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源于自由女神像 法国世界杯客场球衣热销缺货
2026 年 6 月 13 日
八月三日星期天破曉時，深冬清晨三度冷溫，未到七時父老鄉親們共達一百零八位，已冒寒到了欽廉同鄉會集合。兩部大巴士準時抵達，由主辦單位“墨爾本中華公會”黃肇聰會長組團，巴士啟動後黃會長即拿起麥克風致詞歡迎，並介紹一日遊細節。 車開一個半小時後，到達首站的諾吉棧橋鐵路步道（Noojee Trestle Bridge Rail Trail）。下車後紛紛尋覓公厠，景區竟然欠奉如此重要的辦大事場地？幸好山區樹木繁多，野草雜生，人人將天然肥料貢獻給該區樹木，也算日行一善呢。 風景優美，彷彿時光倒流，回到鋸木廠的歌聲和蒸汽火車、費力地將貨物運過巨大的棧橋，爬上陡峭的山坡的時代。有團友上了蜿蜒的諾吉棧橋，橋長102公尺，高21公尺，在橋下仰望已令人印象深刻。 車行十分鐘，便到達諾吉蒸汽火車站遺址（Noojee Heritage Railway Station Precinct）。 團友們一齊欣賞到：令人驚嘆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火車頭，這個古老大傢伴讓大家頓湧懷舊之情。無數手機拍攝是想將回流時光藏入機内。 到達諾吉鎮中心的諾吉旅館 (Noojee Hotel) 及諾吉酒吧 (Nooj Pub) 靜靜地坐落在拉特羅布河 (Latrobe River) 河畔。在戶外寬敞的木質露臺、欣賞河流和遠處叢林的壯麗景色。沿著樓梯下到河邊的步道，觀看河邊的大型水車（最初建造用於為酒店發電）。 再開車約數分鐘後，已到了著名的高山鱒魚養殖場（Noojee Alpine Trout Farm）。 黃肇聰分派午餐麵包、桔子及瓶裝水、還有由欽廉同鄉會供應的美味玉米捧（感謝林漢強伉儷早起蒸煮）。 大家領取後，隨意在環境寧靜幽美休息區享用餐點。餐後團友們步行去養殖場，喜歡垂釣的人去領取釣竿和魚餌，團友王小月、楊怡生都釣到了幾尾跳動的鱒魚。 餐後即前往托龍戈瀑布（Toorongo Falls），這是個層疊瀑布，位於諾吉（Noojee）附近的托龍戈瀑布保護區（Toorongo Falls Reserve）。 保護區提供各種活動，包括步道、野餐區和叢林露營。遊客可以選擇一條750公尺長的步道通往觀景台，或是較長的2.2公里的環形步道，這條步道可以同時觀賞托龍戈瀑布和附近的露天劇場瀑布（Amphitheatre Falls）。 快樂的時光匆匆而過，最後到了諾吉懐舊禮品與咖啡館（Noojee Heritage Gifts and Coffee Café），前身為諾吉古跡中心（Noojee Heritage Centre），這處是舒適的場地，大家一邊享用茶水或咖啡，一邊挑選完美的禮物、獨特的紀念品或書藉。咖啡館裡仍然存留著不少精美展品。 賦歸時、巴士上忽傳出有“史賓威歌神”之稱的黃瀚葦清唱多首名歌，乗A號大巴的團友有耳福了。黃會長並分享了他伉儷不久前、自助遊歐洲四國：英國、巴黎、葡萄牙、德國共五週的經歷，讓大家增廣見聞了。 團友有中華公會名譽顧問：鄭毅中、謝梁晴文、林漢強、馮昌成、蘇華響、黃玉液、羅偉雄。知名人士：蘇雪梨、婉冰、朱惠燕、王其文、楊怡生、王小月等。 供稿：黃玉液 供圖：黃肇聰
作者：拜怀德 国人的社会称谓恰似一面棱镜，折射着五千年宗法制度的余晖。身边往来的老少朋友除过老师、医生、工友、发小、乡亲外还有许多曾在不同官场里任职与卸任的朋友。对于普通朋友按我目前的年龄辈分则随意称其名呼其姓名则可，而对于有官员身份的人，则按社风与对方习惯性的心理要求必须称其官名，如：杨主席、秦处长、刘县长、王书记等。我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遵循这一原则。长此以往，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字，有的误认为官名就是他们的真名字。如果真有人喊他们的真名字，他们反倒会从心里感到不适，产生一种逆反不悦心理。尤其像皇帝一样显赫的大人物，普通老百姓胆敢当面直呼其姓名，必然视为大逆不道，估计气得毛都要炸起来，必遭心理报复。可见，每个称谓都暗藏着一套社会密码，这些密码的变化在人际交往中构筑起隐形的金字塔，让每个国人都深陷称谓的迷宫里。 这种官场称谓的异化最令人玩味。如，某位杨姓官员在任时，“杨主席”的称谓如影随形，久而久之竟成了他的第二张身份证。当乡音未改的发小在街头偶然碰见，唤其真名“杨建国”时，那双习惯于接受恭维的耳朵竟生出刺痛的错觉，脸色骤变，怒冲冲拂袖而去。这让我想起《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荒诞，原来官衔加身真能重塑人的声带与耳膜。更吊诡的是，某些卸任官员依然沉溺于往昔的称谓幻影中，恰似退位的君王一样，仍要百姓行三跪九叩之礼。 市井间的称谓生态则呈现出另一种生存智慧。菜场小贩的“叔叔阿姨”的语调里裹着甜蜜的蜂蜜，百姓之间的“老张老李”里酿造着世事人情。这些看似随意的称呼，实则是民间自发生长的平衡术——既维持体面又不失亲切。临潼人懂礼貌，相互见面，以年龄论辈分，叔长叔短，大哥贤弟，爷爷奶奶，姐姐妹妹，一声称谓马上拉近了距离。我到电信局查话费，营业员小崔姑娘以孙女的方式用电话与上级管理人员交涉，纠正了多收费的错误，真叫人舒心。尤其到了小吃市与菜市场，销售者深谙和气生财之道，看见来客，好像碰见熟人一样，老远打招呼，笑嘻嘻叔叔阿姨叫个不停，教人不买都不好意思，不由自主打开钱包，这既是人情也是本能。 知识界的称谓游戏更具黑色幽默。工程师被尊为“X工”，医生称”X大夫”，这些职业标签在异化中又保持着某种纯粹，倒是一些顶着“教授”头衔却腹中空空的学阀，他们的称谓犹如皇帝的新衣，在学术殿堂里上演着称谓的通货膨胀。这让我想起钱钟书《围城》中的克莱登大学博士，原来称谓的泡沫自古有之。 传统称谓文化的断层更值得深思。昔年士绅阶层的“仁兄台鉴”，“令堂高寿”，“令爱年方几何”等词汇基本消失，即便见面躬身之礼至今仅在东瀛犹存，而我们这里却早被斗争哲学碾作尘泥。 称谓本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而今却异化为身份政治的晴雨表。当我们用“黄县长”替代“黄卫东”时，失去的不仅是语言的温度，更是对人性本真的敬畏。如果有一天，工程师与保洁员都能坦然互称“师傅”，退休省长与市井老叟互称“老哥”时，也许这就是真正文明开始的征兆。 当然，人应该相互尊重，对于年龄大的长辈应礼貌性地对应称呼，对于德高望重的学者应该根据身份礼貌性的尊称，不可直呼其姓名，这是一个人受教育的良知与本分，但原本肉体凡胎的人因各种机遇因素当了个官，则忘乎所以，自视为老子天下第一，斤斤计较自己的爵位，甚至一起长大的发小也要献媚尊称其官名，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陈腐堕落。 我不是什么“长”也不是什么“书记”更不是什么“主席”，是个自食其力的工程师，八十多岁的人了，大家习惯地称呼我为“拜工”，这个称谓很实在也很受用，既是对我的尊敬，也是证明我是个凭手工技术吃饭的劳动者，此生不虚。 社会众生相，受良好教育的人不分身份贵贱总和颜悦色以对方年龄身份相称谓，而浅薄的人则瞪着眼“喂！喂！”，喂来喂去不，一副没教养的样子，真叫人心生厌恶。尤其一些所谓权贵者目空一切，高高在上，对一般人则冷冰冰直呼其名，连对父辈以上老人也是傲慢地“老吴，老田”相称呼，似乎这样才能显示自己高贵与伟大。与之相反，一些小人物，为了巴结大人物，见有身份的领导，有事没事，赶快靠拢，低头哈腰，油腻腻地称“X主席，X书记”，摇尾乞怜的样子形成荒诞的对仗，共同谱写着称谓失序的变奏曲，真叫人不适。 称谓的表象清晰地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不同的阶层，人群中，明眼人一看形象和人们对其称谓与目光，就基本可以判断不同的身份和阶层。通过称谓，基本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吃什么饭超度余生的，判断生命的虚与实及人生经历。 人应不分贵贱，相互尊重，一视同仁，礼貌待人，看来，这一目标非一时可以实现也！
作者：邓菲 2025年复活节周日，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我与几位家人和朋友坐在富士贵(Footscray)中心Albert街Kmart旁的Nan’s Bakehouse，一边品着咖啡，一边闲话家常。店面不大，顾客稀少，我们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透过玻璃窗望出去，街道上少了往日的车水马龙与熙熙攘攘，显得格外冷清。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沉静，毫无节日应有的欢快气息。 因为这反常的冷清，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向了4月17日——那起震惊社区的枪击事件。 我说：“大前晚看电视时，忽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螺旋桨声。我立刻冲出房间，只见一架警用直升机正悬停在夜空中。当时我就意识到，富士贵中心肯定出事了。直到前晚看新闻，才知道原来就在这家店前面的步行区，两名警察开枪击毙了一名持刀男子。” 霏接着说：“那天晚上我九点下班，从墨尔本回来，路过这里大约是九点半。远远就看到整条街已经被警察拉起封锁线。我昨天在新闻里也看到了相关报道。” 苗插话道：“我室友正好在事情发生时经过Paisley街和Albert街的交叉口。她说当时街上还有不少行人。她先是听到了几声枪响，然后就看到一个人应声倒在了人行道上，两名持枪警察慢慢走近那名倒地者。” 大卫皱眉问：“两个警察对付一个拿刀的人，为什么不用电击枪或者胡椒喷雾？非得开枪？” 卓说：“警察这份工作不容易。还记得去年四月悉尼Bondi Junction Westfield购物中心的那起持刀杀人案吗？六人遇害，十二人受伤。幸好赶到现场的女警果断击毙凶手，否则伤亡可能更惨重。街上人多，死者又挥舞着刀，警察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刻开枪是本能反应，根本来不及细想。” 霏点头道：“富士贵这两年治安每况愈下。街头经常能见到流浪汉、醉酒者和吸毒者，晚上下班走回家时我常常感到不安。就连白天，我也会刻意避开从Paisley街通往Irving街的Nicholson街那一段。那段路近年来成了‘非洲街’，街上几乎见不到其他族裔，让人感觉那里的街道氛围与整个富士贵格格不入。” 我轻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深有同感。富士贵这些年的变化，真的让我感到心痛。每当看到店铺门窗的涂鸦、被砸碎的玻璃橱窗、路边散落着空酒瓶和注射针筒，心里总会涌上一阵不安。” 大卫问：“造成现在这种社区治安状况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么复杂、又如此敏感的问题，哪是一时三刻能说得清的？ 离开咖啡馆后，我独自沿着市中心走了一圈。Barkly街上，两家店铺的钢化玻璃橱窗被砸碎，裂纹如蜘蛛网般蔓延开来。沿街商铺门窗的涂鸦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黑夜中遭受的凌辱。 两晚前枪击事件的发生地附近，几位非洲裔男子坐在街边的长椅上，另有几人站在他们面前围成一圈，气氛凝重低沉，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复活节过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这起警察开枪致死事件。据《The Age》4月23日和26日的报道，死者名为Abdnasir Abdulaha Salad（ “萨拉德”，又名 Ahmed），35岁，来自索马里，是一位在澳大利亚生活多年的难民。据称他患有精神疾病，长期露宿街头，当地的慈善机构和很多本地无家可归者都认识他。 根据报纸刊登的照片，我记得也曾在富士贵中心与他插肩而过。他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蓄着一头浓密的小卷发，浓眉下是一双略带忧郁与疲惫的大眼睛，上唇覆着一簇修剪整齐的小胡子。无论是面容还是体型，他都颇具特色，令人过目难忘。 案发当晚约9点，警方接获报案称在Paisley街角有人挥舞刀具。两名警察迅速赶到现场，命令该男子放下武器，但萨拉德却持刀冲向他们。警察随即开了六枪，萨拉德当场中弹身亡。 当晚正值复活节长周末前夜，街上人流密集。事发时，有目击者在现场高声质问：“为什么要开枪？！”警员回应：“他手里拿着刀！” 媒体报道证实，现场的两名警员当时均未配备电击枪（Taser）。尽管维州政府早在2021年宣布将投入2.14亿澳元，在四年内为所有一线警员配备Taser，但由于培训进度滞后与经费限制，该计划推行缓慢，涉事警员尚未完成培训和配备。 4月22日，约250人参与了抗议游行。游行者高举“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与“Mental Health Needs Care, Not Bullets”（精神病患需要关怀，而非子弹）等横幅，高喊“No Justice, No Peace”（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口号。队伍途经警察局，穿越市中心，最终抵达枪击案现场。虽然大部分示威者保持和平，但约有30人一度向警方投掷酒瓶，现场出现紧张局面。 据《The Age》5月16日的报道，关于萨拉德死亡事件的首次听证会于5月15日在维多利亚验尸法庭举行。协助验尸官的律师在庭上表示，当晚8点，萨拉德在Kmart商店内撕开一包刀具，罔顾店员的制止，劫走其中最大的一把刀。 法庭获悉，警方在开枪前曾命令萨拉德“趴在地上”，但他仍走向警员。警员再次高喊：“放下刀，放下刀”。据称，萨拉德突然冲向喊话的警员，警方随即开火。 听证会上还提到，这并非萨拉德第一次与警方发生持刀对峙。去年1月，他在Altona North的一家工厂旁，手持刀具冲向一名警察。该警员曾对其喷射胡椒喷雾，但未能将其制服。尽管萨拉德没有放下刀，却停止了冲锋，转而走向附近的停车场。警方随即持枪尾随，并用警棍击打其头部将其制服。萨拉德因此被控多项罪名，包括袭警和持有管制武器。他对相关指控认罪，并被判入狱32天。 由于萨拉德是非洲裔移民，示威者指控警方的开枪具有种族歧视动机。维州警方坚决否认这一指控，发言人表示：“这是一起可能危及大量市民安全的事件。” 为了更好地理解事件的背景，我查阅了非洲裔移民来澳的历史。直到19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非洲裔人口相对较少。早期的非洲裔移民主要来自埃及、西非国家及非阿拉伯裔族群，如加纳等国，其中部分移民是通过英联邦援助计划来到澳大利亚的。 1990年代后，非洲裔人口在澳大利亚迅速增长。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约有32.6万人在非洲出生，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3%；其中约9万人居住在维多利亚州。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移民占非洲出生人口的七成以上，构成了澳洲非洲裔社区的主体。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多通过技术移民或留学途径定居澳大利亚。 相比之下，来自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刚果的家庭多因战乱与饥荒，通过人道主义项目移居澳大利亚。以索马里为例，约80%的移民是通过难民和人道主义渠道来到澳大利亚的。截至2021年，全国约有1.8万名自认祖籍为索马里的居民，其中超过一半定居在维多利亚州。死者萨拉德正是于2013年以难民身份来到澳大利亚的索马里裔移民。 自1973年正式废除“白澳政策”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在立法与财政投入上不断体现包容与接纳的精神。然而，每一波移民的到来，仍伴随着新的挑战。尽管各级政府以及广大民众在消除种族歧视方面付出了持续努力和诚意，族群间的误解与隔阂依然存在，持续影响着不同社区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自1970年代起，富士贵接纳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各地的移民和难民。近十年来，富士贵市中心的非洲商店数量日益增多，沿Nicholson街和Paisley街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非洲商圈”（Little Africa Precinct）。维多利亚州政府将该区域列为重点发展区域，并大力投入公共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升级、文化推广和经济振兴。根据2024年8月23日的新闻发布，州政府与马里比农市政府（Maribyrnong City Council，富士贵为其行政中心）联合再投资45万澳元，用于“小非洲商圈更新计划”，旨在“打造更安全、更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彰显富士贵的多元文化特色”。 说来惭愧，尽管我每周都会在富士贵市中心走动，却从未真正踏足过“小非洲”商圈。5月3日星期六，也就是枪击事件发生两周后，我决定亲自走访一趟。那天，我从Albert街出发，沿着Paisley街一路走到Leeds街，然后折返Nicholson街——那里每一根路灯柱上都挂着写有‘小非洲’字样的旗帜。沿途所见，各类非洲商铺林立：15家时装与礼品店、15家餐饮店、7家发型屋、3家果蔬杂货店，另有面包店、肉店、酒店、药房和税务所各一间。 最让我意外的是一处名为“富士贵中庭商业中心”（Footscray Hub – Business Centre）的通道，连接着Nicholson街与Albert街。沿着这条狭窄的商业街，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四十多家风格各异的店铺：从各式假发，到饰有刺绣与亮色镶边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传统长裙，再到阿拉丁的神灯，应有尽有。我仿佛置身于摩洛哥老城区的集市，异域风情扑面而来。 然而，尽管商铺琳琅满目、五彩斑斓，整条街却意外地冷清——行人寥寥，顾客更是少之又少。 我拍了几张照片，一位中年妇女走近，严厉地质问：“你在这里拍什么？” 我解释道：“这些店铺和色彩鲜艳的服饰让我想起了摩洛哥的集市。” 她似乎放下了戒心，语气也变得亲切起来：“你是从中国来的吗？我去年刚去过广州。” 我告诉她：“我就是从广州来的。你去广州是旅游吗？” 她笑着说：“不是旅游，是去进货。我在这里经营一家非洲发型屋。我们每年都去广州采购假发。” 她还告诉我自己来自苏丹。 我好奇地问：“这些商铺都是苏丹人开的？” 她连忙摇头：“当然不是。”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指数道：“这里有来自非洲各国的店铺：埃塞俄比亚、西非、索马里、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刚果、厄立特里亚……太多了，我都数不过来了。” 我注意到，这里的店铺门窗也有刺目的涂鸦，两家店铺的玻璃被打碎，一扇窗的正中央赫然留下两个弹孔，令人不寒而栗。 离开那条街后，我来到了热闹非凡的富士贵市场。市场内人来人往，喧嚣热闹的人间烟火气，与不远处“小非洲”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购物的人以亚洲人为主，包括越南人、中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也不乏一些欧洲面孔，却几乎看不到非洲裔的身影。 这让我不禁思考：是他们出于本能，抗拒与外族人群的交融？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使他们与这片多元热闹的土地始终保持着距离？ 回家的路上，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从未真正踏足过“小非洲”？是不是在内心深处，也潜藏着某种偏见？坦白说，对他们的不了解，加上他们的肤色与高大体型，确实让我产生下意识的畏惧。但换个角度想，他们对外界的戒备，何尝不是源于过往的创伤太深？他们曾在难民营中颠沛流离，饱受饥饿与战火，亲眼目睹家园被摧毁、尊严被践踏。这样的伤痕，不会因一次迁徙或跨越国界而自动痊愈。 如果我也曾经历那种几近难以承受的苦难——家园的失落、亲人的离散、信任的崩塌，我是否还会有勇气，走近他人？ 记得数年前乘坐出租车时，司机曾讲起自己的故事。苏丹内战爆发时，他才十二岁，独自在首都求学。内战的第一枪打响在他的家乡。学校紧急疏散，他急忙赶回老家，却发现家人早已逃难无踪。他只得跟随邻居一路逃亡，辗转进入肯尼亚的一个难民营。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他孤身一人从一个营地流落到另一个营地，尝尽人间冷暖。他后来到达了津巴布韦並找到一份临时工作。也正是从那里，他获得机会，踏上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之路。 他说，刚来澳洲时，他一无所有，而且与家人失联已有近二十年。但他始终怀抱一个信念：他有能力在这里生存下来，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并最终找回失散的亲人。他感恩澳大利亚向他敞开大门，给予他重新开始的机会。 如今，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性格开朗，在富士贵拥有一套小公寓，还有一辆配有真皮座椅的出租车——这一切让他倍感自豪。 他还告诉我，在澳大利亚稳定下来后，他开始努力寻找失联多年的家人——最终，他真的找到了他们。 原来，他们逃亡后辗转于多个难民营，几经流离，最终返回了故乡。只是，当他终于重新与家人取得联系时，母亲却已经不在人世。 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并非个例。在无数非洲移民的身上，我们都能感受到：即便命运多舛、历经创伤，他们依然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在富士贵市中心，有几个定点每周定期为无家可归者和经济拮据者提供免费食物。5月5日（星期一）傍晚，我路过Nicholson 行人区，看到食物发放点前排起长龙，约有两百人。令我意外的是，人群中竟看不到一张非洲裔的面孔。那一刻，我仿佛触碰到了他们内心深处那份坚韧的自尊，以及不愿示弱的敏感骄傲。 政府斥资建设和更新“小非洲”商区，沿街插上印有“小非洲”字样的旗帜，初衷固然是善意的，却也可能无形中营造出一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文化孤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真正的融合，应建立在跨种族的理解与信任之上。唯有协助非洲移民走出创伤、融入社会，同时引导主流社会放下偏见、尊重他们的尊严与价值，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共融。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描绘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图景。进入全球化时代，澳大利亚已走在民族交融的前列。作为多元文化的前沿阵地，富士贵既享受着多元带来的活力与丰富，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融合期的阵痛与考验。 世界大同的根本，在于爱、信任与包容。千百年来，仁人志士为此而奋斗，道阻且长。可以预见，民族融合终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也许千年以后，地球上只剩下一种族群：地球族。到那时，多元文化不再是彼此的差异，而将镌刻在每个人的DNA之中。
作者：得欢 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生活的几年里，发现澳洲人保留着读书的习惯。这里的读书，指的是纸质书，捧书而读，其中长者，或者女性为多。我时常注意到，在火车上有人读书，或者在咖啡馆，或者在机场候机室，他们专注的模样令人羡慕。看书的女子气度端庄、沉静，更美。网络世界的纷繁迷离容易让人心态浮躁，而读书可以看出他的独立性、自制力。 令我满意的是，墨尔本每个社区有着正规的图书馆，收藏丰富多彩的英文书籍，还有很多中文书籍，以及日文、韩文、阿拉伯文等语种的书籍。幸运的是，我家离本社区图书馆仅六七分钟步行之遥，我在图书馆消磨了很多时光。置身那里，和众多读者在一起，没有了孤独感。图书分类广泛，我倾向文学类或传记类的书，我看纳博科夫、三岛由纪夫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有时也翻翻英文书。下午三点左右，附近学校的学生会涌进来。穿校服的她们多数是来做功课的，摊开笔记本电脑专心致志。图书馆里辟有学龄前儿童区域，设施及布置色彩明快，还有些玩具，常看见家长陪着孩子，或坐或卧或趴在地上阅览。 墨尔本市中心还有一座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建于1854年，建筑宏伟、典雅，号称是南半球最美图书馆。但凡第一次到墨尔本来的游客必定到此打卡拍照，其中大圆顶阅览室为标志画面。 不少澳洲老人保持着老派的生活方式，看书读报就是特征一种。到图书馆里来的老人，看报看杂志较多。说起老派作风，有些老人不喜欢频频拍照，比如到了旅游景点，他们认为应用眼睛，把美妙风光印记在脑子里，重要的是获得了什么感悟，而不应忙不迭打卡式地拍照，为了发手机朋友圈以炫耀。一次在景点前，一位坐在长椅上的老太建议正在拍摄的我：坐下来，用眼睛慢慢地欣赏。 这也许就是读纸质书和读屏翻手机页面的区别所在。手中的书让人思想集中，或停下来思索，随着书中的描写展开想象的翅膀，神接八荒。浏览手机网络，容易受到诱惑不停地跳转页面，以至于忘记了本来初心，其行为不知不觉中受到了AI程序的控制。 在墨尔本，我还获得了买书的喜悦。大多二手货商店、集市都有图书，因为有些书是教徒居民捐赠给商店的，一元两元三元就可以买一本。我读英语书费劲，但我对艺术也有兴趣，所以不时购进画册。比如维克托·维克烈的大型画册，我发现这位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艺术家作品的风光意境和我一直以来喜爱的美国画家怀斯有得一比。这本沉甸甸的、装帧考究的画册在意大利印制，打后折售价15澳元，放在中国起码卖150人民币。社区图书馆有时会出售其认为多余的过时的图书，价格便宜到匪夷所思。那天，我在图书馆挑选到一本厚厚的《唐顿庄园》全彩影视画册，仅需一元，真所谓幸福的降临让人不知所措。金发女馆员建议说，如果你出五元，可以随意挑选十本书。我说知道，这次我只要这本。墨尔本的一些大型购物中心可以发现书店的风采，澳洲出版物装帧漂亮，印制精美，而价格不菲。另外还有假日旧书市集。有的小镇有专营旧书的商店，店堂布置文艺气息浓郁，说不定可以淘到几十年前甚至百年前的你喜欢的西方作家读物。 澳大利亚政府对于读书提高国民素质有着明确的认识。维州每年举办“州长阅读挑战”活动（Premiers’ Reading Challenge），号召从幼儿园到10年级的学生们阅读一定数量的书籍，并在其官网上记录成果。有的政府官员深入幼儿园、学校，和小朋友们互动，鼓励孩子们多读书。 早上散步，我看到有一个小小的箱子竖立在路边。箱子上下两层，摞着一排排书本。根据英文介绍，我知道这是社区教会和运动场管理方共同设立的图书角。里面的书有宣传教义的，也有关于家庭子女教育方面的，烹饪方面的。这些书供人们随意取阅，可以拿回家看，看完后再把它放回去。于是，我从家里拿来我的一本散文随笔集《风中的尘埃》放置其中。也许社区里的中国人会看到，会阅读。这算是参与澳洲多元文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吧？ 读书对我是从小到大的癖好。我从上海家里带了一些书赴澳，比如有独木舟的《万人如海一身藏》、于丹的《庄子释读》和法国莫洛亚的短篇小说集等，方便在墨尔本家里随时享受读书乐趣。最近我在读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一个春日午后，我拿着一本林语堂散文去到附近的詹姆斯公园，在和煦的阳光下，面朝茵茵绿地，陶醉于阅读中。两位遛狗的太太走过来，用英语问我看的是什么书。我把书举起，给她们看封面。她们向我竖起拇指。我回应她们说，你们的狗狗可爱。她们赞赏我的读书行为，我和她们都是爱书人。书本滋润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充实、安详、自信。 并非所有读书人一定明智、通透，然“腹有诗书气自华”是真的。我喜欢并享受墨尔本的书香氛围，澳洲民众散发温文尔雅礼貌谦让的气质由此而生，由此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