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

（接上期） 1960年1月7日到17日，正是農村大量餓死人的時候，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面對遍地的餓殍，毛澤東繼續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他在會上說：「廬山會議以後很靈，生產月月高漲，看來今年至少不弱於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們準備分幾個階段，把我們這個國家搞強大起來，把人民進步起來，把物質力量搞強大起來。」 這個會議批准了國家國家計委《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了今後三年和八年的設想。會議認為，1960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年，可能比1959年形勢更好；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0萬噸，糧食產量6000億斤。八年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要基本完成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會議還要求大辦食堂，試辦和推廣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會議以後，全國各地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壓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共產內等「五風」又嚴重泛濫起來。  下面繼續送上來欺騙毛澤東的報告。《內務部關於各地加強工作春荒有所好轉的報告》（1959年4月23日）。報告說，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經在全省的範圍內停止發展，山東農民外流現象大部分已經停止，浮腫現象開始下降，但少數地區春荒俘在發展。其實，當時饑荒正在迅速發展。26日，毛澤東批示：「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 1960年10月26日，毛澤東看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關於信陽事件的調查材料。這個材料說信陽地區餓死了幾十萬人，並介紹了農村的慘狀。毛澤東只是輕描淡寫地批了十幾個字：「請劉周今日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他還是把信陽事件當個別問題處理，當一般工作中的問題來處理。也沒有在糧食徵購問題上鬆口。 在糧食徵購和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方面，1958-1859糧食年度徵購數達1125.44億斤，比上一年度高出22.32%，大饑荒全面出現的1959年，不但沒有減少糧食徵購，徵購數反而比上一糧食年度高出88.85億斤，高出比例為7.89%。（從生產年度看，1959年的徵購數比1958年高出103.18億斤，高出比例為9.45%）。而返銷給農村的糧食，1959-1960糧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21.29億斤。也就是說，在大饑荒全面爆發的1959-1960年，國家不僅沒有救濟，反而從農村多拿走糧食67.56億斤。（見表20-1，表20-2）在饑民口中奪糧，是一件十分殘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現了本書前面所介紹的鮮血淋淋的反瞞產私分的大規模慘劇。直到大饑荒發生了一年半以後的1960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糧食徵購數。1960-1961年度，糧食徵購數從上一年度的1214.29億斤，降低到780.84億斤，降低了433.6億斤（從生產年度看，1960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342.53億斤），但向農民返銷的糧食也減少了164.4億斤，實際農民負擔只減輕了269.2億斤。 表20-1大饑荒時期國家對農村糧食的徵購和銷售 單位：貿易糧，億斤 表格 表20-2  生產年度的糧食徵購數單位：貿易糧，億斤 表格 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不僅在糧食徵購上不讓步，1960年1月，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中共中央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中共中央在糧食部的一份報告說：「糧食徵購從1959年夏糧登場時計算起，到1959年12月，已經收到1142億斤（貿易糧），比中央批准的計劃1075.8億斤超過了6%，按糧食季度計算，到1959年12月25日止，已收到1016億斤，完成計劃的94%，再加上1960年五六月的新夏糧，肯定可以超額完成計劃。我們預計1959-1960糧食年度，收到1200億斤糧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轉這個文件中寫道：「中央認為，在今後糧食生產繼續躍進的基礎上，逐漸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糧食庫存，卻沒有大規模地開倉放糧救人。 從表20-3的糧食庫存數中可以看出，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這是貿易糧，摺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由此可見這個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20-3大饑荒年代糧食庫存（貿易糧，億斤） 表格 糧食部另一個數字說1960年6月30日，全國糧食庫存為301.48億斤，和表20-3中的297.71億斤差不多。這301.48億斤糧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億斤；天津1.15億斤；上海2.53億斤；河北18.26億斤；山西8.16億斤；內蒙5.49億斤；遼寧7.89億斤；吉林5.08億斤；黑龍江20.41億斤；陝西15.96億斤；甘肅4.81億斤；寧夏0.72億斤；青海1.25億斤；新疆4.45億斤；山東22.44億斤；安徽7.05億斤；浙江12.37億斤；福建2.72億斤；河南25.07億斤；湖北13.22億斤；江西7.14億斤；廣東7.40億斤；廣西2.84億斤；四川41.61億斤；貴州11.49億斤；雲南17.43億斤。  從這些庫存數字可以看出，當信陽100多萬人死於飢餓時，在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存在庫里，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億斤糧食存在庫里。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800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糧食，根本不會餓死人！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卻大量出口糧食。按生產年度計，與1957年相比，1959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2500萬噸 ，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比1957年的209.26萬噸多了一倍以上（見表20-4）。這一年，中國的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紀錄，達415.75萬噸，這是「貿易糧」，每噸「貿易糧」相當於1.2噸原糧。415.75萬噸貿易糧相當於500萬噸原糧。留給農民的口糧都是原糧，其中大部分還是山芋（又稱白薯、紅薯、甘薯、紅苕。由於本書引用各地檔案資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稱不一）。1959-1961年農村人均年消費糧食量為164公斤，1957年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標準算，500萬噸原糧足夠2450萬人吃一年。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還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1959年幾乎沒有進口糧食，1960年也進口很少，直到大饑荒發生以後的第三年，才開始進口糧食及少量砂糖。而進口食品都是供應給城市。（見表20-5） 在這期間，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開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先念講了四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豬和蛋出口的問題」。當時農村已經餓殍遍地，沒有飼料，豬長得又瘦又小，幾十斤就收購走了。李先念說：「今年一季度2.6萬噸豬的出口任務只完成一萬零幾十噸，這樣不行。請各省委考慮，既要很好地說服，也要加一點命令。」李先念抱怨說：「豬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豬而是狗豬。香港挖苦我們，把我們出口的豬燒掉了，說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為什麼賣掉呢。捷克總理西羅基給周總理寫信抗議，說：一是交不了貨，二是交來的不敢在市場上出售，質量太次。」談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務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業系統「來一個突擊收購運動」，「要採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出口問題」。  為了從農民嘴邊擠出食品出口，在收購中出現了大規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縣獅子公社虎峰大隊在1960年4月收購雞和蛋時，不是按社員實有的雞和可能生的蛋來攤派，而是按人頭下指標，不管有雞無雞，不管雞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節，將任務層層下達，社員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懲罰。誰家拿不出雞蛋，食堂就不讓誰吃飯。六隊社員柯政國沒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飯。他母親到親戚家借了6個雞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飯。除了扣飯以外，完不成雞蛋任務，還不準買鹽、煤油、煙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銷社幹部和生產隊幹部，為了完成雞蛋徵購任務，竟不經社員同意，到社員家強行捉雞。捉雞經常是深更半夜進行，弄得雞飛狗叫，人心惶惶。  表20-4  1956-1965年間中國的食品出口 表格 商業部黨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數字是：1959年商業部系統供應出口的任務完成了303000萬元，占出口計劃的110.8%。比1958年供應出口實績增長了28.9%，其中，豬肉供應出口23.3萬噸，是建國以來出口最多的一年；凍牛羊肉2萬噸，為出口計劃的125%；鮮蛋出口5200多萬斤，冰蛋出口6208噸；活家禽出口954萬隻，凍家禽出口7022噸。此外，還出口蘋果10.2萬噸，桔柑9.1萬噸。  表20-5  1956-1965年間中國進口的食品數（萬噸，原糧） 表格 從表20-4中可看到，1959年到1960年，在全國餓殍遍地的時候，中國出口了多少食品！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饑民！但是，當時的中國的領導人卻沒有想到饑民，想到的只是外匯和進口機器。為什麼拋饑民於不顧而急於進口機器，是因為沒有放棄大躍進的指導思想。 由於在政策調整中不能放棄「三面紅旗」，所以在經濟建設中，「大躍進」的思想始終存在。直到1960年，還保持著很高的經濟指標。 1958年大鍊鋼鐵全面搞亂國民經濟以後，10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1959年「為生產300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2000萬噸，對外公布1800萬噸。以後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1650萬噸。年末實際完成1387萬噸。1960年又提出了鋼產量1800萬噸的指標。到了經濟嚴重困難的1960年，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著牙要「爭氣鋼」，鋼產量不是搞1800萬噸，而是要搞2000萬噸。除鋼以外，1960年，由於反右傾的影響，其它工業生產的指標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資產投資最能表現國民經濟的冷熱程度。1960年，固定資產投資達416.58億，不僅高於1959年，還比大躍進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資產投資中，93%是基本建設投資。全國到處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馬，到處是半截子工程。 表20-6  大饑荒年代前後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單位：億元 表格 現在回過頭來看，對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場和責任田。但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做出的無奈的選擇。而自留地、責任田中的大多數是農民背著政府做的，縣以下幹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央和省級不知道搞責任田的面有這麼廣。從1958年過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標）是形勢所迫，但對阻止形勢進一步惡化起了作用。在這期間，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傾。這場政治鬥爭，加劇了災難。對中國共產黨挽救危局如此無力，羅隆基有一段精闢的談話：「他們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現在還不知道毛病出在哪裡，檢查糾正沒有觸及到基本問題，訂的措施沒有抓住要點，只會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癒出愈多…….共產黨講唯物，實際上最唯心，說的是客觀規律，實際上最不尊重客觀規律。他們現在拿著1848年的資本論，解決1958年的問題。這是一個什麼制度？平心而論，我要對人類負責，就不能同意這個制度。」羅說：「物資供應如此緊張，不是一時的，而是永久的，是社會制度造成的。」這段話本來是羅隆基在私下說的，後來被人打小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把它當作反動言論。1959年7月19日，毛澤東批給廬山會議的參加者，作為反面教材。羅隆基還說：「目前物資供應如此緊張，是古今中外所沒有過的大亂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壞了，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大工廠只能解決大問題，日常生活問題要靠小工廠來解決，現在只見其大而不見其小。私營工商業改造以後，又來了個反右，反右以後又接著搞政治挂帥、大躍進、人民公社。」 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才知道，羅隆基的這些「反動言論」，是遠見卓識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一章 廬山之變 1959年的廬山會議，從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開了46天。8月2日以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 如果沒有廬山會議，按照1959年上半年糾偏的勢頭，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亂，饑荒就可能止於1959年。如果是這樣，餓死人數只有已經發生的人數的30%，即可以減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數據計算，如果沒有廬山會議，非正常死亡人數只有665萬人， 可以少餓死1467萬人（見本書「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 廬山會議，不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糾錯措施剎車，還使1958年的那種錯誤政策更加嚴重泛濫，從而使大饑荒加劇並延長到三四年之久。 廬山會議是極權制度的產物，不僅維護了極權制度，而且強化了極權制度。 一、神仙會暗藏殺機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狂潮席捲全國，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亂。為了挽回危局，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個月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糾正措施。 按照這一段時間的政策邏輯，廬山會議應當是在這些糾偏政策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調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躍進的高溫已經下降，領導人們也冷靜下來了。他們需要總結這一段時間的經驗教訓，安排今、明兩年的任務和各項工作。當然，這些任務和工作安排是狂熱過後較為冷靜的安排。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們認為，廬山會議的初衷應當是糾左的。 不過，這些糾左措施，是在一個重要的前題下進行的，即不僅不能傷及「三面紅旗」，還要在維護和高舉「三面紅旗」。在糾正錯誤時必須堅持一個總體估計：如果1958年以來的工作是十個指頭，其成績則是九個指頭，缺點和錯誤只不過是一個指頭。另外，在安排任務時雖然要比上一年冷靜，但也不能泄氣。「氣可鼓而不可泄」，這是毛澤東當時常說的話。 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是複雜的，既認為1958年打了敗仗，應糾正錯誤，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丟分，甚至失去領導地位。他最怕被人說成路線錯誤。因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只要是路線錯誤，就得改組黨中央的領導機關。路線錯誤頭子是不可能改正錯誤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錯誤路線的頭子，都沒有好下場。如果真到了這種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陳獨秀、張國燾、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後塵。而這些倒霉的人，是他經常用來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員。他的支持者也極力維護毛澤東這個最敏感的部分，誰的發言略有涉及路線、政治等內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韃伐。 過去經濟工作由陳雲主管。1958年，毛澤東和譚震林、田家英一起談話，談到經濟形勢和有關問題時，毛澤東突然說起，還拍了桌子：「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澤東走到前台直接管經濟，結果碰了大釘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對吳冷西說：「搞經濟，我們這些人恐怕不行了。」還說；「去年是打了一次敗仗。」又說：「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後才開始好轉」。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發出的一些糾錯政策，毛澤東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心裡是不愉快的，認為是右傾的。 可見，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不只是沉重，應當還有酸楚、焦慮、不滿。處在極權頂點的毛澤東，有這種複雜的心態，對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發作出來，就會傷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頤年堂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檢討了1958年的錯誤。他說：「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毛澤東還詳細地談到他在田裡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第三天才找到起義的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他還說：「人不要不如豬，撞了牆就要轉彎。」看來，毛澤東是認了錯，是準備「轉彎」的。但是，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認識是很膚淺的，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他說：「去年（1958年）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划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係，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澤東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協作區主任開了個小會，有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林鐵等。他們準備一起從武昌動身，上廬山開會。 在赴廬山的船上召開的會上，毛澤東提出了19個問題請大家討論。這19個問題除了國際問題是周恩來建議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澤東一人。這19個問題是：1，讀書，高級幹部讀《政治經濟學》第三版下冊，縣級讀《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勢；3，今年任務；4明年的任務；5，四年的任務；6，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工業和農業中都有；8，群眾路線問題，工業和農業中的；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10，體制問題，即下放了的人權、工權、財權、商權要收回，由中央、省兩級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11，協作區關係問題；12，公社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富日子當窮日子過；14，三定政策，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基本核算單位；17，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18，團結問題，中央至縣委；19，國際問題。  在這19個問題中，最為核心的是對形勢估計和對1958年的評價。對這個核心問題，毛澤東已經定了調子：「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在當時那種制度下，毛澤東的意志是不能違背的。既然毛澤東給糾正1958年的錯誤定了調子，划了範圍。誰不按這個調了說話，誰超越了他劃定的範圍，誰就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毛澤東不乏支持者，在毛澤東的周圍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上海的柯慶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澤東權力在地方的兩個支柱。他們兩人不僅是封疆大吏，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地方官員中僅有的兩名政治局委員。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堅決肯定「三面紅旗」、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在南寧會議上因馬鞍形問題受到批評的周恩來，這次也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實情況，可能是出於維護團結，也可能是出於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員都是採取自保而隨風倒的態度。另外，軍隊的高級幹部由於來自不同的「山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又結下了舊怨，如果有新的政治鬥爭，也是報復舊怨的好機會。還有一些政治投機者、政治陰謀者，也總是依仗毛的權勢，在整人中求得晉陞的機會。 6月23日，毛澤東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時得出了「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結論。還回到了闊別32年的家鄉。28日赴武漢，29日乘船到達廬山。登山後他賦詩一首： 登廬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飛峙大江邊， 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派浮黃鶴， 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澤東的心境總是那樣豪邁、廣闊而俯視一切。他為什麼想起了陶淵明？是想到自己萬一政治鬥爭失敗，走退隱歸田之路，還是想把政治對手推向遠離權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澤東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當時可以說是民怨沸騰。專制制度下的官員們通常是報喜不報憂的，但當時毛澤東卻收到了不少批評「三面紅旗」的材料，這些材料已收集起來作為廬山會議的參閱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黨校80多名縣委一級幹部在「鳴放」中，把「三面紅旗」說得一無是處。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反映，一些軍隊幹部的批評矛頭直指中央：「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國務院秘書廳的幹部在學習中對人民公社、大辦鋼鐵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區黨員「比較一致否定大躍進」，對大辦鋼鐵、人民公社提出了懷疑和指責。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更為尖銳。這些是選送到會上的材料還是經過處理的，下面幹部反對「三面紅旗」的呼聲比這些材料要強烈得多。 就是在毛澤東周圍的人，相當多的人並不承認「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認為1958年的問題很嚴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廬山開會的中央領導人，從北京乘專車到武漢，然後乘船到九江。在這列專車上的高級幹部們自由交談，1958年的大躍進中的問題是重要談話資料。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坐在一起。陸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來之命調查過大鍊鋼鐵的問題。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如弄虛作假的現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辦法煉鐵是極大的浪費，大批壯勞動力去煉鐵了，地里的莊稼沒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懷談了這些情況，彭德懷十分關心這些事。  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月，通過《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後，下山各司其職。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都認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書作者同當年參加廬山會議的李銳交談時說：「連柯慶施帶上山來的材料也是反左的，會議轉向以後他不得不再讓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澤東的思想深處是不是這麼想的？看來不是那麼簡單，毛澤東已經看到了自己所處的危機，有人對「三面紅旗」提出了質疑。7月10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最關心的是對形勢的估計，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他警告說：「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致，黨內就不能團結，這是關係到全黨、全民的大問題。」 看來，毛澤東是想糾正大躍進中的一些具體錯誤，但不「三面紅旗」的問題，不容許有批評意見。 頭幾天，會議的開法是「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人們稱為「神仙會」。與會者講了不少大躍進帶來的問題，批評的聲音較強。有些天真的人真想「暢所欲言」。毛澤東真願意讓大家「暢所欲言」嗎？真願意硬著頭皮聽批評嗎？不是。在7月23日的講話中就很明確表示反對批評的態度：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好幾十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農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假如辦10件事，9 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既然毛澤東從根本上反對批評1958年，為什麼還要開「神仙會」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辦法1956年用了一次，結果大獲全勝，把五六十萬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大講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還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讓彭向海瑞學習。就是在這次上海會議會上，毛澤東還談到彭德懷，他說：「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僅跟彭德懷一個人這樣，跟其它同志也是這樣，」這不僅僅是引蛇出洞，還暗藏殺機。在毛澤東心中，彭德懷是一個不聽話的人。黃克誠說：「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地說：「老總，咱們訂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黃克誠說，可惜彭德懷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先引誘彭德懷「犯我」，然後再將「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懷。 在會議的最初幾天，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在發言中承認河南共產風、浮誇風很厲害，影響全國，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了湖北的一些實際情況，心情顯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發言認為總的形勢不能太樂觀。有些人也對大躍進提出了種種批評。但在批評的同時，有些人維護大躍進，經常打斷批評者的發言。這使得一些想批評者感到有壓力，覺得不能暢所欲言。打斷發言的人除了保衛自己工作成績的「諸候」以外，還有羅瑞卿大將、譚震林副總理等人。 在會議參閱文件中，有幾份否定「三面紅旗」的資料。如《李雲仲仲同志的意見書》，江西省委中級黨校的材料，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的報告，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等。毛澤東都不加表態地批給與會者參閱。 有些參加會議的人看到所發的這些文件，強化了「廬山會議要反左」的看法。其實，這些文件也是為了「引蛇出洞」。毛澤東在7月10日和16日還兩次召見他的幾位「右派朋友」談話，他們是周小舟，周惠、李銳、田家英等，談話是輕鬆愉快的。講了很多「私房話」、「知心話」。書生李銳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風，隨意交談吐寸衷」，「登樓再度群言堂」，「都覺暢懷言已盡」。實際這兩次談話是火力偵察，看一看反對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對者的動靜。毛澤東多次說他有幾個右派朋友，其實，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沒有好下場。毛澤東熟讀中國古籍，對君王之術爛熟於心。經過江西肅AB團、延安整風、高饒事件、反右鬥爭等一系列實踐，毛澤東整反對派的技術已經得心應手，爐火純青。 說是半個月的會，已經開到超過了半個月，也沒有散會的意思。除了毛澤東以外，誰也不知道會如何繼續開下去。會議進程和內容全在毛澤東一人心中。毛澤東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圖，都是臨時發表講話，引導會議走向。而他的講話事先沒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襲擊。這就是中國當時政治制度的特點。 二、彭德懷為民請命 彭德懷是毛澤東在井崗山時期的戰友，那時兩人關係很密切，彭要找毛澤東談事推門就進，直呼「老毛」，如果毛澤東在睡覺，就揭開被子和他說話。1949年以後毛澤東已位處九鼎之尊，彭德懷還沒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歡叫「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不習慣稱「主席」，還是稱「老毛」。這在中國皇權制度中已經犯下大忌。 在「大躍進」的時候，彭德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大躍進剛剛開始時，他也曾興高采烈，積極得很。但他接觸實際以後，幾個月就改變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在討論公布1958年糧棉數字時，有的人說糧食產量在1萬億斤以上。彭說糧沒有那麼多。譚震林對他客氣地提出了批評：「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後來毛澤東說公布7500億斤，彭同意了，但心中還有懷疑。 武昌會議閉幕後，彭德懷到湖南考察，他覺得糧食產量沒有公布的那麼多。在平江縣他還發現了數字造假的情況。他認為按公布的糧食產量確定的1200億斤的徵購任務太重。在株洲，他給中央發了一個電報，說不能徵購1200億斤糧食，只能徵購900億斤。在湖南考察時發現農民挨餓的情況，連「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兩米。有一位紅軍時期的傷殘老戰士，暗中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谷撒地，薯葉枯，青壯鍊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胡！」農民悲慘的生活，幹部們的胡作非為，是他在湖南老家親眼目睹的。上廬山以後，他怎能昧著良心不「鼓嚨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的。後來這成了周小舟的一條罪狀：為彭德懷提供「炮彈」。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