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终结”：Coles黄油鸡烤鸡即将下架
2026 年 10 月 24 日
01 我之前说过：刘强东相比同行，单从做兄弟这块来说，是没话说的。 比如给基层员工发五险一金，养了很多对手“优化”掉的底层打工人。 比如在上海的那段特殊时期，开仓放粮，搞得一些国字供应商灰头土脸。 比如给高管股份，乃至纵容当初打天下的兄弟掏空企业，这和明朝朱元璋对着开国34功臣嘎嘎乱杀大相径庭。 但他错就错在老是把“兄弟”挂嘴上，老是说什么： “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我一直在思考应该为兄弟们做点什么。” 网络图片 以至于兄弟们对哥哥的期待太高，总觉得东哥真是那种“看女人会脸盲”，看兄弟如手足”的奇男子。 但历史总是相似的。 面临强敌拼多多压力，东哥还是说出了那句： “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正如当年给东京做押司的宋公明哥哥，创业成功之后，果断把“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 并告诫诸位弟兄： 凡是不忠于朝廷的，不是我兄弟。 网络图片 至此，一些兄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兄弟们当真不是“哥哥的衣服“，而是“老板的官服”，进而大失所望。 慈不掌兵，义不管财，无情最是帝王家。 当年诸葛亮面对刘备托孤，说儿子不行，兄弟你可自取的话，那是吓得赶紧跪地，一边磕破头，一边表忠心，不敢僭越雷池一步。 所以做大事的人，不要总是把“兄弟”挂在嘴上，懂事的兄弟听了，会有压力。 不懂事的兄弟听了，搞不好会学东王杨秀清，在“天王”去美国享福的时候，在公司来他一手“天父”下凡，把公司搞乱搞垮，搞成“20块钱就能代打卡”。 最后天王说要清理兄弟的时候，底下的兄弟们都搞不清他究竟想清理谁。 以至于军心涣散，虎将出走，一个个都没了安全感，集团也会因此走向下坡路。 网络图片 02 其实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在发展经济这件事上，我们是有一个好兄弟的。 这个兄弟，叫民营资本。 中国富起来的生活，几乎是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步的。 一直以来，民营资本都是市场预期的风向标，也是培育创新产业的核心力量。 比如这些年中国经济的一些新业态，如网约车、外卖、生鲜到家等，都是民营企业在推动。 实践证明，计划下的产业发展，永远滞后于市场。 比如20世纪的苏联，本来在军工、航天领域和美国旗鼓相当，但因为市场开放有限，没有新需求，缺乏新动力。 导致电子产品、民用品领域发展停滞不前，到了20世纪90年代，还在用几十年前的民用车，以至于最后民不聊生。 网络图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认为： 科技创新的动力，不是靠政府主导，而要靠市场驱动。 马斯克做火箭的时候，没有一个学者告诉他，他能成做这个事情。 中国的学者更会认为，这要靠举国之力，要发挥体制优势，你自己搞肯定不行。 但是，马斯克就是做成了。 为什么中国做软件的上市公司都是民营企业，没有一家国有企业？ 这是因为民营企业敢闯敢试，敢于创新。 包括现在的数字大模型，无论是美国的ChatGPT，还是中国的文心一言、通义千问，都是民营企业先做出来的。 网络图片 可以说没有以马云、马化腾、柳传志、雷军、宗庆后、李书福、王传福、雷军等企业家冲在前面，为发展的困境破冰，就不会有中国惊人的发展成就。 而如果把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比作一次创业历程。 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兄弟，比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功劳更大。 03 不过，前几年却兴起了一阵风气，不断去污名资本，污名“资本家”。 一些曲意逢迎，又没有多少见识的所谓“爱国博主”，制造舆论恐慌，不断打压民营经济信心。 招摇过市，又嚣张跋扈。 很大程度上煽动了群众对民营企业的抵触情绪，觉得自己的日子没过好，都是黑心民营资本。 但时间和现实让人们发现，民营企业不仅不是罪魁祸首，甚至还是重要的经济带动力量。 比如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科技企业独角兽的数量，已经有了超越美国之势。 网络图片 而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发布的《平台企业数字技术发明专利研究报告》来看： 以腾讯、百度为代表民营科技企业，正在专利规模、质量和技术领域上，实现了对国际企业的快速追赶。 尤其是在原创性方面的研究，腾讯每年投入了600亿研究经费，已经远远超过了清华大学的一年40亿。 拿数据来说，目前高校的发明专利产出比不到4%，科研所是十几个点，国家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做的研究转化非常有限。 但大型民营企业却成为了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的核心点，产出比高达80%以上。 网络图片 这是因为企业知道数据，知道市场需求，知道应用场景，同时能快速大规模地投入。 当然，要想他们做得更好，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制度、法律、政策的支持。 换句话说，我们对待民营资本，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 不是那种可以随时“重新定义”的兄弟，而是歃血为盟的兄弟。 而且“兄弟”的最终解释权，得刻在石头上，记在法律里。 网络图片 最近，制度层提到了一个词，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怎么让资本有耐心？ 首先要有制度上的恒心。 什么是制度的恒心？就是各类政策要有确定性。 特别是对于一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要给予市场主体足够的宽容和试错空间。 千言万语，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鼓励壮大民营资本，鼓励企业家精神，把市场还给市场。 让他们感受到阳光，呼吸到氧气。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因为年轻网络暴民，他们不仅不相信民间的批评，也不相信权威——这恰好就是暴民的特质，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说到底，他们只相信一种集体的狂热情绪。 最近看到有家长吐槽：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让孩子学会理性思考和清醒独立固然很好，但孩子在当下的极端舆论风气中注定会孤独；如果让孩子随大流去跟风那些极端思潮，作为家长又实在受不了。 我想，这一定是一位80后的家长。 80后可能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最具有理性、中立思维方式的一代人，95前也还算尚可。但是从95后开始，尤其是在00后迅速成长的近七八年，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极端风气。 一代人，都几乎成了网络暴民。尽管在我的后台讨论中也有少数理性的青年。 在追星方面，他们开始大搞饭圈。上次TFBOYS在西安举行演唱会，这个组合三个成员内部各自的粉丝，用各种各样极端而奇葩的方式，甚至大打出手去攻击“对手”。 网络图片 面对那样的场景我是感到错愕的，然而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又绝不能用一句“搞不懂年轻人”就搪塞过去。 因为那不是年轻人的特质，那是分明就是暴民的特质：他们靠着某种共同的情绪集结成群，疯狂追逐目标的同时排除一切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爱好，一旦二者发生冲突，他们就会采用各种极端和毫无下限的手段，去破坏对方。 无底线——这就是他们的特征。为了打击对手，他们在法律允许的红线内，会采取所有能让你崩溃的措施。 我也遇到过“年轻网络暴民”，只是因为负面评价他们喜欢的一部电影，就被用我此生见过的最恶毒的诅咒攻击。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攻击的“话术”只不过是他们的日常罢了，他们会用那种语言攻击一切“对手”，目的就是让你心理崩溃。 如果法律没有起到作用的话，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做出什么样极端的事情。 最近，“美国登月造假”又成了年轻网络暴民的热点。为此中科协、《解放日报》、中国探月领域的核心专家欧阳自远院士，都纷纷出来辟谣。 但令人惊讶的是，一向相信国家说啥都对的网络暴民，这时候连这些官方辟谣都不信了，上述协会、媒体和专家，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网友“围攻”和讽刺，认为他们屁股也是歪的。 上述辟谣中头最铁的要属《解放日报》，因为他们顺带把“西方伪史论”也批了一下，这可不得了，就像一块石头砸进了粪坑，威力十足。 B站，本应是中国年轻人最讲究创意、最能展现才华的平台，现在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制造极端民粹言论的互联网粪坑之一。 网络图片 B站严格审核下，至少脏话不多，但在一些体育和娱乐的平台，不同“饭圈”之间的疯狂互相攻击更是常态，语言之恶毒常常都是不堪入目。 作为一个80后，我只能说：“后生可畏。” 究其原因，80后的成长历程，接受的东西更为多元化：80后从小看的动画片是来自全世界的，包括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的艺术家们制作的最精品的动画片，当然也包括中国的《舒克和贝塔》之类优秀的动画。 这些动画片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其实也是多元的，中外兼容并包。 在阅读和教育方面，80后经历的也是最开放和多元化的。尽管现在各种信息资源更加丰富，但信息的价值观却在趋向统一化，带来的思考也缺乏多维度，往往就是非黑即白。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主流舆论的引导。80后所习惯的主流舆论氛围，是百家争鸣。那时候许多重大新闻事件，都有着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多角度报道，作为普通人也可以尽情讨论，禁区和红线很少。 然而现在，基本上只趋向于存在一种声音，稍有批评就会被主流舆论扣上“公知”之类的帽子。 主流舆论扣了帽子，年轻的网民们看到便会效仿，群起而攻之，这就是现在批评者大都噤声的原因。对批评者来说最恐惧的未必是审查和屏蔽，而是来自大众的围攻和网暴。 “模仿效应”就是如此，因为年轻人价值观尚未定型，很多行为其实是有模仿成分的。 对80后来说主流舆论氛围是多元化、可以容纳批评的，于是80后们就模仿成了多元化的样子——这是好的模仿，因为它带来了社会的改良和进步。 就像当年的“天涯”之类论坛，其流量甚至比现在B站之类还要大。但在那里遇到存在重大分歧的话题，很少有恶毒的人身攻击，而是经常见到关于问题本身深刻的探讨。 这也是为什么会诞生那么多影响至今的“天涯神帖”。 在那时候的论坛，一件事情的正、反面都会有人去说，而且是带着思考和数据去说，这样网友们便会看到不同的声音，就避免了只迷信其中一种。 越是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下，大众的攻击性就越是会减弱——因为只要说开了，其实反而没事。 反之，越是高压，人们就越是喜欢按照某种特定的立场、观念来表达，而不是探讨那个事情本身。就比如先预设但凡说美国登月是真的，那就是美国和西方的走狗，无论你再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听了。 这时候，狂热的情绪让他们失去了一切理性。 然而诡异之处在于，即便是他们以往最信任的国家媒体、国家机构出来讲，他们依然不会相信，就像这次登月是真是假的话题。这是为什么？ 因为年轻网络暴民，他们不仅不相信民间的批评，也不相信权威——这恰好就是暴民的特质，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说到底，他们只相信一种集体的狂热情绪。 所以，舆论氛围的宽松和多元，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极其重要。就像树苗所成长的土壤如果只有单一的营养元素，树苗可能会越长越歪。 我不敢想象，一代人中有这么大的部分都成了网络暴民，等到这代人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将会做些什么。 我只能宁可强迫自己选择相信，一切还是会慢慢变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上周某家权威媒体报道一件事，湖北某县村民在申请低保通不过，才发现自己名下有营业执照，显然这不是她注册的，而这并非个例。在这个村，有134位村民被人“热心”注册了个体工商户执照。 村民们发出疑问，到底是谁用我们的身份信息注册了这些空壳执照？ 后面查明了是镇工商所注册员通过镇政府工作人员获取部分村民信息，违规办理的。 再深究一下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干，是为了完成市场主体增量指标任务。 文章里面提到，这个镇现任市场监管所负责人拿到的市场主体增量指标任务是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县工商局）下达。 2023年，他在上级单位开会时，接到表格形式的任务指标，数量是420个左右。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年为这个事都搞得头痛，排名、通报、点名批评！他和一些基层一线人员已经“要被逼疯了”。 市场主体，通俗点讲就是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有5万员工的集团公司和有5人员工的小公司都是市场主体，哪怕开个店铺卖包子也是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市场主体越多，说明这个地方经济活跃程度高。市场主体多，就会有营收，自然带动地方税收。 所以很多省份都会下发开展市场主体增量行动的方案，从省、市区，到县、镇，指标逐级向下安排，各级按照方案指标完成任务。 当然最终任务是摊派到社区、村支书们，他们为了完成任务四处“拉人头”，找亲朋好友完成登记注册，自己的名下挂了几十个经营主体。 这是不是形式主义？ 肯定是。这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把市场主体培育发展简单理解为注册即培育，仅仅是为了完成冲量任务。 注册后的经营主体空挂着，没有实质性经营活动，对经济没有任何贡献，反而会抬高“水位”，让基层每年拼命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度一年比一年高。 从市场主体增量到政务新闻宣传、法院的庭前调解等等，体制内很多工作都要下任务，下指标。 应该说这些任务和指标出现之初的目的是好的，让基层工作目标明确，无疑是推动工作开展的主要的、重要的方式，能够让基层工作有的放矢，为基层找到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但后面一些领导和单位为了自己的政绩，不切实际地提出任务和指标，把任务一股脑儿地扔到基层，只图自己干净利索，不顾基层承担能力，消化情况。 有时为了体现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甚至反复给下级发通知、提要求，还动辄排名通报，把压力传给下面，极大地挫伤干部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以至于基层干部们用形式主义来抵抗这种官僚主义。 难道一个地方治安稳不稳定，是靠群众扫码评价维护的？一个APP必须要强制下载打卡，不看干部们自身需要吗？群众不接受庭前调解，法院非要缠着调解，这到底是是维护群众的权益还是损害公平公正？ 如果下任务的人继续“想当然”，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然后大笔一挥做下任务分解就摊派给基层，换来的肯定是基层的抱怨、注水的政绩和群众的差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生参考答案
近日，有读者向《近代学术》反映，由朝华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全套120册、定价108000元的《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续编（第一辑）》所收录的近代文献影本，存在着多处令人触目惊心的挖空现象。 网络图片 有证据显示，这些挖空现象并非该书主编所为，而是出自出版社编辑及统、审稿人员之手。在该书校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报有关内容旁，由红、黑色水笔多处标注着“内容低俗，须虚化处理！”“有教唆读者之嫌，建议删！请复、终审重点审阅！”“删！”等字样，在《陆小凤》一文旁则批注着“认为未成年妓女，是否保留，请复、终审…”“删！”等，而在该书正式出版时，这些内容不仅大多都被挖空，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在每个版面的左下角或右下角，新添了“原稿残破”一行文字，制造出因原报残损而致影印空白的假象。 网络图片 这一做法，也与该书责任编辑所描述的编辑出版原则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冲突。后者撰写的《编辑手记》不仅详细交待了该书的编审出版流程、责任人等，还宣称：“我们编纂（的）历史文献，要从文献的学术价值方面考虑，对文献要有敬畏之心，要尊重文献，编辑时要谨慎，妄改是最要杜绝的问题，要尊重文献的时代背景是首要原则，尤其对于一些关于政治时局和历史人物的评述，要考虑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办报人的主观立场，此外，还要考虑当今的学术价值，尽量保留历史资料的原貌，每一处修改都要做到有理有据，不能确证的地方不乱改，不妄改。” 网络图片 多位专家学者受《近代学术》之邀，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专业判断。长期从事新诗、影剧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杨新宇教授表示：“这种开天窗式的影印，还不算特别严重的问题。有研究佛教文学的青年学者发现，一出版社影印的近代佛教期刊里，目录上的某些政治性文章，在正文里面一概没有，相应的位置也被贴上了广告。” 网络图片 目前正在成都讲学的著名文献学家、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则指出：“影印清末民初以来的大小报纸，目的是什么？窃以为主要是为了学界研究。那么，保持影印报纸的原貌，也即原汁原味地呈现，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认为内容有某种不妥（其实这样那样的所谓不妥或低俗，不正是那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反映吗？不正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吗），就加以这样那样的删节和‘虚化’处理，就十分令人惊讶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希望能引以为戒。” 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史料分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贺副教授也认为：“这些大小丛书，号称原始文献影印，其实并不原始。类似现象在古籍、近代文献影印出版、数字化过程中，颇为常见（详情请点击：杜泽逊 | 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工作之我见）。拙著《数字人文与中国现代文学》就专门讨论过近代文献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当然，不同时期挖空、删改、虚化、涂抹程度不同，原因也不尽相同。今天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是图书审查制度，但各地、各社审查尺度有紧有松，有些期刊社、出版社有权任性，神经过敏，惯于自我阉割，枪口不能抬高一寸，或是造成此类现象泛滥的直接原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近代学术
能否接待老外，酒店人还是很困惑。 01 没有涉外经营许可证，酒店能接待外宾吗？关于这件事，上周末在酒店圈引来热议。 梳理事情前，我们先来回顾下引发酒店人大讨论的引子： 近期，由于来自尼日利亚、英国、巴基斯坦等国的外国网民留言反映，酒店以“不具备涉外资格”“不知道如何将信息录入系统”为由拒绝其入住，“在小城市，或入住快捷酒店更是如此”，造成外国人诸多不便。 公安部、商务部、国家移民局收到中国政府网转去的网民留言后，作出如下答复： 针对网民反映的境外人员住宿不便问题，要求旅馆业不得以无涉外资质为由拒绝接待境外人员，指导监督旅馆业进一步改进涉外接待服务能力，提升从业人员服务水平。 中国政府网公众号截图 这条官方回应一出，不少酒店人一脸懵圈，毕竟这几十年大家也一直默默遵从当地公安的规定，大多以“有无涉外经营资质”作为能否接待外宾的标准，在携程等OTA的“政策服务”页面也可以清晰看到酒店能否接待外宾。 网络图片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政”，一些酒店从业者在旅界搭建的行业社群纷纷交流接下来如何应对。 湖南酒店从业者A君担心的是，若没有涉外资质接待了外宾，到时候酒店不会被查处吗？ 他的理由是接待外宾需要去当地公安局领取涉外经营许可证，这几乎是每家酒店开业前的常识。 安徽合肥的酒店加盟商B君则怀疑称，如果酒店有没有涉外资质都能接待外宾，那这个涉外资质还有什么用？ 他同时感慨，“早就该取消这个涉外资质了，都是几十年前的政策产物了，酒店的经营范围、资质条条框框太多，有的时候想想都头大。” 另有河南的酒店经营者C君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询问了当地派出所，得到如下答案： 网络图片 C君并不意外，他认为国家政策落地需要时间，如果北京的酒店都能贯彻执行这个新政策，河南大部分城市也会跟进，否则不会冒头。 也有一些国内城市走在了前面，云南大理一位酒店业者告诉旅界，“官方通知取消涉外资质规定，其实也就是去年的事情，而我们之前不接待外宾，现在正常接待外宾，当地派出所没说啥。” 不难看出，与“酒店取消刷脸入住”政策刚下达时类似，关于酒店接待外宾是否需要涉外经营许可证，各地还属于观望状态，官方回应后的各地执行力度与标准也有待统一。 02 说起来，酒店涉外经营资质这件事确实年代比较久远，属于尘封回忆。 据有据可查的条例，198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评定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规定》第7项曾对旅游（涉外）营业许可证曾做出如下规定： 网络图片 虽然是36年前的“老政策”，只是现行依然有效，但旅界此前也曾报道当下大量的国内酒店不愿意“评星”，尤其文旅部统计去年四季度的一星级酒店更是只有可怜的7家，呈现逐年缩水的态势。 那么，对于这些尚未评星的酒店能否不办涉外经营许可证，其实相关政策并没有统一答案。 从各地酒店业者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看，旅界获悉，国内各地酒店为了经营安全，往往选择和当地公安申请“涉外经营资质”，以确保酒店有资质接待外宾。 当然，一些原本经济型酒店一年到头也接待不了几个外宾，索性不愿给自己揽事，也就不去申请这个资质，相对应的，这些酒店也不接待外宾，只做国内客人的酒店生意。 大量的廉价、经济型酒店不接待外宾，这显然对于当下提倡入境游，老外入境消费形成了掣肘。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国对泰国、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多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陆续试行免签政策。 多国免签后，上海街头再现老外摩肩接踵，吉林等边境省市也迎来大量的跨境游客，入境游沉寂了几年时间，终于盼来了一些好的苗头。 说实话，我们不能把老外想的太有钱，就像国外越是奢华的酒店国人身影越多，很多老外，尤其是欧美日韩客人“背包穷游”理念盛行，若经济型酒店不接待，确实给很多希望来中国旅行的外籍游客造成困扰。 早在去年夏天，坐拥25.5万粉丝的韩国博主No mad Shaun将自己的中国之旅拍成了Vlog，他指出了一些在中国旅游不太便利的地方，引发两国网友热议。 他将中国之旅比喻成“西天取经”，比如视频里他说外国人打车难，还有在中国只能住四星及以上的酒店，但他觉得作为年轻人来讲太贵了。 网络图片 回看这件事，其实就是大量的经济型酒店不具备“涉外资质”造成的影响。 放眼全球，东南亚、欧洲、美国、日韩、澳洲等国内入境游客群的目的地也均不存在需要获取“涉外经营资质”才能经营酒店的条文，难怪外籍旅客入华后会有如此不适感。 由此，无论纵向来看这条旧政策对于当下入境游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还是横向对比其他国家对于酒店是否涉外的管理规定，取消酒店“涉外经营资质”这件事应该说并无不妥。 03 官方发文，酒店可以接待外籍游客，意味着收入来源增加了，事情肯定是好事情，为什么一些酒店人宁可有生意不做，也不想接待外国人？ 从一些酒店业者的反馈来看，主要还是怕麻烦，A君依稀记得当年在酒店前台干活，大家把录入外籍游客信息当成是一件很恐怖的事，“皆因信息繁杂，对接也很麻烦，很容易错漏。” 关于这一点，有河北沧州的酒店加盟商D总称，去年开始，自从国家鼓励入境游产业，很多事情有了一定好转，“比如没有涉外资质，也没有境外录入系统的酒店可以通过手工台帐跟地方派出所提前报备就可以接外籍游客，不再那么排斥了。” 另有北京的酒店从业者E君披露，现在一般没办涉外资质的酒店通常是把外籍旅客护照给派出所对接的负责人拍照片发过去，“留个备案，就不用走前台核验条手续。” 可以看出，早在官方回应之前，接待外籍旅客的新政已经在国内部分城市逐步改善推进，而现在有了多部门的联合声明，未来有望进一步优化、扩大政策落地范围。 今年3月底，上海市就出台了外籍旅客入住规定 其次，一些中小酒店业者不愿意接待外籍旅客还是怕罚款。 E君回忆自己的酒店曾因为将外籍旅客信息录错，而遭到高额罚款，“如果多录错几次，酒店就要等着停业整顿，直接怀疑人生了。” 一些酒店同业对此感同身受，均希望在入境游政策调整期，官方部门能保证一定程度的“政策柔软弹性”。 “毕竟大家适应、消化起来新政策肯定需要一定时间，且当下官方发文与地方政策又有些相悖的地方，业者左右为难再被高额罚款有些说不过去了。”D总直言。 事实上，这也引申出一个同业倍加关切的核心问题： 酒店能否接待外籍游客的最终解释权到底归谁所有？搞清楚这一点，中小酒店从业者才能安心接待外籍旅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旅界
刘强东似乎又翻车了。 据说，刘强东最近发表了内部狼性训话，重新定义了兄弟： 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其实这是两段话的总结。 一段话是： 我也知道每个人生活的选择不一样。我们也有员工更多享受生活，生活第一，事业 / 工作第二，不想拼，我能理解，这没有错。 但我只能说，你不是我们的兄弟，是路人。什么叫路人？就是，你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敌人。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共事，因为你的存在，会让我们在拼搏的兄弟们的利益严重受损，对他们严重不公平。 另一段是： 如果你业绩好，你可以永远不需要去加班加点，公司永远是爱你，永远是给你非常好的收入待遇。 如果你业绩假设没那么好，只达到了平均水平，你只要拼搏，公司永远不会辞退你。 但是业绩不好，又从来不拼搏的人，这家公司永远不能容忍，一个不能容忍，都会逐步通过各种手段全部淘汰出局。 当然，刘强东说了狠话，也做了实事，在这次线上讲话中，刘强东首先宣布为全体采销员工涨薪20%—100%，线上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呼和掌声。 刘强东对“兄弟”好，已经成为坊间美谈，如今突然对“兄弟”动刀子，却是我没想到的。 遥想2018年，刘强东放出豪言，“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众人纷纷夸赞义气。 2022年，刘强东又动情地说，“所有成功都离不开兄弟们的努力和坚持”，“我一直在思考应该为兄弟们做点什么”。 2023年，刘强东说，“我不会躺平，也希望兄弟们绝不躺平”，好像就已经有点变味了。 而到了2024年，刘强东又说，“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了。 人家都说好兄弟一辈子，匆匆数年，就今非昔比，我不知道这是刘强东的兄弟保质期太短了，还是“兄弟”这个词在疯狂贬值。 在理上，我是站刘强东的。我不是在鼓吹拼搏，而是在说自洽。想要生活第一，享受生活，确实不合适去竞争大的企业。浑水摸鱼，却梦想着拿高工资，也无异于缘木求鱼。 就比如我，现在一点都不想为了生存出卖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就干写公众号的活儿，这个活儿对我来说相对轻松，可以不用像上一份工作那样加班到死。而我也接受了每个月只挣几千块的事实，且从不羡慕别人年薪百万。 总之，你的欲望，应该和你的付出相匹配。 但我不喜欢刘强东张嘴闭嘴说“兄弟”。 刘强东不喜欢享受生活的员工，却用生活化的“兄弟”一词称呼自己（认可）的员工，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刘强东口中的“兄弟”，是一个乡土中国的概念，是一种基于血缘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血缘关系的延伸。 兄弟关系的维护，靠的是婚姻，是人情，是义气。这种血缘关系，只能存在于熟人社会，它允许欠人情，但最怕“明算账”。 社会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往来越多越疏离，人情往来就越难以发挥作用，而陌生人之间的当场清算就越来越频繁。所以费孝通说，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里，讲的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契约精神。费孝通又说： 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这也就是我不喜欢刘强东张嘴闭嘴都是“兄弟”的原因。 都2024年了，我们国家最负盛名的公司之一的创始人，在职场中，不讲法律，不讲权利义务，不讲信用和契约，反而还在血缘关系的泥坑中裹足不前。我们顶级的企业家只是这个水平，让人心生悲观。 企业家跟员工称兄道弟，这是一种巨大的错位，也是一种观念的滞后，它可能在一家公司发挥实战的作用，但对建立现代社会正常的商业伦理，却有害无益。 现代企业不存在兄弟，也不需要兄弟，只需要遵守契约、遵守法律的员工和老板。 兄弟这样亲密的称呼，人家大老板客气地说两句，咱可别当真。 做刘强东的兄弟，您也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1900年8月15日早上6点，天还没有亮，叶赫那拉带着1000来人，要逃离北京了。 两个月前，叶赫那拉向11个国家宣战。随后，以瓦德西为统帅的八国联军2万多人，从天津势如破竹般突破几十万人的防线打到北京。事实上开战后八国把很多时间用于等待部队集结，进入北京相当于观光。 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已在攻打皇城，皇宫里能听到激战的枪声。 叶赫那拉把服饰发型换成汉人妇女装扮，她摘下金镶石珠指甲套，剪了她精心呵护的长指甲，叫上光绪、皇后、小主格格们，哭了一场，由景山出地安门，取道西直门，往昌平方向逃去。 那时，如果有人说“对抗洋人、守国门是叶赫那拉氏的宿命”，你猜会怎么着？ 自然是被投到井里。 临行前珍妃就说，皇帝不能走，要留在京师维持大局。叶赫拉那懒得和她掰扯，叫人把她扔到井里凉快去，还盖上大石块。 对外是打不过洋人，但对内，哪容得下你一个奴才多嘴。 守国门这个念头，压根就没在叶赫那拉心里出现过。当出现战或和、守或逃这样的重大决策时，当然也包括其他诸多决策时，重要性排序是这样的：她自己、爱新觉罗家族（叶赫那拉家族）、八旗、大清、屁民。 比如，她作妖一般宣战，主要原因是多国公使要求她还政于光绪帝（唐德刚说这其实是蒋干偷书般的乌龙，还政要求只是一家报纸的社论）。她明明知道义和团所谓刀枪不入只是把戏，但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当成炮灰给八国联军送人头；她明明知道大清是打不过的，但如果最高权力不在她手里，那么大清如何发展，于她又有何意义？她也知道当形势不可挽回，光绪留在北京是更好的选择，但这么多年下来她所做一切不就是为了权力不旁落给光绪？ 可笑的是义和团们相信叶赫那拉是为大清和大清子民，他们更相信他们的“扶清灭洋”是在救大清。想到这个崇高的使命，他们就觉得头巾更鲜艳了。 清军伤亡2万、义和团伤亡15万、赔偿合计9.8亿两白银的结果，是叶赫那拉还是大权在握，大清还在原点，大清子民的劫数也还没结束，但义和团们不明白，这个劫数是他们给自己种下的。 很多年后，有几个洋人来到《我是歌手2024》，她们对内娱歌手的碾压程度，可能不亚于100多年前“庚子事变”。 《我是歌手2024》采用了直播的方式，你唱什么样，观众听到的就什么样。而以往的歌唱综艺，在后期可以修音。 这是一场真实的比赛。 真实，本来应该是所有事情的底线，但在一个神奇的地方，真实是一种奢侈。 比如武术，作为一种运动最应该是以真实为基，但我们看到武术界各种造假横行，无数人以为，武术是什么了不起的国技。 很多事情一旦加了一个国字，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造假也就变得容易，并且具有正当性。 运动是比较容易打假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进行一场真实的比赛就行了。曾经有个洋人穆斯里穆来到中国，用武术的方式连挫若干中国顶尖武林高手。曾经有一个本土拳击教练，以打假之名挑落了若干武术大家。 洋人是打不过，但屁民还治不了你？ 那个对武术展开打假的人，已经在简中网上被消失了。 一些人说他卖国、辱华，至少是不爱国。就如百年前不信义和团神功的人，被叶赫拉那说是不爱大清。在《走向共和》里，叶赫拉那问一个杀了洋人的义和团，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那个义和团懂了她的意思，说应该乱刀砍死。 如今，洋人吊打内娱歌手，被无数人上升到“国”的层次，说什么“五旬老太守国门，对抗洋人是叶赫那拉的宿命”，呼吁那英崛起。 这位叶赫那拉不能把人投到井里，她只能说：你行你上啊！ 如果这位叶赫那拉发出“向英吉利开战、向美利坚开战、向意大利开战，保卫内娱”的宣言，毫无疑问她讲被捧为新时期的民族英雄。 这位叶赫那拉没有这样做，但想这样做的人大有人在。比如那些“申请出战”的歌手们，已经获得了类似的荣誉，比如“硬刚”日本的香飘飘奶茶，已经获得了大量订单，比如那些“硬刚”美国的大V，已经获得了流量和讲课费。 装神弄鬼的狭隘民族主义仍然行之有效，仍然在被利用，仍然在反噬自身。 如果那一位叶赫那拉看到这个情形，想必会感叹一声：原来一切都还没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慢慢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再次定义了“兄弟”。他在5月24日的一次线上讲话中，说到一些员工选择“生活第一，工作第二”： 不想拼，我能理解，每个人选择都是不一样的，你没有错，但我只能说，你不是我们的兄弟，你是路人。什么叫路人？就你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敌人，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不是一家人，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共事。因为你的存在，会让我们在拼搏的兄弟们，他们的利益严重受损，对他们严重不公平。 有人根据他多年来对“兄弟”的发言，总结了“京东的兄弟宇宙”： 2018年：“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 2022年：“所有成功都离不开兄弟们的努力支持”，“我一直在思考应该为兄弟们做点什么。” 2023年：“我不会躺平，我希望兄弟们绝不躺平。” 2024年：“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当他说“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时，隐含的意思是“京东的每个员工都是我的兄弟”，也就是说，这家企业的文化带有浓厚的传统伦理色彩，员工们不仅是受劳动报酬的激励，还受到这种（不花钱的）情感激励。然而，这种含义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哪怕是去年的发言里，“东哥”仍然像是一个大家长：他强调了拼搏努力，而且他本人就是兄弟们的表率；但到如今，“兄弟”变成了一种有条件的资格——并非“加入京东就是兄弟”，而是“一起拼搏才是兄弟”，否则，你就被开除“兄弟”资格了。 最妙的是，这还没有打破原有的诺言：京东的确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但根据新的定义，你不再是兄弟，那开除当然就不算违背承诺，并且过错在你。东哥保留对兄弟的最终解释权。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本质上来说，这就是道德绑架：你必须拼尽全力符合我的期待，才能得到我的认可，不然就接受我的绝罚。 像这样的逻辑，盛行于中国家庭内部，许多人可以说无师自通，早已习以为常，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起作用的关键所在。不少人都曾有过这样受伤害的经历：你做了什么达不到父母期许的事，无论是考得不好，还是找了个他们不喜欢的恋人，爸妈就来一句“你不是我儿子/女儿”了。 有的家长倒是没祭出这样杀伤力巨大的话，但仅仅是为了避免让父母失望，就驱使多少人努力去取悦家长，因为他们太想得到父母的认可，不惜拼尽全力去“挣得”那一份资格。 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逻辑就是这样：很多看似生来就有的身份、权利，你都得努力才能得到——好比说“人民”，乍看起来我们都是其中一分子，然而，那前提是你遵循一系列规则，不然你就是“人民公敌”了。当然，最经典的是那句“不转不是中国人”。 网络图片 本来，“兄弟”还带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个说辞掩盖了劳资双方的剥削关系，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幻觉，仿佛所有人都在这个温暖的共同体内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付出，也得到肯定。然而现在，“不拼博不是兄弟”的说法，打破了这一幻觉。 “兄弟”不再是一个纽带、一份归属感，而成了实现企业利润目标的工具，一种达摩克里斯之剑般悬在头顶的威胁：去为大哥努力工作，至于努力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算作是“兄弟”，由他说了算，并且他随时可以将你不再看作兄弟，而一旦失去这一资格，你将被随意处置。 这也暴露出“兄弟”说辞的虚伪：它看似平等，但其实是不允许互换的施恩手段，要不然，你觉得不拼搏就不算自己兄弟？我还觉得你这样的嘴脸很不够“兄弟”意思呢！ “兄弟”资格还真是值很多钱：虽然被称作兄弟也不会身上多块肉，但你最好努力去保持这一身份，不然代价将相当不小。这与其说是提供激励，不如说是以惩罚为后盾来驱使人拼搏。 除了企业文化使然，这种图穷匕见的说辞，大概也反映出京东正面临拼多多的强大竞争：今年第一季度，据称拼多多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46%，高达280亿元，而京东是71亿，仅有其1/4。在经济下行之际，便宜才是王道，长此以往，京东的前景不问可知。 如果是这样，那么刘强东的这番表态，意味着他想不出什么新模式来应对这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压力，转而想进行内部动员，驱使所有人强化内卷，将旧模式运用到极致。且不说这能否“卷”得过一向以低价策略主导的拼多多，关键在于：刘强东将个人的领导力无能，转嫁为员工责任，那言下之意无非是“企业要是经营失败，不能怪我，怪你们不够努力”。 成为“东哥的兄弟”到底有什么吸引力？你要努力也是为自己努力。“生活第一，工作第二”没什么过错，错的是现在的商界精英无法适应新的工作伦理，提出新的激励机制和创新模式，在试图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同时，还归罪于小人物没拼搏。 中国人真是受够了这样的PUA。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就写过：“祥子一直以为努力拉车，就会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而祥子到死都认为他未能过上好日子，是因为拉车不够努力。” 周慕姿在《羞辱创伤》一书中指出，这和我们的社会文化、习惯有关，那就是认定“惩罚，才会进步”：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习惯，使得“自我批评／自我怪罪”被喂养、几乎存在于每个受过创伤的人心中，那就是——做错事就要受到惩罚，不够好，也应该要被惩罚；只有把自己批评、骂到一文不值，才能痛到记取这样的教训，不会再犯，或是，才会更进步。 这种意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将一种罪责意识植入到了人们内心，利用了人们的自省，那些老实的孩子真的会去不断自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好。更可怕的是，一旦这么做，很容易导向自我厌恶和自我惩罚，为了得到权威的承认而不断自我逼迫，还将之视为“进步”和奖励。异化的大门就此洞开。 我当然知道，当下的困局远不那么容易面对，遑论破局，但正如日前网易上一条评论犀利指出的：“舆论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大时代的坍塌，归咎于小人物的不努力！” 我也是小人物，也因此格外警惕和反感这种论调，一个良好社会应当容许每个人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潜力，而不是利用各种名义驱使人们为某个未必符合自身利益的宏大目标努力，谁也不能让我承担超出我个人责任之外的责任。我们是时候摆脱这些思想的枷锁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看了两段视频，都和城管有关。他们的离谱程度，自然已不必置疑，可恰恰是这种“不正常”，以一种“正常”的姿态接二连三的出现，才是最大的不正常。 先来说事情。 第一件来自湖北孝感，一名城管与一名70岁的卖菜老人发生争执，随后路人拍下了视频，该城管脱下外套、摘掉帽子，冲上前去猛的一脚就把老人踹翻在了地上。 我看到视频里被踹倒的老人始终“保护”着手里的一把菜，那可能是他自家地里的收成，那可能也是他被城管狠踹一脚的“源头”。 没有人可以为那名城管辩解，你可以看到当地城管局的回应，但凡有一点点借口他们都能拒绝承认是城管的错，但他们说得是“执法人员行为明显不当”，令我感到反感的是后面那一句“已介入调查”。 这是“症结”，是他们仗着最小的权力最大程度上为难、甚至伤害普通老百姓的最大原因。永远的“辞退”，就好像辞退是什么了不起的惩罚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辞退”两个字，同样写在刑法里。 网络图片 每次城管“暴起伤人”，必然也有奇怪的生物帮他们解释，理由大致雷同，现在的老人很坏很无赖，城管们这样做无可厚非云云。 可这样思考问题的人，疏漏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连路上的老人都不敢扶，而城管却敢于对他们下如此狠手，是何逻辑？ 很简单，罪恶只能在良善之上获得胜利，而无法赢下比它更大的罪恶。 换言之，如果被城管殴打的老人是“恶”，那不必担心后果的城管，必然得是“更大的恶”。只有那样他才可能最终胜利，他才敢于“下手”。 否则，连“扶”都不敢的我们，何故敢于“踹”？ 如果你说“踹”是行善（摊贩是流氓），所以敢于。那么逻辑必然是不通的，难道“扶”不是行善？ 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区别在于“扶”之中没有权力的参与，而“踹”有了权力的兜底。说得浅一点，这种兜底最少也代表着：你放心踹，踹完最多被辞退，而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这才是“扶”需要忐忐忑忑，而“踹”可以下尽死手的真正原因。 权力兜底，区区舆论不足为虑。 第二件事不遑多让，同样也是一家正规媒体发出来的。山东临沂一名城管吹着口哨，无缘无故对着别人家的门就是猛踹一脚。 网络图片 他们的“脚”是有病吗？ 不，是脚里面包裹着一股子“权力”的气味，膨胀欲出，而找不到发泄的缺口。门，其实和被踹的老人区别不是很大。 若说“现在的老人很流氓”，是否“现在的门也坏得很？” 河北广播电视台说，当事人家的门栓被他一脚踹坏了，同事提醒他有监控，他赶紧上车离开。 这城管，颇有点土匪的影子。我其实并不笃定“土匪”是何等模样，只在电视剧里的世道中见过，但想来和这些城管们也差不了太多。 可，现在是什么世道呢？ “监控”赶走了踹门的城管。从被辞退的角度来说，“监督的人”也赶走了踹人的城管，问题在于，城管们受到了什么损失？ 失去了工作？ 如果“辞退”也算一种对违法犯罪的惩罚，我不知道那些下岗工人们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之处，也需要受到同等“惩罚”。而如果“辞退”不算行政或者刑事处罚，那么屡次三番、三番屡次的城管伤人事件，为何每每能够无疾而终。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论是清退余额，还是广大用户吐槽的注销难，运营商谨慎处理没有错，但不能给用户层层设限、让人进退不得。若明明可以灵活处理，非要死守规则，那就是刁难人。 据华商报报道，辽宁沈阳残障人士朱先生前往中国移动营业厅给去世父亲注销手机号，因为卡上有194元余额，营业厅要求老人健在的兄弟姐妹子女全部到场，签署证明放弃继承该号，否则无法办理业务。 朱先生表示，把亲属召集到营业厅很不现实。移动客服表示，不是刁难，这是中国移动统一要求。这样规定是怕出现财产纠纷。 视频截图 舆论普遍非常反感营业厅的做法。 据朱先生所说，父亲的手机号本来就是他办理的，平常也是由他交钱，他父亲去年7月去世以后，他们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出于安全考虑，才由他来营业厅办理注销手续。 而且他还是残疾人，腿上装着假肢，自己跑一趟不算，还得把老人的其他亲属都叫到营业厅来，就为了这190块钱，如此兴师动众，很难不让人对营业厅的做法心里有气。 当然，对于移动营业厅的要求，也有人认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毕竟手机号还有剩余话费，不管多少，都是机主的个人财产，营业厅如果不管不问就给朱先生办理了注销，把手机号里的余额都退给了他，日后其他有继承权的直系亲属以此为由，来质问营业厅，营业厅又该如何处理？ 虽然这次仅有190元，那如果钱再多一点，甚至像视频里营业员说的“要是余额有19万”呢？其他子女真的没有意见吗？ 不过，营业厅虽然有苦衷，但根子上还是怕承担责任。 正常人谁会在手机里充好几万呢？横竖不过几百元的事，就算继承人之间有纠纷，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么点钱揪着营业厅不放？ 只要站在用户的立场，少一点免责的意识，多为用户创造方便，这种问题就迎刃而解。 比如可以借鉴银行的做法，2021年出台的《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取消了第一顺序继承人、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提取已故存款人1万元以内存款的公证要求。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要求，只要在1万元以内，第一顺序继承人申请提取已故存款人的存款时，不用再提供公证书。 这个制度大大简化了继承人提取已故亲属存款的流程，为人们提供了便利。 相比手机号余额，银行存款涉及的金额显然更大。连银行都能出台这样的制度方便储户，手机运营商还用所谓的继承权纠纷来为难用户，实在说不过去。 网络图片 事实上，不仅是朱先生要回余额难，新闻评论区也有很多网友吐槽手机号注销难。前两年，跨省注销手机号必须得回注册地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 一些消费者反映，哪怕是找熟人代办都困难重重，而自己为了注销个手机号，单独跑一趟又实在不划算。 当时手机运营商也是用保护消费者数据安全等看似为你好的理由来回应，但其实这背后是运营商本身因为数据系统“划地自守”、难以互联以及迫于考核压力，没有积极为用户提供便利的主观意愿。 就算不涉及跨省办理和余额清退问题，很多人反映，线下销户也很不方便，比如不是所有营业厅都能办理销户，只有直营的营业厅才能办理，加盟的就不行。 如果不提前问清楚，用户要想线下销户，很大概率得白跑一趟。 在舆论千呼万唤之后，运营商的“线上销号”服务终于姗姗来迟。然而据人们观察，如今并非全部地方都能享受到这项服务，而且就算有这项服务的地方，还是有各种障碍。 比如朱先生如果想“线上销号”，必须要视频认证，而他父亲已经去世，人脸识别这一关就过不去。 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制，如果不及时销户，很有可能牵扯到用户征信以及数据金融安全等种种问题。 朱先生线上销号办不了，线下亲戚又凑不齐，如果营业厅固执己见，这190元的余额要么个人想办法花掉，要么就只能放弃，便宜运营商。 总之，无论是清退余额，还是广大用户吐槽的注销难，运营商谨慎处理没有错，但不能给用户层层设限、让人进退不得。 若明明可以灵活处理，非要死守规则，那就是刁难人。 用户种种堵点痛点背后的根本原因，不管是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或是其他的利益考量，还是出于僵化的规则，运营商都该完善服务，不该一味让用户承担不合理的成本，表面上还打着为用户考虑的旗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