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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鄭州、哈爾濱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鄧小平視察了哈爾濱、長春、四平、瀋陽四個城市時，聽取了在城市試辦公社的彙報。鄧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須辦。全國農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後邊。」1959年12月10日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其中寫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開始進行一些試驗。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將來也會以適合城市特點的形式，成為改造舊城市和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的工具，成為生產、交換、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統一組織者，成為工農商學兵相結合和政社合一的社會組織。」此時中共中央的態度比較謹慎，主張「繼續試點，一般不忙大量興辦，在大城市中更要從緩，只做醞釀工作」。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認為對於城市人民公社的組織試驗和推廣，應當採取積極的態度」。與這個指示同時下發的還有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哈爾濱市香坊人民公社發展情況的報告》和河南省委《關於城市人民公社鞏固和發展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書記率領幾個幹部到哈爾濱、天津、鄭州處參觀學習。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天津會議）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談到這個問題時說：「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發展速度。 196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上海市委關於里弄工作情況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報告》，上海市委的報告說：「里弄居民工作還是城市中的一個薄弱環節：為數眾多的家庭婦女，和一部分閑散社會勞動力，還沒有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參加社會勞動；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家屬還有待於繼續加強改造；一部分個體經濟尚未完全走上集體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員會組織還不純；這和當前已經到來的大躍進形勢極不適應。在1958年里弄整風運動勝利的基礎上，為了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準備組織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積極態度，但對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家屬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規定：第一，除對一些小業主在自願原則下可以吸收他們參加公社外，對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家屬，不要急於讓他們入社；第二，不要動員他們拿出房屋、傢具。即使是自己送來，也應加以勸阻。第三，也不要動員他們進食堂吃飯，有些高級知識分子和知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飯時，應當說服他們等到食堂辦好了再說。第四，不要動員他們對公社工業或其它方面投資。  1960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當前城市人民公社發展情況和幾個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一、關於整頓和純潔幹部隊伍，保證黨對公社各項工作的絕對領導問題；二、關於政社合一和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政策問題；三、關於生產和生活方面的幾個問題；四、關於以國營廠礦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產協作、大搞經濟綜合利用問題；五、關於在城市人民公社運動新形勢下的工會工作問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參照執行。  1960年是大饑荒最嚴重的一年。既要糾正工作中的失誤，又要反擊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既要抓生產建設，又要安排生活（即將有限的糧食配給城市人口）。正如《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中說的，是希望達到組織生產和生活、振奮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期望。1960年春天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二次會議，繼續肯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樂觀地認為城市人民公社將把城市人民更加廣泛地組織起來，解放成千上萬的家庭婦女，這不僅有利於生產建設，也有利於城市社會生活的徹底改造。 1960年4月1日到8日，新華社連續發了系列報道，分別介紹了鄭州、哈爾濱、北京、重慶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月8日，新華社發了綜合報道《我國城市人民公社的發展》，報道說，全國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達2000萬人，辦起了工業生產單位56000多個。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二次會議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五大城市的市委書記作了題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聯合發言，盛讚城市人民公社不僅能促進生產高速發展，而且能徹底改造舊城市，使之適合於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未來共產主義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實現人民公社化。  在1960年4月至8月這一時期，城市人民公社運動加速，到8月底，全國城市人民公社已達到1077個，公社人口5693萬人，達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年底，全國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縣城鎮人民公社）1032個，其中以國營廠礦為中心組織的417個，以機關學校為中心組織的97個，以街道居民為主體組織的484個。參加公社人口6065萬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區的參加農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農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幾點不同：其一，農村人民公社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這樣。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區街政權為依託辦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權的牌子，相當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託大企業、機關、學校組建的，主要是組織生產和生活的單位，而不承擔政權機關的職能。其二，農村人民公社以集體所有製為主（雖然一度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但還是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雖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體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處於支配地位。這是因為城市人民公社生產的產品，大多是為國營工廠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國營工廠下放的部分產品。其三，從分配製度上看，農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實物供給和少量的工資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則基本是實行工資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帶動下建立起來的，其目標是增加城市的共產主義因素，削弱或者消滅「資產階級」對城市的影響。但是，由於與大饑荒同時發生的國民經濟困難，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實亡，無疾而終。 城市人民公社雖然消失，它留下了三個結果，一是留下了區街工業，一些不能到大工業就業的人，在這裡就業；二是「對舊城市進行了改造」，即對舊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會關係進行了較深入的掃蕩。三是消滅了在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遺留下來的城市個體工商者，他們有的進入了街道工廠，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簡中，被下放到農村。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於1958年夏秋之間，停於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國大地保持了不到兩年時間，但它帶來的災難和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兩年。公共食堂本來是人民公社的一個組成部分，應當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紹。但對於大饑荒來說，它具有直接意義，所以單辟一章。 一、消滅家庭 幾千年來，家庭，這個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細胞，既是生產單位，又是生活單位，還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單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義者看來，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會基礎，是實現共產主義或世界大同的障礙。所以，一些社會改革家主張消滅家庭。毛澤東等一批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年青時就深受這種理想的影響，接受了消滅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第四次講話中說：「在社會主義中，個人私有財產還存在，小集團還存在，家庭還存在。家庭是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為的《大同書》就看到了這一點。家庭在歷史上是個生產單位、消費單位、生下一代勞動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現在工人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合作社中的農民也大都轉變了，農民家庭一般為非生產單位，只有部分副業。至於機關、部隊的家庭，更不生產什麼東西，變成消費單位、生育勞動力後備並撫養成人的單位。….總之，將來家庭可能變成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我們許多同志對於這許多問題不敢去想，思想狹窄得很。」 毛澤東此言一出，他的臣下們，不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當時的報紙說公共食堂是農村幹部「自發」辦起來的，實際上是當時那種政治形勢上下互動，「轟」起來的。開始，個別地方辦了不大的農忙食堂，上面立即總結，宣傳，表揚，把它提到共產主義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著一轟而起。 公共食堂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使毛澤東等領導人無限欣喜，他們似乎找到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途徑。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設想。他說：「我們拿做飯來說，在現在這種分散經濟的情況下，每一個家庭都單獨準備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飯菜，單獨備有餐具，單獨僱用廚師，單獨在市場上、菜場里向肉商和麵包商購買食品，這白白佔據了多少地方、浪費了多少物品和勞動力！可以大膽設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務所，從事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會很容易地解放出來，而其餘的三分之一也能夠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他不僅有恩格斯的根據，還有中國古代的根據。12月10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志•魏志》中的張魯傳，供參加會議的人閱讀。他對漢末張魯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賞。，他在批語中寫道：「道路上的飯鋪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張魯傳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他聽說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後說：「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賣飯，比起這裡還不行。」他說，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才算徹底解放。他對公共食堂、託兒所等組織評價很高，稱之為共產主義萌芽。周恩來參觀結束時，工作人員請他題字留念，他毫不猶豫地寫下了19個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劉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論，比較完整地表達了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現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中說： 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毛主席講過兩次，家庭要消滅的。不知道你們對消滅家庭怎樣理解？你們要座談一下。當然家庭消滅不是現在的事情，而是將來的事情。在中國，康有為最早提出消滅家庭，他主張男女結婚不得超過一年，他說這樣一來，六十年後就沒有家族了，他是從消滅私有財產想的，他認為家庭佔有私有財產，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他說如果把妻子兒女作為私有就不能天下為公。因此，他主張消滅家庭。 毛主席講，家庭是歷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消滅的……家庭在歷史上的作用是生產單位、教育單位、消費單位，它的社會職能有這麼多，現在家庭已不能成為物質生產單位了，物質生產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業，但家庭還是消費單位。 現在社會上的勞動力有很大浪費。……現在家務是各個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飯，家家洗衣，家家帶小孩，家家補衣服、做鞋子……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應該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因此，我有這麼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託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河南一個農業社，有500多戶人家，其中200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飯了，組織起來以後，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200多人做飯，現在只要40人做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最大的好處是200人做飯變成了40人做飯，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  後來，由於西方報紙批評中國共產黨消滅家庭，中國的報刊上不再提消滅家庭，是為了「不給反動派留下口實」，但消滅私有制的口號一直沒有停。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的宣傳機器，所有的教科書，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會議，無不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在幹部考察和任用中，還把共產主義信仰是否堅定，當作一個重要條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產主義關係這麼密切，不積極響應的幹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轟而起，發展速度驚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時間內，所有農民都加入了食堂。 到1958年底，全國共辦農村公共食堂340多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佔全國農村總人口的90%。 連青海、寧夏這些西部邊遠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發展。據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報》報道：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已辦起公共食堂9800多個，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萬人，佔全省農業總人口的90%左右。《寧夏日報》1958年12月6日報道，全自治區152個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個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飯的農戶已有23.4852萬戶，占農戶總數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區的公共食堂，總數在5000個左右。青海和寧夏是少數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區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發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發展到頂峰。 實際上，消滅家庭以後，更有便於各級官員更加強對農民的控制，使極權社會達到極致。1959年7月，對四川省新繁縣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調查 稱，「人們在食堂一起吃飯，出工時間一致，保證了勞動時間。吃食堂以前，社員一天只能幹七八小時的活，現在，平均每人每天勞動10小時」，「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食堂，把生產和生活的組織合而為一了，過去開會排活浪費時間，現在隊長吃早飯時一宣布排工，碗盞一推，組長就帶人出工。」「公共食堂成為對社員進行教育的陣地。飯前飯後給社員讀報、組織收聽廣播，加強了對社員的共產主義教育」。這個調查報告，按照當時的主體輿論，列出了辦食堂的多種好處，如節約勞動力；社員吃得飽，吃得好；等等，後來的事實證明都是假話，而這裡摘引的加強了對社員的生活、行動和思想控制的內容，卻是事實。給幹部控制農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實。 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食堂。消滅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單位以後，就降低了家庭抗禦饑荒的能力。家裡沒有鍋灶，連燒一壺開水的條件也沒有，更不用說弄點代食品充饑了。 二、大辦食堂過使農民家徒四壁 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連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再冒煙。有些地方，農村幹部手下留情，沒有搞得這麼徹底，社員家裡還保留簡單的鍋灶，從食堂打回飯菜以後，再熱一下。 在大辦公共食堂同時，還大辦幼兒園、託兒所、養老院。辦這些公益機構的物資都是從農民家庭里無償徵集的。房子是農民騰出來的。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韶山公社「由於辦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亂了，變動面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權，家家戶戶不安心。」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點拆除，集中建設「共產主義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來，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開居住。這是真正消滅了家庭。1961年劉少奇回家鄉調查，跟隨劉少奇的蹲點工作組寫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寧鄉縣當時有84萬人口，有住房70多萬間。大躍進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萬間，其中又有31000間被國家、集體無償佔用，社員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萬間。 拆房不僅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新村，還有一個目的是拆下陳磚當肥料。大搞「積肥運動」，主意打到農民的住房上。 當時的報紙宣傳說，農民交出這些財產是自願的，實際情況是，在收繳這些財產時，幹部、民兵同時出動，挨家搜查，鬧得雞飛狗跳，有些地方還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農民自己交出來，也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的被迫行為。當時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一種消滅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 正是辦了公共食堂，才使得農民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被拆了房子的農民連「四壁」也沒有。 四川省簡陽解放公社解放管區的民主大隊，是省委書記李井泉「蹲點」的地方。全大隊有383戶、1537人，耕地面積1864畝，共轄八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其中，「萬樂食堂」和「萬年食堂」是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僅其規模大，設施好，而且聲譽高，遠近馳名。 這兩個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員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據知情人員講，建立萬年食堂單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牆壁、做門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個壯勞動力一天的勞動才兩角多錢）。萬樂食堂花的錢也是一千多元。萬樂食堂的餐廳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萬年食堂的餐廳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兩個食堂除了有用紅綠油漆漆好的大餐廳以外，還有很多閑置的房間，它們都被掛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樂部」、「圖書室」、「保管室」、「男來賓室」、「女來賓室」、「縫紉室」，以及「理髮室」、「醫療室」、「託兒所」等等。房屋四周的牆壁上，繪上各種各樣的花卉，設有各種各樣的欄台，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台」、「詩歌台」、「社員五好評比台」、「團員評比台」、「毛主席著作學習台」，以及「創作台」、「來賓詩話、留言台」等等。客廳正中放置一張鋪著花毯的長桌，上面擺著花瓶、熱水瓶、書刊。客廳前的天池裡，修建了一個五角形的花壇，種著美人蕉、鳳仙花、蘭草等花卉。大門上壁房頂列豎一排五彩旗竿十餘根，中間最高一根是國旗竿，兩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滿插旗幟，從遠處望去，煞像一個展覽館或大機關，絕不會想到它是一個集體食堂。 建這兩個食堂所花的錢，都是由社員出的，每家每戶4～5元；房子則是採取強迫與「說服」相結合的辦法，把原有的幾十家社員逼走後得來的。餐廳內的一百多張方桌、四百多根雙人條凳，全是從各戶社員家中強行搜來的。為了不讓方桌和條凳的主人認出來，就用油漆刷上統一的顏色，掩下了它們的原來面目。食堂建成後，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漢族的、少數民族的，有地方機關的、省級機關的，有學校的、工廠的、農村的，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食堂的招待員、炊事員，都穿統一製作的白色工作服，圍鑲嵌荷葉邊的圍腰。遇有參觀者，他們便顯示其最高的「本領」：主食做大米白飯、花捲、包子、饅頭，菜肴則是各式各樣的，讓參觀者盡吃，吃好吃飽。另一方面，廣大社員這時連稀湯都喝不飽。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糧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著就收走自留地。農業集體化以後，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歸社員家庭種植。1955年11月9日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條明確規定，「為了照顧社員種植蔬菜或別的園藝作物的需要，應該允許社員有小塊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擁有的數量「至多不超過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數的5%」。 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與初級社規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規定：「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並社中變為集體經營」。 辦了公共食堂以後，家裡不做飯，種菜就沒有必要；沒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種飼料。要辦好食堂，必須建立蔬菜基地，大辦養豬場，這就要佔有社員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國推廣的貴州省辦食堂的經驗中，明確提出「要辦好食堂，社員的自留地勢必要轉交給食堂」。因此，凡是辦公共食堂積極的地方，大都收回了農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對他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會要進行激烈的鬥爭。」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體生產以外，家庭副業完全被消滅。在大饑荒面前，農民家庭毫無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斃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國處於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刻，中共中央才明確規定：「應該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經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應當撥出適當土地分給社員，做為自留地。今後不得將自留地收歸公有，也不得任意調換社員的自留地。」這個規定還是堅持自留地不得超過人均土地的5%。 但此時已到冬天，農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決飢餓問題。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