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菲
一年半前，冰拿起手机，拨通了表哥的电话。
“喂，阿冰， 表哥亲切的声音传来，冰的心瞬间崩溃，泪水夺眶而出。
“表哥，我妈两天前在过马路时被车撞倒了，抢救无效，当天就在医院离世了。” 她哽咽着说道，声音微弱如同无助的风。
表哥失声道：“怎么会这样？再过几天就是她的87岁生日了。上个月我还和她视频聊天，她声音洪亮，气色也好，活到一百岁都不成问题啊！” 话语中透露出他难以置信的震惊。
冰努力控制住情绪，缓缓说道：“表哥，这两天我一直在想，死亡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我在医院见到妈时，她非常安详，就像在酣睡。除了额头有些淤青，身体上没有其他伤痕。医生说根据伤势分析，车祸撞击头部的力度应该使她顷刻失去知觉，一直到去世都处于无痛状态。理性来说，这是几辈子修来的“好死”。你也别太难过了。我们都要节哀顺变。”
表哥沉默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你现在肯定心乱如麻，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但等你稍微冷静下来，一定要起诉肇事司机。被撞了怎么能算“好死”？那个司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只有让他赔偿，才能稍解你心头之恨。”
挂断电话后，冰感到一阵无力，仿佛心中积压的悲痛与愤怒同时涌来。她意识到有必要了解澳洲的交通事故赔偿条例，于是上网查找相关资料。维州交通事故委员会（TAC – Transport Accident Commission）的网站上有很多关于索赔的详细信息。
母亲去世后两个月，九月来临，冰终于办妥了所有文件，飞往广州为母亲处理国内的后事。她的住处自然是表哥家。
表哥与冰并没有血缘关系——冰的伯母是表哥的姨妈。三十多年前，冰的父亲曾帮助表哥和表嫂从韶关调到广州工作。冰的父母移民澳洲后，表哥一家搬进了冰父母的房子，既照看了房屋，也改善了自己的居住条件。表哥一家一直住到冰的父亲去世并卖掉房子为止。表哥知恩图报，每次冰一家回国时，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的起居。
表哥对交通事故索赔的事始终念念不忘。冰刚在他家安顿下来，表哥便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有没有着手起诉和索赔？司机撞死你妈，理应赔偿，至少得索赔上百万才能解恨。”
冰平静地告诉表哥：“我们那儿有个机构叫维州交通事故委员会。车主每年要缴纳一项‘无过错’保险费，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者或家属都可以向这个机构索赔。如果事故导致死亡，他们会支付在澳洲境内的葬礼费用，但金额有上限。如果死者有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还会提供一次性赔偿金。对小于十八岁的未成年的子女，这个机构也支付抚养费。但我妈既没有配偶也没有未成年子女，所以唯一的保险赔偿就是葬礼费用。”
表哥愤愤不平：“这太不公平了！怎么撞死了人却不用赔偿？”
冰解释说：“危险驾驶的司机会根据情况受到罚款或刑事监禁。最严重的情况下，罚款额接近五十万，或判处二十年监禁，甚至两者并罚。”
表哥依然愤难平，“肇事司机实在可恶。最近，我女婿的父亲骑电瓶车时被撞，司机还拒绝调解。我现在正帮亲家写诉状呢。”
“他伤得重吗？现在情况怎么样？” 冰关切地问。
表哥说，“现在好多了。被撞后看了一个多月的中医，去医院的每次都花不少钱。这个官司必须打！”
冰认真看了一遍表哥写的诉状。表哥退休前是建筑公司的工程师，诉状条理清晰，还附上了所有治疗费用的清单和发票。
“表哥，你写得这么专业，是不是学过法律？” 冰好奇地问。
表哥耸耸肩：“现在这种官司很多，法院有诉状模板，照着式样组织材料就行了。”
“除了这种个人诉讼的方式，中国有没有类似维州交通事故委员会的机构，能向交通事故受伤者支付医疗费用？” 冰继续问，“如果肇事司机身无分文，而受害者因受伤失去了工作能力，有没有政府机构能支付受害者的医疗、护理费用和收入损失？”
表哥摇头：“没有这样的机构，一切都由肇事者赔偿。如果肇事者没钱，法院也无法执行，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这种双方都一地鸡毛的情况太常见了。”
回忆起母亲出事后那段天昏地暗的日子，冰心中不禁感慨：如果那时还得顾及打官司，赔偿可能还没到手，她自己的精神就崩溃了。一个公平的社会应有完善的机制来帮助弱势群体和困境中的人们。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和家人已承受生命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哪还有精力投入到繁琐的索赔诉讼中？最令人心痛的是，那些失去经济来源却得不到任何社会帮助或补偿的人，可能连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折断了。
冰在中国期间，表哥骑着电瓶车载她到银行和母亲生前的单位办理各种手续。每次坐在后座，冰总觉得表哥视交通规则为儿戏，坐在后座的她仿佛置身于一部惊险的动作片，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对表哥说道：“你这样开车太冒险了。你不是有汽车吗？开车会安全一点。”
表哥回答：“车是给阿婷买的，现在是阿旺在开。他每天要开车送孙女孙子上学。”
表哥和表嫂只有一个女儿阿婷，三十年来对她百般疼爱。阿旺是阿婷的丈夫，这对小夫妻工作不稳定，买车买房都向父母求助，典型的“啃老族”。表嫂曾是生意场上的女强人，但两年前因突发中风去世，表哥失去了伴侣，变得形单影只，对女儿和女婿更加百依百顺。
回澳洲前，冰与表哥、阿婷一家外出吃饭。阿旺一路开车像个暴发户，不时按喇叭。冰嘴上提醒道：“不要急，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不必争分夺秒。”心里却轻蔑地想：“一个伸手族，居然还有胆量摆出一副成功人士的嘴脸！”
在广州住了三个星期后，冰便返回了澳洲。
元旦时，冰给表哥打电话拜年，但他没接，只回复了“祝新年快乐”几个字。农历新年到来时，冰拨打了几次电话，终于接通了。
“表哥，你好吗？” 冰问。
“一样啦。” 表哥答道，声音中透出万般疲惫。
“阿婷一家好吗？” 冰再问。
表哥沉默了片刻，突然脱口而出：“好个屁！”
冰心头一紧，赶忙问：“出了什么事？”
表哥语气中带着气愤和焦虑：“阿旺开车撞死了人，快要进监狱了。”
冰被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震惊，只能沉重地说：“怎么回事？慢慢说。”
表哥断断续续地讲述事情经过。几个月前，阿旺带着儿子去游乐园，途中撞死了一位匆匆过马路的中年男子。死者是来广州打工的外地人，家中有老人和孩子。调解时，死者家属要求二百万赔偿，而阿旺东拼西凑最多只能拿出五十万。调解失败后，案件交由法院审理。一审判决阿旺和死者各负一半责任，但死者家属不服，上诉后，二审判决阿旺负七成责任，需要赔偿抚慰金及老人和孩子的抚养费。
冰关切地问：“阿婷是不是正在卖车卖房来凑钱赔偿？”
表哥叹了口气：“调解失败后，他们办了假离婚。车和房都在阿婷名下，房子是小产权房，只有六十年居住权，没有买卖权。阿旺拿不出赔偿金，所以要坐两年牢。他本该早已入狱，但因同类案件太多，不知是法院忙不过来还是监狱没空位，他现在还在外等着进去。出狱后，如果找到正规工作，工资也得全部给死者家属。”
“阿婷怎么样？” 冰问，心中隐隐担忧。
表哥绝望地回答：“她能好吗？车祸后受了很大打击，不久就小中风了。她工作的幼儿园趁她住院时直接把她辞退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倒霉事一桩接一桩。”
冰回忆起当初表哥和表嫂极力反对阿婷与阿旺在一起，但阿婷坚持说：“他虽然没什么本事，但他对我真心。”
事实确实如此，结婚多年，两人育有一双儿女，女儿刚上大学，儿子刚上小学。阿旺一直包揽了家务，对阿婷也始终温柔体贴。尽管冰觉得阿旺无能又浮夸，但她也为阿婷找到一个爱她的人而感到高兴。如今看来，或许是父母的宠溺为阿婷建造了一座虚幻的 “海市蜃楼”，让当事人和旁观者都看到了“有情饮水饱”的假象。冰不禁叹道：“表哥和阿婷以后的日子，真难啊！”
农历新年过后不久，冰收到了来自维多利亚州验尸法院关于母亲交通意外死亡的报告。报告裁定事故是由于路面可见度低而引发的意外，司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冰心中默默思忖，母亲在天之灵或许会对这样的裁决表示宽恕。事故发生后，司机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救护车及时赶到，将母亲送入医院急诊室，冰得以在母亲离世前见到她那仿佛沉浸在梦中般安详的面容。
此刻，冰不禁想起了那个被阿旺撞死的中年人——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今后该如何渡过生命中的惊涛骇浪？这场车祸给两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冰突然意识到，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深刻影响命运的走向和人性的权衡。假如社会机制并非完全依赖肇事双方自行处理，而是能够根据死者和伤者及其家属的需求，提供经济和心理援助，两个家庭虽同样会经历巨大的悲痛，但社会保障制度至少能为死者家属带来一些安慰，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同样，若存在类似TAC的保险机制，阿婷和阿旺也许就不必为了逃避责任而假离婚、自保逃避。
阿旺或许会因为这场车祸而领悟到生命的脆弱，从而收敛那份浮夸的个性；阿婷也许会在经历巨变后，逐渐体会到父母为她构筑的那座虚幻“海市蜃楼”的难得与珍贵。然而，命运的悲剧早已将他们的悔悟掩埋在无尽的绝望之中。至于表哥，他或许能因此更深刻地理解换位思考的意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内心的宁静。然而在短暂的通话中，她却感到表哥的人生如一条滑坡的河流，静静滑向深渊，无法自拔。
泪水一滴滴滑落在阿冰的脸颊上。她仿佛听见死者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表哥、阿婷、阿旺绝望的哭喊声。她默默地祈祷：祖国母亲啊，请您早日听到儿女们撕心裂肺的求救声，早日设立一个完善的车祸保险制度，为那些突遭不幸的个人和家庭带去黑暗中的一丝心灵之光。
她小心翼翼地收起母亲的死亡报告，嘴角浮现出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自言自语道：“至少那位意外撞到母亲的人可以释怀了。这个世界若少一分焦虑，便会多一分安宁、良知与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