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一国党放大招：三年砍75万临时移民
2026 年 9 月 14 日
当下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但有些人可能活得更不容易。 自己就是写作者的张畅说： 偶然得知，身边好多从事文化产业的朋友都失业了，大多是年龄30+/40+，经验丰富，学历高，专业很强的。一般的原因都是公司为了节约开支，裁掉用人成本高的，用更便宜、不需要缴纳五险一金的实习生/外包来替换。不少名校毕业的硕士/博士都转行去做留学文案、旅行代理、游学、视频平台的博主了。 会不会在经济下行、文化产业不断边缘化的时期，专业、经验、行业资源、个人能力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力便宜、性价比高。那么在可见的未来，硕士/博士学位除了能拖延找工作的时间，学位本身已不再重要，太好的背景反而会让用人单位更疑虑。我们会不会终将进入一个更加严苛的“用之即弃”、不断更迭、将人工具化、劳动力低廉化的阶段…… 这番话很容易让我代入，因为我本人的遭遇正是如此：年过不惑，四年来三度失业，原本二十多年赖以谋生的专业技能差不多已经一文不值，虽然还能写点东西，但无论是媒体约稿还是自媒体创作，论收入都是不稳定的。要活得好，谈何容易。 有一位“一滩青梅酱”，在做了一年多小红书博主后，结合自己的感悟和两期播客的内容，在豆瓣上发了一篇《想做自媒体的，我来劝退你》，总结了很多辛酸的经验之谈： 1、做优质内容≠能赚到钱。如果只是想赚快钱，可以放弃做内容 了，去研究各类目标人群、直播带货话术等等会更合适。 2、优质内容所筛选出的粉丝，多半是知识分子。他们有想法、 有审美，所以会更加挑剔。想让足够清醒和理智的人为你付 费，比忽悠傻子要难得多。 3、如果你的粉丝都很理智，那你不仅是赚钱难，还很容易跌落 神坛，因为他们是真的会动脑子、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骂 你大笨蛋。 4、赚钱的最佳目标：人傻、钱多、声音小，这三样至少得占一 样。某些群体一样不占，但做下沉市场的话，三样就全占了。 5、你喜欢看什么，平台就给你推什么，同时push博主继续生产 同样的“爆款”，直到这个话题充满了垃圾和抄袭。作为博主， 不可能不被爆款的流量所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垃圾生产 者。 6、所谓“莫名其妙火了”，都是小概率事件。平台上会火什么话 题，平台是有能力决定的，而且平台一定会把这个权力掌控在 自己手里，不会下放。 7、那些很“纯粹”的博主，大概率就两个结果： 缺乏足够强的正反馈，做段时间就不做了； 一直在做，但不愿迎合流量，所以不会被人看到。 8、想靠自媒体“轻松赚钱”的可以洗洗睡了。互联网流量的分配， 堪比现实中资源的分配——并不是足够努力、足够诚恳、足够 干货，就能得到相应回报。 普通人“逆天改命”的机会真的很少。大部分鼓吹自媒体的人都是卖课的，毕竟自媒体看起来门槛低且上限高，但，有这样的好事？ 她的结论是：既要形象又想赚钱是极难的；并不是有了流量就万事大吉，更不要为了流量去迎合平台规则，“最差的情况是：平台用流量引诱你做什么，你就傻傻地去做什么，这样既赚不到钱，也没有乐趣，纯粹是给平台白打工了。” 类似的观点看过很多，有的甚至我自己也苦笑之余颇有共鸣，但仔细想想，这其实是一种反市场的观点：这个“市场”至少目前很糟糕，劣币驱逐良币，洁身自好者无法胜出，而读者之所以付费则只是被“忽悠”了，因而那些“人傻钱多”的下沉市场是赚钱的最好目标。 至于幕后的平台，按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也往往谈不上筛选、推送优质内容（前两天腾讯和字节跳动高管还互骂对方都是在“喂猪食”），只是无情地操纵流量，利用创作者，迎合庸众，从中牟利。 平心而论，这里的一些控诉是情理之常：曲高必然和寡，流行音乐的受众肯定比古典音乐多；一篇2万字的学术论文，哪怕写得再好，在自媒体平台上，且不说得到多少阅读量和赞赏了，能耐心看完的人都不会太多。这一点无论在哪里、甚至哪个时代都一样，没有什么市场规则能确保严肃内容一定更受欢迎。 但某种程度上，这确实也是当下的现实：鱼龙混杂，众声喧哗，陷阱很多，而那些站在舞台聚光灯下的文化创作者，与其说是个人英雄，倒不如说是卖艺谋生的个体劳动者，过着一种毫无保障的动荡生活。 说这些至少有助于祛魅，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看清现实，别一头栽进去，费时费力还不自知。不合理的规则或现实当然需要反思，但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我一直说，“还是要做事”。 亡友张晖在很多年前曾对我说过：“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这话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 我们应该想的，不是认同这个现实，而是如何改变它——比如，不吝去支持那些值得支持的人。这种支持未必是赞赏，也可以是任何方式：点赞、点在看、转发、推荐、讨论，如此等等。 写这个公众号四年多了，我从来没要读者“一键三连”，倒也不是我多清高，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开这个口，愿意的人自会愿意。不过这两年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也需要尽力去支持那些同道中人，转载、推荐，我相信人与人联结的力量。 当下的自媒体环境，确实“输出情绪”才有最多流量，理性的声音很难占上风，但只有坚持不懈地去说，才能开辟出一点空间，新的一批公众才有可能逐渐成形。 这能有多大效果且不论，但重要的是值得去做。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有朝一日这世界变成我们不想要的样子时，我们就没有权利抱怨，因为我们自己就放弃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的方舟
当郭有才突然爆火后一些人徒劳地想要找到原因，跌宕励志的人生经历、不离不弃的爱情、众多草根大众的情感投射、资本推动的流量密码，等等，这些因素有一些道理，但不是关键。 关键是，视频平台需要讲一个新的故事，让无数在平台免费打工的人们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得到泼天的流量和富贵。这故事比外卖小哥3年赚100万、摆地摊年入百万更加激动人心、更加接近梦想。 因为他们发现，郭有才相比于他们并没有壁垒，唯一的不同只是彩票号码牌上的数字。 张同学、闻会军、王婆、郭有才，不断会有故事产生，这样的故事是因为需求而产生，也就是说，一定会有这样的故事，只是郭有才被遴选了出来。 时传祥、张海迪或者某某人物，也是因需求而产生的故事，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让你误以为再走几步就能吃到眼前的萝卜，实际上萝卜永远在你的前方。 郭有才大火之后，无数人来到菏泽南站去寻求那个萝卜。 这两天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一个视频，画面是菏泽南站各种奇奇怪怪在直播的人，配上“刚擒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魑魅魍魉怎么它就这么多”的音乐，让观看者油然产生一种审丑带来的优越感。 这里充斥着让人不悦的傲慢与歧视。中国人的歧视是很严重的，职业歧视、阶级歧视、审美歧视、民族歧视，因为在歧视中才能找到稀有的自尊。 考公大军不会比菏泽南站直播的人们更高贵，写字楼里的人也不会比他们更努力。要我说，他们是葱省难得的一抹亮点，因为他们并不依赖体制而生活。 当然你要说他们对体制是求而不得，这也是事实。但他们不是妖，不是魔，他们只是像以前胸口碎大石的卖艺人，努力而艰辛地寻求生存的机会，你没有任何理由去擒住、降住他们。 针对菏泽南站的直播“乱象”，当地政府进行整改，涌到菏泽南站的主播被驱离，据说只要出现“菏泽南站”，账号就会被平台封禁，理由是“以社会热点事件或人物为噱头博眼球”。 这不仅无法可依，而且相当残忍。 对弱者残忍，但对强者跪舔，这个长期的劣根性，在直播行业得到极致体现。倘若一个草根主播成了大V，那他就会得到尊敬和崇拜。比如董宇辉，一个视频显示董宇辉在逛某个公园时，公园管理方给他为数众多的安保人员。对此董宇辉也是安之如怡，向围观群众频频微笑挥手。 他、保安和公园管理方难道不应该是羞愧难当吗？ 现在的视频直播赛道，就像是众多鲤鱼在浅河里争先恐后地游到龙门前，跳过龙门就成了龙，没跳过龙门就死亡，岸边的人们对龙万分崇敬，对鲤鱼则无比唾弃，还说他们是妖魔鬼怪，把风气带坏了。 这种势利和虚伪让人作呕。 有不少评论说郭有才爆火以及到处是直播，会给孩子树立不良的价值观，让他们只想做主播赚大钱，而不立志于做科学家了，还说一个主播收入百万千万，而科学家生活清苦云云。 这样的说法充满了腐朽的恶臭。在台球室录像厅出现的时候，在电脑游戏网络游戏出现的时候，以及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那些前朝遗老、保守派们总是对新事物痛心疾首。一方面是嫉妒，一方面是顽固。 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气，视频主播绝对是无法带坏的。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答案，那你应该去看哪一个行业的犯罪率最高。 说做主播轻松赚大钱，这不是事实。如果某个事情能轻松赚大钱，那肯定轮不到他们。事实上，这个行业里遵循的是一九法则，绝大部分人只能得到点残渣。 对他们的直播，包括郭有才唱的《诺言》，我看不懂，但表示理解，展示才艺这事，最重要的是展示其次才是才艺。 我不太理解的是有数十万人在郭有才的直播间里消磨时间和手机电量，不太理解人们会去围观董宇辉逛公园，不太理解直播经济在中国一枝独秀，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爱凑热闹。 后来我觉得，核心原因可能是孤独和荒芜。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慢慢
一 刘慈欣曾经在小说《朝闻道》里问过一个问题：宇宙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宇宙的目的是幽默。 前一阵子，我方网民打倒了人类近一半的古代文明史。我当时就觉得挺幽默。 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文学、哲学、艺术，包括诗歌、悲剧、建筑、雕塑等等，都是假的。 帕特农神庙被打假了，说是英法在19世纪拿一个清真寺假造的。亚里士多德也打假了，我方网民认为压根就没这么个人，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知识，就算有，他肯定也是古希腊马保国。 二 然后，人类近一半的科技发展史，也被我方那些网民打倒了。我觉得更幽默了。 包括工业革命在内的重大技术进步，也是从我们这里剽窃的。大航海是假的，哥白尼的日心说是从《授时历》抄去的，火车电车也是从我们这偷的。然后一切的关键技术，都是从我们《永乐大典》偷的。 也不知有了这么牛逼的《永乐大典》，为啥死活搞不赢陕西人李自成，居然上吊。关键还不带着书。 但是最近，忽然才发现，现代航天史也被打倒了。 大家应该知道吧，我方网民的基本盘已把“阿波罗登月”打假了，连带着把出来澄清的“嫦娥之父”欧阳自远院士也打假了。 然后我发现，不止于此，人工智能AI也在被打假。 原来OpenAI、ChatGPT、Sora都是伪概念，是外国点错了科技树，是屎上雕花和“奇技淫巧”。他们去搞AI，没有了农业和制造业，标志着他们会越来越落后。 网络图片 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打假打成闭环了。 三 原来，我们网民的基本盘并不只是打一个假、一处假，那太小儿科了。我们是枪挑一条线，从古希腊开始一路平推到AI，横跨多次科技革命，打的是一个古往今来、时间简史。 反正平时很无聊，有的是时间捡屎。 任何好东西，如果别人有，那就是假的；如果实在没法说是假的，那就是剽窃的。总之是要实现四个目的：根本性摧毁，系统性否定，闭环式打击，骑脸式输出。 进而实现全面式自嗨。 我的主业是读金庸。金庸小说里有个张三丰，搞了个武当派，想要超越少林，然后用了一个最愣的办法： 刻苦研究少林武功，取长补短，然后奋力超越之。笨死了。活该老处男。 他早该向网上学习，召集一群弟子，测智商，70以下的都留下，然后说：达摩祖师是假的，七十二绝技是假的，觉远禅师是假的，少林就特么只有一个火工头陀是真的，丫还肯定是湖北武当山人。 少林有屁本事，东邪西毒里为啥没有一个少林的？不就赢了。 我甚至还可以贡献一个新证据：人工智能AI也是剽窃我们的。 金庸小说里早就写了AI，就是王语嫣。她一个人怎么可能记住那么多武功秘笈，骗鬼呢，比亚里士多德还假。其实她就是那个玉像，里面是装芯片的。 大理芯片，咱自己产的！ 四 他们最常见的说法是：怎么着，还不允许质疑吗？ 以为大家都蠢到分不清楚质疑和自嗨吗。 一个族群，总会分成两种人，一种叫有识之士，一种叫有屎之士。 比如对于AI，有识之士正拼命交涉、攻坚、琢磨，希望我们能够赶上。而有屎之士已经证明它是奇技淫巧了。 之前那个问题：AI出来这么久了，对我们生活哪里有什么影响？ 影响大了去了。我自己的新诗词课，都在借助AI开发了。 如果生活整天在屎里泡着，当然不会有影响啊。毕竟又没有研发出AI搅屎棍。 通过这个事情，又深刻领会到几点： 自古至今，自强的方法有无数种。但是自嗨的方法永远只有一种，叫做精神胜利法。 比流氓的大英博物馆更幽默的，是大棒槌博物馆。前者的逻辑是：你的就是我的；而后者的逻辑是：我自己认为你的就是我的，不接受反驳。 反正梦里啥都有。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1 先问你一个小问题： 如果我们在百度上搜索“马云”这两个字，把时间设定在1998年到2005年，能搜出来的信息，大概有多少条呢？是1亿条，还是1000万条，还是100万条？ 我在几个群问过，大家普遍的猜想是，应该是百万或者千万的级别。毕竟，互联网信息如此浩如烟海。马云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企业家，在网上留下的痕迹肯定是非常多的。 但实际上能搜出的全部结果如下： 网络图片 用百度搜索，选定日期范围为“1998年5月22日到2005年5月22日”，含有马云的信息，总共是1条（2024年5月22日数据）。 而仅有的这一条信息，也是虚假的。点进去会发现，文章的发布时间其实是2021年，不属于上面限定的时间段，只是不知怎么回事，它被莫名其妙地搜索出来。 网络图片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那一段时间关于马云的经历、报道、人们对他的讨论、他的讲话、公司的发展史等等，我们能得到的有效的原始信息量，是零。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百度的问题啊？如果换必应或谷歌，会不会能搜出来？ 我测试过，这两个网站搜出来的有效信息，和百度没有太大区别，比百度略多一些，但也只是个位数。更多的也都是时间紊乱的无效信息，只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技术原因，被错误地抓取出来。 你可能还会觉得，是不是因为马云属于比较有争议的人，由于某种不可描述的原因，所以他的信息才无法搜到？ 但实际上，不仅仅是马云的情况如此，我们去搜马化腾、雷军、任正非等，甚至是罗永浩和芙蓉姐姐这样在那个时候红极一时的网红，或周杰伦、李宇春那样曾经火遍全网的明星，结果也都一样的。如搜雷军的情况，结果是这样的： 网络图片 在测试过不同网站、不同人名、不同时间段之后，我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 几乎所有在那个年代曾经红火过的中文网站，如网易、搜狐、校园BBS、西祠胡同、凯迪猫眼、天涯论坛、校内网（人人网）、新浪博客、百度贴吧、以及大量的个人网站等，在一定年份之前的信息都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甚至大部分网站是所有年份的信息都消失了。唯一例外的是新浪网，还能找到一些十几年前的信息，但也是极少数的寥寥几条，其他99.9999%以上的内容，全都消失了。 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中文互联网正在迅速崩塌，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中文互联网内容，已经几乎消失殆尽。 我们原以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没有想到，这种记忆，原来是像金鱼一样的记忆。 2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何加盐公众号的主题是研究牛人，所以我需要经常查找他们的资料。 这两年来，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网上能找到的原始资料，每年都以断崖式的速度在锐减。之前还能看到一些原始的报道，后来慢慢没有了；之前还能找到主人公的演讲或者他们写的文章，后来慢慢找不到了；之前还能看到很多采访或对谈的视频，后来慢慢消失了。 似乎有一个吞噬网页的怪兽，它沿着历史的时间线，从过去向着现在吞噬，先是小口小口，然后大口大口，把中文互联网的一切内容，以五年、十年为单位，一口吞掉。 等我们回过神来，会发现，在移动互联网之前曾经存在过的中文互联网的一切，不管是门户网站、机构官方网站、个人网页，还是校园BBS、公众论坛，还是新浪博客、百度贴吧，还是文件、照片、音乐、视频等，都已消失不见。 记得十几年前，我曾经因为换电脑，把一些照片和文章打成一个压缩包，存在某BBS上，几年之后发现，那整个BBS都没有了。我曾经用过hotmail的邮箱，里面有很多很珍贵的邮件，后来全都没有了。我还写过人人网、MySpace，后来全都没有了。 我们曾经以为互联网可以保留一切，但结果是一切都没能保留。 这让我想起刘慈欣《三体》里面提到过的“二向箔”。歌者文明发现了太阳系有智慧生物的存在，出于宇宙先进文明的清除本能，他们向太阳系扔出一张二向箔，于是，整个太阳系以光的速度从三维坍塌成二维，变化成一张酷似梵高“星空”的画片。一切生命、一切文明的痕迹，从此都不复存在。 在互联网上，我们已经处于二向箔的吞噬之中。这种二向箔可以称之为“时间的二向箔”，它吞噬的是时间那一维。 太阳系被歌者文明的二向箔拍扁之后，好歹还留下了一幅《星空》图，而互联网被时间的二向箔吞噬后，只留下一片虚空。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猜想，主要原因可能是两个： 一是经济原因。 网站的存在，需要服务器、需要带宽、需要机房、需要人员运维，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监管和维护费用，这些都是成本。如果是有战略价值（例如需要向外展示公司想要展示的信息），或者有短期流量价值（例如还时不时有较多的人上来看），同时公司账上也不差钱，那么还会有动力去维持。 但是如果公司在商业上走了弯路，没钱了，整个网站就会直接死掉。例如人人网就是典型代表。 即便公司还有钱，从运营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网页一年到头都没有几个人来点击，对公司来说，就成了一笔负担，从经济上最理性的方法，就是直接关掉。搜狐、网易早年的内容大量丢失，以及以天涯论坛为代表的BBS集体消亡，都是这个原因。 二是监管原因。 总体而言，互联网信息的监管，是从无到有，从宽到严，从严到更严的过程。以前可以合法存在的内容，后来不符合监管要求了；或者是以前可以灰色存在的内容，后来被定义为黑色了。这些内容都会直接被咔嚓掉。 还有一些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舆论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极端，以前“只道是平常”的内容，在后来的舆论环境中显得非常尖锐、敏感，尽管不违法，但是可能激化矛盾，形成混乱，监管方也有可能会要求处理掉。 除了官方部门之外，愤怒的网友，也时时充当着舆论监管员的角色。他们会翻出十几年前某人无意中说的某句话，揪着不放，把人网暴至“社会性死亡”。 但监管上最重要的影响，还不是监管部门的处理或愤怒网友的攻击，而是它们会造成公司与个人的“自我审查”。 因为谁也不知道，网站上存在的哪一条内容，某人曾说过的哪一句话，会不会在若干年后，给当事人带来灭顶之灾。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这些潜在的“定时炸弹”全部清除，也就是把网站关掉或者把内容全部删除。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还会有其他很多原因。 例如，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不久，所有“yu”（南斯拉夫国名Yugoslavia的缩写）这个国际域名之下的网页内容全部消失了。又如，随着版权保护的加强，曾经随处可下载的音乐和电影网站，就都消失了。还有一些机构和个人，纯粹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不想在对外展示信息了，就把官网或个人主页关掉等等。 但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局部的。整个互联网内容系统性的、大规模的消失，主要就是由于经济规律和自我审查。 本质上，互联网内容和生命一样，也受进化论的支配。其存在的标准只有一条：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争取尽可能多的注意力。 当一个内容能够在互联网上的海量内容中争取到足够多的注意力，而维持这个内容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监管成本和对抗监管的成本）比其他方式更低时，这个内容就有可能存活在互联网上。只不过它有可能会换一种呈现方式，例如从文字变为图片，从静图变为动图，从动图变为视频，未来可能从二维视频变为三维全息视频等等。承载这个内容的平台也会变迁，从门户网站到BBS，到个人博客，到微博微信，到抖音视频号，到未来可能一个我们不知道什么平台。 当一个内容不能再吸引到足够多的注意力，或者维持这个内容的成本比其他方式更高时，这个内容就会从互联网上消失。以电脑为浏览端、以网页为载体的传统互联网的集体消亡，只不过是这种“信息进化竞争”的必然结果而已。 生物的进化秘诀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互联网内容的进化秘诀是“信息竞，注意力择，适者生存”。由于网络效应，这种竞争比自然界还要猛烈万倍，残酷万倍。传统互联网不是单个物种式的灭绝，而是几乎所有内容的整体性灭绝。 每一代新的互联网崛起，旧的互联网必将崩塌，时间二向箔是所有网站、所有内容无可逃避的宿命。 4 如果未来的文明是互联网的文明。我们这一代人，将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互联网没有留下我们的痕迹。 “没有历史”，这件事情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我曾经为了写邵亦波的文章，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找到邵亦波2007年参加《波士堂》节目的原始视频，以及他妻子鲍佳欣以“文爱妈咪”网名在宝宝树社区发了好几年的帖子。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只能深深遗憾。 虽然《红尘已忘邵亦波》那篇文章，依然很受大家欢迎，短短一周就有70多万人阅读，2万多人转发，但我十分肯定，我一定还是错过了某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它们能呈现在那篇文章里，文章质量会更好。 但是我找不到，就只能让文章以不完美的方式呈现。 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对何加盐这样的研究者和写作者有用，我又不写这样的文章，互联网信息没有就没了，对我又没什么影响。 真的吗？ 如果我们已经看不到马云的所有演讲，看不到任正非的以《我的父亲母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的所有文章，看不到段永平在雪球的所有发帖，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 好吧，你说你并不觉得可惜。 那如果我们已经搜不到黄峥的公众号，看不到张一鸣的微博，上不了王兴的饭否，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 好吧，你说你也并不觉得遗憾。 那如果某一天，知乎如同天涯论坛一样没了，豆瓣就像人人网一样消失，B站好比新浪博客一样已无人问津，你会不会有点心痛？ 如果某一天，你喜欢的微博博主所有的微博只显示“作者已设置只展示半年内微博，此微博已不可见”，你常看的公众号只显示“此账号已被屏蔽，内容无法查看”，你在抖音或小红书搜索某些信息，结果显示“作者已清空全部内容”…… 甚至，微博、公众号、抖音、小红书，就像曾经存在过的bbs、贴吧、空间、博客一样，全部消亡…… 你会不会为此难过哪怕是短短的一分钟？ 作为传统互联网的一代人，七零后、八零后已经找不回我们的历史。因为它们已经全部消失了。 新生代也许还能看看朋友圈，但是朋友圈也越来越多“三天可见”，越来越沉默不语。 唯一还在热情发圈的，只剩下一水的营销信息。 未来就连这些营销信息，也终将消亡。 5 如果一件事对我们很重要，而它正在消亡，我们有什么办法挽救它吗？ 有人曾作出这样的尝试。美国有一个网站叫做“Internet Archive”，中文译作“互联网档案馆”，保存了很多原始网页。但是我试过，中文的原始网页，保存的很少，而且使用非常麻烦，搜索功能十分原始低效，和没保存差不多。 从技术层面来讲，保存从中国有互联网以来，到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十来年时间的所有网页，应该并不难，成本也不高，毕竟比起现在的视频时代，原始互联网的那些图文网页，占的空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是，谁来做这件事，有什么动机？ 商业机构不会做。因为没有任何商业利益。 政府或许可以像建图书馆、博物馆一样，搞一个能保存所有网页的档案馆。但是政府为什么要花钱费力干这件事？除了保存历史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理由。再说了，就算是政府做了这件事，对普通网民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档案馆肯定也会需要一定的登陆权限，以免信息被滥用。 况且，就算是有机构愿意做这件事，现在也晚了。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传统互联网的中文内容，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了。粗略估算，99%以上应该都已经没有了。 从某种意义上，何加盐写的牛人系列文章，也为保存这些牛人们存在过的历史，做出了一点贡献。如果我没有写他们，很多历史就已经在网上找不到了。但毕竟这也不是原始信息，只是经我整合过的二手信息。 现在的中文互联网上，这个世纪前十年发生过的所有重大事件，所有留下过深深痕迹的名人，目前还能找到的信息，几乎已经全是经自媒体编辑过的二手信息，甚至是传过多手，早已面目全非的信息。 关于它们的原始报道没有了，原始视频没有了，原始讲话没有了，原始的网友目击没有了，原始的评论没有了…… 再过一些年，这些二手信息和N手信息，也都会消失。就像那些事件从未发生过、那些人从未存在过一样。 我们已经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实。 在未来的互联网时代里，回首看21世纪的前二十年，将是没有历史记录的二十年。 我们是互联网时代消失的一代人。 如果你现在还能看到一些中文互联网的古早信息，那只是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 如果你明白了它们的转瞬即逝，可能会像临死前的浮士德一样感叹： 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吧。 但那抹余晖，很快将和你这句感叹一起，被时间的二向箔吞没，陷入虚空。 《三体》中，程心和艾AA还能有幸乘坐唯一的一艘曲率飞船，逃离正在二维化的太阳系。 而我们，连曲率飞船都没有。 逃无可逃。 现在你所看到的、你所创造的几乎所有内容，连同这篇文章，这个平台，终究也会淹没在虚空中。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何加盐
网络图片 1 ）伊朗总统莱西乘坐直升机“硬着陆”的事故发生后，在抖音上是最火的，翻看了很多的视频，有的抖音拍摄者们一边讲述这个事故，还有一边流泪的，仿佛事故丧生的是自家的父母。 而在评论区也能看到，大把的网友在那里呼吁着一定不能让老美乘虚而入，中东的反美斗士，一路走好之类的话语。 但这些评论区留言的人并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的伊朗各个城市，人们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无数的人走上街头纷纷燃放起了烟花，在寂静璀璨的暗夜街头，人们就这样看着璀璨的烟花在那里沉默着，用以告别这位残暴一生的人儿。 2 ）伊朗人们为何要对这位事故的受害者，用烟花的方式送别，这其中的典故，其实并不都是秘密。 先是德黑兰屠夫的由来。 1988年两伊战争让伊朗的社会有所动荡，推翻了巴比伦王朝的霍梅尼下令处决关押在监狱里的数千名囚犯（多数都是异见者），而莱西就被任命为秘密处决的四名法官之一，为了在领导面前好好的表现，莱西发明了著名的5分钟起诉➕审判，数千人在5分钟内被他宣判死刑，由此他获得了德黑兰屠夫的称号。 网络图片 2016年伊朗大选前夕，因为莱西要与伊朗时任总统鲁哈尼竞选，莱西的五分钟死刑被媒体曝光，从而引发谴责，鲁哈尼公开批评莱西“违反了宪法，在过去了38年里只有处决和监禁。” 甚至还有议员呼吁要对那时候的屠杀调查。 但莱西的回应是，他那时候的杀戮是伊朗政府令人自豪的成就之一。 3 ）头巾卫士，镇压“妇女，生命，自由”抗议活动。 2022年一个普通的伊朗女孩阿米尼被伊朗的道德警察拘留。这名女孩在和家人分别后在德黑兰的地铁站被逮捕，理由是没有遵守伊朗强制佩戴头巾的规定，但悲哀的是，这名女孩在被拘留期间死亡。尽管后来媒体也好，调查机构也罢都证实女孩在被拘禁期间遭遇虐待，身体上伤痕累累，但伊朗对民众的回应依旧强硬，很符合莱西这个人的人设。 这件事的发展便是伊朗爆发了“妇女，生命，自由”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网络图片 这场活动蔓延的很大，伊朗数万的女性走上街头，剪掉头发，高呼着女性自由，但莱西的做法是利用武装力量镇压，用死刑胁迫人们，在莱西的暴力镇压下，这场暴力活动造成数百人被安全部队杀害，超过两万名示威者被囚。这场活动在2023年的中旬在莱西的暴力镇压下结束，到今年3月，联合国调查团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在镇压行动中犯下了反人类罪，包括谋杀酷刑和强奸。 而这些都是莱西的手笔。 在这场妇女，自由的活动中，莱西对个体的打压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上面图片中举着妇女，生命，自由牌子的，饰演过《关于伊丽》和《推销员》的女演员塔拉内，就在这场活动中只是因为举了这个牌子便被抓。一个安全部队的年轻士兵也只是因为说了不能向平民开枪的话，也被判刑。 网络图片 面对莱西的残暴，伊朗民众只能用沉默的方式表达，2022年世界杯的颁奖典礼上，伊朗的足球球员们用无声，不唱国歌的方式表达了对莱西残暴饿不满，对国内女性剥削的抗议。 网络图片 伊朗球员的这一幕曾感动世界，让很多人跟着泪流满面，而这些被沉默的挤压，都是莱西死亡后，伊朗城市上空出现烟花的衍生理由。 4 ）除了暴力，强权的镇压之外。 莱西在经济上极其的不作为，因为这个人非常的崇拜强权，譬如他是历任伊朗总统会见普金最多的一个，譬如他喜欢游走于各个的强权之间，喜欢那些强势的人。 网络图片 而这种在政治上的手腕较硬的人物，其他的方面基本都做得很差，尤其是民生这一块，普通人的生计已经陷入极其艰难的窘境。 而这些艰难在日常的生活中是不被允许说出来的，挤压的心理，也是这次烟花的缘由。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比较喜欢上海一个老人在一个节目里所说的那段话，人的生，死后评，不能看活着的时候，要看死了别人怎么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白文笔平平
近年来，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使我国新增大量高铁车站，与此同时，如海南儋州海头站等投资超千万元的高铁站建成未使用的消息也引发了各界热议。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全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后，因位置偏远、周边配套不足、客流量低等缘故，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 这些花费不菲的高铁站是如何从设计、规划，到投资、建设，最终走向闲置的？设计单位、高铁运营方和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究竟谁应该为这些无效投资负责？ 26座高铁站建成未使用 2023年7月，投资超4000万元、建成7年多却未能投入使用的海南儋州海头高铁站曾引发广泛关注。海南省发改委7月14日就该问题回复称，经与铁路部门沟通，海头站日客流量不足百人，开通运营后铁路部门亏损严重，是制约海头站启用的主要原因。 网络图片 儋州市交通运输局也曾在2021年答复市人大代表相关建议时称，开通海头高铁站是由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决定，该公司方面称，考虑到海头高铁站客源、经营成本等因素，存在经营亏损，一直没有开通，如需开通需儋州市支持经营亏损补贴资金约500万元。 此后，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海头站在2023年12月15日正式开始使用。 海头站的情况并非个例。《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总结发现，全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后，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如海南环岛高铁万宁市和乐站、京哈高铁沈阳西站、丹大快速铁路丹东西站和广宁寺站等均处于建成未投入运营的状态，主要原因都是客流量太小。 还有部分车站短暂投运后又因客流过小而关闭。株洲市的九郎山站在2016年年底随着长株潭城际铁路开通而投入运营，但官方发布的信息显示，自开通以来，九郎山站客流量一直处于大幅下滑之势，最终于2022年暂停客运业务。 株洲火车站方面于2024年2月在湖南省委宣传部主管的红网《百姓呼声》平台回复网友提问时表示，自2016年12月26日开站以来，九郎山站日均运输量由运营初期的不到100人，下降至2021年以来的不足10人，客流严重不足，不仅经济效益极小，社会效益也非常有限。而营业所需的人员工资、保洁费用、水电费用、设备维护费用等方面的运营成本很大，造成了人力和成本的不必要浪费，并影响城际线的运输效率，因此，才不得已暂停九郎山站客运营业。如果今后客运市场培育成熟，出行需求增加，视情况可以考虑恢复营业。 类似情况不仅出现在小城市，部分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的高铁站也出现了闲置。位于北京经开区的京津城际高铁亦庄站已经建成超15年了,目前依然处于闲置状态。距离沈阳市中心20多公里的沈阳西站在2018年12月29日投入使用，在2019年7月10日停止办理客运业务，从开通到关停仅仅使用7个月。位于南京市的紫金山东站、江浦站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建成，但一直未能投入使用。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以南京两座高铁站为例，其闲置的主要原因是选址不科学，距离市区较远，且周边交通配套设施不成熟，与其他交通方式衔接不畅。 国铁集团下属的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于剑等人在2020年发表的《高铁车站选址相关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文中提到，随着高速铁路网规模的快速扩张，新建高铁车站大量增加，然而部分高铁站在车站选址方面逐渐出现一些问题，如站城融合不足，位置偏远、便捷性差，运输组织不畅，灵活性差、能力紧张等，直接影响高速铁路服务质量和效率效益。 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积极性高 花费不菲的高铁站在建成后长期闲置，背后原因有哪些，究竟谁应该为此负责？ 一位地方政府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在高铁建设初期，项目投资以原铁道部出资为主，铁路部门在走向、设站等问题上的话语权相对较大。近年来，随着高铁建设地方投资比例越来越高，地方政府话语权也不断提升，而许多地方政府将拥有高铁站与政绩、城市形象等挂钩，投资建设高铁站的积极性非常高。这就导致最近几年规划和开工的项目如沿江高铁，整体车站数量远高于早期规划建设的“四纵四横”高铁项目。 上述国铁集团人士表示，在线路方案制定过程中，设计院会与铁路部门、地方政府反复沟通。在铁路建设过程中，铁路部门在征地拆迁等方面需要依赖地方政府，在部分沿线地方政府提出自己出钱设站并建设连接线，其诉求又有一定合理性的情况下，铁路部门通常不会激烈反对。但线路开通后，如果部分车站出现交通配套不到位、客流量较小的情况，铁路部门会酌情减少停靠车次或暂时不办理客运业务。 湖北省京山市就高铁设站从积极争取并承诺投资，到之后因资金压力向铁路部门寻求帮助又被拒的故事，就是地方政府盲目争取高铁设站的典型案例。 湖北省发改委2023年8月发布《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20230556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显示，为支持京山市关于站房出资的诉求，湖北省发改委多次与国铁集团、长江沿岸铁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进行沟通衔接，路方坚持京山南站应按原承诺出资模式，由京山市自行承担出资责任。 《答复》称，在沿江高铁设计阶段，国家为保持该项目顺直性，认为京山地区不具备设站条件，旅客可通过荆门西站等实现出行。为提升京山市对外通道性，经多轮赴国铁集团汇报争取，在京山市政府承诺新增设站费用自行承担的前提下，国铁集团支持同意在初步设计阶段补设京山南站。 湖北省发改委表示，考虑到京山市铁路建设出资压力大的实际困难，下一步省发改委将积极支持配合省财政厅在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方面予以京山市支持。 更有甚者，如桂林，共建设了9个高铁站，分别是桂林站、桂林北站、桂林西站、恭城站、阳朔站、全州南站、永福南站、兴安北站、五通站。但其中的五通站因位置偏远，交通配套不足等因素，客流量严重不足，车站日均发送客流量不到200人次，开通运营仅4年就停止办理客运业务。 专家建议：应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一个新建高铁站是如何选址的呢？国铁集团人士对记者表示，高铁设站要考虑经济性和安全性。从经济性上看，在走直线的基础上，也要尽量靠近经济据点，靠近资源和人口聚集区；从安全性来讲，要经过严格的勘探，考虑地质条件、环境条件等。 中铁二院一位参与过多条高铁项目设计工作的人士对记者表示，高铁线路通常按照大城市、枢纽城市走向调整，为保证线路顺直，沿途中小型车站选址有时无法进入市区，只能设置在远郊区。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减轻市区拆迁压力，推动新区土地开发，也乐见高铁站设置在郊区，最终导致车站客流量低、交通接驳不足等问题。 于剑等人在《研究》一文中也提到，高铁新线引入城市时，若相关线路通道和车站能力满足要求或具备改扩建条件时，首选应将高铁新线引入城市既有车站。若必须新建高铁站，应尽可能选址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成区的位置。高铁站距离城中心的远近，直接影响旅客前往高铁站的市内交通距离和时间，也影响旅客出行的心理压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客对于高铁出行便捷性的主观评价。 多位受访人士均提到了规划阶段高铁站客流预测可能会失真的问题。上述中铁二院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在铁路规划阶段，设计院对每一个新增高铁站都会进行客流预测，但越是大城市、人口密度高的大站，客流预测可参考信息多，预测越准确；越是小城市、偏远郊区的小高铁站，客流预测失真的情况越多。 上述国铁集团人士也坦承客流预测失真的情况确实存在，“部分车站确实出现了实际运营客流远低于设计阶段预测值的情况”。 运营阶段的车次安排对实际客流量也有巨大影响。上述地方政府人士表示，到运营阶段后，铁路部门考虑到车速和客流需求等因素，给部分郊区或四五线城市的小站排车较少，部分车站一天的停靠车次不足10趟，最终形成客流越少，排车越少，排车少又导致客流进一步减少的恶性循环，部分车站出现开通后又关停不用的情况。“高铁设站应科学决策，综合考虑经济性和实用性，地方政府不能盲目追求政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经营报
那些赛博哭坟和疯狂猎巫的人，其实并不关心胖猫，只是关心自己可不可以借机泄愤；也不关心谭竹，只是关心自己有没有一个靶子。 “投机之王”杰西·利弗莫尔说过：世界上只有1%的人明白真相，剩余99%的人三观是被塑造的，他们只负责站队。 问题是，那99%的人经常觉得自己就是那1%。 随之而来的场景便是：许多人并不关心真相，却在争夺真相的定义权——通过重新定义真相，来荫庇自己永远“真理在握”的幻觉，捍卫自己永远站在制高点上的正当性。 这两天，此前一度住在热搜上的胖猫事件有了下文。 下文里呈现的故事，在“闹剧的掩体是悲剧”中印证了“悲剧的底色是闹剧”：它集合了“爱而不得”与“得而不爱”交织的情节和“猫一杯”自导自演式的桥段，呈现了一部“消失的他”的上下集。 之前不少网民赛博哭丧与疯狂猎巫，多是基于“捞女专坑纯情男”叙事的入戏和加戏。 可从重庆警方的通报看，套用这套叙事模板的根基，正在二人的真实往来与第三方的舆论操纵中动摇。事件呈现出了更复杂的基本面相。 但这也许并不影响很多人寻找下一个胖猫和谭竹。 他们并不关心胖猫，只是关心自己可不可以借机泄愤；他们也不关心谭竹，只是关心自己有没有一个靶子。 他们不是在胖猫事件上充满正义，只是需要让自己的廉价正义感表演有附着物——刚好炒作与算法顺着“共情”网络将胖猫事件推了出来，让死去的胖猫成了“二次消费”标的而已。 01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正义之心》里写道：理性能力与道德情感的缺乏结合在一起是相当危险的。 他认为，“在人类创造出了非议和惩罚性的道德共同体后，它的职责开始拓展：大多数人对因果报应原则有很深的直觉性关切——他们希望看到众人因其各自行为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现实则一再证明，理性能力的缺乏和道德情感的肿胀结合在一起，也是相当危险的。 许多人对因果报应的关切，总是起于对单方消息的偏听盲信，终于挖坟、网暴、开盒。 前些年，“要顾及大众朴素的道德情感”，是很多遇事常诉诸民意之人常用的一句话。 现在看，在舆论场把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的阐释演活了的今天，这句话已不合时宜：在“大众”已被无数个圈层切割成“分众”，“朴素的道德情感”里夹杂着一堆不朴素的非道德情绪的当下，坚固的民意早已烟消云散了。 “猫一杯”事件已经将这验证了一次，胖猫事件又验证了一次。 当地警方通报的一部分。 虽然人们已无数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那条河流里回荡的，都是情感浓度超标的小作文、“只挑有利于自己的说”的单方面说辞、选择性呈现的聊天记录、虚实难辨的网络传言掀起的漩涡，可太多人已学会了在里面蛙泳、蝶泳、仰泳。 膨胀的道德审判冲动，总会在冷静的慎思明辨能力拉住他们之前，将他们推进河流里。 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说；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人类无知的状态，反而让人们进入了一个“新无知时代”——无数未经提炼和归纳的信息碎片，正在被不断创造出来，犹如“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大量缺乏判断力的受众浸泡其中，对偏见、虚假消息不加辨别地吸收。 这段话，一下子点了太多人的穴。 对他们来说，吃一堑连着的往往不是长一智，而是再长一堑……长一智是不可能长一智的，这辈子都不可能长一智的，多看点书又不会，就只有去喷这样子才能够维持精神生活。 在入坑、上当、中招方面，他们挺像是SM中的那个“M”。 也正因如此，“捞女-纯爱战士”的二元化叙事会轻易地击穿感情复杂交互模式的地表，快速在舆论场里搅起巨大的风暴——即便许多消息未经正视、双方说法呈现并不平衡。 02 在胖猫事件上，这次警方通报信息量不小，媒体划出了三个重点： 1，感情上，胖猫与谭某以真实身份交往两年多，互见亲友，多次在谭某家中约会，双方还曾共同攒钱谋划未来。 2，金钱上，胖猫向谭某转账317次共计79.9万余元，谭某向胖猫及其亲属转账179次共计46.3万余元，其中13.6万是在胖猫投江后退还胖猫家属，另外胖猫曾从二人共同攒钱账户中多支取7.5万元。经调解后，谭某全额退还经济往来差额。 3，舆论上，胖猫的姐姐刘某操控舆论：大号怀念弟弟，小号曝光谭某个人信息；找人代写文案以博取网民同情；有选择性地截取聊天记录，显示谭某“是捞女+骗子”；购买流量提升事件热度。 当地警方通报的另一部分。 在解释权被“垄断”的时下，“通报内容=真相”的合理性显然需要论证。 但在调查基础上的详实还原，总比那些被小作文牵着鼻子跑的脑补情节要靠谱。 在巴菲特老爷子说的“家庭的第一核心永远是经济而不是感情”已全方位渗入婚恋过程的背景下，在情感交往中的金钱投入没法简单用ROI（投入产出比）计算和通用标准答案评判的语境中，谭竹跟胖猫的转账差额是否能导向“钓男”“骗钱”“杀猪盘”，注定会言人人殊——即便是有官方通报，也无法阻断每个人从自身视角出发的解读。 也源于此，仍有很多人纠结于“胖猫事件到底反转了吗”：有人说，反转了，因为谭竹跟胖猫不是“只见过两次面”，似乎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用关系——在胖猫跳江前，谭某就曾明确表示拒绝胖猫转账，称他应该为自己存些钱；有人说，没反转，因为谭竹在二人交往期间花了胖猫很多钱。 只能说，在反转可以被“自定义”的情况下，反不反转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核心事实跟原来单方曝出的出入不小。 在我个人看来，当这段“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感情以胖猫之死结束又被胖猫姐姐以“讨说法”名义续上闹剧续集时，事情就在直奔“可悲复可叹”的方向而去。 胖猫可怜，他的不幸在于，没学会自己爱自己，无论是为了“爱的供养”而燃尽自己，还是因为结婚愿望落空而投江自尽，深情之余都显露了年仅21岁的他的不成熟——很多时候，够深情跟不够成熟也是一体两面。 谭竹可怜，她的不幸在于，她没意识到跟胖猫经济来往的不对等和跟坊间流行的“渣女图鉴”的对应，会为她带来致命杀伤。 胖猫的姐姐原本也可怜，她的不幸在于遭遇了失亲之痛，但当她从不幸者变为加害者时，她就亲手让渡了部分被同情可怜的资格。 03 耐人寻味的是，警方通报出来后，依旧有人拿出《庆余年》里“一切为了庆国”的台词来内涵当地官方。 这画风，不免让人想起那个对话场景：“-你听我解释”“-我不听，我不听”。 在该质疑处不疑，在不该疑处质疑，部分网友在对待胖猫姐姐爆料和警方通报态度上的不正常错位，在“典、孝、急、乐、蚌、赢”成“网络君子”六艺、许多人信奉“顺我者，真相；逆我者，洗地”的时下，来得很正常。 在人均一个福尔摩斯的地方，真相从来都不够用。 即便有“御赐”的真相，换来的也经常是网民的不肯“奉旨”相信——虽然他们习惯了“等通报”形塑的信息供给生态，但塔西佗陷阱常被小作文达人利用的情形在反噬着这样的生态。 后真相时代中的“后”，对应的就是多元信息渠道消失之后；后真相时代的“真相”，也只能是存在于“相信自己想要的真相”土壤之中。 着眼现实，人们生活的信息土壤还经常被污染：女权（利）-饭圈-民粹三股极端力量，就正侵蚀人们所处的公共信息空间。 胖猫事件就成了寄生在“女权舆论共同体”之上的“仇男-厌女”两股势力的对决场。那些性别对立声音，顺着男女当事人双方被臆想出的“舔狗”“捞女”设定倾泻而出。 此次事件中，某些人的性别对立暴论箭头不光对准了谭竹，还对准了胖猫。 这里的女权，自然该打引号。真正的女权，指向的该是两性平权，而非女性特权。可如今，很多女利主义者把自己活成了锤子，专门靠钉直男癌和大男子主义言论为生，跟男权主义者形成了共生结构；许多男权主义者同样是见到女利就如同鲨鱼闻到血腥味。二者行为同构、本是绝配，却视彼此为仇雠。 在这类极端情绪的推波助澜下，胖猫事件必然会朝着失控方向发酵：骂谭竹的人，很多都是在把她当一类“钓系女孩”的典型来批斗；骂胖猫的人，很多都是将自己对“蝈蝻、屌癌、金针菇”的反感投射在可怜的胖猫身上。 英国作家娜奥米·阿尔德曼说：用一种性别去压倒另一种性别的战争，既没有尽头，也没有胜利者。 但这群人在以己为矛也为盾，挑起“一群人对一群人的战争”。 04 村上春树在短篇小说《列克星敦的幽灵》中写道： “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毫无批判地接受和全盘相信别人说法的人们，是那些不制造也不理解什么而是一味地随着别人听起来顺耳的容易接受的意见之鼓点集体起舞的人们。他们半点都不考虑，哪怕是一闪之念，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有错，根本想不到自己能无谓地致命地伤害一个人。我真正害怕的是这些人。” 这些偏听盲信者如同墙头杂草，性别对立的心态则是一把火，能快速将其点燃，最终吞噬无数个胖猫和谭竹。 这带来的直接问题是舆论场的“垃圾场化”，深层次弊害则是“真问题失焦”——正如法学家劳东燕所说的，公共事件逐渐从公域里消隐，越来越多的私人事务被拉到公域，在显微镜下被围观被细看，出现任何瑕疵都会被上纲上线。当“监督”的箭头一边从某些地方退缩一边向私生活领域延伸，社会注定会被一场又一场的舆论泡沫粘住。 一通没有意义的狂欢，留下一地没有价值的鸡毛，就是我们公共生活里的常态景象。 回到胖猫事件上，它就成了后真相时代被众人加工的标本。虽然许多人并不在意真相，但它暴露出了几重真相。 如果说第一重真相是警方通报还原的胖猫生前有情感寄托、死后被拿来炒作，第二重真相是无数哄客不关心胖猫也不关心谭竹，只是用他们来为自己的伪正义癖好和表演欲献祭。 那胖猫事件背后真相的真相的真相，就是真相濒死——它可能被掩埋在畸形信息供给的深坑里，也可能溺死在情绪洪流之下。 这，或许就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最残酷的真相。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数字力场
当退休后的老人们来到一家日间托老中心做海底灸时，幼儿园的老师们正外出派单、宣传招生。这两个地点的老板，是同一对夫妻。 于波和崔瑾在山东济宁经营了20多年幼儿园，从2003年的第一家，逐渐扩张到2020年的十一家。夫妻俩原本打算把这当成一辈子的事业，但出生率下降伴随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现在，他们的目标客户不得不转变为在校门口等着接孩子的人。 盼不来的孩子 王姨不管于波是不是什么教育集团董事长，她就要教他种三角梅。 于波还在托老机构的二楼办公室接受媒体采访，王姨给崔瑾打去电话，“那得下来，我今天必须教给他，还带了两袋化肥。” 王姨是这家托老所的会员，热爱养花，之前看到于波把三角梅剪秃了，一定要指导他。 这家托老所开在济宁市中心最大的城市广场附近，为60-75岁的活力老人提供日间活动场所和服务。年前正式开业，目前吸纳了五六十名会员。 吃过早饭后，老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做八段锦、做海底灸、打牌。中午回家吃过饭，又来了，要接孙辈的下午四点多就得走。这个场所镶嵌进老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替代了原本在家看电视和手机的时间。大家建了个微信群，店员每天预报天气，问早晚安。老人们生活规律，如果有谁每天九点进店，有天超过十点没来，就要打去电话问问。 这样的情形让从事了二十多年幼儿园事业的崔瑾感到陌生又熟悉。小朋友们也是如此“考勤”，如果早餐后半小时还没来，就要联系家长：要不要留早餐？为什么没来？ 2003年，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崔瑾创办了第一所幼儿园。那年她20岁，和丈夫从招生、地推、上课和维修干起。幼儿园品牌在济宁当地口碑不错，一些家长的二胎、三胎都继续入读，老师们也一路跟随，教育集团逐渐扩张到2020年的11家幼儿园。 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是滞后的。2016年二孩放开后，全国迎来了一波生育小高潮，达到1786万，但从2017年开始，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到2022年，已经跌破1000万。而2016年到2021年间，全国幼儿园数量从23.98万所增加至29.48万所。崔瑾记得，2020年9月，幼儿园瞬间就招满了。 园长李伟就职于于波和崔瑾在2014年创办的一所幼儿园，通常情况下，往年至少能招到100多个孩子，但2023年3月报名期间，只招到了30多个。恐慌突然来临。 在2016年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集中在2023年前后毕业，数量是近几年最多的一波，占在园孩子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波孩子的毕业，叠加上新生儿变少，在园人数和前两年相比减少了一半。崔瑾估计，今年9月孩子毕业后，幼儿园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对民办幼儿园来说，在园人数达到多少才能不亏损，是个可计算的现实问题。李伟算了一笔账，由于园区较大，一年的房租最高时将近190万，在园孩子要达到330个左右才能收支平衡。但目前，园区只剩下300个孩子，一年亏损30万左右。 到今年9月，又将毕业100多个孩子，李伟必须想办法补上这个空缺。园区里的每个人都要跟着忙碌起来，一部分老师讲试听课，一部分老师轮流外出派发招生宣传单，李伟也会带着小孩喜欢的小风车到附近的公园，邀请家长去听免费的体验课。 但再怎么努力，幼儿园能覆盖的目标人群有限。目前，周边街道的十几所幼儿园已经关了三所，有一所曾携款跑路。有家长找到李伟，“咱们幼儿园会不会关？”李伟坚定地说“不会”，但心里依然很恐慌。 2023年，于波和崔瑾关停了一所位于老城区的幼儿园。他们了解后发现，整个社区里的新生儿不过二十多个，全是老人，坚持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今年，崔瑾认识的几位其他幼儿园的园长还在不确定中观望，“就看9月这一阵招生了，招上来就干，招不完就不干了。” 托老所里的老人们 从幼儿园里“长出”托老所 在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变天”之前，于波和崔瑾已经在疫情之下被动地开始过一些“转行”的尝试。 三年疫情，关园的时间加起来有一年多，期间幼儿园完全没有收入，而房租、物业费、老师的基本工资和社保不能断，全体员工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夫妻俩不得已关停了两家幼儿园。 无课可上，如何把现有的人力利用起来？他们尝试过做外送，通过家长和社区建起微信群，厨师做饭，老师们当配送员。尝试了两三个月，亏损好几万。于波亲自跑腿，开车给顾客送十斤芒果，最后只落得几块钱，对方问他：“你这外卖员开汽车送外卖，是来体验生活的吗？”后来，他们还尝试过小学生课后托管服务和学业规划，但都好景不长。 崔瑾和于波发现，在同一个行业中坚持了20年，“脑子都有点固化了”，其他的商业模式都不太懂。300多人的团队中，不少老师的工龄在10年以上，如果老师们失业，可能也难以适应别的行业。 有没有一种转型既能利用幼儿园的场地，还能发挥老师的技能？起初，他们想过做养老院，但被朋友劝住：“不好干，投资还大。”于波的爷爷今年100岁了，父亲兄弟三人每人轮流照顾一个月，于波开玩笑地问爷爷，“去养老院吧？”爷爷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不去”。于波说，“济宁这个地方，如果听说谁把爸爸妈妈送到养老院了，那都得挨骂，说不孝顺。” 于波还想过做老年大学，但调查下来，济宁公办的老年大学，每门课半年只收100块钱，“这怎么跟人竞争？人家不图挣钱，场地也是免费的。” 反复考虑后，于波想到了在幼儿园里开设托老所。幼儿园临近社区，餐厅可以改造成社区食堂，而孩子和老人的餐食几乎要求差不多，烂碎、少油少盐。等待接孩子的时间，老人们可以在教室改造的活动室中娱乐，幼教老师可以给老年人上课，生活老师未来可以提供保洁、护工等服务。 夫妻俩在外地考察时，注意到上海一家专门为老人提供高端上门服务的机构做得很好，他们只收有限数量的会员，年费八九万。但是济宁和上海不一样，“你收3万也没人来。” 上门服务的思路给了于波灵感，他想通过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吸纳会员、建立社群，当基数足够大的时候，一定能产生许多上门服务的需求。 于波和崔瑾决定从身边开始做市场调查。从2003年至今，幼儿园的毕业生累计达到17000人，覆盖了好几万各行各业的家长群体。利用这些资源，他们给每个在园的孩子发下问卷带回家，“如果有这样一家托老机构，还能给老人配置安全预警的设备，你愿意花多少钱？” 担心没有市场需求，于波和崔瑾不敢贸然开始拿幼儿园做实验。他们租下了一个家具卖场开始改造，一楼设有养生仪器、厨房和书法区，楼上可以打乒乓球、唱歌、按摩和上课，年费定为1288元。 初期的推广很困难。夫妻俩想找社区的网格员在群里发免费测血压、血糖和理发的通知，但被拒绝，对方说自己只能发政府的通知，担心有风险。不少老人刚进店的时候也很谨慎，担心这里是卖养生产品的地方。 离店面不远处，一间名为“社区智慧养老”的门店已经关门了。那里曾以发鸡蛋为名吸引老人，售卖几万元的医疗器械。于波的店面推广期间，有老年人一边做着艾灸，手机里还播放着那家店的课程，听完对应的时长、回答问题再发朋友圈宣传，一天大概能得5毛钱，老人们乐此不疲。 当于波和崔瑾想寻求政策支持时，他们发现关于托育的建设补贴和经营补贴已经很完善，但针对无床位的托老服务，还有些空白。崔瑾说，任城区卫健委答复他们，虽然“一老一小”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的政策或实质性的补助。 在不确定中进行尝试并不容易，但幼儿园的土壤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今年春节后，门店正式发布店员招聘，一位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前来应聘，他的孩子十年前就读于于波夫妻俩旗下的幼儿园。他之前从事美容健康行业，但疫情后，大众消费收紧，客户群体也快进入退休阶段，他意识到养老行业似乎更有潜力。双方一拍即合。 还有幼儿园毕业生的家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他主动联系于波，希望能开展合作，由社区提供活动场地，把他们的模式引进社区。目前，于波已经和两家街道达成了合作，他们签订了协议，在满足基本公益服务的前提下，运营社区食堂，还可以开展收费的上门服务。 在济宁老城区的一处广场上，陪伴孩子玩耍的大多是老年人 在不确定中转型 周鑫是于波教育集团旗下的幼教老师，2023年幼儿园因招生问题关园后，她有两个选择：转去旗下的其他幼儿园继续当老师，或重新开始，服务老人。 2022年起，周鑫开始参与外出派单招生。孩子不断流失，身边的同事也各自谋划出路，有人转行直播，有人干销售。周鑫意识到出生率下降，老人增多，“一整个就是翻转了，未来肯定不好走。”如果继续在幼儿园呆着，没问题，但是更长远的路呢？ 暗淡的行业前景和疫情带来的影响，靠信任也难以维系。一名老师跟了李伟八年，一个月前，她说自己想去公办幼儿园，虽然工资低点，但学费低，招生压力小，“园长，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相信这个行业的未来，我不信咱们民办园还能坚持下去。” 还有一个孩子原本在园区就读，学费一学期7000多元，但爸爸在外有负债，而附近的另一所民办幼儿园只要4000多元，家长没有任何犹豫，把孩子转走了。李伟找他沟通，对方说，“我对你们很满意，我真的是自己没钱了。”但孩子转过去没多久，那家幼儿园也关园了。 和家人商量后，周鑫决定离开幼儿园，到新开业的托老所工作。平日店里的事情不算多，周鑫提供最多的服务就是倾听和陪老人们打牌。起初，出于对老人的尊重，店里要求员工和顾客保持距离，但她发现老人就喜欢和她亲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带大了两个孙子，每天做一日三餐，坚持数十年。但最近儿子和她说，等明年孙子上了高中以后，“你可以轻松了，解放了”。但老人心里难受，陪伴了孙子这么多年，说走就走，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每天来店里说说话，变成了她生活的重要部分。 老人们和周鑫渐渐熟悉起来，谁的手机流量刷超了、谁中午吃了芹菜炒肉、谁家电费该交了，没有人比店员更清楚，还有老人张罗为周鑫介绍对象。从前周鑫是老师，现在她觉得自己更像家人。 崔瑾曾担心过，虽然老师们经常给小朋友擦屁股和清洗沾了屎尿的裤子，但他们不一定能接受老年人的味道，不爱听老人的唠叨。目前，托老模式还没有正式引进幼儿园，李伟尝试着试探老师们的态度，先鼓励“呀，你这个画画得太好了”，再提“如果将来的话，咱有老年人的一些课程，让你带他们去做，你高兴吗？”老师们都清楚幼儿园的处境，平时也常和孩子的长辈们打交道，“没问题”。 66岁的宿爱云是托老所打扮最精致的老人，用丝巾点缀衣服，再配上高跟鞋。但她已经三四年没再买过新衣，觉得年纪大了，穿不了多少年。她家附近开了所养老院，每天路过都能看到里面的老人坐在院子里，“不吱声，看着挺可怜的”。她和店里的其他老人讨论起以后养老的规划，大家一致认同，只要生活能自理，不上养老院，实在不行就找保姆上门。宿爱云还想过和好友一起抱团养老，正好家里有空房间，但细细讨论起来，谁住哪一间？会不会产生矛盾？计划又搁置了。 目前于波的托老所还没开始盈利，但蝴蝶已经扇动了翅膀。从去年开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己关于幼儿园转养老机构的想法，积攒了几千粉丝，全国各地的人陆续来店里考察，地图软件提示他，店址搜索量一周达到100多个。银行、牙科、各种推广和投资人都找上门来，还有客户打电话提出希望能新增上门助浴服务，这些对于于波来说，还是需要摸索的领域。 由于人力有限，于波的团队目前提供过200多单上门服务，主要是打扫卫生和清理热水器。他发现护工的市场缺口很大，计划未来和职业培训学校开展合作，培养更多技师。等整个模式成熟起来，五年之后开设自己的养老院。他相信老年人市场的稳定，“服务他 10 年、 20 年，年龄越大越离不开我们。”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5月19日晚，重庆南岸警方通报“胖猫”跳江身亡事件的详情。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捋重点： 1、双方存在真实恋爱关系，女方不构成诈骗罪。 2、双方见过很多次面，女方甚至带胖猫回老家，不存在“2年5个月仅见2次，看过一次电影”的事情。 3、胖猫生前确实给女方转了50多万，胖猫姐姐说“我弟弟给谭竹转了51万”，并没夸大。 4、女方已经全额退还了与“胖猫”恋爱期间经济往来的差额。 5、胖猫的姐姐在网上存在精心策划、操控舆论、团队协作、侵犯隐私、引导网暴等行为。 重庆警方的通报，用充分的细节、详实的证据和清楚的事实，告诉人们，事情不是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样。 很多人惊呼，胖猫事件反转了。 当然，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是，纯爱战神和女方2年5个月仅见2次，看过一次电影，却转账51万，那这件事确实（部分）反转了。 但，如果你只盯着经济往来，胖猫姐姐说转了51万，事实上这个数字也相差不大，那这件事就没有反转。 而至于女方是不是捞女，胖猫是不是受害者，胖猫姐姐是不是吃人血馒头，那就更是见仁见智，简直能吵翻天了。 但看到通报里列举那么多的数据，网友们热火朝天算账的样子，我感到滑稽而荒谬。 人们献出了旷日持久的关注和情绪，重庆警方隆重推出了详实的长篇通报，耗费了那么多的公共资源，却只是为了一对再普通不过的男女无关他人利益的琐事。 换句话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私事，我们消耗了珍贵的“战略储备”。即使消耗了那么多公共资源，最后除了一地鸡毛，我们依然一无所获。 就像我上篇文章说的，这是一部名为“胖猫”的连续剧，而这部连续剧，已然迎来了最光怪陆离的高潮。 如今，胖猫事件反转也好，没反转也好，都再次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 黄色新闻已经成为了新闻的主流，普通人审判普通人，所有人娱乐所有人。仿佛人人都在寻求真相，但持续的关心，不过是把一件本应逐渐淡化的事件，演变成真假难辨的连续剧。在这个过程中，对事件的关注也变成事件，层层叠加，不断反转，以源源不断的新鲜资讯，迎接着人们持续投入的精力。 而这，成为了互联网最新的娱乐方式。 胖猫事件，算是最近几年现象级的传播案例。如果非要从这件事里提炼出什么公共价值，那么我觉得有以下几点： 1、一两句话就能总结的事件，都因为过于传奇而值得警惕，不但要警惕那一两句话，也要警惕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复杂事情的思维方式。 2、受害方也会说谎，不管是恶意还是无心，任何轻信都可能被反转打脸，所以不要轻易做道德审判。 3、真相里也可能有谎言，甚至真相永远都不可知。如果非要对网上的事件投入感情，把看到的一切看成是连载小说，而非事实，可能会更有利于身心健康。 4、任何人都很难经受得住聚光灯的审视，因此普通人把自己的私生活主动暴露在大众面前时，都应该三思。网络舆论不会只吞噬自己的敌人，也可能会吞噬自己。 5、无论如何，要永远爱自己，尤其要爱自己的钱。但要知道，钱买不到爱。 以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上海此前既然赋予了商家自由设置的空间，鼓励创新与个性化的表达，就应简化审批流程，尊重商家的实际需求。 就算有必要调整，也应加强前期沟通与现场勘查，尽量不妨碍商家的正常经营。少一些有关部门的指手画脚，给商家松绑，城市街道才有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与商业繁荣的生动展现，而非千篇一律的单调风景线。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上海徐汇区广元路上一家包子铺老板赵先生，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求助，称店铺已营业1个多月了仍然是无店招的状态。此前，他向相关部门申请了近10次，反复尝试递交店招设计方案均未能通过审批。 店主十分不解，“我们正常做生意，为什么不让挂招牌呢？”普通人看了也是一头雾水，上海不是早就不要求统一店招了吗？怎么如今一个小小的包子铺却申请不下来一张招牌呢？ 从店长薛冬冬的申请记录来看，从今年3月7日起，他已经先后11次提交审批申请，仅店招效果图就制作了7个版本。他回忆，每次提交申请后，总是被以各种理由打回，“一会说字体高35厘米太大了需要缩小，一会说字体颜色太亮了，一会又说不允许用反光材质，一会又说字体外发光不允许，只能反复调整后重新提交。”折腾了一个多月，终于在4月13日字体审核通过了，可万万没想到，4月29日他又接到电话，说按照规范文件，店铺的门头不能凸起，需要将凸出部分拆掉。 从这家包子铺申请店招的经历来看，当地对于店招的审批流程十分繁琐，而且要求极为苛刻。从字体大小、颜色、材质、发光效果到门头凸起，每一处细节都需反复调整，这些问题没有一次告知商家，工作效率低不说，反复修改无疑也给商家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 薛冬冬4月13日提交的店招版本 来源：“上海民声直通车”微信公众号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审批的反复并非只涉及一个部门。除了街道层面的审核外，还需提交给“社区规划师”进行审批。据街道工作人员解释，赵先生的包子铺由于地处风貌保护区，店招在外观上要求较高，这次拆门头就是社区规划师要求的，社区规划师是外聘的，街道是攒齐了一批材料一起交过去审核，这也导致时效上有些拖延。 社区规划师这个职位乍一听，以为是指导商家如何设置店招，给出合理的建议，可现实看起来，他们更像是纸上谈兵，成了商家申请店招的阻碍。 就说最后的“门头凸起”问题，赵先生这家包子铺的门头并非常见的中空钢结构，而是房屋原本的挑空水泥屋檐，街道工作人员带着装修工人来现场敲击后，确认屋檐与屋顶梁体连接，拆除是有困难的。而且，赵先生在装修时已将店里的蒸汽排放出口藏在了凸起的门头里，一旦门头凸起部分拆除，意味着部分装修要重新调整。 规划师一句拆门头说得轻巧，可对店主来说，开店一个月就要砸了自己的招牌，本来就难以接受，何况实际施工的难度很高。这种脱离实际的做法，不仅给商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让人对规划师的作用产生了质疑。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具体情况，规划师应当深入现场，结合实际情况给出专业建议，而不是仅凭图纸判断，给实际操作出难题。 本以为，上海商户不用再为店招而烦恼，因为早在2022年9月，《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在确保店招符合规范的前提下，赋予空间让设置者展示个性、追求创意。当时，不少人大赞这一人性化的方案。 表明上看，商家在店招设计上拥有话语权，可如今看来，执行层面仍遭遇“落地难”，这背后与另一政策有关。据报道，上海从去年5月1日起实施了《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范》，对于店招的大小、设立方式均有明确的规定。 这一《规范》在实操层面给了商家很多限制，不少街区为了追求统一风格和所谓的“美化”“安全”，对店招进行了严格的审批程序，甚至由属地政府统一设计安装，这不仅剥夺了商家的自主经营权，也与2022年的规定相矛盾。很多商家对媒体大吐苦水，严格的审批让他们无所适从。 网络图片 在街区实施美化工程统一设置店招时，有的店铺旧招牌被拆走，新的迟迟安装不到位，也没人能告知还要等多久。还有的店铺前脚刚花钱装修好店招，后脚就被工作人员上门拆除。报道里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细节是，按《规范》要求，“设置在离地高度2.5米以下的附属式招牌，凸出墙面不宜大于0.2米”，可一家房产中介的实际情况，使其无法按照这一规范施工，无奈扯了一块喷绘布作为店招，晚上黑漆漆的门头，不少顾客都以为店倒闭了。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非但没有美化街区，反而削弱了城市的烟火气和商业多样性，直接影响商家的经营。 对于包子铺老板来说，一个小小的店招关乎着生意的好坏。现在一天只能卖出100来个包子，400元的营业额。而仅房租摊下来一天就要近700元了。包子生意需要赶早，没有店招，没人知道里面是卖什么的。一个小小的店招是吸引顾客、展示品牌的关键。频繁的修改与漫长的等待，无疑加重了商家的经营负担，每一分经营成本的增加都可能成为压垮小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海此前既然赋予了商家自由设置的空间，鼓励创新与个性化的表达，就应简化审批流程，尊重商家的实际需求。就算有必要调整，也应加强前期沟通与现场勘查，尽量不妨碍商家的正常经营。少一些有关部门的指手画脚，给商家松绑，城市街道才有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与商业繁荣的生动展现，而非千篇一律的单调风景线。毕竟，城市之美，在于它的包容与活力，而非一块块标准化的招牌。 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仅体现在大政策的出台，更在于细微处的关怀与支持，希望城市管理部门能为这些商家提供更好的支持与服务，至少别再让他们每天早上摸黑卖包子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