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4月12日,由宋祖兒與任嘉倫主演的電視劇《無憂渡》正式上線,標誌著宋祖兒自2023年因涉稅爭議後,首次以主演身份回歸公開影視作品。該劇由愛奇藝出品,類型為古裝奇幻,講述捉妖師與人類少女之間的懸疑故事,宋祖兒在劇中飾演女主角「半夏」。 《無憂渡》拍攝於2022年,於當年11月殺青。宋祖兒在2023年8月被前員工實名舉報偷稅漏稅4500萬元,導致多部作品凍結及社交賬號清空。 2024年8月,工作室發布聲明稱稅務機關核查後確認其無偷逃稅行為,補繳的271.69萬元稅款為前經紀公司遺留問題的自查結果。官方未將其定性為「劣跡藝人」,為其復出提供了法律依據。 隨著《無憂渡》的播出,宋祖兒的演藝活動逐步恢復。她參與拍攝的現實題材劇集《艱難的製造》已取得發行許可,相關電影作品亦未作替換處理。 目前,宋祖兒尚未就未來安排作出公開回應。業內觀察認為,其演藝事業後續發展仍有待觀望,相關作品表現將成為關注重點。
台灣志願兵吳忠達去年10月在俄烏戰場陣亡,留下未成年子女及母親,吳戰死沙場逾4個月,因遺體未尋回,加上前線戰事激烈,家屬仍無法赴烏辦理後續。近期傳出烏軍在戰場發現吳忠達遺物,他的屍體疑被動物啃食。 綜合台媒報導,年約45歲的吳忠達為台陸軍特戰兵退伍,前年加入烏克蘭國際軍團,在戰鬥過程中遭火炮擊傷,短暫回台休整後,去年重回俄烏戰場,出發前,海軍陸戰隊備役士官長台灣協會還資助35000元台幣,該會創會理事長趙武章還與吳約定凱旋歸台後再聚,不料卻於去年10月傳出噩耗。 據了解,吳忠達戰死地點位於俄軍、烏軍交戰激烈處,當時僅能透過無人機定位地點,無法派人前往帶回遺體,在台灣的家屬也僅能透過媒體、戰友轉述,接收部分訊息。 近期名為「英雄:烏克蘭武裝部隊第35旅」的Telegram群組發布一組照片,裡面有吳忠達健保卡及身份證等文件。該篇訊息用俄文寫道:小夥子們執行任務回來了,帶回一名亞洲人的文件。他被狗或者其他動物給吃了精光,只剩下一身制服和裝在小袋子里的文件。願上帝保佑你,吳忠達。 吳忠達老家在高雄苓雅區,區公所定時會關懷家屬,今區長鄭美華受訪說,去年接獲吳忠達戰死消息後,外交部、市府有協助家屬辦妥護照,但當地戰事未平,簽證也未獲准,因此仍無法前往烏克蘭辦理後事,區公所會持續關懷,提供家屬必要協助。
美國總統川普2日宣布對個別國家徵收17%至49%的對等關稅,對台灣課徵高達32%的對等關稅,排名第七高。台灣3大權值股台積電、鴻海、聯發科7日開市直接跌停,分別跌至848元、138.5元、1295元。台灣總統賴清德6日傍晚透過8分鐘的影片向民眾喊話強調,台灣沒有計劃採取關稅報復,企業對美國的投資承諾只要符合國家利益,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綜合台媒報導,台灣總統府發言人郭雅慧表示,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策,賴清德6日邀請台灣傳統產業、中小微型企業等十多位產業代表,於官邸舉行第二場企業座談,並於座談結束後,針對近日台灣島內外情勢,透過影片向民眾發表談話。 賴清德表示,台灣要讓美國清楚知道,台灣對於美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更重要的是,要積極掌握全球經濟情勢的變化,加強台美產業合作,提升台灣產業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 賴清德將以5項策略應對美國關稅政策:第一,透過談判,全力爭取改善對等關稅;第二,針對台灣島內受衝擊的產業,尤其是傳統產業及中小微型企業,給予及時且必要的支持與協助;第三,提出中長期經濟發展計劃,與經濟及產業發展的新策略,以突破未來經濟挑戰;第四,「立足台灣,布局全球,行銷全世界」是台灣的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其中最重要的是立足台灣,台灣一定要站穩腳步,不因為這次風波而動搖;利用供應鏈的新布局,加強台灣產業和美國產業合作,也進一步進入美國市場。第五,美國一旦開徵對等關稅,無論產業類別大小都會面臨衝擊,他和行政院長卓榮泰率領的團隊,將分頭傾聽業界的心聲,開啟產業傾聽之旅,隨時解決問題,也讓政策更符合需求。 此外,英媒報道,台灣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率團訪美,與川普政府官員做「特殊管道」下的秘密對話,報道並指出,台外交部長林佳龍也是代表團成員之一。不過據了解,林佳龍此次並未同行。
近日,看到這樣一個新聞。 台灣歌手Tank呂建忠到大陸來換了一副心肝。 對這個歌手不熟悉,我們先看看他自己是怎麼說的。 2024年3月份,他到浙大二院治療,醫生說他的病情很嚴重。需要進行心和肝同時移植。難度係數很大。 然後八九月份病情惡化,11月份已經吃不下東西,心臟和肝臟指標異常,已經萬念俱灰,準備回去陪家人度過最後的時光。 可就是這麼巧,11月21日,就有一個腦死亡的人捐獻了他的器官,心和肝都是一個人的。然後浙大二院的醫生就給他進行了心肝的聯合移植。 手術成功,他活過來了,又可以活蹦亂跳了。 不知道這位歌手換一副心肝花了多少錢? 針對這個事情,新聞媒體主要報道的方向有兩個,一個是醫學類的,亞洲首例心和肝聯合移植,移植技術又突破了。 另一個是Tank在這篇感謝信里提到了台灣省,還感謝祖國,感謝杭州。媒體報道的重點是他提到了台灣省。 不是,台灣的醫療不是很好嗎?前段時間的陸配亞亞不是還說很喜歡台灣的醫療嗎?怎麼一個台灣歌手會跑到大陸來治療。 看來我們的醫療,細化一點,是器官移植技術,已經遙遙領先了。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更重要的是得有供體。 我們能在器官移植技術上遙遙領先,更主要的是有很多供體,不知為何,這些年突然腦死亡的人太多了。 同樣是浙大二院,浙大二院的陳靜瑜在去年7月份還在社交軟體上發文稱完成了這大二院的第100台肺移植。七個多月就一百多台肺移植。 而且陳靜瑜從2002年至今由他本人操刀的肺移植手術已經超過1500台。 一個醫生就做了這麼多手術,一個醫院有多少手術,一個城市有多少手術,全中國有多少移植手術。 每一台移植手術,都有一個捐贈者,當然現在技術先進了,也有一個捐贈者同時捐幾個器官,救活幾個人的報道。 有網友質疑過陳靜瑜做這麼多手術的器官來源,陳靜瑜還說了每一台器官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都是合法的。 而現在Tank呂建忠換的是心肝,我看媒體報道既有偏醫學的也有偏政治的,很少有人提到那個腦死亡的供體,他姓甚名誰都不知道。 只是Tank呂建忠在感謝信里提到了是腦死亡的捐獻者。 他能活下來,有驚人的巧合,11月份病重,11月21號,就有一個腦死亡的病例。 器官移植最大的限制除了錢就是配型,而且配型的幾率是很低的,可以說是萬里挑一。 如果不是腦死亡,可能送到醫院已經死了,器官能不能用都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而腦死亡了,器官還沒死亡,這種半生半死間,正好可以用。這就是器官移植最好的狀態。 所以說Tank的心肝來的太巧了,不但要配型合適,還要正好不知什麼原因造成腦死亡,任何一步出錯都不可能完成。 能給Tank這樣的台灣歌手移植成功,大肆宣傳還可以做個活廣告,像在台灣都束手無策的手術,大陸都可以妙手回春。 可能未來還會有更多人慕名而來。 而這些厲害的技術對窮人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即使碰巧配型成功,高價的手術費就能勸退大部分窮人。 所以大家還是要多注意身體,保護好自己的健康和隱私。 全文完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浣花溪杜甫
中華民國前文化部長龍應台近期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中共攻台時,多數台灣人贊成投降而不是抵抗。對此,有兩名台灣學者投書美國媒體《外交雜誌》駁斥其論點,表示調查顯示,台灣半數以上年輕人願不計一切為國家而戰。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美國外交政策期刊《外交雜誌》(The Diplomat)4月9日刊登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吳文欽與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潘欣欣的投書:「台灣年輕人不是失敗主義者——數據證明了這一點」,反駁前文化部長龍應台投書《紐約時報》主張「台灣應和中國和解」,理由是受烏克蘭影響,七成台生選擇投降,以推論在中共入侵時多數台灣人贊成投降而不是抵抗。 兩位學者質疑龍應台所根據的Dcard網路投票數字,非正式民調,缺乏科學根據,具危險性、誤導性。Dcard的網路投票固然反映部分網民的情緒,但完全不符合基本調查方法,例如樣本為自選,受訪者人口特徵未被揭露,也未進行加權處理以反映真實的人口結構。 龍應台引用非專業民調 恐使台灣失去外援 潘欣欣說:「即便Dcard社交平台需要實名登記,在大學生之間廣受歡迎,但發送鏈接回收的數據,並非按照科學程序抽樣,沒有代表性、無法核對身分。他可以宣稱是大學生,但可能畢業多年;受訪人可能重複登入,一人填好幾份問卷,使某些受訪人意見膨脹,失去代表性;且原始問卷沒有釋出,無法了解是否以誘導性問句達到效果。」 潘欣欣強調,基於不科學的民調數據所做的推論而提出的政策建議,是一連串的錯誤推論,會誤導國際輿論,後果十分嚴重,因此有必要呈現歷年科學民調數據以對外矯正事實。 「這錯誤的觀點會導致台灣失去國際的支持,因為其他盟友很難對自己的選民交代,為什麼要協防一個連自己都不想努力保護的國家。既然龍應台呈現的不是事實,事實是台灣有相當大比例民眾想保衛自己的國家,就應該把這事實呈現出來。同時這錯誤事實也會讓中(共)國低估侵略台灣的代價。當初俄羅斯就是低估烏克蘭菁英、民眾抵抗的意志,決定出兵攻打烏克蘭,台灣不能再犯這樣的錯誤。」潘欣欣道出投書美媒的目的。 兩位學者在文中列舉二十多年來具全國代表性的民意調查和學術研究,系統性地反應台灣人普遍有強烈意願保衛國家的一致性趨勢。例如,1998至2012年間,「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發現,台灣有84%至86%的受訪者表示,願意為台灣而戰。2019年比例仍有77%。 此外,2020年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社會意向調查」也顯示,有77%的受訪者願意保衛台灣;中研院社會所2021年的「中國效應調查」顯示,此一比例甚至高達81%。 台灣的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INDSR)則在2021至2024年間進行一系列具全國代表性的民調。五波數據均顯示,74%至81%的受訪公民表示,他們會在中共軍事攻擊下挺身保衛國家。 賴清德就任新一屆總統後,在兩岸關係緊張,中方軍機艦圍台、越過中線的情況加劇下,兩位學者在文中引述的「美國肖像調查(American Portrait Survey)」在上個月(2025年3月)作出的民調仍顯示,63%的受訪者表明將「不計代價」抵抗中共入侵。
台灣移民署日前表示,獲得在台定居的大陸配偶(簡稱陸配)有14萬人,其中約一萬多人未繳交喪失原籍證明,須於三個月內補交。 台媒報導,移民署4月8日表示,依兩岸條例規定,為免同時具有兩岸戶籍情形,已陸續通知具陸籍身分且未曾繳附喪失原籍證明者,於合理期限三個月內繳附,逾期未補者可撤銷定居許可和除戶。戶籍被撤銷後,若當事人原居留事由仍存在,得依「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31條第3項規定,重新申請長期居留。 近日有陸配收到移民署通知書,要求在三個月內補繳「經海基會驗證之喪失原籍公證書」等相關文件。台灣陸委會主委邱垂正4月8日在立法院受訪表示,依現行兩岸條例規定,欲取得台灣身分證之陸配,須依規定放棄中國大陸的戶籍跟身分,並將證明文件交回移民署,才算完成整個法定程序。 同日,移民署透過新聞稿指出,目前獲准在台定居的陸配約14萬餘人,多數均已繳附喪失原籍證明,但有部分在台定居對象尚未繳附喪失原籍證明,經了解可能是因疫情或其他因素未能返回中國大陸辦理。 移民署的前述說明引髮網民誤解,一度傳出「14 萬名陸配應於三個月補交喪失原籍證明」的消息。對此,移民署10日澄清,尚未繳附喪失原籍證明者並非14萬人,而是約一萬多人,這些人需於三個月內補繳,若有特殊狀況可向移民署申請,將會同陸委會、海基會評估並進行協助。 兩岸關係是以單一戶籍為有序交流之依據,移民署表示,在民國93年(公元2004年)3月1日修正施行的兩岸條例第9條之1定有規範,要求台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以避免雙重身分而造成權利義務重迭或衝突,也是為維繫兩岸人員往來秩序的重要基礎。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4月7日高調宣布,去年11月成功為台灣歌手Tank(呂建忠)完成亞洲首例的「心肝同期聯合移植」手術。Tank本人也為此在微博發文「感謝祖國」。台灣的高雄好過日協會理事長楊佩樺8日質疑Tank的器官是誰的,並表示,接下來Tank就是中共的統戰樣板了。 憑藉《給我你的愛》《專屬天使》等金曲走紅的台灣創作歌手Tank,曾因家族性肥厚型心肌病合併肝功能衰竭而命懸一線。多家中共官媒7日報導,Tank在浙大二院成功接受了亞洲首例家族性肥厚型心肌病合併肝功能衰竭的「心肝同期聯合移植手術」後,於4月7日康復出院。 當天下午,Tank在微博髮長文,透露他的姐姐2006年在睡夢中因心臟病猝死,他寫下歌曲《如果我變成回憶》悼念;幾個月後,他的阿姨也因同樣病症離世;2007年,他在宣傳專輯時突發心臟病緊急送院搶救,植入心臟去顫器保命;2024年病情惡化,心臟衰竭連帶引發肝硬化,到9月已經無法站立。他說,自己原已放棄活下去的希望,但去年11月他收到「捐贈器官」通知,決定接受「心肝同期聯合移植手術」。 中共黨媒「人民網」報導稱,Tank得到的心肝器官來自於一名於2024年11月21日因特重度顱腦損傷致腦死亡的大愛者無私的捐獻。 但大陸網民紛紛質疑器官的來源,「移植的肝和心誰的?」「怎麼做到同時匹配上兩個(心和肝)的?」「是不是失蹤人口的?」「題來了,那另一個人是誰呢?他活了所以誰死了?」「腦死亡者怎麼同意的呢?」「這個明星我不太熟悉,我不想替他炒作,增加流量。我想知道,這是誰的心和肝臟,他媽媽還在嗎?現在是開心還是難過?」「他從哪弄來的器官?從台灣帶來的?」「內地真牛X,同時湊齊一副心肝。」浙江的醫院真牛X,想要啥器官就有啥器官。」 兩岸若統一 「台灣人的器官也是中國的!」 Tank還在微博的發文中稱,他去年「在台灣省的高雄市和台北市進行了巡演」;去年11月成功換心肝,「感謝祖國,感謝杭州,這是最堅強的後盾,支撐我度過人生最大的難關」。 他用「台灣省」來提及台灣,將台灣降格的做法引發議論。三立新聞報導,台灣的高雄好過日協會理事長楊佩樺8日質疑Tank的器官是誰的,並表示,接下來Tank就是中共的統戰樣板了。 楊佩樺指出,中國過去有大量的移植器官案例都引人質疑器官來源,中方解釋稱,那些器官來自「死刑犯」。然而,中國死刑犯後來變少了,但器官移植案例仍不減反增。 此外,中共在10年前(2015年)就宣稱不用死刑犯的器官移植,那麼前往中國大陸換器官的人不用等到天荒地老就可以順利移植的器官,到底從哪裡來? 楊佩樺建議民眾看紀錄片《國有器官》,看看過去在中國負責執行活摘器官的「軍人」如何地現身說法。此外,近年也有幾則新聞報導說,中國體育系學生失蹤,再尋獲時,少了很多器官。 楊佩樺表示,「在中國,你做過體檢的報告是國家的資料庫,不是大數據分析,是大型器官倉庫,你的身體暫時保存好器官,需要你的時候,你的器官要還給國家呢,這就是中國呀,統一的話台灣人的器官也是中國的唷!」 心腦死亡vs.腦死亡 去年1月27日,中共肺移植專家、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副院長陳靜瑜在微博發文,自曝他2023年在無錫、杭州做了370例肺移植手術。 陳靜瑜的高調宣傳引大陸網民感嘆,一年365天,僅在無錫、杭州兩地就做了370例肺移植手術,平均一天不止一例。加上他在全國其它地區做的肺移植,數量肯定更多。 那麼,這些肺是從哪裡來的?陳靜瑜在微博的貼文稱,中國2015年全面推行心腦死亡愛心器管捐獻,「公民腦死亡愛心捐獻的器官」是他搞移植「唯一的器官來源」。 醫學專家指出,「心腦死亡」與「腦死亡」不是一回事。 「腦死亡」者在全腦功能喪失、自主呼吸停止後,仍能依靠呼吸機維持呼吸和心跳。「腦死亡」的孕婦甚至能繼續孕育胎兒,直到胎兒出生。因此,從器官移植角度來講,「腦死亡」的供體是活體。「心腦死亡」的供體,除了腦死亡的癥狀(神經反射消失,自主呼吸和心跳已經停止)外,無法人工維持呼吸和心跳,無論在任何意義上都已經死亡。 陳靜瑜談到他所移植的器官來源時,都是說「腦死亡愛心捐獻」,用「腦死亡」偷換了「心腦死亡」的概念,實際就是用活體摘取的器官,顯然是違法的。因為中共《刑法》第232條的司法解釋顯示,「關於死亡的標準,傳統上採取綜合標準說,即自發呼吸停止、心臟跳動停止、瞳孔反射機能停止。」這個標準就是前述的「心腦死亡」,而非「腦死亡」。
南非政府片面要求台灣代表處遷處期限已過,台灣外交部1日表示,位於南非首都普利托利亞的駐處目前正常對外營運,呼籲南非政府切勿單方破壞兩國於1997年達成的協議。 據中央社報導,南非政府1月下旬再度致函台灣駐南非代表處,要求3月底前遷離首都普利托利亞,南非外交部(DIRCO)更在雙方磋商之際,於3月5日在官方網站將台灣代表處名稱自「台北聯絡代表處」(Taipei Liaison Office)更改為「台北商務辦事處」(Taipei Commercial Office)。 台灣外交部1日舉行例行記者會,亞西及非洲司副司長陳詠博表示,台灣位於南非首都普利托利亞的駐南非代表處,目前仍正常對外營運。 陳詠博說明,目前仍持續就台非雙邊關係法律架構可能的修正方向,及雙方談判的時間、地點、人員組成與協議簽署方式等細節,與南非外交部討論。 陳詠博強調,南非作為今年G20峰會主辦國,更應注重並嚴格遵守國際規範。南非近期違反國際規範的作法,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包括美國在台協會(AIT)及國務院皆已對此作出回應。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對台灣課徵32%關稅,其中半導體等項目暫時未納入,不過伺服器和電腦零附件等對美出口大宗貨品首當其衝。 川普3日宣布對個別國家徵收17%至49%對等關稅,以及整體一致性10%的進口貨品關稅,鋼鐵、藥物與半導體等項目暫時可豁免。觀察美國主要貿易國,分別對中國、歐盟、日本等進口商品課徵34%、20%及24%對等關稅,台灣稅率則是32%。 今年2月出口最新統計顯示,台灣對美國出口117.7億美元,年增65.6%,其中自動資料處理機(電腦)及其附屬單元出口排名第1,出口額達68.38億美元,佔比高達58.1%;其次為電腦零附件等產品,出口額為6.49億美元,佔比5.5%;積體電路則排名第3,出口額為5.46億美元,佔比4.6%。 觀察2024年全年度台灣對美國出口前5大產品,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件等產品居於首位,2024年出口額為514.94億美元,成長幅度高達140.29%,在整體對美出口佔比達46.24%;其次為積體電路,出口額約74.03億美元,年增111.66%,整體佔比6.65%。 合計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件、積體電路對美出口前2大產品的佔比超過一半,高達52.89%。相關官員分析,AI浪潮推升伺服器和晶片等需求,觀察對美出口成長最大貢獻為AI伺服器和半導體等產品。
網路圖片 文丨王思思 編輯丨杜雯雯 大多數時候,我們在清明節談論的死亡與悼念相連,關乎親密的家人、尊敬的長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這個故事,則與1500餘位陌生人無人善後的離世有關。過去近10年,台灣首位特殊清潔員盧致宏,親眼目睹並處理了這些死亡現場。 許多逝者是被社會所遺忘的人,生前深居簡出,活得猶如空氣,死後只以散發出的氣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跡、滅蟲卵,盧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噴霧,將污濁的「死亡之屋」恢復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樣」,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後的體面與尊嚴。 當獨居與老齡化浪潮襲來的當下,我們該如何安放那些在社會角落被遺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會走向的終點做好預備? 從盧致宏寶貴的一手經驗里,我們或許能窺見「孤獨死」的現實樣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著的一些證明。 1500種死亡 推開房門,盧致宏儘可能地憋氣。儘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濃重而腥甜的屍臭還是順著鼻腔湧入了喉嚨,他不得不噴洒藥劑來遮蓋味道。 身上的防護服,讓盧致宏走起路來稍顯笨拙,當他緩緩靠近卧室,屋內的小飛蟲受到驚擾,直接撞向他的臉部和身體。 這幾乎是在每一個死亡現場,盧致宏循環往複經歷的畫面,他已經見怪不怪。早前,他帶過一個實習生,剛到現場就逃跑了,盧致宏追到樓下才發現,實習生止不住地在乾嘔。 工作時,盧致宏的大腦總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儘快把活兒幹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願想,因為「臭永遠都是臭,臟永遠都是臟,噁心永遠都是噁心,不會因為你工作久了就改變了」。 網路圖片 去年底,三室一廳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獨居老人在家中過世多日後,血水滲透到樓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積症,廁所用過的紙巾和撿來的雜物堆滿了屋子,「大概有十幾二十年的量」。 清理乾淨需要一周的時間。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見殘留的身體組織,盧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鏟掉,通過大致輪廓,他能推斷出老人去世時的躺卧姿勢。接下來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著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蟲。 沉迷累積舊物的逝者,盧致宏在台灣「一年大概能見到一二十例」。他們多以撿垃圾為主,「什麼籃球框、網球拍,在他們看來都是寶貝。」最讓他觸目驚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裡疊放了數百個沒有清洗過的便當盒,爬滿了蟑螂和螞蟻。 在老齡化問題凸顯的台灣,「孤獨死」這個源自日本的名詞並不陌生,指的是獨居者鮮少與家人和外界互動,最終因病、意外或自殺身亡多日後,才被發現的事件。 在盧致宏經手的死亡清潔現場中,「孤獨死」佔據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齡分布上,「孤獨死」的老年人與年輕人的比例,幾乎是對半分。 比如30歲出頭的陳秋艷。她是一位單親媽媽,跟前夫離婚後,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騙光積蓄,還欠下債務。絕望之下,陳秋艷在台北的出租屋裡服毒自殺身亡。 那套兩室一廳的屋內,簡單陳列著日用家電,桌上散落著藥物,客廳一角則放有大量的兒童玩具。盧致宏的清理工作進行到一半,他留意到牆壁上的小卡片,是一個小朋友的字跡,上面歪歪扭扭地寫道:可以陪我一起長大嗎?媽媽我愛你。 同樣身為單親爸爸的盧致宏,看到文字時心臟猶如被什麼東西撞擊了一下。卡片最終被歸為「珍貴物品」,轉交給了陳秋艷親屬。至今,盧致宏依然為之唏噓,「她到底面臨著多大的絕望,才會願意拋下孩子走上這條路?」 網路圖片 中壯年「孤獨死」逝者在台灣並不少見。幾年前,50多歲的計程車司機張德明,帶著妻子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燒炭自殺。 盧致宏趕到時,門已被撬開,窗戶依舊是被膠帶封死的狀態。不到十坪米(約30平方米)的套房,門邊散落著遺體接運人員丟棄的手套、鞋套及裹屍袋。再往裡看,地板的角落處赫然放著一個裝有炭灰的鐵鍋。 做出這個決定的數月前,張德明曾向房東提出「拖欠一陣子租金」,等車賣掉後再補上。聽到這句話時,房東隱隱覺得不對勁,但還是應允下來,囑咐他不要輕易賣掉生財工具。張德明很快賣掉車,繳清了房租,之後,他帶著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個現場,盧致宏翻出了數張欠條、賬單與法律文書,這或許便是讓張德明一家走上絕路的原因。 和盧致宏一起共事過的志願者林正尉,總結了死亡現場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紀的老人,多數會在洗澡或起床時,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層男性家裡較為常見的是空酒瓶,白酒、藥酒、米酒……種類多樣,有時,他們還會往裡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別的。林正尉還記得一個混合了屍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種奇怪氣味的現場,逝者是一位60歲左右的女人,興許是愛吃腌菜,家裡堆滿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約有三五十瓮」。 年復一年的清潔工作越發讓盧致宏感覺到,死亡對於某些人來說,或許只是一個結果。而在走向毀滅之前,他們已經歷經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掙扎,「到最後,他們的心已經死了,只是在等待這一天(死亡)的來臨。」 「比電視劇還扯」 對那些與外界聯絡甚少的獨居者來說,房東或許是每個月最關心自己的那個人——因為要定時催收房租。 這些年,找到盧致宏的委託人,最多的就是房東。最忙的時候,一天能接三四個。 尤其在台北,聚集著各行業的打工者,許多人沒有能力買下屬於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價出租屋。頂樓的房東為了多賺出租費,會在屋頂加蓋一層鐵皮房,一個月大概收取6600台幣(約1500元人民幣)。夏天熱的時候,氣溫達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裡面,一兩天味道就全部出來了。」 盧致宏去過一個蝸居亡者的現場。那棟樓的一層,被當作辦公室對外出租,走上沒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樓,是四個用夾板隔開的房間,牆上還張貼著租房廣告:每月3500台幣(700多人民幣)。「真便宜。」盧致宏嘀咕,這是他十多年前讀書時的房租價格。 儘管早有預期,他還是被接下來眼前那個狹小的空間所震撼。推開房門後,約1坪米(約3平方米)的隔間被單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滿。死者29歲。盧致宏想像著那個「如同待在蝸牛殼」里的租戶,不知道對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間內,度過一個又一個夜晚。 網路圖片 那些不被珍視的人生,在死亡來臨時,只是再一次被印證。比如孫哲的消失。這位40歲的單身未婚男性去世兩個月後,房東成為第一個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個與世隔絕的隱者,沒有朋友,只定期把賺來的錢寄回家中。在台灣鄉下,父母靠社會救助生活,他們的另一項經濟來源,是兒子的收入。 患上抑鬱症後,孫哲辭了職。但父母開口要錢,孫哲只能重尋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來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發嚴重。盧致宏在現場挖掘到的信息是,孫哲很長一段時間內,處在工作、失業、就業反覆折騰的循環里,「能變賣的全變賣了」。終於熬不住的時候,他選擇了自殺。 清理現場那天,孫哲的父母也在。盧致宏找到一個被揉皺了的紙團,是手寫的遺書。他把紙團鋪平遞給孫哲父母。對方看過之後丟到了一邊,「這個東西一點用都沒有,要找錢,找房契、地契、房產證。」 盧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對方的父母為什麼那麼冷血,「他兒子失業很久了,因為錢被逼上了絕路。他的父母卻一開始就要我們把錢給找出來。」可一切都實實在在發生了,盧致宏覺得,「現實比電視劇還扯。」 網路圖片 每次的入戶清潔中,盧致宏會伴隨著做遺物整理的工作,他會特意搜集逝者遺留下來的文件資料,以及留給家人的物品或遺言。 不同於影視劇中的橋段,盧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遺言,通常不會是在桌面或其他顯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書架時,從一個筆記本中翻到了留給家屬的遺書。而更常見的情況是,逝者不會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屬會當著盧致宏的面,談論財產要如何分割。他不會做任何干涉,只是靜靜做著手頭的事,但聽著那些吵鬧的的爭執,盧致宏內心會升騰出很深的絕望。在見過的冷漠與狗血現實足夠多後,盧致宏認為,所謂血緣,不過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一個關係證明」,再沒有更多的意義。 志願者林正尉受到衝擊最大的一次,是入戶台北中正紀念堂附近的眷村區,給一位老兵家裡做清潔。 整理遺物時,林正尉發現了許多1960年代的軍方證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國民黨老兵,1949年之後「退來了台灣」。 「太珍貴了,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榮耀,也是能證明他身份的一些東西。」林正尉把所有證件收拾好,拿給老人家屬。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丟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像著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輩子就是個軍人,從大陸撤退到這裡,養育一大家子。」僅僅是兒子的一句話,一個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願者的一年裡,林正尉共參與了67場清潔,見識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親屬間,大多都會因財產問題產生口角和糾葛。相對和諧的畫面,不是沒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過「不到3場」。 林正尉最大的哀傷正在於此。「有時清理到一半,他們的故事就會不見。」他談起人一生會有的兩次死亡,一次是肉體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記憶淘汰的死亡。 「原來大家只看重錢,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經歷。這個人的生命曾經是什麼樣子,他們是你的爸爸或媽媽,都不重要。」 不被歡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灣,死亡還是一個敏感話題。人們通常因「晦氣」,對此避而不談。也是最近十多年,盧致宏這樣的特殊清潔員及遺體整容師等職業,頻繁出現在台灣公眾視野,「死亡,開始變得可以被談論。」 盧致宏創辦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灣第一家清理孤獨死現場的公司,服務項目包含生前整理、遺物整理、特殊清掃和垃圾屋清理,範圍囊括全台灣的所有城市與鄉鎮。 採訪時,他不願直接聊具體報價範疇,某種程度上這算是「行業機密」,只表示,報價多與少,通常要考慮委託人的距離遠近、房屋面積大小、污染源的擴散程度、異味嚴重程度等,就連委託人家住幾層,有沒有電梯也要評估在內。 比如運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車,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幣。上個月,盧致宏處理過一個清潔現場,用了10輛車運垃圾——這意味著即便不計算其他費用,光是垃圾清運,委託人就花了5萬人民幣。 團隊里現在一共14人,大多來自底層,有的還是聾啞人和抑鬱症患者。這些年,成員們進進出出,他也早已習慣這份工作的較大流動性。 網路圖片 與人談錢,在每個環節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東的溝通。直到現在,接到的每一通電話里,對方都要不斷殺價。有些人甚至在聽到清潔費用後,大罵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讓盧致宏感到為難的,是有時不知道該如何收費。他有遇到一種情況,委託人是一個8歲孩子的鄰居。父親在家中過世後,讀國小的兒子整天在家裡哭。一開始沒人在意,以為是調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費用,盧致宏不知該向誰開口,「這不是鄰居的問題,我們不能跟鄰居收費,可是孩子還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費。」最後,他只象徵性地向鄰居收取了一點錢。 面對孤苦的老人同樣如此,「我們可能整場做完只收個1000塊台幣,大概200塊人民幣這樣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潔的處境,「這種委託都是賠錢的」。 某種程度上,特殊清潔員還承載著紓解逝者家屬悲慟的任務。通過清理現場的遺留物,判斷逝者死亡前的狀況,他們能更好地幫助家屬探尋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絲慰藉。 盧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親家中。老人六七十歲,住在台北的鄉村,兒女均在城市打拚。父親離世倉促,三個孩子沒能守在跟前,為這一點,他們心存愧疚,各自抱怨著「後悔」。 不願看他們沉湎在自責中,盧致宏突然打了個岔。「你們來看,這是你們幾歲時畫的?爸爸有幫你們收好。」一些彩色的風景畫里,有黃色的太陽,灰色的木屋……翻閱著兒時的畫作,大女兒和二女兒從當前的情緒中抽離了出來,她們感慨「爸爸有心」,並一起討論著,哪張畫出自自己之手,當時自己幾歲。 同在現場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實做我們這一行,有一個哲學觀或價值觀,就是要讓活著的人繼續好好活著。」 林正尉原本從事藝術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經歷了全球新冠肺炎時期的無常後,他於2023年加入了盧致宏的團隊。 林正尉還記得第一次去現場前的慌張。逝者是一位50多歲的美國人,在出租屋辦公突發疾病,被發現時已亡故多日。幸運的是,在他入戶前,盧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當時味道已經很少,但還是會有一些蛆蟲從水泥地的縫隙跑出來。」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後的收尾工作,來練習上手。 儘管如此,初期的他還是有些難以適應。工作時,林正尉總是想像著這些「孤獨死」的逝者,而自己被關在密閉的小空間里,一待就是一兩個小時,等同於陷入另外一種孤獨。「我們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個小時是很考驗耐力的。」 有時候,即使到了清潔現場,若發覺委託人高高在上的姿態,盧致宏也會帶著團隊離開,甚至會和客戶爆發爭吵,「不尊重我們,就沒有必要忍著,我們是付出身體健康去做這份工作的。」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潔員最辛苦的日子。擔心屍臭味會隨著空調水管排到室外,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環境,他們從來不敢開冷氣。窗戶也要緊閉。有一次,林正尉剛進入現場幾分鐘,就熱到痙攣,「簡直比蒸籠還熱」。 他記得盧致宏有一回連續工作了兩三個小時,離開現場後,一脫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樣從鞋口流出來。 但從業以來,特殊清潔員一直伴隨著被輕視或污名化的過程。有些人會把他們等同於「死亡天使」。偶爾,盧致宏工作的過程中,還會被逝者的同樓層鄰居跑來罵。 但盧致宏視自己為拼圖者的角色,清潔的過程,如同置身考古現場,通過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讓對方的面貌輪廓變得醒目,以此拼湊出逝者過往的人生。有時細緻到對方做什麼工作,有什麼樣的飲食習慣,愛穿什麼風格的衣服,好似一個鮮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個幫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對盧致宏而言,與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淵源。大學時,他就填報了生死系。父母聽說後,「氣得要死」。在父輩的價值觀里,那屬於鄙視鏈最下層。盧致宏卻一再讓他們失望。畢業前夕,他去殯儀館實習,做一些接運遺體的工作,之後轉正,成為一名正式員工。 等過了30歲,盧致宏看著很多殯儀相關科系的人出來做同樣的事情,尤其是後來台灣地區推出了所謂的證照制度,「幾乎都能拿到執業證」。這讓盧致宏產生一些危機感,認為它是個替代性很高的職業。 而特殊清潔,至少在當時的台灣,算是一個空白,「沒有人願意從事那樣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盧致宏一腳踏進了新的領域,開了公司。 即便台灣如今的特殊清潔領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總體而言,人們會把它歸結為「家政服務」,「認為我們是很低廉很低級的工作」,且短期內,無法得到改善。 台灣一個殯儀從業者曾評價,特殊清潔,僅僅是把東西丟光而已。這句話讓盧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丟光東西,那找一些工人來做就好了,我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創業早期,盧致宏甚至幻想過,這份工作他要干一輩子,直到做不動為止。現在,他已經開始痛恨起自己的職業,「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託。如果因為案件委託量少到已經讓公司撐不下去,就代表是哪裡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馳在《武狀元蘇乞兒》中的一句台詞: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國泰民安,鬼才願意當乞丐呢。 2000年,中國已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有研究預測,2030年獨居人口數量或將達到1.5億-2億人,獨居率或將超過30%。台灣地區的數據顯示,2023年,台灣一人戶家庭數量達到332萬戶,佔總家庭戶數的36%。 曾做過相關議題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歸納出「孤獨死」的七個可能成因:獨居比例攀升;終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經濟來源;中年離婚率增加;個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長;老老照護。 在台灣,當一位逝者被發現,且無人料理後事時,房東或社區會先打電話報警。之後,片區殯儀館把遺體接去,由法醫鑒定死因,開具死亡證明。後續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殯儀館承擔。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有在做一些預防和延緩「孤獨死」的舉措。如一些流浪街頭的個案,會由非營利組織牽線搭橋,解決租房難的問題。林正尉解釋,「這些組織會幫忙做他們的擔保人,以組織的名義跟房東簽約,房東就不會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麼的。」 除此之外,當地類似於大陸的社區、街道辦事處等政府部門,也會和做特殊清潔的團隊保持合作,爭取延緩部分人的死亡時間,降低「孤獨死」的可能性。 如發現某戶家庭有獨居者,且被定性為囤積房,里長(社區負責人)會邀請盧致宏幫忙做好住戶的清潔和整理工作。 「沒有人願意這樣子死。我們也沒有多麼偉大,也需要賺錢吃喝。」盧致宏說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個善後者與過渡者的角色,「說難聽點,是一個幫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節前幾天,盧致宏還接到西安某民間單位的講座邀請,分享他在台灣的經驗,「因為大陸現在空巢老人的問題很嚴重,他們單位想要了解台灣情況,做一個教育培訓。」 林正尉參與過一次這樣的救助。那是一位90歲左右的貧困老人,家裡沒水沒電,垃圾堆滿房屋。社工每天送便當過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對大家提出的清潔建議,她一概拒絕。 「但她的生活實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記得,持續溝通了三個月後,社工把老人哄騙出去,這才給大家騰出了改造房間的空隙。 那次的現場,他們給老人換了新傢具、家電,浴室里安裝上了無障礙扶手。等到傍晚老人進門時,看到用遙控器操控的日光燈和冰箱里新鮮的食物,對著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還告訴我們,已經好幾年沒吹過冷氣了。」 作為死亡的間接見證者,盧致宏對於「孤獨死」有著不同的理解。在他看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孤獨死」,一個重要的依據是:TA在生前是否孤獨。而兩者間的區別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單狀態的,它跟『孤獨』不是一回事兒。」 「假如一個人自願選擇了享受獨居的生活,有天卻意外離世,這樣的死,不應該被叫作『孤獨死』。反而是那些被社會所遺棄和遺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獨死』。」盧致宏說。 但面對真相是更難的。盧致宏的觀察是,可以預見未來會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沒有人願意去提這個問題」。一個細微的體現是,有人在死去後,鄰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誰,「他們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經死掉了。是男是女,他們那時候才知道。」 (陳秋艷、張德明、孫哲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