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第十七集
文昌塔的劫难
前几天(24年5月上旬)无意间看到一条短视频,和城小南门的文昌塔四围搭起了一圈脚手架,进行重修。脑海中不由地浮现起关于文昌塔的二三事。这些事估计真正了解的人应该没有了,毕竟过去了几乎一甲子。
1966年秋末的一天下午,我在家里忽听到门外有人喊我,说,宝塔马上要炸了,你去不去看?我一听连忙出门跟着他一路小跑到了宝塔下。好在我家离宝塔也就一里多路,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我们到的时候,宝塔根下有着好几十人,其中有头十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几个人手里还拿着铁锹、十字镐、钢钎之类的工具。不远处的地上还摆着两三个木板钉的小箱子。人群中不少是小南门和横江街的人,还有几个是直属库的人,似乎他们还在和几个穿公安制服的人争论着什么。稍微一问,就知道前面的事情经过。原来是县公安局的一些运动积极分子(还不能说他们是造反派,那时公安局还没有什么造反队),要“破四旧”,炸掉宝塔。和县城最显眼的“四旧”物件就是鼓楼(镇淮楼)及东西两边的各一小段旧城墙,还有就是宝塔了。
鼓楼和城墙体量相当大,又在城里面,破这样的“四旧”不是简单的事,一时半会是拆不了的,于是,一些人的眼光就盯上了宝塔。拆掉宝塔,在当时条件下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一些人就想到直接把它炸掉。动用炸药爆破,一般群众或单位的积极分子干不了,于是,县公安局的这些人就成了破宝塔这个“四旧”的先锋。不过,究竟是这几个人自己的“一腔热血”,还是接受局里指派,详情不得而知。根据事情后来的发展看,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没看到他们中途有多少请示的言行。
我到的时候,宝塔一层东南方的门券旁边已被挖了一个一两个平米的凹坑,看得出来很多砖是被钢钎刚撬下来的。这个凹坑是现今宝塔的最大的一块毁圮的地方。他们带来了三箱六十斤炸药,准备放在这个坑里炸。不一会,公安局的人开始喝令围观的人撤离,这时周边陆续又来了不少人围观。
小南门和宝塔根一带的好些人走上前嚷着,你们把我们的房子震倒了怎么办?这几个人就拿“破四旧”是某主席的号召这样的大帽子扣过来,尽管群众义愤比较大,但面对公安局的人也不敢真正地去阻难。直属库的一些人又提出,你们把粮库震倒了怎么办?还有油库(存放菜油桶的库房)失火怎么办?那些个公安就说不会的,不会的。粮油库毕竟在距离上要比宝塔根一带的居民房屋远不少,有个两百来米的样子。
正在彼此争论的时候,有几个人急匆匆地走到公安局的人面前,其中领头的自我介绍说是油库的负责人。这个油库是和县的汽油、柴油、煤油储库,也是全县汽车、拖拉机加油的地方。那时,油库的油料是储存在地下的池子里,地面上有几个小油罐。油库的人非常担心爆炸的冲击力和塔身倒下的震动会震倒油罐,引发油罐和池子里的油料燃烧爆炸这样的重大事故,他们据此向公安局的人提出交涉。公安局的人还是像对付宝塔根一带的住户和直属库的人那样说着大道理。
双方争论了一会后,公安局的人又表示减少炸药,只用四十斤。油库的人还是不同意让他们炸,毕竟宝塔到油库的直线距离还不到两百米,危险性太大。油库负责人最后向公安局的人提出,你们写下保证书,对引发的事故后果全部负责,还要对小南门的住家万一因油库大火而碰上火灾负责。油库旁边是县里最大的煤场,对面是横江二队的人家,大多数是茅草屋。公安局的人听到这个要求就走出人群,在不远处聚拢在一起,低低商量了好一会,然后散开,有收拾工具的,有把装炸药的木箱捆绑上自行车的,不一会,也没和在场的人说明什么,十来个人就这样走了。围观的人逐渐散了,我也回家了。正是油库的人出于巨大的安全隐患考虑,出面力争,文昌塔历经三百六十多年风雨后才得免在“破四旧”的爆炸声中轰然倒地。
文昌塔又名郭公塔,是明代万历年间姓郭的知州建造,我们通常就叫宝塔。宝塔顶端原来有一个锥子形尖顶。据老人讲,抗战期间日本人从长江进和县的时候,在金河口上岸后,把宝塔误认为碉堡,开炮打掉了宝塔尖。宝塔有七层,塔身很厚,全是砖砌的,每层地面是架上木梁再铺上木板做成的。我小的时候,那些木板和木梁都朽烂了,没有人上过第七层。据说最后一次有人上第七层,还是58年“除四害”时为了赶麻雀冒险爬上去的。
文昌塔底部西南十几米处原来还有一块大石碑,是大青石的,印象中有一米六七高,宽在八十公分左右。碑文是焦竑撰写的,大字楷书,书者不记得,内容也全不记得了。之所以记得焦竑,是因为第一次看这块碑,“竑”字不认识,回来家查了字典,后来就记住了。那时大概在十来岁吧,可能还不到,只记得当时是一直仰着头看的。这块碑,那一波“破四旧”并没有被损坏。七十年代中期,横江一队、二队联合办副业,建了一个小米面厂,在横江街中段的植物油厂对面。一天七八个壮劳力把这块石碑抬了回来,铺在了米厂的地上。后来,我上学离开了横江街,这个米厂存在了多久我就不知道了,这块树立了三百七十多年的石碑的命运估计已在那时终结了。
两次抄家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破四旧”的狂飙也席卷了和城这个小小的地方。一天上午十几个青年突然闯进我家,屋子里顿时站满了人,多数我都认识,是街道上一些停课在家的初高中生,门外还迅速围了一大帮人在看热闹。领头的一个人姓仝,家就住在前街,后门离我家只有二三十米。他大声说,我们响应某主席的号召,坚决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我们到你家来破四旧,把你家那些封建的东西拿出来,我们还要搜查。那天父亲到地里上工去了,母亲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大意是我们家应该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搞不清,你们查吧。
他们把母亲、姐姐和我赶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里站着后,姓仝的看屋子太小,不便他们翻查,就让跟着他来的这帮人退出去几个,留下了五六个。先是在桌子上、床上显眼的地方看了一圈,拿了两三样东西,然后就把两个父母过去用的已经破旧的小皮箱从床后拎了出来,箱子里的衣物全都倒在了床上,一件件抖开了看,口袋也都翻开了看,查完了把空箱子撂在院子里,又把一个洋铁皮箱子和两个纸箱子抬到房间的空处倒开,依样查了一遍,碗橱里的碗啊碟子的也都全掏了出来。
闹腾了两三个小时,他们似乎觉得没有什么遗漏了没查到的地方,拿着几样他们认为是“四旧”的物品作为战果就离开了。这几样东西是一个铜墨盒、一个紫砂笔筒、一本五十年代初出的字典(繁体的)、一件很旧了的丝绵被子和父母在西北时买了穿的羊皮大衣各一件。
他们走后,父母带着我们姐弟把被翻的一塌糊涂扔了满地的衣物、碗钵、课本啊的一件件收拾归位,第二天还洗了半天被搞脏了的衣服。在这之前,父亲根据以往经历各种运动的经验已经把家里的东西细细清理了一遍,不能保留的就直接烧毁了,能留下的几枚印章埋在了菜园地里,母亲的几枚戒指深深地塞进了墙缝里,被他们拿走的是没什么价值或根本算不得“四旧”的物品。哦,之前还有一只母亲用的小碗,外面是紫红色的釉面,上面有几条小龙的浮雕,被父亲在母亲不舍的眼光中用锤子敲碎了,碎瓷片在晚上被我洒到了河里。
被他们抄走的东西放在了街道居委会的一个库房里,过了个把月的时间,估计他们也觉得实在不是什么四旧,街道上就通知母亲去拿了回来。
抄家之后,他们的父母因为和母亲都是老街坊邻居,纷纷私下里连声道歉。那个姓仝的姨妈(是把他养大的人)还特意偷偷到我家来,口里骂着:“这个挡炮子子的,没头脑子啊,跑到你家来把你家害的。我昨个晚上已嚼(和县方言,骂的意思)了他,你们不要再气了。”过了几天,有和我玩的还可以的两三个人对我说:我们那天早上没事,几个人碰到了一起,讲到了到处在破四旧的事,某某(姓仝的小名)就说你爸是国民党团长,也是当干部回来的,家里肯定有不少稀奇东西,我们去查一下看看。他这一说,我们也觉得好奇,他就又喊了头十个人,一起哄着喊着要破四旧就跑到你家了。说着他们还哈哈地笑着,最后来了一句“你家也没什么东西嘛。”
第二次被抄家是在一九六八年的七月一号。父亲从上工的地里直接被抓到城南公社政府所在地沈家山已经两三天了,也不准我们去看望。起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后来有沈家山的人到城里经过横江街时和人聊天,说到他看到父亲被吊起来审问的事,说父亲是“潜伏特务”,审问的人还叫父亲把嘴张开让他们查看有没有发报机伪装的假牙。这话在街上传开后,有好心人就告诉了母亲,我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们知道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七月一号上午,突然有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带着横江街道上和得胜大队的几个人到了我家,依稀记得公安局的人还向母亲出示了一张纸,大概是批准搜查的什么文件,还让母亲站在一旁做见证,我和姐姐被赶到院子里站着。本来说父亲是“潜伏特务”就很让街道上的、生产队里的和附近农机厂的、学校的人感到惊恐,这时一看来抄家搜查了,还是公安局办的案,更是觉得这是不得了的事,很多人都跑来一探究竟,后街上几乎站满了人。公安局的人安排人手把围观的人隔离在我家门口几米外,不是他们带来的人一律不准进入我家。
我在堂屋门口站着一直朝里看,整个抄家先是像第一次一样翻箱子、抖衣服,甚至还把枕头里的粗糠、棉絮都倒了出来,没找到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接下来就把两张架子床的绷子全都掀起来靠在一旁,几个人就在床肚的地上挖了起来。两个公安局的还拿着一个锤子在墙壁上一处处地敲着,耳朵不时地侧着贴墙听,似乎是在找有没有空洞和夹层。
快到中午的时候,围观的人中突然有人低声喊着我的小名,急促地说,你爸过来了,正在前街朝城里走。我一听,立马冲出院子朝外跑去,穿过前街西边一排的一户人家刚刚站定,只见父亲身上还是那天上工时穿着的短裤和上身的布褡子,脚上还是那双草鞋,背绑着双手,低着头,在几个手上端着三八大盖的民兵押送下在我面前走过,后面还跟着不少看热闹的人,印象中父亲身前似乎没挂着大牌子。我在身后头十米的路边跟着走了一段,直到那群人转向了小南门方向(进城到公安局的公路)我才一口气跑回家告诉姐姐,只说了一声,我看到了。
快到下午一两点钟,公安局的人似乎才搜查完了。他们把母亲喊到跟前,用一张纸写下了他们搜查带走的物品,并签下了“李某海 林某龙”,街道革委会主任作为见证人也签了名。
这次被搜走的有父亲的私章三枚和一本集邮册,是第一次抄家后过了些日子父亲从菜园子的地里取回来的,这次事发突然,没想到要藏起来。
这三枚印章一枚是象牙的,两公分见方;一枚是深绿色玛瑙的,里面还夹着一些像云一样的乳白色的纹理,大小比象牙章要大一些;两枚章高都有八九公分的样子。还有一枚是玉石根的,墨绿色,一寸见方,高约两寸。集邮册是南京的宁生送给我的,大约有放在我这里保险一些的心思,可惜没躲过劫难。邮册很厚,里面有不下两百张各种邮票,我记得有几张四十年代的邮票,多数是五十年代的。
顺便说一下,一九八三年,上面有政策退还文革期间被查抄走的物品。我得知这一情况后,从学校回到家找出了那张收条,到和县公安局找到了李某海,他已是局长了。我说明来意,并递上了收条。他看过就说,这上面没日期,不能证明是文革期间查抄的,不属于清退范围。我说,这是你经手的事,你应该清楚是什么时间的事,你也可以找林某龙和街道上的人查实。他立马态度变得强横起来,大声说,这些年我们不知道到多少人家搜查过,谁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你不要趁机来闹事。我说,这名字是你签的,你就应该把东西退还给我们。他说,上面没日期就不能说明是文革期间的事,不在我们处理范围,我们不管。我看他一副不讲理的嘴脸,知道和他谈下去没结果,就准备回家后再找街道上的人出证明,再到乌江找林某龙(那时他在乌江镇派出所当所长)要他也做证明。
我到家后,和父亲说了经过和我的打算。父亲一叹说,算了,身外之物,这些年我们家不知丢了多少东西,这点点东西不值得费精神了。再说,几枚印章,往口袋里一装,谁知道在谁手里,不查了,不查了。我那时学校的事也多,也实在是拿不出多少时间,再一想,街道上的人和那个林某龙会不会为了给我出证明而得罪公安局长还是大大的未知数,如果李某海就是抵死不承认,也没人拿他有什么办法。如此一来,追回这几枚章子和集邮册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不过,几十年来,这几枚章子的形状还是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此时或许还在某人后代手里被收藏着!
李某海和林某龙带着人走了之后,母亲、姐姐和我看着两张床下长有一米多,宽和深都有两三尺的坑,看着地上被这帮人掏啊挖啊滚落下来的泥牯牛子和墙上的洞,看着被扳倒在地的米缸,看着院子里洒在地上的枕头里的粗糠,看着屋子里被抖得七零八落的衣服、鞋子,只能默默地关上门,填土、架床、拾衣服。过了几天,街道上动手挖坑的人告诉我们,那天是要让他们挖挖查查看有没有发报机,是公安局的人事前布置给他们的。查发报机是李某海、林某龙那天的真正任务,那三枚印章和集邮册应该是顺手牵羊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