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鳴：誤人子弟的課文
2026 年 9 月 7 日
3月2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達烏克蘭首都基輔並與總統澤連斯基會談，直接表達對烏合作以及決不動搖的支持。這是俄羅斯去年2月進攻烏克蘭以來岸田首次訪烏。美國與歐盟分別宣布再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總額23.5億美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感激歐洲和美國盟友提供協助。 岸田閃電訪問烏克蘭 據共同社報導，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為確保安全，此行事先沒有對外公布，岸田直接從訪問地印度前往烏克蘭。日本首相秘密訪問外國的做法極其罕見。 除日本外，七國集團（G7）成員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加拿大各國首腦在俄烏衝突爆發後相繼訪問基輔。今年2月美國總統拜登也突訪該國，與澤連斯基舉行了會談。 日相岸田也力爭在自己擔任主席的5月G7廣島峰會前實現訪烏。外務省發布消息稱，岸田訪烏後將於22日前往烏鄰國波蘭並舉行首腦會談，23日早晨回國。 美國再軍援3.5億美元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新一批軍援總額3.5億美元。 這批軍援方案包括更多的「制導多管火箭系統」(GMLRS)地對地火箭，用於烏克蘭已擁有的「高機動多管火箭系統」、也就是「海馬斯」(HIMARS)火箭炮，還有更多的用於榴彈炮的155毫米炮彈以及更多的25毫米炮彈。 布林肯說，這批援助還包括用於布拉德利步兵戰車(Bradley Infantry Fighting Vehicle)的更多彈藥、「高速反輻射導彈”(HARM)、反坦克武器與河川作戰艇。 自俄烏戰事爆發以來，美國累計向烏克蘭提供超過300億美元軍援。 歐盟正努力解決烏軍的戰場彈藥需求 愛沙尼亞國防部長表示，歐盟成員國同意總額20億美元、為烏克蘭供應現有庫存以及採購新彈藥的計劃，未來一年將提供100萬發155毫米炮彈。 此外，挪威周一（20日）宣布，8輛豹2主戰坦克已運抵烏克蘭，並向烏方帶來多部軍車及炮彈等軍備。挪威武裝部隊發言人表示，相信軍備有助烏克蘭反攻俄羅斯，而烏方軍事人員目前正接受培訓，學習如何操作坦克。
從3月7日周二晚上開始，連續3個晚上，歐洲小國喬治亞（Georgia），爆發了數萬人的大規模民眾抗議活動，引起世界關注。這場抗議的特點與眾不同：首先，喬治亞的總統明確表態支持抗議者；其次，速戰速勝，在第二個晚上，抗議者的訴求已基本得到滿足，第三晚的抗議只是為了鞏固「勝利果實」，在法律上板上定釘。 喬治亞的國土面積，略小於愛爾蘭，卻橫跨歐亞兩洲，因文化上深受歐洲影響，所以被認為是歐洲國家。人口只有400多萬。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一周後，去年3月3日，喬治亞申請加入歐盟。然而，歐盟在批准烏克蘭和摩爾多瓦的候選國資格的同時，拒絕了喬治亞的申請。 原因是，在「喬治亞夢想黨」（Georgian Dream）（以下簡稱「夢想黨」）領導下，民主倒退。根據一些民意調查，80%以上的喬國人支持加入歐盟，這一點已經寫入了喬治亞的憲法。其憲法第78條的內容是：「憲法機構應在其許可權範圍內採取一切措施，確保喬治亞全面融入歐盟和北約。」 儘管歐盟在去年6月份拒絕了喬治亞，但還是為喬治亞打開了「一扇窗戶」，授予該國「歐洲視角」（European Perspective）地位，而不是正式的候選國地位。作為一個「歐洲視角」國家，就需要在本國尊重歐盟核心價值觀，比如人類尊嚴、平等、包容和法治等。 民眾抗議起因 3月7日，喬治亞議會在爭吵中通過了一項「俄羅斯式」的法案，即《外國代理人》（Foreign Agent）法案的一讀。為了阻止俄羅斯對喬治亞的專制滲透和影響，數萬民眾走上了首都提比里斯（Tbilisi）的街頭。 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喬國總統祖拉比什維利(Salome Zourabichvili)表示，如果該法律送到她的辦公桌，她打算行駛否決權，但議會可以推翻她的否決。同時，她聲援抗議者說：「你們代表著一個自由的喬治亞，一個在西方才有未來的喬治亞，並且不會讓任何人奪走這個未來。沒有人需要這項法律……所有投票支持該法律的人都違反了憲法。」 雖然夢想黨堅稱，該法案不會威脅喬國加入歐盟的未來，但歐盟卻明確表示，它威脅到了。歐盟駐喬治亞代表團，在法案剛通過一讀的當天，就發表聲明說：「該法律不符合歐盟的價值觀和標準。它違背了喬治亞所宣稱的加入歐盟的目標，而這一目標得到了大多數喬國公民的支持。如果它最終通過，可能會對歐喬雙邊關係產生嚴重影響。」 美國對此表示贊同。美國駐提比里斯大使館說：「今天7日，對喬治亞的民主來說是個黑暗的日子。議會推進這些受克里姆林宮啟發的法律，與喬國人民對歐洲一體化及其民主發展的明確願望不相容。推行這些法律將損害喬治亞與其戰略夥伴的關係，並破壞這麼多喬國組織為幫助同胞所做的重要工作。」 水炮、催淚彈和警棍 因此，從7日到8日的晚上，成千上萬的抗議者，聚集在議會大廈外，揮舞著喬治亞、歐盟和烏克蘭的國旗，唱著喬治亞和烏克蘭國歌，喊著「對俄羅斯法律說不」、「我們是歐洲」等口號，甚至把「榮光歸烏克蘭」（Slava Ukraini）彩燈字，映射到議會大廈建築上，表示對烏克蘭的支持。 抗議者說，烏克蘭一直在喬國人的心中。他們總是帶著烏克蘭國旗參加抗議活動，播放烏克蘭國歌和歌曲，因為這是為自由和民主的並肩戰鬥。更有甚者，連支持抗議的警察，也把喬、烏兩國的國旗圖片，貼在他們的防彈盾牌上。 喬國警察用水炮和催淚彈，試圖驅散人群，但人們在水炮中，揮舞著歐盟旗幟，更多的人走進水炮，築起一道人牆，保護揮舞旗幟的抗議者，也有人舉著白紙口號，面對打水炮的警察。 後來，人們爭相在社交媒體上，轉發這幅人們團結一起，互相支持，共同用身體抵抗水炮的照片，並說它是此次抗議的象徵，它代表了鐵拳和專制，無法戰勝人們嚮往民主與自由的決心。 還有的抗議者被警察毆打，而一些人向警察投擲了汽油彈和石塊。在警方的暴力鎮壓中，一名老人失明，醫生說，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創傷，看來特種部隊使用了人們不知道的子彈類型。還有100多名抗議者被捕。 在周四9日的白天，夢想黨在一份聲明中說，由於強大的壓力，它將「無條件地、沒有任何保留地撤回法案」。 儘管宣布撤回，但抗議者在9日晚上繼續集會，慶祝他們的勝利，同時對夢想黨充滿了不信任。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和政府批評家布楚拉德澤(Paata Burchuladze)在集會上說：「我們離勝利又近了一步，但應該保持警惕，因為我們已經聽到這個政府的許多謊言。」同時，抗議者明確了訴求：第一，要求政府辭職；第二，要求釋放所有被拘留的抗議者。 不久之後，喬國內政部表示，它已經釋放了被警察拘留的所有133人，現場示威者欣喜若狂。 人們對執政黨的懷疑，是因為它長期以來的「肇事逃逸」的政治記錄。夢想黨執政十年的特點是，喜歡採取極不受歡迎的行動，然後在公眾的強烈抗議下反悔。他們還經常在凌晨2-3點，在議會通過不受歡迎的法案。 10日上午，當議員們在立法大廳召開會議時，抗議者聚集在議會外。他們舉著的海報寫著：「不要犯錯，一定要按下紅色的反對按鈕！」議會內，在沒有任何序言或辯論的情況下，直接進行表決，在出席的112名議員中，該法案僅獲得一票支持後被否決。 當投票結果出現在議會大廳的屏幕上時，曾激烈反對該法案的議員們歡呼雀躍，他們將喬治亞和歐盟的旗幟，掛在講台上，而大樓外的公眾則爆發出了興奮和勝利的呼聲。他們高呼：「我們是歐洲！反對俄羅斯法律。」 惡法真相 喬國的《外國代理人》法案，抄襲了2012年俄羅斯的鎮壓性立法，禁止非政府組織（NGO）和獨立媒體在該國運作。 而在喬治亞，由夢想黨支持的這項法案，要求任何從海外獲得超過20%資金的組織，都必須註冊為「外國代理人」，否則將面臨巨額罰款。 喬治亞人權活動家阿普齊奧里（Ana Aptsiauri）解釋說，這個法案的目的，是控制NGO和媒體，並邊緣化它們。「代理人」一詞在喬治亞語中與「間諜」相同。 夢想黨聲稱，擬議的法律旨在確保財務透明。對此，阿普齊奧里說，實際上，NGO會在他們的網頁上公布財務信息，包括捐贈者和贈款目的，並且每年都要經過幾次審計。在年底，NGO會公布詳細報告。喬國透明國際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也說，NGO已經受到10種不同法律的約束，財政部可以充分了解賬戶、資金和其它信息。所以，不需要另一個法律來做同樣的事情。 與美國同名法律千差萬別 親俄人士不僅否認喬國法案是複製俄國的，還把注意力引向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其實這是混淆視聽。 美國的法律只要求個人和組織披露他們代表外國實體所做的工作，所以基本上全部都是被外國實體聘用來遊說美國政府的法務和公共關係公司。那些雖然接受外資，但不聽命於外方的人和機構，是不需要登記註冊的。 而在俄羅斯，任何接受海外資金的人和機構，都可被定性為「外國代理人」，必須在其所有出版物和網站上，都貼上「外國代理人」的標籤，即便他們不受外國實體的指令行事。由此看來，喬國的法案確實比照俄國制定。 俄羅斯威脅 雖然，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在10日聲稱，莫斯科沒有參與喬國事務，但當天，俄羅斯駐克里米亞外交部，發推文說：「在提比里斯爆發的反對『外國代理人』法案的抗議活動，導致要求政府辭職。我們建議喬國人民回顧2014年在烏克蘭的類似情況，以及它最終導致的結果！三思而行！」向喬國發動戰爭的威脅意味極濃。 喬治亞為何支持烏克蘭？ 喬國與烏國同病相憐。2008年開始，普京派軍隊進入喬治亞，支持由親俄分子控制的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和阿布哈茲（Abkhazia），並承認它們為獨立國家。俄國實際控制了喬國約20%的領土。這種做法，與普京在烏東頓巴斯地區的做法如出一轍。 自俄烏戰開始以來，喬國到處都是反普京的塗鴉，計程車掛著烏克蘭國旗也很常見。一支規模龐大的喬治亞戰士，正在為烏國而戰。 9日晚間，烏國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發表講話，支持喬治亞取得「民主成功」。 然而，夢想黨以經濟為由，沒有加入西方對俄羅斯實施全面制裁的行列。喬治亞也一直是西方貨物繞過制裁，進入俄國的重要過境通道。 喬國足球評論員貝羅夫（Otar Berov）說：「外國代理人法只是冰山一角。它點燃了人們對政府荒謬的親俄立場的長期憤怒。」也有抗議者說：「我們知道與俄國政府的鬥爭才剛剛開始。」 但至少目前，喬治亞的氣氛是歡慶的，歐洲各國的讚揚聲此起彼伏。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推特上，發布了一份喬治亞語聲明：「已經看到喬國人民對民主價值，以及新聞和集會自由的執著。轉向歐洲的喬治亞，可以依靠法國的友誼。」 而35年前，被蘇聯統治的喬治亞人，在首都的同一地點，同樣在吶喊：「喬治亞獨立」、「打倒令人厭惡的俄帝國」、「打倒共產主義政權」、「俄佔領者回家」、「給政治犯自由」等等。所以，自由民主是幾代喬國人持續不斷的追求，決不能把它看成是理所當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自3月20日起訪問俄羅斯。澳洲影子外長Simon Birmingham對此表示，俄國總統普京與習近平會晤反映出專制國家對世界構成了真正的威脅。 Birmingham 3月21日接受了天空新聞（Sky News）的專訪。在被問及對習近平與普京間的「談判」有何看法時，他說：「我們要記住這次會面發生的背景——就在國際刑事法院因普京對烏克蘭犯下戰爭罪和暴行而對其發出逮捕令的幾天後。因此，俄羅斯一直在發動非法且不道德的侵略和戰爭是非常真實的事實。」 「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和普京卻在討論中俄兩國之間無限的友誼，這一事實提醒我們，專制國家相交確實構成了威脅。」 Birmingham說。 習近平將此次訪問描述為「和平之旅」，並表示期待與普京「共同制定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新願景」。 Birmingham表示，他希望中國在幕後採取更直接的引導作用，以停止俄國和烏克蘭之間的衝突，並找到為該地區帶來和平的途徑，因為俄烏戰爭不僅僅是對烏克蘭人民造成了殘酷的損失，就其經濟影響而言，此次戰爭正在對全球產生影響。 主持人隨後問道：「習近平沒有訪問烏克蘭的計劃，而是計劃給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打電話，但他要在俄羅斯停留三天，他是否真的會起到結束戰爭的作用？」 Birmingham對此答道：「只有時間能證明。但從這些會議來看，我不認為會有很大希望或期待。但中國其實有能力發揮很大的作用，而且原本應該發揮很大的作用。但這要從對普京施加有效壓力開始。」 習近平是在國際刑事法庭對普京發出逮捕令後首位與普京握手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會晤中稱普京為「親愛的朋友」。
提及新海誠執導的經典電影《你的名字》，許多觀眾都說自己是紅著眼眶走出影院的，看似老梗的身體互換故事竟如此催人淚下；由他執導的另一部動畫電影《言葉之庭》亦大獲好評，幾年以來都被奉為對純情最美的詮釋。而這兩部電影其實都有一個共同點，即與日本古代和歌的連結，其中《你的名字》劇情直接受到了平安時代女歌人小野小町的和歌啟發，可見和歌影響力之深遠。 那麼什麼是和歌呢？這種在日本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文學體裁框架下誕生了哪些流芳千古的佳句？對現代日本的影視又帶來哪些影響？本文將帶你走近千年和歌之美。 什麼是和歌 和歌源於日本奈良時代（公元710年——794年），由中國古代的樂府詩發展而成。我們都知道漢詩講究押韻、守格律、對仗工整，例如寫七言絕句時就要嚴格遵照七絕的格律，若寫成五言或者不講究平仄，那就不屬於七言絕句了。同理，和歌寫作也要講究格式，但與漢詩不同的是，和歌是5音和7音相交錯的。 和歌分為長歌和短歌等多種形式。一首長歌有若干「聯」，奇數聯較常見，每聯兩句，分別是5音和7音。一首短歌有五句，每句音節數分別為5、7、5、7、7，共31音。其中前三句稱為「上句」，後兩句為「下句」。 （圖：Adobe Stock） 古代和歌與現代影視 說到唐詩中的佳句，像李白、王維、杜甫、王勃、白居易等詩人的一些詩句可謂婦孺皆知，譬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等，至今讀來仍是讓人嘆為觀止。 那麼和歌有哪些名人名句？這就不得不提到《萬葉集》和《小倉百人一首》這兩部歌集，其在日本的地位不亞於《詩經》在中國的地位；同時亦不得不提及一位被日本人視為「世界三大美女」之一的女歌人——小野小町，她在日本的文學地位可以說相當於中國的李清照。 小野小町生於公元9世紀，是日本王朝女性文學之先驅。從她的作品中能深切感受到她外柔內剛的性格與熾熱如火的內心，其作品題材以暗戀和詠夢為主，筆風哀婉，但憂傷里又不乏直率。 （圖：Adobe Stock） 她最著名的一首和歌「憂思逢苦雨，人世嘆徒然。 春色無暇賞，奈何花已殘。」是被選入《小倉百人一首》的經典之作。電影《花牌情緣》引用了這首和歌，並帶來了另一種啟發：一個人的時光易逝，所以更應當把握當下，實現理想，不留遺憾，雖然人會離開，但帶領同伴一起變強的精神是可以流傳下去的。 《你的名字》的靈感來源則是小野小町另一首和歌：「念久終深睡，所思入夢頻。早知原是夢，不做醒來人。」電影中男女主幾乎每次睡覺都會靈魂互換，醒來後卻什麼都不記得了，感覺就像做了奇妙的夢。類似這種亦夢亦實、亦真亦幻的朦朧意境，早在一千多年前便有如此美妙的詩句記敘。 電影《言葉之庭》是怎樣與古代和歌結合的呢？先來看看《言葉之庭》海報上的副標：在「愛」來臨之前，是「孤悲」的物語。這句話一語雙關，除了表面意思，也暗指文字演變史。日本早期沒有「戀」這個字，那時的日本人將「戀」寫作「孤悲」，可以看出在日本古人的概念里「愛」與「悲」之間是畫等號的。而當我們再去細讀和歌時，不難發現和歌里有許多都在表達思念。有思念的地方就有孤悲。 貫串《言葉之庭》的和歌出自《萬葉集》，讀來頗令人感動：「隱約雷鳴，陰霾天空，但盼風雨來，能留你在此。隱約雷鳴，陰霾天空，即使天無雨，我亦留此地。」簡單樸素卻很美，將不為外界所動的愛描繪得刻骨銘心，魂牽夢繞。此外，《言葉之庭》的片尾曲《Rain》更是動人心魄，筆者初聽此曲時剛聽開頭便覺得莫名感動，歌詞也很有和歌的味道。 還有哪些現代影視作品含有古代和歌呢？或許有觀眾還記得，日劇《朝五晚九》中出現過一首，是山下智久飾演的男主思念石原聰美飾演的女主時所吟。筆者將其翻譯為：「久待君來訪，燈青萬物凝。忽聞簾戶動，扼腕恨秋風。」這是一千年前日本才女額田王的一首短歌，用白話解釋，即：故事也許發生在某個漫漫長夜，一位女子在屋內焦急等待戀人，不知等了多久，忽然屋簾翻動，以為戀人歸來，細看卻只是秋風吹動，頓時失望不已。這首和歌很形象地描寫了對心上人期待落空的那一瞬，間接襯托出思念之深、盼見之切。 額田王的這首短歌與杜甫「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相似，兩者均表現出人心在情至深處時對某些特定事物的敏感。秋風無意惹塵埃，而是人盼得太切，引發了這場美麗又悲哀的誤會；花鳥本該令人歡，可在詩人悲痛於國破家散之際，顯得格外刺眼刺耳，反而進一步加重詩人的哀情。 （圖：Adobe Stock） 其他和歌賞析 若想走近或深入了解和歌，必讀《萬葉集》，其次是《小倉百人一首》。《萬葉集》是現存最早的日語詩歌總集，收錄了公元4世紀至8世紀4500多首長歌、短歌。《小倉百人一首》是日本鎌倉時代歌人藤原定家私撰的和歌集，挑選直至《新古今和歌集》時期的100位歌人各一首作品彙編而成。 下面筆者為諸君挑選幾首分享並簡單賞析： 「山櫻幽處見，彼此倍相親。世上無知己，唯花解我心。」 —— 前大僧正行尊 擬人手法，充滿禪意。俗世熙熙攘攘，城府皆深，因此清高孤單的人看見山中櫻花反而覺得更親切。實際上花兒真會成為作者的知音嗎？顯然不會，他的一廂情願只是寓情於景，反襯出山間人跡罕至，遠離塵囂；自己孤高脫俗，寧靜致遠。 （圖：Adobe Stock） 「今朝春日裡，本擬共芳尊。無奈櫻花落，紛紛亂我心。」 —— 紀友則 落櫻本無過，只是人心亂。國學大師王國維說過「一切景語皆情語」，有什麼樣的心境，看到的就是什麼樣的風景。 「相逢江海上，難辨舊君容。夜半雲中月，匆匆無影蹤。」 —— 紫式部 出自於有日版《紅樓夢》之稱的長篇寫實小說《源氏物語》。好不容易與故交重逢，心中有千言萬語想要訴說，然而相聚的時間太短，此番別離後不知下次在何處相逢。以月亮匆匆隱入雲中比喻世事之無常。很典型的藉景抒情、寓情於景。 「遠去與相送，離情此地同。親朋萍水客，逢坂關前逢。」 —— 蟬丸 逢坂關是日本地名，也是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關所，平安時代中期（公元810年）後取代愛發關成為三關之一，可想而知歷年有多少遊子浪客在此經過、出發、告別。這首和歌與蘇軾「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一句異曲同工。世間多少聚散離合，關、塔等建築物都「看」得一清二楚，或許唯有無情的建築才能不為離別而泣吧。同樣的景物見證過不同人的悲歡，以客觀視角取代主觀，更襯出人對於滄桑變換的無奈。 中日詩歌相近之處 中國古籍《淮南子·繆稱訓》有句話：「春女思，秋士悲」，意思是一到春季，女孩子就容易感嘆紅顏易老；一到秋季，男子看到滿目蕭瑟便嗟懷才不遇，或恨英雄遲暮。日文與中文古詩在觸景生情、寓情於景方面異曲同工，而且日本詩人觀察事物也相當細膩，比如夢醒後回到現實時的失落，以密雲遮月形容人與人之間相聚甚短且無常，總能在某一時節或時刻捕捉到真實的心理活動，所以才能為後人留下不朽的作品。 如果大膽去想，那些不同的景物、顏色與季節，都似有神明精細安排一般，恰為人而生、而舞、而變、而逝。春夏秋冬，四季輪迴，又怎不像早已寫好的劇本，提供給心思縝密的詩人們，在人間上演一場場喜怒哀樂的戲？ （圖：Adobe Stock） 結語 向歷代歌人致敬，21世紀的創作依然需要你們。亦或許，再過幾個世紀，也依然如此。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計劃在今年年底前正式訪問美國，參加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為其舉行的國宴，或將成為本世紀第三次美總統為澳總理舉辦盛大國宴。 知情人士告訴《澳大利亞人報》，繼上周拜登和英國首相Rishi Sunak在聖地亞哥宣布AUKUS核潛艇協議後，阿爾巴尼斯也將對美進行全面國事訪問，作為核潛艇協議後在國際舞台上強調澳美關係密切的行動。 美國總統為澳洲總理舉行完整國宴罕見且意義非凡，今次國宴可能是四年來首次，也是本世紀第三次。 澳前總理莫里森曾在2019年受邀參加川普在白宮玫瑰園舉辦的晚宴，宴席上的名人包括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澳洲職業高爾夫球運動員及企業家格雷格·諾曼（Greg Norman）和澳洲億萬富翁安德魯·弗雷斯特（Andrew Forrest）等。 在此之前，澳洲第25任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2006年5月曾參加布希在白宮舉辦的一場國宴，布希後來在霍華德總理任期結束後向其頒發總統自由勳章。 阿爾巴尼斯今年的國事訪問和晚宴出席最可能被安排在11月，有分析指預計將在舊金山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開始或結束時訪美，也可能會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前訪美。 阿爾巴尼斯在其任職第一年已訪問13個國家，包括兩次前往日本、印度尼西亞和斐濟，也訪問了西班牙、法國、英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烏克蘭、柬埔寨、泰國和巴布亞紐幾內亞。
德國媒體近期曝光了中國公派留學生與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簽訂的協議內容，協議要求公派留學生「不得從事有損祖國利益與安全的活動」，同時需要向大使館彙報情況。瑞典等國媒體亦有發現此類協議的存在。媒體報道引發了歐洲政界和部分高校的關注，已有大學表態將停止與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的合作，批評人士指出此類協議的存在損害了大學自治以及言論、學術自由。 德國之聲和德國媒體CORRECTIV聯合進行的調查報道指，在德留學的中國公派留學生受到中國當局的嚴密監控，獲得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獎學金的學生需要簽署協議，並有義務向中國大使館彙報情況，違反協議者將受到處罰。該報道指，德國已有多所高校與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建立了合作關係，一名簽署協議的中國留學生表示，他不敢在德國參加示威活動，其他中國留學生也表示了對中國當局監控的恐懼。 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是直屬中國教育部管理的單位，負責中國公民出國留學和外國公民來華留學的組織、資助、管理。目前大多數中國公派留學生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提供獎學金，獎學金涵蓋海外高校錄取的中國學生的學習和生活費用。與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有合作關係的海外院校錄取中國公費留學生，全部費用由中方承擔，不佔用外方學校自身的科研經費，因此這種合作方式受到海外院校的歡迎，部分院校更提供專門名額錄取中國公派留學生。近年來，中國公派留學生名額更多向理工科傾斜，更有歐洲院校發現部分中國學生具有軍隊院校背景，這增加了歐洲國家對中國學生的疑慮。 留學生的擔保協議 除德國外，瑞典等國也發現中國留學生與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簽訂的協議，一些大學因此終止了與中國的合作協議。公派留學生與中國當局簽訂的協議內容主要包括，學業完成後必須回國服務兩年，獎學金獲得者必須要有兩名中國公民作為擔保人，擔保人應長期在中國境內居住，單次出國不得超過三個月，配偶不得作為擔保人。如果獎學金獲得者違反協議內容，擔保人將承擔連帶責任。 協議還規定簽署人在留學期間「不從事有損祖國利益和安全的活動」，「留學期間應服從駐外使（領）館的指導和管理」，定期彙報學習和研究進展。簽署人在畢業返回中國服務兩年期滿，這份協議才算履行完畢。 協議要求獎學金獲得者不得無故中斷學業，否則居住在國內的擔保人將承擔賠償責任。今年年初，瑞典隆德大學一名中國留學生因學術表現不佳，校方建議停止學業，而該留學生因與中國當局簽署協議，擔憂中斷學業會讓家人惹上麻煩，協議內容因此曝光。瑞典隆德大學、烏普薩拉大學等知名高校在瑞典媒體報道後聲明未來將結束與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的合作。 居住在德國的政治學者張俊華上世紀80年代到德國留學，張俊華表示鄧小平執政時代中國留學生回國比例較低，相對現任領導人習近平而言，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心胸較為開闊。 「鄧小平心胸就比較開闊一些，他早就說過，哪怕你1%的人回來，就對中國多少是有好處的。但是習近平的想法就不一樣。習近平想法就是說必須保證出去一個回來一個，是我出錢的，出現了這種寫保證書的現象。 這個保證書不僅要自己擔保，同時還要家裡的人一起擔保等等，更是中國的黑社會傳統、共產黨的地下黨特點，可以說直接有關聯的。」 荷蘭的中國留學生Emma表示，留學生與中國當局簽訂獎學金相關的協議並非新鮮事。Emma表示，她擔心簽訂協議後自身會受到一些限制，而沒有選擇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的獎學金。Emma說，一旦協議簽訂就意味著必須聽從中國當局的指揮，國外院校也有中國公費留學生竊取技術的擔憂，特別是在跨學科研究，留學生有可能接觸到更多領域的信息，泄密的風險更大。 Emma：「比如說我作為一個自己留學出來的學生，當時我可能也有公費留學的選項，當時大家討論的時候就說這個叫做賣身契，意味著對面付了你所有的錢，但是你之後做的所有事情，你也得對對方負責。這個就被認為是賣身契，不然對面可以隨時給你切斷，甚至有些情況下你是要賠款的。」 「告密文化」帶到海外 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當局加強了在高校的意識形態管控，一些教師因為在課堂內或社交網站上表達個人觀點遭到舉報而被調離教學崗位乃至革職。胡溫時代因觀點不同動輒舉報的行為曾長期被人不齒，近年來高校學生信息員制度再度「發揚光大」。 自去年中共二十大以來，中國國內出現多起罕見的抗議活動。從推特用戶彭載舟在北京海淀四通橋打出反習橫幅引發強烈震撼，到中國各大城市反對「清零」政策的抗議，均有海外中國留學生的響應。儘管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處於擁有言論自由的社會，留學生指「小粉紅」舉報的風險無處不在，很多人仍然擔憂身份泄露導致在國內家人成為當局的報復對象。 留學生Emma表示，「小粉紅」留學生將中國的「告密文化」帶到海外引發的寒蟬效應已經相當明顯，中國公費留學生也有可能被鼓勵舉報他人，導致留學生群體內人際關係缺乏信任，參加抗議活動者擔心被「釣魚」。在課堂上，特別是人文社科領域的學生在課堂發言或表達觀點時擔心更多。 「我自己在傳媒課上面，討論到中國的審核制度問題，我只是很客觀公正的講一講，立刻就有中國留學生出來以非常激烈的態度駁斥我，態度激烈到非常接近情緒發泄，然後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道德指責，而不是常規學術討論了。然後我因此就感到很不安全，即使他不一定是背後會舉報我的人，我立刻跟老師講，這個情況讓我感到不安全，以至於老師在下節課上講，你們每一個學生在課堂裡面發言，就必須只留在課堂裡面。誰再敢對外傳播，尤其敢對於大使館傳播的話，我們學校會採取措施，一直要到這種程度。」 張俊華在德國和法國高校有多年任教的經歷，他對美國之音分享了與中國留學生交流的個人經歷。張俊華說，大多普通的留學生可以輕鬆交談，往往交流的話題也不受限制，而獎學金對個人自由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牽制，更有中國公費留學生在威脅向學校舉報其言論。 張俊華表示：「有一次講課的時候呢，有三個中國女學生。 那個時候就我講世界政治，其實也多少也講到了中國政治，其中講到中國的特供製。 三位女學生當中的其中一位就站起來，跟我說張教授，我是共產黨員，你說的東西我們認為是錯誤的，你有沒有證據來證明你的東西。我說可以，我可以提供給你，第二天呢，我是提供給他們了。後來其他兩個學生也跟我說我們是共產黨員，三個都是共產黨員。 後來我才了解到，就是這三個都是從使館得到的獎學金。」 張俊華補充說：「既然是使館教育處主管他們，那麼使館教育處肯定也對他們有一定政治上的要求，那麼在他們政治上的要求，就在我的課堂上體現出來了，這個對所謂「反華」言行就要做抵制，這就是他們做的一種表現，而其中一個更糟糕，最後還跑到學校去告我的狀。當然在西方大學這種告狀不像中國的大學。」 技術泄密的擔憂 自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對於中國學生的簽證審核開始收緊，對於STEM專業（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學生行政審查更加嚴格，來自中國國防軍事院校的學生赴美留學簽證被大量拒簽。與此同時，歐洲對中國學生簽證政策較為寬鬆，不少知名高校仍向中國學生敞開大門。 德國之聲和媒體CORRECTIV在去年的調查報道還顯示，自2000年年初到2022年2月，歐洲高校和與中國軍方關係密切的學者之間展開近3000個合作項目，這項調查的焦點指向中國軍方的最高學府——國防科技大學，其中大約2200份發表論文有中國國防科技大學的參與。 報道指出，2020年以來中國學者申請德國簽證需要經過背景調查，不過這一背景調查流於形式，很多中國學者的研究領域具有軍民兩用性質，處於「灰色地帶」。 居住在德國的學者張俊華表示，中共目前仍然沒有擺脫「地下黨」的性質，官方可以將具有軍事院校背景的學者可能包裝成普通院校的學者送往國外。 「中國打的情報戰和間諜戰一直是用群眾戰爭的方式來進行的。那麼什麼叫群眾戰爭？就是把每一個中國公民都看成可能為我們這個情報工作的對象，不管你是哪個領域的。」 中國的國家情報法在2017年開始實施，該法律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報工作秘密。
普京突訪遭俄國吞併八年多的克里米亞之後，3月19日更以侵略軍總司令的姿態進入烏克蘭城市馬里烏波爾。不過是在夜晚，從克里米亞乘作直升機趁著夜黑，偷偷飛抵這座幾個月前被俄軍夷為平地，被視為「死亡和毀滅」代名詞的城市。波蘭駐法大使周日對法國媒體LCI表示，「普京在烏克蘭!他必須交出這片領土!」 大赦國際秘書長阿涅斯·卡拉馬德博士表示： 「弗拉基米爾-普京現在正式成為通緝犯，國際社會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直到他被逮捕並被繩之以法」。世界報分析，有了這個逮捕令，普京未來到世界某些地方旅行的絕對難度將加大。有的分析人士指出，南非主辦的金磚國峰會或許是一個觀察點。 普京在被國際刑事法院通緝捉拿次日，在老朋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莫斯科前夕突訪佔領區，是為了蔑視國際刑事法院逮捕令？還是一如網友所指要給習近平增加一份壓力：俄羅斯不相信眼淚，老朋友，你不害怕的話，來吧，我們握手! 普京19日發表長文，歡迎「我們關係最親密的老朋友」習近平來訪，普京引用孔子的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普京抨擊「由西方挑起並極力推波助瀾的烏克蘭危機」，稱讚俄中兩國「在國際事務中密切合作，同舟共濟」。 法國世界報援引烏克蘭總檢察長安德里-科斯廷的話說，「現在，世界領導人在與他握手或與普京在談判桌上坐下來之前都會三思而行」。這雙下令俄軍侵略烏克蘭，不分軍民狂轟濫炸，流放一萬多名烏克蘭兒童的雙手，沾滿了鮮血。 習近平當然不害怕與普京握手。習近平第三次連任國家主席之後的首次外訪，就選中了莫斯科。幾個小時後，兩人的雙手會緊緊握在一起。普京遭國際刑事法院通緝前，中方已向國際社會放出空氣，二十大得到晉陞的前外長王毅，數日前在克里姆林宮拜會普京時說：「中俄關係穩如泰山」，國際刑事法院通緝普京後，新華社這兩天接連發表評論，連續重複「中俄關係成熟堅韌、穩如泰山」，「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擾和挑撥」。 美國等國一直懷疑中方準備向俄羅斯提供武器，一些媒體甚至報道中國的無人機等軍事裝備已經出現在烏克蘭的俄軍手中。新華社大約想為習近平擺脫任何懷疑他幫助普京助戰的嫌疑，稱習近平此行是為了推動中俄關係持續發展。稱烏克蘭危機不是中國造成，「解決烏克蘭危機的鑰匙不在中國手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記者追問下，稱習近平訪俄是為了「和平」而去，中方對俄烏戰爭本著「勸和促談」的一貫原則。 俄羅斯發動的烏克蘭侵略戰爭已經過了整整一年，俄軍佔領的烏東地區還在血戰，以「中立」自居的北京，至今未譴責這一侵略戰爭，至今拒絕參與國際社會任何形式的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制裁。而且大量購買俄羅斯原油和天然氣，支撐俄羅斯搖搖欲墜的經濟。侵烏戰爭發動前，普京專程訪問北京，與習近平發表聯合聲明，強調中俄合作無上限，普京走後不多幾天，俄軍進入烏克蘭。外界一直有個疑問：習近平被普京蒙在鼓裡，還是與普京暗通聲氣？ 有分析指出，中立的角色中方就不要扮演了，不要再把「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掛在口上了。中國明顯地偏向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進入關鍵階段，俄羅斯在戰場連遭重挫背景下，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後首次出訪選擇去俄羅斯，表明習近平「初心不改」，對這位「老朋友」難捨難離。 普京的軍隊還在烏克蘭繼續蹂躪，普京已被國際刑事法院通緝，無疑，對這位「國際棄兒」，習近平的來訪如同雪中送炭。國際上有一種期望：習近平能本著和平的精神，說服莫斯科退出佔領區。習近平願意這樣做嗎？ 根據法新社報道，莫斯科早已迫不及待公布了習近平到訪的議程，最重要的是要開創「俄中新時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俄中新時代？這個以血屠車臣而耀武揚威的普京，他的理想就是恢復「大俄羅斯榮光」，以幫助俄裔的名義，發動對喬治亞戰爭，吞併烏克蘭克里米亞，鼓動摩托維亞和烏東騷亂，最後，終於擔心在有生之年不能實現「大俄羅斯榮光」，侵略烏克蘭全境，只是這次的侵略並不順利，俄軍把馬里烏波爾炸得稀巴爛，在布查等地公然屠殺大批平民，然而，烏克蘭人不肯屈服，不肯屈服的烏克蘭人獲得國際社會尊重，發誓要收復全部國土。 十分孤立的普京，拉上了習近平，要搞一個「俄中新時代」! 中國領導人或許應該聽一下烏克蘭總檢察長安德里-科斯廷周六發出的警告：世界領導人在與他握手之前應三思而行!
從3月10日加州矽谷銀行（The Silicon Valley Bank，簡稱SVB）倒閉開始，每天都有銀行倒閉的消息傳來，截至3月15日，共有六家倒閉。矽谷銀行是一家擁有 30 年歷史的公司，持有許多初創公司和（氣候）科技公司的存款，其高層與經營團隊都高度配合當前美國的Woke運動。也因此，許多報導的標題與文內都出現「Got woke, go broke」（參與覺醒，走向崩潰），SVB得名「Woke Bank」。 不少分析將SVB開啟的銀行連鎖倒閉與2008年的雷曼時刻相比，那是因為不了解實質。2008年，美國銀行是「兩房貸款」出了問題，病灶是金融產品。這次是Woke式經營出了問題，病灶源於經營方向：用ESG（環境、社會、治理）這套非財務標準做為企業經營戰略。 有個行當叫做「企業診斷」（管理諮詢）起源於美國，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對企業管理狀況、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進行全面分析，我現在用這套方式的幾個主要指標——企業經營理念、方向、管理目標、管理層專業素質等診斷SVB。 銀行接連倒閉的共同原因：美聯儲加息 首先說數家銀行倒閉的共同原因。不少報導說，SVB的麻煩拖累了整個行業，在倒閉之前的一天即3月9日，投資者紛紛拋售大小銀行的股票，僅美國四大銀行的市值就縮水了520億美元。這些倒閉的六家銀行與其他正陷入擠兌潮的幾家銀行，都在民主黨州，四家在加州，一家在紐約，還有一家在亞歷桑那。左派媒體基本只強調倒閉緣於美聯儲加息帶來的壓力。 在美聯儲去年為遏制通脹而開始加息後，科技產業遭受重創。因此，初創企業提取存在矽谷銀行的錢的速度超出了該行預期。而新投資停滯意味著，新資金沒有流入該行。從矽谷銀行經營不良的消息在市場上流傳之後，風險資本投資者建議初創企業將資金撤出該行，以防超出25萬美元（FDIC提供保險的上限）的那部分存款蒙受損失。2022年底，該行超出該上限的存款超過1510億美元。 美聯儲加息帶給銀行的共同壓力，對於主要經營初創科技企業業務的銀行壓力特別大，這是矽谷銀行與類似業務的銀行面臨的共同問題。3月15日，美聯儲宣布緊急貸款計畫將為美國銀行提供2萬億美元流動性。 這事讓我想起中國寓言「夾板治駝背」。美國國債32萬億，拜登政府花錢如流水，為駝峰增加不少贅肉。 駝峰壓迫之下，走路都很困難，於是加息，銀行資金抽走——等於上夾板將駝背踩直； 流動性枯竭，導致本來就因Woke政治化經營的矽谷銀行等破產——於是又開始吃藥，為駝峰養肉。 矽谷銀行的病理解剖 目前，各家銀行當中最受矚目的是SVB，這不僅它是今年倒閉的第一家，而是因為它一 直以服務於左派議題，以金融行業的Woke先鋒標榜於世。 1、該行將大量存款用於購買美國國債和政府支持的其他債券，嚴重偏離了股東收益這一企業目標。 據路透社在SVB倒閉的當天透露的消息，為了為贖回提供資金，矽谷銀行在3月8日出售了 210 億美元的債券組合，其中大部分是美國國債。 該投資組合的平均收益率為 1.79%，遠低於目前約 3.9% 的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 這迫使 SVB 承認 18 億美元的虧損，需要通過融資來彌補。報導指出，矽谷銀行主要服務於一個由初創企業及其投資者組成的孤立生態系統。該行的存款隨著科技產業的繁榮而膨脹，2021年增長86%，達到1890億美元，一個季度後達到1980億美元的巔峰。該行將大量存款用於購買美國國債和政府支持的其他債券。 2022年上半年，美國政府瘋狂發債，美國的「國家帳本」就開始爆表，2021年2月25日一筆620億美元7年期美債標售滯銷，最後只能由美國有購買義務的一級機構和美聯儲兜底，買入了大部分份額，才防止此次拍賣的流產。此後作為「全球資產定價之錨」的美債收益率的快速飆升引發了市場對於「資產泡沫」的討論。當年9月1日，前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 聯合創辦人、「債券之王」格羅斯（Bill Gross）在接受彭博社的採訪時毫不諱言：美國國債是「垃圾」，現在購買美國政府債券是幾乎肯定賠錢的押注。 這種情況下，SVB為何要購買大量註定虧損的低息政府債券，做這賠本買賣？只能說該行將取悅於政府置於股東利益之上。在21世紀之前，美國金融業之所以能長期保持世界同行翹楚地位，就是經營目標明確，為股東收益服務，不為政府政治目標服務。這一點從2008年之後開始被侵蝕。 2、熱衷服務於現任政府的政治目標。 第一，SVB主打「氣候科技」這一概念，貸款主要流向「氣候科技」企業。即使在中國尋找合作夥伴也貫徹這一方針。2012年浦發矽谷銀行正式開業，總部落地於上海楊浦區。浦發與矽谷銀行雙方各持有50%的股權。由矽谷銀行與浦發矽谷銀行聯合發布《氣候科技的未來》旗艦報告，聚焦中美市場氣候科技領域，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已成為LP投資時優先考慮的指標。 西方熱衷的氣候議題，其實已經遇到相當大的難題。以「綠能先鋒」德國為例，去年年初還決定要在2023年關閉最後一座核電站，俄烏戰爭發生後，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不得不中止，為解決能源問題不得不將原來被列入污染性能源的煤炭、木柴、核能全部開始洗綠（Greenwashing），重新納入清潔能源。歐盟原來的碳排放額度分配計畫不得不放棄，只好讓聯合國在2022年氣候峰會上重新弄了個「氣候補償計畫」，要求能源大國與能源消耗大國交補償費（能否收上來則另說）。 第二，熱衷於推動「種族批判理論」（CRT）認定的正義事業。據克萊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資料庫記錄顯示，矽谷銀行已向Black Lives Matter及相關團體捐贈了大約 7345萬 美元。 3、公司用人原則：政治正確優先 1）SVB的董事會成員組成原則：親不親，路線分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3月15日發表一篇文章，記者逐一調查 了SVB董事會12位成員的背景。這家銀行一直吹噓其董事會成員構成的高度政治正確：包括「1名黑人」、「1 名 LGBTQ+」成員和「2 名退伍軍人」，以及董事會中有 45% 是女性（7男2女）。 記者查詢研究資料後發現幾個特點：一是高度缺乏相關專業知識，只有63歲的湯姆·金（Tom King）是SVB董事會中唯一擁有投資銀行經驗的成員；二是該銀行和董事會的大部分成員都將他們的民主黨資歷作為其戰略與資歷，他們向三位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柯林頓和拜登以及包括佩洛西在內的地方民主黨國會代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 (D-NY) 和參議員馬克華納 (D-Va.) 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長期以來一直擔任強大的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成員，在SVB 的董事會成員當中，包括一位前奧巴馬政府官員，還有一位在涉及波洛西丈夫各種醜聞中多次出現的人物——加倫·斯塔格林 (Garen Staglin) ，他在加州的納帕谷擁有一個葡萄園，與南茜·佩洛西 (Nancy Pelosi) 擁有的葡萄園相鄰。 一位元消息人士告訴紐約郵報，「每個人都知道這是覺醒派（Woke） CEO 的首選銀行，他們知道董事會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SVB 貸款給所有人的公司都有一個醒目的議程。」如今，這些董事會正面臨一系列調查，以了解他們在其崩潰中的集體作用。 2）矽谷銀行管理層的政治偏好：Woke SVB在2020 年 8 月的一份報告中強調該銀行在ESG（環境、社會、治理）方面的成就：該銀行約三分之二的員工符合「多元化」標準。 那一年的另一份報告吹捧了 SVB 在支持少數族裔方面的成就。在該報告的介紹中，首席執行官葛列格·貝克爾（Greg Becker）表示，SVB 吹捧的員工匹配計畫側重於「大流行應對、社會正義、可持續性，以及支持女性、黑人和拉丁裔新興人才以及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體」。 矽谷銀行的一位風險管理負責人Jay Ersapah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帶頭開展多個「覺醒」的 LGBTQ+ 項目，包括在公司一躍走向倒閉之際為公開故事提供「安全空間」。例如公司首個為期一個月的驕傲活動和一個強調 LGBTQ+ 青年心理健康意識的新博客。 美國社會對Woke Bank的反思 由於SVB是Woke化經營的一面旗幟，它的破產，各方都有尖銳中肯的評說。 3月12日，家得寶 （Home Depot） 聯合創始人伯尼·馬庫斯 (Bernie Marcus)在Fox的採訪中表示，矽谷銀行的倒閉應該為美國人敲響警鐘，因為他們將資金委託給他稱之為考慮氣候變化等因素的Woke金融機構： 「我認為，體制和政府已經促使這些銀行中的許多更加關注全球變暖。這些銀行經營不善，因為每個人都專註於多樣性和Woke問題，而不是專註於他們應該做的一件事，那就是股東回報。」 肯塔基州共和黨眾議員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認為SVB擅長迎合政府的Woke議題： 「在尋求 ESG 類政策和投資方面，矽谷銀行是最清醒的銀行之一。」 消費者研究（Consumers Research）執行董事威爾·希爾德（Will Hild）表示，「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相同的模式：最關心 ESG 評分和政治覺醒的公司在為客戶提供服務方面做得最糟糕，……其他美國其他企業現在應該從 SVB 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以免它們成為下一家因管理不善而登上頭條的公司。」 如今，美國Woke運動藉政府之力，在企業管理中推行ESG（環境、社會和治理，簡稱ESG），要求資產管理者和投資者在財務決策中使用非財務標準。但是，銀行是企業，用人應該唯才優先與職業道德優先，不是考慮其身份。如果說，其他從來沒有過社會主義經歷的國家不知這種身份政治與政治挂帥必將導致企業失敗，中國卻有切膚之痛，這種企業經營政治挂帥在中國毛時代出現過，比如「文革」時期，毛的用人原則是「親不親，路線分」，革命重於生產、外行指導內行是基本特點，最後將整個國家折騰至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曾在1987年至1995年擔任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首任北京分社社長的齊邁可(Mike Chinoy)日前出版新書《報導中國：在人民共和國的美國記者口述歷史》 (Assignment China: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該書通過對100多位曾報道過中國的美國新聞記者的採訪，講述自1945年中國國共內戰直到當下這70多年來美國媒體對中國報道的變遷。 齊邁可在擔任CNN北京分社社長期間全程報道了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6月4日凌晨北京當局對示威學生和民眾的血腥鎮壓，並因此獲得了CableACE、杜邦和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s)。他目前是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齊邁可在《報導中國》一書中說，幾乎所有曾經報道中國的外國記者都面臨著這樣一個共同的挑戰—在一個龐大而複雜、歷史悠久且對外界不信任的國家裡尋找真相。他寫道，「這個國家長期以來不信任外來者，有著一個秘密且專制的政治制度，對新聞記者深度懷疑，而且毫無顧忌地故意撒謊或扭曲現實以適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需要。」 齊邁可也表示，如何應對中國一直是美國一個重要且爭議不斷的問題，美中關係從二戰中的盟友到冷戰時的敵人，從聯手應對蘇聯到擁抱市場的「可愛共產主義者」，再到崛起的經濟超級大國和戰略競爭對手。在這些起起伏伏當中，美國的新聞記者深刻影響了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以及歷屆美國政府的政策。此外，由於美國新聞機構的全球影響力，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也塑造了整個世界對中國的看法。 美國之音就這本書專訪了齊邁可。他表示，他希望通過這本書讓觀眾和讀者了解美國的新聞記者是如何在面臨巨大困難和艱巨挑戰下發掘中國的新聞線索，並最終將其呈現出來。他說，講述出這些幕後的故事不僅有助於人們對中國的理解，而且有助於他們在看到有關中國的新聞報道時思考評估其所讀到的和所看到的內容。 齊邁可說，隨著近年來美中關係的惡化，美國記者對中國的報道越來越困難，特別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當局驅逐了一批美國主流大報的記者，並通過官媒不斷抹黑外國記者，將他們形容為間諜、敵人或反華分子。 由於習近平主政的十年里中國政治環境的惡化，很多美國新聞機構不得不將記者撤離，他們只能從台北、首爾甚至是紐約報道中國。這與1949年中共贏得內戰奪取在大陸政權後的情形何其相似，當時很多美國記者撤離中國大陸，只能從外部觀察中國。齊邁可認為，這種狀況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記者無法與民眾交談，對中國的報道將更多地聚焦在高層政治和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造成對中國的報道中人性色彩的缺失。但他否認美國記者是帶著反華議程來到中國的，他們並非帶有意識形態上對中國的偏見，有的僅僅是作為記者的天性對事物抱有懷疑的態度，不屈服權威，這與共產黨的新聞觀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他說，新聞記者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給黑暗之處帶去光明，追究強權的責任，公開強大利益集團不希望被公開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政府不喜歡新聞媒體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維護新聞自由是一場持久的鬥爭。 齊邁可也否認美國記者對中國高層的報道是得益於中共內鬥或者是有人向外媒泄露了一些機密內部文件。他說，《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對溫家寶家族隱秘財富的報道和前彭博社記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對習近平家人財富的報道都是源自於記者對公開信息的發掘，而非政治對手的爆料。 以下是本次專訪的主要內容。 記者：請您首先介紹一下您寫這本書的初衷？ 齊邁可：《報導中國》是根據我對100多位為美國媒體報道中國的人士的採訪寫成的，從20世紀40年代末的中國國共內戰期間開始，一直到今天。這本書的前提是，美國乃至全世界的許多人對中國的了解大都來自於他們從媒體上看到的。幾十年來，美國媒體在塑造對中國的看法方面，其影響非常大。但大多數新聞消費者並不真正了解他們正在閱讀或觀看的新聞是怎麼來的。正如任何記者會告訴你的那樣，我做了30年的駐外記者，新聞的採集過程，人們決定報道什麼，與誰交談，去哪裡，他們在傳輸他們的報道時所面臨的挑戰，往往是在困難的條件下，他們面臨的來自不同政府、官方機構以及老闆的壓力，都會影響你這個新聞消費者看到什麼。因此，我認為這將是非常有趣的，特別是考慮到中國是多麼重要，試圖有效地講述那些講中國故事的人的故事。他們是誰？他們是如何開始報道中國的？如果你是1948年美聯社駐南京的記者，當共軍開進南京的時候是什麼感受？當你無法進入中國大陸時，試圖從香港報道文化大革命又是什麼感受？開設第一家美國媒體駐中國分社去報道天安門廣場鎮壓的感受是什麼？報道中國的崛起，試圖弄懂習近平的發跡，報道新冠疫情的爆發，以及所有這些背後的、幕後的敘述，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不僅有助於人們對中國的理解，也有助於他們在看到有關中國的新聞時思考他們所讀到的和看到的。 記者：您能否給我們講一些您擔任CNN北京分社社長時鮮為人知的故事？ 齊邁可：1987年，我為CNN開設了北京分社。當時，我認為，特別是對美國人來說，中國還是一個未知的地方。對我而言，在某種程度上，我的整個（駐華）經歷中最有意思和最令人滿意的部分不是那些高層政治，而是試圖向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電視觀眾傳達一種感受，因為在所有其他競爭對手到來之前，CNN作為全球電視網路的領先者，越來越多地在世界各地提供服務，就是在這麼多年的冷戰敵對之後，普通中國百姓的生活是什麼樣的，讓中國更人性化。也就是日常生活，大家都做些什麼，他們如何處理那些世界各地人們面臨的共同問題和挑戰，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當然後來爆發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由於歷史的偶然，CNN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個偶然的背景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獲邀來北京與鄧小平舉行首腦峰會，從而結束中蘇衝突。這是件大事，中國當局希望國際媒體廣泛給予報道。因此，他們允許CNN和其他國際廣播公司攜帶衛星天線和各種非常花哨、昂貴的大型設備進行轉播，目的是報道戈爾巴喬夫的訪問，但後來示威者者佔據了天安門廣場本應為中蘇峰會搭建的舞台。 正因為我們能夠把這些設備帶進來，這使得提供現場報道成為可能。今天，你可以用iPhone在世界任何地方進行直播。因此，人們往往很容易忘記，從中國這樣一個國家的中心地帶進行電視直播是多麼大的突破，對許多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來說，這個國家似乎仍然非常遙遠，是神秘的未知領地。因此，這的確是一個里程碑，不僅是在中國歷史上，因為我們所知道的這場危機、鎮壓和隨後產生的政治變化。 但就新聞界、新聞史而言，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在今天，人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你可以看到來自任何地方的現場視頻。但當時並非如此。在報道方面，這確實是一種開拓性的突破。作為CNN北京分社的社長，我很幸運地見證了這一切。 記者：報道中國一直是困難且有挑戰性的。但正像您在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在過去的70多年裡，美國記者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有所不同。您能否介紹一下美國記者在報道中國時面臨挑戰的變遷？ 齊邁可：報道中國一直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原因有很多，但正如我在《報導中國》一書中所記錄或採訪的人所敘述的那樣，這些挑戰在某些層面上是不同的，但在其他方面卻又是相似的。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有將近30年的時間，中國對美國媒體是個禁區，除了極少的例外。因此，對中國的報道其實主要是從香港發展起來的，有幾代被稱為是「中國觀察家」的記者，他們處在中國大陸之外，試圖通過研究官媒的內容，通過採訪偶爾出差的中國人，通過採訪難民，通過與外交官的交談，與情報人員的交談，把線索放在一起，嘗試拼湊出一個景象。 但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去中國變得容易了一些。然後隨著1979年中美關係的正常化，美國新聞機構被允許在北京開設分社。然而，真正的挑戰是在實地。美國和其他外國記者面臨的問題一直是他們希望到各地採訪，不受限制地與普通人接觸，衝破中國共產黨為控制有關中國的敘事而豎起的那道保密牆，而事實上，中共決心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因此，這一直是一種持續的緊張關係。在不同的時期，限制和約束時緊時松。這取決於中國國內的政治氣候，也取決於中美關係的狀況。 但總是有這樣的經歷，一茬又一茬的記者想去某個地方，想和某些人交談，想看某些東西，而當局不希望他們這樣做，於是記者們採取了各種手段、策略和戰術來繞過這些限制。有時他們成功，有時他們失敗。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變得更加國際化，並遵循一些國際規範，比如股票IPO和商業合作，這為記者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因為現在中國公司發布了招股說明書和年度報告，並有國際投資。所以這對記者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你提到的張大衛(David Barboza)，他在為《紐約時報》工作時，通過揭露溫家寶總理親屬的隱秘財富而獲得了普利策獎，當時有很多猜測，說一定是有人向他泄露了一些內部的機密文件。 而事實上，他是從現有的公開記錄中得到了這一切。他只是了解如何研究這些信息，並能夠把這些碎片拼湊起來。在最近幾年，雖然政治氛圍變得更加糟糕，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的國內管控全面收緊，這也包括對記者的待遇。因此，對於記者來說，到處採訪以及與人交談變得越來越困難。獲取信息更加受限。 當然，在新冠疫情初期，近二十名來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被驅逐。同時，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和西方記者進行了一系列譴責。這樣一來，許多普通中國人也接受了這種宣傳，因此，很少有記者能夠在採訪中遇到友好的人或者願意與他們交談的人，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害怕政府，而是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這種宣傳，他們也將西方記者視為間諜、敵人或反華分子。所以這變得非常具有挑戰性，也非常不幸。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新聞消費者來說是不幸的，他們得到的信息更少。我認為這也損害了中國的利益，因為不允許記者到各地旅行，並獲得在十年或二十年前是可能的信息渠道，這意味對中國的報道將更加聚焦於高層政治和中美緊張關係等方面，而沒有關注到中國這個有著14億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國家，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希望、夢想、願望和挑戰。這對於記者想要報道的人性化視角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現在這些都已經缺失了。 記者：誠如您剛才所說的，外國記者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特別是近年來，他們的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脅。然而，這些記者們仍然熱愛他們在中國的工作和生活，並克服困難發回報道。您能否介紹一下，駐華外國記者是如何頂住壓力開展工作的？ 齊邁可：在某種程度上，壓力、威脅和風險是新聞業的天性，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實際上，在世界上許多地方，記者們都面臨著法律訴訟和人身危險。 我的朋友瑪麗亞·雷薩(Maria Ressa)曾與我在CNN工作多年，她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她在菲律賓面臨多個法庭案件，如果被定罪有可能入獄多年。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你只能接受這是你所冒的風險之一。但是，如果你重視新聞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理念，認為公民應該得到信息以便自己做出決定而不是被告訴該如何思考，那麼你會覺得這是值得的。但確實在中國生活的壓力正變得非常大。這種情況會因時期而異。我在北京住了八年，從1987年到1995年，我在那裡的前幾年，也就是80年代末期，中國非常開放和放鬆。然後是天安門事件的鎮壓，情況變得非常緊張，之後的一年半時間幾乎不可能採訪任何人或做什麼事情。 但在鄧小平南巡之後，情況又發生了變化，經濟改革和增長開始了，中國變得更加開放。所以這是波動的。我認為不幸的是，在過去六年左右的時間裡，記者面臨的情況變得更加惡劣，人們所面臨的總體環境更加嚴峻，與外國記者接觸的中國人所承擔的風險也變大了。近年來，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調查一再顯示，記者們發現自己面臨人身威脅，他們想採訪的對象受到恐嚇，他們計劃的會議或採訪被迫取消。 這只是這個行業的特性。如果在某個時刻你覺得無法處理這些問題，那麼你就離開。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挑戰。但是，中國是如此重要，對中國的準確理解是如此關鍵，特別是在今天。我認為仍然留在那裡的記者會覺得承受所有這些壓力是值得的。我知道，很多被迫離開或驅逐出境的記者會非常高興再次回去，儘管會面臨壓力，但還是會再去。 記者：我們在坊間時常能聽到一些說法，認為有的外媒對中國的報道是某些反華陰謀的一部分，是外國媒體配合西方國家政府對中國的「信息戰」，事實是這樣嗎？ 齊邁可：有一些人，特別是在中國或者支持中國政府的人，傾向於認為很多中國報道都是反華的或者是陰謀的一部分。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我寫《報導中國》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給讀者提供更準確、更真實的記者工作描述。記者並沒有參與與任何陰謀，他們每天都在尋找什麼是有意思的話題，什麼是新鮮的，什麼能揭示中國的運作方式。他們努力獲取信息並將其變成新聞報道發布出來，以便讓讀者和觀眾可以理解。他們受到各種力量的衝擊，當然有很多人試圖影響和塑造記者的報道內容。但是一位優秀的駐華外國記者，我必須說，報道中國的美國記者中絕大多數都是非常有經驗、睿智和老練的。他們都理解這些。但我認為，人們必須明白的是，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新聞的本質是什麼。在美國，新聞報道的宗旨是給黑暗之處帶去光明，追究當權者的責任，公開強大利益集團不希望被公開的事情，這與在中國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擔任駐外記者的角色一致。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政府不喜歡新聞媒體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維護新聞自由是一場持久的鬥爭。 所以外國記者並不是帶著反華議程來的，說我來中國就是想說中國的壞話。事實上，大多數像我這樣在中國工作的記者，已經花了多年時間去學習語言。他們喜歡這個國家，喜歡這裡的人們，甚至願意舉家搬到這裡生活。他們這麼做不是因為討厭這個地方 ，而是因為對它感興趣，有同情心並且想更好地了解它。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成為政府的喉舌或任何特定團體的代言人。他們會尋找那些解釋事實真相的議題，不是宣傳，而是反映社會和體制如何運轉的真相。所以，我認為才會有《紐約時報》的張大衛起底中國高層領導人隱秘財富的報道，還有彭博社傅才德(Michael Forsyth)揭露習近平親屬如何積累數百萬美元的商業利益並在香港購買別墅等事實真相的報道，等等。 這就是事實，如果有文字記錄，那麼就會成為一篇報道。我認為，記者的標準是，這是否有趣、新鮮，是否能讓人們了解中國社會、政府和制度運作的現實情況，這並不是出於任何意識形態上的偏見，而是西方媒體記者和美國記者在本性上就傾向於持懷疑態度、不信任權威、想要親眼見證事情的真相，並對那些試圖告訴他們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的人感到非常憎惡。但這不僅是中國的情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這樣。但這的確是一種文化上的衝突，與中國共產黨看待新聞工作的方式完全不同。 記者：由於美中關係的惡化，美國記者報道中國變得越來越困難。您的這本書最後兩個章節分別是「驅逐」和「大門關上」，反映了這種變化。在習近賓士下的當代中國，美國記者如何報道中國，完成他們的任務？ 齊邁可：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報導中國》一書有這樣一個敘事弧，它始於外國記者和美國記者在中共贏得政權後被迫離開中國，在之後的許多年裡，大家從外部觀察中國。然後中國開放了，接觸變得容易了，駐中國記者的人數也大大增加。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情況幾乎已經回到了最初始的狀態，成了一個輪迴。雖然仍有一些記者留在中國，並且仍在努力完成他們的工作，但是越來越多的中國報道是在中國以外完成的，就像多年前從海外觀察中國那樣。在《報導中國》的早期章節中我採訪的記者所述，現在你會感到這種狀況已經完整地回到了最初的狀態。今天記者越來越多地不得不使用舊的觀察中國的工具。現在有很多記者駐紮在台北等地，還有少數人留在香港，但也很少了，因為香港的國安法使新聞報道變得更加複雜，在韓國、美國等地也有很多記者。人們在使用同樣的方式查閱中國媒體以尋找線索，就像我在70年代中期開始作為中國觀察員時我們所做的那樣。但現在還有其他的工具，當時是沒有的，包括中國的互聯網，即使它被嚴密控制，它仍然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資源。商業衛星圖像也是很有意義的方式，在揭密維吾爾人在新疆被關押的拘留營的報道中，衛星圖像是至關重要的。當中國放棄「清零」政策時，很多衛星圖像被用來揭示不斷激增的死亡人數。甚至還有人使用人工智慧，有幾個西方人在香港辦了一份通訊，利用人工智慧程序來追蹤中國媒體中特定詞語的使用。 還有就是中國的國際參與以及中國官員和其他人士在中國以外的活動也為報道中國提供了條件。這是整體情況的一部分。這就是現在許多報道的情況。但是，我認為遺憾的是，由於記者無法在中國各地旅行採訪，與普通人交談，你會錯過這個層面，錯過一個機會，使人們了解中國人的複雜性和人性化，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的時候。但不幸的是，這是中國政府決定大大限制駐華外國記者和美國記者數量，並嚴格規定他們可以去哪裡和與誰見面的後果。這很不幸，但我們必須找到出路，盡量在這些困難的情況下儘可能得到最完整的中國景象。 記者：從您在中國的報道經歷和多年來對中國的觀察，您能否展望中國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的？ 齊邁可：經過多年的記者生涯，我學到的一件事是，預測中國的未來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難題，很容易出錯。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在1973年，當我從香港過境到深圳時，那裡還只是一個小村莊。如果我當時說，25年後深圳將滿是摩天大廈，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中心，人們可能會以為我瘋了。有鑒於此，中國的未來是難以預測的。我認為中國現在非常強大，但我不認同中國崛起不可阻擋的理論，因為我認為在這種力量之下有一種脆弱性。習近平已經撤銷了許多過去三、四十年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政策，他取消了鄧小平為確保領導穩定而制定的政策，那些政策不允許出現一個一人獨大的全能領導人。習近平已經70歲了，如果他出現問題，又沒有指定的繼任者，也沒有指定的繼任程序。因此，這是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中國經濟表現並不好。中國的國際關係也很緊張。你看看過去幾年，中國與很多國家的關係都變得越來越緊張，包括韓國、日本、印度、歐盟、美國、澳大利亞。此外，中國還有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在今後十年里，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齡將超過60歲。中國沒有一個能夠照料這些人的社會保障網。華北地區在未來某些時候也可能出現缺水的危險。 我認為所有這些因素意味著，雖然中國目前被許多人看作是正在崛起的強國，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但所有這些因素都引發了非常根本的問題，即這種崛起是否是可持續的。中國政府、中共都有著雄厚的資源，他們已經掌權很長時間了，也有很多非常聰明和有能力的人，但是上述問題會讓局面變得比表面看起來更加脆弱。所以說，除了這些，誰知道呢？但這就是我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