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尖沙咀么地道6日下午发生表行劫案，警方经调查后，初步证实8只名表被抢走，市值共约380万元；其中最贵一只价值约135万元，据悉为爱彼表（Audemars Piguet），型号为15202OR，由18K玫瑰金打造。 据香港01报导，据遇劫表行网站显示，店主从业腕表行业超过10年，对名表独特见解，于香港、深圳均设有实体店面。网上商店更列席多款价值不菲的名表，劳力士、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及爱彼表（Audemars Piguet）由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 事发于6日下午两时许，据网上流传的闭路电视片段可见，事发时曾有一名穿白色水靴、正在讲电话的男子步入店内，随即有3名南亚裔男子手持铁锤及长刀闯入，各人以本地话要胁店员打开陈列手表的柜门，否则会伤害店内的人，但职员们已吓到六神无主，未见有人遵从贼人指示。 贼人继而以铁锤及长刀打破饰柜玻璃，掠走8只名表。得手后，他们登上事先安排、由南亚裔男同党驾驶的一辆银灰色本田私家车逃离现场。私家车其后在红磡红荔道及红乐道交界被寻获，但贼人已逃去无踪。 警方表示，油尖警区重案组现正追缉5名年约30至40岁涉案男子，他们案发时身穿深色上衣及深色裤，其中一人持铁锤，一人持刀及铁锤。
个人奋斗有用吗？在发了2500份问卷、访谈了200人之后，调研最终显示，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处境，决定命运的主要是社会因素。 我家小区的保洁老赵，来北京打工了23年，60岁时却没法退休。他未来的养老金每月只有100多元，因此打算打工到70岁为止。 他这代农民工，也是我国“第一代农民工”，生于70年代前，在八九十年代进城打工，不少人务工超过30年。但这8600万余人到晚年，情况和老赵大致相同。 老赵是河南驻马店人，2000年来到北京，那年他32岁，看过门，做过绿化，2007年来到我们小区做保安。如此又过了10年，49岁了，还没攒够钱结婚，一个人住在冬天没暖气、夏天潮湿发霉的10平米地下室。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当时在报社实习，需要出一篇农民工的稿子，而老赵是离我最近的农民工。 “我7年没有休假，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2700。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况，大家都是这样的。”临走他叮嘱，“这几句话你千万不能删”。 不止这几句，关于老赵的整个部分都被删掉了，原因是“负能量”。老赵不符合我们对于农民工生活的美好愿景，但这个人群的实际处境，比我们能想到的还要更糟。 安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仇凤仙做了一项研究。她发了2500份问卷，访谈了200人，想知道第一代农民工老去后如何维生。我在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无数老赵—— 当我们热议“延迟退休”，担心60岁不能休息，他们中60.7%只能“干到干不动为止”； 当城市老人每月平均能领到3000元退休金，他们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 他们都打工超过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还不到5万元； 他们挣到钱都寄回家里，供孩子上学，但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20%。 我们更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他们既是工人，也是老人。他们在本该退休的年纪不得不继续努力工作，但结果是，他们既得不到老年生活所承诺他们的，譬如天伦之乐和医疗保障，也得不到工人应有的回报和尊严。 1993到2005，全国城镇职工的月工资提高了1260元，而农民工的增长幅度是：68元。 他们并非不努力，但调研最终显示，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命运。仇凤仙最后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他们的处境，即这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排斥性政策的影响，远非个人能决定。 他们的困境，和今天很多人面临的困境惊人地相似，这或许是一个社会中，弱者们常见的命运。 “退休”不存在 现实中的老赵，已经整整两年没有领到过一分钱工资了。4年后，小区取消了保安岗位，于是他就转去做保洁，不料又过3个月，保洁岗位也不给发钱了。 老赵仍然在坚持给小区做保洁，他每天早6点来清理两个垃圾桶，7点垃圾站开门时“永远第一个到”，然后回去清扫6栋楼。为了挣出饭钱，收垃圾时他自己分类去卖废品，每月能卖出600多元。 “你可以不做，但以前的钱他都不给你咋整呢？”他说要耗到拿回工资。 他不是没考虑过劳动仲裁，那是在他没领到工资的第21个月，但他不知道仲裁需要合同，而这份14年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劳动合同。 因此，这份工作的状态，处在一个薛定谔猫的状态，如果最后他能领到工资，它就是，如果领不到，那就不是。但在老赵眼里，这个“工作”仍然“来之不易”，因为他已经55岁了，在劳务市场，这个年龄只能去做更不稳定的日结工。由于“清退令”的出台，他即将连去工地搬砖也失去资格——政策严禁60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工地。 老赵不是孤例，站在60岁前后这个坎上，好多农民工为了能有份工作，想尽了办法。 为了在上海工地上找一份工作，一位64岁的农民工办了张假身份证，把年龄改小7岁，结果刚上工两天，就在检查时被抓获。他被罚500元，拘留了1天。 也是在上海，一位49岁的保洁员想跳槽，但总因年龄被拒。她也花300元办假证，把年龄改小11岁，最后被行政拘留5天。 即便工作难找，即便冒风险，第一代农民工大都不打算退休。接受调研的农民工里，76.1%决定60岁以后继续在城市里打工。 他们并不具备退休享福的条件。城市里的老人有养老金保底，平均每月3000元，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里，这个数字不到300元。即便如此微薄，也只有65%的人可以领到。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年轻时顾不上考虑晚年，只能把工资用在当下。2009年养老金政策出台，35%的人不相信或不理解这项政策如何与自己的未来有关，于是没有参保。他们60岁后只能领基础养老金，每月仅100多元。 参保的人也很少能搞明白养老金是“多缴多得”的。一位45岁工人已缴了11年养老金，但其实一直按低档缴费，60岁后每月只能领195元。他在得知这个数字后问，这有什么用？第二句：我交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一个月就拿这点钱？ 为了领到较高的养老金（每月600-700元），一位女工需要在60岁时一次性补齐此前15年的保险费，共8万元。她凑不出这笔钱。她每月只挣几千元。“都让我交养老保险，我吃什么呢？”她决定放弃，继续做环卫工人。 这些农民工也没有什么存款。接受调研的的人里，接近一半（41.22%）打工超过20年，但是超过一半（55.2%）存款不到5万元。 他们只能继续工作。但市场和政策限制，却让他们随年龄增长，越来越挣不到钱。 50来岁的农民工还可以在建筑工地上找到日薪300元的活儿。虽然“一天不能坐”，有人喊一声让拎泥桶、搬木头，就要立刻去帮忙，很多人还会自愿加班多挣些钱。一位山东56岁的工人最多一天干14小时，有时加班一整夜，第二天白天还能继续干。 当年纪超过60岁，他们连挣这份辛苦钱也失去资格。近两年，各地出台“清退令”，严禁60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建筑工地。他们只能转去做绿化、保洁、仓库管理员，薪水不到工地上的1/3。 再超过70岁，他们在城市几无生路了。一位农民工71岁被迫回乡，在村里帮忙盖房子，工钱一天100元。75岁时，一家劳务中介下乡招保洁员，工资一天110元。虽然只多10元，他还是去了，69岁的老伴刚做完胆结石手术3个月，好在也能干活，两人收入加一起就有200多元。 从此他带着老伴，每天早6点坐1小时车进城，到一处工地上倒垃圾、扫地，下午4点再坐车回乡，一周干7天。他说：“能动是福气，不能动就可怜了。” 工作、收入被时代限定 努力也存不下钱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在80年中期、90年代初进城打工。他们最能挣钱的青壮年时代，恰好是城市发展最快的三十年。但时代红利为什么没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打工半辈子，为什么还是没能存下钱？ 我们来看看这三四十年间发生了什么：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在1989年创造了第一次“民工潮”。同年，各地开始清退农民工。 1990年，北京要求清退25万人，所有单位、企业都要每月填表报进度。那时，“民工潮”冲击了城市管理，同时城市正面临下岗潮，城里人也要再就业。农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烦”。 三四年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城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又被允许进城了。两三年后，他们再一次遭清退，因为城市又面临大规模下岗。 但他们不懂政策，不知道自己被“清退”过，只知道有天被开除后就很难再找到活。一位89年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记得，找不到活，他就在桥洞住了一个月，自己带被子。 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城市对农民工可以参与的工种也有限制—— 在上海，全市三类工作中，只有一类“允许考虑”使用外地劳动力，前提是招不满本地人； 在北京，全市8个行业、103个工种，都不许雇用外地劳动力； 在青岛，市属企业每招一个外地人，还要交50块钱； 他们甚至无法像后来的农民工那样进入工厂做流水线（很多工厂也仅限本地户籍），他们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干的，建筑业和人力装卸。这些活很多是“黑工”，他们中21%遭遇过欠薪等权益侵害。 涨薪更无从提起。在改革带来红利的12年，1993到2005，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而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相当于他们在黄金年龄段，一直被降薪。 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但他们总是处在被动之中。城市需要了，就吸纳他们，不需要了，就清退他们。他们在自己的青壮年时期，始终无法连续、稳定地工作，一直在城乡间来回摇摆。 近20年来，赚钱的机会多了，但他们也老了，竞争不过年轻工人；同时他们还要负担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礼，仅存的一点钱也要掏空了。 钱都给了孩子 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20% 也不能说老赵一无所有。他在北京打工23年，存了20万，高于调研中90%的人。但这基于一个特殊原因，与多数受访者不同，老赵没有子女。 第一代农民工花钱最多的排序，第一名基本都是子女的婚姻和教育。 在北方农村，孩子结婚的开销在30到50万。儿子结婚这一年，一位农民工全年打工收入7万元，支出却高达32万元。他不得不借钱。 事后他们再还全部的债。因为女方通常要求“婚后不还债”。安徽一对夫妇有3个儿子，为前两个结婚已耗尽存款，也无钱可借了，只好给三媳妇打欠条，许诺盖房钱。此后夫妻俩一起外出捡破烂，10年没回家，只源源不断给小儿子汇钱。 他们的孩子会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孙辈会努力成为城市人，但第一代农民工还在坚持为家庭输血。2009年的一项调研显示，在广东，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把收入用于个人消费，但80%—90%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在把工资汇回家。 为了能稳定供给家庭，第一代农民工会主动放弃个人发展的机会——比如先投些钱，就可能做个小包工头——因为他们不敢冒险，怕失败了会倾家荡产。他们也会放弃为自己储蓄。要到60岁，完成对子代的任务了，才开始为自己攒钱。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让他们不再重复打工的命运。 但结果，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辍学了，读到大专及以上的不到20%。63.5%的孩子成为了下一代农民工。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仅5.1%，自己创业的仅2.9%。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应，他们的孩子或许可以被称为第一代留守儿童。这两代人都没有什么选择，父母为了生计只能外出务工，孩子也不得不留守农村。访谈中聊到孩子，第一代农民工大都说自己认了命，“孩子不是读书的料”。 研究显示，由于缺乏父母的引导和情感支持，留守儿童在学业上处于劣势。一项基于3500人的调研显示，比起同龄人，留守儿童长大后更难适应高强度的异化劳动。在深圳“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过着一种“三抛”的生活——抛弃家庭，抛弃社会，最后抛弃自己——他们中很多都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 像一种循环，他们的孩子在生子后，也进入了父辈的模式。很多人为孩子上学在县城买房，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于是孩子成为又一代留守儿童。 一位农民工A曾尝试打破这种循环。他1989年到上海干工地，1991年孩子出生。为避免留守，他让孩子小学二年级就到上海上学，每年5000元借读费，“抵普通人家三四个小孩”，交完就攒不下一点钱。但在孩子初二时，他得知外地户籍不能在上海中高考，只好让孩子独自回老家。 最开始，他觉得六七年的上海生活，还是让孩子和老家的同龄人不一样，但这种区别没能维持多久，“他自己在家没人管，学的好坏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后来大专毕业，去常州打工，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家庭的第三代，又被送回安徽农村留守。 因为那些年交了借读费，A没有存款，没买房，2020年疫情爆发后回到家乡，临走时最后一份工还欠他4万元不给。他也不懂养老保险要“多缴多得”，将来每月只能领200多元。访谈时他56岁，在芜湖开了一个小门脸收垃圾。他说，自己打工了30多年，但最后好像和那些一直在村里的人，也没什么差别。 不能看病，伤病只能随打工累积 第一代农民工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了，他们面临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问题。不同于城市老年人日常出入医院开药，他们极少看病。 一位芜湖的大厦保洁员为了看病失去了工作。她只请了一天假，等回去干活时，公司就不要她了，说有人顶上了。 从此她再不敢请病假。她64岁，腿脚不便，每天要负责把6层楼拖两遍，还要做其他区域的保洁。她月工资1800元。访谈时她正在拖地，每拖一层，都要停下来喘气。但她说没办法，只要不是当时要命的病，她都会拖到年底回家才去看。 调研中，对于最担心的问题，61.4%的第一代农民工认为是“身体健康”，但—— 仅有35%曾参加过体检； 63.4%在务工地城市看病0次； 58%的人都“能忍则忍”，仅有11.8%选择去当地大医院看病。 在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八九十年代，农村还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看病是“裸奔”状态，多数人不愿把辛苦挣来的钱用于医疗。 2010年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全国，但不能异地携带。他们打工时生了病，必须先回户籍所在地的医院，确认不能诊治，办转诊手续，再回打工地看病才能报销，但还要自己先垫钱。 他们看病要么自费，要么回老家报销，但要承担路费、时间成本、失业的风险。 但当问到对新农合的态度，他们中一半以上选择“满意”，说这很好了，从前看病都不给报销。他们只跟过去的自己比，却不会横向比，因为他们不知道城市里医疗报销比例有多高。 不论病痛还是看病难，他们都选择忍受。职业伤害给他们造成的腰酸背痛，远比城市老人更严重，但他们不会像城市老人一样去做按摩、理疗、针灸，只忍着，贴虎皮膏药。 他们认为去医院没用，因为没法遵医嘱。一位50多岁的女工因长期干活，手腕形成囊肿后不能弯曲，还很疼。医生建议她回家休息，说这就是干活累的，不能再干了。可是她觉得，不让她干活她就没法活。 问题随时间不断累积，到晚年，他们看上去普遍比实际年龄老十多岁，身体各部位疼痛，一些人还患有工作环境污染引起的尘肺病、红斑狼疮……相比工作超过10年的人，工作不到5年的人自评“健康”的概率高44.7%，即打工越久，身体可能越差。 一位农民工年轻时做的是扛包的工作，一个大包100多斤，扛一个挣10块钱，他一天要扛十几个，不时闪到腰，疼得直掉汗。访谈时他54岁，已直不起腰，胳膊也抬不高了，医院诊断是肌肉劳损。 另一位做了很多年铲水泥的工作，昼夜都接单，天天被水泥呛得咳嗽。50岁，他开始不时感觉喘不上气，但没去看病也不请假，“自己歇歇就能干了”，几年后越喘越厉害，到医院确诊了肺气肿。 访谈时他57岁，一走路就喘得厉害，走几步就要歇歇，返乡在家，什么都不能干了。“听说这个病哪里也治不好”，他就不治了，只天天吃消炎药，还是孩子在淘宝上给买的。“实在憋得不行了，我就去医院吊两天水。” 仇凤仙觉得，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留给他们最深的痕迹可能就是健康问题，“他们带着一身伤病，回到乡村，回到那个原点，但那个原点已经不是当时那个原点了”。 个人奋斗有用吗？ 一些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小农意识”、穷人思维，似乎他们是被自己的头脑限制住了，无法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可能确实缺乏魄力和开拓性，不敢投资、把握不住机会，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艰辛的原因，而是结果。他们没有存款，没有保险，也没有家庭的支持，自然不愿冒险。仇凤仙觉得，是社会排斥造成了他们没有抗风险能力，却把责任转嫁给农民自身。 在调研之前，仇凤仙曾预设这些农民工的命运，和社会因素、个人因素都有关。经过问卷和访谈，她发现，这些人的个人情况都差不多。绝大多数人初中都没有读完（83.85%）、没学过技能（67.4%），家里贫困到没钱支持他们在城里摆摊，也没有人脉。 他们并非不努力。直到60岁退休年龄之后，他们依然谋求打工的机会。工地进不去，他们就去做日结工，凌晨4点在路边等招工的面包车。但是努力好像是无用的。 仇凤仙最后在报告中，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他们面临的困境，即他们的处境和未来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政策的排斥性影响，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被遗忘的一代人 人们很难真的理解第一代农民工的处境。仇凤仙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要给农村老人多提供好的工作机会。一位专家批评她“没有人文情怀”，认为应该让老人休息。仇凤仙觉得，这其实是不了解农村。不让他们工作，谁来负担他们的生活开支呢？ 他们没有意识和能力为自己发声，争取权利。他们没有学历，不会运用媒体，只会忍受。访谈中他们很少抱怨累，只会说“哪有活不累呢”；身体坏了，他们也觉得正常，“一辈子干活，怎么可能还有好身体呢”。问他们将来有什么打算，他们说“看世道走”，意思是看这个时代会怎么发展。最后他们默默回到家乡。 仇凤仙1979年生，父亲、哥哥、妹妹都外出打过工，“我要是出去，我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后来她成了家里唯一上大学的人。她的妹妹比她小几岁，16岁外出打工，挣钱给她交学费。2003年仇凤仙大学毕业，去上海一个工地看妹妹和妹夫，工地上没有夫妻房，他们俩和十来个人一起住一个大工棚，只用木板隔出一个单独的房间。成为学者后，她本能地想关注第一代农民工。 开始调研后，她发现他们很渴望倾诉。只要问了一个人，马上会有一堆人围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她甚至很难单独跟一个人访谈。他们讲自己找不到工作、没钱回家，要么再加上家人生病，问题几乎都一样。 他们说，这些事没法跟家人讲，没出来的亲人听不懂；也没法跟工友讲，总换地方打工，其实很难有朋友；他们更不可能跟城里人讲，尽管这些人真正有替他们发声的渠道——一位农民工长年在工地，那其实是个和城市隔绝的封闭空间，他说一直不清楚城里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最近刷抖音才看见。 他们也确实正在一步步离开我们的视野，从我们虽不熟悉，但尚有概念的工地，渐渐退到我们更不会看到、想到的地方。 他们也许会退到你的小区，拖楼道的地、擦电梯；也可能退到你工作的大厦旁，平整楼前的草地、浇花草。但你每天进进出出也不会留意到他们。 你甚至不会像路过工地时一样，好歹能联想起他们共同的身份。他们老去后像是一块石被碾成碎渣，又被风吹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于是你不再能看到石头。 仇凤仙曾悲观地想，“农民工老去后怎么办”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城市人的头脑。一个人是农村人，老了就回到农村，似乎是天经地义。只有细究了他们的每一点付出和代价才会想到，他们和城市人一样在城市工作一生，最后却一无所有，这并不正常。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原文已被删除）
在YouTube有破亿订阅的人气网红卡尔伯格（Felix Kjellberg）近日宣布，他将暂停更新频道内容。卡尔伯格艺名为PewDiePie，他和太太马尔齐亚（Marzia Kjellberg）2019年结婚，现在为了当好一个新手奶爸做准备。 PewDiePie今年2月宣布太太怀孕喜讯。当时他形容自己感到“有点奇怪”又“非常兴奋”，获得数百万粉丝祝福。 6月30日，PewDiePie上传名为“Saying bye for a while now（现在要说再见一段时间了）”的视频，内容展示了他与朋友在日本生活的日常，并透露妻子的预产期大约在7月，表示“现在需要休息一下”，因为“我快要当爸爸了，我非常非常兴奋。 33岁的PewDiePie也流露出即将当爸的生疏和紧张：“我不知道那会怎样，我也不确定还会不会有时间拍视频，可能是一片混乱？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会有一段时间不上传视频。”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会将重心放在家人身上。 Pewdiepie也感谢粉丝一路陪伴，允诺“会再回来”。粉丝都表示理解和支持，“我们都相信你会成为一个超级棒的爸爸”，也祝福他及其家人。 在瑞典哥德堡出生长大的PewDiePie，2010年注册了他的YouTube频道，2013年8月15日成为订阅人数最多的YouTube频道。随著时间的推移，频道的内容题材也变得多样化，跨足Vlog、喜剧短片、固定节目和音乐视频。2022年5月10日，他在频道中宣布移居日本。 截至2022年5月，PewDiePie的频道拥有超过1.11亿订阅者，并获得282亿以上的总观看次数。目前PewDiePie在全世界的YouTube个人频道中排名第六。 PewDiePie曾在一期节目中辛辣嘲讽中共是“禁不起批评的家伙，将批评它的人全部封杀”。其视频使用了被中共禁播的许多画面，其评论涉及香港民众的“反送中”抗争、引爆全球舆论的NBA、对中共卑躬屈膝的“暴雪娱乐”等被中共视为敏感的多个议题。节目播出后，中国贴吧将其资料删除一空。
来自大陆四川省成都市的56岁大叔梁实，在过去40年参加了27次高考，已经成为高考钉子户。今年他利用AI复习，预测高考作文题目，练习写作，梁实在高考前2天受访时还信心满满地说“今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突破吧”。但世事总是不能尽如人意，近日成绩公布，他总分只有424分，距离四川省文科二本线还相差34分，大学梦碎，令他对高考的执念开始动摇，气馁道“（明年）也可能就放弃”，但又扬言“如果明年真正要干呢，明年不把它考起，我梁都不姓”。 据大陆媒体报导，今年56岁的梁实，于40年前、1983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但成绩不理想。对高考有无比执念的他，在40年间已参加了27次高考，常把“考重本”、“念川大”挂在嘴边。2018年时他的高考成绩最好，考获469分，超出当年理科二本线11分。2022年是他第26次参加高考，以往专攻理科的他，一改作风，第一次作出与前25次不同的选择，改考文科，去年高考分数为428分，未达二本线分数。 梁实在开考前2天受访，透露备试时使用近期大热的人工智能（AI）辅助，预测高考作文题目，练习写作，时常感叹AI速度太快，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当时信心满满地表示，“今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突破吧，我现在还是充满着信心”，又誓言一定抓紧读大学的机会，“我要是考上，我肯定是去读这4年的，我怎么可能放弃上学的机会，我没想过会失败，我想这次肯定会成功”，试前预估自己总分会达560分。 6月23日，四川高考成绩公布，梁实总分考获424分，他查分后一直叹气，无奈道“虽然说我觉得这一次考试是有点儿失败，但是我想的话，无论如何不会低于去年这个分”。奈何今年成绩比去年还差，为梁实带来沉重打击，被问到明年会否继续参加高考时，梁实皱着眉头回答“现在我根本没得办法说，（明年）也可能就放弃，如果明年真正要干呢，明年不把它考起，我梁都不姓”。 不少网友劝梁实早点认清事实，放弃再报高考，“题是越来越难了，几十岁跟十八岁的小孩比脑袋，真的不行了，面对现实”、“岁数大了记忆怎么可能和二十多的一样，考不高也很正常啊，知识点反复看都不一定能记得住”、“别再考了，真不想再看他的新闻了”、“实在不行就放弃吧，有些人实在没有考试的天赋不服不行的”、“每年高考都有他的新闻，真有种蹭热度的感觉，其实他的水平也就430左右，真心觉得没必要再考了”。
大陆知名艺人蔡徐坤近日被爆与一名女子一夜情并要求对方堕胎，而其母还在对方家中装偷拍镜头监控女方，事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大陆《红星新闻》2日报道，官媒央视的网站、APP、微博等平台均已下架蔡徐坤的影片和相关资讯。蔡徐坤恐被全面封杀。 《搜狐娱乐》报道指，狗仔江小宴称，2021年5月20日，蔡徐坤和C姓女生在某KTV经朋友介绍相识，两人当晚聚会结束后发生关系。时隔一个月后，C姓女生去医院检查发现怀孕，于是询问蔡徐坤怎么办，蔡徐坤当即反应就是让她堕胎。7月5日，C姓女生独自去医院打了胎。、 蔡母得知此事后，怀疑C姓女生故意设局想要敲诈自己儿子，于是询问了蔡徐坤当晚是否有采取避孕措施，蔡徐坤表示没有。 针对该情况，蔡母一边让工作人员联系C姓女生赔偿，一边让私家侦探跟踪C姓女生，在其家门口非法安装针孔摄像头。 报道指，针对该消息，《搜狐娱乐》向蔡徐坤工作人员求证，工作人员并未回应。 狗仔江小宴更预告这只是整件事件的冰山一角，放话接下来还会公开更多证据。江小宴在26日中午的直播时再公开声称是蔡母和工作人员沟通的录音档，可以听见蔡母说“我觉得她（指C姓女生）不会这么快答应（堕胎）直接去，你去取现金，大概取10万、20万，没必要一次性给那么多，现在彼此都没有信任感”。 根据江小宴了解，蔡母预计要给C姓女生人民币50万元，但因为这段期间不停怀疑C姓女生假怀孕、肚中的孩子不是蔡徐坤的，C姓女生因此受到严重身心伤害，才会选择出来爆料：“希望蔡徐坤且行且珍惜”。 事件引发大量关注。蔡徐坤的演艺事业也随即受到影响。《红星新闻》报道指，在央视频APP和央视频微博搜索蔡徐坤，均无相关结果。在央视网输入蔡徐坤，也显示“抱歉，没有找到‘蔡徐坤’的相关视频结果”。 在央视新闻APP中搜索蔡徐坤，2日晚上20:21分还能搜索出相关内容，但在20:28分则搜索不出和蔡徐坤有关的信息。 此外，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6月28日，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将北京蔡徐坤影视文化工作室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据早前报道，由于蔡徐坤出道多年，代言品牌较多，7月1日北京广告协会发通告提醒品牌方，对内地男歌手“蔡某某”做好风险把控。 据内媒统计，目前其合约内的代言品牌多达18个，其中不乏国际奢侈品，如Prada、TAGHeuer等。蔡徐坤事件发生后，由于暂不清楚是否涉及法律问题，其代言的品牌方“骑虎难下”，目前暂未有品牌方发布回应声明。
近日，大陆社交媒体疯传一段男童被逼吃屎的视频。视频中，男童一边吃粪便，一边咳嗽干呕，更一度用带有恐惧的声音说“不不不，不用，我吃”。事件引发舆论热议，大量网友要求官方迅速查明霸凌者并惩戒。7月1日，山西晋中市介休市委网信办通报称，3名未成年人逼1名未成年人吃粪便，目前警方已立案。 网传影片显示，男童坐在地上，并将手上的粪便放进口中，旁边多次传出声音要求“咽了”，之后有人称“他想要吐出来”；男童多次咳嗽干呕，并将口中的粪便吐出，但未知欺凌者用何种方式威胁男童，后者用带有恐惧的声音说“不不不，不用，我吃”。 山西男童被逼吃屎，全网都在要求中国官方严惩霸凌者 pic.twitter.com/kt551Vt70G — 看传媒新闻网 VCT.NEWS (@VCTNEWS1) July 3, 2023 在影片后段，男童头顶砖头，欺凌者要求他说出“我以后再也不敢啦”、“Ｘ大姐我错了”，之后又被人用脚踢，用铁棍打屁股。 7月1日，山西晋中介休市委网信办通报称，6月30日，网传介休市一宗未成年人被欺凌信息，引发公众关注。介休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调查处置工作。据查，6月17日，张兰村长泰园小区附近，3名未成年人欺凌1名未成年人，并将影片发布在网络平台上。 通报称，公安机关已立案，对实施欺凌者及其家长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责令家长对子女严加管教并对被欺凌者及家长赔礼道歉；教育部门已安排心理辅导教师对此次事件的受害者进行心理疏导，尽快消除对其心理健康带来的消极负面影响。目前，双方家长已经达成和解。 大批网友对双方家长和解一事感到疑惑，认为被欺凌者的家长应该追究责任。有当地网友透露，片中男童的父母是残疾人、农村人、不识字，并且是被迫和解，“半夜两点多把孩子爸叫到派出所‘签了’和解书，孩子爸也没啥文化，不懂什么”、“小孩家根本没有和解 是半夜两点被逼著签的 妈妈精神有问题 爸爸是老实人不识字！ ！ ！小孩子现在痴痴呆呆的”。 还有网友认为，“加害者也吃一回才能和解吧”、“和解？和解是不是意味著一些人的工作可以圆满完成，他们有没有考虑一个孩子的一生就此毁于一旦？”
6月的上海广州，已经相当炎热。但即使这样，在美领馆前还是能看到动辄上千的排队人群，拍摄视频的网友感叹，这么热的天排长队图什么？美国签证北京预约已经排到了10月份，每天使馆前面都几千人在排队，太夸张了。上海广州也不认输，美国签证预约都排到了12月份，在接下去就是2024年的事儿了。还有网友说，这阵仗就在中国春运的时候见过，想不到有这么多人想离开中国。 中国媒体对于美国的报道，永远都是“美国又发生校园枪击了”、“美国经济衰退了”、“美国又发生山火了”、“美国又下暴雨暴雪了，美国人无家可归”……美国人民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 无论每天面对如何的宣传和洗脑，很多人身体却很诚实，美国驻华使领馆外，排队办理签证的人群却堪比春运。 今年2月，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理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就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共38万证次！出入境客流量稳居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其中2月8日这天更是超2.7万证次，创单日新高。 下面视频中这位女士是一位办理留学、移民及出国务工的中介。据她介绍，今年到各国的出国人数都疯狂了，按照现在这个趋势下去，到今年年底，预估出境人数会达到9000万人：2023年出国最疯狂的一年，不接受反驳。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80后最早做劳务的，一晃就是10年了。从2015年到2019年，日本韩国新加坡工作签证，那时候大多数人都去这几个国家；到2016年韩国的旅游签证很疯狂；再到17年澳洲的旅游签证，再到2018年英国的签证。2019年和2021年疫情原因是吧，大家都出不去了。2022年澳洲留学签证疯狂了。再到今年，各个国家呢，出国人数都疯狂了。到今年（年底）呢，预估出境人数超过9000万人，你听到这个数字你震惊不？” 随着2023年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放榜、秋季即将入学的大量赴美留学生、还有即将到来的的暑假旅游高峰期，激增的出国游玩需求叠加累计三年的商务、探亲刚需人群，签证申请激增，美国驻华领事馆外排队的人群堪比春运。 目前美国一共有6个领事馆和1个大使馆分布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分别是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和美国驻港澳的总领事馆。 很多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着他们在美国使领馆外排队的经历。 广州美国领馆外，早上7点，美领馆外已排了上百人的长队。网友感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根本无法相信：大早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排队呢？ 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中心官网显示，选择上海签证办理点，美国的B1商务签证和B2旅游签证面试预约申请已经排到八月份。选择广州美国签证办理点，截至7月31日都显示没有空余名额，八月九月暂时不能预约，为了抢到签证名额，一些人甚至需要在凌晨两三点刷新页面，如同春运买票的场景一般抢名额，可谓是签证界的”抢购狂潮”。 以下是2023年6月7日星期三，查询各领馆签证预约情况。 根据对美国驻华四个大使馆的查询结果，目前系统显示F1学生留学签证及J1学术交流签证基本都预约到了7月份；B1/B2商务旅游签证的预约日期甚至排到了12月份。 同样预约火爆的还有法国签证。在实行申根签证的国家中，法国签证被认为是通过率较高的签证之一。 “除了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是比较热门的签证申请国家，从二三月份的预约情况来看，这几个国家余位都不多了。”一位出境旅行顾问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而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签证也很紧俏，上海2月的名额都已经预约完，“现在菲律宾旅游、工作和学习签证都要面签，而且使领馆不定期发放面签名额，名额比较有限。” 由于日本签证不接受个人申请，签证均由日本驻华使领馆指定的代办机构代理，旅游签证由指定旅行社代理，不需要本人去面签，因此日本签证代理业务也成了一门生意。由于日本签证申请火爆，还有人称签证代理机构报出“天价”。近日，有社交媒体小红书网友反映，找代理公司办日本三年内多次往返签证，对方报出了18000元的高价，约2500美金。 据上海市公安局介绍，自恢复出入境证件办理一个月以来，市民办证热情高涨，三年来累积的证件换补发需求叠加春节假期前后办证高峰，上海出入境证件办理量呈井喷式增长。2023年1月9日至2月8日，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共受理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超38万证次创历史新高。 除以上的热门地点，据央视财经报道，在杭州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市民正在排队办理护照和签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2月10日起到2月20日，预约办理业务已全部约满。从1月8日以来，杭州市公安局各级办证窗口共办理护照达4万人次，超过了去年全年。 在大连，办理护照的自助填表机和自助照相机前也排起了长队。目前，大连市出入境管理局已将所有受理窗口全部开放，最大程度满足申请人的办证需求。 大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国公民证件受理科副科长任艺美称，我们这边每天最多受理量达300多人次，全市的受理点日均接待量高达1600人次，比去年（同期）高20倍。 国内办理护照面签人山人海，国外机场创下纪录。上周末，洛杉矶国际机场迎来自2020 年初以来最繁忙的周末。 洛杉矶国际机场宣布，机场在2023年5月25日创下了疫情后的单日纪录，超过 224000 名旅客。5月26日有 214000 名乘客，5月29日有 205000 名乘客，25日至29日的乘客总数将近 120 万！随着机场人数的暴增，洛杉矶中央航站区的车辆交通量也将激增，超过 90000 辆。 虽然面签的人数每日暴增，但是拒签率随着也提高了，部分国家签证审核的严格程度实在令人咂舌，旅游签证的拒签率甚至高达70%！ 网友也在分享着他们办理美签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位网友称，她和儿子一起去美签，结果儿子就被问了三个问题：去没去过美国？在哪个学校上学？留学是父母出资吗？就过了。而女网友却被拒了很多次，他也相当无语。 最近，美签被拒的人，相当的多。 被拒的原因可能包括申请人意图不明、资金证明不充分、工作证明不足、出入境记录问题、行程不合理、缺乏旅游保险等。 于是更多得不到美签的中国人选择冒险走线。走线其实就是偷渡，通过陆路跋涉穿越拉丁美洲国家前往美国。因偷渡不太好听，所以大多想偷渡去美国的中国人用走线来称呼这一现象。 近期，中国公民从墨西哥偷渡美国的人数急剧增加，主要原因是很难获得美国签证以及中国的新冠封城措施给经济带来冲击。 一些抵达美墨边境的中国人在网上学习如何面对移民、移民专家、律师以及美国官员。 但现在这条路似乎也不太容易了。据网友分享的信息，现在办理墨西哥的签证也是非常困难。我们之前的视频也报导过，一位商业人士参加了今年在墨西哥举办的照明展，很多中国公司申请参加了这个展会。但是有些公司已经交了参展费，但是参展人员却办不下来墨西哥签证，导致无法到场。 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10月起的六个月，有超过6500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被逮捕，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比一年前的同期增长了15倍以上。 美国边境巡逻队（Chief Border Patrol）的数据显示，尽管在抵达西南边境的数十万移民中，中国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是这六个月中增长最快的人群。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社媒和其他在线平台增加了蛇头接触潜在偷渡者的机会，创造了一个成熟的操纵环境，该机构已试图通过社交媒体活动来打击这种行为。 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2021财年，中国公民的美国旅游签证拒签率达到80%，2022财年超过30%，这两年的拒签率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全球范围内美国签证发放量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去年美国发放给中国游客的签证数量仍比疫情前低90%。 根据美国的移民政策，如果签证持有者和过境者担心在原籍国受到迫害，可以在抵达后向美国申请庇护。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来自中国的寻求庇护者在美国移民法庭的胜诉率为58%。 在这一波逃离中国的“润潮”中，不乏高净值人士。据美国之音报导，英国亨利谘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发布的最新私人财富迁移报告显示，预测今年全球将有12万2,000富人移民，超过2019年创记录的数字。其中中国预计将有1万3,500名百万富豪离开中国，居全球之首。亨利公司定义的富翁是拥有超过一百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人士。 报告援引一位全球财富研究人士的话说，过去几年中国的一般财富成长一直减缓。这意味著，近期的财富外流可能比以往更具破坏性。 另日经新闻报导说，尽管中国估计有82万3,800名百万富翁，但是这一外流趋势将使数以千万计美元的财富从中国消失，让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报导表示，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获得第3任后，当局近期对私人企业展开整肃，进行了一系列搜查，包括对一些谘询公司。同时，政府加紧了对科技和金融行业的控制。 今年2月，中国知名投资人、华兴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包凡神秘消失引发恐慌后，公司很久后才透露包凡目前正配合中国有关机关调查，而公司将应要求配合调查。 亨利公司在香港的一位主管的说，中国富豪希望获得不用签证进入关键地区的手段，以改善他们的流动性，或者确保能更好地获取医疗保健，或享有更大的政治稳定。
2023年5月28日，中国自主研发的C919大飞机，完成了首次商业载客飞行。背后的故事是细腻而复杂的，本文探讨的主题是，中国面对一系列的技术挑战和困难，是否能赶上国际航空行业的发展步伐。 技术问题是关键，提到前面来讲。前任中国航天科技创新中心副主任，一位航空航天领域内行，是这样说的， 对于C919来说，发动机，雷达，通讯，导航，飞行控制材料，飞机关键部位轴承刹车等等，没有一样，是中国能造出来的，而且不是近期，而是未来10年，20年30年50年都造不出来的。 再来看政治因素，C919的主要供应商中，60%来自美国，30%来自欧洲。一旦中国和西方发生冲突，航空部件的供应可能会立即中断。这意味着没有新飞机生产，没有零件去维护旧飞机，飞行中的飞机可能会随时被中断，C919可能会立即趴窝。 此外，中国在C919项目上已经投入了7000亿人民币，但如果无法在市场上取得成功，那么这笔投资就可能付之东流。因此市场的挑战也丝毫不小。现在中国的航空市场被空客和波音牢牢占据，如果C919想要分一杯羹，就必须保证从美国得到飞机配件的供应。在国际市场上，C919还需要通过严格的国际认证才能得到广泛认可，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和维护体系对中国航空工业来说，这同样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问题这么多，那么中国决定开始C919项目时，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多拦路虎吗？答案是，中国是知道的，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国的目标就是和西方公司合作，开发中国的大飞机，同时偷窃西方的先进技术，把技术拿到手之后，大飞机都成了国产货，这个时候再通过国家补贴，把西方公司从国际国内市场上干掉。 然而，这种做法被批评为强制的技术转让，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中国的这种做法，不是公平竞争。 在2009年大飞机立项后的第三年，中国商飞选择了CFM国际公司为C919生产发动机，这是美国GE和法国Safron 的合资公司。计划为C919提供的是LEAP-X发动机的变体LEAP-1C，采用Safron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和GE的陶瓷基复合材料。按照合同，CFM分享了设计图纸，没有工艺图纸，然而中方希望拿到材料制造的工艺细节 根据信息安全公司Crowdstrike的披露，2010年，Turbine Panda将洛杉矶公司Capstone Turbine作为窃取技术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中国网络攻击了通用电气、霍尼韦尔和法国赛峰等外国供应商，试图窃取C919飞机的新型涡扇发动机，和其他关键部件的设计和技术。 这次盗窃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自主开发的大型客机涡扇发动机CJ-1000AX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称将其研发周期缩短了数年，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开支。然而，这款发动机一直饱受质疑，被视为LEAP-1C的副本，两者的尺寸和涡轮风扇叶片大小惊人的相似，自2016年起就已投入生产。 尽管西方供应商愿意与COMAC（中国商飞）建立合作关系，让合资企业在中国进行零部件的实际组装，但中国企图通过网络攻击获取西方公司的技术，这加剧了西方对中国的疑虑和警戒。CFM公司在提供发动机技术上后退一步，结果C919的发动机在性能和材料使用上并未达到最初的预期。 C919上装配的这款C型发动机，全部使用了上一代的材料：例如，碳纤维复合材料被换成了传统的高温合金，陶瓷基复合材料的涡轮也被替换为上一代的钛铝叶片和常规的高温合金材料叶片。 因为采用了传统的材料，同时也要和波音737使用的B型发动机的指标差距不要太大，C型发动机就加长了1.5米，直径也大了不少，重量达到了3935公斤，比B型发动机，重了接近1.2吨，然而推力仍然是ABC三个型号中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吨，和波音737max比起来，油耗高了不少，航程也只有4000-5500公里，和波音的6000-7000公里相比，差距也是不小。 有人说，中国可能以后会用自己产的航空发动机CJ-1000A，但事实是，航空发动机的技术挑战超乎想象的复杂，中共就算是做出来CJ-1000A，充其量也就是到了LEAP-1C型发动机的水平，其性能也无法与B型发动机相媲美。这是因为，B型发动机使用的GE复合材料风扇叶片耐久性和抗疲劳性超过任何金属，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研发出来的，它涉及10到15年的时间，大量的投入，从设计到材料选择，从测试到认证，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设计复合材料的风扇叶片，得从小样开始测试，看看材料的基本性能行不行，比如强度、抗裂性、疲劳循环等。然后再升级到子组件级别的测试，看看能不能在材料上面钻洞或者粘贴金属，怎么才能防止阳光、紫外线的伤害。再往后，就要开始组件的测试，制造出叶片，进行各种摇晃、震动、抛物测试，甚至还要模拟鸟撞上去的情况。 每个阶段都需要大量的测试和评估，而且这些测试都很贵。举例来说，在风扇叶片脱落的测试中，风扇叶片可能就要花掉1500万美元，发动机也肯定会在测试中毁掉，你想想这得花多少钱？ 因此，GE的风扇复合材料的研发，是几代人的知识和经验的累计，不是简简单单的钱能买的来的。也不是说中共偷了这些资料，就什么都能够理解的，就能成功研发出与通用电气一样高效的产品的。 甚至对于人工智能来说，都不一定能完全理解并掌握通用电气航空部门的所有知识，这不仅是因为这些知识涉及的技术复杂性，也因为涉及到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技术积累。 甚至对于人工智能来说，通用电气航空部门的所有知识并非易于掌握，这不仅因为所涉及的技术极度复杂，而且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和技术积累。这也带出了中国在全球航空工业中的位置问题。在C919项目中，中国的主要角色是总装，底层研发却有所欠缺。这一状况在中国的其他高科技公司中也相当常见，比如华为，他们在技术应用上做得很好，但真正的底层创新仍有所不足。 实际上，中国在许多关键领域仍然大量依赖进口。举例来说，高级防盗门的一些关键部分都需要从德国进口。如果在制造防盗门这样的基础工业领域，中国都需要依赖进口，那么在更为复杂、技术密集的航空工业领域，中国对外国的技术和资源的依赖就更加明显。 内行人讲话了，技术底层所有各种技术，工业技术，科技技术底层的基础设计软件，中国一个都没有，全要用国外的软件去做，所有的制作工艺，高端机床，高端机器人，中国一个都没有，高端的全是国外的。就算最底层的基础工业领域，只要是耐高温，耐低温耐高压，耐酸碱复杂环境，耐磨损等这些东西的材料，中国一样都做不出来。 中国的航空梦想遭遇的挑战绝非单纯的技术难题，而且深陷在棘手的国际政治与经济迷阵中。中国的雄心壮志是在国内市场竞争中，让C919与空客和波音并驾齐驱，在全球窄体喷气机市场也占有四分之一的份额。然而，现实的错综复杂让这个远大目标显得遥不可及。 首先，C919飞机本身并无法与波音和空客的产品在燃油效率或维护保障上相抗衡。在价值对比上，花费1亿美元购买C919与1.1亿美元购买A320neo相比，前者并无明显优势，反而运营成本更高。 其次，国际航空行业的通用规则设定了新飞机的严格安全检查与认证门槛。C919欲在全球市场销售，必须通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或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的认证，而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国内市场上，C919也无法与西方飞机正面竞争，但中国可能会采取大规模补贴的方式，推动C919在国内市场占据波音或空客的份额。这个策略看似有效，但是存在风险。一旦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地缘政治冲突，西方可能会立即停止向中国供应C919的部件，这将使C919的生产完全陷入停滞。 尽管中国可能通过大规模补贴来推动C919在国内市场替代波音或空客的份额，可是一旦地缘政治冲突发生，西方立即会停止向中国供应C919的部件，大飞机的生产会陷入停滞。此外，C919在全球市场上的表现并不令人乐观。虽然C919已获得了价值940亿美元的1035架订单，但所有的客户都是中国国内的公司，这无疑限制了其国际化的步伐。 中国商飞的生产能力也受到质疑。中国商飞透露，他们计划在2029年实现每年150架的生产水平，目标是到2035年在中国大型飞机市场占据三分之一的份额。 但《中国商飞公司2017—2036年民用飞机市场预测年报》显示，到2035年，中国的单通道喷气客机市场需求将达到5539架，而占据三分之一份额则需要1846架，这个目标显然难以实现。即使从2029年到2035年的6年时间里，按照每年150架的生产水平，也只能生产出900架。要在2029年之前的6年，生产出另外的900架，几乎不可能。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戴夫·卡尔霍恩（Dave Calhoun）在今年6月初强调，中国商飞若想在中国市场有所作为，必须提高C919的产量。 话是这么说，现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商飞量产C919实现起来很困难。这就引出了西方国家是否应该继续向中国提供C919项目所需的部件的问题，短期内，此类交易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损失，但长远来看，却可能是在自己育成了竞争对手。 然而，现在可能还不是西方采取行动的时机，因为更大的地缘政治棋局正等待处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目前陷入僵局，而中国或许会成为他们的潜在军事援助者。尽管习近平尚未表态愿意提供援助，但一旦中国开始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那么西方便有更充分的理由切断对C919的供应链。 在航空技术领域，中国的追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西方国家在发动机制造领域的七、八十年技术积累与经验，并不是能短期内就能够复制的。中国想要达到相同的技术水平，可能需要耗费长久的时间和巨大的投入，最后可能还不见得能如愿。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想要迎头赶上航空科技的发展步伐，可能需要在更开放的环境下寻求新的合作关系，甚至可能需要在中共倒台之后。不论怎样，中共的体制被推翻，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但对于中国来说，也许这是唯一的道路。
从2023年4月份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逐步显露出冷淡的趋势，连首都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都开始出现房产市场的寒意，房价跌至了高房价以来的最冷点。 年仅31岁的上海居民易女士，她在4月份将她在郊区的房产以400万人民币的价格售出。这个价格比她最初的期望价要低11%，。易女士表示，现在是买家市场，吸引买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中，五月份的房价表现中，上海的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幅度最大，降幅达到了0.8%。接下来是北京，跌幅达到0.6%，广州和深圳的跌幅则相对较小，只有0.2%和0.18%，因为他们在4月份已经经历了较大的跌幅。 根据上海中原地产的数据，上海的房屋挂牌价格已连续三个月下跌，跌至封锁解除前以来的最低水平。加拿大金融公司 Power Sustainable (Shanghai) Investment Management也指出，上海的房主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市场已经见顶，价格正在走下坡路。 从数量上看，5月份上海二手房的交易量比3月份还要少了三分之一，仅有1.6万套。然而，5月份的上海二手房挂牌量急剧增长，已经飙升至52万套，创历史新高，仅在一天内就增加了12万套。 部分拥有多套房产的人，考虑到房产税可能的开征以及房价可能的下行拐点，因此开始减少对房地产的敞口。以银行家宋先生为例，他在5月份出售了自己在上海静安区的公寓，售价为1000万人民币，约合140万美元。他表示，现在是从房地产热潮中套现的最后一个窗口。 此外，上海的外籍人士也已经开始撤离。在2022年初，上海拥有中国四分之一的外籍人口。到了今年年初，根据欧盟商会上海分会的报告，居住在上海的德国人，有四分之一已经离开，法国和意大利公民人数，在上海各自下降了20%。这使得在上海外籍人士和金融家聚集的市中心联洋区，住宅价格已经从2021年中期的历史高位下跌了15%至20%。 上海的豪宅市场，黄浦区这个商业和文化中心，豪宅房价比同比下跌10%。繁华的徐汇区同比下跌7%，富裕的长宁区，同比下跌了约6%，中心城区静安区，同比下跌了8%。豪宅房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豪宅供应量的增加，而背后则是外国人和高收入中国人撤离的影响。 住建委官方网站显示，截至5月末，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为1.21万套，环比大幅下滑13%。在价格方面，买家们的砍价力度非常大，直接在过去类似房产的成交价上砍掉50万。而在挂牌量上，北京的二手房挂牌量也超过了历来的月平均10万套，达到了12.18万套。购房者的数量却极少，北京东三环的一套房产，从4月份挂牌至今，每月只有两三个人来看房。 这样的现象引发了思考：如果中国的经济重镇如北京和上海的楼市都如此冷清，那么中国其他大部分城市的房价可能会更加低迷。最近由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现象。在5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新房价格涨幅全面减缓，二手房价格也普遍转为下降趋势。 数据显示，在这70个城市中，只有46个城市的新房价格在上涨，相比4月份减少了16个。相反，房价下跌的城市数量从4月份的7个增加到5月的24个。 在二手房市场，5月份只有15个城市的价格在上涨，比4月份减少了21个。出现价格下跌的城市数量占到了八成。 这个趋势在全国100个城市的最新房价数据中也得到了反映，新房和二手房价格下跌的城市数量同比和环比都显著增加，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有54个，环比增加10个，同比增加9个。在二手住宅市场上，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有83个，环比增加7个，同比增加26个，房价下跌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以杭州为例，这个互联网巨头们聚集的城市的房价已经出现了历史最大跌幅，一些区域的价格跌幅甚至超过50%，整个城市的平均房价在短短几个月内狂跌近30%。 北京上海二手房房价全部下跌。这种场景，已经是很久都没有出现过了。对此，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政策可能采取的救市措施，以及这是否会让楼市的跌势逆转。高盛给出了一个L型预测，他们认为，国内的房价会下跌到一定的程度，政府会进行救市，之后房价不会反弹，但会一直保持稳定十年，慢慢消化房价泡沫。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和2015年的棚户区改造。温家宝的4万亿的刺激政策下，各行各业的工资都有所上涨，甚至超过了房价的增长率。房价在巨资投入的飙涨之后，上海的平均房价从2012年起，开始增长放缓，从每平方米的1.4万元，到了2015年，才慢慢爬到1.6万，4年时间上海新房的平米价格只上涨了2000元，二手房的价格，在这期间是下滑的。 2015年，中国启动棚户区改造计划，进一步推动了房价的上升，不过这次是房价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速，加大了楼市泡沫。房价在2018年达到高峰后，开始连续下跌两年，直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来临。现在中国的房价仍然处于下行周期，高盛因此也预测了L型的走势。 部分经济评论家认为，现在正是转折点，房价已开始下行，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将取决于是否出台救市政策。如果不出台救市政策，预计房价的下滑幅度将进一步加大。 专家指出，刺激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化，只有依靠政策的调整，单凭收入的增长是非常棘手的。如果想通过提升收入来推动房价，那就需要对工资水平进行提升，并增加高薪职位的数量，这样才能重建对房市的信心并提升交易量。然而，目前互联网、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情况看来，裁员和降薪情况普遍，因此收入提升的道路对于房市的回暖来说困难重重。 减少首付比例、降低利率，无疑是有利的举措。比如一套价值500万的房产，如果30%的首付150万难以筹集，那么首付降至10%，也就是50万，许多人可能就有能力负担。然而，当前的问题在于国内的就业状况并不稳定。 国外银行能够做到10%的首付，这是因为在国外，工作环境相对更稳定。例如在日本，如果是一份私企的工作，正常情况下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除非出现严重问题。但在中国，就业状况并不稳定，如果银行批准了高额的贷款，然后贷款者失业了，那银行就需要承担大部分的压力，因此银行一般不愿意接受低首付。所以在中国，银行不可能做到像国外那样的10%的首付。 现在就要看中国央行6月20日的降息之后，6月底是否会有放宽的政策发布。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中国的房价可能会持续走低。 从去年的房地产数据来看，新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大幅下滑，创下历史新低。现在，北京和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交易冷清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冲击。 首先，随着房价的不断走低，大量房东可能会决定将房产出售，这可能会触发一个广泛的销售狂潮，导致房地产市场供应超过需求，使得房价进一步下降。 其次，由于房价下滑，抵押给银行的房产价值减少，银行可能会要求房主提供更多的抵押资产，或者增加贷款额度，即增加贷款的还款压力。然而，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许多人可能因为降薪或失业，无法偿还贷款，很多人可能选择违约。 根据保守估计，到2023年，中国可能面临着多达4000万套的房屋违约情况。在这些面临违约的人群中，仅今年第一季度就有超过20万人被中国的四大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起诉，而他们购买的房屋项目皆未能顺利完成，未包括其他违约情况。 烂尾楼背后的房地产开发商，理论上讲，全都应被定性为诈骗犯并逮捕归案。他们卖出楼花，收走钱财，但随后并未按期交付房屋。这是典型的诈骗行为：他们以卖楼为借口收钱，用来填补其他方面的债务，至于是否能在未来交付房屋，他们并未考虑过。但是中国不会对这些开发商采取行动，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还依赖这些房地产公司购买土地，继续编织下去他们的谎言。一旦开发商被抓，恐怕就再也没有人敢去拿地、建造并交付楼房。所以，这些诈骗犯逍遥法外，那些辛勤工作一生，最后付款却未能看到实物房屋的人，却背锅了。 当违约者被起诉后，他们的房产将被拍卖，这些房产被称为法拍房。 今年1月至4月，全国法拍房的数量达到了14.65万套，同比增长22.48%，但其成交率仅有26.96%，同比下降4.64%。专家认为，法拍房数量的增加和成交率的下降都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债务问题普遍而严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严重的恶化。 大量的银行坏账会导致银行的流动性降低，银行将无法正常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和资金支持。这可能导致企业无法获得运营和扩展业务所需的资金，可能导致失业率进一步提高。同时，个人也会受到影响，可能无法获得贷款以购买房屋、投资教育、支持子女或满足其他生活需求。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对相关行业，如建筑、家具和建材行业等，产生了重大冲击，这些行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可能会受到影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逐步升级，可能导致股市剧烈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随着消费能力下滑，零售和服务业等领域可能遭受打击，企业可能面临裁员甚至破产的风险。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当前正面临发达国家的联合经济制裁，导致外贸收入萎缩，许多企业订单大幅减少，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潮。更多的人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无法承担高额的房贷或租金，他们可能需要出售房产，从而导致楼市供应进一步增加，房价进一步下跌。 因此我们说，主要城市和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下滑，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痛苦和困扰，为了生存和满足基本需求，人们纷纷寻求各种途径，导致社会诚信和道德的失守，社会的信任和团结逐渐崩溃。 如今楼市投资者手里的钱越来越少，房地产开发商也陷入了财务困境，甚至破产。这背后是中国政府无法回避的经济结构问题。 与西方国家凭借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同，中国的经济扩张主要基于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以及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狼狈为奸，推动房价上升，同时利用了中国公众的房产保值心理，对基层民众进行了无情的剥削。为了购买房屋，很多家庭掏空了6个钱包，背上了沉重的房贷，可是房地产市场的抛售潮，让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严重依赖房地产，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和不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