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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毛澤東從中央領導思想上找「五風」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確提出「人禍」問題，這是對的。但是，有一點他沒有說到，1960年「五風」比1958年持續時間更長的主要原因，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五風」難以糾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糾正「五風」，各級幹部也聽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精神，開展了整風整社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整風整社中，糾正「五風」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賠，讓社員揭發批鬥幹部的「五風」行為。退賠、清算是不徹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這些運動中，農村基層幹部真正受到了打擊。有人估計，在整風整社中，受批判鬥爭的幹部5%左右，受到黨紀處分的大約佔15%左右。這種政治運動的辦法雖然對共「五風」進行了有限的糾正，但同時，由於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運動形式，使行政權力進一步神化，強化了極權制度的的危害。 「五風」 屢禁不止，最後不得不靠強權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來解決，這是因為「五風」有深刻的制度基礎。30多年以後，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共產風」其所以連綿不斷，清理了又刮，邊清理邊刮，固然同清算、退賠不徹底，特別是同1959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有密切關係，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於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階段空想論的影響。」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給制和工資制度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三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四是政社合一的體制。薄一波這一點說得對，「五風」其所以產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實際的理想。而且這種理想已經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僅如此，產生「五風」的制度，不僅僅在人民公社這一層級上。整個國家制度，即極權制度，才是產生「五風」的真正根源。不解決制度問題，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風」，是不可能徹底的。以後的歷史證明，在大饑荒以後的歲月里，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21世紀初，除了「共產風」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風依存在。到20世紀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新的「浮誇風」機制。 第二十章 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任何一個政府，面對危機都會採取相應的對策。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面對全國性的大饑荒，也曾調整政策，糾正錯誤。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間的八個月。 毛澤東的一切糾偏措施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而「三面紅旗」恰恰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毛澤東把執行「三面紅旗」的成績和問題說成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糾偏時只能談「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說：「毛澤東對錯誤的糾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許動搖三面紅旗為前提的。」 在廬山會議以後，連這個限度以內的糾正措施也廢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躍進，又一次共產風，1961年又一次糾偏，但為時已晚，大饑荒持續了三四年。糾正錯誤的遲緩、波折、低效，不僅反映這個制度信息閉塞、機制僵化、領導專制等種種弊端，還反映這個制度缺乏有效的糾錯機制。 一、糾偏只有八個月，廬山會議一風吹 自1958年夏秋以來，由於大躍進搞亂了全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毛澤東的認識有了轉變，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有所冷卻。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察覺。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這八個月間，採取了一些糾正偏差、克服困難的措施。毛澤東首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統一領導層的認識。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見本書「人民公社」一章），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上，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除了上述會議，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會議和信件中，毛澤東除了講一些糾正偏差的話以外，也講了另一面的話。例如，他認為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母親肚裡有娃娃，社會主義有共產主義萌芽」。他還是想儘快地過渡到共產主義。他說過反對「一平二調」的話，但他也說過「公糧、積累、勞動力，都是調撥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萬雄師下江南，現在為什麼不能調人去勞動。」他認為「現在只能部分地調，全省全國調不行。」他主張在公社內部可以無償調撥，搞公社範圍內的「小全民所有制」。 他說過不能一下子否定價值法則，但也說過「價值法則是一個工具，只起計算作用，不起調節生產的作用。」 他講過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認為「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農民，為了工農聯盟。」 在糾正1958年以來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要求宣傳部門繼續歌頌「三面紅旗」。對於1958年秋季以來出現的大量問題，毛澤東肯定了中共中央宣傳部1959年1月20日報批的《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幾項通知》中的意見：對報刊工作的態度是，繼續對1958年大躍進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進行充分地宣傳，只宣傳成就和積極方面，一般不報道消極方面。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鑒於1956年反冒進時期，對工作的缺點，宣傳過多，給群眾熱情以很大打擊，造成了馬鞍形。而所謂缺點，事後檢查，不過是十個指頭的一個指頭，或者還不到一個指頭。那時卻有些人大驚小怪，驚惶失措，是一種左傾情緒的表現。這個教訓，千萬不要忘記。」  在轉變指導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也採取了一些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社員飼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對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養豬，有所放鬆。  指導思想的這些轉變和上述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在廬山會議及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都「一風吹」。1959年9月29日，農業部黨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指出五、六、七三個月內農村出現了一股右傾歪風：改變了「基本隊有制」，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吹掉了部分供給制；吹掉公共食堂。 其實，農業部黨組指出的這些問題，正是在執行中共中央向農民讓步的政策的結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發出的三個文件的結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轉了農業部黨組的這個報告，說農業部黨組揭露的這些問題「實際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要求「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其實，毛澤東對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幾個讓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愛將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書記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說：「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有的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當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問題上，應該積極辦好，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  反右傾以後的1960年又是堅持大躍進方針的一年，這一年餓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又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大躍進中退回來。但是，在中國當時那種政治制度下，身處中央的決策者們很難得到下面的真實情況，他們發現問題總是要晚幾個月，而且他們知道的危機狀況比實際情況要輕得多。糾錯過程又和反右傾交叉，反右傾不僅阻礙糾錯，還助長錯誤。所以，中國共產黨雖然努力糾正錯誤，但大饑荒還是持續了三四年。 二、毛澤東獨自「唱低調」，別人還得唱高調 毛澤東不是一個遲鈍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部分領導人和若干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3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書記的彙報時，就開始對這些高級幹部做「降溫」工作。說是「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4日，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等議論十年規劃時，毛澤東說：「還是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聖反映，群眾中有人怕廢除票子，怕歸公，因而銀行提款的多，發生了搶購。毛澤東說：「廢除貨幣，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北京現在亂得很，我們沒有章程，天下大亂。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澤東還說，鋼鐵不去趕美，只趕英國。他還說：「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就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講快了。」9日，針對一些人迴避商品經濟的傾向，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要發展」。他說；「現在有那麼一種傾向，就是共產主義越多越好，最好一兩年內就搞成共產主義。山東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 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等於全民所有制。將來達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躍進」、「大鍊鋼鐵」中所謂「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燈」、「挑燈夜戰，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讀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但是，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能說，別人說了就有右傾之嫌。所以，這些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話都是毛澤東先說出來。毛澤東說出了這些話，又被他的下級奉為「先知」、英明。由於批評反冒進、反右派等殘酷鬥爭，在各級幹部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人敢付之實踐，還得繼續唱高調。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能太快、要有條件的時候，劉少奇說，達到150元-200元的消費水平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消費水平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則認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轉了。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高層有人如此繼續唱高調，到下面繼續唱高調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面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是一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 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時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難以落實，就把糾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訴到生產小隊一級幹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幾個問題」。這封信一共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為了反對高指標，他對生產隊的幹部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之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由於相信1958年糧食高產，認為糧食吃不完，幾位中央領導人提倡「少種、高產、多收」，主張減少種植面積。毛澤東告訴六級幹部，這種說法三年不可行，還是要多種。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要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毛澤東在這封信的最後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目標，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這句話表明，毛澤東還是希望達到較高的目標。唱低調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的聰明的下級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想法，按照他的真實意圖行事。如吳芝圃、李井泉等。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布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問題發展到大批餓死人的程度，毛澤東深感到受了下面幹部的欺騙。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調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組織和指導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率隊分別赴浙江、湖南、四川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分別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調查研究。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這些調查，了解了不少農村真實情況。但為時已晚，大錯早已鑄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整頓「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1960年11月3日，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即十二條）向全國下達。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 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儘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十二條下達後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表示：「自己也曾經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他的這個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對一個報告的批示的形式說出來的，這個報告是中共甘肅省委1960年11月25日報告，批示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從中可以看作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的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改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7年時間公社現行的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20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20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據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  毛澤東這個自我批評的意思還是制止「共產風」。但是，有些地方「共產風」一直刮到1961年。這是因為共產主義這個美好的理想，在各級幹部中印象太深了。這是中國輿論工具的功勞；也是因為，實現共產主義，已經寫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上面，考核幹部的一個最重要的標準，是看他共產主義信仰是不是堅定。 三、所有制上退讓，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瞞產私分的問題使毛澤東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轉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為了抑制所謂瞞產私分，毛澤東等人糾正不顧條件過急地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偏向，從所有制上退回來。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六次講話，重點講調整所有制。他說： 要基本消滅三級所有制（即公社、大隊、生產隊）之間的差別，把三級所有制變成一級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生產隊的經濟水平大體趨於平衡，而這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可少的過程，而不是什麼向農民讓步的問題。….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這個過程。 就在鄭州會議期間，1959年2月28日，毛澤東對《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中說： 這裡應當加一句：又應當批判只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社辦、縣辦工業過多因而抽去人力過多，使生產隊人力過少，妨礙農業任務完成等「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必須承認，目前實際上還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  為了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毛澤東建議各省召開六級幹部會議。1959年3月9日，他在寫給各省委書記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六級幹部迅速找來，把方針立刻放出去，三幾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取得主動，觀潮派、算賬派無話可說。當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開倒車。這些人會有幾天睡不好覺，吃不好飯。但也不過幾天而已。三幾天後，就會想通的。」  在毛澤東建議下，各省都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各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議）。按毛澤東的意見，也請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見的人，即所謂「觀潮派」參加會議。安徽的六級幹部會從3月9日開始，18日結束，參加人數達1萬人，內有「觀潮派」1000多人。 廣東的會議參加者有16000人。這些會議都是落實「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方針，算1958年一平二調的帳，清退物資財產。例如，湖北省麻城縣召開萬人大會，搞「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縣、公社、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讓基層幹部把話說出來，做到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三個兌現」：一是公社調生產隊的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毛澤東對湖北省委關於麻城縣萬人大會的三個報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的作法。 但是，這只是口頭文章，實際上沒有兌現，如果真的兌現了「缺口糧的，立即供應」，那就不會餓死人。 不過，從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績，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澤東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第一次講話中有言在先： 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定1958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會議和六中全會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由農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這個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  在糾正大躍進的偏差中，幹部們頭上一直有一把懸劍，罪名有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觀潮派、算賬派、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一把把懸劍使人們寧左勿右，阻礙著有限的糾錯政策的落實。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人們對錯誤的估計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錯誤只是「一個指頭」，即只佔十分之一。超過了這個範圍，懸劍就可能落在自己的頭上。 四、搞退賠，僅是紙上文章 為了糾正「共產風」，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還要求各地清退「共產風」中颳走農民的和生產小隊的財物。有些地方也賠了一些。如江蘇省東台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歸還社員小農具180件，苗豬、小豬、肉豬27頭，羊33隻，其它沒有償還的也計價，答應償還。  農民的房子已經拆了，重建是很困難的，拿走的東西大部分都揮霍了，退賠很不容易。由於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報上來不少公社退還給生產隊、生產隊退還給農民的數字。 這些數字大部分是虛誇的。清退工作1959年春天開始，但進展十分艱難，在以後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發文，強調退賠問題： 1959年2月鄭州會議以後的各省召開的六級幹部會上，清退是一個重點內容。1960年11月3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中的第二條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縣和縣以上各級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向社平調的房屋、傢具、土地、農具、車輛、家畜、家禽、農副產品和建築材料等等種種財物，都必須認真清理，堅決退還。」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中，說，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緊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會議紀要發出後，各地都進行了退賠工作，取得了成效，但總的來說退賠工作做得不徹底，再次強調，「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反覆多次的指示，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全部、徹底進行退賠」。  中共中央這些指示在基層落實的情況怎麼樣呢？請看江蘇省的兩個資料。 1960年11月，江蘇省常熟縣莫城公社已經進行了「三反」，10日工作組進村與公社幹部開了會，11日、12日召開了小隊長以上幹部會。在這兩個會上都原原本本地傳達了「十二條」，並聯繫實際進行了討論。在食堂設立登記處，登記社員被「平調」的物資和去路，制定兌現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兌現階段。傳達後群眾普遍歡迎，認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眾怕十二條不能兌現。幹部中有人有情緒。他們說：「搞一平二調時是上面刮起來的風，通不通，三分鐘，不通也得通。現在群眾批評，退物賠款難上加難，越想越冤。」「我們這些小兵小卒總是先挨當頭炮，刮共產風帶頭上陣，批共產風帶頭檢查。」  （未完待續）

（接上期） 五、幹部特殊化也成了風 由於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各級黨委，幹部掌握著一切資源，權力的運用又沒有制衡，幹部們運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饑荒期間，幹部特殊化主要表現在食品方面。幹部及其親屬多吃多佔，損公肥私比較普遍。幹部大吃大喝和農民的飢餓形成了強烈反差。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時已有大量的介紹。這裡不再贅述。 六、「五風」是怎樣刮起來的 「五風」其所以成為全局性的災難，有颳風的，有跟風的。颳風的是風源，跟風使「五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緊。 有人說風源是毛澤東，毛曾自己說過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說風源是劉少奇，1958年夏秋之間，劉說過很多狂熱的話。不管怎麼樣，在當時中國那種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響全國的風潮。全國性風潮一般是由高層領導刮起來的，或者起源於地方（實際是地方官員揣磨中央的意圖而作為），然後由高層領導肯定或倡導刮向全國的。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對「五風」的形成過程講了一外故事：有一個人砌了一堵牆，粉刷得很乾凈，不讓任何人在牆上畫東西，他就在牆上寫了「此牆不準畫」。有一個人看了就寫了一句「我來畫一畫」，第三個人看了就寫了「你畫我也畫」，後來又一個人寫了「要畫大家畫」。這樣就成了一首詩：此牆不準畫，我來畫一畫，你畫我也畫，要畫大家畫。周恩來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這堵牆不是一個人弄髒的，「五風」不是某一個人刮起來的。  毛澤東「始作俑者」的事實本書已有充分的介紹。由於劉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於對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後的社會輿論和回憶文章中，常常把劉說成毛澤東的錯誤的反對者，是「右」的，是反「五風」的。其實不然。看了下面列舉劉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論，讀者就會知道，劉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這方面的言論，本書其它章節已經有些介紹，這裡再作些補充：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27歲（一說25歲）寫《大同書》，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等九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劉少奇這次還講到要消滅家庭。 在《大同書》中，康有為認為，男女同居不得超過一年，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 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三、四十年之後，我看可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麼長？」 「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 1958年7月1日，劉少奇在首鋼視察時說：「總路線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總路線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過」，「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有這麼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國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過英美就變成了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劉少奇彙報到高速度的糧食增產與生產基礎條件不相適應是當前一個重要矛盾時，劉少奇說：「鄉社合一怎麼樣啊，你們不是並社嗎，一鄉一社不好嗎？」「農業合作社，合在一塊，採取打亂平均的辦法，把道路一修，那個吃虧，那個佔便宜，好在你這裡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麼你的。」「在並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裡，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志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 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志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志於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只有社會產品極大豐富了，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極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文化，工農、城鄉以及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消失了，這才得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不過，少奇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卻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  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有個老頭說，過去擔心受苦一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一書記儲江同志在彙報中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少奇同志對群眾的這兩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說：「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這就是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誌。」 劉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的報告中，對上述「兩個心思」又作了進一步的強調。他說：「從馬克思以來，從提出共產主義制度這個理想以來，就有人反對。反對的一條理由就是認為實行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願工作了，就要懶下來…….我們實行供給制，也有人怕『干不幹，兩斤半』。勞動人民不是這麼想的。他們想到實行供給制以後，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農民這句話證明，實行糧食供給制，不是使人家更懶了，而是使人更勤勞。」 在同一次講話中，劉少奇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幹部勢必跟著走，鄉幹部一改，縣幹部、省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黨員幹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贊成分配製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又說：「如果要說供給制，標兵在那裡？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他站穩了，他實行了供給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齊。各級幹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視察，不僅鼓吹共產主義，還相信下面幹部說的假話，並加以鼓勵。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麼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劉少奇很支持密植，看過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說：「你們這裡種大畦子的方法不錯！只要畦跟畦之間留個小壠道，能進去人就行。要鋤草、間苗的話，可以作個寸把寬的小鋤，也可以用鑷子夾。」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笑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劉少奇同志一再讚揚各地從公社裡組織大批「遠征隊」上山採礦，到城市鍊鋼鐵的做法。他說：「現在各地方鍊鋼鐵、採礦石、修水利都是採取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各人自帶工具、自備糧食，或者實行糧食供給制，或者半供給半工資制，這辦法很好，一個鋼鐵基地就集中了幾千幾萬人……這是一種共產主義精神，是新的勞動工資制度的萌芽，它給我們今後新辦工廠的勞動制度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道路。」 劉少奇這段話不僅助長了各地的瞎指揮，還對勞動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誤導。9月27日，他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說：「江蘇省有300多萬人鍊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干，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麼勞動保險，什麼工資太少。江蘇省只有50萬產業工人，現在鍊鋼鐵的有300萬。哪個大呢？是300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制度。鍊鋼鐵可以這麼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麼做？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那麼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我這裡羅列劉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風」的言論，並不是說，「五風」的風源是劉少奇。也不是為了減輕毛澤東的責任，而是說明，自從批評「反冒進」以後，當時中央領導集團中的多數人是和毛澤東一致的，是支持毛澤東的。其中，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調子一致，他們有時還說出比毛澤東更激進的話。20多年以後，鄧小平回顧當年的情況時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 何止沒有反對？實際是火上加油，推波助瀾。如果要追究「五風」的風源的話，那就是整個中央領導集團。當然，說中央領導集團有意刮「五風」那也不符合事實。他們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們的這些言行一層一層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更有制度的原因。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風源」來自中央領導集團。在高度集權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動靜，下面的跟風者會成千上萬、風起雲湧。 在龐大的跟風隊伍中，有幾種不同情況，一是自覺認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機鑽的；四是盲目無知的；五是混水摸魚的。 自覺認同者中有一批是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盲目無知者，相當一部分是「熱血青年」，他們深信在「共產主義教育」中學到的一切，深信報刊上關於大躍進宣傳。這兩部分人在知識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兩極，但在跟風上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真誠」的贊同，他們表現得自覺而虔誠。他們在跟風過程有一種參與神聖事業的自豪感，有一種實現理想目標的責任心。但是，這兩類人在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顯然不同。自覺認同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有號召力，能發動群眾，關鍵時刻能提出新的口號，新的說法推動運動深入。無知的「熱血青年」，最為激進，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極端，也最具有破壞性。這兩批人是跟風力量的中堅。 熱血青年，腦子裡只有輿論所灌輸的共產主義信仰，再沒有別的東西。他們很容易被上級領導發動起來，不顧一切地去保衛某種價值。為保衛這種價值，他們無所畏懼。這種無畏是以無知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的每次政治運動，都是熱血青年打衝鋒，這是毛澤東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毀性的力量。他們易衝動，往往把事情搞得過火，只要這種過火不破壞政府的目標，這種過火是允許的，甚至被認為是可愛的。 被迫自保而跟風的，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跟風有可能被認定為「態度」、「立場」有問題，有可能犯「方向」、「路線」錯誤。右傾的帽子就拿在上級的手上，是可以隨時給戴上的，誰也擔當不起。在這批人當中，多數人不激進，但也有一些品質不好的人，為了給自己營造更可靠的保護層，也說出一些過激的話，做出一些過激的事。開始有的地方放「高產衛星」，並不是所有的幹部都信以為真，許多地方領導人起初都持懷疑和觀望態度，到了「浮誇」者得到了中央的稱讚，感到自己再不跟風就有政治危險時，才跟風放起了「衛星」。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持否定、批判態度者，開始只是少數人，經過一段時間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領導人的態度後，才「同仇敵愾」掀起「反右傾」的風潮的。跟風者知道自己的行為違背現實，也違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無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風過程往往伴隨著痛苦與不安，伴隨著對風潮嚴重後果的擔憂與焦慮。 一些投機鑽營分子，跟風是為了投領導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這固然與個人品質有關，最根本的還是中國的幹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幹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過民主選舉程序，全由領導人說了算。只要主要領導人喜歡，仕途就暢通無阻。在這種制度下，看到上級喜歡畝產1000斤，他就來一個畝產2000斤。他的言行舉止，完全是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與歡心。他使出渾身解數去跟風，以求仕途通達。  在農村有一批素質極差的人，在任何政治運動中，總是打頭陣。毛澤東的《湖南運動考察報告》中稱這種人為「痞子」。沒有這些「痞子」，運動就打不開局面。所以毛澤東對「痞子運動」持肯定態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後的「四清運動」中，這些人被稱之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農村幹部隊伍中，就有一些這樣的人，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總是表現得十分激進，以求混水摸魚。對農民進行拷打，捆綁，各種違反政策的事，就是這批人干出來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來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長沙縣天華大隊黨支部書記，她不是壞人，只是「三面紅旗」的一個積極推行者。她是全國三八紅旗手，湖南省勞動模範、省人大代表。土改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聯了左鄰右舍六戶農民組織了互助組。秋後，六戶農民家家增產。「彭梅秀互助組」被評為全縣的模範互助組。以後的合作化中，她又帶頭緊跟中央，組織了初級社、高級社。省報和地報還經常有她的報道。我這裡提到她還因為她和劉少奇直接發生過衝突，作為風源人物之一的劉少奇認識已經改變，而她還沒有轉變。《渴望真話•劉少奇在1961》一書對她作了生動的介紹。現摘錄如下： 在大鍊鋼鐵時，公社下達天華大隊上交林炭的任務很重，按這個指標，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隊黨總支副書記段樹成建議不要上交這麼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務一斤不少，結果幾個山頭都剃了光頭。後來又沒有煉出鋼鐵，段樹成說「這是得不償失」。上級強調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間有幾丘冷浸田不適合種棉花。小隊幹部請示段樹成。段樹成回答說：「因地制宜吧！」結果，大片棉田中，有幾丘田種了水稻。大隊有個茶園，由於蟲害和乾旱，有些茶樹枯死，在茶樹間有一些空地。段樹成讓社員在空地上栽上了紅薯，以補茶場工人糧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樹成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日夜批鬥， 車輪戰術，留黨察看兩年。 劉少奇到天華召開各種座談會，討論六十條，重點聽取對公共食堂的見。彭梅秀也參加了一次座談會。劉少奇說，「我們今天討論公共食堂，剛才已經學習過六十條，請談談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條，翻了幾頁，說：「劉主席，我們今天不說辦不辦公共食堂的事！」劉少奇微笑著說：「為什麼呢？」彭梅秀揚著手裡的六十條說：「第34條講得很明白，一切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應該積極辦好公共食堂，天華怎麼沒有條件呢？省里都在天華開過座談會。即使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辦。要不然，還算什麼紅旗大隊？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會主義牆腳，不辦，那還算什麼社會主義？」劉少奇笑了笑，說：「過去我們的宣傳有點過火，也不能說不辦公共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看有不有利於群眾生活，有不有利於發展生產。紅旗大隊更應該實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說：「別人辦不辦，我不管，反正天華的公共食堂要堅決辦，積極辦！」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連劉少奇也不放在眼裡。她得知劉少奇找她的「政敵」段樹成了解情況，很不滿意。在屋裡摔東西，擔桌子，暴跳如雷。她衝到劉少奇和段樹成談話的屋子，要進去，被劉少奇的警衛攔在門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劉鬍子，你到天華來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後的幾天，彭梅秀越來越不像話，對中央調查組的工作設置重重障礙，長沙縣委不得不將她調到另一個大隊任黨支部書記。幾天以後，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長沙縣委書記李滿成等上領導人到天華大隊開會，劉少奇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調動的決定，同時宣布為段樹成平反。並由段樹成擔任天華大隊領導。就在這個時候，彭梅秀闖到會場來了，她哭著，鬧著，在地上打滾，破口大罵「劉鬍子」。 應該說，彭梅秀這樣的人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忠誠骨幹，是核心力量，中國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這樣一些人推動的。 「風源人物」和大批跟風者又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聯繫起來，使「五風」的蔓延有了組織依託。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每次運動，都是通過這種層層核心力量，通過種種會議，實行全民動員，大搞「群眾運動」。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群眾運動，把它作為推動一切工作的手段。不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眾運動，就是在科學性很強的工業建設中，也大搞群眾運動。作為工業指導思想的「鞍鋼憲法」中，就有「大搞群眾運動」這一條。其實，在極權制度下，群眾運動實質就是運動群眾。群眾運動背後總是以最高權力的意志為背景的。最高權力人物「運動」群眾打擊自己的反對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眾運動是依靠權力系統層層發動的，在運作過程中有權力的操縱。被「運動」的群眾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斷能力，處於一種盲目的亢奮狀態，黨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就出現了「過火」行為。只要這種「過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最高當權者是樂觀其成的。在「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往」思想的指引下，這種被「運動」起來的無知者，對一切反對力量和反對意見形成摧枯拉朽之勢。 有了風源，又有了跟風者，如果沒有輿工具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還不足以颳起持久的影響全國的「五風」。上面介紹的種種跟風人物，都是在輿論工具的鼓動下行動的。甚至風源人物也受到輿論工具的影響。這裡說的輿論工具，不僅是報紙、電台，還包括文藝工、教育、社會科學。輿論工具的動員作用是「五風」大面積成災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新聞、文藝、教育、社會科學研究，都是中國共產黨嚴格控制下動員群眾的工具。在全體人民中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批判一切非共產主義思想，是這些機構的任務。教育工作從很小的年齡就開始灌輸，在一張白紙上印上最初的印記；文藝工作者則編織動人的故事，改變人們的感情；社會科學研究，則用共產主義理論「武裝」群眾，從深層次改變人們的認識；而新聞則無時無地的用「事實」教育群眾，開成強大的攻勢。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的都是知識分子。建國以來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多是針對知識分子的，一些獨立思考的人士幾乎被掃蕩以盡，能留在工作崗位上的，不是順從者就是沒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培養的只知道共產主義不知道其它的年輕人。這些在輿論崗位上的知識分子在宣傳共產主義以及「三面紅旗」時，不僅幹勁十足，還富有創造性。 輿論工具說假話不臉紅，因為也是有理論根據的。 當時新聞界常用的理論是： 「現象和本質」。你看到的雖然是真實的，但只是表面現象，不是事物的本質。記者明明看到了真實情況，卻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質」的理由被編輯部否定。明明是與現實相悖的報道，卻因為它說出了事物的「本質」，而得到肯定。當然，什麼是本質，只有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體」。不能只看一個局部，要從全局上看問題。你雖然看到了真實情況，如餓死了人，但這只是一個局部，不能代表整體情況。缺點只是「一個指頭」，而「九個指頭」是好的。你如果過份強調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體」的錯誤。當然，普通百姓、一般記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領導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說話，寫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雖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雖然多數農民的現實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他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誰能了解什麼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識分子，當然沒有這個能力。只有最高當權者才有這個認識水平。 「事實選擇的階級性」。世間事物是十分複雜的，同一個問題包含著很多不同的事實。說話、寫文章就要選擇事實。選擇過程就體現了一個人的立場，體現了他代表誰的利益。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對「三面紅旗」懷有強烈階級感情的人，在寫文章、說話時，決不會選擇不利於無產階級的事實。而選擇「黑暗面」的事實，批評「三面紅旗」的人，他的立場、感情一定有問題。 這些「本質」、「整體」、「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論，把判斷是非的權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領導人手裡，下面的人只能聽命從事。「事實選擇的階級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們思考問題、寫文章時，只能選擇反映「光明」的事實，不能選擇反映「黑暗」的事實。所以，報紙上只能一片叫好，沒有一絲批評的聲音。 輿論一律，理論一律，文藝、教育也是一律。全國上下只有一個聲音，沒有「噪音」，沒有「雜音」。「五風」也就一致地颳了起來。 在思想輿論控制和信息封鎖的條件下，開動所有的輿論機器，長期宣傳一種價值，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崇高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的攻擊。  七、「五風」屢禁不止 對以「共產風」為主的「五風」，毛澤東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覺，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就指出「共產風」「引起了農民的極大恐慌」。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清理「共產風」，「五風」有所收斂，但不久又颳了起來，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颳得更厲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陽縣委報告，從1958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對「共產風」年年處理，但始終沒有停止，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嚴重。開始，只有縣、公社、生產隊刮，到後來，省、專兩級也刮，社員和社員之間也刮。開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資金、糧食等，到後來，就像群眾說的，「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上至樹梢，下至浮土」什麼東西都刮到了。生產隊變成了「一口破鍋」、「一個爛攤子」。 9月18日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延春給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省長張體學的信中說，在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共產風」、亂指揮生產、糧食、自留地等問題最為嚴重。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至省級，下至小隊；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至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許多生產隊粗算了一下，「共產風」的各項損失，人均達50元左右，多的達一百多元，相當於社員一年到兩年的分配收入。生產瞎指揮的問題，嚴重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這個公社的幹部，採取了靠電話統一指揮生產的辦法，公社統一安排農活，全社一齊行動，群眾稱為「一刀切」的領導方法。糧食方面較普遍的問題是征過頭糧。有的生產隊還幾次壓縮社員的自留地。社員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糧食連年減產。  毛澤東大概不僅看到來自湖北省沔陽縣的報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剎住「五風」的決心。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後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後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幹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招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彙報，請你們對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對「五風」一刮再刮的問題，毛澤東有過反思，他認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亂，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亂。他說：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 ，十四句話， 也搞了六條指示 ，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颳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後，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1958年厲害，1958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颳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1957年是2400萬，1958年是4400萬，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萬，合計比1957年增加2600萬。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