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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德 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師，建立革命根據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外面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國以後，毛澤東給朱德一個委員長的職務，名義上很好聽，蔣介石也不過是個委員長嘛！實際沒有實權。朱德也落得個清閑，不爭權，學明朝初年的徐達對朱元璋，和毛澤東保持君臣之禮。朱德有較深的國學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後，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飛鳥盡，良弓藏」；知道此時再不能像戰爭年代那樣不講「名份」。在這一點上彭德懷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題詞支持甘肅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肅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如果這是不了解實情的話，那麼，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楓一起到東北三省視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實情況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組發言，很客觀、很明白。他說：要認識農民還有私有者這一面。對農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給制是共產制，工人還得發工資，農民就那麼願意共產嗎？食堂說是自負盈虧，實際公家總吃虧。辦不起來不要硬辦，全垮掉也不見得是壞事。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家庭制度應當鞏固起來。各省不要自搞工業體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參加第一組，他第一個發言。他為1958年過熱辯護，說：「大躍進是靠熱出來的，熱是革命的基礎。」他的調子開始向支持大躍進變化。不過，他還是堅持說一些真話：去年農業是好收成，糧食斷什麼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好的，吃了；壞的，爛了。農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省一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參加第四組，作了較長的發言才談到對彭德懷的信的看法。他說，高級幹部有不同意見，無論如何要搞清楚。把問題搞清楚了，統一了認識，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過去批評我空洞的樂觀主義，現在可以說是落實的樂觀主義。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符合事實。彭總的一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檢查一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重。李銳就這段話評論說：「朱德同彭德懷是30來年的戰友，相知很深。看得出來，這時他非說這番話不可。「非說這番話不可」說明，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連朱德這樣高地位的人，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26日，彭德懷違心地作了檢查以後，朱寬慰地說：「彭總發言態度是好的，我想他是暢快的。彭總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農民意識。在座的天天向前進，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觀性、片面性就是這樣來的。大家對彭總的批評是對的，彭總今天對大家的批評也比較聽得進去了。過去就談不進去，談起來就吵。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它當作包袱背起來了。」 朱德還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 8月1日常委會，第一個發言的是朱德，態度比較溫和，只是就信的內容而談。當然沒有「擊中要害」。他還沒有講完，毛澤東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弄得朱德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只是最後講了幾句。  8月4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來廬山的人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在林彪作了長篇發言之後，朱德講了約10分鐘。他說，自己原來估計不合適，認為彭德懷同志寫這封信是臨時想到的，現在看來並非如此。他最後說：「現在毛主席還在，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讓位，我看誰也不贊成的。德懷同志對總路線動搖，最基本的問題是不認識群眾，不認識黨。他的最大錯誤就在這裡。」  朱德和彭德懷是老戰友，對待「三面紅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懷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時，朱德雖然批判的調子比別人低，也沒有為彭德懷說一句公道話。朱德也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儘管如此，在毛澤東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書林克私下說過：「朱德是老右派，張聞天也是，李銳這次也是。」 在「會議政治」制度下，參加會議的人，必須就最高領導人的看法，人人表態。通過表態來「劃線」、「站隊」。這像每個人必須脫光衣服，在眾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領導人的檢查。在這種情況下，參加會議的人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不說話是不行的。不說話就意味意站到反對派一邊了。但是，要說話，只能跟隨主流意見。說不同的意見，就要遭到圍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話下。 4、林彪 新中國的建立，論戰功，沒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敗名裂之後，也沒有人否認這一點。1954年的高崗事件，林彪受到牽連，在政治上丟了不少分。從此林彪以養病為名，韜光養晦，等待時機。1956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彪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們分析這中間有毛澤東的授意。1957年夏，毛澤東在上海期間，還看望了在上海養病的林彪。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相信，有了這樣的政治投資，在關鍵時刻，林彪還是一員用得著的猛將。也許毛澤東對彭德懷早就不滿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懷之上，就有讓林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來沒有參加廬山會議。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以後，就調林彪作為「援軍」上山。在軍事建設上本來林彪和彭德懷是一致的。他們兩人一起批評劉伯承的軍事思想。工於心計的林彪，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洞若觀火，他知道毛澤東此時處境相當困難。他盤算，此時支持毛澤東，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資。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經過了「神仙會」階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堅決的態度反右。他對彭德懷的批判上綱最高，火力最為猛烈。 7月31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說話，他批彭的過程中別人插話幫腔。當毛澤東說到1958年的問題是在群眾運動中發生的，氣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懷說，我對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話說，氣難鼓易泄，泄了便難鼓。 他的態度和彭德懷成了鮮明對比，他說的話也符合毛澤東的思路。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期間，平型關大捷廣為中國人稱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資本。彭德懷搞百團大戰 使在日本鐵蹄下的中國人振奮。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認為百團大戰雖然對抗日戰爭有好處，但有損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因為它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實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軍這邊來了。因此，毛澤東不僅不肯定百團大戰，反而當作彭德懷的一個歷史錯誤。為了迎合毛澤東，林彪在批判彭德懷時，把自己指揮的平型關大戰也否定了。他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澤東接著林彪的話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就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我，日，三國志」。 在毛澤東的心中，共產黨的利益高於民族利益，愛黨勝於愛國。如果在抗日戰爭中全國人民知道了毛澤東的這個態度，中國共產黨就會受到中國人的唾罵。所以，百團大戰結束時毛澤東公開向彭發了賀電：「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 這個賀電並不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來是彭德懷給毛個人的，毛不經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發給與會者。彭對此有意見，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卻違背事實地說：「你說發表你的信你不高興，不一定吧。寫這信的目的就是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林彪立即幫腔：「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8月1日常委會上，緊接著朱德「隔靴搔癢」的發言之後，林彪的發言直擊要害，為即將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定了調子。他聲色俱厲地說彭德懷是野心家，偽君子，馮玉祥。說中國只有毛澤東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 在劉少奇的發言後，林彪又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否定：「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大場面掌握在手。換個名字，就是野心，派頭、氣勢。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東西。說你張飛，實際上不是張飛；你自己走火說過，老奸巨滑，老於世故。內容形式不統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無心（劉少奇插話：不好敞開談）……平時以二杆子、張飛出現，一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是假張飛，不是真張飛。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沒有成見的形式對人，但仇解不開，如對羅瑞卿，實際記仇，實際是老奸巨滑的本質。（毛澤東插話：內有二心，外似張飛）說信不準備發表，而是準備發表的……國內外都颳風，以為好時機到了……表面上好意，實際要抓辮子……表面似好意，實際用意很深，是壞意，表現個人的單獨見解。內容與形式總相反，採取迷人的辦法。事實證明是右傾，動機是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筆。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傳達兩天常委會開會的情況，第一個是林彪講話，他講了一個半小時，不用「彭德懷同志」。林彪說：「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援兵。」彭德懷的信「總的方面是右傾的，是反對總路線的，反對大躍進的，反對人民公社的。」「他雖然沒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後後，會內會外的講話，字裡行間，攻擊的目標非常明顯，就是反對毛主席。」「他是打著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幟，來向党進攻，向毛主席進攻。」「我的直接印象，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作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毛主席無論在天資方面，學問方面，事業的成就，工作能力，馬列主義水準方面，更何況思想意識，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不是始於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於1964年，而是始於毛澤東最困難的1959年。這對毛澤東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會上，彭德懷曾提出換一個人管軍隊，毛澤東很明確地說：「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干。」但就在8月17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彭德懷被罷了官。經毛澤東提議，林彪接替彭德懷的工作，擔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國防部長，幫助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廬山會議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親自主持，對彭德懷、黃克誠、鄧華（接替彭德懷任志願軍司令員，當時任副總參謀長兼瀋陽軍區司令）、洪學智（接替黃克誠任總後勤部長）、萬毅（國防科委副主任）、鍾偉（北京軍區參謀長）等進行了殘酷的批判和鬥爭。 5、陶鑄 陶鑄當時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是重要的封疆大吏。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毛澤東派他到廣東大反地方主義，打擊和壓制了一批廣東籍幹部。1959年反瞞產私分是廣東最先搞起來的。 7月2日，從武漢到九江的江新輪上，陶鑄遇到從北京來開會的人。他請大家吃荔枝。談到廣東因鬧水災，更增加形勢的嚴峻。不過，他是樂觀的。  7月3日，陶鑄在中南組發言談廣東的情況。說共產風將副業、手工業刮掉了，商業協作搞亂了。將絲一下子攪成團，「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一旦」。農民不養豬了，副食傷得太厲害。不過，他雖然講廣東形勢嚴峻，但還認為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7月3日，剛上山的晚飯後，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年的高指標，沒有遵守客觀規律，計劃工作沒有搞好綜合平衡。談到高指標計委頂不住的問題，都認為計委有責任。陶鑄還從王明路線的歷史情況，談到富春是頂不住的。冶金部的負責人，當然更有責任。  7月22日下午，陶鑄在小組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可能聽到了什麼風聲，談問題的基調同會議初期有了不同。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用不著懷疑。去年糧食和工業增長幅度古今中外都沒有過。談到彭德懷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辭用字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講成績與缺點應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但從通篇精神來看，對缺點的看法不止一個指頭。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點錯誤，看成好像把整個階級關係搞翻了似的，看成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看成為去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傾保守還要困難些，是不正確的。」「這實際上會引導到懷疑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所取得偉大勝利是否可靠。從我黨歷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所產生的左的錯誤，那確實是難以糾正的。而難以糾正的錯誤，也決不是如黨中央和毛主席所屢次指出的一個指頭的缺點、錯誤。這樣，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不是一個指頭的錯誤，而這種錯誤現在並未糾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務是反左。這就會把事情搞壞。」 請注意，在毛7月23日講話以前，這樣上綱上線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鑄。 陶鑄三次找黃克誠勸降。第一次沒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黃談話，說：「不管你主觀上怎麼想，但客觀上表現出來的是有組織的反黨活動，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麼用呢？」黃克誠反駁：「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認？」第二次失敗，陶鑄第三次批黃克誠談話，讓黃「為黨、為國家大局著想」，儘早承認錯誤 。8月5日，陶鑄寫信給黃克誠，說：「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站出來與之劃清界限，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處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 陶鑄用專制社會婦女的「貞節」解釋「對黨的忠誠」（實際是對領袖的忠誠），把對領袖個人的忠誠，當作一個人立身的「操守」。不顧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誰手裡，只對最高掌權者個人忠誠，正是專制制度中官員的行事原則。 8月6日，陶鑄在第三組發言。說他對彭德懷「總的印象是，他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很不服」。「30多年來黨的歷史證明，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就沒有今天革命的勝利。可是彭德懷同志對毛澤東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懷說黨中央沒有民主，那是胡說……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親自製定了一系列黨的生活原則，黨內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證」。「彭德懷同志之所以對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不滿，其用意不是別的，是企圖改變黨中央的領導，由他來干。他總希望中國出現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時他就可以充當納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亂，搞亂了，他就可以出來收拾殘局，實現個人野心。」陶鑄把彭德懷比作納吉，這是這次會上批彭上綱最高的說法。陶還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全面否定，說「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是彭德懷同志的一貫作風……彭德懷同志的為人就是這樣：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艱苦樸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開來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鑄在小組會上又揭批張聞天，對張聞天的檢討提出三點意見。說張聞天與「軍事俱樂部」的關係「完全是自覺的、有意識伯，並有實際行動的」。逼問張21日發言的目的。還說張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根本沒有改造好。又聲色俱厲地逼問周小舟在「軍事俱樂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會」期間，陶鑄寫了《七律•登廬山》： 廬山真面誰能識？盡在雲煙變幻奇。 偶見晴空飄白練，忽驚樹杪涌清漪。 朱陳往事增惆悵，白李遺詩添彩姿。 最是勁松絕壁立，崇高風格不須疑。 陶鑄以自己的政治經驗，判斷這次廬山會議一定會風雲變幻，他隨風向變化而自保，但心頭還是若有所失。他多麼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樹的風格啊？但是，在專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樹那種傲然挺立呢？這是陶鑄的悲劇，也是共產黨多數高官的悲劇。 6、譚震林 譚震林是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他在廬山會議上站在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立場是很自然的事。 還是在武昌會議時，討論糧食公布數字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有的說可以公布1萬億斤，有的說可以9000億斤。彭說糧食沒有那麼多。譚震林立即說：「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 7月20日，在周恩來處開會，批評周惠時，黃克誠同譚震林大吵了一頓。譚震林說請黃克誠上山是作為批彭德懷的「救兵」，黃回答說，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黃說的「反兵」本來是從譚的「救兵」而來的，後來批判黃時，譚震林把這句話說成為「蓄意反黨」罪證。  26日，在黃克誠檢討之後，譚在第五組發言。他首先檢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錯誤，認為他要負主要責任，要追究責任，要給處分。在檢討自己時，還為毛開脫，說毛主席不僅無過錯，而且作出了偉大貢獻。說兩次鄭州會議，主席嚴厲批評了左的錯誤，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然後說到彭德懷的信，說：「這封信是煙幕加毒氣。彭德懷是一個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好同志。他為革命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勞，這是誰也無法否定的。我決不因為這封信，就不承認他的過去。他的為人是正直無私的。他勇敢地寫這封信，引起爭論，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為他過去的功勞而原諒他。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是要和他鬥爭到底的。這種鬥爭並不妨礙我尊重他的過去，也不妨礙我尊重他將來再作出的貢獻。」 過了兩天，有人批評譚對彭人格和歷史功勞的肯定，譚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對彭德懷的肯定方面。還說：「我看他不像張飛，倒有點像魏延。」 在《三國演義》中，張飛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卻是有「反骨」的。 7、陳伯達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在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陳伯達提出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主張，在鄭州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奚落。後來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實際情況，開始轉向反左。 剛上廬山時，他和幾個秀才一起發表議論，批評1958年的失誤。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組曾經兩次發言，認為不能忽視大躍進的副產品，要對事不對人。他說：「我和陳正人同志開了一次火」，中央農村工作部應當檢討。因為陳正人認為農業並沒有多大問題，糧食只是小部分地區緊張。陳伯達還說到他受騙、「吃苦藥」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東范縣所看到、所聽到的一些東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實的。是下面幹部預先布置的。最近《紅旗》雜誌的同志到那兩個縣，把一些情況查清楚了。我把反映這些情況的信，給舒同和吳芝圃同志看了。他們兩位都很難過。」廬山會議前陳伯達到福建作過調查，因為他是福建人，聽到一些真實情況，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問題。  在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以前，陳伯達和田家英、吳冷西、李銳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講話以後，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樣，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離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個。  23日以後，陳伯達在小組會上自然成了被批評的對象之一。 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陳伯達一方面修改自己的發言稿（《簡報》刊出時刪掉一些），一方面又長篇大論地批判彭德懷的信。他以理論家的姿態，引經據典地為毛澤東7月23日的講話幫腔。把大躍進和巴黎公社並提。還說：「我完全同意主席講話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縣，又到廣東、福建，是被廣大群眾那種衝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動的，所吸引住的。對群眾的衝天幹勁，我是沒有懷疑的，雖然我說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陳伯達認為彭德懷的信「一個對形勢的估計，一個對傾向的估計，都是錯誤的。」 由於他在鄭州會議上挨過毛澤東的批評，不管他怎樣表態，怎樣洗刷自己，別人對他還是不留情面，還是不放過他。在8月初最緊張、鬥爭最尖銳的時候，陳伯達就生病，不參加會議。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動局面，陳伯達埋頭寫文章。10月9日，他將寫就的《請看彭德懷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給毛澤東。此文正中毛澤東下懷，但還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喬木二同志談一下，可能進一步改得更好。」陳伯達按毛澤東的意見，徵求了康生、胡喬木的意見並加以修改以後，將題目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再次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修改後，發表在《紅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將這篇文章印發給各級黨委。  由於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陳伯達走出了鄭州會議挨批的陰影，重新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中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一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 8、胡喬木 胡喬木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秘書，是毛澤東的近臣。 在去廬山開會的列車上，李銳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主要是交換各自的看法，對1958年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胡還認為「以鋼為綱」是取其諧音的文字遊戲。  7月3日，剛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年的高指標。胡喬木除了再次引證了天體運行的規律以外，還舉了遵守戰爭規律的程序：先遵守戰爭規律，次遵守革命戰爭規律，再遵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他說，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記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吳冷西住處，李銳、胡喬木、陳伯達五人閑談，胡再一次談到綜合平衡的重要性。認為平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因而才經常出現經濟危機。又認為「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的說法統統違背了按比例的規律。胡喬木還特別談到，1958年一反常規，毛澤東當時指示過：報紙刊載中央活動要及時。為什麼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都沒有要報道呢？可見北戴河會議之後毛澤東頭腦發熱之程度。武昌會議公布糧食產量7500億斤時，陳雲曾不同意公布，告訴了胡喬木，但胡沒有敢向毛彙報。為此，上海會議胡喬木挨了毛的批評，毛稱讚了陳云：「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胡喬木說，當時不彙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復不了名譽。胡喬木介紹，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對劉少奇說，不要公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定，王不敢去向毛彙報，劉向毛轉告了，結果毛髮了脾氣。胡喬木說，王應該受到表揚。隨後大家還談到，自南寧會議以後，柯慶施等人受了誇獎，不久又進了政治局，於是更加發展了迎合之風。反右派運動之後，整得人們不敢講真話，養成了講假話的習慣。去年講假話成風，登峰造極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處，胡喬木、吳冷西、陳伯達、李銳五人對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內容好，觀點跟我們一致。不過，胡喬木說了一句：這封信可能惹出亂子。他可能從王任重那裡得知毛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滿的消息。  7月18日，胡喬木在第二組作了較長的發言，為《記錄》（草稿）起草者辯護。因為《記錄》（草稿）中關於形勢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對1958年成績講得不夠，問題講得太重。胡喬木回答這些批評，認為1958年問題還是應該說透。在發言中，胡喬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他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  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之後，胡喬木一度沉默，幾天以後態度180度大轉彎，急忙緊跟。8月10日下午，胡喬木來到第四組（他本是參加第二組的），作了長篇「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污衊」的長篇發言。 他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接著從六個方面將斯大林晚年和毛澤東作了比較，藉此對毛澤東進行吹捧。 由於胡喬木、陳伯達等「秀才」的善變，8月11日毛澤東講話中說：「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樣，雖然會議初期，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也說了一些真話，但沒有受到批判。 為了進一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一下廬山，胡喬木就送上了《剝開皮來看――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什麼是一個反黨的綱領？》的長文，對彭德懷的信無中生有，上綱上線，強加了種種政治帽子。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示，印發給全國，成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重武器。 說完了原喬木，還得順便提一提吳冷西。他身兼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社長之職。上廬山以前和廬山會議初期，吳冷西對大躍進的形勢持批評態度。他還給分社下達指令，讓分社收集大躍進以來的材料。所以，當時分社發來的內參稿件講了一些真話。彭德懷回國以後看了很多「內部參考」、並對他產生影響的，就是新華社提供的。廬山會議轉向以後，吳冷西不僅態度很快轉變，他還立即給北京新華社總社打電話，讓把分社收集的批評大躍進的材料送上廬山，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根據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長尤淇、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四川分社社長紀希晨、雲南分社社長陳湧進、青海分社社長程光遠、福建分社社長孫權等7位，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據杜導正對本書作者說，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主要是總社的意見，廣東的陶鑄是想保他的。 9、賀龍及其他幾位高級將領 賀龍元帥是一個有膽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兩把菜刀砍了巴茅溪鹽稅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濟貧的隊伍。在南昌起義時，他是主要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後，賀龍先是協助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後調北京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處在高位的賀龍，在毛澤東面前，已經沒有「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膽量了。在廬山會議上，他是毛澤東的一個得力打手。 從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組討論中，對彭德懷的信持批評態度的主要有陳正人、程子華和賀龍少數幾個人。那時毛澤東還沒有發表7.23講話，他們卻態度鮮明，堅決維護「三面紅旗」。賀龍還揭發彭德懷說的「請紅軍來」的話。 7月24日，賀龍在發言中進一步揭發彭德懷，他提到洛川會議，說對毛主席的抗戰戰略方針，有人不堅決執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李銳五人談話時，談到洛川會議舊事。說彭德懷主持的華北軍委分發的小冊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游擊為主的方針。這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說明彭歷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這五人沒有向其他人透露過毛談話的內容。賀龍這個揭發和毛澤東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以後，賀龍發言更為尖銳。8月3日，他在第三組發言說，德懷同志的信，我認為是一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志是很不服氣的，當了錯誤路線的幫手。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軍隊幹部中，羅瑞卿、蘇振華、黃永勝、蕭華等對彭德懷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銳。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