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讲人的命运，王爱英算是苦命人，她和吴卫国一样，先天携带延安整风综合症病毒，如果心甘情愿被病毒控制，他俩肯定是这个社会最幸福的人，然而他俩却偏偏叛逆，偏偏要摆脱延安整风综合症，这就注定了他俩一辈子不顺心，回忆起来，小学同学时青春萌动，她对吴卫国曾有过朦朦胧胧的好感，还偷偷送给他瑞士军刀，但文革因观点不同成为仇家，斗的你死我活，吴卫国落难后，她曾有过短暂的得意，但因口误喊打到老毛的口号，被革命群众送入大牢，下场比他还惨，十几岁的女孩子坐牢，绝对人生灾难，她虽然挺了过来了，却落下一张苦瓜脸。只是牢狱之灾，并没有磨灭她的一颗红心，反而导致延安整风综合症剧烈爆发，从牢里放出来时，正赶上上山下乡，她是抱着吃苦自虐，劳改赎罪的心情上山下乡的，然而有政治污点的人，在众人眼里是二等公民，无论怎样表现，也没有人搭理她，冥冥中不知得罪了谁，忽然就流传她写家书的笑话：“大狼（娘）给我烧热坑（炕），我和大狼（娘）睡坑（炕）里，起初肚（胆）子比较小，慢慢肚 (胆) 子大起来。”那年代这笑话很黄，很伤人，王爱英气的哭鼻子，却不敢找那些政治清白的人算账，她只有咬牙苦干，默默证明自己的忠诚，然而政治污点是抹不去的，她被所有人冷落，没有一点存在感，劳动再苦她乐意接受，被人冷落的政治歧视，却使她无比痛苦，她看不到出头之日，慢慢地灰心，一天比一天抑郁，甚至想到了死。这时队长忆苦思甜，讲述旧社会缺医少药，自己三个兄弟因天花病而死，自己也差点饿死，落得老光棍的的悲惨经历，队长忆苦思甜，触动了王爱英的悲情，忆苦思甜会上她哭的稀里哗啦，一塌糊涂，恰此时上级提出扎根落户，敢于“为贫下中牧暖被窝”，王爱英牙一咬，向党组织写请愿书，决心嫁给牧民队长，为贫苦牧民暖被窝。所有知青都震惊了，人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望着她，而她却在别人关注的目光中，又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延安整风综合症患者，最经受不起被集体忽视，只要被集体关注，死她都愿意。有好心人提醒她：“队长家里穷。”
她一根筋抬杠：“穷则思变，正因为他穷，我才嫁给他。”
好心人又说：“队长长得丑，脸上有麻子。”
她依然抬杠：“只要心里红，一个麻子一朵花。”
那人又悄悄告诉她：“队长说旧社会饿死人是瞎编，他说的是六零年饿死人的大饥荒……”
然而王爱英铁了心，一根筋给贫苦牧民暖被窝，任谁的耳边风都听不进去，她有一种以身饲虎，甚至恶作剧的快感。
新婚之夜，她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队长的麻子脸，第一眼她就害怕了，尽管内心努力克服自己的小资调，她还是怕的浑身颤抖，不敢正眼看队长的麻子脸，更不肯与队长同房。队长百般温柔，她却只是低着头流泪，队长心生怨恨，却不敢强迫，俩人合衣坐到天亮，队长急了，粗暴地拉她上床，她内心恐惧，急中生智指着墙上的画像说：“老人家看着呢，你怎敢在主席面前做丑事……”队长一愣，赶紧拿红布覆盖主席画像，王爱英坚决不允，说：“这是蒙蔽伟大领袖，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一句话，吓得队长再也不敢动手动脚。卧室里有老人家盯着，过堂屋有老人家盯着，隔壁厢房也有老人家盯着，王爱英安全了，队长却急的抓耳挠腮转来转去，他也急中生智，冲出门去三把两把腾出一孔菜窖，强拉王爱英在菜窖里行房，所以她的儿子叫“窖生”。七八年王爱英与队长离婚，带着儿子返回北京，她当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分到中直机关工作，后来她又结过两次婚，离过两次婚，此后一直单身，儿子是她的唯一，然而他的儿子却在“六·四”中遇难，中年丧子，人生不幸莫过如此。
六·四失去儿子，王爱英从此坠入苦海。六·四之后，吴卫国觉醒，彻底失去体制内变革的幻想，他与流亡海外的朋友互动，开始从香港淘腾禁书，大量接触新的信息，从研究中共的虚假历史入手，反思总结百年共运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自我治愈了延安整风综合症，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人生境界每一步升华，他都与王爱英分享，所谓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对知识分子来说，没有比发现真相，接近真理更令人欣慰的，然而人生境界无论怎样升华，王爱英都快乐不起来，她陷在人生的痛苦之中难以自拔，无论是人生观念的转变，无论是加入天安门母亲群体，儿子的死难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她疾病缠身，人生失去了欢乐，脸上再也没有笑的模样。
不，王爱英有过笑脸，吴卫国想起来了，2000年的一天，她陪一位将近80岁的美国老太太，去北京大学见丁子霖，丁子霖的儿子也在六·四遇难，丁是天安门母亲的代表，那天，美国老太太去丁子霖家，作为对六·四死难者亲属的慰问，她要亲手把5000美元交给丁子霖，此行政府虽然没有阻止，但却派了20多个便衣陪伴，这群人像苍蝇一样跟随着她俩，嗡嗡营营不断进行骚扰，美国老太太对身边的苍蝇视若无物，昂着棕发浓密的头颅，双唇紧闭，始终保持着高贵的尊严。这时苍蝇们得寸进尺，开始辱骂老太太是“美国反华势力”，“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王爱英忍无可忍，大声问道：“你们知道面前的老夫人是谁吗？”王爱英连问三遍，四周竟无一人答得出来，王爱英大声说：“她是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夫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毛泽东说的。”
王爱英说出真相后，她看到周围的人集体傻眼、惊愕、诧异、迷茫、失落，个个变得无所适从，现出失魂落魄的样子，有小头目蛮不讲理搅浑水，大声嚷道：“说她是斯诺夫人，谁能证明，难道美国人不会造假吗？”
这时一路走来从不讲话的老太太，突然开口用中文说：“我是斯诺夫人伊斯·惠勒·斯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跟我熟识，1970年我首次访问你们的国家，毛泽东请斯诺和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国庆游行，斯诺和我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人民日报照片可以证明。”
周围的人听的目瞪口呆。
老太太又说：“过去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现在我依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六·四天安门屠杀证明，中共并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中共独裁暴政的受害者。”
王爱英把这个故事讲给吴卫国听，讲完她笑了，笑得样子淡淡的，苦苦的。
后来，王爱英又笑过一次。那天王爱英心脏病复发，服侍她吃药以后，她静静地躺在他的怀里，平静地、一字一顿地问：“你知道上小学时我曾经爱过你吗？”
吴卫国说：“知道。”
王爱英又问：“你爱过我吗？”
吴卫国老老实实回答：“过去没有，但是现在我爱你。”说完，他轻轻亲吻王爱英的嘴唇。
王爱英闭上眼睛，眼角露出微笑，显示很享受的样子。
吴卫国不停地吻她的嘴唇，俩人再没有说话。
这样过去好长时间，王爱英慢慢睁开眼睛，眸子变得十分清澈，清澈中还现出一丝顽皮，她细声细语问道：“你知道我的第一个男人长什么样子吗？”
吴卫国轻抚着她的面庞，柔声说：“不知道，我想应该是一个长得高高大大的蒙古汉子。”
王爱英转动身体，让自己在吴卫国怀中躺得更舒服些，然后淡淡地说：“我的第一个男人是个麻子，我叫他‘坑人’……”
“‘坑人’，是你给他取的外号？”吴卫国问。
王爱英道：“他忆苦思甜说万恶的旧社会缺医少药，害得他生病变成麻子，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六零年大饥荒生病变麻子的，他欺骗了我，叫他‘坑人’一点不冤。”说着，王爱英又笑了，这次笑的惬意快活，笑得云淡风轻，然而依然是苦苦的……
那段时间，吴卫国不断回想王爱英的音容笑貌，脑海中不断回响着王爱英的牛X言论：“我是扎在中共身上的一根刺，即使要不了它的命，也不能让它舒舒服服；我是划过黑夜的一颗流星，既使改变不了黑夜，但使人看到光明，人生意义，莫过如此……”想到王爱英不幸的人生，想到一个沉甸甸的生命被社会轻贱，吴卫国怒从心中起，恶向胆里生，他一纸诉状告到法院，状告政府没有人性的封控政策，申请民事损害赔偿，为王爱英讨公道，即使讨不到公道，他也要往墨黑的死水中扔一块石头，恶心政府，发泄内心的愤懑，他也是扎在中共身上的一根刺。然而法院不予立案，理由是政府从来没有封城，政府搞的是“全域静默”，告政府封城无事实依据，于是他又玩起了舆论战的老把戏，他把起诉书发到网上，他要把法院不作为告知天下。没想到歪打正着，网友还没有反应，网警却找上门来，他中午上网，下午就有网警约他喝茶，入座没有寒暄，网警单刀直入告诉他：“你的网上贴文写了应该忘记，不能说的敏感词。”
吴卫国不屑地哼一声：“告法院，是公民的权利，有什么不妥吗？”
网警：“你告谁我们不管，但你不能说那个敏感词。”
吴卫国：“哪个敏感词不能说？”
网警：“就那个敏感词嘛！”
吴卫国：“那个敏感词是哪个敏感词？”
网警：“‘六·四’嘛……”
吴卫国猛然想起，王爱英死于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