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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9 月 15 日
中共外交部 2024 年 3 月 18 日推出的新任发言人林剑，一系列出位的战狼言论和愚忠表演成为被热议的网络笑料。 3 月 21 日，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一名记者对林剑提问：“我看了你的简历，你在丹麦上过大学，我想问一下，你会说丹麦语吗？”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林剑没有直接回答，先是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低头想了一下尴尬地说：“谢谢你对我工作经历的关心，我想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在会后交流，好吗？”接着立即转移话题说：“下一个问题。” 林剑这一表现让很多人质疑他的丹麦语的能力以及他的学历是否造假。在媒体 X 上有评论说：“正常人的反应是这个时候最少会用一句丹麦语向对方问候，这孙子明显不会”、“他完全可以用丹麦语回答这句话，在翻译一下”。 笔者想再确认一下当时的场景，但点击凤凰网的：被问是否会说丹麦语？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笑了 居然网页被删除，已经 404 了。 2024 年 3 月 22 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共深圳卫视记者提问关于斯威士兰首相拉塞尔·德拉米尼访台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剑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带着中共外交部的陈词滥调： “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之后，又追加道： “台当局拿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去供养斯少数权贵，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 ，这样的关系对双方民众毫无价值“。 林剑这段追加的评论，引来大量对中共外交政策及习近平“大撒币”的回顾和嘲弄。公众一遍遍追问，到底是台湾政府还是中共政权拿着民众的血汗钱去供养少数权贵？ 3 月 25 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林剑以念稿方式吹捧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表示：中共“始终坚持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最真实的、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林剑的这番操作被网友讽刺是“民主界的轰炸机“，一位英文推主说：让他把“中国全程人民民主”写在标语上，到天安门广场走一圈试试。有不少 X 友评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怎么一个比一个更无耻的，更战狼。 中共外交部网页对林剑的个人履历介绍只有一句。维基百科上林剑页的介绍说：“1977 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95 年毕业于武汉外国语学校，1999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同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并选派赴丹麦留学。后调任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政治处。此后，历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欧洲司参赞。 2020 年至 2024 年，援疆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事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2024 年 3 月，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看林剑的简介和履历，他应该是有基本常识和学识的人。就读过两所大学，毕业后被中共外交部选派到丹麦留学，又被派往驻丹麦大使馆政治处，还曾是驻波兰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欧洲司参赞等职。 林剑的就任及言论、表现证明中共外交系统要继续通过强硬的立场和出位的表现来竞争职位。这正是中共高层甚至是习近平本人，对于外交部发言人角色的期待和评价标准。当然在中共邪恶残暴的统治下，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个人的命运也是极为可悲的。他们要在国际舞台上维护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就是一党甚至有时是一个暴君的利益和需求，同时还需要在内部竞争和政治压力中不断迎合独裁领袖的需求才有机会脱颖而出。 笔者认为，林剑这一系列的表现是明知故为。他当上中共外交部新发言人之后的出位表演，是因为中共体制进入了越来越狭窄的内部争夺生存的境况。这些人也要去拼抢生存资源和条件，拼抢被看中、被赏识、被使用的机会，他这样的一个新战狼，就必须要斗得过老战狼。在中共极端残暴的专政体系下，要在其中生存就必须无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必须依靠一个比一个更出位的战狼言论来竞争上岗。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外交部门的发言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各自政府的扬声器，也是其国家形象和外交政策的代言人。林剑一亮相，其言论就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和嘲弄，让习近平上任以来的中共外交“战狼”风格愈加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实际上，无论是华春莹、赵立坚，还是林剑，他们的言论和表现都对中共政权形成了高级黑的效果，因为恰恰是他们的极端战狼化的言论和表现，让国际社会越来越对中共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了。 林剑指责台当局拿民众的血汗钱供养少数权贵的说法，引发持久和质疑和嘲弄是可以预想的。台湾有宪政民主制度，台湾政府的外交工作得到台湾人民的授权。反而中共恰恰是一直在拿着民众的血汗钱，满世界去购买认可和支持。事实上，近十多年习近平在任期内拿着金钱满世界“大撒币“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用语。 而在今天中国经济下滑，失业率高企，越来越多人的生活状态迅速返贫的处境中，人们必然会思考中共从建政开始，对外援助的天文数字的资金和无以计数的物资和劳力，都是在满世界拉拢共产主义事业的同盟军。在中共自己宣称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共为了在国际社会建立同盟，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事务上购买选票，特别是中共对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大量援助，是中共在对外输出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中共慷慨的拿出金钱、粮食及各种物资，在国际上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票箱联盟，这也为中共在包括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行贿舞弊，为国际社会不齿。 例如：有资料记载，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曾经透露，从 1964 年到 1979 年，中共给了阿尔巴尼亚 90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 200 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 4000 多元的红包。而当时中国城市人口的年收入约为 200 元，农村大量人口则处于赤贫状态。 另外一个案例：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大饥荒，造成至少四千万人饿死。根据中共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 年 4 月，中共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捐赠几内亚一万吨大米，支援阿尔巴尼亚 15,000 吨小麦 (不知道这批小麦是否从加拿大购买的那批)，援助刚果 5000 吨至 1 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 年 8 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 15 吨。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共高层对于大饥荒中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完全清楚，但是蓄意掩盖真相。1961 年底，时任中共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曾经对大饥荒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20 世纪 80 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作报告时透露，说大饥荒发生后，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记录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1962 年，大饥荒有所缓和，但全国许多地方仍然极度缺乏足够的粮食。中共决定在盛产小麦的加拿大购买了三船小麦。但在运回中国的途中，中共当局收到了当时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的粮食援助请求。于是，中共当局毫不犹豫地指示，三艘满载小麦的货船掉头驶向阿尔巴尼亚。 此类种种，不胜枚举。 对中国民众而言，中共的外交政策毫无疑问是敲骨吸髓的外交政策，它吃掉的是其统治下的中国民众的生存资源和空间。而中共的习时代战狼外交侵略性风格的日益加剧，也是让这个国家被全世界敌视和孤立的主因。 2024 年 4 月 1 日 作者盛雪 本文来源：《中国之春》
据小区业主彭娜回忆，何某在对孩子动手之前，最先想扔的是婆婆，“老太婆被拖到那里（阳台）去，但她摔不动老太婆，体重太重了”。 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视频显示，何某一边拽着小儿子，一边带着哭腔大喊：“我有病，我有病，我有抑郁症。”据彭娜回忆，何某后面还有一句：“我养不起娃，要死一起死。” 高北陵解释，无论是事发后的善后，还是事发前的预防，国家都有完善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但是因为精神疾病具有隐蔽性和偶发性，加之公众对其了解有限，所以精神疾病患者危害社会的情况时有发生。 早上7点左右，家住22楼的彭娜，看到对面楼栋同楼层的家里发生了激烈争吵，其中一名女性甚至将菜刀、衣服、板车等从阳台扔下。 7点50分左右，彭娜报警了：“警察来了，就不会出大事情。”然而后续事态走向失控。 据重庆市巴南区警方通报，2024年4月1日7时许，37岁的女性何某在家中突发躁狂，持菜刀将其婆婆砍伤后，将3岁幼子从窗户抛下致其坠地身亡。目前伤者无生命危险。何某已被警方控制，亲属邻居反映其近期精神行为异常。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由于案件性质恶劣，很快引发外界关注。事件发生后，围绕何某是否为精神疾病患者，以及针对此类群体如何进行管理的讨论也此起彼伏。 多位受访者表示，当事人在案发前和案发时，均有过精神异常的表现。法律和司法精神鉴定专家表示，国家对精神疾病患者类刑事案件，在事发后和事发前，都有明确和完善的规定，需要全面科普精神疾病对社会的危害，学习应对措施。 1、客厅里的争吵 当天早上，丽都锦城小区3栋侧面底商沙县小吃店的老板娘，听到了动静：“那个女的说要摔人，我看到阳台上还有人。”她说，以为是普通的家庭矛盾，没有太在意。 9点左右，看到小区门口的警戒线拉起来了，她才知道真出了事。 彭娜住在2栋22楼，目睹了案发过程，自称是该起事件报警者。她解释，自己家和何某所在的3栋22楼正好相对，从阳台看过去，可以清晰地看见对面客厅的情况。 彭娜回忆，早上的争执持续了一段时间，不仅没有平息的迹象，看上去越来越严重。事后了解到，和何某吵架的年长女性是其婆婆。 事态严重起来，彭娜感觉不太对劲，便站在阳台上朝着对面大声呼喊，希望能让何某冷静下来，但是不起作用。事态很快升级。何某转向大儿子，企图把大儿子扔下楼。“因为刚好周一，大儿子要去上学，手里还抱着篮球。”一名围观的邻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儿子挣脱了妈妈，篮球也掉了下来。 又过了一会儿，看到何某要扔小儿子，彭娜便大喊：“妹嘞，你不要这个样，孩子是无辜的，生命只有一次，好好珍惜。我们是邻居，我不会害你，有什么事情我给你沟通。”她说，自己一直试图通过喊话，稳定何某。 网络图片 2、婆婆曾被伤过 据住在同一小区的邻居韩敏介绍，何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6岁，小儿子3岁，平时由爷爷和奶奶照顾，何某夫妻俩最近一个月才回来，平时在外打工。 据彭娜回忆，何某在对孩子动手之前，最先想扔的是婆婆，“老太婆被拖到那里（阳台）去，但她摔不动老太婆，体重太重了”。等到警方到达，婆婆被人用担架抬下楼，彭娜隐约看见婆婆左下肢和左手臂都受伤了。 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业主群视频，证实了彭娜的说法。视频中，何某屋内的紫色沙发被横在门口通道，鞋子、饮料瓶散乱一地，警方不得不踩着沙发，把婆婆抬出来，婆婆左臂和左腿都绑上了绷带。 韩敏觉得，何某砍婆婆，是因为婆婆经常向着儿子说话，“大约半个月前，何某已经砍了婆婆的手一刀”。据韩敏回忆，案件发生的时候，何某还在打着电话，“应该是老公，但老公好像没接”。 事后回想，韩敏觉得何某婆婆其实有更为稳妥的应对办法：“媳妇当时气头上，就不要怎么她了，赶紧把孩子带出来。” 据小区业主群的视频显示，将小儿子扔下楼后，何某左脚伸出护栏，也欲轻生。大儿子一直拉着妈妈的手，后来民警和消防人员赶到，一起救下何某。 当天13点35分左右，南方周末记者在丽都锦城发现，现场警戒线已经撤离。14点左右，5名民警从3栋22楼下来，用塑料袋装着白色物品，还有一名民警手提一个现场勘察箱。14点10分左右，小区物业劝说围观群众离场。15点46分，警车开离小区。 网络图片 3、预防与善后 警方在通报中，用到了“突发躁狂”的字眼。与之对应，南方周末记者在小区业主群当中获取的视频显示，何某欲将小儿子抛下楼时，一边拽着小儿子，一边带着哭腔大喊：“我有病，我有病，我有抑郁症。”彭娜回忆称，何某后面还有一句：“我养不起娃，要死一起死。” “‘躁狂’的确是一个医学概念。”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治医师易慧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准确的医学术语叫“双相情感障碍症”，它会表现出躁狂和抑郁两个相反方向的极端状态，并且两个状况之间彼此会切换。其中，躁狂的情况主要表现为情绪躁动、摔东西、伤害他人，而抑郁到一定程度，则是伤害自己。 易慧曾从事过多年的急诊工作，她说，通常而言，“双相情感障碍症”病人不会被送到综合医院治疗。而是在对他人及自己造成躯体上的伤害后，才会被送到综合医院救治。有不少病人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病人家属通常会出示精神疾病方面的病史记录，等到外伤疗愈之后，医生会建议转院到精神类专科医院治疗。 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宾水林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就是说，有精神疾病的人不用或者减轻负刑事责任，但是得‘强制医疗’。”宾水林说。 而对于未做出危害他人和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宾水林解释，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 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深圳市康宁医院医学鉴定室主任高北陵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出事以后，精神病人虽然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需要“强制医疗”，各个地方的具体规定有所差异，通常而言，需要两年时间以上；而在出事以前，应对这类群体的办法是“非自愿入院”。 “虽然没有用强制两个字，其实也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对有危害社会迹象的精神障碍群体，需要住院治疗。通常而言，主要由病人的单位、居委会、村委会和警方，送病人入院。 如果出现对方伤害到自身安全的情况，病人家属也可以将其送到医院。“2013年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就有了，只不过送的机构不明确，有了精神卫生法以后送的机构都明确了。”她解释，为了避免送错，也设置了保护机制，“进去后如果不服，7天内可以提出异议，然后再不服，可以申请鉴定，都有法律保障”。 高北陵解释，无论是事发后的善后，还是事发前的预防，国家都有完善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但是因为精神疾病具有隐蔽性和偶发性，加之公众对其了解有限，所以精神疾病患者危害社会的情况时有发生。“其实应该加强科学和法律普及，让大家了解这个病的危害，还有律法上的应对措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
今天这个视频超火，很多大v达人在争相转发，多家媒体也发布了相同内容，小孩在学校里造句：我长大以后想____因为_____所以_____。 他说他想当中行的行长，继承他爸爸。因为他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他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副行长，所以他想继承他的家产。 好一个“实话实说”的节目，造个句，要捅出天大的篓子，怕是以后学校都不敢让小孩子造句了。 网络图片 我只能说，实在太特么叼了，尤其是他最后那句“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得，农发行成他们家的家产了，那可是国务院直属的政策性银行。 不过吧，前行长是爷爷，现行长是爸爸，副行长是妈妈，似乎这小孩说得也没什么问题，确实是他们家的了。 要搁在200年以前，我一点也不奇怪，谁震惊谁傻叉。但放在2024年，我感到可怕。还记得之前网上流传的那句调侃的话吗，好的职位像艾滋病一样，只通过母婴、血液和性传播。 有网友说，童言无忌，一个小孩子而已，谁知道他是不是吹牛？ 可你有没有想过，童言无忌，万一恰恰是真话呢？而且我觉得在小县城里，这种事似乎没那么“奇怪”吧？只是很少能被披露出来罢了。 更何况一个小孩子而已，他都已经早早树立起这种可怕的价值观念了。这些事情根本不需要传授，如果真如他所说，爷爷是行长，爸爸是行长，妈妈是副行长，那每天的耳濡目染，自然让他觉得自己就只需要通过“继承”的方式，得到那个位置。 或者说，平常他父母在家里灌输的就是那种观念。否则一个普通家庭的小孩，每天幻想着自己的父母、爷爷是银行行长，是不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再说既然是“幻想”，谁还当行长？他又为啥不去其他银行当行长？ 那个苏联的笑话各位都有印象吧？ 将军的儿子问：“爸爸，我长大了可以当将军吗？”父亲答：“当然可以。” 儿子又问：“那我可以当元帅吗？”父亲答：“不行，因为元帅也有自己的儿子。” 估计用不了多久，农发行的各分行的群里就要开始让大家谨言慎行赶紧排查那是谁家的小孩了。不过现在嘛，一些人在讨论要不要追究老师的责任，因为这个老师把视频“发了出来”。 这世界之颠倒，实在让人忍不住拍手叫绝。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真的是行长都还没急，先把太监急死了。尤其是最后一个，都扯到未成年人隐私上去了，是不是下一步就要把发视频的人抓起来严厉打击一下，杀鸡儆猴？ 不过他们有一点没说错，无论如何这个拍视频发视频的老师，恐怕都没什么好下场了。 如果是摆拍，那想都不用想，他完了。 如果不是摆拍，那也想都不用想，大概率是干不下去了。 无论什么结果，都是坏结果，还能去做，不管他是怎么想的，我都要说一句老兄，佩服。舍得一身膘，敢把行长拉下水，扫腐不就缺这样的人嘛。 最后，这种类型的事远不是第一次发生，之前电力、烟草、教育届都曝光过同样的问题，还记得那个子孙三代都在烟草公司被夸有“奉献精神”的事情吧？还记得那位江西周劼吧…… 讲到周劼，不得不说，还是周公子诚不欺我啊，果然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竹不倒
今天一位年少有志的小朋友火了。 老师让小朋友用因为所以句式描述自己长大后的理想，视频里的小朋友不卑不亢地说，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爸爸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妈妈是副行长，所以： 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国有的农业政策银行，创立至今整整30年，刚好是三代人的时间。 三代人服务一家公司的新闻其实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比如三代电力人、烟草人、帽子人之类的大家都已经麻木了。而且相关新闻语气都做到了尽量谦和，比如《三代烟草人的传承与守望》里描述的河南濮阳一家人，之所以三代人都在烟草系统工作，主要是为了： 接力守望烟草事业。 可今天的小朋友明显还没到谦虚的年纪，“继承我们的家产”这句话语气像极了全家都在江西省告诉集团工作的周公子。 小行长，大星叔叔要批评你一句，你看杨乃悟一家三代煎饼人，他骄傲了吗？ 大星看到，今天全天网友们包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都在帮小朋友找爸爸。 最后还是新浪财经金融一线拿到了独家，知情人士回复他们说： 农发行总行确认无此情况。 大星问了问，小朋友的爸爸确实是行长，不过是个中部某省县城的支行长。今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再次回复说，小朋友的爷爷是支行的普通员工，已经退休近20年了，他的妈妈是普通的科级干部。 许多年前，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老师在《中县干部》这篇论文里描述过这种接力奋斗的场景，小朋友一家就是很典型的奋斗型县赵。 其实大星理解小朋友和周公子“家族传承我辈责”的情节。翻翻银行业的财报，剔除招行这种平均收入比较高的商业银行，只说国有六大行，180万多员工，去年平均薪酬区间是32万到43万。 一个家族几口人在县城要都是这个收入水平，谁还愿意去北上广深住合租房挤早晚高峰的地铁？ 长此以往当然不行，所以很多行业颁布了“三代血亲不得应聘”之类的规定。大星看过澎湃新闻对这类规定的点评，他们说，政府部门、国企、事业单位都有类似规定，防止近亲繁殖、裙带关系，在制度层面并不缺乏规制。 作者认为这本该是常识的东西，迟迟不能普及或许说明回避制度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被强调和执行得还不够。 说到这个大星想起一个苏联笑话。老将军的孙子问爷爷，“我长大了能当将军吗？”爷爷回答：“当然可以了”，孙子又问，“那我能当元帅吗？”，爷爷回答：“不行”。孙子问：“为什么啊？”爷爷回答： “因为元帅也有自己的孙子。” 要不这样吧，以后相关规定定的细一些。比如父母辈当了行长的，子女不能在这家银行当行长。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有网友跟我说，桂林一学校因为学生私带米粉进入，被记过并停课三天。图片上大致能看清，“由蒋xx同学无视学校禁止外卖进入校园规定，其不文明行为在其他学生中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对蒋同学记过处分并停课三天，希望各位同学引以为鉴。” 这本该是一场杀鸡儆猴的震慑，结果却引发了其他学生在这条学校“通知”旁边发起的自主“悼念”行为，那是一种“不满”的表达。 他们会不满，完全不出乎正常人的意料，不过学生会用“悼念”的方式表达出来让我挺没想到，估计学校也是一脸吃惊“他们竟然敢？” 这的确是应该吃惊的，倘若只有一两个学生这样去悼念了，结果无非是多几张通报的纸，多几个被记过和停课的学生而已。 真有那么严重吗，悼念一下都不行？夸张了吧…… 至少在我看来是不夸张的，否则那第一个被通报的学生也不至于得到处罚，更不至于得到停课三天加记过这么严重的处罚。 有些学校，是会把记过录入学生档案里，让你带进社会的，那本就是他们手里的一把用来威胁学生和家长的“枪”。 可他只不过是带了一包米粉进到学校，各位是不是对米粉有什么误解啊？比如这玩意儿吃了上瘾，或者污染空气？ 显然不是，一包小小的米粉哪有那般强大，它唯一带来的效应只是对权力的忤逆和对利益的侵犯，这一点你只要不是第一天来这里，就能想的明白。 反倒是我一直没弄明白，一个负责教书的地方，为何平白无故获得了插手他人生活的权力，甚至管你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这是不是会有点太过于逼仄了？ 以前聊过这个话题，一种二逼的规矩不会无缘无故出现，有时候它需要双边促成。如果大家都不同意一件事，单靠某一方面强制行为，很容易引发撕裂和反响，那么他们多少会慎重。 学生只能在学校吃饭，发展到不准携带食物进入学校之前，还有一个学生吃坏了肚子找学校负责的起源。有些家长无论孩子的食物问题由什么引发，在哪里引发，一律找学校，流氓配流氓，那学校自然很乐意顺着他们的理由，把这笔不菲的意外之喜收入囊中。 一个学校有了应对之策，等于所有学校都有了应对之策。倒霉的，无非是被裹挟在其中却并不流氓的另外一群人。 这些跑去悼念的学生，可能就是另外那群人。在他们看来自己吃什么、去哪里吃是自己的权力，学校可以在学习的范畴之内约束自己，但在那之外，他们无权干涉。 只不过，这些人又没有其他办法，也没有支持的声音，于是他们只能进行这种孱弱且无声的方式来表达对学校的抗议，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在这方面挺同情他们的，我上初中那会儿，放中学意味着自由，只比放晚学稍逊一筹。至于吃饭，你去天上吃都没人管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随着楼市行情的不断变化，一些中产家庭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房产持有与财富保障无法画等号，曾经重金购入的房屋，甚至可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大的风险。 作为舶来概念，“中产”在国内的定义并不十分明晰。由于所处环境的差异，人们对这一身份也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但能形成一定共识的是，在一二线城市有一套及以上房产，并有着较为体面的收入，大概率能够进入中产家庭之列。 和欧美国家有所不同，国内中产家庭的资产配置，往往偏好于房产领域。在房屋价格处在上行期时，他们凭借相对独到的眼光和较为超前的意识，赚得了一笔财富。这其中还有不少人，会在资金积累至一定程度时，进行房产置换。 在早先的这股浪潮中，“小房更换为大房”是更为主流的选择。彼时，房产被视作财富的象征，也一度成为保值、增值的理财工具。但随着楼市行情的不断变化，一些中产家庭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房产持有与财富保障无法画等号，曾经重金购入的房屋，甚至可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大的风险。 网络图片 生活压力的增大致使内心安全感日渐降低，这也成为了部分中产的心病。在这类心理因素的驱使下，“反向换房”的现象开始在房市出现。借由这一方式，有人摆脱了巨额房贷，有人获得了更充裕的流动资金，也有人背上更重的负累。 01 以不动产换现金， 掌握人生主动权 五年前购置房产时，李一象未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走上“反向换房”的道路。那时，他正处在职业上升期，稳定的收入让他颇有底气。30岁这年，与家人协商后，他在北京东四环购置了一套总价750万元的新房。 对在外企做技术主管的李一象而言，每月2万余元的贷款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他有自己的判断基准，“只要生活质量没有大幅下降，这个房子就是正向资产，后面能卖上什么价格，那不是我们这种买刚需住房的人要考虑的问题”。 买房的前两年，他和妻子过着相对体面的生活：每年有一次出国旅行，偶尔到奢侈品店里置办一点儿行头，出门吃饭时很少会把价格作为重要参考因素，隔三岔五和朋友开着车到郊区露营。与身边的人闲谈时，他们的话题常常涉及未来，“一直好下去”是他和同辈人的希冀。 然而，事实是计划远不如变化快。受疫情影响，李一象的工作出现了数次波动。最先到来的是降薪。由于业务无法顺利开展，李一象看着工资卡里的数额逐月递减，却无能为力。紧接着是公司的改组和裁员。作为技术骨干，他算是侥幸“躲过一劫”。 也正是在收入走低的那段时间里，他产生了换房的想法。在与一些中介交流的过程中，他得知，过去换房的城市中产，大多以改善居住环境为目的。可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研究起“以大换小”的方案。多数人的出发点，变成了希望得到一笔可以灵活取用的现金，来抵御潜在的风险。 网络图片 2023年年中，李一象从114平方米的房子搬出，住进73平方米的新房。房屋的面积变小了，但李一象却因此得到了200多万元的现金。他说：“这是那个阶段的我所能想到的维持生活水准的最佳方案。” 推动李一象“反向换房”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是失业。他记得格外清楚，那是个周末，他还未起床，大老板给他打来电话。对方开门见山——公司被收购了，给他留下两个选择：要么办好签证，来美国本部工作；要么就接受赔偿，等待裁员。考虑到家庭，李一象选了后者。这也极大地加速了他的换房进程。 不过，在出售房屋时，他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当下房市不景气，看二手房的人本就不多，更何况是动辄七八百万元的房源。所以，每遇到一个潜在买家，李一象都比中介还积极。他耐心讲解，显得诚意十足，还将挂牌价一降再降，等了几个月，终于把大房子顺利出手。 在选择小的房子时，李一象的角色转变为买家，轻车熟路的他也通过砍价，省了十几万元。一通操作下来，李一象如愿完成换房大计。换房后，他的焦虑情绪得到了极大缓解，他说：“换完房，最直观的感受是手头有了‘活钱’，生活的主动权也在自己手里了。” 如今，接受了企业裁员赔偿的李一象，已近半年没有工作。他想短暂停下来，换一口气，看看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换作以前，他只是想想，断然不敢付诸实践。他说：“过去，房子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一直推着我往前走，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消费降级’了，但其实拥有了更多的自由。” 02 搬离城区， 过不那么“卷”的生活 在“反向换房”时，中产的关注点除了空间大小，往往还涉及房屋的地理位置。今年年初，36岁的陈璐就举家从北京城区搬到了郊外，随住房位置变更而来的，还有生活方式上的种种调整。 过去许多年，陈璐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她用了并不长的时间，就从“小镇做题家”变为“新北京人”。在金融业工作的她，也始终是他人眼中的“搞钱能手”，在财富积累方面，她已走至前列。这些外在的标签，很难让人想到陈璐会有换房的想法。 网络图片 搬离城区的念头是在病房里产生的。去年年初，陈璐上腹部隐隐作痛，持续了大概半个月。实在疼痛难忍时，她才放下工作，到医院就诊。此前，她的身体已经频频发出信号，处在“小病不断”的状态之中。 检查结果显示，她的胃部长有肿瘤。不幸中的万幸是，病变处的切片为良性。做完手术，陈璐依旧感到后怕，平日里因工作而养成的各种损害身体的坏习惯，在她眼前一一浮现。她反复问自己：“拼了命地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她始终记得自己刚来北京时的答案，是“要过更好的生活”。但现在的一切，似乎正在背离最初的设想。 六年前，她在北三环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装修接近尾声时，她身处其中，发出“终于有家了”的感叹。可这些年，除了居家办公，她在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出差、见客户、做项目，占据了她大部分时间，她说：“有时为了方便，我甚至在公司附近的酒店将就一宿，然后醒了接着去上班。” “钱确实赚了不少，但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生活质量。”在意识到这点后，她又思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关系。最初，她打算到郊区买个小院，时不时去待上几天，可一想到自己有家都时常不回，便就此作罢。 做事果决而条理清晰的陈璐放弃了这一方案，转而思考“当发现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无法平衡时，能不能提前过退休生活”的问题——她看过类似的报道。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她反应过来，自己也可以去尝试做新闻里的那个主角。 她算清楚自己的资产，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卖掉城里的房子，换个郊外的，哪怕不工作，也能过很久”。趁着房价稍有回落，陈璐置换了一套位于京郊的更大的房子。尽管领导再三挽留，她还是提出了辞职。 网络图片 半年多过去，陈璐能察觉到自己与之前相比的种种变化。首先是物质层面——现在的她，会将消费品分成必要的和非必要的。过去一些带有符号性质的商品，已不在她的选择之列。心境自然也随之变动——她变得更为平和，还培养了养花、徒步等爱好。她说：“拖着疲惫的身子太久了，确实想体验几年没那么‘卷’的生活，至于以后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 03 走出“中产围城”， 从住房起始 在接受采访时，李一象和陈璐都提及了一个词语——“围城”。他们二人都认为，“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能较为精准地形容他们当下的状态。而“反向换房”，正是他们向“围城”之外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并非所有中产家庭都有意愿走出“围城”，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一边怀着心病，一边努力生活着。房产中介刘惠已有十几年从业经验，在她的观察中，“反向换房”的人群大多分为三类：前两类分别是为适应市场变化、需要资金做其他投资准备的人，以及手头有较多房产、打算腾出价值较高的不动产以求变现的人。 第三类人，则是为了满足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刘惠说：“它与‘正向换房’在本质目的上是一致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家庭能拥有相对舒适和便捷的居住环境，同时又安心地握有一定数额的资金。当职场压力过大和房贷来源不稳定的时候，这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网络图片 但刘惠也说，这样操作的弊端也较为明显，因此，“选择‘反向换房’这类财富增值策略的人还是较少”。“反向换房”虽然能够起到降低杠杆、换取现金流的作用，但整个过程中也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最常见的是，在完成房屋置换后，有些人会后悔。 “房价永远涨”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当潮水退去，依靠房地产走入中产行列的人们也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向前行去，无数未知因素或许会成为生活的“拦路虎”，而向后挪动，似乎能短暂地从困局中脱身而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些担心生活向下滑落的人，在勇于冒险和谨小慎微之间，会倾向于选择后者。 但话说回来，无论是“正向购房”还是“反向换房”，都不过是资产配置的一个环节。真正影响中产生活本身的，仍旧是人们对自己的清晰定位，以及对待当下境况时抱有的心态。起码，“换房”这件事，就已经向一些中产昭示了一个道理：生活从来没什么绝境，任何时候都有得选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即使不知道“谭秦东”这个名字，但上面这张对比照，恐怕很多人也都见过。 2017年12月，谭秦东发了一篇题为《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网帖，批评当时大火的鸿茅药酒可能会对老年人造成伤害。 虽然这篇帖子只有2241个阅读，但鸿茅药酒以他恶意抹黑造成自身140万元经济损失为由报警，2018年1月，内蒙古凉城警方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将谭秦东跨省抓捕。 在凉城县看守所被关押了97天后，谭秦东于2018年4月17日重获自由，他那张出看守所的照片也火了，成为几年来网络热点经典照片之一，并被人不断地翻出来证明着什么。 左边的谭秦东，面带微笑，戴着眼镜，阳光而自信，标准的职业照，符合人们对医学硕士和中产阶级的想象； 右边的谭秦东，神情委顿，目光呆滞，身体姿态畏畏缩缩，很难想象，短短几十天，人会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我更没想到，再看到谭秦东的消息，竟然是说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3月25日，谭秦东发布消息，表明自己“鸿茅药酒事件当事人”的身份，宣布因病提前退休。 据红星新闻报道，谭秦东之所以要提前退休，是因为他的慢性肾病已经发展到第四期，即肾衰竭阶段，以谭秦东的专业知识判断，病情“基本不可逆，预期寿命只有一二十年。 可他只有44岁啊。 就算乐观估计，谭秦东也就只能活到六十出头。但变数很多，“不能劳累，尤其不能够感冒和感染，不然可能把我提前送去透析了。” 如今的他，吃饭喝水都必须精密计算，保证营养摄入充分的同时还要避免过量，以免给身体机能造成负担，就连一次长途坐车他都怕受不了而拒绝。 网络图片 真没想到，他的身体已经遭到这种地步了，为众人抱薪者，注定要被冻毙于风雪了。 如今，谭秦东说，“人生已经进入倒计时，不如索性做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他计划写散文、学吉他和做科普。 在3月25日，他发文称，自己会站在一个得了重病的人的角度去讲述他在内蒙古97天的生活，记录自己如何入狱，以及在里面的心情和身体的变化。 可是在红星新闻的采访结束前，谭秦东突然提到曾写过几篇自传性质的文章，里面有2018年的一些经历，成文后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不发布出来，“主要是不想惹麻烦，或者给一些人惹麻烦也不好”。 这真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了，他本可以无所畏惧，但他还是学乖了，学聪明了，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说真话要付出的代价。 我不知道谭秦东如今的健康状况，和那97天的经历有没有关系，但红星新闻报道中的一个细节，肯定有关： 失去原本的工作，又被两家公立医院、一家私立医院以“影响不好”拒绝录用后，谭秦东辗转进入一间诊所。 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赤裸裸的现实：刺头儿不被欢迎，没有给说真话的人留下容身之地。如果你做了什么不受欢迎的事，你要承受的，不止当事人的攻击，还有旁观者的冷漠。 我很好奇，如果谭秦东提前知道了后来的结果，他还会去写那篇文章吗？ 我想，他应该不会了吧。 他不是斗士，也没准备牺牲自己，他甚至都不够勇敢。勇敢，得是知道严重后果之后，仍然一往无前，那才叫勇敢。他不过是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出于一种朴素的道德正义感，说了一些实话和真话。他哪里会想到，如此平常的事情，会招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说实话，他甚至也并不完美，他的用词确实有些夸张，缺乏严谨性，你甚至可以怀疑他也是为了流量，可这些不完美，是不是就必须要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巴金说，讲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 可事实往往相反，说真话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就是要付出代价。而悲哀的是，我们中并没有什么都不怕的斗士，能有谭秦东这样站出来说话的普通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们本该赢得尊重与荣誉，健康与金钱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市场化经营的医院，必然顺应市场逻辑——降本增效，规培制度正好给了医院在人力成本方面降本增效的机会。压在医学规培生身上的三座大山：收入待遇差、劳动强度高、学习收获少。“谈奉献时是医生，谈待遇时是学生”，为了一纸规培证，专硕规培生被迫做牛做马。现有制度下规培生不受劳动法保护，但规培生依然可以通过反抗告诉那些把他们当作廉价劳动力的人一个明确的信息：这届牛马不好使了！ 近期，医学规培生自杀的新闻频频传出，引起公众对医学规培生劳动状况的关注。主流媒体报道留给公众最大的印象，便是专硕规培生高强度的劳动和微薄的工资。但规培生在规培制度下的如此遭遇，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规培制度是怎么来的？规培制度下规培生的劳动状况如何？规培生为争取改善自身劳动条件做了什么？规培制度压迫人的社会根源又是什么？都来看一看吧！ 规培的“初衷” 规培制度的全称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这一制度要求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在完成五年的本科教育后，必须在具备“规培基地”资质的医院进行为期三年的培训，才能成为医院的正式医生。在这三年的培训中，医学生的身份是“规培学员”，需要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科室进行轮转，参与科室的日常工作及各种教学活动，“在具体的临床工作中进一步学习各种医学理论和实践技能”。 规培制度替代了原先医学生在本科阶段完成四年理论课+一年实习便可成为正式临床医生的教育模式，搞了一套更复杂的“成体系”的标准化培养制度，将医生的培养年限拉长了三年。规培制度的“初衷”旨在让医学生在进入临床工作成为正式医生前，得到更充分、更规范的职业实践训练，以提高职业素质和实际临床诊疗能力。 2013年国家卫计委等发布《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规培制度在我国正式推行。从此，在招聘和晋升中要求职工接受过规培并取得规培证的医院逐年增多，使规培几乎成为强制；2014年，教育部等发布《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提出从2015年起，所有新招收的临床医学专业型硕士同时也是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学员，即专硕与规培并轨。 自此，规培便有了“社会规培”和“专硕规培”之分。“专硕规培”由于其只需花费三年时间，便可同时获得规培证+硕士学历。相比同样花费三年时间获得仅获得规培证而无学历提升的“社会规培”，以及需要经历三年学术研究+三年社会规培花费共六年时间才能同样获得规培证+硕士学历的医学学术型硕士，无疑更具性价比。因此报考医学专硕的学生数量与录取分数线连年水涨船高。 医学生群体中，遭受规培制度剥削最重的，对规培制度最为不满的，也正是属于“专硕规培”的医学专业型硕士。在很多属于大学附属医院的规培基地中，专硕规培生的比例在全院规培生总数量的占比往往超过一半，这一比例在部分医院更有逐年升高的趋势。我们将主要围绕专硕规培生的状况展开介绍。 扭曲的规培制度 纵使在官方宣传中，规培制度的实施对于临床医生的培养多么重要，十年来规培制度的推行和落实有多么成功，但每一个具体的规培生个体感受到的却是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收入待遇差、劳动强度高、学习收获少。 收入待遇差 规培生根据“社会规培”与“专硕规培”的区分，其收入也有差别，由于硕士点/规培点数量、专硕规培/社会规培招收人数的不平衡以及国家专项资金补助的差别，“社会规培”的收入待遇会高于“专硕规培”。丁香园论坛2020年对3023位规培生进行调查，发布了《规培生存现状报告》，指出有67.7%的规培生每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在专硕规培生中，每月收入3000以下的人数占比高达84%，平均收入水平不足1000元，其中甚至有20%的专硕规培生出于各种原因没有收入，存在规培补助不能按时发放的现象。对于大部分专硕规培生，月收入仅仅只够满足个人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再考虑到大多数医学院校的专硕学费高达每年一万元以上，部分专硕规培生在这三年的专硕并轨规培经历中，还要倒贴钱。 网络图片 劳动强度高 医院的职工在病人入院——进行诊疗——出院这一流程中，需要合力协作完成复杂多样的劳动过程。这一劳动过程包含了很多基础性、机械性、重复性的劳动。病人入院时需要问诊，撰写入院记录，拉心电图，进行谈话签署各种知情同意书。病人住院诊疗过程中，上级医生的查房指示，病人的各种检查结果、病情变化需要记录，并向上级医生汇报，上级医生下达的医嘱需要有人在电脑上操作上传，病人的一些检查、治疗需要医生陪同，还有送样本等跑腿工作。病人出院，也有出院小结、随访等工作要完成。在具备“规培基地”资质的医院，这些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一般都由规培生完成。此外规培生还要每周担任1-2次的一线值班人员，于早上8点至次日上午上级医生查房结束，这一超过24小时的值班周期中在病房待命，对病人急症等各种突发情况随时响应。 在相当一部分规培基地中，科室人员配置由数名中、高级职称医生和十几二十名规培生组成的情况不在少数，科室的正常运转完全依赖规培生的廉价劳动。而规培生对自己的劳动毫无自主权，科室收多少病人，病床周转率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权都在上级医生，上级医生决定提高上述两项指标，规培生便只能接受伴随而来的工作量增加、工时拉长。丁香园的《规培生存现状报告》显示超过80%的规培生平均每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更有20%的规培生工时超过10小时。与此同时，规培生却没有资格分享科室绩效增加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即使有，相比科室里正式医生的绩效奖，也是杯水车薪。更有甚者，规培生还会被上级医生要求干如取快递、取外卖、替开会、做ppt等分外活，或者被科室的护士要求分担原本属于护士职责的工作内容。 “大年初六上了三十多个小时班不眠不休。可是事情还是做不完，总是做不完，每天都在加班，明明是假期，可是我在加班，初七加班，初八加班。我以为熬过这几天就好了，可是这就是个死循环。” ——湖南省人医规培生曹同学的遗书 学习收获少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常被规培生调侃称既不规范，也不培训。在日常临床工作中，规培生往往被各种文书工作和杂活淹没，能够接触有水平的诊疗行为并从中学习的机会并不多。这种情况下，规培生看书查资料自学的效率，还要比在日常临床工作中学习的效率更高，这与规培制度希望通过实践训练来提高医生诊疗水平的目的背道而驰。很多高年资医生会说，病历文书的书写也是对医学生临床思维的锻炼，但高强度的工作量压下来，使得规培生只能“赶工式”地干活，完全无法兼顾临床思维的锻炼和学习。规培生的学习质量，也受规培基地和科室能够投入多少教学资源、带教老师有没有空，愿不愿意教学的影响。 除了上述压在全体规培生头上的“三座大山”，现行制度对于专硕规培生来说，还存在着被戏称为“医学二象性”的“谈奉献时是医生，谈待遇时是学生”的问题。专硕规培生在医院的临床工作中，与社会规培生干的是同样的活，同样被上级医生要求“作为医生”值一线班，在法定节假日坚守岗位，服从医院的工作安排。而当专硕规培生问起为什么自己干那么多活，每月却只有千把来块钱收入，也没有五险一金时，医院就会说专硕规培生的身份是享受医院提供的学习平台的学生，而非医生了。在国家卫健委官网的留言版上，曾有网民提出“建议尽快落实医学专硕同工同酬的政策，不仅可以提高医学专硕工作积极性，还能缓解医学生压力。”得到的官方回复则是：“根据7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临床医学专硕属于学生身份，接受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高校的管理，学习期间执行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享受研究生有关待遇。” 作为医生的专硕规培生需要服从医院管理安排，承担临床工作，而作为研究生的专硕规培生还需要搞科研，完成毕业论文。两者都要兼顾，因此后者往往需要专硕研究生利用自己的工余时间来完成，下班后拖着疲劳的身体去实验室做实验、写论文。专硕规培生毕业需要拿到“四证合一”（学位证、学历证、规培合格证、执业医师资格证），其中研究生学位和学历的取得与规培合格证的取得挂钩，一旦出于某些原因拿不到规培证，学位证和学历证也拿不到，研究生相当于白读。拿不到规培证，甚至被退规培，对医学生来说基本就意味着医学职业生涯的中断，为了这一纸规培证，专硕规培生只能乖乖为医院做牛做马。 “规培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被别人任意拿捏，只要不死，想拿规培证，就得服从。是啊，26岁的年龄，身体，是很难猝死的。即使是在猝死的边缘，只要不死，就得像牛马一样干活。” ——湖南省人医规培生曹同学的遗书 绝望、挣扎与反抗 被繁重、缺乏意义感的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没有尊严没有自主，被使唤来使唤去打杂的工作感受、远低于同龄人，勉强维持生活的收入待遇，令规培生们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而一旦放弃退出规培，或者被医院卡规培证，对很多规培生来说则基本意味着医学生涯的终结，八年的努力学习、学费投入前功尽弃，还要面对家庭期望的落空，以及一片迷雾的未来……近几年不少规培生在这重重压力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bilibili up主“糕同学讲故事”制作了视频《中国规培实习医生非自然死亡年鉴》，对有公开报道的医学生非自然死亡事件进行统计，其中2022年至今有得到媒体公开报道的规培实习医生非自然死亡便有10起，更不用说还有很多死亡是悄无声息发生的，没有得到媒体关注。该视频在达到数十万播放量后被删除了。 网络图片 现行法律法规下，规培生这一身份不受劳动法保护，规培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想要维护自己权益无法可依，也没有明确的职能部门可以求助。即便如此，在长期实践中，规培生们也探索出一些改善自身劳动条件，与规培制度、院内各方周旋以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手段。这些手段大部分是个人化的。 例如，在科室轮转过程中遭遇不合理的工作安排时，向医院的教学管理部门、或者当地12345市长热线进行投诉。这是讲规则的手段，选择比较有限。规则外的手段有更多的发挥空间，规则外手段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消极应对，第二类是提高自身议价权。 当规培生被安排到不合理的工作时，可以通过不断拖延，或以自身能力不足为理由来拒绝、磨洋工，迫使上级医生接手工作，以减轻自身工作负担。当规培生遇见比较复杂的状况时，也可以拒绝依照先独立处理再向上级汇报的要求，直接呼叫上级医生。 规培生在日常临床工作中，可以接触到科室行医不规范的各种做法，若向当地卫健局、医保局举报这些不规范行医行为，医院和科室便会受到罚款，因此若规培生收集了这方面证据，便有了和上级医生谈判的筹码。在上级医生或院领导面前哭闹、展示自己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威胁把医院的种种黑幕诉诸舆论，也能让对方有所忌惮作出让步。 “你值班遇到问题就应该多打上级医生的电话，不要怕麻烦他们，他们拿那么高工资，被多打几个电话是应该的。” ——一名低年资医生对规培生的建议 上述反抗手段基本有三个原则：1、不损害病人利益：规培生所推脱、消极对待的工作往往与病患的诊疗活动无关。2、不明确违反规培规章制度：确保自己的反抗手段在规章制度上没有明确规定会遭受处分，避免被抓到把柄，甚至把规章制度落实到极致，以降低工作效率。3、抓住能让权力上位者忌惮的点：向医保局举报抓住了科室怕被罚款这一点，展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以死相逼，威胁诉诸舆论，也能抓住医院怕事情闹大的心理。总而言之，规培生的反抗就想告诉那些想把他们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的人一个明确的信息：这届牛马不好使了！ 尽管目前规培生在工作场所的反抗主要是个体化的，但他们也会通过抖音、bilibili等视频平台与其他医院的规培生交流分享个体斗争经验。在特定情境下规培生也有过集体行动，例如2022年末的新冠疫情高峰期，病毒感染潮下，部分医院强制要求不领工资的专硕规培生在岗，还与本院医生区别对待，不为其配备足够防护用品，甚至令规培生新冠阳性后仍高强度劳动，导致有规培生过劳死的事件发生。这一情境下专硕规培生的“医生”和“学生”身份的冲突达到了极致。引发全国范围内的专硕规培生抗议潮，专硕规培生通过在医院微信群里集体表达不满、请假、甚至线下集体散步的方式进行抗争。最终部分专硕规培生争取到了“学生”的对待——离岗返乡，另外部分专硕规培生则争取到了“医生”的对待——发放津贴。 规培为何难以忍受——医疗市场化的恶果 在中国，人民群众看病都是以去公立医院为主，各级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系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但在现行医疗体制下，我国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并不强，公立医院的“公”主要体现在其运营须严格受政府管理，但作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公立医院从政府得到的财政支持非常有限，其日常运营是自负盈亏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系统的市场化突飞猛进，1980年，政府财政拨款占公立医院收入的60%，到了21世纪10年代，公立医院每年收入只有8-10%来自财政拨款，即便在2020年，医院面临疫情防控压力，额外的防疫开支增加，患者数量下降导致医院收入下降，引发大量医院亏损，该年的财政拨款也只占公立医院收入的16%。 网络图片 公立医院的经营完全市场化，需要自负盈亏，便有了创收压力。由于国家对医疗服务价格的定价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主要依靠药品、耗材及检查费用，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以及过度治疗等种种问题，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负担，也使得医患矛盾愈演愈烈。 “我们在这里收病人干得要死要活的，就是为了给主任赚更多钱供他儿子在英国留学。” ——笔者轮转科室时听到的规培生闲聊 2009年国家提出“新医改”，指出公立医疗系统应回归公益性。落实到近几年的药品耗材集采、医保DRG/DIP改革压低了药品和耗材的价格，扩大了医保报销范围，在患者看来，“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公立医疗系统确实在往公益性靠拢。但这一解决方案并非加大对公立医疗系统的国家财政支持，减少公立医疗系统的市场化程度，而是在在公立医疗系统自负盈亏的现状下，压缩医院从药品耗材费用获得的利润。同时继续保持医疗服务（即医护具体诊疗操作的收费，例如医生的手术、护士的护理工作等）价格较低的定价，国内医疗服务的低定价长期被医护人员所诟病，认为其专业劳动的价值在这一低定价中得不到体现，需要被迫承担滥开药物、检查的创收压力。 国家财政很少为公立医疗系统提供支持，医保系统也很难为医院提供支持，中国的职工医保在疫情前几年便已经出现了支出增速大于收入增速的趋势，每年度使用人次与人次平均支出也连年上涨，大量学术研究预测职工医保将于20年代中期出现支出结余减少的趋势，在30年代中期耗尽结余。药品耗材集采、医保DRG/DIP改革除了压缩医院从药品耗材费用获得的利润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压缩医保基金开支，减慢消耗速度。面临危机的医保更不可能去覆盖医疗服务价格定价的上升，以弥补医院因为药品耗材盈利空间下降所导致的收入下降。上述种种原因导致医院承担着极大的收支压力，有入不敷出的可能。市场化经营的医院，面对这样的压力，给出的解决方案也必然顺应市场逻辑——降本增效，就如同近几年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诸多私营企业一样。而规培制度正好给了医院在人力成本方面降本增效的机会。 具备规培基地资质的大型医院，可以每年源源不断地招收数百名规培生干活，而每个规培生仅需支付正式医生20%以下的薪水。如此节省下来的人力开支数目是非常可观的。同时规培基地有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干活，因此不再需要招聘很多正式医生，使得近几年这些医院的招聘严重内卷。医院削减人力成本的受害者也远不止规培生。近年来一些大型三甲医院的护士、医技人员开始大量使用劳务派遣，而护工、配送员等更是早已外包给第三方公司。他们的权益同样会受到侵害，同样应该得到关注。 市场化医疗下，规培制度不仅会损害规培生的劳动权益，还会加剧医疗资源不平等问题。中国有三千余所三甲医院，而具备规培基地资质，能够招收规培生的医院有一千余所，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市场逻辑下，这一千余所具备规培基地资质的医院，可以从低廉的人力成本上获得更多的盈利，从而能够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提高诊疗水平，扩张院区，吸引更多患者，在与非规培基地的医院的竞争中获得更大优势。这样持续下去，将使得医院诊疗水平更加两极分化，我国医疗资源的分布将更加不平衡。这是与让老百姓获得普遍可及的优质医疗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 对规培生的严重剥削之所以能够实现，除了医院根据市场逻辑所作出的用工决策以外，还有国家对劳动者的分化、对劳动者争取权益行动的压制，使得医护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权大大减低。这也是近几年发生这么多起规培生的个人极端事件，规培制度的压迫却毫无改善甚至变本加厉的原因。因为规培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不会在这些个人极端事件中遭受任何利益损害，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改善制度的必要。因此很多国家的医学生培养流程中都有规培阶段，但中国医学生在规培阶段所遭受的压迫要重得多。不止医疗行业，劳资双方拥有的社会资源完全不对等，在国内各行各业普遍存在，是所有劳动者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医疗市场化让基层医护人员面临恶劣的劳动条件，也加重了广大群众的医疗负担。要缓解这一问题，在现有条件下，只能加大对医疗系统的财政支持，改革医保制度，让医疗回归公益性质，并将优质医疗和体面的劳动条件都视为人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医院里工作的医生、规培生、护士、护工和使用医疗服务的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深耕纪
没有专利局和完善的专利法的国家就像一只螃蟹,这只螃蟹不能前进,而只能横行和倒退。 ——马克.吐温 “专利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挖的坑，而且是挖了40多万个坑，挖好坑就等着你往里跳，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这两天，长得挺像特斯拉的小米汽车火了，连带着火还有小米的雷军老板曾经“看轻”专利的言论。 网络图片 我看到公众号《一课经济学》的张是之老师写了一篇文章《雷军吐槽，专利就是发达国家挖的坑》，谈他眼中专利对创新的“阻碍作用”。 张老师的文章中还“引用”了这句据称是雷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的观点，用以为自己看轻专利废止专利的呼吁背书。 张老师是我尊敬的学者，但他的这个说法……很有待商榷。 我在网上查了半天，并没有查到雷军这个发言的原话，只找到一段有些相似的论述，不知这篇文章是否是化用上述发言来的。但我知道“废止专利”这个呼吁是很多国内本土奥派经济学者的一贯观点。在他们看来，专利这个东西就是遏制创新的绊脚石，你有一个知识、技术，我能自由的拿来改一下，追上甚至超过你，这才有利于技术的迭代和创新么。弄一个专利法，但凡有个什么创新，就要让注册人“专其利”，这样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岂不是就被拖慢了么？所以他们主张废除专利法。 由于我国过去四十年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处于技术追赶的地位，如今各行各业的很多的成品，都处于“借鉴”了人家的模糊地带。这种呼吁，可能确实说到了很多读者的心坎上。我不是学经济学的，是做历史的，我仅说我所知道的历史知识——我觉得仅从历史角度去看，这种认知是非常不符合事实的，基本属于睁着眼说瞎话。 是的，从历史上看，与很多人的认知恰恰相反，专利概念的发明不仅不是技术交流和加速发的阻碍，反而是它的前提。甚至可以说，人类科技史上的专利之于技术，就像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代的氧气之于多细胞生物一样，是后者实现爆发式发展的前提。 人类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专利法，起源自中世纪意大利城邦威尼斯，1473年，威尼斯颁布《专利法》，规定：“任何人在本城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新而精巧的机械装置者，改进趋于完善至能够使用，应立即向市政机关登记；本城其他任何人在10年内未经许可，不得制造与该装置相同或相似的产品，如有制造者，上述发明人有权在本城任何机关告发，该机关应责令侵权者赔偿一百金币，并将该装置立即销毁。”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专利制度在诞生之初就非常成熟而且严厉，但威尼斯颁布这个法令不是为了窒息该城的技术力，恰恰相反，它是为了挽救技术。 人性是自私的，所以当一个手艺人将一种技术、设计创新出来之后，他本能的就会试图从这个创新当中获取独特的收益。在没有专利法保护的中世纪，威尼斯的工匠为了享受这种独特的收益，不得不采取一种古代所有文明几乎都在采用的土办法，那就是“家族式保密”——一个作坊里的独门手艺，必须由父亲传给自己的儿子或者没有儿子，传给上门女婿或者指定的继承人。慢慢的，这种“保密”法甚至得到了城邦的肯定和沿用。如果作坊主有确切证据能够证明同行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了他的手艺，那么他是有权上告的。而有些该城市独有的技术，比如玻璃制作，甚至根本不允许透露给外人，中世纪的威尼斯法律就规定，如果有人将玻璃工匠或者玻璃制作工艺带到城外，将被判处死刑。 可是这种古老的“家族式保密”在中世纪末期遭遇了危机，反复爆发的黑死病，让大量师徒父子之间口耳相传的保密工艺技术因为传承人的死亡而断绝了，威尼斯的工艺水平在14-15世纪出现了一个低谷。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工艺传承的火种，威尼斯城这才不得不出手，制定人类史上第一部专利法。 从这个角度重审专利法，我们不难看出这部法律非但不是“保守”的，反而相当激进，因为该法案不再承认技术是一种手艺人自己的“家族秘密”，相反，它规定了任何技术的持有者都必须在创新的第一时间对技术进行登记，从而才能换得法律的保护。 而法律对专利持有者独享某项技术垄断利益的时长也做了规定，一般只有十年或者二十年，这相比于过去工匠们只要世世代代永守某个技术秘密，就能将技术的利益独享下去的“老办法”来说，已经是非常“技术共产主义”了。 而威尼斯的专利法颁布之后，立刻引发了意大利各城邦的争相效仿，并最终“传染”给了整个欧洲。 有专利和没有专利下的技术人才境遇，可以参照主要活跃于15世纪的达芬奇和16世纪的伽利略。 达芬奇一辈子有过很多天才的机械设计，可是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只停留在图纸上，甚至达芬奇要发挥他的左撇子天赋，用书写密码的方式去书写这些图纸。究其原因，不是盛传的达芬奇“爱好和平”“反对技术滥用”，达芬奇在自己的信中就像朋友说的很清楚，就是为了保密，因为这些图纸是他向贵族求职的进身之阶，公开了他就衣食无着了。而这种老式的保密方式，最终导致了达芬奇大部分的技术设想，最终都隐没在故纸堆中，失传于后世。 网络图片 相反，伽利略之所以不仅在16世纪的意大利科学界也在技术设计界大放异彩，不断贡献他的才智推动技术进步，也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公无私，而只是因为专利法的帮助，在威尼斯，仅仅因为他设计改良了一个排水机械，就让他能在十年之内坐享了不菲的专利收入，而这份收入也让他过上了体面而不用那么看他人脸色的体面生活，伽利略一系列伟大的科学发现和著作，都是在这个悠闲而稳定的时间段内搞出来的。 网络图片 哦对，财迷的伽利略后来还为他的望远镜申请了专利……谁敢说这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从达芬奇和伽利略这两个人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专利（或者推而广之的说，所有有知识产权属性的东西）。在人类科学、技术乃至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多么伟大的作用——它让那些完成创造性思维劳动的人，可以第一次大胆的将自己创新公之于世，并光明正大的以此谋利，以此为生。让思想与创新第一次在时间维度上得以直立行走。 或者说，动脑子，从过去一种要么纯粹公益、要么必须保密的活动，变成了一种光明正大的营生，就是从此刻开始的。 所以，请记住威尼斯颁布专利法的时间点：1473年。我们今天回头再看，会发现，欧洲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爆发文艺复兴和其连带的技术革命，最关键的原因其实就是专利法的发明与完善；当然，同期版权制度的发明在文化上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因为版权其实就是文化作品上的专利法。 我们再回头对比一下那些没有发明专利法的古代社会。这些文明没有发生欧洲近代的科技爆炸，是那里的人不聪明吗？不是。只是在一个没有专利法“制约”的社会里，人类的技术力根本不可能像某些人想当然的那样如水一样自由流淌。 相反，因为技术和创新一旦被公开，就无法被保护、专得其利。所有想从创新中拿回一点成本或者以此为生的创新者都必须谨小慎微的守着自己祖传的技术秘密。 而一个家族的断根，甚至仅仅是没有男丁或者继承人不成器，往往就意味着一项技术的彻底断绝。 技术想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公开和传播，而人性的有私，又决定了在没有专利法的保护下，大多数人一定会对自己的技术保密，宁可冒着窒息技术的风险，也不将它公开。这是一个难解的、永恒的矛盾。而专利法的伟大，就在于它达成了一种技术天性与人性之间的妥协，让技术公开，同时又让发明者获得相当的利益。这就是妥协的伟大之处， 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人类历史上有什么最伟大的发明，那第一是火，第二就是专利法！ 前者通过火光照亮了人类文明的初曙，后者通过达成技术与人性的妥协，点燃了科技的爆炸。 所以，甭管张老师引用的那段发言是不是雷军的本意，它都很二百五。 还是让我们学习小学生作文，照抄几句正经的名人名言好了。 专利制度就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 需要是发明之母,但专利权是发明之父。——(美国)乔什.比林斯 没有专利局和完善的专利法的国家就像一只螃蟹,这只螃蟹不能前进,而只能横行和倒退。——(美国)马克.吐温 作为一个过去几十年中都在学习和追赶西方技术和创新的社会，我们对知识产权和专利的重视程度，不是过高了，而尚且十分不足。雷军的某段发言被曲解为“不重视”甚至“不要”专利，就反映了某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同样要靠知识付费吃饭的人，我们呼吁保护很尊重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尚且不足。此时大谈什么“废除专利”……我实在不知抱此论者到底烧的是哪门子高烧。 其实也不用问这些先生们什么别的问题，只要问他们一句：他们辛苦写了一篇文章，被别人平白无故的盗去冠以别人的名字发表，他心不心疼？答案就自然呈现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向私，而创新需要公开，所以专利法和知识产权法作为一种伟大的调和，必须存在。 道在尿溺，我实不知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还要花一篇文字才能讲清。 尊重知识产权，给创新者而不是抄袭者以权益，培养全社会尊重创新者和知识劳动者的气氛，历史一再证明，唯有此途，一个社会才能走向科技与文化的昌明。 而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比不尊重知识更可怕的事情，那一定莫过于不尊重知识产权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林中的维吉尔
如今宜宾市翠屏区卫生健康局向区人民法院撤回了强制执行的申请，在公众看来，这相当于承认此前开出的巨额罚单不合理。 “采耳店被认定无证诊疗，收入2000罚22万”一事，持续引发关注。 据澎湃新闻报道，3月31日，宜宾市翠屏区卫生健康局通报称，已向法院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并启动内部复查，将根据复查情况作出妥善处理。 2023年3月，四川宜宾这家耳部护理店被当地卫健局认定“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被罚11.2万元，又因未缴纳这笔罚款被追收11万滞纳金，进而被卫健局告上法庭强制执行。 2024年3月22日，申请强制执行案开庭审理。在舆论施压之下，这个困扰当事人一年多的案子终于迎来一个转折点。 这家采耳店的主人叫李家英，是宜宾一位40多岁的单亲妈妈，之前一直以卖菜为生。 2022年她通过加盟商培训后，开了这家采耳店，筹备了近一年之后，2023年3月9日新店开业，没想到仅仅过了13天，店里就来了执法人员，以非法行医为名开出了巨额罚单。 收入不过2000元，却被罚22万，是否存在“小错重罚”的执法瑕疵？当地执法部门一直被舆论穷追猛打。 网络图片 如今宜宾市翠屏区卫生健康局向区人民法院撤回了强制执行的申请，在公众看来，这相当于承认此前开出的巨额罚单不合理。 当初罚款罚得那叫一个理所当然，甚至追加了一倍的滞纳金；如今说撤销强制执行就撤销，不需要给个理由吗？ 李家英当然也有错，她的采耳店向周围老人宣称“不打针、不手术、摘下助听器”，很明显涉嫌虚假宣传。 市面上这种夸大疗效，故意混淆保健品与医疗药品区别的店面很多，对这种店面施以惩戒，也是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然而，当地处罚的理由不是虚假宣传，而是“该店正在使用‘小可视’内窥镜仪器对一顾客进行检查，并制定治疗方案”。这算不算非法行医，采耳店是不是不能用内窥镜，网友看法不一。 退一步讲，就算构成非法行医，《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过罚相当”，通俗来说就是有多大错，承担多大的责任。 李家英的店开业不过十几天，收入不过2000元，不管是主观恶性还是社会危害程度都比较小，按照“首违不罚”的原则，怎么看22万的罚款都不合理。 当地行政部门虽然看起来“有错就改”，舆论却难言轻松。很多人怀疑，执法部门这么积极地罚款，是不是在借罚款创收？ 过去，一些地方执法机关“小过重罚”、侵害当事人利益的事件屡屡发生。 2020年，财政部发布《罚没财物管理办法》，里面明文规定，罚没收入全额上缴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但现实中，很多地方仍会将罚没所得返还给执法机关作为办案经费。一些地方的行政机关还会把执法人员的绩效与罚款收入挂钩。执法人员罚得越多，自己到手的福利就越多。 《中国新闻周刊》曾在报道里提到，有律师遇到过执法人员担心罚款数额低了会被问责的现象。一些地方财政与执法机关甚至还存在“罚款分成”的情况，因而为了逐利而顶格处罚的现象一再出现。 网络图片 尤其这两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不少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罚没收入却呈现逆势增长态势。 比如，南方周末报道，湖南湘潭因为千亿地方债，从2018年就陷入债务危机，当地想各种办法化债。 其中，2022年初，湘潭全市罚没收入预算为4.8亿元，但最终决算数达到了10.1亿元，增加了110%。 地方罚没收入的逆势增长，一度引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2023年，国务院取消调整33个罚款事项。 鉴于这种种背景，人们有理由担心，宜宾这张与常识存在明显偏差的巨额罚单，背后的动机不仅仅是维护市场环境。 人们也关心，若因为遭遇过度处罚，店家关门闭店，这损失要不要赔，相关人员会不会被追责？ 在通报里，翠屏区卫生健康局提到要对该案启动内部复查，希望“内部复查”能动真格，吸取教训，保护小微企业的利益。 不管李家英的行为违不违法，她都是众多小微店主的一个缩影。东拼西凑借了10多万，耗费一年多的时间，招了3个员工，才把店开起来。 然而不到半个月就关了门。接到天价罚单后，她迅速注销了店铺，现在只能到处打零工。 我们忍不住想象，如果当地执法部门在执法时不是光想着重罚，而是给她警示教育，让其及时改正错误，李家英和她的3个员工以及这家采耳店会是什么光景？ 至少李家英不需要到处漂泊打零工，当地也多了一个小门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