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關於部分人對「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的誤解，筆者此前談過一些，本文會延展講得更清楚些。欲追溯其本義，需結合其語境及當時社會與文化背景。同時我也談一談中國古代甚麼樣的德才觀是比較好的，以及對現代人的啟示。
「女子無才便是德」大抵最早出現於明末，見於陳繼儒（1558-1639）《安得長者言》，原文為：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作者在書中表明：「余少從四方名賢游，有聞輒掌錄之。」可知「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是陳繼儒與四方名賢交遊時聽聞的。
明末清初時聽聞此語的還有馮夢龍（1574-1646）與李漁（1611-1680）。馮氏《智囊全集》曰：「語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婦人無才便是德。』」李氏《閒情偶寄·聲容部》曰：「『女子無才便是德。』言雖近理，卻非無故而云然。」大抵此言是明末的諺語。
四書五經中無此語，它並非儒家兩千多年來奉為圭臬的聖人之言，這點是可以確定的，無論你怎樣解讀它。
自明末清初以來，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解釋不止一種。想要理解它的意思，首先不能忽略它前面的那句話：「男子有德便是才」；其次，應明白「才」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以及「無」的含義。
若只按字面理解「男子有德便是才」，那麼男人有德就可以了，何必讀書？有識之士大概都不會贊同吧？由此可見，「女子無才便是德」很可能也不是表面意思。
清初石成金《家訓鈔‧靳河台庭訓》中有一段解釋：
「女子通文識字，而能明大義者，固為賢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說，挑動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無醜事，反不如不識字，守拙安分之為愈也。陳眉公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可謂至言。」
意思是，女子能通文識字，深明大義，德才兼備，是非常可貴的（「不可多得」意為難得、可貴）；只是不該挑動邪心、做出無恥的事，如果這樣，反不如安分而無才。（有人說此段為陳繼儒自注。據筆者考證，萬曆沈氏尚白齋刻本《安得長者言》中並無此自注。）
依此解讀「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並非主張男女都不要有才學，而是德比才更重要。「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才」不是廣義的才學，而是特指不重德的才。
解讀古語，很多時候需結合語境，如《論語·衛靈公》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無為」的意思並非沒有任何行動，而是不妄加干涉，以德化民。又如佛教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不是表面意思，而是教修煉人不要執著。解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無才」和「便是」也不應當只看字面。
後來章學誠（1738-1801）《文史通義》詮釋「女子無才便是德」，亦指出此語並非厭惡有才。他在〈婦學〉中說：
「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者，非惡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為矜飾騖名，轉不如村姬田嫗，不致貽笑於大方也。」
意思是，古時賢女，正以有才為貴。前人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並非厭才，而是反對捨本逐末、有小才而不知婦學、炫耀、虛飾、求名。倘若如此，還不如本分而無才，不至於貽笑大方。在章學誠的詮釋下，女子應當具備的是比小才更大的才學。
婦學原本博大精深，《文史通義》曰：
「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只以文藝為學也。」
「自非嫻於經禮，習於文章，不足為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采，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包含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要熟悉經與禮儀，又要懂得寫作。《禮經》、《詩經》都是必修功課，先秦女子教育僅略微次於男子。且以德、禮為本，而不是只把文藝當成學問。
說女子最好不要「矜飾騖名」，是否意味著女性不能施展文才、展露學識？不是的。周代就已有掌管文書、負責記錄的女史官，《周禮》記載：「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書內令。」既需要辦事能力，也需要文筆。又如柳下惠死後，其妻子為他作誄文；《詩經》中，衛女嫁到他國，思念故鄉，於是作〈泉水〉之詩；班昭續寫《漢書》，公卿大臣向她請教，大儒馬融也跟隨她學習《漢書》的句讀；韋逞的母親宋氏精通《周官》音義，教授120名學生，「《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晉書》卷96）此類才女不勝枚舉。她們展現才華，或因事而著書，或為真情流露，或為學術傳承，而不是為了炫耀、求名。古時賢者對男女的期待都是志向高潔，重視才華，更重視境界、修養。章學誠說：「丈夫而好文名，已為識者所鄙。」男文人喜歡求名，也受有識之士鄙視。
若說女子不宜創作，聖賢也不贊同，《詩經》中〈載馳〉、〈泉水〉均為女子所作。那麼，具體甚麼樣的才被認為是失德的，甚至引發不如無才的觀點？「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諺語因何而誕生？
《閒情偶寄》中，李漁簡述了該諺語誕生的背景：
「『女子無才便是德。』言雖近理，卻非無故而云然。因聰明女子失節者多，不若無才之為貴。蓋前人憤激之詞。」
意思是，有人提出「女子無才便是德」不是無緣無故的，許多聰明女子是失節者，這大概是前人看到此現象後一時憤激說出的話。
有才當然不是導致失節的原因，李漁也補充說：「吾謂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嘗歷歷知書？」德與才本不該相矛盾，無論男女，一個人若熟讀四書五經，並嚴格按照其中道理修身，其實德、才都一併培養了。而主要問題在於雖通文識字，卻不能在修身上嚴於律己，比如愛看淫書，甚至傳播、創作，這就是才用錯了地方。〈靳河台庭訓〉所謂「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說，挑動邪心」，並非泛指所有戲曲與小說，大抵主要反對淫書。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一語出現時，正值明代印刷出版技術成熟，商業發達，各類小說大量增加且良莠不齊。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追尋近代中國》中指出：「16世紀晚期，明朝似乎進入了輝煌的頂峰。其文化藝術成就引人注目，城市與商業的繁榮別開生面，中國的印刷技術、製瓷和絲織業發展水平更使同時期的歐洲難以望其項背。」在商業與文化繁榮之下，許多文人受僱於書商，撰寫各種迎合市場需求的讀物，有高雅的琴棋書畫，娛樂所需的酒令知識等；亦出版許多優質的小說，寓教於樂。但也有書商出售淫書，起初只敢悄悄地賣，後來公開擺出來賣。湯來賀（1607-1688）《內省齋文集》記載：
「予幼聞市淫詞者，諺名簣底書，蓋深藏於內，畏人見而罪之也。心術雖不端，而廉恥猶未盡喪。及丁卯，至會城，見顯然為市，予掩目而過之。及至都門，則可駭尤甚。予嘆曰：『風俗至此，不忍言矣。』」
可見萬曆至天啟年間世風日下，且官府查禁不嚴。湯來賀是當時比較正直的，遇到售淫書的店，「掩目而過之」，一眼都不看。他幼年時，私下交易淫書的書商至少有畏懼心；數年後，至丁卯年（1627年），書店敢公開銷售淫書，說明社會大眾有更多人已不介意。
明代中後期的風氣，我總結出三個特點、一個趨勢：拜金、縱慾、重情，以及低俗化。其中重情不是貶義，明中葉以後，文人才士重情可謂到了癡、狂的地步，如唐伯虎（1470-1523）「慕華虹山學士家婢，詭身為僕得娶之」（趙翼《廿二史札記》）；如湯顯祖（1550-1616）《牡丹亭》曰：「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又如馮夢龍甚至說：「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情史》）誠然，人生、文藝無情則無趣，情以真為貴，深情、癡情均能感天動地，但切不可以慾為情，不可低俗、淫蕩。明代中後期，不少士大夫、知識分子的生活、思想境界、文學作品犯了墮落、低俗的病。如陶奭齡（1571-1640）在《小柴桑喃喃錄》中指出：
「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之為迂為疏為腐。於是一入仕途，即相師相效，以求入乎俗而後已，如相捽而飲狂泉，亦可悲矣。」
又如《博平縣志》記載：「由嘉靖中葉以抵於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驕吝，互尚荒佚，以荒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
戲曲作品亦有墮落的趨勢，不合乎禮義，如金聖嘆（1608-1661）《第六才子書》曰：
「我見近今填詞之家，其於生旦出場第一引中，類皆肆然，早作狂蕩無禮之言，生必為狂且，旦必為倡女，夫然後愉快於心，以為情之所鍾在於我輩也如此。」
李漁在《閒情偶寄·詞曲部》中亦指出：「戲文中花面插科，動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話，公然道之戲場者。」
文藝作品即便通俗，至少也應當「發乎情，止乎禮義」（《詩經·大序》），抒發情感要有度，應在禮義的範圍內。李調元（1734-1803）認為戲曲也要符合「止乎禮義」的標準，其《雨村曲話》曰：「夫曲之為道也，達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中國傳統文論一向重視文學的教化意義，在取捨與批評時多考慮到對風俗與世道人心的影響。能力越強，責任越大，上天賦予作家妙筆，不是用來傷風敗俗的。
以上主要為明中葉以降的世風與文化問題，推動者與受影響者多為男性。當時在女教方面出現了明顯分化的兩種觀點：一種家長因擔憂女兒變淫，於是採取因噎廢食的極端做法，不教孩子讀書認字；另一種是大力鼓勵女子創作，施展文才。晚明湧現出大量才女，她們不僅博通經史，飽讀詩書，且追求男女平等，女性作詩蔚然成風。
關於前者，呂坤（1536-1618）曾提及：「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認字，蓋亦防微杜漸之意。然女之貞淫，卻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經》、《列女傳》、《女訓》、《女誡》之類，不可不熟讀明講，使他心上開朗，亦閫教之不可少者。」（藍鼎元《女學》）明末確實有不少家庭因噎廢食，呂坤則表示反對，主張一定要教女子讀書，引導孩子，使她們明白正道。不教女孩讀書也是違背了明初徐皇后的《內訓》，徐皇后明確說過：「不親書史，則往行奚考？」女子培養好的德行，必須讀書史。
關於後者，明末許多女性作品獲得出版，風行一時。如葉紹袁（1589-1649）為其妻子沈宜修及女兒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出版詩集。此外，顧若璞《臥月軒稿》的刊刻出版亦獲得家族資助。明代女性作詩的風氣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達到鼎盛，季嫻在《閨秀集》中寫道：
「自景、德以後，風雅一道，浸遍閨閣，至萬曆而盛矣。啟、禎以來，繼起不絕。若徐小淑之七言長篇，吳冰蟾、陸卿子之五言，許蘭雪之七律，近日李是菴之五律，以迨沈項諸媛，桐城雙節，溫潤和平，皆足以方駕三唐，誠巾幗偉觀也。」
自景泰（1450-1457）、正德（1506-1521）時期以後，閨秀文學迅速崛起，女性作詩之風流行，到萬曆年間（1573-1620）尤為盛行。在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時期至清初，此盛風仍延續不絕。她們的作品可與唐詩媲美，數量與水準均可謂「偉觀」。
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亦指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口號始於明末清初大量才女出現在文壇之際，該口號的產生反而顯示出「才女文化的日漸興盛」（《文學經典的挑戰》）。
綜上，「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一語出現時，正是才子才女數量可觀的時代，文化知識的普及度亦顯著提升。然而從官場到民間出現了顯著的道德危機，保守與開放兩種觀念激烈碰撞。
兩大陣營的觀點各存在良莠不齊的現象。保守的一方在道德上十分嚴格，捍衛儒家傳統理念，孔子所言「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此類教導約束身心的話，他們牢記於心。且明代前期學術主流是宋代的程朱理學，程朱重理輕欲，程頤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遺書》卷24）「滅私欲」並非滅盡七情六慾，而是教人節制慾望。若真踐行得好，世間可減少許多貪淫的人。
明中葉以後，泰州學派興起，為欲辯護。但泰州學派的思想不同於唯利主義，其代表人物王艮、顏鈞的品行並不差。其門人學說各異，如顏鈞「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32）不至於毫無戒慎。後來李贄直言：「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焚書》）此話雖近人情，但不適宜用於教育。而公安派袁宏道狂放尤甚，稱士有五大快活：「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閒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袁中郎全集》卷20）
真正嚴重的是淫風的問題。自成化（1465-1487）以後，朝野上下競相談房中術。《如意君傳》、《金瓶梅》等豔情小說集中出現於中晚明。前文已提及，當時有像湯來賀那樣對淫書掩目不看的，也有願意看的；有的書店暗地裡售淫書，而有的敢公開賣。明末清初時，尤其是江南地區，女子受教育、讀書、出門的機會增加了，所以明清時一些面向讀書人的勸善戒惡之言，是對男女都說的。如〈勸毀淫書說〉曰：「世不乏聰明子弟，閨閣莊女，而偶睹邪書，不覺送入禽門。」（《惠迪書》卷五）可見男女看淫書的人數都不少。
明中葉以後，傳統觀念逐漸遭受衝擊與挑戰，而儒、釋、道三家思想此時則展現出其維持世道人心的韌性與彈性。當時不斷有淺近易懂而發人深省的佳著問世，如《食色紳言》勸人節制慾望，又如《菜根譚》、《呻吟語》、《小窗幽記》、《增廣賢文》、《安得長者言》等，皆含許多做人修身的道理。「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就是其中之一，大抵是因有感於世風日下而發出的感慨。《閒情偶寄》、〈靳河台庭訓〉、《文史通義》對其解讀各不同，但都不反對女性有才。
談德才觀
最後談一談我的德才觀。德與才在培養過程中應該是一體的，在各個專業領域，真正的有識之士在學其技的同時，也會探究道，且道是最終的目標。子夏曾說：「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想要貫通大道，不能不在德上下功夫，其實德就在道中。
學應該是很廣的，不只是背會書中的知識、掌握一個技術、獲得證書和職位，修身也是學，實踐、反思、培養毅力、膽識、明辨是非、懂得待人處事也是學。中國早期這方面的教育非常全面，如果能堅持實踐，比如《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論語》「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等，一直做到，自然會成為德才兼備的人。倘若最終德不配才，很可能是因為把學習與修身割裂了；或者自律不嚴格；或根本上立志不高，只把學習當作獲得利慾的途徑。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首先要以道為志向，但才藝也很重要。
我認為與其將德與才分開，不如強調「學」的含義與範圍，德和才都在「學」中，「學」不是狹隘的。章學誠說：「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為小慧。小慧無識，是為不才。」（《文史通義》）「學」要明白道、踐行道，有大智慧、卓識。如在當代民主國家，能分清善惡，不向中共獻媚，守住本國的價值觀，即是一種有識。若有才而在大事上糊塗，恐怕不算真正的人才。
此外，在才的培養方面，當今男女平等，不應有性別偏見。希望家長、教育者都能尊重孩子的興趣與天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