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很讲究平等。不认字的老太太都能和你争论为什么不平等。他们接受的是戏曲和民间艺术的教化。现在很多人崇拜西方的平等观，殊不知西方现代法学的鼻祖孟德斯鸠，正是用中国古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和实践，摧毁了欧洲封建等级制的法律体系。 当中国共产党从西方引进了共产主义之后，平等就消失不见了，假装忘记了。中共还引进了苏维埃农奴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降低为最下等的农村户口。他们不但不享受任何福利，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 就算进城打工，也是最受剥削的农民工，和城市工人职员们明显不是一个阶级。这种下等阶级受歧视的人口，占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绝大多数，是货真价实的农奴制贱民。 城里人对这些没感觉吗？没感觉。当人们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时候，他们会很享受这种不平等。当文革时他们被下放到农村的时候，他们感到委屈和受苦了。可是那进城打工还被歧视和剥削的农民工们，他们是什么感觉呢？对他们来说，平等只存在于古代的戏曲之中。 可是对统治者们来说，把人民分而治之是一种手段。挑拨阶级和民族之间的歧视和斗争，有利于转移人们怨恨的对象，减轻各级土皇帝们承受的社会压力。并且用一部分人来压制另一部分人，也是维稳措施的基础。 当资本家的财产获得退赔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似乎承认了财产权。可是农民的土地财产呢？仅仅是承包，财产权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手里。但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观念仍然很强，没有被中共的邪教所消灭。于是出外打工的农民宁可将土地荒废了，也不能无偿交给别人耕种，否则可能会失去他们仅有的财产。 这种土地政策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荒废土地导致粮食减产，无法合理合法兼并土地，阻止了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推广，粮食产量上不去。虽然有很多的农业科技进步，仍然无法养活人民。靠习近平的今天退耕还林，明天退林还耕的拉抽屉式的瞎指挥，解决了问题吗？ 不要说全球农业的经验，就是中国自己自古以来的经验，土地私有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只有用心负责的农民拥有了这块土地，土地的耕种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在领主的遥控下集体耕作也有效，封建制也就不会被取代了。 所以农民的私有土地权利，不仅仅是个财产问题。对全社会来说是农业效率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的不二法门。特别是现代化大农业与合作农业，权属不清造成的混乱，是各种低效率和不稳定纠纷的原因。 所以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人权确实是个基本问题。不仅仅是言论等等自由的问题，财产也是关系到社会生存的大问题。财产权要得到保障，必须依靠法律和执法公平。而法律和执法机构，要依靠政治的支持。靠皇帝把国家当作自己的财产，是一种经常不可靠的保障。只有依靠人民选择的自己的政府，才有动力为了选民的利益保障法治的公平和公正。 特别是在共产党的无法无天维持了七十多年的局面下，恢复法制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只能依靠推倒重来，建立由人民选择的民主政治，才能改变专制体制无法无天的惯性，给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结果。否则每天成千上万人上访，也改变不了无法无天专制的本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总爱出些个奇葩警句，这可能是当党支部书记喊口号喊出的毛病。前些日子的奇葩警句是“全过程民主”。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成体系的规矩，和过程有什么关系呢？不全的过程又和您老有什么关系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不仅人类社会，就是群居的动物也有一定的规矩。没有规矩就无法维护群体的秩序等等，就会被自然界淘汰。老猴子惩罚调皮捣蛋的小猴子，不是为了好玩儿，而是群体生存的需要。人类从原始社会以来，群体越来越大，规矩也就越来越复杂。同样需要用强制力来维持，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和法律。 两三个世纪以来流行的一套理想，就是公仆和服务论。可是没有一个实践中的国家是服务行业，也没有一个掌权者是什么公仆。这一套理想往往是被政治野心家们用来忽悠人民的甜言蜜语，用来掩盖他们背后的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 既然国家和法律是用来强制维护秩序的机构，那它维护的是什么呢？像老猴子一样，是维护集体生存的保障和个体生存的权利。这里存在两个标准。你危害了集体生存的保障就要受到惩罚。你危害了个体生存的权利就失去了合法性，应该被推翻。所以，秩序和人权是两个最主要的基本原则，没有必须服从某个势力的四项基本原则。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就是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前提下，维护了良好的秩序。 而民主制度的设计，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保障人权，包括人们的财产权。以此来衡量那个维护秩序的政府是否合法。而且每隔几年合法地推翻一次，使人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以此制约政府走在正确合法的道路上。 而历史上和今天存在的暴政之所以被认定为暴政，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以集体安全的名义压制和减少人权保障，甚至剥夺人民的财产。本来是为了维护人民权利和安全的政府，用其一原则取消了另一个原则，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国家的权力取消了人民的权利。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暴政，都是在这个借口下产生的。人民已经对此产生了麻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从西方引进了极端专制的共产主义体制。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权的保障一扫而光，实行苏俄式的农奴制，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基本人权。所以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或者革命，首先一条的原则，就是建立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包括对财产权的保障。 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不是渔猎采集时代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个人的财产。人权的各种自由选项，都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之上。所以保障个人自由必须包括保障个人财产权。中国共产党剥夺人们的自由，也是从剥夺人们的财产权开始的。虽然他们的共产主义实验失败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了，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剥夺人民的财产权，拒绝保障包括农民土地权利在内的个人财产。这是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最后挣扎。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极端专制政体的现实，中国将来改革或者革命创造的民主体制，必须是从特别注重个人权利和财产开始。纠正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和人民造成的创伤，树立人权保障的观念和习惯，并把这个人权观落实在法律实践中。这就是最适合现代中国的民主。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台湾的选举在华语圈里闹得沸沸扬扬，美国等几个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即将要选举。这就牵涉到我多年来思考和观察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将来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和模式更好。 首先是政党制度。一党专政当然最不好，不仅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一党专政很糟糕，其它一党专政也一样的糟糕，甚至长期一党独大像日本那样，也不是很完满。根据我在国外多年来的观察，真正民主的制度，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基本就是两种模式：两党制和多党制。 英语国家大多是两党制，这可能是因为英语思维更加实用主义。对于没有当选可能性的小党，大多数人没什么兴趣。所以多数的选票投向了大概接近自己意愿的政党，以求大概率获得愿望的实现。 欧洲国家正相反，以法国为例，人们更倾向坚持自己的理念，不太愿意折衷。结果必然是选票分散，形成多党政治。不要小看小党，经常是小党左右着最终的结果，甚至必需多党联合才能凑够执政所需的选票。台湾正在形成这种局面。 很多朋友会问：到底哪种模式更好呢？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没有哪种模式更好，只需要考虑哪种模式更适合自己的国家。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更接近于实用主义的英语思维模式，似乎两党制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但中国历史上的崇拜和迷信的现象，更接近俄罗斯、德国和日本文化。不但是文革期间表现出来的狂热不亚于纳粹时期的德国，就是现代的各种粉丝群的狂热程度，也是个人崇拜的土壤。很难保证不会出现纳粹德国那种选出独裁者的可能性。毛泽东如果参加公平的选举，可能也会成为希特勒二世。 中国将来民主化之后，可能会像俄罗斯当年走出共产党制度初期一样，小党林立，一下子出现几百个小党。这是共产党时期，压制舆论和思想造成的意见分散的结果。有了言论自由之后，社会舆论会逐渐集中，形成较大的政党。 届时如果还是多党林立，可能最后选民不耐烦了，意见逐渐集中形成一党独大，这就是现代的俄罗斯和过去的纳粹德国，有很快走向独裁的趋势。如果届时中国的选民比较冷静思考，希望届时能形成英美式的两党制，走向比较稳定的民主政治。 反观文革时期人们狂热形成的原因，除了五四以来推崇的理想主义狂热外，就是固执己见，难以沟通。所以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小型意见群体，并且恶意没底线地互相攻击。这造成社会的极度撕裂，有利于形成独裁政治。 但传统文化的礼制，也就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那一套，更倾向于有秩序有底线的社会沟通，更有利于形成良性的民主政治。就像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传统文化，并不妨碍民主政治的形成，反而快速和稳步地走向了民主政治。虽然中国社会传统的地方自治被共产党所破坏，但是思想文化的传统并没有连根拔掉。没有共产党的基层专政之后，恢复地方自治的传统结构并不是难事。不像俄罗斯等农奴制文化传统那样困难。 当然将来的民主之路不可能没有困难，但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稳步走向民主，还是可以预期的。各种困难和可能性都有，这在今后会和大家继续探讨。本篇只不过是抛砖引玉的不成熟意见，希望能引起有识之士们的思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战争，当地的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虽然欧洲和中东一带打得热火朝天，但是最让人担心的却是东亚的潜在战争。如果习近平决心武统台湾，将会引起一场大战。很多国家会被卷进来，类似于世界大战的规模。 俄乌战争已经使得欧洲经济衰退，巴勒斯坦战争把伊朗和也门卷进来，使得全球货物运输造成困难。如果台海战争开始，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被卷进来和受到威胁的都是经济大国，局面很可能会失控。甚至核大战都有可能，这比前两次的世界大战破坏力更强。 由于台湾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会不会导致战争，谁能保证不会发生战争,于是压倒性的舆论都说习近平不敢发动战争，不用担心云云。这是现代民主制的弱点之一：就是一切为了选举，一切围绕选举，而不及其余。有时候也会遮蔽了人们的观察，导致误判而陷入危险。 乐观论最近甚嚣尘上的说法包括，共军的导弹里灌的是水，导弹发射井盖打不开，等等。明显是为选举而制造的低级谣言，骗小孩子的玩意儿。但是人性的弱点包括只相信愿意相信的东西，听不进逆耳的忠言。美国决策层显然不相信这些低级谣言，还是把第三艘航空母舰派到了西太平洋的前线，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充斥着媒体的乐观派宣传，很可能是孙子兵法上说的“能而视之以不能”的欺骗性战术。由中共收买掌控的中英文媒体加以渲染，可以导致很多决策人士上当受骗，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如果这个策略成功了，会有什么结果呢？ 相信所谓智库兵推的人们认为中共必败，因此中共不敢发动战争。但是没考虑到内忧外患经济衰退的形势下，冒险发动一场战争以凝聚内部团结，转移人们注意力，也是一种选择。是灭亡好，还是冒险好？不能排除习近平选择冒险。 充斥着媒体的宣传包括疑美派言论，告诉人们不要抵抗了，美国不会救台湾。以此企图瓦解国际抵抗的动力。这对美国来说的确是个难题。但是台海战争会切断日本、韩国的生命线，他们将不得不参战，美国无法置身事外。所以台海战争的前奏，很可能就是朝鲜半岛先出事。看看金三胖最近动作频频，以及和中共恢复友好打得火热，他们预谋联合行动就不是什么意外了。 美国和东亚各国对中朝两国的大战，不仅是这几国人民的灾难，必将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由于伊朗、俄罗斯等中共友好国家可能加入世界大战，影响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了。很可能是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这不是危言耸听。 有人说中共必败，很有可能。但是即使中共失败了，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并且愿意占领中国。在各国包括中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之后，还会有一个美国来一个马歇尔计划吗？没有这个可能了。习近平集团借助战争加大了对中国的掌控之后，共产党继续执政几十年的梦想就成功了。中国一片破败，走向民主和现代化的机会将再一次丧失。 因此，各国有决策权的政治家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未雨绸缪防范和制止习近平的冒险行为。增加一艘航空母舰还远远不够，在经济、政治、科技和外交上给习近平增加压力，阻止他为发动战争做的准备，才能有效地扑灭这场世界大战的风险。 中国各界人民，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也应竭尽所能打击习近平集团，避免他的军事冒险危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早上起床就看到新闻，施明德先生去世了。回忆施明德先生，最深刻的印象和大多数人不同：不是著名的台独领袖，而是真诚的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像他这样有思想的人，是我们可以获得启发，应该永远尊敬的前辈。 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是受国民党总统李登辉的邀请。所以民进党人士都躲着不和我见面。施明德先生是少有的、主动和我见面并且深谈的民进党人。 在中共监狱里只能看到规定的党报，所以我在一九九三年假释之后，结识了周素禧女士和德国记者约根，才知道台湾有个民进党，并且会见了在北京和共产党谈判的陈菊女士。九七年底会见了美国总统克林顿之后的第二天，在美国第一次见到了民进党人士，曾经的党主席许信良。一起喝咖啡的还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刚刚当选副总统的萧美琴。 血气方刚的小姑娘一上来就问我：支持不支持台湾独立？但被老成持重的许信良先生笑着赶到旁边去，和张旭成先生喝咖啡了。从此我对民进党的台独色彩印象深刻。所以我和施明德先生第一次见面，谈话深入之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台独究竟是什么。 我说中华民国本来就是有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什么还要搞独立运动呢？他说其实民进党的前辈，从海外民主运动开始，目标就是要搞民主运动。后来受到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启发，开始了美丽岛运动。所以他一见面就管我叫老前辈，是民主运动的老前辈的意思。 在台湾民主墙时期，他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大多数文化不高的民众很难听懂复杂的民主理论和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共同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共产党打过来怎么办？于是美丽岛杂志就发起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我们宣布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就没理由攻打我们了。虽然这是个一厢情愿的说法，但在动员民众支持民主运动的方面，的确很成功。从此就获得了和国民党对抗的资格。 台独运动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是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开始。我说既然民主已经指日可待了，就应该把这个不合理的台独说法也改一改了。他说很难。因为现在民进党的主力，都是中学时期就摇着小旗子上街支持台独。你现在改了，他们想不通。出于竞选的现实考虑，很难放弃台独的主张，有时候人们是不讲理的。 这时候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坚持台独运动，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华民国没有独立的主权。那不就是给中共攻打台湾制造理由了吗？这也是我后来私下提醒陈水扁，应该重新解释台独党纲，以便竞选的理由。施明德说这个任务不容易，要看年轻人了。 现在台湾的民主政治逐渐成熟，逐渐放弃台独理论也成为现实。刚当选的赖清德总统宣布台湾本来就是有主权独立的国家，没必要宣布独立。那就是理论回归现实的演变结果。这也是帮助台湾维护安全的朋友们，可以名正言顺说话的需要：如果中共攻打台湾，包括台澎金马，友好国家出面干预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你要求别人政策清晰化，你自己首先要政策名正言顺。模模糊糊无法圆满的说法，首先对自己不利，为什么非要坚持无法自洽的理论呢？施明德这些民主的先驱们所说的与大陆和平共处，指的是大陆民主化之后。和狼子野心的共产党独裁政权，谁也无法和平共处。这也是我们当年就进行了的深入探讨，并且达成的共识。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新年伊始，出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消息。美国禁止外国的腐败官员和亲属来美国，包括转运资金等等。可在中国却炸了锅，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卯足了劲地痛骂，像极了一句古语叫做如丧考妣。这可真够奇葩的。 人家禁止脏钱入境，这不是帮助中国反腐吗？怎么中国倒不答应，急赤白脸地跳脚呢？正常人真的看不明白了。对中国稍微有常识的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猫腻了。因为中国早就不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了，这个禁令危害的，是正在转移资金和老婆孩子的官商结合体阶级，也就是官僚资产阶级。 有朋友质疑说，钱入美国不是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吗？为什么反对呢？问题在于这些钱入美国，也加强了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从根本上危害着美国的安全。这些人都是两面吃，老婆、孩子和钱送到美国是安全的，给中共做渗透也是必须的，否则那边日子也不好过。表忠心是存活的重要条件，这就决定了两面吃的特点。 为什么官僚资产阶级要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政党呢？这就是船要沉了老鼠先逃跑的道理。船要沉了首先关系到自身的存亡，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以习近平的多疑善变和冷酷无情，谁是绝对安全的呢？而且共产党的反腐败，只是清除可疑对手的借口而已。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变成可疑分子了呢？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先安排好退路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即使你相信自己比刘源、刘鹤还更加发小，不会触碰政治红线，也架不住经济崩溃后被清算，成为习近平的替罪羊。那么火的经济怎么就会崩溃呢？这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几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就成为政绩的硬指标，升官发财的原始根据。于是就变本加厉地实行基建狂魔，贫困县市可以花多少个亿的资金，建设毫无用处的形象工程。大公司可以资不抵债建设烂尾楼。这种风气积累下来，就是银行业背不起巨额债务了，经济崩溃指日可待。 不就是银行没钱嘛，可以发行钞票就有钱了呀，没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内行骗外行的标准用语。老百姓都穷得快要吃不起饭了，只好开始割那些富人的韭菜了。中产割完还不够，就轮到了官僚资产的大户了。股市上不好割，传说上已经割到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不给钱就上手段，露出了他爹当年打土豪收买路钱的本色。傻瓜还不赶紧逃跑。 有些人是几年前就看出来崩溃的必然性，赶快趁着高价卖掉了房地产。这不算聪明，只不过按照常识冷静判断而已。任何商品远远超出需求，必然卖不出去积压资本。大比例的积压资本，必然的下场就是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选择基建狂魔这种傻X政策呢？而且现在已经卖不出去了，还要再注入资金，积累经济危机呢？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不是人傻钱多可以解释的。这就和共产党人的专制政治有关了。这些人从小受的是马列主义的教育，满脑子都是什么什么决定着什么什么，只要抓住了什么什么，就一把钥匙解开了千把锁。从迷迷糊糊的计划经济转舵，要搞市场经济了。看看人家资本主义依靠什么衡量经济发展呢？GDP就是那个硬指标。 于是为了这个决定性的硬指标。制造出了无数稳赔不赚的经济奇葩，积累出了现在的经济危机。聪明的老鼠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西方的经济理论五花八门，其中一派叫做自由贸易。其理论是在国际贸易的市场经济中只要自由贸易，就是各方面都合理，最佳状态。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就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纷繁复杂，很少有最佳状态 — 既没有标准的市场，也没有亿万人一致的标准的人。所以实际操作中的经济政策必须按照实际来，也就是符合实际。 但是前些年自由贸易的说法突然甚嚣尘上。什么原因呢？就是发达国家的工资越来越高，资本的利润遭到了压缩，希望寻找增加利润的方法。于是大家发现某些利用穷国的低工资，在发达国家市场上赚取超额利润是一个好办法。如何扩大这种生意的规模，使之合理合法呢？自由贸易的理论很符合这个希望，可以使资本高速扩张。于是就被吹捧得天花乱坠了。 邓小平和江泽民那两代领导抓住了这个机会，联合西方大资本来了个大忽悠。因此得到了美国的永久自由贸易协议（最惠国待遇），还加入了那个世界自由贸易的组织。在允许大资本自由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换取了西方对中国的经济输血。 资本和技术大量流入中共不自由的市场的同时，超额的利润对半分。大资本们赚得盆满钵满，中共的钱袋子们也赚得东升西降，厉害了我的国。其中中共军力的超速发展和战狼外交，首先让西方各国的有识之士们不满，进而让西方的选民们开始怀疑：正是这个自由贸易，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化和不安全，导致了全球民主的衰落。 最近美国总统公开谈论民主的衰落，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女士也谈到了贸易政策要现实，关税保护是必要的。美国舆论终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难再回头了。所以习近平集团希望重新依靠西方输血，来挽救中国经济，这条路肯定不通。不改革政治，不保障国内经济正常运行，不可能救得了经济。 最近的一些现象也足以说明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资本外逃的速度和额度都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不仅外国资本出走，中国的资本也在出走，中国的经济正在逐渐被抽空。而出走的原因，主要就是政治压迫的加重。例如间谍法和企业党支部等等政治操作，加大了政治干扰经济的力度。 资本除了马克思说的追逐利润之外，同样也注重安全的经营环境。江泽民时代外国资本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安全也享受超国民待遇。所以资本家们追逐利润的本性得以发挥，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经过了江胡时代相对宽松的环境之后，现在的环境就使得一些人忍受不了了。外逃在一些聪明人的带动下，逐渐呈现加速的趋势。 国内的企业经营也很不乐观。整体呈现收缩的趋势，不仅生产收缩，消费也在收缩。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通缩，不仅是通货紧缩，而是统统收缩。下一步应该就是整个经济加速下滑。这真的应了习近平同志的号召，大家都要过紧日子了。 公平地说，自由贸易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必须的，主要有的是积极的意义。这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必须政策。但在政治体制不同，经济水平千差万别的国际之间，其所导致的结果就太复杂了。不可以用理想化的政策来概括，否则后果难料。 现在的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理论的不现实。再想依靠大忽悠获得额外的输血，肯定不可能了。还是老老实实改革政治体制，才是救中国的必经之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经济困境有解吗？有些朋友说无解，有些朋友说有解。那就是推翻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法制。这是所有解决困境的前提条件，舍此别无它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按照中国的经验，两千多年来就知道，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正常发展的不二法门。而市场经济必须的条件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公开透明，而且有被严格执行的法律环境。 因为市场经济的优点，或者说它的活力来源，是每一位参与者根据变化的情况做出的决定。这种决定更能够适合千变万化的市场，因此是更加正确的决定。这样的经济体制注定会优于任何其它体制，获得最好的发展 — 不仅仅是发展的速度，而且是发展的质量。 由于市场经济需要每一个个体自主和随时做出自己的决定，就需要公开的、一致的法律保障；需要官方的职能从发布命令指标，转变为公平有效地执行法律。中国的政治理论从公元前就主张无为而治，说的就是让市场的主体们自行决定，而不是政府过多地干预。这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加快速度的主要原因。 也是从那之前人们就发现，这种市场经济模式最需要的，不是王公贵族和国家发布的命令或者计划，而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在公平有效的法律保障下，由每一个主体做决定总是优于少数人的决定，也就是所谓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就是过去的两千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原因。这也是欧洲国家在最近的几百年里，迅速赶上并超过中国的原因。 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被西方国家迅速超过，原因主要是法制不完善，专制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结构不匹配。专制政治的基本规律就是法随言出，而不是法律固定，不随官员们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国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政治现实却是官员个人的意志，决定了法律有效与否。这种体制不但随时降低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效率，而且给官员们的腐败，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中国现代随着经济发展而愈演愈烈的腐败，就是由一党专政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趋势。既然体制给了最好的条件，腐败自然就顺势而为，遏制不住了。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治不是没有治理腐败。之所以一直都不成功，就是因为专制和法治无法兼容。虽然监察机构叠床架屋，但是专制的官场无法自我监督，所以永远也不成功。 民主国家的法制之所以更加成功，就在于法制体系脱离政治，多党政治保证了有效地监督，官员们不能违法行政。市场的个体们的法律地位有了保障，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率。这就是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相对于专制政治下的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 邓小平的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所谓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从苏联的农奴制模式，进步到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管制下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越来越不成功，是因为这种模式相对于民主的市场经济，缺乏法律保障，同时给腐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腐败本身就是经济正常发展的障碍。 胡耀邦在几十年前就有一番慨叹：为什么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学来就变了味儿呢？他没有想通的道理就是：西方的好经验是在民主法治环境下积累的经验，中国在缺乏民主法治的环境下抄袭人家的经验，自然就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变了味儿了。 所以学习就要老老实实地学，全面深入地学。抖小聪明没有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经济困境有解吗？一些人说无解，除非习近平下台，结束一党专政。看来这是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 就像七十年代末，江青四人帮必须下台一样，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是否强烈，是林彪政变失败和华国锋政变成功，以及之后邓小平政变成功的社会基础。 但是邓小平的理论没有改变一党专政，并且以维护一党专政为基本原则，或者说是隐藏在四项基本原则里的最高原则。这就要谈到马克思主义了，因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理由来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民主，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老百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这不符合文艺复兴之后流行的人权民主理论。马克思夸张地把它定性为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认为应该推翻它，建立属于人民的民主。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什么是人民的民主呢？马克思认为属于大多数人的民主就是真民主。但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强大。为了避免资产阶级的反扑，马克思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利用第二强大的阶级，工人阶级建立一个类似于古代的专政，是抵抗资产阶级复辟的有效方案。据马克思自己说，这才是他发明的理论，其它的都不算。 专政之后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呢？马克思认为要消灭阶级，就要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私有财产之后怎么办呢？马克思借用了古典的理想，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给无产阶级专政配套了共产主义的光辉。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马克思穷尽其一生也没有想出来，他的共产无财产权的社会，应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因为他的理论的另一部分主要内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其理论核心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构。马克思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剩余价值，也没有解决他的专政如何与经济基础相匹配。剩余价值理论基本上是符合资本主义的理论。 后来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较小的派别，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发明了解决的方案。这就是和帝国制度的专政相结合的农奴制方案。并且在刚刚从农奴制解放出来的俄罗斯站稳了脚跟后，又利用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混乱和虚弱，扩散到了半个世界。 农奴制的结构符合马克思的理论：既有专政，又取消了私有财产权。而且符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理论，是一种稳定的结构。但它却是原始的落后的结构，私有财产没保障，导致市场经济无法发展，经济落后是它的基本特征。在苏联、东欧和亚洲的共产主义阵营，无一例外成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包括曾经的经济发达国家。 中国的有识之士们早就看到了这个困境，要想发展就得摆脱共产主义模式，向西方学习现代民主的模式。但是享受着专政特权的统治阶级，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于是邓小平聪明地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改经济不改政治，继续坚持一党专政 — 设计出了后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 这个新政策既符合了特权阶级，也忽悠了亿万穷怕了的老百姓，并且意外地争取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援助，利用廉价劳动力狠狠地发展了三十年。但是经济水平上升之后，专制政治和市场经济不匹配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政治和经济基础不匹配需要来一个大变局，于是击鼓传花的说法开始流行。如果没有可怕的变局，哪儿来的击鼓传花的恐惧呢？ 这就是现在党内外的共识，说法可能各种各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最近据说有大动作，除了一带一路大撒币，还有放开外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还有呢？没有还有了。中共使尽了十八般武艺，还能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吗？看来不能。为什么？我们就先来看看造成这个经济困境的原始条件是什么。 美国的进出口一直都是逆差，经济仍然呈上升趋势，在全世界一枝独秀。这说明国际贸易不是经济好坏的主要条件。自己国内的经济结构保证了经济活力的大部分。所以习近平放开外国投资，并不能解决本身经济结构的问题，也就不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自己的投资都搞不好，外国人投进来也一样搞不好。 大撒币的初始设计是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同时可以拉拢第三世界的小兄弟。结果多年来总共投入了大约一万亿美元，一部分烂尾，一部分还不起债。为了面子还要往里边投资，这不就是经济自杀政策吗？这一万亿美元放在国内，就不能解决产能过剩吗？还是共产党的全球野心，高于人民的福祉。 中国国内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是民营企业，因为他们必须根据市场来决策。最拖后腿的是国营经济，因为它们可以无视市场需要，只听命于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是对于统治者们来说，听命于自己命令指标的才最可靠，对经济无利但对统治有利。这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导致落后倒退的根本原因。 所谓的计划经济并没有什么计划，而是依靠统治的需要发布的指标经济。统治者们依靠自己的需要和想象发布指标，规范了大部分经济活动。市场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可以忽略的因素。这种指标经济违背了市场，违背了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导致落后停滞的根本原因。 中共在经过了习近平所谓的前三十年探索之后，被迫选择了发展市场经济，并且和世界经济接轨。这就是后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经济运作减低了中共的控制力，同时引发了旷古未见的全面腐败。所以习近平执政之后不得不消减民营经济，扩大国营经济。他们认为这样才是拿回控制权，减轻腐败的药方。 但这十年的探索显然失败了。经济下滑，民怨上升，腐败却仍然继续。国内的经济萎缩，资本却大量外逃，显示出经济将要崩溃的预兆。为什么左右都不逢源，动辄得咎呢？这就显露出了根本的矛盾，不是修修补补的改革可以解决的矛盾，而是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不匹配的矛盾。 市场经济对政治体制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平等基础上的法制完善，人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需要贿赂官员。而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掌握在官方手里，所以腐败和低效不公平就是常态。这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匹配。 中国人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些，但是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奉行市场经济，也曾经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就是无法完善法治体系，剥皮揎草也没有解决这个困境。但是西方人发明的民主政治解决了，或者说有了可能解决的方案。 民主政制把最终的权力交给了所有国民，而不是少数官僚和皇帝。这就使得法律体系可以公平公正地运行，至少有了公平立法执法的条件。市场上的无数个体，也就有了规律可循，不必听从官员们的需要和指令。经济的细胞有了活力，经济才能有活力，社会才能有发展的可能。这就是中国经济困境的最终解决办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