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國學大師吳宓，字雨僧，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哈佛三傑」。今天賞讀他在100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論新文化運動〉。在此之前，筆者先簡單介紹吳先生的生平以及備受爭議的新文化運動。
吳宓生於1894年，1917年赴美國留學，就讀於弗吉尼亞大學與哈佛大學。1922年，回國任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教授，又於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他與梅光迪等人創辦《學衡》雜誌，以「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部份觀點相當極端。當時「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呼聲愈來愈響，而《學衡》立場較為保守，既不盲目守舊，亦不隨波逐流，希望融合中西文化精華。《學衡》許多成員在西方受過教育，思維嚴謹，功底深厚，文章優質。
吳宓不贊同反傳統、過度強調現代西方文化，主張中庸，重視道德約束，認為盛倡白話文學者流毒甚大。他維護儒家傳統的動力不僅來自中國古籍，亦來自西方。他曾說：
「世之譽宓毀宓者，恒指宓為儒教孔子之徒，以維持中國舊禮教為職志，不知宓所資感發及奮鬥之力量，實來自西方。質言之，宓愛讀柏拉圖《語錄》及《新約聖經》。宓看明（一）希臘哲學（二）基督教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業之原動力。而宓親受教於白璧德師及穆爾先生，亦可云宓曾間接承繼西洋之道統，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區區以歸，故更能了解中國文化之優點與孔子之崇高中正。」（《吳宓詩集》1935年版）
吳先生的人品很好，平時粗茶淡飯，不吸煙喝酒，且樂於助人。30年代，他有一位學生想去美國留學，費用不足，他於是慷慨資助300元，並再三聲明不用還錢。
可惜吳先生1949年沒有離開大陸，之後慘遭迫害。1957年「反右」期間，先生因表示簡體字不當且不便而被視為右派，文革期間遭毆打，被扣上「封建走狗」、「美帝國主義幫凶」的帽子。紅衛兵強迫他跪在毛像前認罪，他不跪，遂遭猛踢，腿骨折斷。毫無人性的紅衛兵又一腳將他踢翻在地，致其昏死。後來吳宓一隻眼睛失明。1978年，這位國學大師在痛苦中離世。
欲研究吳宓的思想，不能繞開〈論新文化運動〉、〈舊與新〉、〈中國的舊與新〉。他認為新文化運動是撒旦式的，這場運動將中國的一切都歸入舊的範圍並拋棄。1920年載於《留美學生季報》的〈論新文化運動〉表示：
「近年國內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為詭激，專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古今東西聖賢之所教導，通人哲士之所述作，歷史之實跡，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常識，悉悖逆抵觸而不相合。其取材，則惟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鴆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其行文，則妄事更張，自立體裁，非馬非牛，不中不西，使讀者不能領悟。其初為此主張者，本係極少數人。惟以政客之手段，到處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權柄。值今日中國諸凡變動之秋，群情激擾。少年學子熱心西學而苦不得研究之地、傳授之人，遂誤以此一派之宗師，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審辨，無從抉擇，盡成盲從，實大可哀矣。」
吳宓的立場絕非排斥西學，他反對的是學習西洋的糟粕並以一家思想、一派文章代表西洋文化的全部。文中亦指出：
「吾之所以不慊於新文化運動者，非以其新也，實以其所主張之道理，所輸入之材料，多屬一偏，而有害於中國之人。如言政治經濟，則必馬克斯；言文學則必莫泊三、易卜生；言美術則必Rodin之類是也。」
吳先生之所以對新文化運動不滿，是因為其所主張及引進的理論、書籍片面，對中國人有害。例如一提到政治經濟，則必推薦馬克斯主義，此類現象是吳宓反對的。
吳先生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名稱具有欺騙性：「新文化運動，其名甚美，然其實則當另行研究。故今有不贊成該運動之所主張者，其人非必反對新學也，非必不歡迎歐美之文化也。」「何者為新，何者為舊，此至難判定者也。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變，東西皆同。」天理、人情古今中外相同，這些方面不應以新、舊區分。
他以宗教、道德為例，進一步說明：「夫宗教實基於生人之天性，所以扶善屏惡，博施廣濟，使信之者得以篤信天命，心境和樂，精神安寧。此固極善之事也。道德之本為忠恕，所以教人以理制欲，正其言，端其行，俾百事各有軌轍，社會得以維持，此亦極美之事也。以上乃宗教道德之根本之內律也，一定而不變，各教各國皆同也。…… 決不可以風俗、制度、儀節有當改良者，而遂於宗教道德之本體，攻擊之，屏棄之。蓋如是，則世界滅而人道熄矣。竊觀吾國近年少年學子之言論，多犯此病。新文化運動不惟不圖救正之，且推波助瀾，引導獎勵之焉。例如孔子之時，一夫多妻之制尚行。然孔子並未創立此制，而以一夫一妻、匹耦敵體為教。今以惡納妾而排擊孔子，豈可乎？耶教《舊約聖書》所載之歷史，亦固君主也，多妻也，則將以此而攻耶教，可乎？總之，孔教耶教，其所以教人，所以救世之主旨，決不在此。多妻也，君主也，皆當時風俗、制度、儀節之末，特偶然之事耳。又如仁義忠信，慈惠貞廉，皆道德也，皆美事也，皆文明社會不可須臾離者也。寡婦守節，往事有不近人情者矣，此等弊俗，果其出之勉強，則革之可也。然遂必鏟去貞潔（Chastity）之一念，謂禽獸既無貞潔，而人類何必有之；凡貞潔，皆男子暴力，摧壓女權云云，此亦不思之甚矣。」
大意是，宗教、道德的內律，不同教派、不同國家都有相同之處，儒家、基督教的根本都是教人行善、正直，所以不應攻擊其根本。而風俗、制度、儀節是末，以前中國與歐洲都有君主，一個男人有多個配偶，是曾經的風俗、制度，而不是宗教、道德的本。當發生政治變革，如民主化、男女平等化，末可以改革，而本不宜拋棄。如善待他人、「篤信天命」、「心境和樂」；如《論語》、《禮記》所云「忠恕」，即推己及人；又如仁義、清廉、誠信，都是極好的品德，無論時代怎樣變，都不該摒棄。而且有人因反對納妾而罵孔子，是冤枉了他，這制度不是他創的。孔子是以一夫一妻、匹耦敵體為教。匹耦指夫妻關係；敵體謂彼此地位相等，無尊卑之分。按《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鄭玄注曰：「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
至於是否應鼓勵寡婦守節，吳宓的態度是反對不近人情。但他同時亦指出，不能摒棄貞潔（Chastity）。他所謂的貞潔並非不再婚，而是戒絕非法的性行為（abstention from unlawful sexual intercourse），或女性只和丈夫發生關係。
吳宓隨後提及，當時有人動輒將宗教說成「迷信」，妄圖鏟除宗教，這是不對的。原文為：「今人動斥宗教為迷信，遂欲舉宗教而殲除之。嗚呼！誤矣！……今以不慊於儀式之故，而去宗教，絕道德，豈特犯投鼠忌器之嫌，抑且真有率禽獸食人之事矣。」
天界 人界 物界
吳先生將人的存心、行事分為三級：「（一）上者為天界（Religious level）」「（二）中者為人界（Humanistic level）」「（三）下者為物界（Naturalistic level）」那麼，這三級分別是哪三類人呢？
上者「以宗教為本，篤信天命，甘守無違，中懷和樂，以上帝為世界之主宰，人類之楷模。」基督教、佛教徒屬於此類人。
中者「以道德為本，准酌人情，尤重『中庸』與『忠恕』二義。」「人之內心，理欲相爭。以理制欲，則人可日趨於高明，而社會得受其福。」他們心中，天理和慾望並存相爭，若能以理克制慾，則可以日漸提升境界，有益於社會。吳宓認為：「吾國孔孟之教，西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下之說，皆屬此類。」
下者「不信有天理人情之說，只見物象，以為世界乃一機械而已。」此類人「以為人與禽獸實無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有欲而動，率性而行，無所謂仁義道德等等。凡此皆偽托以欺人者也。」吳宓說，西方自近代科學發達後，這類思想盛行，中國亦受此潮流影響，將感染其流毒。先生之意，並非排斥西方科學，而是警告國人謹慎篩選思想觀念，注意外來文化的良莠不齊，呼籲國人在道德上不要墮落。
他並寫道：「宗教道德，皆教人向上者也。宗教之功用，欲超度第二第三兩級之人，均至第一級。道德之功用，則援引第三級之人至第二級而已。故人群之進步（Progress），匪特前進，抑且上升。若於宗教道德，悉加蔑棄排斥，惟假自然之說，以第三級為立足點，是引人墮落而下伍禽獸草木也。……統觀新文化運動之所主張，及其輸入材料，似不無蔑棄宗教道德而以第三級之物界為立足點之病。」
西方自16世紀以來，基督教衰落，自18世紀以來更甚。吳宓給中國的建議是：「今日救世之正道，莫如堅持第二級之道德，昌明人本主義。」「宗教之事，聽其自然。」
擇最精者 鎔鑄貫通
文中還有不少建議，要言之，吳宓主張學習西方文明最好的部份：
「Matthew Arnold所作定義曰：『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論之最精美者也。』（Culture is the best of w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按此，則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鎔鑄之，貫通之。吾國古今之學術、德教、文藝、典章，皆當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發揮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學術、德教、文藝、典章，亦當研究之，吸取之，譯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謂材料廣博，時力人才有限，則當分別本末輕重，小大精粗，擇其尤者而先為之。中國之文化，以孔教為中樞，以佛教為輔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臘羅馬之文章哲理與耶教融合孕育而成。」
吳先生不認同以進化論看待歷史、政治、文學、美術，認為「後來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勝前」。最精華的未必都在晚近，衡量本國文化與外來文化，主要看永恆價值，而非一時流行。這基本上也是整個學衡派的立場。學衡派介紹西方文明，強調全面的認識，且取捨精慎，以古希臘與近代文藝復興為中心，以人文主義與古典主義為標準，並引進現代安諾德、白璧德的思想。
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運動輕視西方文明的源頭，急功近利，乃至有病亂投醫，不辨精華糟粕，宣傳馬列主義。吳宓說：「遇不稱許馬克斯、易卜生者，則指為贊成復辟及反對普及教育，此則尤牽強武斷之甚者也。」1920年左右，已出現過度崇拜馬克斯主義的現象，甚者給反對者扣上「復辟」的帽子。
吳宓指出，當時中國人面對西學，「如以輕舟浮大海，渺茫無際，皆所謂一知半解，初入門耳。」因此他建議：「各當日求進益，視其最上者為標準。」「友朋各宜互相切磋。同為求學者，烏可存互相凌越之見，敢自謂百事皆通，永無錯誤也哉？」在文學方面，吳先生建議不要「專讀一派之文，專收一時之作」，反對「必專學西洋晚近之Realism及Naturalism然後可，而不辨其精粗美惡」。
原文很長，茲僅摘選一小部份，介紹解讀，且未依原作次序。總而言之，吳宓反對或擔憂的，不幸在中共的統治下更激烈地發生了。希望更多人關注學衡派，反思中國近100多年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