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培山 腾讯研究院特约作者 腾讯研究院在此前一篇文章中，做出了一个判断，如文章标题所言：“短视频新闻的兴起”。这确实在成为显见的趋势。正如在AI时代一切都被AI化一样，在短视频的时代，一切也被短视频化了。新闻业作为站在时代前沿的行业，自然也忝列其中，在这条短视频化的“赛道”上冲到了最前。“短视频新闻”则作为一种新的内容形式，应运而生。 短视频是包容性非常强的一种媒介形式。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话来说，旧媒介构成了新媒介的内容。文字、图像、音频都被吸纳在内，成为短视频的组成元素。因此，作为各种媒介的“集大成者”，短视频所能呈现的内容也是最为丰富的。换句话说，短视频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媒介，用户可以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获得多感官信息的输入。相较于文字，短视频具备直观、画面感强的特点，能够增强新闻的表现力，提升新闻内容的传播效果。这可以弥补文字新闻报道生动性不强、临场感较弱的问题。 同时，短视频也是当下影响力最大的媒介形式。把一条文字新闻改编成短视频新闻，就意味着有机会把新闻的影响力助推到更大的量级。图像永远要比文字门槛更低，因为短视频的内容形式更直观，所以短视频的接收门槛也是更低的，这决定了它所能辐射到的受众范围更大。借助算法，它的传播速度也是惊人的。 现在一条新闻内容的发布，除了传统的新闻载体，还有“两微一抖一视”以及每家媒体的新闻客户端。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中，后者甚至逐步成为重点，因为传统载体容量小、更新慢，往往不符合信息即时更新的需要，因此不再是许多新闻刊登的首选。而在这些渠道上，短视频几乎成为一种必然元素。 可以说，短视频新闻的流行，是“渠道为王”的一种表现。在采写新闻的时候，媒体开始先考虑这条视频发在哪里？这条新闻转化为视频怎么才能火？怎么才能满足视频受众的需求？这几近成为一种新时代的新闻生产原则。 在媒介发展深化、受众迫切需求、媒体主动“投诚”的情况下，短视频新闻成为一种趋势，一种潮流。结果就是，你在任何短视频APP，都能看到这类视频：一个大字标题，结合几段视频、几张图片的背景画面，配合情绪煽动能力极强的背景音乐，新闻事件则以几段文字描述的形式呈现出来。 但短视频新闻化的趋势也正在演化出不少问题。比如，同一个新闻事件出来后，所有的机构媒体一窝蜂地拥上去，将新闻改造成短视频新闻，但由于制作水准不一，这些短视频新闻也参差不齐，大量重复、质量低、内容差的内容充斥网端，极大地影响了用户的观看体验。 另外，部分媒体在自身产能不足的情况下，会转发自媒体账号的视频，有时候为了求新求快，并没有对新闻本身的事实进行核查。无数假新闻和谣言，顶着机构媒体的名号在网络中畅行无阻，不但有损专业媒体的公信力，也极容易误导受众，成为编织“信息茧房”的罪魁祸首。 虚假新闻往往会有更耸动的标题和更加抓人眼球的画面，会获得用户更多关注，从而积压了优质新闻的生存空间和传播机会。同时，较短的内容时长和相对简单的画面形式业限制了新闻的深度与严肃性，进而影响了新闻品质。很多新闻本身虽然是真实的，但是却没有公共价值和新闻价值，只是猎奇、低俗，因此流量表现更好。 可以说，不少短视频新闻正在成为一种信息污染。它抑制了严肃新闻和真正有价值新闻的传播，它的同质化、模式化和浅薄化，引起社会范围内的“新闻厌倦”和“新闻回避”。 在学界，已经有学者将这类短视频新闻称为“新黄色新闻”。它们往往不含有新闻信息，但却极具流量价值。以显眼的大标题、惊悚音乐、夸张的事件为特点，点赞观看不在少数，却很难有什么新闻价值可言，而且事件的真实性也相当可疑。 反观国外一些媒体的视频化尝试，不是简简单单的媒介形式的转换，而是基于媒介特性的深度转型与适配。比如《洛杉矶时报》，专门成立新闻视频视觉生产团队，生产区别于传统新闻报道的新型风格，创造了诸多爆款作品。《华盛顿邮报》专门聘请专业视频制作人，并且固定人物形象，以轻松幽默的风格讨论严肃的新闻议题。这些都是标杆型的新闻视频化转型的例子。 短视频新闻的崛起，或者说新闻的视频化趋势，是新闻生产适应时代变化与媒介逻辑变迁而作出的改变。但是，如果为了视频化而视频化，甚至不惜断章取义、生搬硬套，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新闻非要做成短视频吗？答案是否定的。 不是所有的新闻都适合视频化。前后逻辑简单、突发、单发的新闻（譬如很典型的极端天气预警新闻），比较适合用短视频的形式来呈现。但是复杂、深度的信息，文字报道的优势会更明显。当后一种新闻被改编成短视频，就容易有信息量不足、甚至有被断章取义的风险。 同时，新闻本身的真实性和高质量才是关键。尽管短视频新闻优化了新闻报道的表现形式和元素丰富度，但是短视频新闻的内核仍然是新闻本身。如果在内容生产的时候忘了这一点，那就容易本末倒置。而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要义，无论新闻的呈现形式如何，真实性是始终需要坚守的原则。 短视频已经成为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新闻传播与短视频的融合几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管是短视频时代，还是AI时代，新闻媒体都应该坚守新闻伦理，不能放弃新闻核查的责任和新闻把关的力度，确保新闻信息的真实准确，彰显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才能扮演好“瞭望者”的角色，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间谍围堵空调 日前，珠海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女士在股东大会上发言时表示： 格力电器在人才培养中绝不用一个海归派，因为海归派里面有间谍，而且不知道谁是谁不是，所以一概不任用。 大家都很好奇，作为知名企业家的董明珠为何会发出这样的警示呢？她到底遭遇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这人一向拿数据和事实说话，我认真地做了些调查，发现乖乖不得了，原来格力电器在珠海早就被海归派给“包围”了。 据珠海市人社局发布数据： 截至2024年，共有2万名留学回国人员在珠海创新创业，其中硕士以上学历占比70%以上。留学人员在珠海创办企业近1000家，80%集中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和节能环保等新兴领域，有力促进了珠海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集群发展。 珠海市还实施海外留学人才引进计划，累计立项资助初创型留学人才企业180家，发放资助资金3285万元，为79家留学回国人才初创企业提供场地资金补贴380万元。 珠海市积极引进毕业于世界排名前200名高校的优秀博士来珠海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累计引进博士博士后人才35名，发放人才发展经费1530万元。 以上数据来源：珠海市人社局网站 https://zhrsj.zhuhai.gov.cn/zw/jytabl/content/mpost_3683715.html 2万名海归派，创办了1000家企业，按照董明珠的说法，这里面就算只有1%的间谍，也高达200名间谍人员，10家间谍企业。而且这些人里面还有很多是拿着珠海市人才补贴和创业扶持资金的，想想都后怕。 考虑到格力电器是一家掌握核心科技的企业，如果继续待在这样一个海归人员泛滥，间谍环伺的城市，即便不招聘海归，也要时刻面临着间谍窃密和搞破坏的风险，这对格力电器的健康经营实在是重大威胁。 在此强烈建议董明珠董事长把格力电器从珠海搬走，搬到一个海归派少一些，间谍少一些的地方发展，这样才能走得更稳，飞得更高。 地方我都帮董总选好了，就搬到辽宁丹东去，那里营商环境非常好，最重要的是海外归国人员总量少，比例低。而且丹东因为地处边境的缘故，市民反间防谍的意识非常强，肯定能很好地保护格力的核心科技。 而且丹东距离朝鲜很近，那里2600万人口里用上空调的不超过26万，是一个巨大的蓝海市场。 一点建设性意见，免费送给格力董明珠董事长。 不用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金牌经纪人 聚焦文娱发展，洞悉爆款方法论~ 撰稿：阿诺 4月18日，在电影《不说话的爱》的研讨会上，饰演聋人父亲小马的张艺兴跟大家分享了他的表演心得，为角色学习手语的他，认为手语是有温度的表达，尤其在捂住耳朵的时候，会使其他感官放大。事后，#张艺兴谈说手语是有温度的表达#，#张艺兴鼓励粉丝朋友学手语#等话题火上了热搜。 归纳流量明星的电影新作你会发现，他们在选角过程中正表现出了一个明显的偏好——热衷于演绎特殊群体。这个特殊群体主要涵盖两类人：一类是残疾人，聋哑、脑瘫、无臂、植物人等，比如赵丽颖之于《第二十条》，易烊千玺之于《小小的我》，周冬雨之于《朝云暮雨》，佟丽娅之于《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另一类是因职业、背景徘徊于主流视野之外的人，姑且称其为社会边缘人，比如朱一龙在《人生大事》中演殡葬师，王俊凯在《野孩子》中演流浪儿，李庚希在《我们一起摇太阳》中演尿毒症患者，赵丽颖在《向阳·花》中化身刑满释放的女性。这些角色要么有着难以忽视的障碍和缺陷，要么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困苦处境。这让他们在人设上具备了天然的叙事张力，演起来更具挑战性，也更易冲奖、获得专业认可。 然而，出现此类角色，同样也自带争议性。特殊群体在银幕上既是“被展示的他者”，又是“被消音的主体”，不能让苦难沦为流水线产品，更不能沦为艺人转型的“表演道具”。那些真正需要被听见的声音，需要借助流量明星扩散开来、引发普通人的重视，而不是因猎奇湮没在流量的喧嚣里。 特殊群体何以成锚点 关照特殊群体的电影作品越来越多，本质上是乘风于现实主义创作热——创作者更愿意去观察社会，观察那些不被注意的人群，为小人物发声。 中国影史上不乏聚焦特殊群体的现实主义佳作。无论是薛晓璐导演的展现孤独症患者困境的《海洋天堂》，还是娄烨导演的描绘盲人世界的《推拿》，都曾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展现了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但它们文艺属性与沉重题材的双重特质，却令它们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局面。 近年来的这股聚焦特殊群体的创作风潮，可以被视作是一次创作上的回流。不同的是，这次有更多流量明星的入局。 这其实是一种双向奔赴：流量明星入局符合市场的运行逻辑，能够给作品带来更高的流量与声量，也能让更多人关注到特殊群体的处境；而流量明星本身则大多出于转型的考量，出演特殊群体能为他们撕下单一的形象标签，塑造成功会更快获得认可。 出演这类群体给不少明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里面，朱一龙算是最早转型成功的男演员之一。在2022年上映的电影《人生大事》里，他通过演绎殡葬师莫三妹一角，成功打破了他翩翩公子的既有形象，将一个混不吝的边缘人刻画得活灵活现，并最终斩获了金鸡奖、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获得了业内认可。 赵丽颖也是如此。她参演的电影《第二十条》是她转型后进入影坛的首部作品，与大导演张艺谋合作，演一个身处底层的聋哑母亲，在片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欠高利贷、被强奸、被逼跳楼。早在电影上映前，赵丽颖在片中的表演高光cut就已在短视频平台上疯狂传播；待电影上映后，人们更是为她在片中的表现深深打动，觉得她演出了有苦难言的弱势女性、带出了角色身上的母性的光辉，被张艺谋调教得很好。凭借这部作品，赵丽颖提名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斩获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而李庚希则属于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去年，她凭借在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中的表演拿下了第37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00后女演员。她在片中演一个寄希望于换肾的年轻尿毒症患者，有很多情绪崩溃、肢体挣扎的外放戏，利于她个人演技的发挥。 不难看出，演特殊角色便于收割口碑与奖项，这成为了内娱一个被默认的事实。不仅流量明星如此践行，就连网红、短剧演员也深谙此道。比如，在今年开播两期就停播的综艺《演员请就位》第三季中，张百乔和宋伊人就凭借出演特殊人群受到了导师们的青睐。张百乔演一个卖豆腐的脑瘫患者，凭借质朴的表演打动了陈凯歌，获得了第一阶段的第一名。宋伊人演一个卖身葬父的孝女，表演一气呵成，受到了吴镇宇的肯定。 平心而论，出演特殊群体因其表演空间更大、更足，确实能更快的让演员的努力被人“看见”，如果拿捏得当，确实会产生1+1＞2的效果。 不要“消费” 不可否认，这类角色确实能够唤起观众对于弱势群体的理解与同情。让此类电影在选题方向上具有不容抹去的积极意义。更有甚至，还会产生长尾效应，将这种积极意义进一步反哺于现实。比如，《不说话的爱》在宣发期间邀请听障群体参与观影交流，同时推出了助听字幕版；《小小的我》上映后发起了“苔花公约”，推动企业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 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有些项目打从立项之初便带着明确的功利性目的：明星需要转型，制作需要话题，至于电影里的边缘群体反而沦为噱头，被明星风头所遮掩，而片中配角的空间也存在被压缩，沦为工具人的现象。 这就是所谓的话题先行。话题先行意味着制作方在摘取题材创作时，考量的往往不是故事本身的社会价值或艺术表达，而是如何将流量明星的流量转化到最大值、籍此制造话题炒热市场。 在营销过程中，放大演员的颠覆性演技远比严肃的社会议题更易制造传播爆点。这意味着，公众讨论此类作品时讨论的多为明星而非社会议题本身。比如，《向阳·花》路演时，一位来自普通家庭的听障儿童母亲观影后，向站在台上的赵丽颖诉说自己与高月香类似经历，对电影表达了深深的共鸣。而这段小插曲经发酵后，登上热搜的却是赵丽颖“赵丽颖哽咽鼓励听障儿童母亲”“赵丽颖被听障儿童母亲感动哭了”等话题，令特殊群体的声音在喧闹的流量狂欢中失语。 另外，在文本创作上，此类作品也更倾向于“唯主角论”，让配角围着主角转，发挥工具作用。 以去年上映的电影《小小的我》为例，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是一名“脑性瘫痪”患者。影片一大愿景是想对脑瘫患者去污名化——“他们不是笨，只是慢一点”。但电影上映后，评价却呈现了脱离剧情的“两极分化”：有人夸奖，易烊千玺再一次突破了自己的演技上限；也有人觉得他用力过猛，全身上下都透露着“冲刺影帝的决心”。对于展现残疾人生活的内容，则有共情的人表示感谢科普，也有人指责制造奇观、消费苦难。 周雨彤在《小小的我》中饰演的雅雅一角，也承担了很多舆论炮火。她的出现只是为了去呈现脑瘫患者的情欲议题，不仅缺乏完整的人物故事线、而且游离于刘春和的蜕变之外。另外她的某些台词、举动也缺乏动机、令人错愕，比如与刘春和独处，她会突然问起他会不会“hard”（勃起），甚至为了验证这一点，主动把刘春和的手放在自己胸上。但当脑瘫患者的情欲议题表达完毕后，这个功能性的角色也就随之退场了。 可以说，流量明星出演特殊群体这件事本身无可指摘。电影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理应关注各个阶层、人生百态；演员作为一门表演行当，也应放下明星光环，以还原各色人等、为不同群体发声为己任。但问题在于，若一旦作品偏离初衷，变为明星转型的敲门砖，用以标准化操作，产出一系列的“预制”帝后，这种创作恐怕就已本末倒置。 […]
中共中央开了关于周边国家的工作会议以后，习近平就西装革履，御驾亲征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三国。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就是利用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挑拨中国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然后把这些国家和中国绑在一起共存亡。美其名为「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共单方面的想法，其他国家怎么想？对不起，把习近平新时代的思想强加在他们身上就是，他们敢反抗吗？ 于是这次习近平的出访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论这些国家怎么想，都要听习近平的。于是这三个国家的媒体，在习近平到达当日，都刊载署名习近平的文章，鼓吹他们与中国是命运共同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中国时，敢在中共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宣扬他们主张的文章吗？当然不敢，即使要发表，也要经过中共中央的审查修改。中共敢于修改李光耀与希拉蕊的自传，还有什么他们不敢的？这就是大国对小国的霸凌，哪里是什么「命运共同体」，是中共的陪葬品才是。 在柬埔寨与马来西亚之间有一个泰国，泰国也相当依赖中国，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客来源国，去年到访泰国的逾3500万人次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人数达670万人次。所以在泰缅边境活跃的中国诈骗集团肆意绑架游客时，泰国不能不依靠中国出兵把中国的「自家人」抓回去，以免影响泰国的旅游业。泰国女总理贝东塔还亲自到北京向习近平致谢。因此中国把泰国拉入一带一路也像囊中物一样，喊了十几二十年，结果让中国在泰国建造铁路，接上中国到寮国的铁路，将于2030年完工运营。能否如期完成，会不会中途崩塌，要问习近平。 为何这样说？因为今年3月缅甸大地震，距离两千多公里的曼谷审计大楼居然是唯一受到波及而灰飞烟灭的建筑物。这33层高的大楼骨架已经完工，正在安装玻璃幕墙，倒塌时所有钢架没有一根挺立，全部倒地。施工承包商为义泰开发集团与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旗下中铁十局。事后公司人去楼空，却派人到现场要把文件偷走而被捕。中国铁路工程集团竟是如此鸟样，它修建的铁路又会如何？面对蛮横的中国，泰国有可能查清这个弊案吗？在这个情况下，习近平如果访问泰国，他要怎样阐述「命运共同体」？就如同那座大楼一样灰飞烟灭？他有可能避谈吗？最好的办法就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女总理再漂亮，习近平也只能逃之夭夭。 越南本来是摇摆在中美之间。但是去年8月新任越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的苏林访问中国要求中国协助建造铁路，就是迎狼入室。本来越南铁路与中国宽窄不一样，有利国家安全，但是既然请中国建造铁路，规格就得符合中国标准，将来假如两国开战，中国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于是，越南就把自己套进一带一路的框架，成为与中国的命运共同体，就不得不听命于中共。去年10月，中国总理李强访问越南，双方签署10项合作协议，关系进一步密切，但越南也掉入被中共「养套杀」的陷阱。 本来，榴梿是泰国特产，以金枕头最出名。据说后来榴梿技术被越南偷了，因此这些年越南榴梿也出口到台湾、中国等地。由于中国大量进口，被越南误以为前景亮丽，于是大规模砍掉其他作物而大种榴梿。越南的榴梿98%出口到中国，过去5年内，越南的榴梿种植面积每年成长近25％。榴梿快则4、5年可以收成，有的要6到8年，越南居然相信中国可以长期购买它的榴梿，在李强访问越南后，榴梿价格两周上涨三分之一。但是今年一月，中国对新鲜进口榴梿突然新增金胺O（Auramine O）的检测，排长队等候清关的榴梿货柜被迫回头，榴梿转回国内市场降价出售，每公斤跌到只剩大约 4万越南盾（约台币52元，相当于每台斤约31元）。根据越南统计，2025年前两个月，越南榴梿出口暴跌69%至5270万美元（约台币17.1亿），对中国的出货量雪崩83%，只剩2700万美元（约台币8.7亿）。 中国对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玩弄榴梿外交，自己则偷了技术在海南岛自己种了20万棵榴梿树树，近年也开始在云南西双版纳种植榴梿，成长都很快，未来势必减少榴梿的进口。改种榴梿的越南，还迷信中国市场吗？ 习近平最后访问的柬埔寨，于4月17日签署12亿美元的德崇扶南运河投资建设计画，这又打了越南一个耳光。这条运河由连接邻近金边的湄公河分支南下出海，全长150多公里。湄公河经柬埔寨在越南出海，这条运河建成后，等于湄公河在柬埔寨有另一个出海口。中国在云南建造多个水坝控制了湄公河水量，现在在柬埔寨再分掉部分水量，对湄公河三角洲产米地区有何影响有待观察。 这条运河去年就已经动工，不久因为参与的中资公司爆出财务丑闻受到审查停工，这次习近平来访让它起死回生。这条运河被认定协助中国军方在南海进行军事化及建设人工岛，遭美国列入黑名单。其出海口接近最近完成的中柬合营的云壤军港。而习近平在柬埔寨那天，第一个来停泊的外国军舰却是日本军舰。柬埔寨也在玩平衡战术？ 习近平营造的「命运共同体」如此诡诈，正是反映了政治的变幻无常。而川普最关心的是未来这些国家如何不让中国洗产地，才能降低关税。如果是命运共同体，如何不让中国洗产地？如果相互勾结欺骗川普，关税又如何降低？如果中国市场取代美国市场，可能吗？结果必然是大量中国剩余物质倾销到这些国家而让它们成为中国的附庸国。中国还有许多周边国家，等着习近平跑断腿。 https://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36742172
美国发动的这场贸易大战远远超出贸易范畴，不仅是地缘政治大战，也是一场心理大战，特朗普不顾盟友启动大战，一时让北京成为“全球化”代言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趁机出访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以睦邻对抗华盛顿。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贸易大战首当其冲的北京，对那些纷纷向华盛顿示好的国家却越来越按奈不住怒火。 华盛顿对中国大部分产品课之以145%的关税，个别产品甚至升至245%，比如电动车。中国以牙还牙，对所有美国产品课之以125%的关税，并表示“奉陪到底”。相比之下，其他国家虽然被课之以10%的基准税，但却在对等关税上得到了暂停90天的喘息机会，因此，不少国家争先恐后前往华盛顿谈判。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计划利用与70多国进行对等关税谈判的机会，要求他国限制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中方显然对此很恼火。中国商务部周一的表态更像是针对与美国谈判的一方而来。商务部发言人称，“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以牺牲中方利益为代价达成交易。若出现这种情况，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对等地采取反制措施。” 北京当局揭露美国“在经贸领域推行霸权政治”的同时警告试图与美国拉拢关系的国家：“绥靖换不来和平，妥协也得不到尊重。为一己一时私利，以损害别人利益来换取豁免是与虎谋皮，最终只能是两头落空，损人不利己。” 应该说，北京是在打预防针，习近平日前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的访问就有强化睦邻，减轻美国贸易大棒冲击的意图。三国对来访的习主席都给予非常盛大的欢迎。然而，经济利益很实在，越南紧锣密鼓准备与美国谈判，希冀美方最终豁免暂停实施的百分之四十几的对等关税。 难怪北京恼火，一些迹象显示，华盛顿与中国邻国的贸易谈判似乎取得了明显进展。韩国宣布，本周将派遣财长和商务部长前往华盛顿进行高级别谈判，期冀华盛顿不要在90天后实施对韩国的对等关税。 上周，则是日本关税特使赤泽亮世前往华盛顿拜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首相石破茂随后在周六表示，日美之间的讨论可以成为 “世界的典范”。他周一在国会补充说：“特朗普总统亲自出面与日本特使谈判，这表明他重视与日本的对话”。他还强调：“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也是美国最大的投资者和就业机会的创造者”。 根据多家日媒报道，东京准备作出让步，比如增加进口美国大豆和大米，甚至放宽汽车安全标准。当然，日本首相周一表示，他将拒绝接受任何有损 “安全 ”的做法。 星期一，美国副总统万斯飞抵印度，进行为期 四天的访问，当然，此行的核心议题是新德里最关心的双边贸易。特朗普于4 月初宣布对印度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 26% 的对等关税，随后如同对除了中国的其他国家一样，延缓90 天实施。莫迪的随行人员以及万斯办公室周一放风说，双方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 邻国笑迎华盛顿客人，只留下中南海与白宫剑拔弩张，这怎能不让北京怒火高升 ! 周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当着来访印尼外长的面再次谴责 “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呼吁 “开放 ”和 “互利”。王毅还警告：“滥用关税将严重破坏国家间正常的经济和贸易交流”。 中国的邻国对华盛顿笑脸相迎，私底下好商量，当然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考量。而北京这样警告邻国不要“与虎谋皮”是否有点不合时宜？而且，中方在发出“忠告”的同时，是否衡量过与邻国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何种地步？ 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妻子何晶的脸书转载新加坡评论平台『Critical Spectaror』尖锐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文章似乎对此作出某种回应。文章说：“自从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的行事风格就像个黑手党老大，一个中国版的教父科莱昂，动不动就给别人‘无法拒绝的提议’”。文章批评习现在竟然还指望那些曾经的受害者把他当成朋友和合作伙伴来欢迎？文章称：“习近平在东南亚展开的持续的‘魅力攻势’实在是一处滑稽的闹剧。这恰恰暴露了中国国内目前的情况有多糟，以至于‘皇帝’本人不得不亲自出面，向那些他十多年来毫不掩饰地掠夺的邻国请求合作”。 网上有人评论：这篇文章够尖锐了，中国不是有句古语“忠言逆耳”，无论如何，北京在警告别人的同时听听别人批评自己的声音没有坏处。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不断发声，他于周四表示，正在与中国进行谈判。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将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中国方面没有证实存在这些“谈判”。 作者：安德烈
1 一股神秘力量，让地标级烂尾楼集体复活。 前段日子去成都，江月专门对“成都第一烂尾楼”进行了一番描述。 2012年，绿地在龙泉以1078元/m²低价拿地，推出绿地468，号称要打造“中西部第一高楼”。自此，这座超级地标正式奠定了成都三圣乡的商务总部的地位。 只是，绿地468当了多年的烂尾楼。我们对它的评价是—— 从成都的各个角度看去，总能看到绿地468扎眼地烂在空中。 最近，绿地468传来了好消息—— 4月21日上午10时08分，成都绿地蜀峰468超高层项目现场，一块巨型钢柱顺利起吊，标志着这座备受瞩目的“中西部第一高楼”全面重启建设。 这座号称“中西部第一高楼”的烂尾楼，复活了。 复活的背后，有着一股神秘力量。 2024年，成都市启动了“烂尾楼攻坚行动”，通过专项债和政策扶持注入资金，并引入中国五冶集团作为总承包方，才有了绿地468的复活之路。 不止是绿地468，地标级烂尾楼的复工全国各地都在发生。 天津， 西青区内有一座117层楼高的大楼，由此得名“天津117大厦”。 117大厦建筑高度达到596.5米，是仅次于迪拜哈利法塔的世界结构第二高楼，亦是北方第一高楼。 规划中，天津117大厦将成为天津的金融中心。 后来， 天津117大厦成为了中国第一烂尾楼。 直至今年4月份，天津117大厦重启施工，施工许可证“参建单位”栏里中有4家公司很扎眼：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勘察）、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施工）、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监理）。 一眼望去，全是国家队。 合肥， 位于滨湖新区的宝能中心高约565m，号称“安徽第一高”。 2017 年，合肥宝能城写字楼集群陷入停工状态。 此后，因宝能集团拖欠民生信托借款，合肥宝能城项目资产曾多次被法院强制拍卖。宝能中心进入了烂尾阶段，未来遥遥无期。 2024年底，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了《合肥市宝汇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最终由北京城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铁置业集团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体担当重整投资人。 你看，又是国家队。 再来看一些复活的地标项目—— 重庆四大摩天大楼项目：协和城（378m）、恒大解放碑中心主楼（300m）；恒大云邸（258m）、重庆塔（431m）； 大连绿地中心，高518m，号称东北亚第一高楼； 宁夏双子塔，高301m，西北第一高楼； 武汉绿地中心，高475m，华中第一高楼； 宁波中心大厦，高409m，浙江第一高楼 …… 看着这么多超级高楼集体复活，你有没有琢磨出一点不对劲的味道？ 2 以上，咱们至少可以提取出三条关键信息。 一、全部是陨落又复活的“第一高楼”； 中西部第一高楼、北方第一高楼、东北亚第一高楼、西北第一高楼、华中第一高楼、安徽第一高楼、浙江第一高楼…… 为啥都是第一高楼？ 只有第一高楼，才能带着一座城市的规划起飞。 只要有第一高楼，一座城市就能有金融中心、顶级住宅区、最高天际线…… 第一高楼代表了地方发展的高峰点。 这些高楼必须得有自命不凡的傲骨！自诩第一的底气！ 呃…… 别觉得听起来高大上，咱说得再直白些—— 每座第一高楼，都是饼王！ 众所周知，这是最老套但也最管用的画饼方式—— 先确立一个最高点，立起一座地标级大楼，然后这座大楼就会像磁石一样把地铁、商业、住宅、学校、人口等要素全部磁吸过来。 只是，这套画饼方式都没能完全成功。 过去那么多年，第一高楼们经历了曲折的命运—— 崛起。 陨落。 复活。 二、国家队相当忙碌； 成都绿地468复活背后，是成都市启动了“烂尾楼攻坚行动”，通过专项债和政策扶持解决了资金问题，并引入中国五冶集团作为总承包。 天津117大厦复活背后，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勘察）、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施工）、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监理）组成的国家队在鼎力相助 …… 每一座超级高楼陨落又复活，少不了国家队。 三、没啥卵用。 不论是成都绿地468，还是天津117大厦，亦或者是宝能中心，第一高楼建成之后的第一件事都一样。 高调地进行全球招商工作。 吸引众多知名企业和品牌入驻，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我想说， 这些都是虚的。 众所周知，全国各个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都相当高。天津写字楼空置率达34.9%、成都26.5%、武汉超30%…… 写字楼的招商，从来就没招满过。 成都人自己也说， 三圣乡的伊藤都干不下去了，再来个绿地468也照样拉跨。 如果要以招商为目的，那么复活第一高楼压根就没什么大作用。 所以， 招商，从来不是目的，而复活第一高楼本身才是目的。 讲原因之前，先跟大家说个小故事—— 去年，大碗调研西安时，有个板块叫做“高新CID”。 高新CID的最宏伟的规划叫做“未来之瞳”，一张蓝图里描绘了高大挺拔的写字楼，美丽的人工湖，令人神往。不过，未来之瞳从2018年规划至今，地基已经挖了7年。 这是一个饼画得十分饱满的板块。 但是，由于政府把高新管委会、住建局统统搬到高新CID内，西安人就仍对高新CID抱有极强的期待。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信心犹在，再虚的饼也可能被夯实！ 回过头来看，第一高楼代表了什么？ 地方的最高工程，最宏伟的规划。 第一高楼既是饼王之王，也是地方的形象工程和信心工程。 只要第一高楼能继续施工， 那么就证明这里还是金融中心、顶级住宅区，还是城市发展的重心； 只要第一高楼能继续施工， 那么就证明过去的规划，都能一一实现； 只要第一高楼能继续施工， 那么大家就都能有信心。 所以，第一高楼集体复活这个事儿，还能翻译成另外一句话： 同志们，咱们要有信心！ 3 为啥是2025年？ 全国各地第一高楼复活的时间节点在2024年下半年到2025年上半年。 正值保交楼攻坚战胜利在望之期 截至2025年3月，保交楼白名单审批贷款已经超过6万亿，涉及已经交付和正在建设的住房超过1500万套。 你可以把第一高楼复活当作是“保交楼的第二阶段”—— 住宅保交楼的进度顺利推至尾声，确保了民生方面没有隐忧，国家队才能腾出手来对付形象工程的“保交楼”。 更关键的是， 地方，有钱了！ 2024年，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设定了6万亿元的新增债务限额，用于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 根据计划，2024-2026年将分三年等额分配每年两万亿元的额度。 也就是说， 2024年2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已全部发行完毕，大部分地区已完成置换。 2025年，2万亿元置换债券发行相关工作也已经启动。 据统计，截至4月中旬，全国已有33个地区启动隐性债务置换专项债发行，累计规模约1.56万亿元，整体发行进度约78%。其中，黑龙江等17地2025年度“置换隐债专项债”或已用完。 至此，将近4万亿的隐性债务被清空。 意味着， 地方腾出了更多的举债空间。 由此，我们总算整理出来一个完整的逻辑线—— 住宅保交楼临近尾声，为第一高楼的“保交楼”创造无害的舆论环境。 地方置换隐性债务后，腾出举债空间，为第一高楼的复活输送资金。 而一旦第一高楼复活，各地过去的规划才能有说服力。 过去的规划有了说服力，将来的规划才能顺利地展开。 对此，我想说：没什么比花钱更重要。 一季度，国债累计净发行14680亿元，同比增长9855亿元，也显著高于2020-2024年均值2010亿元。 一季度，地方债发行28421亿元，净发行26268亿元，同比增长16428亿元，也显著高于2020-2024年均值12919亿元，达到历史同期最高规模。 正是由于大力的举债，近期的经济数据好到夸张—— 3月份， M2，同比增长7%。 全社会的资金量上升，大环境里的“水”更多了。 M1，同比增长1.6%，比上月高1.5个百分点。 全社会的活期存款大幅增加，说明愿意消费、投资的资金更多了。 社融，新增5.89万亿，增速8.4%。 […]
4月25日，民政部发布《2025年1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离婚登记63万对。 2022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是在7月份发布的，而2023年和2024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都是在6月份发布的。可见，2025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发布时间比往年提前了。 2024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96.9万对，离婚登记57.3万对。可见，今年一季度结婚登记同比减少15.9万对，离婚登记同比增加5.7万对。 从我搜集到的数据来看，多数地方今年一季度结婚登记对数同比减少（例如2025年一季度清远市结婚登记4284对，同比减少859对，降幅为16.7%），只有少数地方同比增加。因此，2025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数同比下降，也并不奇怪。 上表是近几年全国每季度结婚登记对数及占比，可以看出，从2017至2024年，除了2020年以外，其余几年均是第一季度结婚登记对数最多，其中，2017、2018、2019和2022年的第一季度结婚登记数均占全年的30%左右。原因是，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很多人（尤其是农村人）选择在春节期间结婚。 那么，为何2020年第一季度的结婚登记数在四个季度中最少呢？这与2020年第一季度的疫情有关。2020年第二季度随着疫情的缓解，结婚登记对数出现补偿性增加。 上表是1980-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增减量和升降幅。表中的增减量和升降幅均是指与上一年相比。可以看出，2024年结婚登记比上一年减少157.6万对，降幅为20.5%，是1980年以来结婚登记对数降幅最大的一年。 2025年5月10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婚姻登记条例》，其中一个修订内容是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让当事人不需要回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七普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已达4.9亿。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方便了那些户籍地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人群，对于提高结婚率有一定的作用，不过作用有限。由于结婚成本过高，经济压力过大，许多年轻人结不起婚。要提高结婚率，关键是要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 为了鼓励年轻人结婚，多地出台了发钱奖励结婚的措施。例如，山西省吕梁市发布的《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规定，2025年1月1日起，在我市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元的奖励，由结婚双方在婚姻登记窗口领取。又如，今年4月，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出台《初婚奖励实施方案（试行）》规定，双方或一方为南岭村户籍股东成员的初婚夫妇，婚姻关系至少保持1年，凭合法结婚证即可申领2万元一次性奖励。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何亚福园地
关税加在了谁的头上？ 中美关税大战已经进入刺刀见红的白热化。截至目前，中国出口美国的个别商品累计各种名目的关税已达到245%。 中方先后出台一系列反制措施，坚定捍卫自身权益。4月11日，中方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提高至125%。 此外，中方已就美单边加征关税多次阐明立场，对于美方这种毫无意义的关税数字游戏，中方不予理会。但倘若美方执意继续实质性侵害中方权益，中方将坚决反制，奉陪到底。 关税的变化，正通过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逐层传导到市场终端，最终影响的是消费者的餐桌。 具体来看，这种冲击集中体现在三个关键的进口品类上：大豆、牛肉和猪肉。这三类商品不仅关系到中国的食品加工和餐饮供应链，更是成本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进口的各类粮食中，大豆一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共进口粮食1.5753亿吨，总金额达4908亿元，其中大豆在进口数量中占比高达66.7%，在金额占比上更是达到76.4%。 进口大豆的主要用途是压榨，产出豆油和豆粕两大核心产品：其中约18%被加工成豆油，超过80%则转化为豆粕，其余2%为其他副产品。 豆油是中国消费量最大的植物油，广泛用于家庭烹饪、餐饮服务和食品加工行业。随着关税加码，我国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数量将受到影响，可能引发豆油市场的阶段性紧张。事实上，2024年国内豆油期货价格已上涨2.5%。 而豆粕则是饲料行业的命脉，占据国内饲料蛋白来源的60%，是生猪、禽类及水产养殖中不可或缺的高蛋白原料。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大豆用于酱油等调味品的酿造。 2024年，受益于巴西大豆丰产及国内需求偏弱，豆粕现货价格从年初的3974元/吨逐步下跌至2951元/吨。若2025年美国大豆进口大幅减少，豆粕价格反弹至3500元/吨，将导致饲料成本上升约15%，而生猪养殖成本也可能从当前的14.3元/公斤提升至16元/公斤左右。 这意味着，部分中小养殖户将难以为继，可能加速退出市场，进而引发行业产能收缩，推动未来肉类价格的结构性上涨。 从近期市场动态来看，牛肉进口价格已经出现剧烈波动。据“肉交所”权威数据，近日，进口牛肉价格在单日内多次上涨，最大涨幅高达1500元/吨。 价格的快速飙升不仅反映出海外市场供需不平衡，也预示着未来进口端的不确定性正在升高，进一步增加了国内肉类市场的波动风险。 在猪肉方面，2024年中国自美国进口了40.8万吨猪肉，占全年总进口量的17.9%。作为中国主要的猪肉进口国之一，美国供应对国内市场仍具有一定影响力。 随着新一轮关税措施落地，几乎可以确定2025年美国猪肉进口量将大幅下滑。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期间，国内猪肉价格曾出现迅猛上涨，这一历史情形有可能在新一轮关税冲击下再次上演。 关税重锤， 这几类餐饮商家可能更难熬了 直接来看，采购成本上涨。 在零售业，山姆超市美国进口牛肉、牛排已经涨价，有网友公开表示“美国精选级山姆牛小排从290元涨价到320元，一盒700克，也就是说每公斤从420元涨到460元了。” 在餐饮行业，受关税较大的牛肉餐饮商家，福建一家烤肉店老板坦言“有被关税上涨影响到，所有牛肉原材料上涨10%-20%不等，为此我们进行了套餐调整，将139元套餐里可选3款的招牌牛肉取消一个选择，增加牛嫩肉/五花肉供消费者选择。” 从牛肉供应商源头来看，牛肉价格上涨更直接。一位供应链负责人分享称，关税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据悉，他们家一年牛肉采购金额超过500万，其中牛腩煲是主要售卖的大单品，牛肉采购价从之前的34元/公斤，到现在42元/公斤，涨幅达到23.5%。成本压力持续走高。 另一位烧烤品牌老板也表示，近期他在和多家牛肉供应商交流中获悉，大家都表示牛肉价格上涨明显，尤其是进口牛肉涨价，而相比鸡鸭鹅，饲养一头牛的周期更长，约12-18个月。2024年牛肉价格狂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牛肉源头供应链数量，从而也导致生牛出栏数降低。 物以稀为贵，短期内来看，牛肉价格或将始终处于上涨阶段。对于主营牛肉的餐厅来说备受考验，牛肉价格一旦跌破就一定会被反噬，或是尽快调整产品结构，来平衡门店经营利润。 另一类，则是依赖进口食材的中高端餐厅和部分小众餐厅。这些餐厅大多以高品质著称，人均客单200元以上，有些高端西餐厅人均超千元，在食材选择、菜品品质非常注重。比如，使用美国进口牛肉、进口奶酪、特色香料等，拔高品牌定位和产品品质，提升品牌形象。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称据文华东方的厨师长透露，因为关税原因，波士顿龙虾要涨价了。波士顿龙虾又名北美螯龙虾，主要来自美国缅因州和加拿大东部的海洋三省，往常价格再高时候也只有150/斤，现在要180元/斤，出现了明显涨价趋势。 面对关税，这些依赖进口食材的餐厅的采购成本增加，在内卷大环境里，经营压力将持续变大。自2024年开始，高成本和消费理性趋势下，中高端餐饮陆续进入闭店潮，足见压力之大。 出于节省成本考量，餐厅可能会采取降低食材品质、或者直接下架需进口食材的昂贵菜品。有人直言“部分西餐厅、自助牛排馆、鲜切牛肉馆等的结局，要么提高价格，要么关门大吉。” 不用“美国货”的餐饮商家， 就安全了吗？ 除了以上举例，很多餐饮老板听到“加征关税”，第一反应可能是：我又不用进口美国牛肉、不用美国奶酪，和我有啥关系？ 然而，现实却远比表面复杂得多——商家或许没用“美国货”，却早已深陷“美国链”。“直接影响”也许波及不到你的餐厅，但加征关税还将产生诸多“间接影响”，许多成本可能不知不觉间再次上涨。 如网友所言：你厨房里用的植物油，可能标着国产品牌，但它背后的原料——大豆，很可能是从美国进口的；你门店的鸡肉卷用的鸡肉，看起来是本地出厂，但这些鸡吃的饲料玉米，却大概率来自国外，其中美国又是全球主要玉米出口国；你菜单上用的奶酪是澳洲进口？别忘了，澳洲奶牛吃的牧草，也有不少是“漂洋过海”来自美国； 再往深处看，橄榄油、番茄酱、香料、咖啡豆这些进口调味料、半成品配料，虽然产地多在欧洲南美，但背后的农业化工、机械设备、运输系统，都可能与美国供应链息息相关。 这就像iPhone，说着“芯片涨价跟我没关系”，实际上，只要还在这个全球供应链的网络中，就逃不掉传导而来的波动和成本上升。而且这条产业链一旦被扯动，不是某一个环节贵那么一点点，而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环扣一环，把整个链条上的各项成本逐步“抬高”。 一开始是原材料贵了，紧接着就是物流、仓储、代工、包材，最后落到餐饮商家这一端，就是——进货贵了、菜单毛利变低了、单品定价上不去，利润越来越薄了。 除了食材这一座“大山”外，餐饮人还要同时背负“房租”和“人工”两座更沉重的成本压力。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中有近七成商业街租金上涨，二线城市中也有超过一半街区出现租金走高。同时，由于餐饮行业普遍存在用工紧缺、流动性高等问题，人工成本也处于上升通道。 这意味着餐饮企业面对的是“三座大山”：房租、人工、食材，近年来无一不涨。 而相比之下，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支出意愿却并未明显增强，因此，许多餐厅正在陷入“成本飙升、收入持平甚至下滑”的困局。餐饮经营的本质是高周转、低毛利，如果流水不足以覆盖固定支出，就只能靠不断压缩利润甚至贴本经营，直至撑不下去。 一面是挑战，一面也是机遇 面对关税带来的冲击，餐饮企业并非无计可施。 最为紧迫的，就是采购渠道布局多元化。例如将目光从单一市场转向更多稳定可靠的产地，不仅可以稀释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还可以在价格波动时拥有更大的议价空间。 从中长期来看，餐饮企业要想真正具备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必须主动打造自身的供应链护城河。这不仅仅是一道防线，更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比如，较为成功的食材之一薯条，它作为西式舶来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受制于马铃薯品种和种植技术等原因，我国冷冻薯条主要依赖进口，而美国是我国重要的冷冻薯条进口国之一。 自2020年开始，国内品牌陆续诞生，国产冷冻薯条从原来的进口占8成，国产占2成，变为进口占2成，国产占8成，且国产冷冻薯条一度正在走向国际市场。 随着冷冻薯条供应链的成熟发展，薯条在餐饮业的场景应用越来越多元化，除了西式快餐，还逐渐渗透在火锅、炸货铺、烤鱼、砂锅等多种餐饮业态。 另外，在肉类供应上，以鸡、鸭、鹅、猪肉为代表的国内畜禽资源供应相对稳定，价格波动较小，正在成为更多餐饮商家“替代牛肉”的首选。有人预测，在牛羊猪肉涨价后，鸡鸭鹅为主要食材的餐饮品类或将成为餐饮行业热点。 假如的确有部分餐厅果采取涨价而导致客流减少，或直接关店，这部分餐厅流失的消费者或将选择进入本土餐厅用餐，从而带动门店客流增加。 而且地方特色美食餐饮或将进一步爆发。近年来地方美食崛起，连带着本土特色食材的持续破圈，消费者热衷到店打卡，进口食材减少，或许对于国内本土食材和餐饮品类发展带来机遇。 因此，此次关税博弈，对于整个餐饮行业来说，短期内无疑会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特别是原材料依赖度较高的中小餐饮企业，将面临更大生存压力。 但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场关税风暴也可能成为倒逼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力。 本文授权转载自餐企老板内参（cylbnc) 作者|内餐君 编辑|陈黎明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钛媒体
文 | 难得君 清晨六点，北京某条背街小巷里，三十岁的外卖员王建国正蹲在电动车旁啃冷馒头。手机突然震动——系统派发了1.5公里外的早餐订单，限时15分钟。他匆忙咽下最后一口，头盔下的脸庞被寒风刮得通红，这个河南汉子已经在送餐路上度过了第三个春节。 4月21日，京东发布《致全体外卖骑手兄弟们的公开信》。 京东表示：近期，有竞对平台再次玩起“二选一”游戏，强迫各位骑手不能接京东平台的秒送订单，如有违反，会采取封杀措施。过去，各位骑手都是在三大平台之间自由接单，才能保证自己的收入。因个别平台“二选一”行为，大家的收入会降低16-25%左右，我们对各位的遭遇深表同情，也对个别平台违法违规行为表示谴责。 （某平台那两个字不能提，写出来对方律师就会起诉，牛逼的不行） 这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像把尖刀挑破了行业结痂的伤疤：头部平台强制骑手“二选一”、十几年未缴纳社保、每百名骑手中就有三人遭遇交通事故……字字句句都在指向外卖江湖的“隐形霸主”。 在朝阳区某配送站点，四十多名骑手挤在十平米的休息室里传阅这封信。墙面贴着“单王月入过万”的横幅早已褪色，角落里堆着磨损的头盔和护膝。 “去年冬天老李摔断腿，平台给了200块慰问金。”来自河北的骑手老张摸着膝盖上的膏药苦笑。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商战，而是公开信里那句“未来三个月招聘十万骑手”，这意味着本就稀薄的订单要再被分流。 海淀区某三甲医院门前，二十多辆电动车挤在树荫下。两个骑手盯着手机叹气：“抢单外挂越来越多，我们这些老实人连汤都喝不上。”其中曾是房产中介的小刘掏出记账本：上月跑了287单，被扣超时费9次，实际到手5832元，刚好够付群租房租金和老家孩子的补习费。 这不是个别现象。平台用精准算法制造着“甜蜜陷阱”：新手期派送轻松好单，三个月后路线越来越绕；雨天加价吸引接单，到达时补贴突然消失。更残酷的是“微笑行动”，骑手每天要随机自拍三次，任何一次没露齿笑就扣分。 在算法的精密操控下，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被驯化的数据。 夜幕降临，朝阳区某商业街亮起密密麻麻的外卖灯箱。在这片“幽灵厨房”聚集区，80%店铺没有堂食。油腻的过道里，三家共用的厨房正同时制作着“轻食沙拉”“老北京炸酱面”和“广式煲仔饭”。来自重庆的厨师老陈边炒菜边吐槽：“平台抽成从18%涨到26%，不用料理包根本活不下去。” 这些挣扎最终转嫁到骑手身上。某次暴雨夜，骑手李大海连续收到五单某连锁品牌的“爆款粥品”，送达时才发现五个订单来自同个料理包加热点。当他浑身湿透地恳求顾客别打差评时，手机又响了，新订单配送费比平时多2元。 那个让全网揪心的脑瘫女骑手，或许是最残酷的隐喻。七年送餐73000单，磨损的六辆电动车见证着她比常人更多的跌倒与爬起。当她在镜头前努力控制面部肌肉挤出笑容时，评论区却充斥着“身残志坚”的感动。 没人追问：为什么社会保障网漏掉了这样的群体？当我们在短视频里为励志故事点赞时，可曾想过这是制度缺位的耻辱？ 更荒诞的是企业塑造的“逆袭神话”。某平台宣传的“单王骑手开奔驰”，经媒体调查发现是区域代理商的儿子；刘强东送外卖的温情视频背后，是京东要求骑手每日在线12小时的考核新规。这些精心编织的童话，正在将系统性困境转化为个体奋斗的鸡汤。 在亦庄某骑手权益研讨会上，法学教授展示了一组震撼数据：外卖员时薪已从2018年的21元降至2023年的15.8元，而交通伤亡率三年上升140%。 值得玩味的是，京东公开信发布后，多个城市悄然出现骑手休息驿站，虽然多是企业合作的广告点，但至少提供了免费热水。 改变或许正在萌芽。杭州有骑手自发组建“配送联盟”，通过集体议价争取保险费；深圳出现首个“骑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就连被诟病的算法，也有平台开始测试“10分钟弹性缓冲期”。这些细碎的火星，能否点燃行业变革的篝火？ 凌晨两点，国贸桥下车流稀少。刚刚结束晚高峰配送的老周，把电动车停在24小时便利店门口。玻璃窗映出他开裂的手套和结霜的眉毛，店内电视正重播着某经济论坛的豪言：“数字经济创造千万灵活就业岗位。” 此刻，三公里外的写字楼里，程序员正在优化新的派单系统；五公里外的居民楼，创业者在策划下一个“颠覆性配送模式”；而在城市毛细血管般的街巷中，百万骑手仍在重复着抢单、飞驰、赔笑的动作循环。 当我们将外卖视为现代生活标配时，或许该听听朝阳医院急诊科医生的忠告：“周三晚上最容易接到骑手车祸伤者，那是平台会员日冲单高峰。” 在这个被算法重新丈量的世界里，每份热气腾腾的外卖，都可能沾着某个父亲的汗水、某个儿子的鲜血。 刘强东上个月在朋友圈所写：“利润、市值和财富，不应该建立在底层百姓无保障的生活之上。” 平台战争终会落幕，资本故事总有新篇，但那些在红绿灯间穿梭的蓝色、黄色身影不该被遗忘。 他们用肉身丈量着城市的温度，用速度透支着生命的长度。 当某天我们不再把“困在系统里”当作时髦标签，当社会保障真正覆盖每个风雨兼程的身影，或许才能说：这个时代对得起那些托起它的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难得君
司马南掉在地上的碗，被董明珠捡了起来。 2025年4月22日，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用一句“绝不用一个海归派，海归派里有间谍”引爆网络流量，宣告自己接过了司马南的衣钵。 有人说，董明珠这段话放在格力显得尤为讽刺：其引以为傲的空调压缩机技术源于美国发明，慕尼黑研发中心雇佣着外籍工程师，但董明珠却试图用“不用海归”来标榜“自主创新”。 还有人说，董明珠的爱将王自如不也是海归派吗？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董明珠的“间谍论”之所以令我感到后背发凉，不在于她作为企业家的用人偏好，而在于其话语逻辑与历史伤痕的高度契合。 当她说“海归派里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时，重现的正是当年“宁可信其有”的定罪逻辑：不需要证据链，只需要身份标签；不依赖专业审查，只需要群体污名化。 这种思维的本质，是将复杂的人才安全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身份政治。 只要这样危险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历史的伤痕就无法痊愈——那些在特殊年代因“海外关系”被污名为特务的学者，他们的冤屈尚未完全昭雪，相似的思维病毒却试图借尸还魂。 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冲破美国封锁回国时，行李箱里装着被联邦调查局搜查过八次的科研手稿；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在罗布泊的荒漠中计算着原子弹数据；华罗庚在昆明郊外的茅草屋里，用煤油灯照亮了中国数学体系的建构之路……这些载入史册的身影，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海归科学家。 他们中某些人不会想到，十几年后，这份报国热忱会成为自己的哀歌。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关村福利楼外被刷上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标语，为海外归国学者量身定制的罪名开始蔓延。 化学家萧光琰，这位曾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助力中国石油工业突围的学者，在遭到连续12天严酷审讯之后，与妻女服毒自尽，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研究成果在办公室第三个抽屉”。 清华大学的周华章，芝加哥大学博士、留美期间公开支持新中国的“红色科学家”，被大字报指控为“里通外国”后从家中阳台纵身跃下，他参与编纂的《运筹学》教材至今仍是经典。 据统计，仅1950年代从美国归国的科学家中，就有至少8人在那十年间被迫害致死，他们的专业领域覆盖核物理、计算机、化学等关键学科，而他们用生命守护的研究成果，后来多成为改革开放后技术攻关的基石。 他们的大脑被需要用于破解“卡脖子”技术，而他们的灵魂却被怀疑沾染了所谓资本主义毒素——既可悲，又荒诞。 最终，中国科技界付出了惨痛代价——根据《中国科技史》统计，那十年间自杀的副研究员以上科学家达142人，直接导致多个前沿领域研究中断10年以上。 回到今天，教育部2024年数据显示，我国重点实验室负责人78%有海外经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负责人海归占比超60%。 当全球科学界努力拆除知识壁垒时，某些人却忙着在思想领域修筑长城。 若按董氏逻辑推演，这些数据不再是人才优势的证明，反而成了“安全隐患”的注脚。这种认知错位，与当年将钱学森们先捧上神坛再踩入泥潭的历史剧本何其相似。 更何况，在污名化海归派这个群体时，董明珠或许忘了，作为一个资本家，她所代表的这个群体，在那十年间同样是被重点打击的对象。 荣毅仁的和平赎买政策被批判为“糖衣炮弹”，王光英的涉外商业活动被定性为“卖国行径”，即便像年广久这样摆瓜子摊的个体户，也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 那个年代的逻辑简单粗暴：商业头脑等于投机倒把，国际视野等于里通外国。 所以，当董明珠把“不用海归”包装成“安全审查”，把市场选择演绎为道德审判时，本质上是在重复“扣帽子”的民粹游戏。 这种策略或许能收割短期流量，但付出的代价是撕裂社会信任，更是降低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跨国团队创新能力高于单一文化团队早已是全球共识，而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医学生物等领域的突破，很大程度来自海内外人才的协作。 历史的经验从不复杂：所有将知识流动污名化的时代，都会付出停滞的代价；所有用猜忌取代理性的社会，终将被文明进程抛弃。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特意将《纽约时报》关于钱学森回国的报道复印件赠予美方，提醒他们“科学家有祖国，但科学无国界”； 今天的中国正站在关键路口：是继续做全球化的“接棒者”，还是退守为技术民族主义的“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