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男女在墨尔本吃霸王餐“名声大噪” 店主忧经营安全
2026 年 9 月 13 日
作为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杀气腾腾的未来往往视而不见，但又常常在当下的事件里嗅到一丝来自未来的血腥味，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远方传来一阵阵历史车轮碾压一切的轰隆声。以前我们总觉得有机会可以避让躲开历史的车轮，谁知道历史不讲武德，开的不是四轮车，是辆压路机。 不论是前段时间频发的年轻人跳桥自杀事件，外卖小哥们的情绪崩溃，滴滴司机和越来越多的奇葩顾客的矛盾，还有MANNER咖啡店员情绪失控，不断降价的茅台酒，越来越多的房产被抛售却也很难出手，满大街都是的旺铺转让和餐馆越来越低的客单价以及被质疑的全球数学竞赛第12名姜萍……等等。这些事件不再是个案，而是社会性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是毫无关联性可言，它们像是漩涡，卷进去越来越多的人，它们织成密不透风的网，给人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无疑是社会运行机制和当下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带给个体的压力、疼痛以及看不到未来的焦躁不安情绪的综合爆发。这种爆发不仅仅只是外部压力造成的，还有内部的矛盾，总结起来就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正常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落到不正常人头上，就是一盘大棋”，我们扛着大山负重前行时，他们却在下大棋，你想打扫打扫灰尘，他们却说你不讲大局，他们只知道大局为重，却不知道大山他妈的更重。 有人说，从未被好好爱过的人，内心是悲凉的。那么那些从未被当人看待过的人，内心又是如何的呢？我们能看到的问题很多，未被好好解决的更多，咖啡店事件，只开除店员肯定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有些人呼吁说管理方要对店员好点，怎么好，好来好去店也经营不下去了，这下好了。对外卖小哥，对滴滴司机，甚至对乘客，他们的组织都应该对他们好点，可谁负责组织的生死存亡呢？还是得往上找解决方案，而目前来看，上面的回应只有已经开机运转的税收系统。如此境遇之下，只剩底层群众之间的互相博弈了，其实也不是博弈，是搏斗。 从对待跳桥轻生者的方式上我们也能看出相关管理部门的冷漠和无知。为了阻止人们跳桥，他们安装了防护装置，上面布满尖刺，说是尖刀也不为过，他们不说是防跳桥的，我们还以为是防加勒比海盗的。如果说这也是防护装置，那么只是防护他们自身利益的，因为有人从这跳桥，他们要承担管理责任。为了防止轻生跳桥，美国金门大桥也安装了防护装置，不是刺，而是网。网是保护网，刺却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甚至还有一些挑衅的意味，就差挂个告示牌了，你要死我们不拦着，去别的地方跳。 杭州西湖很美，除了自然景观，最美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装防护栏或者说防跳栏，虽然也有人跳西湖，但是管理者知道防跳栏是拦不住想跳湖的人，反而破坏了美感。此外，认为防护栏能阻止一个轻生的人，也是对他的侮辱，没有人随随便便就不想活的，不想活的人也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阻止的，以保护的名义，把每个人都当作被管理的对象，这是野蛮行径。周星驰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最后有一段皇帝和苏灿的对话，对浅析以上叙述的问题有帮助，皇帝说，你丐帮弟子几千万，你一天不解散，教朕怎么安心？苏灿回答，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你决定的……。如果真的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 这些年我不断告诫自己两点，一是人多的地方少去，二是对外卖小哥快递员滴滴司机餐厅服务员等，能客气就客气，能保持善意就保持善意，特别是第二点，因为人都有扛不住压力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发了。我们经常能遇到爆发的底层，说底层，并非居高临下，也没有觉得高人一等，而是对现状的描述，顶层离我们太远，高层中层这些年也跑的差不多了，就剩我们底层在底层，或是互帮互助，或是互相伤害。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互相瞧不上，互相伤害居多。不过，现实一点看，我们对他们好一点，也就是对我们自己好一点，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就去送外卖送快递开网约车了呢，搞不好他们很快就是我们的前辈和领导了。 贫穷和穷凶极恶是同一个穷字，但不是同一个意思，而现如今，这两个穷字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密，甚至要融为一体。总有人把穷人的状态归结于他们自身的不努力，正如日前网易上一条评论指出，“舆论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大时代的坍塌，归咎于小人物的不努力！”小人物已经够努力了，或者说努力并不代表一定能改变什么，小人物也有不努力的权利，也有不劳而获的权利，我们对富人要求太少标准太低，而往往对穷人要求太多太苛刻，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有人生下来就住在罗马。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有的孩子的起跑线就是你家孩子的终点线。就像对于中专生姜萍而言，很多人认为她不应该出现在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第十二名的位置，就像在说，你不该出现在罗马，你不应该出现在终点线。 很多人都需要姜萍这样美好的故事，平凡人逆袭的励志故事，往往却忽略了人和事背后教育制度的混蛋，人们的这种需求和姜萍创造的美好，其实都是扭曲的产物，谈何励志，也根本不存在什么逆袭。也有很多人质疑姜萍，质疑这种励志和美好，其实励志和美好不是姜萍强加给你们的，是你们自己又幻想了又梦遗了。这两种人看似站在对立面，实际上就是同一拨人，就像穷人和穷凶极恶的人，他们往往会同流合污，最终成为一伙人。 不仅仅是外卖员，咖啡店员，本质上我们都是困在程序里的人，我们走不出去，只能开始分裂，精神分裂。我经常质疑我家海边的海鸥，它们放着海鲜不吃，却钟爱于游客手中的火腿肠，我觉得它们堕落了。可看看眼下的人群，我觉得海鸥没有堕落，它们还有自由飞翔的能力，还有选择不吃火腿肠的权利，更有选择躺平被人投喂的权利，而且我的朋友宋石男说过，有些海鸥喜欢围着轮船飞是因为浪花会带出沙丁鱼，但有些海鸥只为浪花而飞。然而，那些被系统困住的人，虽然也能吃上火腿肠淀粉肠，却没有海鸥的权利。被困住的人向往自由，但同时又希望这份自由能像火腿肠一样唾手可得，最好有人投喂，他们期待改变，改变的代价像火腿肠一样美好又便宜，但这怎么可能？廉价的美好里只有淀粉和骨泥，是廉价又虚假的希望。一开始他们把姜萍想象成那根美味的火腿肠，后来开始质疑她是淀粉肠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即便是师生合谋作弊，我也觉得美好，因为现实太脏了，至少这里没有老师玩弄女学生感情，这里有的是老师用专业知识帮助女学生改变命运。这就像当初那个淀粉肠企业的老板，敢站出来拍着胸脯自豪的说，我们的肠，说是淀粉肠就是淀粉肠，完全不含骨泥，淀粉肠也可以比用骨泥和淋巴肉做的火腿肠美好。可惜的是，穷凶极饿的人，往往分辨不出是非好坏。 姜萍的质疑者中，有自认正统数学专业出身的精英人士，有为数学的严谨纯粹鼓与呼的爱数人士，他们认为数学的严谨纯粹让他们深知姜萍获奖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情，约等于零。姜萍不是不能质疑，可是质疑者们先不要把调子拔得太高，容易破音。你们要捍卫数学的纯粹严谨，你们说这件事是极小概率约等于零，那么中学和大学数学思政化这件事你们听过吗？你觉得这种事概率是大还是小？上海交通大学在《高等数学》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中融入了思政元素，并应用于教学实践中，你想不想去捍卫一下数学的纯粹严谨呢？我觉得你们在捍卫数学的严谨和纯粹之前，先让自己纯粹和严谨起来。爱狗人士都比你们这些爱数人士纯粹和勇敢。 我当然不反对一本正经地讨论问题，我反对的是在一个荒诞的前提下一本正经地讨论问题，越一本正经越荒诞。很怀念以前讨论问题的日子，不说站在舒适区吧，至少没站在粪坑里。当然，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人如鱼得水，如蛆得粪水。我们无法跟扭蛆的人对话，所以不要总是一本正经，不要总是像一个正常人在正常社会里那样正常的思考，这挺不要脸的。 前几天有个朋友问我，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换个什么赛道好呢？我说你还想什么赛道，有条活路就不错了，忘记赛道，找条活路。《无间道》的歌里唱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感觉自己有条赛道在跑，就像我们以为有条起跑线等着我们的孩子，其实都是自我安慰。我们大部分人都跟在菏泽南站直播的各路你们口中的妖魔鬼怪一样，也和看上去歇斯底里的咖啡店店员们一样，都在找寻一个出口和活路。以前有赛道时，不行了再换条赛道，在赛道上即便排在后面，也能计算成绩也有出路。活路就不一样了，就这一条，不是前三很可能就是死路一条。而姜萍面前，不管是不是赛道，让她安静跑完，天塌不下来，那也是中专生的一条活路。我们没有车，我们没有豁免权，他们负责穷凶极恶，我们负责穷凶极饿。条条大路通骡马，也通车和电瓶车，趁年轻有空多出来走走，以后送外卖就认识路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
2019年，复旦大学学者张维为在电视节目中提到，“美国4000万人贫困，1850万极度贫困” 。美国四千多万贫困线以下的居民。那可是快到美国六分之一人口了。 张维为说谎了吗？没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10.5%，大约3400多万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的贫困人口新增。2020年，美国的实际贫困人口应该大约4200万人上下。 所以张维为说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包括扶贫的经验。 张维为说的对吗？很遗憾，他引用的数据对，但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张大教授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偷换了贫困线的定义标准。贫困线的定义，美国、中国目前差异巨大。 中国的贫困标准是什么呢？根据2020年3月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的话，中国的脱贫标准包含“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一收入“指的是国家的收入标准，是2010年的不变价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价等指数，大约4000元左右；“两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经做到；“三保障”指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大概是年收入4000元，实际上比世界银行的“极度贫困”线还低一些。 那么，美国的贫困标准是什么呢？2020年的美国贫困线标准为人均年收入低于12760美元，大概相当于当年的84000多元人民币。如果不是单身汉，而是有小孩的家庭，那么该人均标准递增，4口之家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低于26200美元，大概相当于17万元人民币，这个是多数地区，美国个别地区标准比这个更高。而美国“极度贫困”人口指的是年收入水平低于上述贫困线标准50%的人，也就是人均收入低于8.5万为美国极度贫困标准。中国年收入在17万的人，除了大城市，已经是绝对的高收入了。 当然，不看物价，只看收入肯定是不行，归根到底还得看购买力。 贫困人口最主要支出是基本水平的衣食支出。仅食物来看，美国超市的肉蛋奶均比北京超市中的相应产品便宜。青菜因为需要人工种植打理，比中国贵个大约2倍。服装方面，去沃尔玛十美元买件T恤，和国内小县城六七十块钱人民币买个T恤差不多。如果你开车去特价超市奥特莱斯，更便宜。所以实际上最基本的开支，美国与中国是差不多的，或者至少没有比中国贵过少。所以，在中国骂美国、自己在美国买别墅、女儿嫁美国佬的陈平教授说的“中国收入2000人民币比美国收入3000美元还好”，完全是胡说八道，骗骗国内不了解情况的老百姓可以。 美国联邦政府针对贫困人口提供多种社会福利，主要集中在医保、食品、住房、子女养育上。 【1】美国没有政府推动的统一福利医疗体系，大部分美国人的医疗保险都是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 【2】食品券，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家庭，每个月可以按照标准领取到金额不等的食品券。 【3】政府有多项资助穷人住房的项目，例如房租补贴、提供低息住房贷款等。老年低收入者可以入住老年公寓。美国联邦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具体负责低收入租房补贴运作。根据该部定义，所谓低收入者指收入低于当地家庭中间收入30%的人。 【4】贫困线下家庭的孩子在公立中小学可以享受免费午餐。美国义务教育为13年：幼儿园一年，小学到高中毕业12年， 公立学校免费。无论买房还是租房，根据学区就近入学。 【5】美国农业部妇婴幼儿保健计划专门资助穷人家庭的孕妇、产妇、哺乳期母婴给。且该项目不限于美国公民，只要居住在美国都可以享受。 所以，美国的贫困，内涵与中国的贫困完全不同。所以，国内不少每月一万多人民币退休金的老油条，要跑到美国去当“贫困人口”，原因你终于明白了。这些老油条无利是绝不会起早的。 中国经济的总体量很大，但人均却很低；中国人口多，即使有钱人比例很低，有钱人绝对数也不小。振兴中华，复兴民族，实现“中华之崛起”，还有很长路要走，现在天天忽悠中国如何富裕，如何强大的那种人，大部分都是做爱国生意的，陈平的把戏已经被拆穿，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而张维为有意无意地混淆中美贫困线的根本不同，客观上误导国内很多人的认识，由于背靠名牌大学，仍然还有国有企业给他一次讲座十多万的出场费。 “农民工的盒饭比美国中产家庭吃的好”，“一小时，击沉美军所有航空母舰”，“清场式遥遥领先”，“西方现代化的”0到1”几乎都是来自中国”，以上种种雷人言论，出自张维为之口。张维为真的不懂吗？明眼人一看便知，非也。他只不过是在迎合某个群体的需要，本质上是低级红，甚至是高级黑。 有人在微信搜索，发现司马南、金灿荣的微信公众号都同属于一家公司——北京中易网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查查之类的网站可以查到，北京中易网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控制人是饶谨，持股超过95%。金灿荣的另一个公众号“政委灿荣”，运营主体是南京聆思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饶谨同样持股超过95%。陈平、张维为的微信公众号同属于一家公司—— 上海观察者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也是观察者网的运营主体。如果没有巨额利润，这些人只需要自己注册一个自媒体号表达观点即可，何必要与商业公司挂上钩呢？张维为在国企一次演讲十多万，这些人赚了多少钱？只有税务局才知道。一年没有几千万，也是几百万起步吧。 2008年4月，饶谨作为嘉宾参加央视二台《对话》访谈节目，现场观众有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一共发了三次言。根据视频，老教授的第一次发言是：”一个大国，想要搞好，归根究底就四个字：实事求是。“老教授的第三次发言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不要让外国人光看高楼大厦，还得让他看建造高楼大厦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真苦。你要给外国人讲中国的毛病，而且讲得比他还要强，他就服你，这才证明中国真强大了，我们有自信。” 张教授如果真的有家国情怀，就应该在除了谈成绩之外，也应该适当讲讲问题和改进之道，号主以为至少应该七三开吧，也就是你谈7点成绩，也应该谈3个不足吧。但张教授只说好，不提不足。所以，只说美国不好的方面，不看美国做得好的方面，和只说中国好的方面，不说需要改进的方面，本质上都是在割韭菜，做爱国生意而已。张教授及其同道中人，显然深谙此道。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推动世界更美好
就差翻过这座桥了。 洪仕标徒步去18公里外的县城，打电话确认了家人的安全，又折返了，回家的路更难走，不过他知道，快到家了。他52岁，身板黝黑而瘦小，衬得一茬白发格外醒目。尽管脚踝磨得渗血，小腿给划了道10来公分长的口子，他还是毫不迟疑地上了桥，但每一步，他都匍匐踩着，稍有不慎，便会落入底下湍急的河流。 暴雨过后，洪仕标家门前的桥已看不到桥面。本文照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图 其实桥面已看不到了，上边盘踞着暴雨冲刷下来的枯木、断枝，还有两棵被连根拔起的树，笔直地插向天空。直升机不时越过这截在广东梅州平远县境内的残桥——那天是6月18日，梅州暴雨过后的第二天，当地平远县、蕉岭县等多个县镇、村落的道路遭遇滑坡，乃至断裂，成为“孤岛”，直升机是“入岛”救援的主要方式之一。 当直升机降落在泗水镇文贵村，一场昼夜未停的挖掘仍在进行。谢礼传盯着翻出的土，已是两眼血丝。他的父亲、哥哥、嫂子，连同另外7个村民，都在他家避雨时被突如其来的滑坡掩埋。一旁轮替下来休息的救援人员难掩疲惫地点了枝烟，“现在只能祈祷不要埋得太深”，他说。 据央视新闻，截至6月21日15时，广东平远县强降雨灾害共造成38人死亡、2人失联。截至发稿前，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梅州受阻交通基础设施正逐步恢复，平远县泗水镇受灾路段全面恢复通行。 6月19日中午，在泗水村，铲车正在清理道路，一些村民蹚过泥泞，准备去亲戚家帮忙打扫卫生。 只听到一句话，信号又断了 “水还在猛涨”，6月16日，洪仕标的心始终悬着。 他回忆，当天的雨时大时小，但基本没停过。他住在泗水镇泗水村，为了看病冒雨赶到平远县县城，中午往北边折返时途经东石镇，路上的积水已没过脚面，“再迟一点，可能就过不了了。” 下午3点到家后，他惊觉流经家门口的泗水河有些反常。往常河道水位不及膝盖，仅在河道中间淌着，现在“上涨了差不多两米”，飘着树枝和垃圾。两小时后，水又高了近半米，盖过了桥面，而雨还在下。 此前，他经历过2015年梅州7·22特大暴雨。他记得，那时村里梯田底部被淹了，水一米来深，这次完全看不到田，这在他过往的记忆里前所未有。 据梅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消息，2015年7·22特大暴雨期间，泗水镇24小时监测最大降雨量为223毫米；而此次受强降水云系影响，梅州多地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6月16日，泗水镇24小时降水达369.3毫米。 洪仕标回忆，16日下午3点，他就收到了村委会的转移通知，晚上去了泗水镇镇政府打地铺过夜，但像他一样去安置点的村民屈指可数。他解释说，生产大队50多户人，基本就剩留守老人、小孩，且很多都选择去镇上的亲戚家借宿了。 那晚，他彻夜难眠，不时起身盯着雨势。晚上八点多，安置点一下挤进十多个沿街住户。当时街上汹涌的水流夹着车辆，不少店铺一楼给“掏空了，连货架商品都卷走了。”没多久，通讯中断，一行人看着水还在升，怕四层的房子都给冲垮了，又只能往顶楼躲。 隔天一早五点，洪仕标看到街上满是黄泥、断树，有的车像积木般肆意叠着。他想去看看他的鸡鸭，两公里的路，连走带爬近一小时。等到家，养的唯一一只羊还在，鸭棚则剩几根歪斜的钢筋立着，两百只鸭子，被冲得只剩下四十只左右。 但他无心去管了，只想知道家人安危。他在家排老小，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住其他镇上，母亲则在县城养老院。为了打这通电话，他决心徒步18公里山路到县城，不少村民劝他别去，太危险了，但他还是上路了。 洪仕标走的山路。 有的坡横过整段小路，好几米高，踩着也滑，他穿过时还得小心别给树干绊倒；有的路给水截断了，边上路基也掏空了，他只能翻山绕路。 这一趟走完，四个多小时，他已满身泥泞，给碎石、杉木刺划了不少伤口。所幸，他的家人都没有受伤，只是二姐家那一亩鱼塘受了灾，鱼基本跑了。 也是为了确认家人安全，杨德清选择横跨三省回家。 他和妻子平时住梅州市区，与平远县湍溪村的家人失联后，他们打了十几个小时的电话，终于在6月17日的6点半接通，他只听到一句“房子塌了，人没事”，信号就又断了。 “听到人没事，心就定下来了”，杨德清说，不过他还是想回去看看。 因通往县城的358国道被冲毁，湍溪村恰好地处广东、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河谷地带，他和妻子从市区出发，开到江西寻乌，再转到福建武平县，全程两百公里，最后一段村道，他们光脚蹚着膝盖深的淤泥过去的。 此时，杨德清的小舅谢力开的餐馆，已是一片狼藉。冰柜裹着泥浆横倒在门口，往上走，黄泥掺着碎屑、树叶一直染到了二楼楼梯转角处。“之前房子进水最多也就1米左右，这次大概有4米多吧，”杨德清说。 湍溪村，街道堆满淤泥和被洪水冲出的杂物。 这家店谢力经营了十多年，如今全给泡了。看着盛满泥水的锅碗瓢盆，被浸透的灶台、食材，他眉头一直拧着，算了下，十多万的投入打了水漂，“什么都没有了”，他反复说着。 同为湍溪村村民的谢贵和邱莲夫妇则在洪水中失去了两个月后即将收获的仙草，这意味着，年内的主要收入没了。 邱莲哭着称，他们一家靠种中草药仙草为生，一般收割后卖给仙草加工厂，一年能挣上一万。 6月19日中午，谢贵和邱莲到田里查看，谢贵一路沉默低头，从湿软的泥中拔出水鞋。邱莲止不住掉眼泪，用客家话重复着“都无咯，无用咯”。 仙草种植户在被滑坡压倒的仙草田旁。 洪水毁了湍溪村几乎全部的仙草田。 湍溪村村支书谢红胜向澎湃新闻介绍，湍溪村是仙草重点种植地，全村共约700亩仙草田，有大约5个大型仙草加工厂，这场洪灾过境，地里的和厂里的仙草大部分被冲走或泡坏，后续会统计各户损失。 特困户，和他遇难的乡亲 6月18日，洪仕标在姐姐家住了一晚后，再次踏上回家的路，“我害怕也要回来，不然我的羊和狗还有鸭子会被饿死。” 洪仕标是村里的特困户，一直独居未婚。年轻时，他曾在广东各地打工、开货车，因为生病回老家十多年了，哥哥给他出钱翻新了老屋。他则花三万块积蓄盖了间鸭舍，再种点地，平日便守着山间的一角生活。 路上，他碰到一同回村的村民，他们在县里开铲车，临时回来帮忙清理道路，他得以搭上顺风车，能省力不少。坐在皮卡车厢，他瘦小的身板跟着颠来颠去。 但没开几公里，车停了——之前洪仕标走的小道，只是裂了三五公分，现在塌了好几米，洞口下水流“刷刷”冲着，一行人只好弃车翻山。 洪仕标走的小道原本裂了三五公分，至6月18日，塌了好几米。 多数时候，他们得侧身贴在边坡，踩着树杈和灌丛走。没一会儿，他们身上便给杉木的硬刺扎得通红，偶有打滑，也只能忍痛抓紧这些枝条，否则底下就是十几米深的坡底。有次其中一人踉跄滑了几米，好在给一个凹坑托住了。 4小时的山路，除了途经溪流时用水把鞋上的泥巴冲掉，洪仕标几乎没有停歇，他怕下雨了路更难走。其间，直升机不时从他头顶飞过，声响回荡在旷山之间。 那天，直升机反复降落在泗水镇文贵村谢智凤的家旁。 他的街坊邻居回忆，16号晚上七点，只听到“嘣”的一声巨响，他家就被埋了。隔天凌晨4点，住在他家附近的亲戚连走带爬赶到泗水镇，用政府的卫星电话给他儿子谢礼传打了电话。谢礼传立马从东石镇爬了四个半小时山路回家。 谢礼传说，被埋在底下的，除了父亲谢智凤、大哥谢新传，嫂子林新因，还有邻居谢胜传，一个56岁的孤老，以及紧挨着的、上举镇东部符坑村的6个村民。他推测，事发那晚，邻村村民可能因为暴雨回不去，大哥碰巧遇到他们，就招呼他们去家里一起吃个晚饭，“大哥很热情，整个泗水（村）的人（他）都认识。” 18日当天，谢智凤的女婿提及此事，无奈摇了摇头，说家里人有让谢智凤转移，可是“他不听话”。 已在土堆旁守了两天一夜的谢礼传，一言不发，因为爬山，他的衬衫岔成了两块碎布，但他毫不在意，只是愣愣地看着救援队挖土。其间，他不时掏出手机，看着四百多平米老屋的旧照，这是父亲一砖一瓦盖的，有30多年了。端午节全家人还在这里一起吃了饭。如今，房子只剩下鸡鸭舍的一堵墙。 谢礼传的老家，被滑坡掩埋后仅剩一堵墙。 哥哥谢新传前不久刚在县城给儿子买了套房，“他儿子当兵第八年了，在部队很努力……”，谢礼传还不敢把这事告诉侄子，“现在我都不知怎么办”，说完，他不禁哽咽了。 回家的路上，洪仕标想起了谢新传。之前他去看病，谢新传直接给他转了两千块周转用。他说两人认识快八年了，谢新传做木头生意的，“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对人也很热情。” 而在这场暴雨中，洪仕标还有其他乡亲不幸遇难。 途经泗水镇上磜子，他指着一栋被泥沙灌满的平房说，他有个50多岁的朋友四哥，这几年回家养老，16日晚上6点从安置点回家拿被子时遇到滑坡。村委会得知后立即拿铲子去挖，“但已经来不及了。”他从四哥亲戚口中得知，四哥的遗体还没处理，得等在国外的儿子赶回来料理后事。 在泗水镇122乡道与123乡道交叉口附近，刘秋风的弟弟徘徊着。他78岁的姐姐在暴雨中失联，她的儿女都在佛山打工，村里通知转移时，他专门开车去载她，“她不走，她说死都要死在那里。”之后，姐姐那间矮小的平房已找不到人的踪迹，敞开的房门被冲得摇摇欲坠。 泗水镇122乡道与123乡道交叉口的房屋受损严重。 因河流穿过两条乡道的交叉口，紧邻泄水口的房屋受损尤其严重，一楼的墙壁基本被掀开了，里面的淤泥近一米厚。事发时，60岁的龙美兰和12岁的孙女刘香绫躲在卷帘门内，但没能挡住猛烈的洪水。 龙美兰的儿子刘昌胜从沿街商户口中得知，16日晚上七点多，随着山洪倾泻而来，大量树枝一下堵住了泄水口，水开始倒灌进母亲开的饭店，“铁门都给冲穿了，两个人就飘了出来。”失联前，她给儿女发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站一楼桌子上，水已逼近脚面，告诉他们自己“走不掉了”。 每当经过逝去乡亲的家，洪仕标总能想点什么，但说得很少。迎头碰上其他村民，他们总有些惊讶，他居然又走回来了。 最终，他走到了家门口的那座桥，翻了过去，那晚他心事很多，睡得不好，19日醒来才发现，暴雨那天，他开的药一直忘了吃。 而在桥上，那两棵树依旧笔直地指向天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澎湃人物
6月19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主持召开“2024年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会议”上正式宣布韩国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尹锡悦强调，如果不扭转低生育老龄化趋势，韩国的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尹锡悦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运营应对体系，直至低生育率问题得到解决为止。 网络图片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只有0.72，全球垫底。生育率如此之低，难怪尹锡悦担心韩国的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 但在过去，韩国曾担心生育率过高而实行节育政策。1960年代初，韩国生育率超过5，并且韩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以上，于是韩国政府在1961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随着韩国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6。 在90年代前半叶，韩国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争论。支持人口政策调整的一方认为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将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放宽人口政策不会造成人口膨胀。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的一方则认为，考虑到韩国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极高的人口密度，仍应坚持人口控制政策。否则，生育率就会回升，计划生育工作多年的成果将荡然无存。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于1995年成立了由专家和高层官员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进行研究，根据该委员会大量的讨论、听证和研究，韩国政府于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将人口政策重点从人口数量控制转移到人口质量和福利上来，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升反降，2002-2004年下降到1.2左右。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极大忧虑，不得不于2005年5月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并成立直属于总统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鼓励生育政策实施后，韩国生育率短暂回升，从2006年的1.10回升到2012年的1.26；但从2013年起，生育率又逐年下降，2018年下降到0.98，首次跌破1；2023年创下0.72的新低。 韩国鼓励生育失败，至少有如下原因： 一是韩国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时间太迟。韩国生育率在1983年下降至2.06低于更替水平时，就应该停止节育政策。然而，韩国到1990年代中叶才开始调整人口政策，同时，受到前期节育政策的惯性影响，90年代人口政策调整风格偏保守，侧重强调提高生育质量，未强调鼓励生育。2002-2004年韩国生育率下降到1.2左右，2005年才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此时韩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回升。 二是韩国鼓励生育的力度不如欧洲国家。根据OECD数据，2019年韩国用于鼓励生育等方面的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56%，而法国、德国、瑞典、丹麦等欧洲国家的家庭福利开支均占GDP的3%以上。 三是韩国的生育成本过高，尤其是房价过高。在2023年之前的5年内，韩国房价整体涨了80%，首尔房价一度达到每平方米15万元人民币，仅次于中国香港，居全球第二。 四是韩国存在严重的教育内卷，韩国家长拼命“鸡娃”，教育负担过重，拖累了生育率。 五是韩国出台的政策未能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女性难以实现工作和家庭平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2022年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达到31.48%，在OECD国家中，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最大。 六是韩国人的工作时间过长，从而抑制生育行为、减少育儿时间。根据OECD数据，2022年，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达到1901小时，而欧盟国家的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571小时。 中国和韩国都是东亚国家，在传统上也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时间比韩国迟十年左右，但限制生育的政策措施比韩国更严厉。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2022年，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到1.05，相当于韩国2017年的生育率。 中国目前已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还远不及韩国鼓励生育的力度，因此并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中国如果不出台大力支持生育的政策，那么未来几年的生育率很可能会跌到韩国现在的生育率水平。事实上，根据上海市卫健委发布的数据，2023年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只有0.6，比韩国更低。 严重少子化不但会加重社会养老负担，也会削弱国家的创新力和拖累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生育率长期远低于更替水平，最终结果是人口消亡。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我们建议尽快出台如下政策措施： 一、现金补贴。给予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予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给予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6岁或18岁。 二、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三、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进行补贴。比如说补贴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四、增建托儿所。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而且现在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因此，许多双职工家庭担心孩子生下来没人带，这是抑制双职工家庭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要解决这种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大力建设托儿所。根据OECD数据，2022年法国3岁以下小孩入托率达到57.9%。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我们建议把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 以上生育支持措施的财政支出，估计会占GDP的2%-5%。中国的生育率在人口一千万以上的国家中是倒数第二，比严重少子化的日本更低，所以有必要推出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政策。如果现在出台大力补贴生育的政策，把生育补贴发给育儿家庭，可以有多项好处。因为这些育儿家庭普遍是缺钱的，可以增加各种消费，如果能够通过贷款买房的话更可以刺激房地产。生育多个小孩的家庭，虽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生育补贴和教育资源，但以后会贡献远大得多的税收，供政府用于抚养其他家庭的老人并提升社会整体的进步。因此，对于国家和社会，生育和抚养小孩是最好的投资，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绕梁说
01 短短几天，姜萍就陷入了巨大的争议。 一番喷怼撕杠后，原本17中专生追逐数学梦的故事，就变了味。 以方舟子为代表的“打假”大师们，重拳出击，从出身到板书，从纪录片到考试过程，给到了全方位的质疑： 平时月考成绩平平，怎么竞赛一下子就那么好呢？ 然后说她是作弊者，造假者，背后是有团队的…… 网络图片 紧接着，一些反智言论汹涌而至。 什幺女孩子、中专生学数学怎么可能学得好？什么开卷考试太水了…… 数学竞赛我没参加过，没有发言权，但常识还是知道的。 数学月考就能代表竞赛水平嘛？ 竞赛数学和中学考试很多内容是不一样的，考题方式也不一样，学校应试的东西很呆板套路。 拿语文举例，如果你把语文试卷的阅读理解给作者本人做，本人可能都不会做，我自己就是个现成的例子……题目不知道哪位老师出的，但我自己是真不会做。 网络图片 至于开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法考，法考是可以给你现场翻阅法条的。 但问题是，依赖翻法条做题目的，大多数都难考好。 真正检测水平的考试，是不看你开不开卷的。 网络图片 还有人质疑板书，这个我觉得可以质疑，但质疑的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阿里本来就是找团队补拍的纪录片，过程中为了宣传主人公，多少要修饰一番，时间紧急，不够还原，有瑕疵，很正常。 有时候领导不也忘记遮住手表吗？ 02 当然，阿里宣传姜萍，包括举办竞赛，也是有私心在的。 一方面，可以给自己带来正面流量，树立为国招贤，尊重人才的科技人设。 另一方面，也能借此招募到高性价比的人才，链接各方资源。 这和搞“湖畔大学”的道理是相通。 对于企业而言，无利不起早，可以理解。 网络图片 而且阿里的这个竞赛确实很有含金量，其组委会名单里，个个都是学术大佬。 所以质疑竞赛没水平，不够客观。 但现在，网上出现了大量的阴谋论，说什么老师王闰秋是想搞教培，想借机宣传自己，又说什么阿里故意制造话题，修改成绩…… 在我看来，也未免过于扯淡。 姜萍是什么人？上不起普通高中的穷孩子。 如果阿里要放水，或是老师王闰秋收了钱，他们为什么不去找个局长、处长家的孩子勾兑？ 钱权两清不开发票，难道不更好吗？ 网络图片 当然，扯淡的好处就是无法证伪，反正键盘侠的想象力无限宽广，一切责任都在于美方。 疑者恒疑，但凡想质疑一个人，总能找到数不尽的疑点。 但这些质疑，毁掉的却是一个年轻人对兴趣的向往，对世界的善意。 阿舟，收手吧。 她不过是个孩子，她肯定也吃转基因！（转基因食品便宜，同时也是方舟子提倡国人天天吃的） 03 面对四面而来的阴谋论，我相信对于一个17岁的女孩来说，有一百张嘴也辩解不清。 但就在姜萍事件发酵的时候，来自“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余秘书长送来了解药，分担了热搜压力。 6月16日，余秘书长带着司机带着狗，坐在一辆有外交使馆牌照的车上。 车就停在马路中央，任凭周遭司机按破喇叭也不走。 网络图片 她原以为，这个外交牌照能像粟裕的7个纵队那样包打天下。 可没想到，北京的爷就是爷。 一年轻车主根本不虚她，拿着手机全程记录，斥责她是不是使馆牌照了不起，可以乱停车。 当然，余秘书长是见过大场面的，她丝毫不慌，且涌升出了一种被蝼蚁冒犯的愤怒： “滚蛋！” “我打电话了，你等着吧！” “我还真告诉你，懂什么叫使馆车吗？懂吗？啊！” “懂什么叫外交豁免权吗？” 网络图片 哥们我也是学过法的，外交豁免权主要是针对外国的外交人员，给予一定的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优待。 但没说你犯了法就不能治啊，更不是可以违反交通规则啊。 再说了，这个余秘书长真的是外交人员吗？你不能说坐在使馆牌照车里，就是国外的外交官吧？ 查了查资料，发现余秘书长任职这个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其实并不是官方组织，而是一个所谓的“非营利组织”。 名字起得很官方，但主要工作也就是打着官方旗号，到处拉拉资源，搞点友谊活动而已。 而秘书长先后担任的什么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综合办主任，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副主任、系统工程一司副司长……也不过是在航天局/国防科工局的系统内打转。 网络图片 今年以来，航天科工部门内多个官员都被免除委员资格，照理说余秘书长应该低调点才对。 没想到她还打着外交官的旗号，恫吓群众。 扯什么“外交豁免权”。 你中国人在中国犯法，哪有什么外交豁免权？ 外交豁免权是给老外用的。 余桑在马路上随意停车，莫非是想到了故乡的樱花？ 网络图片 04 余秘书长的以权压人，姜萍的百口莫辨，让我想到一个解题思路： 现在姜萍需要的，恰恰是余秘书长的“外交豁免权”。 键盘侠们为何敢对姜萍炮制种种阴谋论？ 其核心在于她不过是一个17岁的穷学生。 哦，质疑不得余秘书长，还质疑不得你姜萍？ 说你抄袭怎么了？说你造假怎么了？你能奈我何？你敢找我秋后算账？ 网络图片 余秘书长和姜萍最大的差别在哪？ 或许就是一颗权力的春药。 吃了这颗春药，余秘书长就敢虎皮加身，鹰视狼顾，面对群众的质疑，怒斥滚蛋。 不幸的是，姜萍没有这样的春药，所以只能忍着、受着、委着、曲着。 普通人何苦为难普通人？ 哪怕中专生是天才的故事是个谎言，人间也不过是少了一个传奇而已。 哪怕今天的姜萍就是在造假，又能对我们造成多大危害？ 网络图片 姜萍的故事，至少能激励很多底层的孩子，奋发向上。 拓宽更多人才晋升的可能和渠道。 引发社会对于考试制度、人才选拔标准的反思。 有什么不好？ 相反，如果对余秘书长轻轻放过，法外开恩，那才是对中国法治的侮辱，对社会价值观的践踏。 从故宫大G到江西周公子，我们已经放过了太多的余秘书长们。 这一次，也请放过姜萍吧！ 她需要一次舆论豁免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2024年6月19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布了5月份善款的使用情况： 几个关键的信息， 一是，2024年5月1日，到5月31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接收了腾讯爱心网友捐赠的善款，是十八万七千四百余元； 网络图片 二是，5月份的这笔善款，用于救治的血友病患者为8名，在下面的表格上可以看到，善款用于患者救助的总数为一万九千余元 网络图片 三是，这个项目有一个红苹果合唱艺术团，截止5月31日，合唱团的公益广告制作费24000元，合唱团老师劳务费95650元，合唱团录音，修歌等等杂七杂八的费用加在一起，一共为15.9万元！（问题是还是零演出） 网络图片 到这里，没有意外的是，火了！ 网络图片 网友们很难过，心疼自己捐掉的钱，斥责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哀婉着，不会捐款给官方慈善组织了！ 网络图片 翻看了这件事媒体的看法，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合唱团这个15万并非只是单月的开支，而是从2016年合唱团成立到现在的部分费用明细，至于演出为何是零，说是近几个月面临多项变动，没有精力和人手排练演出。 网络图片 写到这里，想说的也只有几点： 一是，这则事件看着很让人不舒服，因为无数献爱心，做公益的网友，在捐助的时候，心里想着的便是讲这些爱心钱用于病患，说白了，是用在刀刃上，而非是自己捐的钱用在了这些什么合唱团，演艺的支出上。 二是，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解释的仿佛很合理，合唱团的费用是8年的部分费用累积，那么是否还有着其他的费用？一个合唱团即便是8年的部分费用，到了15万，其他的还有甚么人员，杂七杂八的费用，又不知道有多少。 五月份的善款是18万，这18万该项目也好，妇女发展基金会也罢都该知道，网友们的爱心捐助是给人治病救治患者的，但为何这18万用于救助患者的只有1.9万。 这些钱难道不该及时的救助更多的患者？ 三是，我个人觉得，公益，尤其是这种掌握善款的组织也好，官方也罢，我认为掌握这种钱的人，起码心里要有的一个意识，这种钱很珍贵，相比于市面上流通的那些金钱，这个钱来的很不容易，因为每一分都是良心，而面对这种良心之钱，花的时候，也是要用良心一点点的过秤，每一分，每一块都该花的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普通意义上的金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良心之钱没有换回来良心，反倒是喂了狗之后，那也就没了。 四是，我的一点感想，近些年来，包括曾经账号很大的时候，身边一些还有所交集的大v是经常能看到在那些公益什么的，捐款，我曾经一块合租的网红朋友，每一次的灾害也都是捐款，而后在将这个证书挂出来。 但在私下里，她会经常和我说，这些钱捐了还不知道去哪里呢，我很震惊的问她，为何这样说，为何有这样的想法还要捐。 她说，还不是为了这一纸证书，你捐了，就是爱国，账号后面才能做的顺风顺水。她还劝我，你也要捐，你的号也不小，捐了的话被看到，发展才能更好。 我沉默了很久，后面也没有听她的。 我在想的是，当善，良心，成为了一种表演之后，那么究竟是好是坏？是不是在变相的践踏这个良知的字眼呢！ 我认为善，和悲悯，良心，是一种随心的情绪，就譬如，在下雨的时候，我看到蹲坐在路边的老人，摆着几把自己种的芹菜，衣服淋湿了大半还在坚守着，那么这一刻你抬头看一眼阴云，出于本心的善，帮助了他，那么这种善即便是付出了很小的价格，也是纯粹的良心，而这个没有被绑架和扭曲的良心是会传染的，而传染的效果也是良性的。 再譬如，你在街上，偶然看到了那一瞬间的悲苦，医院的长廊内，那眼含忧郁的年轻母亲抱着孩子，踟蹰着在那收费的窗口，徘徊者不敢向前，那么出于作者的敏锐，知道了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不幸，继而问询几句，随性拉着母女的衣角，去垫付了这八九百的医药费，那么这种善，也是温情的。 真的，医院的这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在医院看不起病的画面，就是我去年经历的，顺手帮助了一把，而当时我也是最艰难的时候，这个号还在封禁的状态下，我抑郁到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往北走时的经历。但我觉得这种善，是不需要大声的喊出来。 随本心的事情而已，也所以，在现实中，我不会搞这些什么证书，去和这些公益组织打交道。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白文笔平平
涟水县城的中学附近超市，小型激光打印机是货架上必备的商品，几乎家家都有，用来打印试卷，练习题和成绩单。镇上的义兴中学附近，原先是母婴店、超市的铺面，生意不好，都转做了文具店，一到放学，挤满了中小学生。这大概跟江苏人高度重视教育有关，姜萍就是在这个地方一直生活到17岁。 她喜欢储备黑色水笔，用2支要买满5支。初中数学老师孙老师记得，她的卷面十分清晰，不过，他更有印象的是班上的王某某，李某，张某某，有人是数学课代表，有人数学130以上，个个考取了四星（重点）高中。姜萍属于进步较大的学生，坐第二排，扎个辫子，性格内向，不爱问问题，只有最后的大题、难题才会问。直到她初三上学期数学考110多分，下学期考到120多，130多，才引起孙老师的注意。 6月13日，她以另一种方式打破了应试教育的想象。在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中，她获得第12名，排在她前面的，只有来自北大、清华、剑桥的名校生。之后的一周，消息沿着326省道传播开来。乐味堡餐厅的老板娘、理发店老板的女儿、卖榨油老汉的儿子，捡起了对她所剩不多的记忆：小学成绩一般，不肯讲话，偶尔去点奶茶、汉堡，都是经典款。县里麻辣烫店的老板说，她吃麻辣烫也很安静，不像其他学生，咋咋唬唬的。 数学竞赛获奖后，她是天才还是被过誉的中专生，这是一个躲不开的比较，在网上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叙事，那么在她的家乡呢？ 她初中所在的义兴中学，许多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实行寄宿制。每周日进校前，他们就到省道边最大的欧易尚超市，采购一周的零食。桶装方便面最受欢迎，条件稍好的学生，一次性会买上100多块。姜萍会买面包、薯片，只用几十块钱。 ●姜萍就读的初中。图/徐巧丽 沿着省道下去几公里，路过收割完毕的麦田和刚插秧的水稻，我在万民村见到了姜萍61岁的邻居老孙。他是工地上的工头，按他的讲述，早年，姜萍的父亲没工作，跟着他去黑龙江做泥瓦工。后来老孙在工地上出事，回家卧床休养。姜萍的父亲去了无锡一家计件厂上班，直到65岁超龄，工厂不要了，才回到家，经营着三亩地，种小麦、玉米和水稻。 小时候，姜萍总是借着小狗的名头到老孙家里玩，她吃什么，就给小狗喂什么，给小狗洗澡，导致老孙以为“她的兴趣爱好就是小狗”。除此之外，她和姐姐就闷在屋里写作业。老孙给的10块5块零花钱，她们舍不得用，没多问他要过几次钱。 下雨天，家门口的土路烂得不得了，姐妹俩一起骑个车回来，也不用他开三轮车去接。有次老孙接到姜萍父亲姜玉华的电话，才知道姐妹俩家里没油了，也不好意思跟他开口，“两姐妹自尊心都很强的”。 村干部介绍，姐姐姜琳曾在连云港打三份工，每天只睡四五小时，为缓解家庭压力。姜琳英语好，总辅导四年级女生小念的作业，去县城也会带上她，带她去买奶茶和甜品。姜萍家的经济压力，姜萍的同学王卓然倒没有太大感觉，他只知道姜萍比较节省，读中专后，她在县城里的娱乐也就是去五岛湖逛逛，去大润发商场吃碗麻辣烫——那儿的饮料学生免费喝，最后再住在朋友家。 读初三之后，姜萍也用起安卓手机，喜欢动漫，喜欢打王者荣耀，擅长西施、貂蝉等中路角色，喜欢看《十宗罪》。她的朋友圈会发些自拍照，配上一些小众伤感文字。上中专后，她用上了苹果X——王卓然说，中专生都渴望拥有苹果手机，第一拍照好看，第二拿出去有面子。 一考完试，他喜欢找姜萍对答案。遇到不会的，姜萍会先吐槽一句，这题都不会？接着讲基础知识点，再讲“书本上没有的技巧”，例如用铅垂法解二次函数。也会自己搜集学习资料，王卓然看到她整理的一份资料，上面有她搜罗的所有二次函数的题目。 在阿里达摩院的视频采访中，姜萍说自己擅长画函数图等形象思维，做服装设计时，也能感受到几何的美——服装制图，关于衣服的制作和裁剪都是对称的，但并不擅长排列组合。高中以后的知识，王卓然就不知道了，在他的印象里，一般难度的题目，姜萍解题不会超过10分钟，草稿纸写的密密麻麻，错题会反复做好多遍。周日约着一起玩，姜萍总是叫不出来，闺蜜去她家找，发现她在刷题，回来就吐槽，“内卷”。 如今姜萍在哪儿，谁也不知道。邻居老孙说，“肯定在学校，或者北京，派个高材生辅导她。”涟水中专的保安说，“怎么可能在学校，都转移了。”姜萍消失的第五天，涟水中专综合楼5层，上午第三四节是生物课，班里大部分人都聊天、玩手机、睡觉。临下课前十几分钟，生物老师又开始语重心长，“你们看看人家姜萍，要跟人家多学习学习……” 这样的话，16岁的王卓然这几天听出了茧子。他算是我近期遇到最接近姜萍的人，用放学时间帮我区分涟水中专两种不同的班型：中专部12点多就放学了，参加高考的综合部要等到4点多。他告诉我，学校规定，综合部的人不准参加摄影社，舞蹈社和篮球队，头发不能盖过眉毛，还有学生会检查手机——学生会的人，只能是中专部的。中专部瞧不起综合部，“都是死读书的”，查手机时十分蛮横，收手机也毫不手软。 他和姜萍都在综合部。涟水中专综合部四个班，农业、服装设计、计算机、建筑。原本农业的录取分数线最低，也最卷，如今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走路的姿势都变拽了，还会拿网上“清华北大不如读个中专”的梗调侃——你们还不如来我们班。 网络图片 2019年，江苏开始实行“职教高考”制度，通过高考，有进入大专或二本的机会。作为淮安市涟水县唯一的公办中专，涟水中专综合部的四个班可以参加职教高考，相关专业对口单招。这座苏北小镇上，孩子的教育路径基本相似：从义兴中心小学升到义兴中学，两三百人中，大概有20人能上四星高中。江苏涟水的高中分四星和三星，四星是最优秀的中学，涟水有两所。 很多中考失利的学生会选择复读，冲刺四星。姜萍的姐姐姜琳就是其中一位，她成绩排前20，但中考失利。复读的竞争仍旧激烈，和她同一届的学生小木说，那年复读生就有10个，填报志愿会孤注一掷填写两所四星高中，“考不上四星，就会去中专”。第二年，姜琳考上了三星高中，随后到涟水中专读书。 “三星考上本科的概率，还不如中专。”王卓然记得初中老师这样讲过。他现在的班级里，有690分考上四星高中退学到这儿的，据说是承受不住压力。也有许多考上三星高中，选择来中专的，“不去四星很难考上一本”。 2022中考那年，姜萍考了621分，那年两所四星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是676和655。她告诉王卓然，会去一所三星高中读书。王卓然只考了400多分，到县里找了一所学校复读，第二年去了涟水中专。某次，他穿过走廊去办公室找老师，遇到姜萍，以为她过来玩，才知道她也来这里读书了，因为姐姐和闺蜜都在这里。 他发现姜萍头发剪短了，刘海长长了，课桌上，也多了几本服装设计教材外的书。王卓然既感兴趣，又感觉很难，撇过一眼，都是“像二次函数一样的大题”，就不想看了——后来据阿里达摩院的视频，这三本书应该是同济大学的《高等数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偏微分方程》和谢惠民的《数学分析》。 去办公室时，他也经常看到数学老师王闰秋辅导姜萍。在这所中专，姜萍的成绩大都是年级第一、第二。这里更像普通高中，注重语数外和专业课的教学，但一对一辅导的情况并不多见。放假的时候，姜萍也会在朋友圈吐槽王闰秋，“还不让玩，让我多看看数学。” 对数学，姜萍也有做不出来的烦躁——她一定要寻求到解法，王卓然说。姜萍喜欢数学的事，除了少数几个好友，其它人不知道。数学竞赛之后，王卓然的态度是羡慕，羡慕什么，“有智商就有未来。”他说，这句话在涟水中专大部分时候是不成立的，学校以前有句俗语，“职中职中，不读也中”。 读电子信息专业的2022届毕业生阿强深知这一点。他的同学，大部分是从农村初中升上来的，红窑、高沟，还有义兴。数学老师王闰秋给他们代课了半学期，讲“数学与计算机应用”，但大部分同学都捣蛋玩手机，“听得不认真，甚至听不懂。”中专部就是混日子，阿强之所以来读，是想学点技能再打工。毕业后就进厂，或者回家跟父母学手艺，再不然就做房产中介。 ●涟水中专里的服装设计实训基地。图/徐巧丽 选择综合部，是希望抓住仅有的一点美好未来，“学历好一点，工作好找一点。”王卓然说。厕所里的烟味，学校里的打架，身上擦不掉的纹身，又在提醒他这不是普通高中。学校还会开展“爱睡觉整治行动”，即便是综合部，课上睡觉的也很多，就让站着上课，整治一段时间后，爱睡觉的人从十几个变成了几个。17岁的王卓然，对爱好的想象仅是打篮球、打台球，但这也算不上是真正的爱好，只是打发时间。 在共同的高考目标之下，他们既连成一体又彼此相异。服装设计专业的高一女生涵涵，是读了三星高中一学期后，退学转到了中专，因为“压力太大”。早上6点就得醒，晚自习9点才下课，老师总是拖课，她吃不习惯食堂，紧张之余，还要预留一个拉肚子的时间。 服装设计每周两次去实训基地，从学踩缝纫机开始，再到做袖衩，最后考试是制作一整件衬衫，未来则是考到省内纺织职业学院。涵涵自己也喜欢手工，给娃娃做衣服，还会捏橡皮。在中专，她可以平衡动漫的爱好和学业，每天5点放学，有时间直奔吾悦广场的谷子店。 最近学校新出了规定，连续三次月考倒数后三名，就要被踢出综合部，王卓然说。他有一次因为上课了还没打扫宿舍卫生，被班主任叫家长，要他转班，“转过去就没面子了。” 也是在那时，他的妈妈吴静从苏州回来，专门陪读，照顾他一日三餐。儿子的专业是她选的，两个女儿都没读出来，她把房子买在了涟水最好的中学边上，希望儿子能读出来。王卓然中考失利后，是她决定去读这所中专，因为听朋友推荐，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只求他能考个大专，冲冲二本。 王卓然的数学始终维持在110分的区间段。5月一个没有课的下午，他和姜萍去操场聊天，聊到各自想考的大学，姜萍说想考浙大。他觉得不可思议——每一届服装设计专业，只有前一两名才能通过职教高考上大学，怎么考浙大？姜萍说，除了数学竞赛好像没有其他方法。那时他不知道姜萍参加的竞赛，会让她成为舆论中心。媒体曝光后，在抖音上，王卓然刷10条有9条都是姜萍。班里炸翻了，他给姜萍发消息，姜萍回他，“不让回消息。” 网络图片 在依然严酷的高考竞技场上，确实隐藏着姜萍现象带来的某种焦虑。关于她的评论也是不冷不热的。一个女儿在涟水中学读高二的母亲说，姜萍多少为涟水带来了名声，但是比起夸她是天才，她保留了一份疑心：女儿和姜萍是小学同学，四年级还同桌过，那时姜萍成绩一般，女儿和她玩不到一起去，“进步这么大？” 这个妈妈初中就把女儿送到县城中学，交了十多万借读费，又在四星中学旁边租房子陪读。和她一样接送孩子上下学，给孩子做饭的陪读妈妈，都挤在中学旁阳光公寓的一室一厅里，她们最关心的是，浙江大学到底会不会录取姜萍，“会不会免考？会不会保送？会不会不公平？”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一大摊子事儿，他们顾不上夸姜萍，只是对着媒体镜头讲两句。他们唯一在乎的是如何给孩子更好的未来。走读书这条路是竞争激烈的，也是昂贵的。涟水的家长从幼儿园就开始补课，小升初看学区房，义兴镇许多人家都把孩子送到县城读初中，姜萍原本考上的滨河高中，同一集团的初中部恰好是这种竞争的最佳证明——初中入学后还要单考一次，每年学费3万多，成立七八年来，一度带起了涟水的房价。 姜萍读服装设计，除了她和王卓然提过一嘴“喜欢手工”之外，目前还不知道她有多热爱这个专业。过去十几年，周围邻居家的自建房一次一次翻新，盖起楼房，围起院子，或是去镇上买房。姜家一直住在这里。一间土墙房，一间小平房。院子里，养了四只母鸡，一只灰毛小狗，冬瓜藤、豆角在竹架上蜿蜒。屋顶上安装了光伏板，领取的补贴当作姐妹俩的生活费，姜萍的表姑说，姜父本打算贷款供姐妹读书，但年纪太大，贷款下不来。 ●姜萍住在旁边白色外墙的平房。图/徐巧丽 关于她家经济状况，村里邻居说法不一，总结起来就是，姜萍的母亲爱打麻将，存不下钱。姜萍小学的时候，父亲姜玉华曾给过2000块钱让邻居老孙帮忙照看两姐妹，缺钱了，就给她们10块5块。老孙说，后来村民让他不要管人家里的事，他还了钱，但有时也开三轮车接送。之后，姜萍一家就都去县城中专读书了。 即便有高考资格，但从二三十人的本科达线率来说，姜萍仍有不小的学业压力。在媒体采访中她说，有时候，她会躺在床上眼睛一闭，回想白天做不出来的数学题，反复论证思路。 6月19日，涟水县吾悦广场上，姜萍的红底半身照已经连着挂了5天，俯瞰逛商场的年轻人和拥挤的自媒体博主。万民村里，也从来没有迎来过这么多轿车。黑的、白的、银的，车轮碾过邻居的麦田，村干部在后头向老百姓道歉。 村头第2间屋门口，每天都有人拿着摄像头，蹲在门口等。三天前，他们等来了姜玉华，干完活想回家。为了躲避自家门前的摄像头，他蹲在树荫后面张望，老孙拍下了这一幕。老孙听说，村委会第一时间给姜父安排了秸秆巡逻的工作，还用空心砖给姜家房子修上了围墙。6月16日，又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要给姜家门口铺路，还要解决姐妹俩所有上学的费用。姜玉华问村干部，怎么能把我女儿关起来？村干部也委屈，“小孩压力太大，保护她是正确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免费医疗一直是医疗改革乃至整个社会讨论的热点，目前，不管是对全民的普遍免费医疗甚或是对特定低收入群体的免费医疗都难以实现。但考察近代北京的历史，免费医疗却曾以某种形式存在过一段时间。 一、免费医疗的创设 清末以前，北京人看病一般是到医生家中或开设的医馆看病，有钱人家也可请医生到家中。清廷所设太医院颇具规模，但主要面对皇室和高官，普通民众难以企及。对于广大平民，政府没有专门的官立医疗机构， 一些社会慈善组织开展的慈善医疗也多是面向鳏寡孤独者，且大都是临时性的。 清末，政府面临内忧外惠，开始实施“新政”改革。当时，新政的推动者认为，“立国以强民为本，而强民以重医为先”，我国传统的中医，因有其不能普及的弊端，所以应向西方学习，设立现代医院，使中西兼备，“各具专长，同收实益”。1906年8月，清廷设立内城官医院，地址在东城钱粮胡同；由于创设内城官医院“颇著成效”，1908年6月，民政部又奏请在外城宣武门外梁家园设立外城官医院。这便是公认的北京最早建立的近代官立医院。内、外城官医院初设时归民政部直辖，1910年改归北京地方警察机构内、外城巡警总厅分别管辖，1913年1月由合并后的京师警察厅接管。 内、外城官医院开创了我国官立医院免费医疗的先河，其最大特点是不再专侍皇室贵族，而是服务于普通民众，更侧重面对广大贫民。1910年改归内、外城巡警总厅分别管辖后，两厅共同制定的〈内外城官医院章程》第一条即规定：“本院系民政部奏请设立，纯属官立性质，所有来院诊治之人，概不收费，惟住院诊治者饭食费须由本人自备”。这就是说，内、外城官医院为官办，民众在院看病均享受免费治疗。 所有普通民众，包括女性和儿童，均可到内、外城官医院免费就诊。除门诊外，官医院也收治住院病人，按规定饭食费由病人自己承担，但遇到特殊情况时，警察机构也承担部分病人的饭食费用。住院死亡者由警察厅和主治医生验明后，交由亲属领回葬埋；如无亲属具领葬埋，由医院报告警察厅，发给棺木送往外城义地埋葬，并进行标志以便识别。这一点类似于传统慈善机构对无钱安葬的贫困民众施舍棺木。 经费是内、外城官医院运作最重要的基础，因属官办又具有慈善性质，其所需经费、药品，全由政府负担，从国内外购买的各种中西医料，经过各省处税务关卡也一律免税。按照规定，内、外城官医院经费按月从京师警察厅请领，由内务部拨给，月终报销预算决算，并详细列表报京师警察厅呈内务部。民国最初几年，内、外城官医院每月经费预算各为2000元，每院全年24000元。实际上， 随着就诊人数的增加和物价上涨，原有经费预算已不敷使用，1917年时，内城官医院全年实际经费增至30974元，外城官医院经费增至29960元，至1922年时，内、外城官医院所需经费又有所增加，仅1月份财政部就发放内、外城官医院现金及兑换券各2935元。 二、免费医疗实施的效果 内、外城官医院设立伊始就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据统计，在1906年内城官医院最初开办的5个月里，就医者达到三四万人，徐世昌称：“考之舆论，咸谓该监督等择方审慎，用药精良，务体人情，不染官司，是以就医愈众，全济愈多，受诊之人以辩证之明，起疴之速，且有登报致谢者，此医院开办渐著成效之实在情形也”。就诊人数不断增加，至1907年，仅秋季三个月内城官医院就诊人数就已达到30700人。正是由于内城官医院诊治效果明显， “每季诊治人数均逾数万”，“凡内城商民人等皆得邀博济之仁荷诊治之便，糜不欢欣鼓舞”，但广阔的外城，距内城较远，感染疾病者不便到内城官医院就诊，每当春夏交替时令不正时，外城病人尤多，因此1908年民政部又上奏请求开设外城官医院。 外城官医院开设后，两所官医院一内一外，共同发挥救治民众的作用。1908年6月，内、外城官医院每季度就诊人数皆有数万人之多，1909年全年就诊人数更是高达288467人次，而当年北京内、外城总人数还不到80 万，可见前往就诊人数比例之高。所以，当时的民众认为内、外城官医院的设立“于卫生大有裨益，人皆称便”。 民国后，由于多种公、私立医院的建立，分散了就诊人数，内、外城官医院每月就诊人数比清末略有下降，但为适应民众所需，内、外城官医院开设了多种医疗种类， 以1918年5月统计就诊为例：内科4217名，外科2794 名，妇科2182名，儿科2141名，眼科569名，耳科275 名，喉科115名，花柳科97名，共计12390名。据此推测，全年仍有10万次左右的民众前去就诊，这个数字刚好与北京的贫困人口比例相近。因为实施免费医疗，贫困民众从中获益最多，所以当时的报纸曾评价其“于兹数载，贫民颇以为佳”。 北洋政府后期，财政困难，影响政府多个机构运行。但当局对免费医疗比较重视，内、外城官医院在1927年8月合并前受到时局影响较少，前往就诊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如1927年3月3日，内、外城官医院中西医共诊治病人595人，3月30日，共诊治586人。 三、免费医疗的发展 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鉴于市内贫民日众，遇有疾病医药维艰，而公立医院尚待扩充”，于1916年在香厂筹设仁民医院，但至1917年5月因事停办。为满足就诊需要，改善就诊条件，京师警察厅向其请求暂借仁民医院地址，扩充外城官医院及西医诊察所，所有医药仍“概不取资，以恤贫病”。由此，外城官医院便逐步由宣武门外梁家园搬至此地。因内、外城官医院实行免费医疗， “贫民之因病求医者，皆在该院诊治”，1927年8月京师警察厅为节省经费，被迫将内城官医院归并外城一处，但考虑到城内外贫苦民众众多，“一旦失此诊病之所，极感不便”，很快在市政公所的帮助下，又在内城官医院旧址重开。 1928年6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下设8个职能分局，京师警察厅改为公安局，原有卫生行政职能大部划给为卫生局。卫生局几经变化，1933年成立卫生处后，将内、外城官医院改组为市立医院，在原香厂外城官医院旧址办理，外设东郊、西郊、南郊、北郊、北城、内城6个诊疗所及妓女检治所。市立医院开办后的8个月中，门诊量可日达二三百人，如果各所皆算在内，在500人以上。自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止，市立医院及各诊疗所共收治门诊患者158211名，住院患者234名。 改为市立医院后，并未延续内、外城官医院“概不收费”的政策，从1934年5月开始，所有民众不管是到市立医院还是各诊疗所就诊、住院，都“应缴各费”，但“赤贫者得免缴一部或全部”。1940年1月1日，又修订各项收费政策，补助医院，如初诊每人收挂号费1角，复诊5分，特别挂号1元，月诊1元；手术费每次1元至10元；X光透视每人每次2元，治疗每人每次5元至10元等。之后，所有挂号、诊治、医药费等均不断上涨，至1949年1月前， 初诊、复诊、特诊挂号费已增至0.6元、0.4元、8元，并且卫生局准备将其分别增至5元、4元、15元，对于贫病患者的医药手术费依然减半或免费。改为市立医院后，普遍的免费医疗未延续，且各种诊疗、药费不断增高，但对贫民的免费医疗一直持续至民国结束。需要注意的是， 贫民要在市立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必须由所在官署开具实系贫民的证明。新中国成立后，该医院多次易名（工农兵医院、万明医院等），今称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近代的免费医疗是当时政府为应对危机立国强民下的“惠民善政”，具有较强的慈善救助性质，它的开设不仅是效仿西方医政，促进近代医疗行业的发展，更是当局政府从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出发“曲施救济，惠及穷黎”的政策实施，其目的仍离不开思想教化和社会控制。但近代北京对贫困民众所进行的免费医疗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对于救助北京的贫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京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