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花谢有余芳,汝剑仍铿锵

——痛悼老友张清溪教授

惊闻老友张清溪教授遽然逝世,痛失良友,悲悼之情,难以言表。 

认识张教授将近20年。依稀记得2003年秋冬之际,我接到一位法轮功朋友的电话(是谁我都忘记了),说张教授来美国,想见上一面。我说要去华府两天,是否能等我回来再谋良晤。这位朋友与张教授联系后,说他正好那时也在华府,于是我们就约在华府见面。 

那是一台湾商人设的饭局,不少人是旧识,谈兴很高。张教授与我相邻而坐,低声交谈,他告诉我,以前他批判台湾的党国资本主义,《中国的陷阱》(香港明镜1997年版)一书颠覆了他对中国改革的认识,认为真正的党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我当时心中有点诧异,一位台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能这样看待这本书,实在很难得。后来,蒙张教授赠送他在1990年出版的《解构党国资本主义:论台湾官营事业之民营化》一书,在这本他与澄社同道合著的书中,分析了国民党统治台湾时的经济制度之利弊,力促国民党改革党产、党营事业。这在当时的台湾,既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气,至此我方知,是相同的学术研究经历,以及同道相惜之情,让他如此关注我这本书。此后不久,拙作《中国的陷阱》在台湾博大以《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之名出了修订版,张教授写了一篇《现代中国侠女何清涟与她发现的中国陷阱》在台湾媒体上发表,这篇书评很有张教授特点,流传甚广。 

认识以后,时有书信往来。张教授深爱台湾,自然关心大陆政治经济。我为Taiwan News写的稿子,他看得非常仔细,有时会来函切磋。2017年,拙作《中国:溃而不崩》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台湾惯例是要请当地名学者写序推荐,我第一个就想到他。这本书的分析让许多人不满意,因为中共的专制极权,不仅让国内向往自由民主的人非常不满,也给台湾带来极大的压力,不少人甚至抱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心情,希望中共早点崩溃。及至看完张教授写的序言《从一个陷阱到另一个陷阱》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复杂心情,因该书推论的中国将在10-20年内维持的“溃而不崩”之局(中国社会深度溃败,但中共政权却能继续维持),让他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他毕竟是位真学者,知道事实就是事实,学者的研究与推论必须从事实而不是从愿望出发,因此,为拙著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为拙作增色不少。求同易,存异难,只有真正的学人才能理解求真是治学的第一要义,张教授温良敦厚的谦谦君子之风,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台湾尊重知识分子,台大的名教授们大都除教学科研之外,还有诸多社会事务、参政,张教授更是如此。我去台湾的次数不多,来美国后总共去过两次。虽然邀请方不是他,但他总是亲力亲为,帮助安排一些演讲与住宿事宜,让我的台湾之行尽量不留遗憾。我至今仍然记得,2019年5月在台湾将近一月,仅在台大就共有三场活动,其中一场是关于中国经济局势的演讲,由他主持,我因临行前未准备PPS,结果是张教授代劳帮忙做的。有了他做的PPS,在一个那么大的会场演讲时,有大屏幕展示提纲,效果自然好得多。 

2019年那次在台湾见面,自然会问及他在忙什么。他说在办学校,并希望我留出一天,去台湾政大之后到云林县立茑松艺术高级中等学校看看。我自然乐于从命,专程去看了那所中学。数年之间,一所已经只剩下40多位学生的普通国高,他与几位助手一起,几乎是从无到有 ,成就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来自几十个国家,并为神韵剧团输送了不少训练有素的艺术人才。此中花力之巨与韧劲,让我叹服。因为民国先贤中,我至今仍然对蔡元培、陶行知等立志于教育救国的先贤钦佩不已,从政、办实业、办教育三条救国安世之路,办教育最难,不易见功却收功长远。 

中国士大夫历来追求“三不朽”之境: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张教授辞世之后,脸书上有言,台湾媒体多半提及他投身民主运动那部分,比较少谈法轮功。张教授的立言,台湾人比我更清楚,《自由时报》言及张教授与人合著的《经济学:理论与实际》一书,被台大出版中心选为该中心出版史上最具代表性的10本著作之一,也被誉为经济学的“入门圣经”,被许多后进奉为圭臬。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法轮功在世界传播,张教授成为法轮功中坚,从立言转向立功,这功泽及的并不止于法轮功内。这部分为何不太被台湾舆论提及?我想是出于心结问题。 

2005年夏初,我受紫藤书屋邀请到台访问。一些朋友来看我时,问我何以与张教授及台大法轮功三教授交往密切?我说,谈得来,意气相投。其实,我对张教授等进入知天命之年后修炼法轮功非常理解,这不仅仅是出于朋友之谊,而是基于两点: 

第一,我知道宗教是解读人类心灵史的钥匙。每种宗教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背景。古往今来,所有宗教的产生,其实都是所处社会产生社会认同危机之时,法轮功当然也是这样。在创教者一代之时,集学员之力,众志成城,办成了包括平面、视频、广播在内的全球最大的中文媒体平台,其规模与覆盖范围超越了集一国之力投资的中共大外宣媒体,其动员力与奉献力,只要客观论事,就必须承认。 

第二,我熟知中国士大夫文化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这种“修齐治平”的文化为何辅之以“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这一说法?那是因为中国历史总在治乱之中循环,时势合适,人才辈出,得一申“兼济天下之志”者多。但历史大多数是平庸甚至黑暗时期,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那种政治变幻莫测,各种思潮喷涌而出,有的生命有如蜉蝣,粗砺危险的政治环境对人的心灵是个极大的折磨,不少人现实地选择了独善其身,甚至遁入空门,在“学问僧”与“政治僧”之间来回折腾。

中共治下的中国更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社会鼎革过程中,知识分子连独善其身都是奢望。与中国连着一条文化脐带的台湾,其命运由先天的地理条件“离中国太近、离美国太远”所决定,承接了失去江山的国民政府,先经历“二二八”与戒严时代,从1980年代以来又经历了经济起飞时期的“四小龙”繁荣,以及台湾民主化进程,之后随着大陆统战的红色渗透,统独议题撕裂着整个台湾。与张教授同龄的一批留美留欧的台湾学人,因优异被选拔公费留学,回台后在从政、教书育人、参政的过程中,经历了台湾几十年的风云激荡,从奋发砥砺的少年、踌躇满志的青年到成熟的中年,再到灵台明澈的老年,为台湾留下了他们的生命印记,人生之途也各有遭际,感悟自然也很不相同。 

张教授不是选择独善其身,而是辟开旁门见月明,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安身立命。台湾法轮功发展到现在,与张教授的贡献分不开;他近十余年投身教育,更是效果彰显,在茑松艺术高级中等学校成功之后,他还接管了在北投阳明山的惇叙高工,准备在该校旧地之上创立复兴艺术学院。一切都已就绪,却因过于劳累遽然辞世。未竟之功业,相信会有张教授的台湾同道接续。 

张教授的辞世,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2019年5月台湾之行结束前一天下午,他与其高足钟谷兰女士请我与晓农同品咖啡,送别时他站在咖啡店门前挥手依依作别,相约日后再见之时,我们都没想到那是此生最后一晤。翻检近两年来的电邮,余温尚在,只觉意长歌短,心绪支离,十分难舍。 

愿老友在天之灵安息。 

(2022年1月15日写于美国新泽西清涟居中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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