,可能对二哥有一些补偿心理,再加上家里情况确实困难,我就突然插话,说不行我和二哥一起去打工,多赚一点。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也就默许了。 在沈阳的工地,我保持着武校的习惯,每天一早出去跑步。一起打工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他们晚上就聚在一起打牌。我性格内向,也不喜欢那些东西,觉得融不进去,晚上就一个人跑去公园玩。 公园树林旁边正好有个租书的摊。我不舍得花钱,就每天在摊子上看。看了很多杂志上的故事和小说,看了一部分古龙和金庸。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看到一半,第二天再来书就被借走了。像《七剑下天山》有好几本,我最终在旧书摊上四处搜罗,花了7年时间才全看完。 网络图片 三十多年后,我成为“书香邳州”推广大使。 故事没看完,总有一种恋恋不舍,心里会一直挂念。一次看一个西班牙作家写的武侠小说,恶人正要欺负一对母女,没来得及继续,第二天书被借走了。我就想象了后面的剧情,“草帽大侠从后背抽出双剑”,使了白鹤亮翅、海底捞月几个动作打败恶人。等我再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竟然和我写的差不多!这大大激发了我对故事、对文学的兴趣。 次年我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捞沙。一车河沙3块钱,每天能捞3车,就是9块。身体上是很疲累的,因为长时间泡在河里,手脚都会渗血,一天下来就想躺着不动。但我的精神很自由。一个月去一次县城,每次去的时候我就拿9块钱和一个尿素袋,这样就能背回来满满一袋子的旧书。 网络图片 2001年,我在家乡的邳州大桥前的留影。 长期沉浸在一袋又一袋的文字里边,我萌发出一种冲动,我也可以写。1991年,我开始寄出自己写的故事,都是两三千字的微型小说,到了第二年,很快就发表了十多篇小说。最长的一篇是以我父亲为原型,文章共5000多字。 我一心想着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幻想过因为小说发表一夜成名的场景。打着帮父亲看桃树林的借口,捞沙之余,我就躲在棚屋里创作长篇小说。那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几乎全身心投入到里边去,时常不自觉地大喊大叫。最严重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我一天之内晕倒三次,家人反复把我送进医院。 虚拟和现实在我眼里几乎没有界限。笔下的人物丧亲,为了体验他的心境,我一袭白衣出现在了村子里。父母尚在,我竟然“披麻戴孝”,这彻底激怒了父亲。等我返回桃林时,发现遮身的棚屋不见了,二十万字的手稿也不见踪影。我问父亲,他只说不知,直到在新鲜的土堆下看到了被焚烧的稿件残骸。 我为此和父亲冷战了两个月,我觉得既然你连我说话的权力都剥夺了,那我索性就不说话。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无法原谅他。 0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邻居送来的旧沙发 让妻子兴高采烈 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 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 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 一条断掉的沙发腿  虽然和父亲闹僵,但我还是保持读书的习惯,每天在沂河捞沙时,会带一本书放在船头,休息的时候,就看看书。然后,我的爱人出现了。 网络图片 这个春天,今日头条推出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系列微纪录片,我参与了拍摄。纪录片与我的诗同名。 某种程度上,是我的爱人带我走出了那一场阴霾。在我的生命中,她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让你感觉世界上所有的阴云一扫而光,阳光普照,整个世界都亮堂了起来。对于当时尚年轻的我来说,遇到爱情,实在是整个人生中最精彩的事情。 网络图片 让妻子兴高采烈的就是这套红色沙发,我们用了很多年。 她就住在河的对岸,每天要过到河这边干活。我摇着船在河上捞沙,帮忙把他们渡过河,这比他们绕行坐摆渡船要方便很多。一来二去,他们每次都走到我的方位,我也就每次都帮忙渡他们过河。 坐船时,我爱人常翻我的书,后来开始借书看,看完了就换下一本。突然有一天,我在她还的书里发现一张纸条,其实就是她手抄了书里的内容。但我当时会错意了,觉得她肯定是对我有好感,一定是要借此表达什么。等再借她书的时候,我也在书里夹了纸条。之后每次借书还书,我们都要先找纸条,交换次数多了,纸条里的用词也越来越大胆。 有一次她过来赶集,折返时天黑了,所有的船都停了,冬天的水面还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船上没留船槁没办法划,我就让她坐上船,自己则淌在河里,一面破冰,一面把船推到了对岸。河水极冷,连带着漂浮的碎冰抵达我的下巴,但追女孩子嘛,总要拼一把。 93年的春天,我们借了一个老家哥哥的旧房子,在那里结婚。和父母分家,只领了80斤小麦。我爱人之前说,别人都是过日子,她都是熬日子,这话一点不假。 网络图片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妻子已经听我读过很多遍这首写给她的诗,但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 听说新疆挖甘草挣钱,我们就去了新疆,相依为命。甘草只能挖一段时间,之后甘草园会关闭。我俩就分头行动,她在黄田农场给葡萄园钉葡萄箱,我去哈密的工地上抬木头,工友来自五湖四海,一般就住那里。中秋节晚上下工后,老板说这个节日对我们外地人来说很重要,放我们回家一晚。 我坐上最后一班到黄田农场的车,抵达的站台在一个荒僻的十字路口,离我们住的村子还很远。夜已经很深了,我远远看有一个朦胧的黑影在那里晃,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不会是她吧,胆子这么大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下车之后,果然是她等在那里。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我就问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她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回来”。 网络图片 1993年,和妻子在新疆哈密。 那一刻就感觉到,命里的这个人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哪怕是付出生命,也不能丢失的一个人。 但我们唯一一次激烈的吵架也是发生在新疆,差点吵到要离婚。那段时间我做苦力打砖坯,打一个五分钱,我花了十块钱给她买了一个好看的发卡,想讨她高兴。但她却十分生气,觉得我十分败家。在她看来,一个发卡只值五毛钱或一块钱,不敢想象一个十块钱的发卡。她也会换算,为买这一个发卡我要打多少砖坯,挖多少甘草。 我妻子是个很实际的人。即便到了今天,如果她的生日我送她一束鲜花,那我们肯定会吵架。她也爱网购,去年家里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后,她也没有给自己买衣服化妆品之类的,买的都是粮油、鸡鸭这些。 网络图片 2022年,和妻子在江苏昆山森林公园。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对于我写作的态度。我会把写的东西念给她听,最初这是伴侣之间的一点小情趣。但当它日复一日、十分频繁发生时,她就生出了一丝反感。一次她正要端盆洗衣服,我说“读一篇文章给你听”,她就直接把盆扔在了地上,声音很响,盆在原地旋了几转。 后来我在山东跑翻斗车,跟着车队拉土方,还是把所思所想写在纸上、烟盒上。以至于后来每次伙夫生火都要过来问我拿纸——对他们来说只是纸。我自己写了之后,情绪排解了,也就随手扔掉了。有一天,我突然在挂历本的一页看到自己写的关于男孩女孩教育的小故事,署的是别人的名字。 网络图片 现在,我也会在在超市里看店的间隙,记录下自己的灵感。 我和两个工友说,这篇故事是我写的。一个工友满脸鄙夷,说“那是不可能的吧?”。另一个工友则侧过头去,微微撇嘴笑了一下。我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人,他们的反应让我的自尊心受到挑战,我进一步走向了封闭,不再愿意和身边任何人分享我写的东西。 网络图片 2020年,我的作品出现在了日历上,这次署的是我的名字。 但我还是一直写。从武校出来之后,我身上是有一些戾气的,写作让我变得从容。我觉得每一次写作,就像是照一次镜子,是我和自己的一次对话、审视,是它不断地修正我的过失,让我变成了一个好人。 网络图片 文学让我变成一个好人。 03 《我的诗》 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 是日子里喝下的药 毫无疑问,我的诗 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 拉土方期间,我两次目睹车队的工友因事故去世。其中一次就在我眼前,等把工友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脑袋被挤压得很软,像一个果冻。我意识到,这个工作没办法让我安身立命,决定另谋出路。 2002年,我们一家人带着500块钱去了江苏昆山。我花5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30块买了一块铺地摊的塑料布,剩下就批发了一些便宜的手套、袜子。妻子摆地摊,我就骑三轮车载着女儿出去捡破烂。女儿还小,她觉得捡一个瓶子一毛钱,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网络图片 2003年,我和孩子在自家路边摊前合影,路边摊长2.6米,宽1米。 但在我眼中完全不是这样。游乐场附近总有和她同龄的小孩,别的孩子有父母宠着,有玩的玩具,连坐的地方都干干净净的;但我自己的孩子脏兮兮,在里边东奔西跑,捡空瓶子拽废纸箱。女儿越是开心,我就越是难过,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很强烈地打击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心里承受不住,我就不敢再带她出去捡破烂。 为了省租房钱,我在吴淞江上用废旧的木板钉了一个小屋,一家人就挤在里边。屋子里通了电,但仅限于照明,那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每当暴风雨来的时候,附近的楼上总是有人打着手电筒,照一照我们住的房子,确认我们的小屋没事。我不知道这束光背后是谁,因为总是一盏灭了,不一会儿又有其他的光会打过来。 一个人一次不经意的举动,可能会在别人心里留下永恒的印记。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就是这些手电筒的光,让我觉得昆山特别美好,也让我们决心留在这里。 我们摆地摊、捡破烂、做早点铺,开小超市,2017年终于在昆山贷款买了房子,真正在这个城市落了脚。在经历这些的时候,确实会有不容易,想的总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活,但我没有感觉到辛苦,而是认为就像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子。只是这两年我接受采访不断回忆,这些内容被不断报道和复制,被贴上了“辛苦”这个标签。比如让我回忆住在木屋的日子,夏天有多晒?我全然忘了。 网络图片 我们一家五口在自家小超市前的合影。 2009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脑。说来很好笑,因为打字太慢,我才和诗歌结了缘。我在QQ空间里写日记,只能笨拙地用两个手指去打字,但要看店没那么多时间,我就尽量把我的文章浓缩、精简。后来被别人看到了,说这就是诗歌。 现在很多人觉得,生活要么是眼前的苟且,要么是诗和远方,我不喜欢这种绝对。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低头捡拾六便士,生活的间隙,我也可以抬头看看月亮,二者不是那么非此即彼,它们完全可以兼容。 在现实中无人分享,我就逛诗歌的论坛,把自己的诗贴上去。写作者都希望有读者,希望有知音,我也希望能在论坛上找到知音。论坛氛围很友好,针对我的诗,大家会给出很诚恳的评价和指导,我把他们统称为老师。所以我一直说,在写诗这件事情上,我是被百家饭喂养大的。 网络图片 2019年博鳌国际诗歌节,我和我的“老师”们。 网络图片 《特区文学》的《十面埋伏》栏目,十位老师针对我的作品撰写评论。在诗歌创作中,很多老师都给予过我帮助。 2017年,邳州市作协的杨华老师看到了我写的诗,想发展我成为会员。我给文学期刊投稿,顺利获得发表。接到杨华老师电话,得知我被邳州市作协正式录取时,我恰好在老家,父亲就在旁边。挂了电话之后,他说“没想到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 父亲很在乎他的权威,一辈子不低头,那是唯一一句向我“低头”的话。我一瞬间抑制不住想哭,立刻起身从他身边走开,花很长时间平复情绪。当了父亲之后我明白,孩子的痛苦在父母那里肯定是双倍的。当时的他作为一个父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焚稿,将这个在精神崩溃边缘的孩子拉回了真实的日常生活,但却让自己几十年处在压力和后悔之下。 网络图片 多年以后,我和父亲终于互相理解。 网络图片 2020年,我和家人的合影,可惜二女儿和小外孙没在照片里。 他不知道的是,他和母亲也常是我诗歌的主题。他们是很矛盾的一代人。他们一辈子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生活上,承受的贫穷也好,争吵和家暴也好,疾病也好,他们认为那都是命。但他们在承受如此命运的时候,又坚韧得出奇。 网络图片 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包成珍。 […]

“我死了,也许拼多多就不再追踪我父母要钱了”

网络图片 在当前社会,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近日,一位名为“草娃”的前拼多多员工,在面临公司索赔28万元的巨大压力下,无奈发出了这样一句绝望的话: “我死了,也许拼多多就不会追踪我父母要钱了”。 拼多多前员工遭遇竞业禁止争议引发关注 2024年3月6日,一则来自微博用户“草娃故事”的帖子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该用户分享了自己作为拼多多前员工,在遵守竞业禁止条款后,被公司以违反协议为由索赔28万元的经历。这一事件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并对目前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劳动环境提出了质疑。 竞业禁止引发争议 草娃,一名99年生于江西农村的女孩,于2022年7月大学毕业后加入拼多多,担任采销专员。在公司工作8个月后,因长时间加班导致健康受损,她选择离职。 离职时,她被公司强制执行了为期9个月的竞业禁止条款,并接收了每月2400元的补偿金。 然而,在收到6个月补偿后,草娃收到拼多多发起的劳动仲裁申请书,要求支付28万元的赔偿金。 网络图片 法律框架下的困惑 草娃表示,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她对于突如其来的索赔感到震惊和困惑。在寻求法律援助过程中,她尝试和公司和解,愿意支付5万元赔偿,但遭到拒绝。上海长宁仲裁员指出,“5万元的价格在我们上海是没有的”,仲裁结果依旧是28万元的赔偿。草娃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走诉讼途径。 社会舆论的关注 事件发酵后,草娃尝试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发声,但屡屡遭遇被投诉、删帖和封号。她的微博帖子引发了多方面的关注,不少网友为草娃的遭遇感到愤慨,同时也有人质疑和指责。草娃坦言,面对压力和绝望,曾一度产生了轻生念头。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呼吁劳动权益保护 此事件反映出劳动者在面对巨大的企业力量时的无助,以及劳动法律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的漏洞。 草娃的经历激起了公众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关注,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平衡企业的经营需要与员工的个人权利。目前,这一事件仍在进一步发展中,社会各界期待能有一个公正且合理的解决方案,为草娃和其他可能面临类似情况的劳动者带来希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不讲女德FistsUnchained

从莫言到农夫山泉,为何“反智文化”会肆意蔓延?

01 3月7日,胡锡退再次为“农夫山泉”打抱不平。 他称很多网友构陷农夫的理由庸俗滑稽,是对爱国主义的侮辱。 “老胡坚决反对向任何企业发射这样的政治毒箭”! 文章发布后,老胡即遭自己粉丝的反噬。 小兵小将们一拥而上,将胡锡进称为“汉奸”,还给他盖上了“汉奸章”。 网络图片 老胡可能是最后不堪其辱,又把自己的文章删了。 紧张的空气,又变得活泼起来。 老胡转型公知,我是能够理解的,毕竟这是他一生夙愿。 而且当下的舆论场,都不要求他口吐类似“文学艺术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这样的金句。 只要他偶尔说点人话,就算是公知了。 而且就连官媒下场救火,都不足以唤醒人心。 网络图片 针对农夫山泉的事儿,根正苗红的“浙江宣传”发文痛斥: 他们动不动就给对方贴上“立场有问题”“你不是中国人”“你不爱国”等标签,搞道德绑架那一套,从而占据话语主动权,这一招似乎屡试不爽。 一些人借着“爱国”的名义,对他人的正常行为作恶意联想和政治化解读,甚至肆意进行攻击举报。 一些自媒体博主违背基本常识,以编造谣言假说、煽动网民情绪的方式赚取流量。此类帖子的标题往往很耸人听闻,动不动就用“阴谋论”来扭曲事实,试图把读者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浙江宣传”指出了我早就指出的问题,呼吁群众不要跟风,把爱国变成廉价的买卖。 但到今天再说这样的话,似乎是有些迟了。 为何这股子“反智文化”会肆意蔓延,直至尾大不掉,严重影响市场环境。 答案还要从根子上找。 02 解铃还须系铃人,浙江宣传虽称: 那些以“爱国正能量”为标签的“大V”,或许今天可以通过自设话题“收割”广大网民的情感,赚得盆满钵满,但这样骗取来的流量根本无法驾驭,迟早会被流量反噬。 这里面认定的一个前提是: 他们是可以通过设置这样的话题,来赚得“盆满钵满”的。 环境造就奸贼。 如果他们这样做是有风险,是无利可图的,怎么能生长起来呢? 不得不承认,自17年以来,很多所谓的大v都得益于一种环境的培养。 胡锡进、司马南、周小平、卢克文……哪个不是在这个氛围中,如沐春风。 我记得前几年有篇文章,叫《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通过嘲笑国外大火,来展示自己优越性,一下子阅读量上千万。 到今天,短视频当道,同样配方的鸡血针剂在抖音、微博等平台更是几何倍数的增长。 网络图片 他们的手法并不新奇,起一个耸动的标题,搞几个“残酷真相”这种虚头巴脑的大词,博人眼球,就是造谣+煽动,但又怎样呢? 只要“立场”是安全的,无所谓啊。 你抓他,他高呼爱国无罪。 你批判他,他反手给你扣上帽子,罗织罪名,举报上级来抓你,而且真的可以抓了你,封了你的号,网暴你的人。 然后他们收获了数十万数百万的打赏,和平台流量扶持,一跃成为“正能量大V”。 如此机制的激励下,可不就大量培育了爱国贩子嘛。 在这些人一波波地输出下,群众的视野变得狭隘,内心变得狂热。 在信息茧房中自得其乐,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以邻为壑,主动制造对立,由着性子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谣。 网络图片 大v赚到了正能量就在海外买房子了,留下淘汰的废墟,让剩余的能量们接盘。 然后还要挽着拥簇们的手,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搔首弄姿,有时摆成S型,有时摆成B型。 现在,他们又摆了个“π”型。 老胡稍微脱离了点形状,就被无数双小手紧紧抓住: “小心了锡进!不要掉队了!” 网络图片 千山智飞绝,万径人味灭。 有时候,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只是隐约觉得,自己距离被他们解决的日子,也不远了。 03 我想写到这,会有一堆人跳出来骂: 你一定是收了农夫山泉的钱了!资本的走狗。 想想也挺心寒,我无意于替农夫山泉说话,相反,我对农夫山泉乃至娃哈哈,都是存在看法的。 这两家企业的成长,都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市场红利,以至于能在短时间内暴富、巨富。 但他们至今为止,既没有拿出像可口可乐、芬达这样通行世界的颠覆性产品。 也没有拿出什么维生素功能爆表,蛋白质含量碾压国标的良心产品。 娃哈哈的AD钙奶,我从小喝到大,但我不会鼓励孩子去喝,更不会让家里老人喝,我怕添加剂多,影响健康。 农夫山泉的天然水,也就是身边没设备烧水煮茶,才随意买来对付一口。 网络图片 一打广告,都说自己是民族品牌。 不比谁有技术,谁口感好,谁更有营养,就比谁“民族含量”更浓。 世界的另一头,AI产业正以数倍的效率更新进化,英伟达等外国科技公司的市值一跃而起。 而我们,却整天沉迷于鉴定企业爱不爱国,然后用买什么牌子的产品,抵制什么牌子的产品,来秀优越,秀立场。 想想挺荒唐的,前苏联解体前,都没有那么荒唐。 网络图片 喝或不喝,影响老美搞AI吗,影响小日子股市的涨势吗? 对于个人来讲,爱国情怀是神圣的,他不是什么护身符,更不是扣别人帽子的武器,而是理性的,沉默的。 踏踏实实地干好工作,多赚钱多消费多纳税,就是最好的爱国了。 成天把爱国挂在嘴上喊口号的人,姜文有部电影的台词很契合他们: “写出来的那能叫心里话?下贱!” 网络图片 对于国家来讲,更应该操控好这把舆论利刃。 历史的殷鉴并不远,用不好,什么后果,我们都在书里都看过。 先干掉瞎说话的,后来拉走沉默的,最后就找唱歌不卖力的,一层层的倒下去。 一个社会的良好氛围,在于鼓励人们讲真话,讲实话,而不是比谁带了什么帽子,屁股坐在哪? 以上这些车轱辘话,我翻来覆去,小心翼翼地说几年了,奈何没有阻碍这股逆流越演越烈。 所以今天还是无奈要说,如果说一遍,能起到一丁点的改变,那就说多说一遍。 如果说多了真能改变,那就说一万遍! 没办法,还是爱这个国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李承鹏:看文坛那把大火,烧出几多舍利子

1949年3月,人们总说春天来了。可北平的风筝还没飞上天,护城河的冰还没化完,沈从文已自杀了两次。 那时大军已隆隆进城,那时北平还剩下六个月就将改名北京,沈从文惴惴不安地住在中老胡同32号,就是那座光绪的瑾妃给娘家人买的私宅……已被人间烟火刷成了一处大杂院。 沈从文每天和朱光潜、闻家驷等三十多名教授挤在这所北大宿舍,抬头可见北大红楼,抬头也可见电源插头,他想了想,就把手伸过去,伸了过去……长子沈龙朱忽然发现,一脚把他踹开,拔掉电源插头。 这个月沈从文自杀了两次。另一次,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用刀片切开手腕和脖颈的血管,还喝下一些煤油。人们敲不开房门,破窗而入。清冽的风吹跑了一些煤油味,血泊中的沈从文失声痛哭。 一切皆有伏笔。自1948年3月郭沫若写了那篇《斥反动文艺》,沈从文就被定性“桃红色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红色文学逻辑是这样的:沈从文怎可以在《边城》里歌颂翠翠的三角恋呢,怎可以在《萧萧》里让被压迫的童养媳跟流氓无产者花狗搞破鞋还怀上孩子呢,怎可以把吊脚楼的妓女、船妓当主角且有血有肉呢…… 重要的是,沈从文竟然公开喊出“反对作家从政”。 汪曾祺幽幽地说,这是对沈从文的“致命一击”。 网络图片 沈从文开始念念叨叨,“郭沫若对我很不好,他对我很不好……”竟而精神失常了。家人也对他不好,张兆和抱怨他拖家庭后腿,次子沈虎雏干脆说“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生什么病不好,偏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在欢喜时代,不可以得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病。 沈从文在精神病院呆了一阵子,出来后,去了历史博物馆。组织上让他打扫女厕所。有人说是对作家的侮辱。沈从文却说:“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他们知道我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道德品质上可靠!” 文艺人说这是沈从文的幽默,自作多情了,这是他痛定思痛……多年以后,沈从文还记得多年以前他哆哆嗦嗦走在午门城楼上那无数个凛冽的冬天,城楼上刮着从煤山而来的刺骨穿堂风,零下十度,并不许烤火,他想了想,开始学习《为人民服务》。他说“我要保持耐心和持久热情,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身体折磨次要,改造思想才是目的,组织上成功了。 那股穿堂风穿透了湘西男人的封建思想,穿透了他在大城市形成的反动文艺观,终于在1968年12月,凝聚成一份诚恳的检讨稿,“我的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只是,每天关门时,他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暮色四垂的北京城,默默说“我明白我的生命实在是完全的单独,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这份内心独白写在一封未发出的信里。幸好未发出,发出了,就是“用个人孤独来对抗组织”。 一个作家死了。他无法解决“我的生命是党给的”与“我明白生命的隔绝”的逻辑矛盾,就死了。 自郭沫若那篇《斥反动文艺》后,沈从文再没写出过一篇小说。有一天,领袖心苗一动,希望他重返文坛。他也满怀热情开始蕴酿新小说,可一动笔,就不行了,试过很多种方法都不行,像极一个阳痿的男人,到处找神油也不行。沈从文说:过去写作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从“信”字起步,看来,我终得把笔搁下,这是一代人必然结果。 这声哀叹,飘飘荡荡穿越午门城楼,在历史穿堂风中不甘心地打着旋儿,像漫长的监斩候,经年之后,一颗人头落地。 报载:1985年,几名记者访问沈从文,聊起文革中打扫女厕所,女记者说了一句:“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83岁的沈从文忽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什么话都不说,就是哭,满脸鼻涕眼泪地大哭,像终于找到大人倾诉过往委屈的孩子。 所有人都惊呆了。但这才是沈从文的真实流露,他再不哭,就来不及了。 三年后,沈从文去世,脖子上隐见刀割的痕迹。 那天,汉学家马悦然打电话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死询,中国文化参赞竟不识沈从文,连声问“谁,这人是谁”。 沈从文,还不如他脖颈上那道伤痕更让人容易记住。 作者青兮写过两个细节: 一,他甚至产生了幻觉和幻听,总觉得自己被监视,担心隔墙有耳,因此说话时声音放得很低很低,还时常独自叹息:“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二,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将自己锁在房里,用剃须刀划破颈部及手腕的脉管,窗外路过的人们,听到里面有个人不停念叨着:“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我年轻时以为,沈从文多写点无产阶级革命作品就好了……直到我知道“山药蛋派文学”鼻祖赵树理之死。 与沈从文不一样,赵树理很红,深得郭沫若赞赏,文化部长周扬在全国创作会上公开赞扬“全国没有一个人在农村题材上超过赵树理,他是铁手,他是圣手”。 可赵树理免不了“喷气式”批斗,双手反剪得高高的,被一脚踹出,飞行了一小段,狠狠砸在坚硬地面。造反派踹断他两根肋骨,肋骨又扎伤肺叶,引发之后数年无休止的感染。 赵树理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还得通宵写检查。冷,靠在火炉前,困,用胳膊强撑着小桌子一字一字地写。他心中坚信,党是会来救他的。 可是有一天,江青同志说“这个人坏透了”。赵树理就被半夜押走,眼睛蒙着黑布,在山西各地进行巡回批斗……整整四年,活像一只猴子供人观瞻、殴打。有一天,造反派想起赵树理写过《三关排宴》,说“现在让你过三关”,令他站上三张桌子叠起的高台认罪……刚站上去,造反派一脚就踹翻桌子,人摔下来,髋骨当即断了。 这一天,女儿去看他,他正一手捂着被打断的肋部,一手毕恭毕敬地抄写着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他说“有机会就把这个交给党的领导,党会明白我的……” 四天后,赵树理就在批斗中休克过去。等醒来,睁着眼,喉头发出怪异的声音,也不吃饭,无论家人怎么劝也不吃,死了…… 无论小情调的沈从文还是大红色的赵树理,至死相信组织会救自己。也许不信,但假装信,跟一场虐恋一样,爱情如大火燃烧在文坛,人人都想烧出几颗舍利子。 还有“荷花淀文学派”创始人孙犁,延安鲁艺和晋察冀边区日报的干将,却被抄了六次家。这一天他又被抓去批斗,受不了羞辱,拧下灯泡把手伸进灯口去。 幸好巨大的电流把他整个手打了出去。老伴赶紧拉住他,说“咱可不能死呀,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过了看高低,咱得活着看看这个世界。” 孙犁侥幸活下来。对了,如果孙犁被电死,后来也没机会提携一名籍籍无名的作家了,这作家后来得了诺奖,是的,莫言。 网络图片 之所以写了这么久才进入到莫言,是为了交待一下作家的生长背景。提起生长背景,中国人脑海总浮现“山东潍坊市高密县……”这行政属地的绑定很古怪的,一个作家生长于高密还是新乡不重要,重要的是生长于什么性质的创作环境。 最近莫言被批判“污辱先烈”“美化侵略者”“攻击伟大领袖”,这跟沈从文被攻击“反动文学”,赵树理被打成“大毒草”,孙犁被查抄“反党内容”没什么两样……是这片土壤题中之义,此地文脉有股子邪恶基因,注定了中国作家的整体命运,看看稽康,苏东坡,金圣叹,吕留良,老舍,白桦…… 很多正直的朋友拍案而起,怒斥毛星火之流“岂容宵小横行,不能再回到那个时代”,尴尬啊,都不敢明说“那个时代”是哪个时代,证明大家一直还活在那个时代,更尴尬,人们很快扒出莫言曾公开指出: “现在很多人否定毛泽东,把他妖魔化,这是蚍蜉撼树,他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你否定得了吗,他那种胸襟、气势你写得出来吗,他那狂飙一样龙飞凤舞的字体,你写得出来吗,把一个伟大人物丑陋化是缺少理智的,一个知识分子重要的立场就是要承认历史,你不能以为自己比古人更高明,1941年你在哪里?你在那时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吗?一些公知扮演了一种高于一切的角色,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良知代表,这十分可笑……” 十一年前,莫言老师向知识分子扔出的一把杀手锏,十一年后,被毛星火扔回来一把回旋镖。跟当年老舍批判胡风,十年后又被红卫兵同样批判,一样的。 一个莫言粉丝说,“毛星火攻击莫言,这是大是大非的立场,我们要站稳了……”真是莫言的忠粉,动不动就要求对方站稳了、站稳了!弄得跟查酒驾的交警似的。问题是莫言老师与毛星火的立场并无不同,大水冲了龙王庙。夹头攻击莫言,胡锡进力挺莫言,不过是一体两面的争宠游戏:二姨太说甜粽子不利于老爷健康,三姨太“呸,咸粽子才是穿肠毒药”,就这么回事。 有人认为莫言说了些假话,无伤大雅。但莫言在香港公开演讲:“我认为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就势必要讲假话”。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莫言老师? 撕裂以及纠结了,一边说“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一边说“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地归罪为体制和社会”……又有人又扒出莫言之前对伟大领袖多有不敬之言,不亚于毕福剑。正是:开会时的司马南,酒桌上的毕福剑。 我对批评莫言没什么兴趣,靠高仿《百年孤独》的他本也不是那个年代最有才华最诚实的作家。虽然营销号不断伪造莫言金句和真话,实际上疫情时他没说过真话,水灾没说过真话,以农村题材著称的他甚至连山东老家出了那么多事,也没说过一句真话……这十年来, 事实上我对莫言尚存善意,只是客观分析这片文学土壤的神奇。中国文坛,除了方方、阎连科等极少数硬骨头拒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大部分作家连沉默的权利都屁颠颠上交给组织,有点像主动献肾。 李敖说:作家应该像妓女,顾客要什么姿势你就得学会什么姿势。李敖本意说写作不能只靠灵感,不能只会一种孤技。 我倒觉得:中国作家一直本就是妓女,官家需要什么姿势,他们就熟练掌握什么姿势,从不对官家说今天没性欲,不借口生理周期,一直很润滑,随时高潮期。这方面郭沫若同志做得是极好的,请看诗歌: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奋不顾身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斯大林元帅,我向你高呼万岁! 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以宇宙的生命为春! 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 你已活了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地质年! 你还要活七千亿万恒河少数天文年! 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 放眼宇宙,唯有郭老把诗歌写到了叫床的境界。同志尚需努力! 网络图片 这么一个“文坛领袖”,在儿子被批斗时,竟不敢向坐在身边的总理求救,他想奉献自己的舍利子,却等来儿子的一盒骨灰。所以,你悲伤地明白了,为什么沈从文要在检讨上写“解放后,我就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还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民有所贡献”……明白了,为什么赵树理临死前还在一字一字抄写《卜算子.咏梅》,念叨“党会明白我的”……明白为什么鸳鸯蝴蝶派泰斗周瘦鹃为免受冲击,把毛主席送的芒果供在显眼处,最终因为不小心用红宝书抵在有疾病的臀部,被红卫兵批斗,一跃而入家中老井。 中国文坛,就是这么一口深不可测的老井啊……你探头过去,看得到周瘦鹃那张憔悴的老脸,看得到沈从文在午门上哆嗦地走着,看得到赵树理像喷气式般贴地飞行,看得到毛星火一脸狰狞攻击莫言,而莫言一边悲悯写在土改中被镇压又轮回为畜的地主,一边夸着启动这次土改的领袖伟大胸襟和磅礴气势…… 理解莫言,成为莫言,超越莫言,慢慢地,大家都在那口井中。 我的文学阅读,是始于手抄本的。除了世纪经典黄色小说《少女之心》,还看过一个鸡汤爱情故事:一个小伙在西湖救了一个落水的姑娘,于是俩人相爱,相约赴美留学。可小伙父亲从中作梗,迫使姑娘只身赴美,而小伙在国内和另一个姑娘结婚。头一个姑娘不忘婚约,排除万难归国时,发现小伙另有婚配,姑娘大为伤心……经过情感斗争,远赴祖国的大西北参加生产了。 我长大以后才知道,就这么一个人畜无害的地摊故事,作者张扬却被抓了起来。江青同志大怒,中央成立专案组,下令枪毙作者。你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要枪毙一个三流言情作者,也许因为女主美化了敌国,还提到周总理,海里面正在搞斗争……张扬受尽磨难,即将执行枪决时,幸好“四人帮”倒台,作者才免于一死。 懂行的人知道,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握手》。抄来抄去,传来传去,长度版本各不相同,还出现《浪花》《归来》《氢弹之母》等奇形怪状名字。北京一名工人看了一个没开头的版本,不知叫什么名字,随手贴了张纸条,写上《第二次握手》,工人宿舍里抠脚大汉和爱抹雪花膏的女人们传看着,传看着,成就了一段传奇。 看,小说本身内容,远不如小说诞生的过程具有文学性、思想性、时代意义、人性深处的幽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 什么是外国文学呢?不谈英美文学了,陈殿兴先生写过很多俄罗斯文学史,让我们聊聊万恶的沙皇时代: 一, 普希金经常讽刺亚历山大一世,参与秘密社团发表反动言论。沙皇忍无可忍决定流放普希金,内容:下派到南俄某移民监护委员会任职。是的,换个地方当公务员。普希金拿着沙皇发的工资在南俄继续花天酒地,继续讽刺沙皇。沙皇勃然大怒,下令把普希金换一个地方流放:普希金母亲的庄园。但普希金仍可以外出打猎,行动不受限制,可以继续发表作品。 二, 19世纪沙皇时代没有一个作家因作品而遭判刑,因为几任沙皇都觉得,要是因作品把作家给判了,在欧洲皇室圈,挺丢人的。那些被抓的作家都是因为直接参与推翻沙皇行动,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舍夫斯基。前者还在监狱里写了小说《小英雄》,后者还写了《怎么办》,奇怪地都获得了发表。 三,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抨击沙皇制度甚至沙皇本人,在俄国形成“两个沙皇”的局面。他死后,家人失去生活来源。托夫人求助于沙皇。沙皇就向议会动议,由于家人报价太高没被通过(奇怪,怎会有跳出来阻拦的议会),沙皇就折衷,每年资助一万卢布,这相当于20名俄军上校的年薪。 四, 果戈理旅居意大利写反抗沙皇农奴制的《死魂灵》时,发现没钱了,就写信给沙皇。很快,他收到沙皇5000卢布的资助,这相当于10名俄军上校的年薪。后来,凑不要脸的果戈理又把钱花完了,为让他写完《死魂灵》,宫廷女官斯米尔诺娃替他向沙皇求情,沙皇又给他3000卢布,但每年只付1000卢布,免得又被果戈理一次挥霍完。 看了沙皇时代的文学史,就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井喷式涌现那么多伟大作家,也明白了为什么沙皇必然倒台,一家子必然在地下室被杀死。 还是烧制舍利子好,璀璨,光鲜,供人学习参观,引入日新月异的AI技术就更好,无需动员,自动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来源:微博

你以为你爱了国,大数据就不知道你是傻逼了吗?

才几天没上网,简中互联网轰轰烈烈的锄奸行动,已经从文学领域蔓延至头部民营企业,进展之神速,转折之丝滑,脑洞之离奇,令人瞠目结舌。 仿佛旧时的泼皮无赖敲诈勒索良民,先把自己揍的鼻青脸肿,然后满脸血污的告诉小日本:我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揍,就问你怕不怕吧? 这种极尽罗织构陷之能事的抓内奸行动,屡屡在互联网上演,抓没抓着内奸我不知道,反正“敌对势力”们肯定笑惨了:哈哈哈,这帮傻逼,我还没动手呢,自己先打起来了。 以至于我很好奇,仅从部分“傻逼”网友心态出发,肯定无法解释如此浩浩荡荡此起彼伏的行动。 那么多的举报、示众,如果仅仅理解为是满怀民族主义热情的网民占领了赛博空间,我只能说这届网友彻底疯批了。 难道他们都是每天不吃不喝不用上班,按照姓氏首字母顺序查找“精日”证据,挨个键政的永动机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揪出“内奸”不仅是一股热情、一项使命,还是一笔生意,是社交媒体流量生意的一部分。 社交媒体,本质上说就是流量的买卖市场,而流量的终极目的是变现。 得益于成功的服从性教育,越是“抓内奸”这样的流量,越能吸引精准粉。 天底下,已经没有比相信“农夫山泉红色瓶盖是影射日本旭日旗”更容易割的韭菜了。 你以为爱了国,你以为你反了日,大数据就不知道你是傻逼了吗? 网络图片 巨大利润的驱使下,流量武器自然不断升级, “精日”作为一击毙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然被一用再用, 标准自然越来越低,追溯时限越来越长,这门生意也势必越来越卷。 先是诺奖得主,后可能就是四大名著唐诗宋词; 先是外国超市、奢侈品,现在是头部民营企业,以后可能就淹没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于是,公共的表达,个人的自由,被一点一点蚕食,塌陷。 沉默的大多数人,则一直沉溺岁月静好的幻想之中,满足于成为一颗默默做自己事情的螺丝钉,对这一切毫无察觉。 如果说水落石出后才能看出谁在裸泳,那么水涨船高之下,裸泳的人都在开心地踩水, 不知道哪一天,水就会悄无声息漫过我们的胸口, 那时我们才会发现,自己将要无法呼吸,可已经来不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有病要读书plus

那些年的围追堵截:拉胳膊、抢话筒、堵厕所

那些年的围追堵截:拉胳膊、抢话筒、堵厕所 昨天,在微信里看到成都商报赵倩老师转发记者们在两会上的提问视频。赵老师的同事王辰元老师的表现,让人耳目一新:妆容精致,大方得体,表达清晰,从容不迫。 这种在两会现场的状态,与我们当年真的是区别很大。当年,鞋子被踩掉、摄像机被撞倒都是常有的事情。 那个时代,记者们遇到省部级官员就围追堵截,电梯里、房间里、会场上,只要遇到了热点的省部级官员,都会掏出录音笔冲上去问几句。有时候,一些热点的官员上厕所,也会有一大群记者尾随甚至堵截。 2008年左右,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高强会议中途上了个厕所,出来就被众多记者堵在厕所门口要采访,高强感叹:“好几年了,我都在这里被记者围堵。”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曾任科技部部长的万钢。媒体曾有记录:万钢在记者的前呼后拥下奔到了厕所,万钢一摆手,门一关,几名女记者知难而退,男记者们也默契地在门口恭候。一两分钟后,有记者不再犹豫,推门而进,万钢正好在洗手池洗手,一声‘万部长’,采访开始。外面的记者们也迅速冲了进来,霎时厕所里人声鼎沸啊…… 很多老记者还记得,赵倩老师江湖人称“拦部姐”,就是因为当年跑两会时以过人的体力、超常的耐心拦截下多名部长并说服他们接受采访。相比王辰元老师们如今采访的现象,当年“拦部姐”两会采访的现场更像新闻现象。2017年3月,我曾专门采访过赵老师,让她描述多年的采访经历。她回忆,当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大会的部长们都是从北大门的北大厅入场,媒体记者们私下将这条部长们进入会场的必经之路称为“部长通道”, “那时,一个记者拦到部长,所有记者团团围住,部长在人群中难以脱身,有时衣服、头发都挤乱了。” 网络图片 有一年,原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被记者们堵在了“部长通道”,寸步难行,他不得不请求记者们:“能让我边走边说吗?”有一年两会,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被围堵在厕所门口接受采访。 2013年开始,官方正式设置了“部长通道”,全国人大在北大厅设立了临时“部长发布台”,安放了音响,设置了方便摄影记者拍照的阶梯台。 但即便如此,也并非所有的部长心甘情愿接受采访。因此,记者们只好派代表下场现场拉人。常用的招式是,看中一个热点的部长,记者上前挽住他的胳膊并劝说其接受采访。 网络图片 有一年,赵倩曾拦下原文化部部长蔡武,蔡开始有点不愿意,后来赵倩挽着蔡武的胳膊说:“大家委托我说服您接受采访,您要让我完成任务啊。”急着去参会的蔡武只好笑着答应散会后一定在“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散会后,蔡武没有食言,在“部长通道”接受了记者们的提问。 除了上面这些采访的方式,抢话筒有时候也是无奈之举。 2012年3月9日,是重庆团的开放日,但居然不让记者进。我赶到现场一问,说是记者太多,重庆团开放日的会场太小,怕发生安全事故,所以没有事先报名的不让进。开放日事先报名才能进,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先例。 彼时,王立军治疗式休假全球震惊,必须想办法进去。 给重庆两名新闻官先后打电话,都不让进。给另一位相识的人大新闻官打电话,他在电话里问我:你在哪里?我一喜:就在一楼。他说:你举一下手,让我看看。 以为有戏,赶紧举了一下手。结果他说:“哦,我看到你了,这样,你带个头,先回去吧。”听到这句话时,差点吐血。 没办法,又给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的秘书打电话。那年的3月7日晚,曾和两位同事在黄奇帆的房间里专访他近3个小时,采访不算太理想,但气氛还算融洽。秘书答应协调,一会回话说,还是不行,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会,重庆做不了主。 交涉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进去了,进去时,开放日代表团会议已开完了,已经到了提问环节。央视一个记者正在提问,模糊记得好像是鲁健还是谁,反正是一个挺有名的男主持人。 反复举手,都没有用。我注意到,三个新闻官把持着话筒,他们站到谁边上,谁就被重庆人大主任陈存根点到。我,大概明白了。 话筒递向身边一个同行时,我一把接了过来。后来想想,其实自己是抢的。身边这个同行此前看我不停举手,问我想问什么问题,可以帮问,言语间十分自信他有机会提问。可是,当我说了我的问题后,他又说不能帮我问这样的问题。 尽管递话筒的人小声说,“不是你,是旁边这位记者”,我还是紧握着话筒提出了问题。 只报自己工作的报馆名字,没有说自己的名字。随后,我说: 薄书记,您刚才承认在王立军的使用上用人失察,那么我想问的是,你们用了王立军几年,你的同事比如奇帆市长、光磊书记(时任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也是王立军的前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等班子成员中,有没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王立军这个人不该用。 问题很简单,很多人未必懂这么问的用意。几天前,曾陆续拜访了3名重庆的省部级官员,得到一些让人震惊的消息。这个问题,就是要验证得到的消息并探究薄的态度,也是为了刺激某些重庆的信息源继续发声,方便后期的采访。 薄熙来回答说: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不要开成干部考察会啊。现场一片笑声,薄也笑了。 然后,他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王立军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以来,做了很多工作,考核优秀,人民满意度很高,组织集体决定任用他。确实曾经有人向我反映过王立军的一些问题,我提醒过王立军,也当面批评过王立军。 可惜,找不到视频了,好象都删了。那是我唯一一次公开向薄熙来问王立军的事,手里有视频的望提供一份。会后,网上有人骂,说内地无一媒体问王立军的事情。在现场的闾丘露薇后来在微博上解释了一下,说其实内地媒体有记者问。只不过,我当时问的这个问题不让公开报道和发布,所以外界几乎不知道。 次日出版的的《重庆日报》报道说:3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不少没“抢”到话筒的记者,还纷纷举手要求提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衣者褚

《周处除三害》后,期待电影审核的改变

前两天跟大家聊过“周处除三害”中“处”的读音(点击阅读:《周处除三害》的“处”,为什么要读三声chǔ),起因呢,当然是我自己跑去影院看了两次(一次点映、一次公映)。 网络图片 本来是想写一篇文章推荐一下这个电影,担心喜欢的人错过它,毕竟作为买断的小成本引进片,正常情况是不会有太多宣传费用的。但之后发现,随着自来水的发酵,这部电影已经成为了近期的热点,而惊喜的引进方也开始投放软硬宣传。那不需要我再专门去安利了。而这个时候反而是需要担心,别让那些不适合看这部电影的人抱着错误的预期进入影院,浪费了时间和钱不说,出来还要上网骂回来解气。 这里包括带娃看的家长,也包括误把《周处除三害》当做普通血浆片或者警匪片去看的观众,尤其是看到高分就冲冲进电影院的。 首先,没必要在意如今豆瓣的评分,至于什么猫眼的就更没意义。豆瓣评分现在唯一的作用可能是避雷。《周处除三害》从8.2上升到8.4,现在又下降到8.1,作品还是那个作品,只不过经历了从无人知晓,到被喜欢的人发现,再到被不适合的人发现这个阶段。等到再过个1-2年,才能真实表现出它应有的分数。 8.1分的《周处除三害》,如果是跟8分的《大内密探零零发》或者8.3分的《杀死比尔》比,肯定是高了。但如果是跟7.8的《热辣滚烫》、7.7的《飞驰人生2》、7.6的《第二十条》比,我个人认为还是给低了。 这不仅仅是阮经天影帝级的表演,以及难得能在影院看到的剧情,也在于黄精甫导演把不同电影类型融合的能力,以及干净的镜头语言,给出了一部当爆米花爽片看也不错,当魔幻、邪典、文艺片去挖细节也很好的优秀作品。 我上次说过,局限在2024年内地上映的华语电影这个前提下,《周处除三害》是有竞争年度最佳的实力的。但如果说封神,就是捧杀了。即便是放在台湾地区的电影中,它也很难进入神片的行列,毕竟这个名单里有杨德昌、侯孝贤、李安这些名字。在阮经天主演的电影中,估计大部分人也会认为《艋舺》的分应该更高。 当然每个看过的人都有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如今关于这部电影的解读也是铺天盖地,各个角度都有。我个人建议如果看过的话,可以去看看b站上的这个的解读,我感觉是贴近导演意图的(包括评论区也比较值得看看)。 网络图片 今天想多聊聊的不是关于这部电影,而是这部电影所引发出来的另外一个话题 —— 电影审核。 《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最初在点映阶段就引发热议,就是因为“这样的片也能过审上映”。而在公映之前临时换拷贝,又引发了进一步的讨论。 点映和公映版基本没区别,而公映版和境外版,其实差异也不大,只是礼堂这一段中,类似下面这种尸横遍野的全景镜头,被切换成了一些近景特写,虽然对冲击力有所损失,但不算严重。 网络图片 因此对于网上开始很多“因为有删减,所以不去电影院”的说法,其实要区分来看:如果是对审核/删减深恶痛绝,不去电影院来表示态度,这没问题。如果是需要一个看盗版的理由,这也没问题。 但如果仅仅是想要更好的观影体验的观众来说,这种删减带来的感受下降,应该远远比不上在电视/电脑/手机上看电影,和在电影院看的体验差异。 随着热度的进一步提升,一些关于电影审核的有趣的话题开始出现。 就事论事,《周处除三害》这次的过审,的确是值得为相关部门加分的,我个人也希望这代表着未来会有更宽松的环境,尤其是对于大陆地区的影视创作者来说。 不仅如此,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到现在基本“一帆风顺”,引进方应该也需要感谢相关部门背后的支持,包括央视都在节目中作了推荐,说明大家都是希望这部“居然过审”的电影成功,并且能有正常的讨论环境的。 否则在2024年,一部台湾地区的电影热映,可能会遇到很多“题外话”。今天那些魔怔“脑洞”能被仅仅限制在某些论坛里,我是真心觉得关帝爷在保佑了。 网络图片 不过进一步,我也希望这次《周处除三害》的成功,能让主管部门了解,中国民众的心智是成熟的,不会因为看个电影就变成反社会,而且我们也需要更为丰富、多样化的电影类型。这部算不上神作的引进电影可以如此被热议,也说明了观众想在大银幕上看到主旋律与合家欢之外的电影了。 审核的存在是合理的,基本每个国家都会对电影做审核,无非是尺度松紧的差异,包括我建议了很多年的分级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审核。 问题不在于审核,而在于需要给审核一个公开、明确的标准。而不是让是否过审,变成需要求签的“玄学”。 没有明确标准的电影审核,对于我们的电影人来说,是比最严格的审核标准更难的困境 —— 电影只有拍摄完才能送审,只有送审了才可能知道是否会过。这让所有制作过程中的电影,都面临薛定谔式的纠结。 这种不确定性,会对电影行业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在这种“不知道能不能上映”的前提下,电影公司自然会做出一些减少风险的选择。 比如缺乏对创新的兴趣,规避各种触及“深度”的题材,优先选那些最安全(出名)的导演和演员。虽然这几年中国电影并不是没有好作品,但整体上来看,我们的电影类型的确越来越窄,而在贺岁合家欢、主旋律、警匪片、动画片这几个剩下的赛道中,也越来越缺乏新意,作品越来越雷同,并且不断内卷,片酬和宣传费用越来越高,影片成本动辄数亿(相对《周处除三害》的成本只有1000万人民币左右)。 在关于《周处除三害》的相关解读中,有不少是在试图分析它过审的“密码”,比如反邪教,结局正确,惩恶扬善等等。这些或许是原因,但这个标准,其实不该是由电影人、影评人或者观众自己揣摩出来的。 电影需要审核,但审核也需要明确的标准。只有让中国的电影人明确的知道红线是什么,他们才能更有信心地去做创作上的探索,我们作为观众,才有可能在大银幕上看到更好看的中国电影,不再为“这也能过审?”而感到惊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一小时爸爸

提案被民众骂的委员,或许可以多一些

春暖花开,两会又召开了。虽然可能各地的民众没有北京居民这样直观的体验,但即便没有发现快递限流,出门堵车,看看微博等热搜,也可以一起感受。 比如这几天的热搜中,就有不少都是两会代表、委员们提出的建议、提案。而热度最高的,就是下面这条了。 网络图片 这个话题有超过2亿的阅读量,让提出它的政协委员甘华田,再一次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网络图片 微博上河南日报做了个调查,在2.1万名投票的网友中,1.9万都认为这个建议如果实施,会导致女性在招聘中被歧视,只有800多人认为不会。 网络图片 所以需要感谢一下甘华田委员 —— 从微博上的讨论来看,这是近年来少有的,能团结绝大多数民众的事件。无论是民粹极右还是公知反贼;无论性别,无论省市,无论国内还是境外,对这个提案的反馈基本都一致:一起骂。 网络图片 前面之所以提到是“再一次”,其实是因为甘委员最近几年的两会期间,多次曾经因为“热议提案”而登上热搜。 或许你还记得以下的一些新闻: 2022年,建议取消中考,10年义务制直接高考。 网络图片 2023年,建议直接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免费教育。 网络图片 以及这个:建议追究诋毁中医药行为法律责任。 网络图片 而对我来说,对于上面的这些被热议过的提案,有些是赞同,有些是反对,有些则是认为太脱离现实了。 昨天再次看到新闻里出现他的名字时,我萌生出去整理一下他过往提案都有什么的想法,想看看是不是有更逆天的建议。 不过结果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引发讨论或者争议的提案之外,他在这几年中,其实还提出了好几个我认为“相当正经”的提案。 比如今年他提出的提案中就有两个: 一个是关于青少年的死亡教育。他接受采访时认为,对青少年来说,死亡教育其实是一场最好的生命意义教育,只有认识死亡,才能更好地认识生命;只有正视死亡这个话题,才能让青少年对生命有所敬畏。死亡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教会青少年如何去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挫折,如何坚强地面对人生,促使他们珍惜生命、直面死亡,超越死亡,从而减少或杜绝青少年的自杀。 网络图片 以及关于扩大生前预嘱试点的建议。新闻里他是这样说的:临床上常常遇到许多老年终末期患者都希望“我的死亡我做主”,签署“生前预嘱”,放弃“强行续命”的医疗救治,有尊严地离世。但由于目前不少地方“生前预嘱”还没有得到相关法律支持,即使签署了,也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医生敢执行。 (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处于不可治愈疾病末期的患者,在本人清醒的时候自愿签署的,能让患者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包括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等,以尽可能保持自身尊严的方式自然离世的一份文件。) 网络图片 之前也有不少,比如去年关于养老诈骗的提案。 网络图片 建议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 网络图片 再之前还有关于建立国家罕见病诊疗中心的建议。 网络图片 所以看完这些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如果他在提这些提案的时候,内容风格也和这次类似,甚至更极端些,再不切实际些:比如“强制进行‘生前预嘱’”;“高考加入死亡教育课内容”;“养老诈骗判死刑”……是不是能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些议题呢? 当然,不管怎么说,“2年带薪育产假”都是一个挺扯的建议,如果真的实施,除非国家掏钱补贴,否则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女性就业歧视。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个建议肯定是脱离实际的,被骂并不冤。 而且政协委员作为一个需要去为人民发现问题、提出批评建议的人,自己当然也不能害怕被批评。 所以本文也不是给甘华田委员洗什么白。全国政协委员,轮不到我一个自媒体来洗,就算有民主党派之间的渊源,我也不会这么自不量力。更何况在他的提案中,也有一些是我很想批评的。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我认为:甘华田委员的提案中存在不少问题,但有两点是对的:1,他在关注对民众很重要的社会议题;2,他肯主动跟社会沟通自己的提案,愿意被民众了解和评判。 每年三月,微博上似乎总是看到各种议案提案的热搜,但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 —— 即便只算政协,本届全国政协一共有2169名委员。每年这些委员提交的提案大概在5000件上下。因此虽然热搜刷屏,但数千名委员和他们的提案中,能被民众了解的,并不多。 政协不是人大,它没什么立法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简单地说,就是提提想法和建议。 如果有委员提出的意见和想法引发热议,上了热搜,甚至被全民骂,当然可以认为这名委员在这个议题上缺少研究,水平不够,没有提出让民众认可的方案。但也需要承认,他至少在关注民众生活中的“痛点”,并且愿意通过提案、建言的方式,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甘华田委员这次的提案虽然引发批评和不满,但至少我们能了解他提案的内容。而如果他没有接受采访,不公布内容,我们是很难查到他每年提交了什么提案,连批评、评论的机会都没有。 至少我个人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找到能查询近些年的政协提案内容的平台。(政协官网的提案选登是更新到2016年初) 网络图片 这也是为什么我虽然反对甘华田委员的这个提案,但却希望这种让普通民众能批评讨论提案的机会,可以多一些。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委员代表,通过媒体或其他方式跟民众沟通自己的提案议案,因为这本身也代表着他们愿意被民众监督的态度。无论民众是否对提案满意,给出的是赞扬还是批评,这都能成为有效的互动,都可以帮助委员更进一步了解民情民意,完善自己的提案。比闭门自己写要有意义得多。 如果非要在公开提案被民众骂,与民众不知道提了什么提案之间选。我希望前者更多一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一小时爸爸

报告,已成功揪出三害:清华、莫言、农夫山泉

最近除三害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经过不懈努力,网上的壮士们揪出了三害,就是清华大学、作家莫言、农夫山泉。 捷报传来,大家都很庆幸,也很后怕,纷纷说:幸亏当年没上清华,幸亏一直没读莫言……卧槽不对,喝过农夫山泉。完了完了,这下娶不了宗馥莉了。 除三害是怎么发动的,一开始我不太明白。比如为什么忽然要除清华?起初还没闹明白。网民们多数应该并不知道,在国内的顶尖高校里,清华的风格一直是比较“又红又专”的,为此还不时受臭知识分子们调侃。 怎么突然就成一害了呢。 后来很多壮士留言告诉了我答案,原来关键的一点是,米国制裁了我们好几所高校,其中居然没有清华,这里面必定有问题,有大问题,所以要发起围攻,除了这个害。 但我还是表示担心,问:那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假如米国以后想收拾我们哪个厉害的单位、公司,只要搞一个word文档,宣布制裁它同行,偏不制裁它,我们自己人是不是就把它给捶死了? 地摊书里不是经常有“反间计”嘛,比如皇太极反间计除袁崇焕,岳飞爷爷反间计除了刘豫,如果米帝也把这个学去了怎么办,不用两三年,我们是不是就把自家捶干净了? 对方想了想,终于说:艹你……祖宗……巴子……十八代。 又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也是很扑朔迷离。微博上很多壮士对我说:“踏马的,如果莫言是个好人,会给他发诺贝尔文学奖?” 我回复了一下,说,不对啊貌似当年我们流行的话不是这样说的啊,而是说:一直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你们老外搞歧视。 早年间民间更盛行的是:他们瑞典人标准有问题,不给我们的作家发诺贝尔文学奖。而且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只看外语”,我们中国作家吃亏了,所以拿不到。 那些年国内经常都有这样的报道:某某某中国作家本来要评奖的,只不过因为谦虚拒绝了;某某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是我们的,后来变卦发给外国人了。 当时还常有报道说,鲁迅高风亮节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林语堂两次(又说四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定了发给老舍,只不过老舍之前遭遇不幸,才改为给了川端康成。当时的媒体还老说,我们要搞好心态,不要有太重的诺贝尔文学奖心结,早晚一定会拿到的。 所以,我们到底是想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不想得啊。 后来莫言得奖时,我还在社里工作没走,当时新华社发了报道祝贺的啊,说是“以中国精神中国气魄走向世界”。大家可以去查。原来闹了半天我们中计啦? 另外,有一个事你想过没: 如果这个奖存心是为了恶心我们,那么68年故意真的发给老舍先生,不是最能恶心我们吗?老舍先生是66年不幸去世的啊。 现在我们自己捶了自己的最高学府,捶了自己的诺奖作家,捶了自己的大企业,把市值真的“打下去”了,米国会不会暗地笑死了? 对方也是想了想,终于说:干你……坏人……你大爷……祖宗十八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MH370十年,失去子女的父母们仍在原地

马航MH370失联距今10年了。2014年3月8日,这座巨型客机在深夜骤然消失,机上227名乘客里包括了154名中国人。10年里,失联者的家属们饱含希冀地等待、寻找又绝望,苦海翻滚,有人挣钱养家、结婚生子,有人赡养老人、照顾孩子。 失去子女的父母们是家属中最为特殊的一批人。目前已有3名老人在等待中去世。绝大多数父母们停留在了飞机消失的那刻,他们维持着孩子还在时的生活原貌,往返于追查真相和心理门诊之间,在一个个春天里老去。 习惯动作 栗二有不再和榛子树说话了,只遥遥地望向它们。一条公路隔断了他耕种了几十年的田地,肃冬,残存的土地一片荒芜,只在角落、侧坡上冒出六棵枝桠杂乱的榛子树。 九年前,他像养孩子一样细心种养了100多棵榛子树,日夜向这些树苗诉说自己对儿子的想念。村里其他人都只种小麦和玉米,他们好奇地问栗二有为什么种榛子树,栗二有告诉他们:等榛子树开花结果,他的儿子就会回家。 听到这个带有奇幻色彩的希望, 村民们总是目光真诚地回以祝愿。 生活在河北省邯郸市下辖的峰峰矿区,栗二有自称是“老农民”,他性格憨直,遇到不平的事时习惯质问对方“是不是中国人”。八九十年代,为了供养三个孩子,他也下过煤窑干活。三个孩子里,排行老二的儿子是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中兴公司上班,2013年时就能拿到将近2万元的月薪。 2014年春节后,栗二有的儿子被外派到马来西亚工作。3月8日,他乘坐马航MH370暂时回国,飞机在中途失联,机身连同乘客至今下落不明。 网络图片 栗二有66岁了,头顶的发茬花白,原本瘦小的身体在近年出现腰腹发胖。他脸上的皱纹不算密,一对半圆形的眼袋稍显突出,平时他说话连利,看起来和普通老人别无二致。 “破绽”出现在谈话三十分钟后。持续说话,尤其当情绪有波动时,栗二有突然开始气喘,他默然背过身吸入气雾剂,几轮呼吸后才让自己缓和下来。不说话的时候,他的呼吸粗重,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飞机失联后,他成了重度吸烟者,积年累月,在2023年确诊了慢阻肺。曾经他的拇指和食指都被烟熏得焦黄,在他因生病戒烟后它们才恢复正常。 栗二有与其他农民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的智识。为寻找儿子,他一次次研读晦涩的航空专业信息。他的书架上还放着《百年孤独》和《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十年来为了缓解悲痛,他对写作产生了兴趣,陆续写了几千首关于马航和思念儿子的诗,和几十万字记录马航家属故事的小说。 网络图片 在峰峰矿区北胡村,栗二有和妻子刘双凤居住的村屋保留着几十年前时兴的装修款式,门厅里挂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中间悬有一块白板,上面写着“MH370失联”几个字,下面是用泡沫板做成的彩色数字“3340”。 3340天。这个数字已不准确。2014年事发后,栗二有与妻子去北京、马来西亚寻人未果,回家后他做了这个牌子,从垃圾堆附近捡来一些泡沫板做成立体数字,每天更换贴在板上。起初,记录是出于期盼,他想让儿子回家后鲜明地看到父母已在家渴盼了这么多天。 那时他没想到,一等就是十年,数字从两位数到三位数再到四位数,增加的数字板已经装了小半塑料袋。每天更换数字的动作,逐渐变成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重复。2016年,大雨浇漏了栗二有的村屋,再加上村里开始限制烧煤,供暖变得困难,他和妻子搬离了村庄,到城里和小女儿一家居住。 他们会定期回村照料房后的那片榛子树,给它们浇水除虫。一回家,他们就更换计数板上的数字,再把儿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儿子的所有物品都装在两个行李箱中,一箱是上学时的旧物,还有一箱是从马来西亚寄回来的。时不时地,母亲刘双凤会把这些物品拿出来重新整理摆放,把衣服抖一抖、晾一晾。 儿子喜欢吃猪肉大葱馅的饺子,每逢中秋和春节,他们都会包格外多的饺子,晚餐时单独为儿子盛出一盘放在餐桌上,余下的冻进冰箱。有一年饺子做得过于多,之后的一整年都没有吃完。栗二有的小外孙打开冰箱,看到冻了一年的饺子皮变得僵硬发白,奇怪地问姥爷为什么冰箱里有“纸饺子”。 他们坚持给儿子打电话。起初是每天一次,后来改成每周六晚上拨打,栗二有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影响儿子工作。电话那头总会传来“无法接通”或“已关机”的提示音,栗二有会在那之后继续跟儿子说几句关心的话。最近几年,失望累积下他们不再设固定时间,但如同肌肉记忆一般,刘双凤一有空就会掏出手机给儿子打一个电话。 每年儿子生日前夜,栗二有和刘双凤会坐上凌晨从邯郸启程到北京的绿皮火车,坐一夜硬座,在天刚放亮时到北京,辗转地铁到达首都机场,在T3航站楼的接机口徘徊一整天,到天黑再回去。 接机当天,夫妻俩几乎不说话,就一直默默坐着,偶尔起身到平台上眺望不远处起飞降落的飞机。无数次,他们看到极似自己儿子的身影,却在距离拉近后清醒那不过又是一场幻觉。明知道会无功而返,每年他们都重复着这一行程,就是为了“万一”儿子回来了,可以第一时间接他回家。 习惯被疫情打破。疫情三年,他们没再去机场,回村的次数锐减,镜子上的计数板也因此停在一个不准确的日期上。 马航MH370上有154名中国乘客。那些失去孩子的老年家属们,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大抵都是这样围绕着“寻找”与“思念”展开。家属群里,有母亲每天一早就会在家属群里发祈福信息,祈愿全体乘客平安回家。 马航失联事件在2014年曾受到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与关注,所有人都想知道这座巨大客机到底消失于何处。2015年,马来西亚民航局代表马来西亚政府正式宣布航班失事,坠落于南印度洋。但因为缺少完整的证据链条,猜测飞机出事的前因后果的推论层出不穷,有“机长劫机论”、“外星人劫持论”、“平时行空穿越论”,还有牵扯到大国间政治博弈的“阴谋论”——飞机没有坠毁,乘客们被转移到了某个地方。 阴谋论这个名字听起来带有不可信的意味,却在多年来备受老年家属拥护。并非老年人愚昧,而是在这一推论下,飞机上的乘客至今生还的可能性最高。 坚信自己的孩子还活着,为此不断寻找飞机和人的下落,这是十年来许多老年家属活下去的唯一支撑。他们维持着孩子出事前生活环境的原貌,随时准备好迎接他们回家。 一对北京老俩口的女儿和外孙都在飞机上。十年来,他们每个月都会去孩子家里打扫卫生,做一顿饭吃了再回去,就为了让屋子保持“人气”。最近几年意识到寻找孩子的“战斗”旷日持久,为保持健康,这位70岁的父亲痴迷健身,坚持游泳、跑步,在公园锻炼。一口气,他能做四五个单杠引体向上。只是日渐年迈的身体经不住过度的消耗。去年,他因骨骼受损做了手术。 他们的亲家夫妻则是多年来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去寺庙为飞机乘客敬香,祈祷他们平安归来。 失联事发后,马航在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园建立了家属支持中心,最初是每周三次召开家属见面会,后来次数递减直至取消。许多老年家属几乎不错过每一次见面会,尽管难以获悉实质性的进展。一次见面会上,有媒体捕捉到一个镜头: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流着泪吃泡面。这位老人后来被称为“泡面爷爷”,他就是那对定期去寺庙敬香的夫妻中的丈夫。 “泡面爷爷”多年来身体硬朗,一直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参加家属活动,却在2023年的一天正吃着晚饭就从椅子上摔倒,住院治疗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与他熟识的家属姜辉为他送行那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泡面爷爷走了,多家医院都没查出任何病因,但我们都知道原因!” 马航取消家属见面会后,生活在北京的家属们开始定期与外交部、民航局的工作人员开联席会议。“泡面爷爷”夫妻和亲家,还有曾经雷打不动参加每次见面会的老年父母们聚集在这里继续追查飞机下落。这群家属中,最年轻的姜辉50岁,他的母亲在飞机上。十年来,他一直走在家属前列四处追查真相,与多方沟通,维护着家属间的联系。 每周四,老人们从北京各区坐公交车到外交部开会。会议室由传达室改造,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放着横竖两排椅子。冬天,姜辉坐在屋里感觉不到暖气的存在,他身边的老人各个都裹着羽绒服,戴着帽子和口罩,有的连手套都不摘。 这还不是最冷的地方。以前开会的场所还有不停跑风的酒店大堂,和晒不到阳光的露天小院。 房间冷,但时不时地气氛火热。正月十三,过年后第一次开会,姜辉照例提出家属们的诉求:要求马航恢复举办家属见面会,恢复给家属提供心理援助,要求马来西亚政府给家属赔偿,重新启动对飞机的搜索工作。老年家属们会在姜辉发言之后询问工作人员每项诉求的进展。 进度总是很缓慢。这天,家属提出想要外交部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出具一份关于搜寻马航进展的“中期调查报告”。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有五年没有按规定每年发布报告了。 工作人员却对家属们说,这件事应该找民航局。 家属们登时就急了。此前的文件中,曾明确规定外交部负责处理对外联系的事宜。“这不是把我们当球踢吗!”一时间,几个老太太同时提高音量,语速飞快地指责起工作人员。在一旁的几个男家属忙拉住她们,劝她们消消气。 姜辉说,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有时他希望这些老太太能在吵架中发泄出憋闷已久的情绪,但也怕她们过于生气,伤了身体。 栗二有的儿子初中起就在外住校,大学毕业后工作繁忙,每年只有过年期间回家几天。刘双凤好像已经习惯了儿子常年不在身边的感觉。她觉得母子连心,以前儿子在外感冒,她在家会突然觉得一阵揪心。2014年儿子坐飞机出事,她提前没有一点预感。这十年来,她一次都没有梦到过儿子。 如果没有旁人提起,日子这样过着,她时常觉得儿子没有失联,一直都在外地工作。 擦亮希望的火柴 飞机出事的第一年,栗二有和刘双凤的生活彻底失常了。 事发时,家属被聚集在北京丽都酒店,他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两个月,期间只有不断拉长的空等和懵然降临的噩耗。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在酒店召开发布会,宣布飞机坠海,终结于南印度洋。在台下一听到这个消息,刘双凤就晕倒在了地上。家属们的愤怒情绪被引爆,拥挤着冲上街头。栗二有在人流中护住妻子,一遍遍拨打救护车电话。 栗二有不相信这个结果,只觉得马来西亚总理是在诅咒他的儿子。 5月2日下午,栗二有在丽都酒店二楼的过道上看到一则告示,上面写着请家属在晚上六点半之前撤离酒店。直到凌晨,其他所有家属都走了,刘双凤和栗二有仍在酒店的旋转门前徘徊。栗二有心里只觉得,若是这时轻易离开,就找不回孩子了。 在家乡官员的劝说下,他才同意回家。走之前,他撕下酒店柱子上贴着的思念马航乘客的歌词海报,带回家贴到了客厅的镜子上。 网络图片 两人回家后就一直守在儿子房间里,栗二有坐在儿子的书桌前,没黑没白地看着网上关于马航的信息,他不受控地抽烟,房间里的烟熏味快要像失火一样重。刘双凤蹲坐在床边的板凳上,断断续续地呜咽。她会突然把手机摔在地上,事后神情恍惚,意识不到自己的异常。 她的精神变得异常敏感,听到什么声响都会以为是孩子回来了。因此,栗二有不敢使用洗衣机,很久没洗的脏衣服和擦眼泪的皱纸巾堆满房间。“她把所有东西都和孩子联系上了。”栗二有说,妻子不让他在屋里挂蚊帐,说这会影响儿子回家。天气热了以后,蚊虫满屋冲撞。 村里的医生告诉栗二有,吃“安定”片可以缓解刘双凤的情况,一次吃两片即可,多了会损害身体。一段时间过后,刘双凤的身体有了耐药性,得一次吃三五片才管用。8月,栗二有带她去医院,医生诊断她为重度抑郁症,治疗的药物20多天一疗程,要400多元。难以负担药价,她开了两次药就没有再吃了。 失序的生活里,唯一的念想就是坐火车去北京参加家属见面会。刘双凤总是在会上哭,栗二有则一有机会就钻进吸烟室,缩在角落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他知道自己抽得太多了,咳嗽得喘不上气来,却仍不断重复点烟的动作。 2015年3月至6月,马航为家属在见面会上提供心理咨询援助。栗二有夫妻和许多家属起初都对心理咨询师抱有抵触,认为他们会偏向马航。刘双凤也不想被人发现自己有抑郁症。在农村,人们普遍对情绪病不理解,会将其归为“精神病”“疯子”。 渐渐地,家属们发现咨询师很多时候只是关心地递来一张纸巾、一杯水,在家属哭泣时上前拥抱。开始有人走进咨询室,吐露痛苦。 栗二有猜想,自己和妻子的农民打扮与虚弱的状态引来了心理咨询师的关怀。他们与其中一位咨询师有了真心的交流。马航解散心理咨询团队后,那位咨询师仍经常邀请栗二有夫妻到家里吃饭,劝慰他们要保重身体。 听闻栗二有以务农为生,咨询师和丈夫驱车从北京到沈阳运了100多棵优质榛子树苗,在清明节前夜冒着雨夹雪把它们送到了栗二有的村里。 栗二有记得,第二天一早,女人和丈夫到地里一棵一棵把树苗种下,手把手教栗二有挖坑、填土的技巧。站在田地上,女人看向栗二有夫妻,叮嘱他们一定要照顾好树苗,等三五年后榛子树开花结果,孩子就会回家了。 在栗二有的印象里,妻子自出事一年多来都是神情抑郁,那天在地里也是头发乱蓬蓬,未洗过的脸上挂着泪痕,听到咨询师的话后脸上却像放光一样,第一次有了笑意。当时栗二有觉得,不管孩子能不能回来,妻子能状态转好就足够欣慰。他自己的心也因有了盼望而安慰。 网络图片 之后的生活有了支点。刘双凤想让树苗快快长成,催着栗二有去镇上买浇水的长水管。他们从院子里接通200米的水管,隔三差五一起端着水管去地里浇水。 春夏交替之际,树上开始长虫。那是一种昼伏夜出的虫子,白天在土里睡觉,晚上出动,能把树叶啃个干净。为彻底除虫,栗二有除了喷洒农药,还会在天黑后和刘双凤到地里捉虫。一开始他们面对蠕动的虫身不敢下手,想着为了让树早日开花结果,抓虫的动作越发娴熟。一边抓,他们一边说着之后等儿子回家,一定要把这些事都讲给他听。 捉来的虫子被存在罐子里。白天,他们到硬地上把虫子倒出来,快步将它们踩死。这成了压抑生活中的一场发泄。 树苗成片地长起来后,栗二有想出了将希望扩大的计划。他白天扎在地里,把一些树的根枝修剪下来移栽到土里,扩大了树苗的数量。他想着,榛子树越多,孩子回家的希望就越大。 实际上,关于榛子树的希望并不是咨询师给的。那位心理咨询师说,自己从未跟栗二有夫妻说过“榛子树结果,孩子就会回家”这样的话,心理咨询师不会用非事实性的信息安慰人。 大概像是在绝境中擦亮火柴,栗二有为自己和妻子种下了榛子树的希望,并在十年来无数次的叙述中对其加固。滋养这个希望的,是人在遭受重击后坚韧的生命力,以及作为父母的爱与决心。 坐在儿子的书桌前一根根抽烟时,栗二有浮想起与儿子的往事。儿子读中学时,父子俩就坐在这张桌前讨论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剧情,当时儿子说他读了英文原著,以后想去探索世界上是否有这样的小岛。命运就像提前书写好的一般。 这同样是一个他为自己坚定立下的希望。他让自己相信,儿子也许一直就在某个岛上生活。 许多老年家属和栗二有一样,在任何关于飞机去向的推测都难以被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他们愿意去想象自己的孩子毫发无损,只是被关押在某个地方。 “飞机残骸”的出现将家属的希望之网撕开了洞。2015年7月29日,第一片疑似MH370的飞机残骸在法属留尼汪岛被发现,随后在印度洋群岛陆续有残骸出现,一部分被专业机构鉴定为MH370的残骸。 栗二有在网上看到关于残骸的信息时心也沉底了。他第一次陷入绝望,开始相信飞机真的出事了。那段时间,家属群里升腾起关于残骸的纷争,有人坚决否认残骸的真实性,认为它们都是被刻意放置在海滩的,有人想要探索个究竟,捕捉关于残骸的种种疑窦。 一个新的希望把栗二有从深渊里拉了上来。在他如今已经模糊的记忆里,大约是在2016年中秋节前夕的一个晚上,栗二有照例给儿子打电话,依旧听到“无法接通”的提示音。像往常一样,他在挂断电话前兀自说了些关心的话,还叫儿子方便的时候给他发个定位。 栗二有说,没过多久,他听到电脑传来“嘀嘀”一声,亮起屏幕,竟看到儿子在QQ上给他发了一个“在”字。 他跟许多媒体都说起过这件事。有记者提出,可能是他儿子的QQ号被盗了,他却有坚固的解释。儿子失联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催促儿子恋爱结婚,儿子听得厌烦,总是回应简短的一个字:“嗯”、“好”、“中”。栗二有觉得,这个“在”字和儿子一贯口吻契合。如果是盗号者,怎么能精准地把握他儿子的习惯?他也曾拜托在腾讯工作的媒体人去帮忙查找发这条消息时儿子账号的ip地址,却没有得到结果。这让他更加相信,儿子是被困在某个地方,出于种种原因,真相不能公开。 一个“在”字给了他恒定的信念,儿子还活着,“飞机残片”也就不再恐怖。他捕捉起人们对残片真实性的质疑:有人说同一家媒体拍的同一残骸的两张照片上飞机的序列号不同,有人提出残骸上的附着物不符合其所在海域的环境。他将这些信息都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微博上。 2016年12月,栗二有借了钱,和几位中外家属一同前往马达加斯加寻找飞机残骸。他在心里不认可残骸的存在,只觉得要尽全力完成“寻找儿子”的动作。 网络图片 一上岛,他就去吞吃野果,躺在地上感受沙子滚烫的温度。他想去求证,如果自己能在这恶劣的环境下生存,那儿子也一定可以。 在沙滩上走了十多公里,一股冲动下,栗二有爬上一座被海浪冲击的礁石,对着海面用撕裂的声音大喊:“孩子,你在哪里,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 就在他放声高喊后不久,姜辉在附近的沙滩上发现了一片蜂窝状的板子,疑似是飞机残片。他叫栗二有下来看,栗二有不相信。 寥落的队伍 刚开始种树那几年春天,从树皮发青那天起,栗二有总会整晚不睡觉,就坐在地里跟榛子树说话,观察它们的生长。他是老庄稼人,以前种玉米时,他能在夜里听到玉米生长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榛子树没有声响,但栗二有能看到一夜之间枝叶颜色的细小变化。 从土黄到鹅黄,从嫩绿到青绿,每每看到小树有了新的变化,他的心底就会涌起一股震撼。 生命生长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的生活里已经罕见。儿子生死未卜,寻找踪迹的进展亦是缓慢得与静止无异。 当年因同一目标聚在一起的家属队伍,也在缓慢的折磨中逐渐变得寥落。 十年来为了儿子四处奔走时,栗二有拍了许多照片,他把它们洗出来,收录成一本厚厚的相册。大部分照片摄于事发头几年,低像素的画面里成群的家属们呼喊、跪倒、掩面而泣。 网络图片 翻到一张照片,一排中老年家属举着“坚决抗议”的牌子合影,栗二有凑近看,认出其中几人已经“和解”了。  事发后的头两年,大约有40名家属选择了与马航和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非认同“飞机失事”的判定,而是困于家境或是自身的公职人员身份。与栗二有同在河北,生活在定州的一批农民工在前往新加坡务工后搭上了MH370,栗二有从家属那里得知,这些务工者把辛苦挣来的工钱现金缝在了内裤上,和人一起留在飞机上了。这些本就贫穷的家庭,最终都选择了领取和解赔偿金。 栗二有不愿意和解。2015年12月31号,有律师打电话给他,说自己免费为家属奔走,跟承保MH370的安联保险公司谈到了250万元的赔偿金。栗二有听罢沉下声问律师:“你是中国人不是?” 律师不解地问他什么意思,栗二有依旧重复着那个问题,直到律师答了“是”,栗二有再问:“你知道二百五是什么意思吗?”律师再度困惑,栗二有说,“二百五”是骂人的话。 他告诉律师,自己纵使缺钱,也不愿受这样的羞辱。 当天深夜,律师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又争取来了2万元。栗二有觉得如此容易的谈判背后,可能有猫腻。 和解协议曾引发家属间的矛盾冲突。一些拒绝和解的家属坚持认为,领了和解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亲人去世,他们因此指责和解的家属“要钱不要人”。 但对于许多家属来说,“和解”过后的日子,痛苦没有减轻分毫。栗二有夫妻和一位生活在济南的单身母亲多年熟识,这位母亲签署了和解协议后依然时时为飞机上的儿子揪心。 她是生活在城市里的退休工人。一次会面时她跟栗二有夫妻说,自己买了一把锄头,每天一早坐车到郊区,在一块土坡上用尽全身力气种地,到晚上才回家。栗二有以为她想自己种菜吃,女人告诉他,自己只有在奋力挥动锄头的时候,才能够忘记那些让她难受的事情。 一度,家属见面会是栗二有夫妻的精神支撑。栗二有排斥旁人对他说“感同身受”,他觉得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家属们才能真正理解彼此。有一年的3月8号,栗二有夫妻计划去北京参加家属见面会,在火车站却被拦下了。刘双凤趁着一个人上厕所的机会,甩开了阻拦他们的人,独自买票去了北京。在那之前她从未独自出过远门,那天她还没有带手机。到北京后,她凭记忆坐地铁去了外交部,赶到时家属见面会已经结束了。尽管如此,她始终觉得非去不可。当时她下定决心,就算买不到火车票,走也要走到北京。 2018年11月14日,马航在第42次家属见面会上提出将解散调查团队。在那之后不久,有家属撑不下去领了和解金,还有一位生活在河南的母亲发病去世了。栗二有记得,那段时间里,希望变得稀薄,不安的情绪在家属中蔓延,它像病毒一样会传染。他也很害怕。他怕自己也产生放弃的念头。 他给自己和家属们打气。他在家属群里分享了自己和榛子树的故事,说自己在夜里与它们对话,他讲到近期的苦恼,榛子树给了他坚定的回音,支撑他继续等下去。有人觉得他出现了幻觉,他说自己相信榛子树是通人性的。他鼓励家属们一定要等到结果,就像这榛子树,每到冬天叶子凋零,熬过年照样会长出绿芽。树犹如此,何况是拥有理性的人呢?  漫长的等待终究是过于磨人。近年来,大约又有40名左右的家属选择了和解。马航自2015年起开始减少举办家属见面会的频次,最终在2018年取消了见面会。姜辉发现,老年家属的精神状态在这之后每况愈下。以往许多外地家属都会定期来北京参加活动,固定见面会取消后,时隔数月再见面,姜辉发现一些老年家属看起来变得神情迟滞、沉默寡言,有的还需要家中小辈搀扶照料着前往。 网络图片 马航许诺对家属提供的心理咨询也仅维持了2015至2016一年。一位心理咨询师在这一年里发现,许多家属的状态始终在恶化,饭量变小、睡眠减少、哭泣的次数增多。在得到最终确定的结果之前,他们无法“走出来”,心理咨询师的倾听与安慰很多时候只是起到一时的缓痛。 心理咨询能带来的帮助有限,但它的缺位造成的影响同样明显。姜辉说,一位内蒙古的家属如今已经住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需要靠大量药物和外界干预来保障生命,还有一位天津的家属有了自杀倾向,家人给窗户都焊上栏杆,请了专人看护。光是姜辉熟识的几十个家庭里,这十年来有六七位家属患上了癌症。虽然没有明确的科学研究,但他觉得家属中如此高的患癌率与他们常年的情绪压抑有强烈的联系。 与姜辉一起在北京定期追查搜索进度的十几位老人中,已有三位去世。 疫情三年,家属们见面的机会更加稀疏。解封后的一次见面活动上,栗二有见到一位故人,令他内心揪痛。那是一个生活在天津的母亲,老伴多年前就已过世,女儿在飞机上。女儿出事之前,曾把家里唯一的房产过户给了女婿。 栗二有的印象里,女人长得高大魁梧,性格很洒脱。2015年的一次见面会上,家属们哭作一团。女人朗声说,哭有什么用?要是哭能把孩子哭回来,我给你们哭。话音刚落,她就放声哭了起来。栗二有在一旁看得惊奇。疫情后再次见面,他看到女人已经瘦得脱相。交流后得知,她的女婿已经再婚。 栗二有问女人现在住哪里,女人说她也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栗二有追问,女人告诉他,自己在姐姐家住过一段时间,最近住在社区的义工房里。 他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房产的独身老年女性未来要如何生活。倘若生活在农村,人情紧密,还有亲戚邻居帮扶,而女人住在城市,更有可能遇到孤立无援的境地。 谈起对儿子的思念时,栗二有不曾落泪,只是偶尔眼眶泛红。说起对其他老年家属的担忧时,他哭了。哽咽后,他又苦笑了起来。他想把家属的故事都记录下来,但苦恼于自己表达能力不足。 2018年冬天,媒体到访栗二有家时,拍下了大片苍黄色的榛子树林。虽然已不住在乡下,每次从北京回来后栗二有总要去村里看看榛子树是否需要浇水、打虫药。他记得就在马航宣布解散调查团队那次会议之后,他在地里看到真的有几棵榛子树结出了果实。他剥开一颗,尝到一股浓郁的奶香味。他在欣喜中期待,等第二年整片榛子树都结果,便是孩子回家时。 最终,栗二有没有等来满地的榛子树开花结果,他的土地现在一眼望去光秃秃的。他告诉我,大约是在2019年的冬天,他独自回从女儿家回村,想回旧屋翻找一本曾经的诗集。走到房后的田边,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凹陷,原先茂密的榛子树林消失了,地上空留推土机的车辙。他去问邻居,才知道是因为土地流转,地被整个碾平了。 悲愤中,他接连几日在地里来回踱步,感觉消失的榛子树就像失联的孩子一样,自己拼命付出一切,却在突然之间全数落空。给予他希望与庇护的精神世界,最终在现实里被铲平了。  2021年在面对媒体拜访时,栗二有讲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他说,常年在外奔波,自己对榛子树疏于照料,地渐渐荒了。2020年,村里提出土地流转,栗二有夫妻向村长解释榛子树是孩子回家的希望,但最后还是服从于集体意志。村民铲走了树,栗二有躲在屋里不敢看。 如今目力所及,他的土地中间修起一条公路。冬日里几乎没有来往的车辆,干净的路面上只有两侧留有未融的残雪。 网络图片 时间撕扯灵魂 刘双凤很难说清自己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而变得“正常”,只能将一切归为时间的作用。最近两三年,她感觉自己情绪稳定了许多。她甚至可以容下儿子已不在人世的可能性。长久的呼喊没有回音,时间长了,她忍不住想如果孩子真的生活在荒岛,不知道能不能抗住饥饿。 “人给不了我,给块骨头也行,我也认可。”她的语气维持着惊人的平静。 网络图片 栗二有的改变发生在疫情后。那三年,他深深意识到人对抗不确定性时的无力。最困难的时候,家里买不到盐,连着几天吃没有滋味的饭菜。2023年初,他看到石家庄前一天还在严格防疫,第二天就响应国家号召实行了“放开”。他感慨世事无常,随即买了启程去深圳的车票,打算到儿子的公司索取工伤赔偿。 以前他不想接受任何赔偿,眼见着日渐苍老,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得为现实生活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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