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住房改革或加劇危機 「租金恐再漲一成」
2026 年 8 月 7 日
1. 金融灾民，这个词你未必陌生，但是，他们的真实处境，你未必了解。 第一位找到我的，网名叫五妹。我刚看了下聊天记录，她是2月4日加的我。 那时候我这个号可能连五百个读者都还没有，她却很把我当个媒体人看待，一口气给我发来了大量关于信和财富的资料，以及多封写给上层的求助信。 有一天，我在语音通话中问她，被那个平台坑了多少钱？她先是苦笑，接着是一声长叹。她说没勇气提那个数字，只能告诉我，那是她的全部积蓄。 为了缓解内心的不安，我允许她经常在我建的一个群里刷屏。最初会有人过问，劝慰，甚至支招，不过渐渐的，就成了祥林嫂，无人理睬，无人回应，她也就渐渐的没了声音。 我无力去打听她的近况，只是今天才注意到，她现在的网名，已经改为“苦难的社会”。 后来，也许是以为我敢发声，有越来越多金融灾民找到我，加我微信，拉我进他们的微信群。印象深刻的有一个陕西群，平时总是一片死寂，直到赵正永被宣判的新闻出来那天，群里突然冒出来密集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怒骂，不过，短短的十几分钟过后，又再度恢复了往常的死寂。 我能听见那死寂中传来的深深的绝望。也能想象那背后是多么痛苦的生命与家庭。但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对他们视而不见。 我从未感同身受。直到遇见那位北大校友。 我们是在一个校友群认识的。因为之前有了和五妹们的接触，我能轻易地从群聊中辨认出他的身份。他也像祥林嫂那样，无法克制地喜欢转和P2P暴雷有关的新闻。 我主动加了他。他后来的讲述让我大吃一惊。 他被坑的那个平台叫做爱投资。他被坑的钱，有四百多万。 P2P暴雷令一个北大IT工程师的412万血本无归（图片来源：微信） 当校友告诉我，他是把那个平台当成余额宝来用时，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之前找到我的金融灾民都说，全部积蓄都放了进去。 因为有全套合法资质，有各种权威媒体、知名人士甚至地方领导的背书和站台，信任的建立并不是匪夷所思的事，只要开始了第一笔投资，一般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追加投资，直到把所有积蓄都砸进去。 起初自然是美好的，利息回报也确实不低，8%—13%。直到2018年7月11日，爱投资出现了第一次逾期，然后是从7月28日开始大面积逾期。 令人诧异的是，校友告诉我，直到2019年7月才立案。 据他介绍，爱投资的借款人中，有上市公司，甚至还有国企。 截止目前，尽管已经抓了十多人（其中有一位爱投资的副总也是北大毕业的），但是爱投资的头号人物赵春霞还没有归案。 至于追讨，用校友的话说，“毫无进展。基本无解。” 对于校友和他一家老小六口来说，这是一场灭顶之灾。生活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他之前在IT行业做了二十多年，但是因为疫情影响，已经失业好几个月。目前的经济状况是：连电费都交不起！ 除了追讨，他别无选择。 2. 中国到底有多少金融灾民？ 之前一直没看到有这方面的权威数据，直到最近才注意到，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向央视新闻透露了一些数字。 视频 郭树清表示，网贷平台的监管，经历了很痛苦的阶段，现在走到根本性的转折。从最多时的五六千家到6月底只有29家在运营，专项整治工作可能年底就会基本结束，转入常规监管。他同时表示，出借人的资金还有8000多亿没回收，涉及几千万人。只要有一线希望，会配合公安等部门追查清收，最大程度上偿还出资。 很遗憾，在这个讲话中，郭主席没有为监管不力表示歉意，也没有讲到追查清收的阻力和难点来自哪里。 P2P的水真的太深，从一条落马官员的新闻中我们可见一斑。 高官落马涉金融诈骗的新闻（图片来源：微信） 玩P2P的幕后大佬太多，能量太大，所以很多事情恕我不能描述。 因为校友的介绍，以及爱投资出借人群其他灾民的介绍，我对追讨的难点略有所知，比如说要查清转移的资产及平台的资金流水，要掌握平台的隐形资产及高管家属关联的资产，这需要特别大的执行力度，但是最大的难点，是司法层面的，是平台定性为“涉嫌非法集资”。一旦有了这样的定性，很多工作都难以推动下去。 这也是让金融灾民最不解和不能接受的。我采访的其他爱投资受害人告诉我，他不抱希望能把钱追回来，只是希望能把他们当受害人看待，而不是非法投资人。 这些受害人当中，不仅有像校友那样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的中产阶层，还有很多把养老金都投进去了的老人，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我连问都不忍心多问，至于“根本性的转折”什么时候出现，除了祝福，只能是帮他们发这样一点微弱的发声，希望有更多人关注他们的状况，希望看到这里的你，不要对他们的遭遇幸灾乐祸，因为，在沉默无助的年代，未来总有一款灾难在等着你。 也希望当局能更大力度地关怀这些金融灾民，他们是灾民，是不幸的人，请善待他们，尤其是在内忧外患日益严峻的今天，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民族的凝聚力，请妥善处理好他们的问题，请拿出更大的魄力来向制造这些灾难的邪恶势力动手。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牛角鱼）
今天去南京城里，经历了一事，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照例去拜访换酒书店，张老板正在收银台工作（大概是在为旧书贴标签），后来三个文化稽查官（都是女的，自称是文化出版与旅游局下辖的执法大队的，吵、打起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张老板是文化人，想来也不会开干）来找他谈话（张老板说，这个词令他不适），说是来了解前几天的情况的，因为之前张老板也在豆瓣发过的，我亦略知一二。于是三个稽查官应张老板要求先后出示了证件，于是便开启执法记录仪开始谈话。张老板叫我做个见证（吵起来或是有肢体冲突时录个影），把“今日闭店”的纸条暂时贴到门上。（原先准备把门反锁的，稽查官说无必要，不锁）。 起因是前些日子自称“文化出版局”的人（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出示了证件，女的没有，所以张老板有理由怀疑她没有证件或者伪造身份）来检查这家书店有没有《出版经营许可证》以及是否悬挂好，后来那女人又看到旧书，问是哪来的，是否每本书都有发票。张老板答是从旧书店，网上以及附近居民手上收购来的。女人说，必须每本都有发票，不然下架。（因为我知道有的售卖的旧书是七八十年代的出版的，根本不可能有发票。） 张老板答，可以提供部分旧书的发货单，但是不可能有发票，因为有些书年代久远，有些书是从居民手上收来的，不可能保存发票。女人又说，那这些就下架吧。张老板问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要坐牢吗？三个月还是三年？女人说没那么严重，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检查，一直要检查到没问题为止，可能会有处罚。（记录时我冷笑几声，我全程背对执法记录仪，戴口罩没露脸）张老板问新书是什么情况。女人说，你应该庆幸我没有检查新书，保证售卖的新书是正版是所有书店的义务。（我寻思打击盗版不是你们文化局的人该做的事吗）张老板说可以保证，女人:“还不够，你要给每个出版社打电话，问他们是否出版了这本书，并提供详细的通话记录和录音。”张老板说太强人所难了，这么多书，不可能每一个都打电话的。反正最后是不了了之，一男一女摔门而去。 后来张老板打了12345，当天晚上（8.24）收到自称“秦淮区公安曹某”警告，说要找他聊聊（不知道是不是女人与他通气了，其实简言之就是弄他）。他很紧张，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8.27全天闭店。还在南京市政府官网查了女人所说的“出版物经营管理条例”，也没有女人所说的要出版社通话记录和录音的荒诞要求。于是张老板准备提起行政诉讼，控告文化出版局某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 三个文化稽查官一个问问题，一个记录情况，还有一个东张西望，若有所思（可能在想回去怎么和稀泥吧）写了满满四页纸，张签字确认与他所述一致（张老板特意纠正她们不是情况属实，任何人都不可能说自己所说的情况属实，他主要是担心前些天来检查的女人说谎翻供，死无对证），张老板期待前些天的女人（张老板称此君小胖子）与他法庭对线，明确具体处罚的法律依据。如果有，那旧书统统下架。如果没有，请那个小胖子公开道歉。 于是三个稽查官便走了。临走之前，我还小声和年长一点的稽查官说，那女人找错对象了。稽查官问为什么，我没答，没说张老板是北大毕业的，而且在北大打过辩论赛。张老板接过话头，搞专业行政复议的（其实他是历史系的）。其实他准备今天叫律师来的，不过那三个文化稽查官今天只是来了解并记录情况的，也并没什么过激行为。之前还一度回避张老板提出的消息来源问题，据她们称是收到12345举报热线的公单才来的（张老板却不认为是这样，他在她们三个走之前再三确认，在她们走之后对我说极有可能不是12345让她们来的，反正他也做好法庭对线的准备了）。 张说如果不许卖旧书的话，明年六月份就不再续租了，直接关店，将业务转为线上。 临走之前，带走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粗读了导论和序言，是对马主义的再批判。问了张一个问题，“中国算是现代国家吗？”张不假思索回答说“当然不算， modern state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概念，一是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二是依法治国，什么民主呀，投票啦，倒在其次，是达成这两个目的的手段”。说到这里，我懂了，没有再说下去的必要了，心照不宣。 足足谈了有两个多小时吧，我感觉有双无形的巨手伸向我们，我们无处可逃，却又不慌不忙。因为我是顾客，自然不会找我麻烦。张做好了行政诉讼的准备，自认遵纪守法，自然理直气壮，而且他也有经验。 这只是一件小事，却可以投射出整个中国的大环境，有那么一丁点权力的人都向老百姓耀武扬威，实在是糟透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无逸说，文章现已被删除）
2020年8月15日下午17时许，21岁的唐某辉从腾讯用户接待中心——深圳市嘉达研发大楼A座上一跃而下。保安发现后报警，但坠楼者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唐某辉去世数日后，哥哥唐明（化名）才在手机里发现他在死前拍摄的最后一段视频。在这段6分钟的视频里，唐某辉讲述了自己微信被封、寻找人工客服无果，且到腾讯接待中心时无人理会的过程。 8月27日，唐明告诉全现在，调解时，警方和腾讯都只提及微信封号是因为聊天涉及色情内容，但并未提及弟弟的死因与申诉无果直接相关。于是家人接受了15万元的赔偿，签署了承诺书，答应不再追究此事。直到家人从警方那里拿回手机，才发现这一段视频。 据唐明透露，弟弟和家人一起在深圳经营着一间粮油店和一间百货店，尽管唐某辉的微信号并不是店铺对外的收款码，但他也维持着部分客户关系，每年能赚到十几万，流水则更多。“客户都是在微信上沟通，货款也是在微信上结，”他猜测，微信被封一定让弟弟感到困扰。 8月27日，腾讯官方发布回应，“坠楼者的社交账号于8月12日由于被人举报色情骚扰，平台根据用户举报证据和网络平台管理规范，予以72小时短期封号，于8月15日到期后用户即可自助解封，该信息在登录页面已有明确提示。” 唐某辉的去世，让腾讯封号易、解封难的问题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在微博超级话题“腾讯客服”下，大量微信用户表达了对被封号的不满——在微信治下，被封号或许意味着失去累积已久的联系人和微信群，失去与微信绑定的游戏和其它账号。而封禁的理由则并不明确，只有官方会发送一条违规的提示，到底是哪一条信息、违反了什么规定，用户时常无从得知。 01、被封号的人 对安徽芜湖的全职妈妈小河（化名）来说，失去微信一个月，意味着家庭收入减少了2000块。 在过去半年里，她一直在微信找兼职补贴家用，微信昵称加上“煎职”两个字，加入各种微信群，也把新认识的女工拉进这些群里。她家所在的小镇上有不少制衣厂，夏天正当旺季，长期工150元一天，临时工120元，带孩子的母亲100元，兼职消息就发在当地微信群里，先到先得。 丈夫的收入在这半年受疫情影响下滑，不满一岁的孩子还得吃奶粉。2000多元对这个三口之家来说，意味着孩子的奶粉和餐桌上的饭菜，她每天忙完了就守着手机，一旦有离家近、时间合适的工作就马上私信招工者。 然而从8月以来，她的微信号连续3次被封，第一次的理由是添加好友过多，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涉及骚扰/恶意营销/欺诈等违规行为”。前两次都是被封3天，到第三次，8月15日，她的微信首页提醒，账号被永久封禁。 小河在登录被封号的微信时收到的提示。（图片来源：微信） 这个家庭主妇失去了找兼职的唯一途径。微信界面还打得开，新消息依然会显示蹦出红点，显示信息，但她无法回复，也不能添加好友。相识的制衣厂老板发来几次用工的信息，她只能干着急，两三次之后，对方便不再找她。从微信号被封到现在，她一份工作都没找到过。 她注册了新的微信号，试图将使用了7年的旧号上3000多个好友加回来，但却发现这并不现实。最近几年认识的人几乎没留过电话号，又关闭了通过微信号搜索、添加的功能，只能失联。更何况，她因为添加好友过多而被封过一次号，这一次就每天几个、十几个地小心添加好友，唯恐再次被封——至于那些本地的兼职群，她也不指望再找回来了。 她是在“腾讯客服”超话下提出疑问的诸多微信用户里的一员。在这个超话下，有小商户、微商、打游戏的青少年，而失去微信给他们造成的问题也五花八门。 这样的封禁，确乎涉及侵权问题。律师张正鑫告诉全现在，一方面，因封号而失去游戏账号、其他平台的关联账号以及优惠券，这些都涉嫌侵犯财产权；另一方面，封号直接造成的失联则涉嫌侵犯通信自由权。 通信自由权是《宪法》第40条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意味着公民通讯交流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而微信号被封禁，意味着使用者无法发出消息，权利也就收到侵犯。他说，尽管通信自由权的侵权主体常常是公权力机关，过去也有过私人侵犯通信自由权的案例。2006年，两个人盗取了130个QQ号，被判侵犯通信自由罪，获刑6个月，而目前软件的发布方还没有被判侵犯通信自由权的案例。 在微博上，一位用户贴出自己被封禁的微信账号（图片来源：微信） 但微信或许并不需要承担责任。张正鑫说，用户在注册时同意的“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意味着双方收到合同约束，因而一旦用户违约，那么腾讯则可以根据协议进行处理，包括封号。 张正鑫说，在封禁账号时，腾讯承担着举证责任，展示对方违约的证据以及相关的合同条款，证明对方的违约行为存在，且合同条款是合理的。 02 、“恶意营销”和“用户体验” 然而，用户想得到封号理由却要费一番周章。 8月中被封号的小河接到了系统的提示消息，说她是“恶意营销”。她查了《微信个人帐号使用规范》《腾讯服务协议》《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只有最后一个协议里写明发送“ 过度营销信息”会违反用户行为规范——但她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过度”。 她到百度上搜，微信开放社区里列举出过度营销的案例，包括售卖精仿高仿产品，夸大营销，“涉及营销、金钱交易、加群培训等推广信息”，“丰减增壮性”产品等黑五类等，而在其他经验贴里，她发现“要是被认定成微商，可能也会被封号”。她试着对号入座，觉得自己可能是打折、兼职信息分享得太频繁了。这让她感到委屈，“今年失业的人明显多了，微信上找兼职的人实在不少，分享信息也成了错？” 她希望在微信上得到正式答复，可是微信的人工客服却无法接通。她照着网上查到的经验，打通了微信支付的人工客服，再转接到微信客服——对方第一次让她等一到三个工作日，但三个工作日之后并没有回电。 她依同样的方法找到微信人工客服，对方告诉她，判定理由是她名字里的“煎职”两个字。 小河向腾讯客服投诉后，客服给出回复。 微信客服回复（图片来源：微信） 这个申诉过程在每个被封号的用户身上重现。2016年，虎嗅作者涂钢的两个微信号被封，他随后发布文章提出质疑：“从来没有人里告诉我我是因为什么侵权，为什么侵权？同时我们后期做的所有的申诉程序都没有任何反馈，包括填写反馈资料、电话客服等都杳无音讯。” 在涂钢公开喊话之后，腾讯做出回复，表示封号的原因是他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质疑某企业数据造假的消息，被对方发起两次投诉，称他诋毁名誉。 然而即便是得到腾讯的解释，用户有时也感到难以接受。小河说，她的微信名已经用了半年多，微信从来没有提示违规，而因为这个违规的名字两次封号，让她甚至没有改正的机会；涂钢也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出质疑：《微信个人帐号使用规范》里提出过处罚规则，即首次出现侵权行为且情节较轻的，对侵权内容进行删除处理，但他直接走到了被封号这一步。 张正鑫认为，腾讯并无责任公布所有判定违规的标准和细则，但某些霸王条款或许会被判定为无效，“例如在《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里规定，影响用户体验的，腾讯可以中止或终止服务。但什么会影响用户体验，不同人的判定标准不一——如果打官司，法院也未必支持用这个理由封号。” 并非每个律师都这么乐观，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在8月27日的报道，“一位要求匿名的资深律师表示，封号属于法外之地，但具体来说如果用户行为确实存在不当，且平台有相关的管理细则，可以按规定执行。” 而现实里，向腾讯提起诉讼的人并不多。2019年，杭州市上城区的张龙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腾讯侵犯了自己的侵害了虚拟财产的使用权，但根据《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的约定管辖条款，案件被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院，案件再无下文；2017年4月，山东律师刘永庆被封号后邮递起诉材料到深圳南山区法院，控告深圳市腾讯公司侵权和违约，案件亦无后续报道。 而如今，看过6分钟视频的唐明也感到气愤。“在视频里，他说自己一直找不到人工客服；如果我们当时看过这段视频，肯定不会签承诺书，”唐明说，他们在等待警方进一步的调查，未来他可能会公布这段6分钟的视频证据。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
最近，中储粮黑龙江肇东直属库储备玉米被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中储粮方面不仅一口否认，之后，还上演了“进出粮库不得带手机”的闹剧。 黑龙江粮库水泡粮（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中储粮公告（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中储粮在吉林的某粮库再次爆出玉米质量问题。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粮食商人杨锦在今年7月23日以2100元每吨的价格，拍下中储粮4000吨玉米，合同显示，这批粮食属于二等粮。 然而，等到杨锦带着两辆大货车去粮库装货时才发现，大量玉米都有虫眼，并且夹杂着许多活虫。 杨锦提供的视频显示，仓库地板上有黑色小虫在爬动，从仓库向外运输玉米的传送带上，遗落的玉米颗粒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虫眼。 “这哪是二等粮，明显不符合国家标准！”杨锦当场差点惊倒。 对于杨锦的遭遇，中储粮官方表示：“现在检测的粮库玉米深度有一米，不完善粒的比例超过二等粮标准，但更深处尚未检测，或许整体是合规的。” 据悉，粮库正在喷药灭虫，杀虫药物并不是直接喷洒在玉米上，而是仓库四周的墙壁上，不影响玉米二次加工制作成饲料喂猪、鸡等。 一位民众购买的有虫眼的玉米来自中储粮吉林某粮库的“二等粮”（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或许整体是合格的”，这一回应简直神了。我想到之前，中储粮回应黑龙江玉米质量疑云时的口气，二者几乎一模一样。 那时，中储粮以“仓内个别点位的质量问题，不代表整个玉米质量状况”为由，否认了网上举报。 不过，这次中储粮所谓的“整体合格”，与其具体处置办法，却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按照相关规范，储粮虫害的防治，主要是“以防为主”，除非虫害已经大量发生，而且危害十分严重时，才会进行灭虫。 中储粮涉事粮库现在喷药灭虫，可见问题绝没有他们描述的那么乐观，“或许整体是合格的”，恐怕只能是自欺欺人。 仅仅粮食商人杨锦买的玉米就有4000吨，涉事粮库储存的这批虫粮的数量，恐怕更是个庞大数字。可见，储粮被虫蛀空，绝不可小觑，其中有着惊人的黑洞。 最近，治理餐饮浪费引起热议，有网友调侃，国内粮食最大的浪费其实在中储粮的粮库，真是一语成谶！ 那么，这个惊人的黑洞是如何造成的？ 比如，如此规模庞大的虫粮，到底经谁的手收购，向谁收购；如此劣质的虫粮，为何会被定为二等粮，等等，可谓疑点重重。 可是，对于这些关键问题，中储粮却顾左右而言他。 我对于储粮的专业问题了解不多，但我确定的是，这些劣质的虫粮，却按高价的二等粮收购，肯定亏大发了。 亏的不是中储粮的钱，是国家的钱，是全体纳税人的钱，能不让人心疼吗？ 这样的重大损失，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到底又该是谁，为之负责？ 屡屡出包的中储粮，可谓“在扯蛋的事情上很专业，在专业的事情上很扯蛋”的一个典型。天下粮仓交给他们管，怎么能够让人放心？ 我不担心粮食减产，我不担心粮食涨价，我担心的是真有一天需要国储粮稳定人心的时候，却掉链子了！ 中储粮的玉米里爬出了蛀虫，但是，蛀虫难道只有玉米里有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夜里零点刚过，不停有人按我门铃。 “谁？” “工作组的！” 一开门，进来了8条大汉。 我家客厅灯坏了，只有饭厅的灯亮着。逆光效果下，对面是一排黑压压的人墙。 昨天早上，有朋友给我微信说，有个公干的朋友托他转告我把那篇《新疆疫情隔离有感：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文章删了，“别惹麻烦”。 那现在就是“麻烦来了”！ 大家开门见山，维稳办领导问了这几点：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的确没有开手机。工作岗位上的人要时刻保持手机处于通话状态，但是对于我这个从单位离岗歇业3年多的人来说，不开是因为不想接骗子电话，也因为我习惯在电脑上开着微信。 为什么反映问题不走常规手续？ ：还要通过公司批准？ 是的！ 网络发文，本身就是正规渠道，要不你们怎么能知道的呢？ 不行…… （别说我不知你们在哪里办公，我就是知道，也出不去小区门，办公室也没人吧……..） 我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负责安全的吗？我作为自媒体作者只想提醒，如果门封住人们会很难逃生。等到有人再因为火灾出事，你再去说封门的对错，那时候有用吗？不是经常在学习注意安全隐患，减少灾难事故发生吗？办公楼不也经常有消防警报演习吗？逃生标识、防火墙不到处都有吗？我觉得作为领导，应该在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亲自去那些小区看看是否还立着钢筋，如果有，赶紧把它拔掉：解决问题，不是把提出问题的人先解决掉。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如果是张思德，肯定会去把门上的钢筋去掉，把门上的锁砸开的。 这时一直不吭声的一个小伙子说他是社区的。那种情况已经开始纠正，一直以来，社区也都在讨论各种措施和方式。 我说你能否写一下？我需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说不行，我拿来纸笔记录了一下，请他签字，他也不签。 问其中一个人是什么部门的，他说他是专门管我们的。 我说你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你是在为人民服务，不是在“管”谁。如果你要拿这个态度，请现在就离开，这是我家，我不欢迎你。 空气有点僵，大家嗓门都很高……….这时候又进来2名民警。 我说你们要不再走，我跟你们走。 还没等我穿上鞋子，一群人扑扑腾腾下楼走了,只剩2名民警和一名社区干部。 这时大个子民警开始看我的文章，我们开始一段段核对这篇文章里提到的细节。 他说自媒体发文并不就是犯法。至于单位认为是否违规，他们不清楚。 关于该不该用“12.8”的例子，他说自己也是一名火灾的幸存者，当时从2楼跳下来的逃生的7人之一，全班一共有42人在里面。 关于用精神病和隔离的人来对比是否恰当，我认为关于精神病人我有详尽的阐述。我是在说明：就算是精神病人，从外面锁起来也是不合法的。 门上上锁的照片，另外一名民警说，他见到过，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 关于插钢筋使用的图片来源。这点我要为图片提供者保密，也有证据证明图片不是伪造的。警察和社区的同志听说是那个小区后，说那里是个特例，他们目前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社区的同志说，目前所有小区这种情况已经杜绝，如果有需要，明天可以带我去实地了解情况。 警察同志说，这么做的理由，说因为当初疫情开始的时候，压力很大。乌鲁木齐从克拉玛依的交互人流量（大概就是这个词）有3万之多。夜里4点多，还有人在外面走动。封闭难度很大，细节很多。但是他在未经过领导批准时，目前不能为我提供图片。 社区同志介绍的情况是，一直都有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单元门外执勤。但目前也不能提供图片，他们明天会讨论一下。 目前，我的上篇文章没有必要删除。等有了更多的资料，也许有必要再发一篇图文。 他们走的时候，已经快深夜2点。躺在床上，我很久不能入睡。 掐指一算，刚才的“聚集”是12人，已经算“非法”了吧？好在大家都带着口罩。 昨天看到一句话：人生最大的自由是叙事自由。换句话说，只要自己还想拥有自由，谁又能让你不自由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张新民摄影，文章现已被删除）
昨天夜里快24点，社区群的管理人员转发了一条消息：“疫情防控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地步，大家不要私自出门…..” 今天早上9点多，我就被院子里的大嗓门吵醒，群里说大家都下去散步了。一个小时后，管理员说：“各位居民，现在出门，把门上的贴条全部撕掉吧。辛苦大家居家休息这么久了…..” 可不吗，虽然克拉玛依一个肺炎患者也没有发现，但也是经历了33多天的居家隔离。 新疆住户门上被贴封条（图片来源：微信） 长久没有运动，下楼有点虚…..回头看到我的房门是这样的。 这种管理形式是说：如果住户从里面推门出去，封条就掉下来了，那你就….. 新疆住户门上被贴封条（图片来源：微信） 我把它小心地揭下来，留作一个纪念！ 以前垃圾都是志愿者帮忙丢的。今天一看，垃圾箱里已经一堆封条，还有整箱子的大乌苏。 我们小区是幸运的，同在克拉玛依的一个朋友所在的小区，今天依然没能下楼。他出去做核酸检测的时候，发现单元门是这样的： 新疆住户门口被插上钢筋（图片来源：微信） 单元门的外面，被凿了一个洞，插入了一根钢筋。 这种管理形式要达到的效果是：住户即使从楼上下来，也不可能从里面推门出去。 其实从8月1日，乌鲁木齐那边的单元门，就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单元门的外面，被凿了一个洞，插入了一根钢筋（图片来源：微信） 克拉玛依肯定也是吸取了乌鲁木齐经验，在一些小区采取这样的方式。 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担心这种方式，会在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会出现可怕的状况：住家楼房，里面的电器、炉灶，都有可能引起火灾，而这种方式，会给火灾逃生造成极大的隐患。 人们不该忘记“12.8”事件。这不仅仅是克拉玛依永远的痛，也是永远的耻辱：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发生恶性火灾事故，造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其中中小学生288人。 数年后的克拉玛依街头，看到一个“请让孩子们先走” 的标志牌，我觉得社会在进步了。 事故发生后的数年里，我一直在友谊馆对面的楼里上班，每天都要对着那片废墟，最后那里变成一个铺满马赛克的广场，但依然化解不了莫名的悲痛。 如果人们健忘，我就将发生火灾时候的网络视频截图发上来： 视频截图 这张图片右面的座椅就是同学们的座位，左面那片光亮就是礼堂南侧靠近舞台的太平门。那片耀眼的光芒在大火发生的时候，是锁死的。 记者查看那个紧闭的铁门。 视频截图 当时的锁 视频截图 一月疫情时，克拉玛依一些小区对有些住户采取了这样的隔离手段： 新疆防疫强制将住户们上锁（图片来源：微博） 新疆防疫强制将住户们上锁（图片来源：微博） 什么样的情况，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来规范人们的行动？ 我想起在我拍摄精神病专题的时候，病院也有2道紧缩的铁门。但铁门并不是从外面上锁，而是访客按门铃后，病房内的护士先透过一个小窗口观察，从里面开门。 如果单从隔离手段来看，如今待遇还不如精神病人。 不知道消防部门在这次疫情发生后，对这种封闭措施作何感想，但我们总不是总在出事之后，再去划归责任。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张新民摄影）
香港人民一直都是我所钦佩的，特别是去年反送中，令人感动。 在10日黎智英等人被抓捕之后，壹传媒的股票起先跌了16%，但没过多久就开始上涨，中午12点之后股价开始暴涨，当天上涨高达344%（高低点相差533%），香港人民没有选票但用股票来代替选票，进行无声的抗议。 香港一知名旅游作家蜀伯伯听说黎智英被捕壹传媒股价大跌，跌到历史最低位，非常生气，决定用实际行动支持一下，于是买入了一百万股。他没有任何炒卖股票的想法，纯粹就是感情用事，就算本金亏光也不管，而且在后来股价上涨（账面获利5倍）之后，他向媒体表示自己不会把这些股票卖掉，即使未来把这些钱全亏掉，也在所不惜。他说，“我未来可以跟别人说我拥有香港硕果仅存的敢言媒体，能够做到壹传媒的百万级股东是我的光荣”。 像蜀伯伯这样的人可不止一个。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保侨和知名财经作家“浑水”都在第一时间买了壹传媒的股票。“浑水”以0.078元股价买入122万股，总价9.5万港元，他在其后的高位沽出部份股票，获利7.5万港元。他表示会将收益捐给母校中大的学生。 方保侨先生买入10万股，他表示不打算沽出，“当作预先付了10年的订阅费”，强调“新闻自由是无价的。” 财经专栏“无神论者的巴别塔”在脸书发文指，自己曾与《苹果》结怨，但“看到肥佬黎被捕，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便以0.077元买入30万股，涉资2.31万港元，以示支持，也称“输光就由得他”。 社会知名人士苍山时评在发了个推：“甚么是民意？民意就是你企图通过抓捕威吓，让他的企业破产，但千千万万的人民默默地托举了他！——历史的深处有笑声！” 没有参与买股票的香港市民，把11日当天的苹果日报买到断货。平常正常印量是7.2万份，当天加印到35万份，结果不到半天就全卖光了，又加印了20万份，总共达到55万份，是正常印量的将近8倍。 香港人民凌晨2点钟就开始在报摊、小卖部前面排队购买苹果日报，堪比曾经的苹果新款手机上市前的状态。眼里只有钱的人能够明白这样景象背后的意义吗？ 一个杂货铺店主进了200份，不到半个小时全部卖光。有许多香港市民把杂货铺、小卖场的苹果日报全部买下放在一边，上面写上小纸条“已付款，请随便取阅。” 许多店铺在早上6点之前就卖光了所有报纸，有的民众一大早跑了四个杂货铺便利店都买不到苹果日报，完全卖到脱销卖到断货。 更有甚者，民众说：“苹果员工顶住，感谢你们留守岗位，香港人撑你们。就算明日你们印了一叠白纸，我们都要买断市！” 香港民众还到黎智英儿子的四季常餐前面去大排长龙，支持餐厅生意。 是啊！历史必将记住这一幕一幕令人感动的画面。香港人民是伟大的，是可敬的。 多么有情有意的香港人民啊！看得令我感动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从广州上山下乡来到深圳湾养殖场养蚝。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深圳湾养殖场的场长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造反派认为，蛇无头不行，干革命不能无主，遂决定成立养殖场革命委员会。 根据规定，养殖场革命委员会须经民主选举产生。但是， 选举规则是造反派自己制定的，候选人也是造反派挑选的，我们这些“革命群众”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 这天傍晚，我们听到墙上挂着的喇叭大喊大叫，通知大家晚上七点半到饭堂集中开选举大会，要我们去行使“神圣的民主权利”，为这次“民主选举”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举大会（图片来源:供图） 到会的人不多，因为关在牛栏里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不准参加会议。人们稀稀拉拉地坐了大半个饭堂，造反派司令宣布选举规定：“只有红五类的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黑七类或出身不好的人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 虽然养殖场的黑七类比红五类人多，但根据选举规则，好多人都没有被选举权，只能投票选造反派圈定的候选人。 造反派司令宣读的候选人名单只有7个名字。 司令说：“经过我们严格的内查外调，这7个候选人都是家庭出身好，政治可靠，无产阶级立场坚定，作风正派的好同志。这次实行差额选举，按得票多少选出5名革委会成员，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自动当选为革委会主任。” 最后，司令强调，“除了名单上的7个候选人之外，大家也可以提名另选他人，但得票必须过半数才能当选。” 选举口号(图片来源:供图) 会场一片肃静，没有一个人吱声。 司令又补充道：“为了保证大家都能独立思考，投票前不准交换意见，投票期间不准交头接耳，投票后要立即离开会场。” 司令指定他的一个小喽罗任监票人，我被大家推选为唱票人。 “张志强。”我读出第一张选票的第一个名字时十分惊讶。这个名字既不在司令宣布的候选人名单内，也没有人公开提名他为新的候选人。张志强虽然出身好，根正苗红，但他却不幸是个哑巴，从不过问政治。 “张志强。”小喽罗重复再念一遍选票上的名字，然后用粉笔在张志强的名字下划上一道杠杠。 我原以为有人搞恶作剧，只是填一个哑巴的名字玩玩而已，可没想到张志强名字下面的“正”字越划越多。司令的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当张志强名下的“正”字超过他时，他气得瞪大了眼睛。 一横或一竖算一票，一个正字算五票。(图片来源：供图) 选举结束后，黑板上张志强名下得票最多，根据造反派制定的选举规则，张志强当选为养殖场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们这些革命群众都站起来为张志强鼓掌。张志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见大家冲着他笑，他也跟着大家一起笑。看见大家冲着他鼓掌，他也冲着大家一道鼓掌，还“乌里哗拉”地叫。 司令（图片来源：供图） 司令气得几乎说不出话，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他那双隼利的眼睛一眨也不眨，自始至终监视全场，可不管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也没看到任何人交头接耳，人们连一个异样的眼神也没有，可怎么会出现这样一致的结果呢？ 司令步履沉重地走到台上，大家以为他会根据会前宣布的选举规则，宣布张哑仔自动当选为养殖场革命委员会主任。 可没想到他清了清嗓子，神情严肃地宣布：“同志们，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光有民主不行，还得要有集中，因此，这次民主选举的结果还不能立即生效，必须按规定报经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由上级革命委员会正式任命才算数，这就是民主之后的集中。” 会后，司令立即把工人纠察队的队长唤来，咬牙切齿地问：“你看见有哪个狗崽子斗胆在投票期间交头接耳，勾结串连，破坏选举？”工纠队长说：“报告司令，在整个选举期间我自始至终都睁大双眼紧盯全场，别说他们不敢在会场串通一气，他们连一个眼神也不敢互换。” 司令满腹狐疑，如果这些狗崽子真的没有互相串通，为什么大家会一致把选票投给张志强？他狠狠地对工纠队长说：“这些狗崽子没一个好东西，给他们一点民主权利就想作反，你去好好给我查一下，看看这次选举是谁牵头捣的鬼，看我不狠狠收拾他！”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