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方财政持续吃紧,为增加收入,近年来多个省区相继发布国道(非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收费公告,部份地方准备恢复或新建国道收费站,引发关注。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导,中国于2009年推行“燃油税改革”,即用成品油消费税取代养路费等交通收费的改革,同年并取消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收费。 此后,各地政府适时地回购经营性公路,也相继拆除一些地方的收费站。普通公路逐渐被视为是公共产品,非高速公路取消收费也成为趋势。 不过,取消收费的趋势正产生变化。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沛霖等人,制作的“近年新增公路收费站不完全统计”显示,自2021年至今,安徽、甘肃、湖北等地均发布过国道收费站开通收费的相关公告。 今年8月26日,山东省政府网站也发布“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济南黄河大桥设置收费站的批复”,同意济南黄河大桥设置收费站,收费期限长达25年,具体收费标准和起讫时间由省政府有关部门核定后另行公布执行。 北京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养路需要资金支持,车辆购置税和燃油税是交通运输部门两大收入来源。但近年来这些税费的成长已接近顶峰,而基础设施的管养规模仍不断扩大。因此,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非高速公路收费也许可为当地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缓解资金压力。 中国旅游改革发展谘询委员会专家委员孙小荣指出,近年来中国各地都在推动“交旅融合”,依靠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国道、省道、县道来建设“旅游风景道”或“旅游公路”。若国道、省道、县道恢复收费,有可能对游客的出行意愿和交旅融合的建设构成阻碍,抑制地方文旅经济的发展。
中国南方深圳,紧邻香港,曾是一个“神话版崛起的城市”,它是原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启动“打开国门”进行“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深圳也就成为了中国经济繁荣的橱窗,曾经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但最新的数据显示,深圳经济的崩塌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据深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今年6月17日发布的企业经营情况数据显示: 2024年1-5月,市属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839.7亿元,同比增加348.0亿元,增长10.0%;利润总额49.0亿元,同比减少219.3亿元,下降81.7%;交税之后的净利润是13.8亿元,同比减少182.4亿元,下降93.0%。 网络图片 2024年1-5月,区属国区有企业交易营业收入126.3亿元,同比减少4.5亿元,下降3.4%;利润总额0.7亿元,同比减少10.6亿元,下降93.7%;交税之后的净利润是亏损1.9亿元,同比减少11.1亿元,下降120.6%。 网络图片 依照21世纪经济网去年一月的报道,截至2022年底,深圳市市属国有企业总资产5万亿元,深圳市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万亿元、同比增长25.7%。 报道称,2022年,深圳国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高质量收官,全年有超30项改革经验、典型案例在全国全省推广。 深圳国资委麾下的上市公司有40家,资产规模超千亿元企业有十家以上,从深圳地铁到深圳机场从华侨城到深圳航空无一不彰显真深圳这座城市的繁荣和活力。 谁能想到,仅仅过了一年,这个拥有5万亿元国资的明星城市,今年前5个月,市属国企利润仅49亿元,区属国企利润仅0.7亿元,其下降速度之快惨不忍睹。 2024年发生在深圳国资委的这一幕无疑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以及困境的根源。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军城市,曾产生了很多世界级的企业,比如:平安集团、正威集团、华为、腾讯、招商银行、万科、比亚迪、顺丰等等,都是世界级的企业。 但十几年下来,在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与亲自指挥下,深圳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试验点,逐步蜕变成为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曾经名列世界500强的正威集团去年突然爆雷,今年一月其黄牌项目,正威泰强(平阳)电子信息产业园全部停下来了,据报道,多地工厂连电费都交不起。 华为原本是私人企业,尽管华为始终不承认目前已成为国家所有,但西方认为华为与政府的关系非同一般,华为正在服从中共政府指令执行威胁国际安全的行为。 万科从民企起家,2017年,被深圳地铁集团收购,万科也已经走进了国企行列。 舆论认为说习近平在走回头路,是因为习近平的经济手段就是,重新由政府来垄断控制企业,打击民企寡头,结果独立自主经营的私营企业要么溃败,要么被收购。最终国家企业坐大了,可以在深圳膨胀到5万亿,却也在一年间彻底崩塌。
中国社会“消费降级”现象轮到房租。在整体经济承压的情况下,上海房租水准回到2019年,北京也有越来越多房东主动调降租金。即使今年大学毕业生创新高,但大城市租房市场仍较以往冷清。 房地产公司“诸葛找房”的数据显示,全国大中城市租金已经连续9个月出现年减。 界面新闻引述易居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6月上海平均租金以及房租收入比均降至2019年以来新低,房租收入比首次降至25%以下区间,租金压力处于2019年以来历史低点。 7月上海全市挂牌租赁房源的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方公尺人民币88.15元(约每坪新台币1,280元),月增5.2%,年减8.7%,跌幅扩大,与2023年全年平均租金相比下跌了7.4%。 中国证券报17日报导,2024年毕业季的北京租房市场,和往年相比较为冷清。 一名北京上班族说,原以为毕业季换房会很贵,没想到房东为了留住他,竟然主动降了1,000元人民币的租金。这样的例子并非特例。 一名北京市核心区域西城区的房东也很焦虑,挂在网上出租的房子迟迟没有租出去。往年房子一挂出去,来看的人络绎不绝,短则一两星期,慢则一两个月能成交。即使遇到讲价的人,最多降个100、200元也基本敲定。他感觉今年房子很难出租。 房产投资智库“米宅”发文指出,今年有1,179万的大学毕业生,比去年还多21万人,“应该是涨租的时候”,但不只上海,北京、深圳、武汉、杭州、南京等很多热门城市房租也都在下跌。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2024上半年中国住房租赁市场总结与展望”显示,受宏观经济运行承压、居民收入预期下行、保租房大规模入市等因素影响,上半年市场租金整体呈现下行态势。全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0.90%,较去年同期由涨转跌,租金走势承压。
据澳洲人报报道,澳洲一些地区的出租房源正在以比去年快一倍的速度被抢租一空,因为租户为了争夺有限的住房资源而持续竞争。 根据PropTrack的最新分析,在悉尼和墨尔本,租赁物业所需的时间增速超过了其他所有首府城市。 随著对热门郊区地段的需求增加,十几个郊区的房屋租户获得速度比去年7月快了40%以上。 例如,悉尼郊区的Beecroft、蓝山区的Hazelbrook镇和墨尔本的Nobel Park North的房屋租赁速度比去年7月快了45%以上,在市场上的时间不到19天。 此外,新州中部海岸的Bateau Bay镇的单位在短短10天内就被租出,这比去年增长了47%。 墨尔本郊区的Mont Albert North和Melton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租户在不到20天内就能租到房子,租赁速度分别比去年快了53%和48%。 PropTrack的经济学家Anne Flaherty表示,租户进入购房市场给受欢迎的地区带来了压力。 Flaherty说:“我们看到租赁时间缩短,这表明租金将继续上涨,收益率也可能会增加。” 虽然较小的首府城市布里斯本、阿德莱德和珀斯的租赁市场增长不如悉尼和墨尔本快,但最热门的地区的房产平均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内就被租出。 过去一年每周租金的成本上涨了9.1%,即每周增加50澳元,达到中位数600澳元。
9号新闻称,本周澳洲储备银行(RBA)表示,尽管全球股市波动导致经济震荡,数十亿美元在一天内蒸发,为维持澳洲经济稳定并减少对市场的冲击,RBA宣布将利率维持不变,保持在4.35%。 澳洲储备银行行长米歇尔·布洛克表示,现金利率反映了经济状况,目前,董事会认为现金利率的水平适合平衡澳洲的通胀和就业目标,但对前景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通胀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到目标水平的风险仍然存在。 这个决定标志著自2023年11月以来,央行连续第六次保持利率不变。 在货币政策决定声明中,澳洲储备银行(RBA)董事会表示,由于澳洲的ASX200指数蒸发超过1000亿澳元,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令人担忧。目前澳洲密切注视美国等全球经济的发展。 董事会表示,经济前景不确定,最近的数据显示,将通胀恢复到目标的过程将是缓慢且艰巨的,董事会将依赖数据和风险的演变评估来指导其决策。在此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国内需求趋势以及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的前景。 Finder消费者研究主管格雷厄姆·库克表示,借款人迫切希望降息,但专家意见不一。 库克说,数百万澳洲借款人因月供大幅增加而面临严重的房贷压力,他们屏息等待RBA的任何缓解迹象。好消息是,专家表示,未来12个月内有56%的机会降息。坏消息是,三分之一的专家认为等到的将是加息。 财政部长吉姆·查尔默斯表示,澳人最不需要的是更多的生活成本压力。他说,政府的计划是在不破坏经济的情况下对抗通胀和减轻生活成本压力,政府目前正在通过预算策略、每个纳税人的减税以及每个家庭和小企业的能源补贴来减轻澳大利亚人的压力。 Ratecity.com.au研究总监莎莉·廷德尔表示,澳洲储备银行的通胀目标是2.5%, 许多经济学家预计下一次现金利率的变动将是下调,而不是上调,但如果有房贷,请把降息的想法抛诸脑后,以防万一。她说,这对于那些生活在赤字中的人来说,未准备的加息与意外惊喜的降息将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极有可能对家庭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8月5日,中国恒大集团透过港交所公告,寻求向创办人许家印及其“前妻”丁玉梅等7名被告收回公司根据财务报表支付的股息及酬金共约60亿美元。 综合中国媒体报导,恒大集团在公告中表示,公司清盘人在3月22日以公司名义,在香港高等法院针对许家印、前行政总裁夏海钧及前首席财务官潘大荣等3名被告展开法律诉讼,此后逐步发展到加入4名被告,即许家印的“配偶或前配偶”丁玉梅,以及3个与许家印及丁玉梅有关联的实体。 恒大公告指出,在这一诉讼中,公司寻求向7名被告,收回根据被告“声称为误报的”,“截至2017年12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各财政年度的财务报表所支付的股息及酬金,共约60亿美元。 公告提到,清盘人以恒大名义,根据诉讼中的申索取得多项禁制令,限制许家印、丁玉梅及夏海钧各自处置、出售或削减其全球资产的价值时,不得超过相关规定限额。 这些禁制令已于今年6月24日首次在香港针对许家印及夏海钧发出,并逐步发展到将丁玉梅加入其中。 原告要求禁制许家印及夏海钧的部份资产包括:尖沙咀柯士甸道祥景楼某单位、山顶布力径3套洋房、游艇“The Event”和游艇“Evergrande No.1”、两架劳斯莱斯“幻影”系列、私人飞机Gulfstream G450、空中巴士A319和空中巴士A330。 这项公告说,与这一诉讼有关的令状及香港禁制令,先前受香港高等法院发出的保密令约束,而保密令已于8月2日解除。 公告提到,这一诉讼的法律程序正在持续进行中,目前对成功申索的可能性以及公司最终可能收回的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由于爆发财务危机,恒大已于1月29日起由港交所暂停交易至今。
据纽约时报报导,在过去15年里,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国主导了全球太阳能产业市场。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太阳能电池板都是由中国公司制造。就连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设备也几乎全部在中国制造。 例如湖南神州光电能源公司2008年成立,一开始就享受各种可能的补贴。它几乎免费获得了约130亩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土地。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安排了低息贷款。湖南省政府随后同意承担大部份利息。 在北京的示意下,中国的银行向太阳能行业发放了大量贷款,用于工厂建设,以至于全国的太阳能工厂产能扩张至大约是全球需求的两倍。产能过剩造成企业只得大幅削减成本和降价来维持市场竞争力。 降价对中国太阳能企业造成了严重打击。批发价格去年下降了近一半,今年又下跌了25%。中国制造商正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争夺客户,且过去一年,中国5大电池板及其他设备制造商的股价下跌了一半。6月下旬以来,至少有7家中国大型制造商警告,它们将宣布今年上半年出现严重亏损。 如今,神州光电的工厂空无一人。在长沙极其闷热天气里,二楼一个巨大的“神州”标志锈迹斑斑。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唯一还在厂区工作的人是一名保全,他说生产设备已于1月搬走,工厂计划拆除,改造成办公楼。 中国领导人开始感到担忧。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发布了一项草案,要求太阳能企业在新建或扩建工厂时只能获得70%的贷款,而之前是80%,但变化太小,不足以减少中国的产能过剩。 在中国加大出口力道以弥补国内疲软的经济之际,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也很顽强。一些规模最大的企业在10年前倒闭后往往能在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重新开始营运。 但神州光电的创始人赵枫表示,想把公司的重点重新放在人工智慧和电动汽车上,这是中国产业政策的最新宠儿,要发展的时候,“我们会要银行、政府给予支持。”
7月27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的竞选造势活动上向支持者承诺,若他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将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川普说:“为了保护明尼苏达的工人们,我会取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北京当局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由,在许多与美国的协议都附加了条款,从而取得更优惠的贸易条件,”“这将被废除,我会将它废除。”他说说。 川普还重申,将通过《川普对等贸易法案》。他指出:“这意味著,如果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让我们支付100%、200%或300%的关税,我们也将让他们支付100%、200%或300%的对等关税,这只是以眼还眼,是时候这么做了。” 川普在竞选造势活动上还称,如果他重返白宫,将取消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政策。川普还强调,电动汽车可能有被“中国制造”挤占市场的疑虑。 川普近日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专访时也暗示,他打算对中国部份进口商品征收的新关税税率,可能高于外传的60%的税率。 美中两国之间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正扩展到各个领域,包括经贸关系。近来,要求取消美国2000年给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简称PNTR)地位的呼声越来越大。 “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以前被称为“最惠国”待遇。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最惠国待遇条款,WTO成员在与其他成员贸易时应一视同仁,实施同样的关税减让、特权、优惠或豁免。而某成员如果被取消最惠国待遇,意味著其向其它经济体出口的商品将被征收更高的关税。 美国参议院2000年9月19日在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的推动下投票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铺平了道路。 克林顿政府曾希望通过最惠国待遇迫使中共政府在人权上做出让步,但显然,美国希望的那种进展并没有实现。 前美国驻华大使、当时在美国国务院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回忆说,克林顿政府并没有真心推行这一政策,“克林顿总统犯了个大错,给自己的政策拆台”。
据官方统计,在上一个财政年中,澳洲有11,049 起企业倒闭,其中倒闭的建筑公司超过四分之一,创下澳洲历年最高纪录,重组专家警告破产数量将继续增加。 根据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数据的分析,持续的通胀、高企的利率和澳大利亚税务局追讨税款债务推动了2023-24年企业倒闭数量增加了 40%。 这是 ASIC 自 1999-2000 年以来记录的年度破产数量最多的一年,超过了 2011-12 年全球金融危机尾声时的 10,757 起。 澳洲金融网报道称,作为经济中运营的公司总数的一部份,倒闭率仍低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 McGrathNicol合伙人兼澳大利亚重组破产与周转协会副主席Kathy Sozou表示,建筑行业在正式破产申请中领先,其数量几乎是其次最受影响行业——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的两倍。 Sozou女士表示,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继续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的影响。“随著生活成本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非必要支出的减少将会进一步加剧。” Sozou女士表示说,澳大利亚税务局追讨债务也在加剧破产情况。 据统计,截至6月30日的12个月内,共有2,975家建筑公司被任命了外部管理人或控制人。 倒闭的住宅建筑商Porter Davis是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之一。 住宿和餐饮服务业有1,667起破产,其他一般服务业有1,039起,零售业有768起,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有656起,制造业有578起,医疗保健业有281起。 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包括廉价航空公司Bonza、Booktopia、吸尘器零售商Godfreys、运输集团Scott’s Refrigerated Logistics、快速本地配送服务MilkRun、美容护肤集团BWX和手工啤酒公司Tribe Brewing。 Ashurst重组和破产合伙人Michael Sloan表示,“中小企业正面临一个更加强硬的税务局,房地产融资机构正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困境开发项目。医疗保健行业正面临其自身的经济困境。” 澳大利亚税务局(ATO)有超过150亿澳元的未收税款,这不包括那些已进入破产或清算程序以及那些对税款有异议的纳税人。 最大的单一群体是约42,127家小企业,共欠款约110亿澳元。 Clayton Utz重组和破产合伙人Jennifer Ball表示,ATO在追讨企业债务方面采取了积极态度。 Ball说:“除非通胀得到控制且利率下降,随著经济增长也开始停滞,可以肯定地说,今年的破产数量将继续增加,更多的小企业将在今年年底和2025年期间倒闭。” Ball表示,“许多公司仍然被固定价格合同所困,最终因现金流短缺而陷入破产。”
出让掉自己一手打拼的家居帝国,并没有让车建新(曾用名车建兴)摆脱困境。上个月,他所实控的红星控股(全称红星美凯龙集团有限公司)因无力偿债,已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白手起家创立帝国 传闻中,车建新出生于江苏常州市的一个农家,最早是一名小木匠,靠著借来的600块钱启动创业,创办了国内首批家居专卖商城,最终打造出一个家居连锁帝国。 鼎盛时,红星美凯龙开出了300多个家居Mall,超过王健林的万达。尤其是红星美凯龙2018年在A股上市之时,作为“中国家具零售A+H第一股”,其在资本市场一时风头无两,两股总市值最高超过千亿元。车建新的身家也水涨船高,2020年一度高达430亿元,成为江苏常州首富和行业首富。 短短四年,一方首富又因何深陷债务困局呢?又是熟悉的配方和熟悉的套路:杠杆经营+入局房地产。 与外界印象中车建新做的是家居零售生意不同,他实际上更像一个商业地产商。他旗下有三个平台:红星控股、红星美凯龙和红星企发(全称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红星地产和红星置业两个地产平台)。 红星美凯龙作为核心业务,负责家居卖场运营。但它并非简单的家居渠道商或者零售商,而是一个地产运营商+平台服务商。公司只负责做商场管理,不做具体经营,为入驻的品牌商提供“统一的营销、统一的售后服务、统一培训”等服务,从而收取租赁和管理费用。 换句话说,车建新做的是收租或者房东的生意,具有典型的商业地产特征,只不过专注于家居建材领域,进行特色连锁经营而已。 红星美凯龙快速发展时期,正是商业物业费暴涨的时期,这种先行一步,让车建新迅速将红星美凯龙复制到各大城市,且吃尽了最初的地产红利。然而拿地、招商收租、运营、物业资产化、抵押、再买地,看上去是一个闭环,实际上每一个环都很重,对资金链的要求有多高可想而知。 地产规模达到顶峰 车建新对房地产的执念远不止于此。早在2007年,他便提出“复合地产”模式,即以家居卖场立项拿地,再进行开发住宅项目,这些都曾被外界解读为公司快速寻求现金流的方式。两年后,他成立红星企发。不同于红星美凯龙主要以自持物业、自建卖场为主,顺带“圈地”搞搞房地产;红星企发利用红星美凯龙的影响力,在家具城周边获取商业住宅项目,进行商业地产住宅的开发、运作及销售。 2017年,国内地产行业一片向好,车建新叹息自己走了二十年专业化的冤枉路,才登上地产行业的晚班车。次年,他喊出千亿目标,开启大举拿地的模式。2019年,车建新又创办房地产中介经纪平台美凯龙爱家,试图比肩链家。 在地产行业的黄金十年里,车建新的这一套很奏效。孰料,房地产行业遇冷很快就来了,雄心勃勃的车建新却并未意识到其中的危机。 2020年,车建新依旧耗费47亿重金,接手了孙宏斌抛售的金科股份。这一年,他全年拿地金额168亿元,旗下的红星地产规模达到顶峰,全年销售额达654亿元。红星控股大幅扩表,2020年底总资产达2678.62亿元,接近美凯龙的两倍。 疫情令首富跌入深渊 繁荣的背面,是债务的不断膨胀。2020年底,红星控股债务总额超过1,960亿元。之后,房地产大周期下行叠加疫情影响,红星系的家居、地产板块业绩双双倒退。 车建新终于意识到危机,开始甩卖旗下的资产,以图自救。2021年,红星控股将旗下7家物流子公司以23.12亿元出售给远洋资本,以40亿元出售了红星地产70%的股权,以6.96亿元的价格将美凯龙物业80%股权转让给了旭辉永升。 去年6月,为摆脱困境,车建新卖掉红星控股所持红星美凯龙29.95%股份,换来62.86亿元资金,从此失去自己打拼多年的上市公司实控人位置。 但红星控股最终还是没熬过去。2024年以来,红星控股被执行总金额接近20亿元。公司多次遭遇股权冻结。车建新和陈淑红所持公司股份均已被司法冻结。 一方首富债台高筑,近几年也算不上新闻,车建新的败局仍让人唏嘘感概。他本是寒门贵子的典型,凭借著个人努力,完美踩中了时代上升的节点,由农家小木匠一刀一枪打拼为行业霸主。他最初的品牌型商业地产模式,曾是商业创新的典型,2014年被哈佛商学院选为商业案例。 然而,这样过于激进、一味追求规模扩张的首富,又何止车建新一个呢?他们的命运终局,最终又会有多大的区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