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才把自己從激動不已的情緒中拔出來。只因為在六十九歲生日那天見到了我的初戀摯愛。

餐廳落地窗外碧綠的海水與蔚藍的天空相連，夢幻般地，他就坐在我的身邊。半個世紀悄然走過，還是那個熟悉的他，還有那顆熟悉的心，還是那個與眾不同的少年人。

變化還是有的，當我從taxi下來，遠遠看見他坐在火車站門口的長椅上向我張望，我沖他招手，他起身，不顧我的制止，急急衝過馬路，我迎上去，緊緊握住他的雙手，四目相視。「羅文，你怎麼變矮了？」他以前一米八幾，英俊挺拔。他告訴我人老骨骼縫隙會變窄。我卻想是因為他到美國後一直從事重體力工作的緣故吧！他仔細端詳我。我穿的是一件無袖圓領到膝蓋的紗罩紅色連衣裙，脖頸上系著黑繩下墜24k金的金形項鏈，腳蹬黑色坡跟皮涼鞋，頭頂白色寬邊草帽。從不化妝的我請化妝師女兒今天特地為我化了淡妝。

生日聚會是早些時日訂下來的。本來邀請的是我最親密的兩對朋友。紅冰和晶晶，皮特和羅娜。正好羅文受某組織之邀來澳洲開「紀念文革五十周年」。他對我說，對他來說，給我慶生比開會重要。

晶晶要上班，沒能過來。Peter夫婦，紅冰，紅冰邀請的一位老作家和他兒子，我和羅文，加上我女兒，一共八個人。金髮碧眼的侍者安排我們桌位是靠落地大玻璃窗口。放眼望去的是無邊無際碧綠碧綠的南太平洋。

我們坐定點完菜後。珍惜眼前得之不易的重逢，我首先撿最重要的事情告訴他：「遇羅克日」的起因和倡導過程。「遇羅克日」首先提出的是萬潤南先生。在萬先生多年前的文章里說，美國有「馬丁.路德金日」，我們也應該有個「遇羅克日」。但使它成為行動的應該歸功於紅冰和晶晶。

二零一六是文化大革命整整五十周年祭奠年。我的好友—–南澳阿德萊德大學教授徐家禎先生看到萬先生的提議，經他研究，遇羅克比馬丁.路德金更偉大。他是從他們所處的社會制度和死亡方式分析得出的結論。馬丁.路德金身處美國民主國家，有言論結社出版自由。遇羅克則生存在專制社會，身處中國的社會最低層（相當於當時納粹德國的猶太人群體）。沒有言論自由。馬丁.路德金是被仇視黑人的種族主義者暗殺的。時任總統肯尼迪打電話給他的遺孀表示慰問和安慰。遇羅克卻是政府公開槍決的。他建議由我，羅錦和王友琴共同出面做這件事情。我把家禎的意見寫成郵件發給羅錦和友琴。羅錦回信了。王友琴沒回信。羅錦覺得時機還不成熟，猶豫。

我又徵求我的好友維光的意見。維光是清華附中老高二的學生。文革中，他和我們女附中青萍等人相交甚密。我聽說過他的名字，沒見過他。到澳洲後的第二年，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他寫的一篇文章「紅衛兵崛起之謎」。我為文章中的徹底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深邃思想所傾倒。在紅冰發起「自由文化運動」時，我像徐庶推薦諸葛亮般，向紅冰推薦了維光，並把我珍藏多年的那篇文章作為佐證交給紅冰。維光沒有辜負我這個「大媒」，為自由文化運動立下汗馬功勞。但這次維光卻表示不願意攪和這事。他覺得費時費力最後落得是人事糾紛。

我卻認為，二零一六是最好的時機，過了這村就沒這店，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絕不會再有群情激昂關心五十年前這場「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浩劫，有多少人還會記得有個叫遇羅克的為人權為言論自由振臂呼喚獻出年輕的生命！我慫恿徐家禎先生親自寫文章，而我，則請紅冰出頭，因為他是自由文化運動的領袖。請Peter在他的報紙上幫我們宣傳。

安排好一切，我得意地通過微信告訴了羅文，讓他就聽好吧！

我本期待家禎會寫他的研究成果。但他說有自己的事要做。我傻眼了！牛已經跟羅文吹出去了。這可怎麼辦哪？徐家禎先生也不太適合寫戰鬥檄文，他是個儒雅的謙謙君子，出身世家的大少爺。和遇羅克年齡一樣大。比羅克幸運的是他上了大學，但不讓他學醫，只讓他進個師範學中文。文革中倒霉大發了，全家六口從上海三層樓的獨棟花園洋房被趕到弄堂里十六平方米的小屋裡。他是個有良心的人，對羅克始終心存敬意與感激。倒是老想為羅克做點兒什麼。

我對理論一點兒都不在行，我努力地回想徐家禎先生在電話里談到的對遇羅克和馬丁.路德金比較的點點滴滴，拼湊出我平生第一篇理論性較強的文章寄給紅冰和晶晶。沒人答理我。

深夜，我倍感孤獨。眼看著成功在望，忽然又一轟而散，時事無常。我不甘心，打電話給憨厚的Peter，未語淚先流，訴說自己的絕望無助。Peter安慰我說：「你不要著急，紅冰可能要等到八月份做這事。」第二天，又接到紅冰的電話：「遇羅克對我們是有恩的！這件事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你哭什麼？這件事放在八月份做最有力。」一九六六年紅衛兵血洗北京城，活活虐殺一千多人。遇羅克寫「出身論」與他們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紅冰以自由文化運動的名義倡導每年三月五日遇羅克烈士就義的日子為「遇羅克日」，收到海內外眾多人士的擁護和簽名。

兩位侍者端著盤子走過來。每個人點自己心儀的食品。我，羅文，紅冰點的是魚，其他的朋友點的是牛排。怕盤子里的不夠，我又點了兩份炸紅薯（sweet potato chips)。飲料是紅葡萄酒和黃色橙汁。食物是同時上齊的，我們邊吃邊聊。

我提到關於政府給羅克平反一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給各個領域裡的冤假錯案平反。而最先為羅克鳴寃叫屈的是溫暉先生主辦的雜誌「爭鳴」。我的獄友邢弘遠女士七八年移民香港。以一篇「文化大革命與思想解放」一文受到溫先生賞識，當上記者。他們頻繁地出入北京香港兩地。邢女士知道我和遇家的關係，讓我寫一篇關於遇羅克的事情。

那是七九年，我和遇家已經失去聯繫十一年了。北京的春天來了！大地解凍！壓抑太久的人性開始萌動，出現許多地下刊物，「沃土」，「鐘鼓樓」等，登載無名作者的文學作品，張貼在北京大街小巷的牆上。一天，趙振開的弟弟保保到我家玩兒，告訴我離我家不遠的地方十二條有兄弟倆把家供獻出來當民主運動活動的基地。保保邀請我一起去，說趙振開辦的「今天」文學刊物也在那裡。

東城區十二條七十六號是座整齊的幾戶人家共住的大四合院，北京俗稱「大雜院」。門口是兩扇黑色大門。兄弟倆住東房三間，哥哥叫劉青，弟弟叫劉慶春。兄弟倆人都眉清目秀，腰板挺得筆直。保保說，他們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少將。劉青和一些朋友辦的雜誌名為「四五論壇」。還有一個幹部子弟魏京生辦的雜誌「探索」。這讓我想起小學課本里關於斯大林年輕時幹革命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一文。

西單民主牆風起雲湧，有篇文章是署名遇羅勉遇羅錦答覆群眾關於給遇羅克平反問題的。聽劉青說遇羅錦來過他家。我問知不知道遇家住址，劉青馬上帶我前往。

這是一條連結十三條和十四條的小橫衚衕的普通平房。小小的院子，很清靜。低矮的南屋像是額外搭建的小廚房，亮著燈。劉青敲敲門，屋裡人說：「誰呀？」我聽出是遇伯父的聲音，比以前蒼老低沉。劉青拉門我跟進去。

「伯父，我是洛誦。」「洛誦？」伯父睜大眼睛看著眼前的我，雙手拉起我一隻手，閉起眼睛，搖著頭，好像在夢中。正巧伯母下班回家，看見我，眼淚立即奪眶而出：「孩子，你是怎麼找到這兒來的？」伯母的聲音如以前樣的沙啞。西屋裡的羅勉聽到這一切也過來了。「洛誦～」他的聲音依然斯文緩慢。但他已從一個孩子長成大人，結了婚生了女兒。

我告訴他們，香港「爭鳴」雜誌讓我寫篇關於遇羅克的文章。伯母工作一天，回西屋休息去了。我再次感到遇家生活能力超強。不管生活多麼艱難，都安排得井井有條，甚至可以說是舒適。西屋是他們的卧室，南屋是客廳兼廚房。牆上還掛著家人的照片。伯父，劉青和我圍著靠玻璃窗的桌子而坐，羅勉靠門站著。我仔細地傾聽他們講述的每一件事，每個細微末節，生怕漏掉一個字。

我回家以後，連夜寫出一篇文章，第二天就寄給弘遠。我謝謝劉青的幫助。劉青說：「你一夜就干出來啦！」這個「干」字出自他的口中，響亮乾脆麻利！

很快「爭鳴」雜誌用周麟的假名登出「一個被槍決的有為青年」。這是為遇羅克申冤張揚的第一篇文章。

伯母的情緒越來越好，她愛笑了。一天，我們坐在「客廳」聊天，伯母說，公安局的警察為羅克平反一事而來，表白道「我們也是替人受過。」原來辦事的警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回鄉，是剛剛落實政策回京的。他們向伯父伯母明確提出要追認羅克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讓我覺得，共產黨什麼好的都往自己那兒摟。有點兒像阿爾巴尼亞和哪個國家爭德蘭女士的骨灰）伯母告訴我，她也明確地回答：「我兒子生前沒有這個要求！」

在宴會的刀叉聲中，在酒杯的恍然籌措中，大家斂聲屏息聽我講述，羅文附合。我說：「你當時還在東北服刑沒回來，你根本不在場。」「我是聽任眾老師說的。」

我和羅文在一年多以前相互加了微信。但從未視頻，也沒有長談，心照不宣地，誰都不想碰那道傷口，一層薄薄的細胞勉強地覆蓋在上面。鮮血隨時準備往外流淌。

微信照片上的他回首凝視。我的頭像是斜頂著寬邊草帽，戴著墨鏡，脖子上套著三圈珍珠項鏈，身著面料高級，做工精細，V字開口的海蘭色上衣。

從不視頻，是誰都不想破壞對方心中自己少年時代的形象。

終於有一天，真實的見面指日可待。羅文用微信告訴我，他要從美國來澳大利亞開個會，希望能見我一面。還問我兒子女兒喜不喜歡軍用物品，他正要去軍用物品市場，有軍服，軍靴，軍鏟，軍用背包……我問他能不能給女兒買條s號連衣裙過來。一是我看美國連續劇里女人著裝比澳洲時尚，二是希望女兒對他有好感，認為我當年的選擇有眼光。羅文表示為難，第一他認為美國的服裝並不好看，第二他買了女兒不一定喜歡。

羅文在微信里說想請我吃飯，問我喜歡中餐還是西餐。我到澳洲近三十年，接觸過不少中餐館，大部分是廣東香港人開的，大陸移民多起來後，四川重慶火鍋，江蘇南京鹹水鴨，陝西西安肉夾饃，新疆大盤雞烤羊肉串，甘肅蘭州拉麵，……應運而生，但真正的北京飯館我並沒發現。菏里活市有家號稱「北京站」，老闆連北京人都不是。我一直尋尋覓覓，一種熟悉的風味，一道畢生難以忘懷的菜肴。

「我永遠忘不了媽做的』九轉肥腸』，你還記得嗎？」我發過去。

「記得。」羅文那邊答道。

「媽說以後和咱們一起生活，給咱倆做飯。」

「我爸也很喜歡你，也想永遠和咱們一起過。」

「我知道。」

「還是說說我去澳洲的事吧。想請你吃頓飯，你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媽做的』九轉肥腸』。」

「別說了，太傷感了，我想哭……」

「我也想哭……」

半個世紀以前，我們倆都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改變了命運的航道，偶然的機緣讓我們相識相知相戀相愛，在那殘酷黑暗的日子裡，兩個孩子和慈愛父母的普通人的心愿像寒冬小小的火苗溫暖著彼此，是苦難中的巨大的慰藉。

第一章

1966年，中國人民從饑饉中擺脫出來不久。

在中學當語文老師的母親看報紙上天天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對爸爸說：「剛剛能吃飽飯，又要折騰了。」爸爸說：「你不要亂講話，你說錯一句話，所有的工作都白搭！」

……

我從十二歲起初中上女十二中，高中上師大女附中，天天接觸的都是女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嚴謹的教育加上自己的上進自律，讓我心無旁騖安然度過少年時代。不知愛情為何物？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平日精神道德的指導者被紅衛兵打死的打死（如我校校長卞仲耘），打傷的打傷（我的媽媽查全素）。黨政機關學校工廠街道……但凡有點兒空白之處都糊滿了大字報，學生揭發老師，下級揭發上級，老婆揭發丈夫，孩子揭發父母。幾份共產黨的報紙雜誌批完這個批那個，煽風點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惟恐天下不亂。高幹子弟牽頭成立血統論起家的紅衛兵，身著黃軍裝，臂戴紅袖章，手裡掄著銅頭皮帶棍棒，在學校打殺老師後還嫌不過癮，沖入社會，抄家，打人，殺人…..勒令房產主交出房子的傳單滿天飛。派出所不失時機地貼出地富反壞右的名單，讓紅衛兵把他們連根拔起，遣返回鄉。

我自由了！沒有人管我了！我原來的身份是師大女附中高二（四）班的學生，在班集體這個小小的單位尋找到真正的階級敵人（高崗的女兒高濱濱）之前，有個外號叫郭小修的同學找我不懷好意地談過一次話。她把我叫到一個小屋裡，居高臨下地坐在課桌上，一手拿筆，一手拿紙，讓我坐在椅子上，問我對於即將開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她做記錄。即使是在五十年以後我仍能感到首次深受侮辱的憤怒。

回憶到這兒，讓我感到錐心的疼痛。我幹嘛要自找苦吃？我現在不是挺好嗎？美國有個筆名「八千萬」的女作家把遍布世界華人中產的理想歸結為「豪宅名車滕娃」，我不也都有了嗎！我將近古稀，沒多少年了！我這輩子夠苦的了。寫這種小說費力不討好，且不說沒人敢給你發表，自己先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羅文說：「我想讓你當名作家。」這句話確實很打動我，這是我今生的夢想，我問他：「你姐算不算名作家。」「如果非要我說的話，她不算，她只是個寫手。」羅文以他一貫誠實的態度回答。我當然也是這種看法。不過我連寫手都當不上，我沒有寫手的勤奮精神。

初寫作時， 我對自己的定位是「高玉寶」，高玉寶寫「半夜雞叫」時，不會寫的字畫畫來代替，我的水平是不用以畫代字。後來聽說「半夜雞叫」並非寫實作品，是想像力的產物，便不敢再自比高玉寶了。

可貴的是羅文對我高標準嚴要求從十八歲一直沿續至今，中途半個世紀的別離沒有任何影響。十八歲，他辦報紙，讓我練蹬三輪板車，當時我是個文質彬彬的女孩子，太強人所難，我不幹。他又讓我練騎自行車帶人，我說我怕把人摔著，他慨然說：「沒關係，拿我練。」我無法拒絕，他悄然坐到后座上，我毫無察覺，待我發現，車把不由得扭動起來。他說：你是可以的，不用怕。」

名作家更是另當別論，有名容易，作家難，需要天份，我不想辜負羅文對我的期待，實話實說：「要不是你，我早放棄自己了。」「你不是那樣的人！」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一秒鐘的停頓。「天下知我者羅文！」我不由謂嘆。

羅文說：「我不催你，有靈感時你想停都停不下來！」

我拚命讀書，拚命思考，靈感卻毫無蹤影。

在美國的舅媽從微信上寄來一首歌「天邊」，說好聽，讓我分享。我打開，果然曲調優美，悠揚，最令我歡喜異常的是歌詞：

天邊有一顆雙星，那是我夢中的眼睛。
山中有一片迷霧，那是你昨夜的柔情。
我要蹬上蹬上山頂，去尋找霧中的身影。
我要跨上跨上駿馬，去追逐遙遠的星星。

天邊有一顆大樹，那是我夢中的綠蔭。
遠方有一座高山，那是你博大的胸襟。
我要與你策馬同行，賓士在草原的深處。
我要與你展翅飛翔，遨遊蘭天的穹谷，穹谷！

我把這隻歌寄給羅文，他心領神會，當年我對他說，想跟他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過避秦隱居的生活，不諳世事十八歲的我，對殘酷混亂不堪的社會深深的絕望，對羅文深深的愛又讓我對生活充滿了美好的希望，我向他描繪我的向往時，羅文對我的提議毫不感興趣，說：「那種生活一點兒意思也沒有！」

我的愛情觀主要受中國傳統戲「天仙配」的影響。上小學三年級時，全家去看電影「天仙配」，影片由安徽黃梅戲拍攝而成。我們家是安徽舒城縣人，聽起黃梅調親切熟悉，影片又感人至深，看完電影，爸爸買了整套唱片，我們跟著留聲機學唱，我不但會七仙女的唱詞，董永和土地公公的唱詞我也一字不漏全會。羅文還真挺像董永的。七仙女主動表白，董永回答：「我上無片瓦遮身體，下無寸土立足地，到頭來連累與你挨凍受飢！」羅文雖和我一樣大，對現實生活的認識比我成熟得不是一點兒半點兒。我後來看到他在「我家」一書中寫到：「我怎能讓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跟我受苦？」感慨良多。這次在澳洲見面，他還提到這件事情：「當初我沒答應你，……後來我在甘肅發現了一個地兒，只要干木匠活兒就能生存下去，沒人管。」我努力控制著眼淚，剎那間讓我明白，地久天長並不一定要朝朝暮暮。

我問自己：「如果羅文不是那麼英氣逼人，我會不會愛他？」答案是肯定不會的。我會尊敬他，幫助他，付出代價和犧牲也在所不惜。像對待他哥哥遇羅克那樣。見到羅文的第一面，我就非常喜歡他。第一次到他家時，我就覺得他是屬於我的。

知道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嗎？有一群比德國希特勒時期納粹褐衫黨衝鋒隊更可怖的紅衛兵，（一 以血統論起家，二 對領袖無限崇拜，三 崇尚暴力。這三點上完全付合納粹的特徵。）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在政府的支持下，先在學校打殺校長老師，後又衝到社會上「破四舊」，在一九六六年炎熱的八月份，光是北京就有一千多人被活活虐打至死。這群人的主體是中學生中的高幹子弟，幹部子弟，軍人子弟。

這批人折騰完北京，又要把文革的火種燒向全中國甚至全世界。大串聯開始了！北京的學生往外跑，外地的學生往北京跑，火車像沙丁魚罐頭，密密麻麻擠滿了人，除了莊稼在生長，不知道還有多少人在工作？到處都是言不由衷的大字報，都是假話，把僅有的一點正確的東西否定掉，全國都在抽風，全國都在說謊。

我也是在真理部教育下長大的孩子，是的，不同的是出身，我們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讀書人，是書香門第，是知識分子，這是我與生俱來的驕傲和自豪！更不要說，孩子對父母的感情深不可測。並不一定當強盜土匪就比當安份守己的良民更高尚。我的當語文老師的母親在紅色恐怖的八月被女十三中的紅衛兵毒打，我悲憤地對遍體鱗傷的媽媽發誓：「媽媽，我一定為你報仇！」

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檢閱八次全國各地涌到北京的紅衛兵，中國的猶太人團體—「地富反壞右」在全國各地幾乎被斬盡殺絕，像羅文後來調查的北京大興縣，上至八十多歲的老人，下至兩個月的嬰兒，無一倖免。還把已經出外工作的家人騙回殺害，斬草除根。地主富農本是農村的精英，反革命和右派是和專制暴政作殊死鬥爭的精英，中國的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被指定為「臭老九」，被打擊，被迫害，被殺戮，被消滅，被掃蕩。中華民族早已沒有了脊樑，剩下的只有唯唯諾諾的庸人，奴隸和奴才，才可以在這個獨裁的國度生存。

紅衛兵在全國作孽過後，中國大地淪入死一般的沉寂，中國出面的最高領導「中央文革小組」本想利用紅衛兵掃清政敵。但紅衛兵只對抄家，打殺「地富反壞右」感興趣。運動陷入僵局，於是，他們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學生造反派組織應運而生。

最近看到國學大師季羨林老先生的一段話，意思是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是很難得的，應該好好珍惜，總結，可是共產黨卻不讓再提。有人說，歷史就是與統治者讓人們的遺忘作鬥爭。現在的年輕一代對那段歷史大多抱著唾棄的態度，動不動就說：「壞人老了！」實際上作惡多端的只是一部份高幹子弟，幹部子弟，軍人子弟。所有的平民，平民子弟都是紅衛兵鄙夷欺負的對象。北京四中高中生幹部子弟劉輝宣，是「紅衛兵戰歌—-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始做俑者。他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說，這次鬥爭的矛頭不僅是「地富反壞右」，還對準了五星紅旗上的兩顆星，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平時在出身一欄里填「職員」的人士和學生。「他們在歷朝歷代都沒受過欺負」，而他們又在學校里極具競爭優勢。劉輝宣始終認為「紅八月」中打死的是「齷齪之輩」。幾十年過去了，這種沒有法治意識的人領導著中國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

中學生里的平民子弟們雖然自己和父母在精神上都被歧視污辱。遭遇卻不盡相同。許多人直接被紅衛兵抽打，像我接觸過的人大附中的高中學生李百替，因為說他爸爸是「叛徒」，被紅衛兵打得在地上爬。北大附中的高中學生朱彤，因為爸爸是右派，也被抽打。

我所在的師大女附中高二（四）班則是突然開鬥爭會，宣佈我的同桌濱濱是反革命，僅僅因為她爸爸是高崗。

我和同班同學張寧在校園裡看到，初中的幾個紅衛兵往一個女孩臉上用墨汁寫「狗仔子」，往她身上潑墨汁，女孩用右手擦左臂上流淌的墨汁。張寧低聲對我說：「她們這麼做不對。」這幅場景我在德國電影「馬門教授」里見過，一個猶太穿校法的猶太女孩在學校被其他女孩無端欺負，一個表情痛苦不堪的特寫鏡頭。

即使在師大女附中這種高幹子弟集中的地方，平民百姓的孩子也仍然佔大多數，儘管高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孩子不少，大家在趾高氣昂的紅衛兵面前個個灰頭土臉。紅衛兵裡面同樣等級森嚴，誰父親的官大誰的地位就高。我親眼目睹蘇濱向王巨要求參加紅衛兵而不得入，理由是蘇濱她爸貪過污。雖然她們都是幹部子弟。

全國範圍（香港 澳門 台灣除外）對中國猶太人團體的肉體消滅，精神凌虐借紅衛兵之手肆虐幾個月後，中央文革拋棄了支使不動的紅衛兵，扶植造反派。最有勢力的是清華大學蒯大富領導的「第三司令部」。他們被中央文革直接指揮，揪斗劉少奇司令部的官員。中學生在工人體育場開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誓師大會。平民子弟的代表人物叫李冬民。

紅衛兵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小時候看「三國演義」連環畫，董卓進京，在京城裡胡作非為，騎著馬帶著士兵在鬧市殺街上的老百姓，把男人的頭砍下來栓在馬上，把女人掠走。紅衛兵殺學校校長普通老百姓手段五花八門。受害者承受的痛苦遠遠超過希特勒的煤氣爐。北京男一中是揭發出來的一個典型，牆上寫著「紅色恐怖萬歲」，受害者是用開水活活燙死。

紅衛兵當時在中央文革的撐腰下，江青稱他們為小太陽，為所欲為，橫行無忌。豈料，風雲突變，他們的爹媽在單位被造反派揪斗，他們本人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小太陽們不幹了，他們把「東城紅衛兵糾察隊」「西城紅衛兵糾察隊」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他們六次衝擊公安部，妄圖撈出被關押的（實則因為民憤太大，被保護起來）同夥。廣大平民本來敢怒不敢言，看到中央文革風頭轉了，終於敢說一些不痛不癢的話了！「紅衛兵，你們這麼做不策略，不利於你們無產階級的江山啊！！」

讓我們查查歷史，查查檔案，哪個紅衛兵因為殺人被判刑了？哪個殺校長，教授，殺「地富反壞右」的人被判刑了？人家猶太人可是不放過任何一個納粹罪犯，中國的猶太群體受的罪可是遠遠超過真正的猶太人的。人命大過天，殺人可是要償命的！

第二章

我在66年10月坐火車南下，到西南地區轉了一圈，成都，重慶，貴陽，昆明，武漢，祖國河山大好，到處都是紅衛兵破四舊的痕迹。回北京後，學校里已成立了許多造反派組織，我在操場上看到我們班幾個平民子弟貼出的大字報，為濱濱鳴冤叫屈。裡面逐一駁斥給濱濱打成反革命的十六條罪狀，其中有一條是「愛抹雪花膏」。這張大字報為濱濱平了反，認為濱濱不算反革命。

我們高二（四）班全部是從外校考進來的，都是各校的尖子學生。師大女附中高中錄取分數線接近雙百，是北京第一名校。文革中在全中國也出了大名，在八月十八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高幹女兒宋彬彬代表紅衛兵給毛澤東戴上紅袖兵的袖章，毛澤東嫌她的名字含意不好，下旨意曰：「要武嘛！」我們學校校長卞仲耘在八月六日已經被紅衛兵打死，成為文革第一個受難者。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讓她成為臭名昭著的紅衛兵犯下的反人類罪的代表人物。

在大串聯的時候，一開始我胸前別著師大女附中的校徽，有人看到後，第一句話是：「你們學校宋彬彬一個人打死十六個人？」「沒有。她沒親自打過人……」宋彬彬比較高比較瘦，戴著副白邊眼鏡。文革開始前不久入黨，入黨大會是在禮堂公開開的，大家都認識她。她在學生中很有威望。

我64年從女十二中初中畢業，九月一日進女附中上高一。兩個學校氛圍相差懸殊。女十二中是平民學校，前身是教會學校貝滿女中。幹部子弟也有幾個，並沒有被另眼相待。最引人注目的是李立三的女兒李雅蘭，她是中俄混血兒。冬天她上身穿著天藍色絲綢棉襖，下身穿著灰呢短裙，非常漂亮。還有一個萬淑鵬，是萬里的女兒，有同學指給我看時，她正在教室掃地。我們初三（四）班有個將軍的女兒蓉蓉，跟大家關係都不錯，也很謙虛。

師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從延安來的實驗中學。幹部子弟佔了三分之一，高幹的女兒比哪個學校都多。文革中有大字報揭發校領導專愛收高幹，高知，高級民主人士的孩子，本來有個專門收工農女兒的「工農班」，後來不知為何，只剩下一個半個學生了。

1964年，共產黨哪根筋又不對付了，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在學校里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讓學生暴露思想，政治老師對症下藥，目標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務者」。我們高一（四）班有四十名學生，十五六歲的孩子，沒暴出什麼標新立異的奇談怪論，無非是想成名成家，二濤不同凡響，說：「你們都想成名成家，我怕苦，想當門房，看看大門，收收信件，多舒服！」只有梁立明不顧洋洋的逼問與嘲諷咬著牙堅持說自己對共產黨只有報恩思想，她爸爸是工程師，被打成右派，失去工職，流放外地，她領政府助學金。她小小年紀從家庭的悲慘變故中已經知道這個叫「引蛇出洞」，人家接受教訓不再上當了！

後來才知道，能和我們學校平起平坐的男四中在學生中劃左中右，貼小字報，「中學文革報」總編輯牟志京跟我年齡相仿，在學校被劃分為右派學生，他並沒當回事，有人給他貼小字報說他「愛情至上」，他一度想要自殺。在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認識的邢泓遠，比我小一級，初中在師大女附中，她暴露自己不信共產主義，因為沒有人給她講清過共產主義倒底是怎麼回事？全班同學沒有一個人再理她，高中她考到師大一附中去了。

五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全世界都算上，還有哪一個人信仰共產主義？？？

我站在給濱濱鳴冤叫屈的大字報前，五個月前，這裡出現第一張大字報，是個叫楊振的政治教員帶領十三名高幹子弟給校領導貼的。指責校領導走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這件事的源頭是北京大學一個叫聶元梓的哲學系黨支部書記給校領導貼了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受到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熱烈支持，全國紛紛效仿。這五個月間，整個國家，無數的家庭，數以千萬的個人命運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我親歷見聞像走馬燈一幕幕從腦海中掠過。心中充滿了憤怒與疑問，我該怎麼辦？我能做些什麼？一種選擇的自由擺在眼前，更重要的是對能力的考驗。

我除了感情與情緒，肚子里沒貨，一切來得太突然，應接不暇。來不及思索，也不會思索。各個中學被壓抑被冷落的非紅五類子弟紛紛成立戰鬥隊，響應中央文革的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想想自己要不要也做些什麼？我對什麼感興趣？我可以做些什麼？

有人說中學生里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個「階級路線」的問題，也就是「出身」問題，和全中國一樣，一個並不算隱形的被壓抑被歧視的猶太人團體。我決定辦份油印的「中學生動態報」，把中學生里的平民子弟聯合起來，向猖獗的反人類的法西斯紅衛兵作鬥爭。

我糾集了幾位鄰居的女孩，女十一中的鐘菊，北大附中的楊盤芳，人大附中的楊菊芳姐妹，師大女附中我的同班同學汪靜珊。在我家我的屋子裡開會。我們弄來油印機，鋼板，刻字蠟紙，紙張，此情此景非常像中學科本里學過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我太熱心了，一次會議上，楊盤芳認為採集新聞，刻版，印刷，都是我一個人包了，只讓她們到各校散發感到十分不悅，憤而退出。其實連散發我基本上也包了。我從我們學校著名的「反動學生」楊鷗那兒要了一份各個中學造反派組織的名單。其中有遇羅文所在的六十五中「北斗星」戰鬥組。如果沒有楊鷗，我的人生也許是另外的一樣。楊鷗是我同年級高二（三）班的學生，她家九口人有七口人是右派分子。除了她和家庭主婦的母親，她當中學校長的父親和六個哥哥姐姐都被劃為右派。

那是1966年剛剛入冬的一個晚上，我穿著一件深藍色有腰身的襯裡是羊皮的大衣，背著裝滿油印「中學生動態報」的書包，騎著一輛嶄新的帶大梁的自行車來到位於景山公園附近的六十五中。

我大弟弟湘誦是這個學校高一的學生。這個學校只有高中部，沒有初中。從「文革」一開始，我弟弟就不去這個學校了！弟弟從小飽讀詩書，隨手在語文書內頁上寫了句「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就成為被全班同學攻擊的對象。他是一個特別老實靦腆的孩子，喜歡下象棋，圍棋，話不多。一天，走進教室，全班同學沖著他齊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流行歌曲。他轉身回家躺在床上不說話，爸爸媽媽和我問他怎麼了？他把所遭遇的事兒告訴我們，最令他難過的是好朋友李笑平陳航平也跟著唱。李笑平的爸爸是歷史反革命，死在勞改農場。爸爸說：「我又不反動，不用怕，去上學去！」媽媽焦急地說：「哪能不上學呢？」無論他們怎麼說，大弟弟死活不去。我感到父母對這場風暴嚴重性的來臨估計不足，沒幾天的時間，我所在的高幹子弟雲集的師大女附中打死校長卞仲耘，全國跟風，當語文老師的媽媽在女十三中受到紅衛兵衝擊，自顧不暇，爸爸一看全國大中小學都停課了，只好親自上陣，在家教四個孩子英文，三個弟弟老老實實地給著他學，我心亂如麻，學不下去。爸爸扔給我一句：「唯小人與女子唯難養也！」不再勉強我。

我把自行車停在空曠的操場上，教學大樓里星星點點地亮著幾處燈光，我尋找「北斗星戰鬥組」我怎麼也不會料到，從這裡開始了我波瀾起伏傳奇的一生。

我走進教學樓，幾個學生在走廊昏暗的燈光下坐著，我徑直前行，有個女孩的聲音輕輕叫我的名字「陶洛誦」，我驚異地回頭一看，原來是韓碧霞，她是媽媽女十三中學生徐美麗的親戚，他們全家都是印尼歸僑，我們住得很近，我和她很合得來，我們倆一起去北海公園玩兒，她有個哥哥叫德昌，長得不錯，我有點兒暗暗地喜歡他。所有可愛愉快的鏡頭在幾秒鐘之內一閃而過，媽媽在女十三中被揪鬥毆打的事情不知道她聽說沒有？碧霞的臉上呈現的是她一貫的單純的微笑，我顧不上寒暄，問他們「北斗星戰鬥組」在哪兒？

第三章

六十九歲生日的聚會是幾個月前定的。 當時並不知道羅文會來澳洲開會一事。眼下，他坐在我右邊，左邊是女兒，周圍是我最親近的朋友，長長的餐桌上擺著西餐美食，牛排，三文魚，葡萄酒，橘汁，兩個圓圓的大蛋糕，一個是女兒給我買的Black Forest。一個是朋友送的，上面寫著「祝陶洛誦生日快樂」。

我看著羅文， 與半個世紀前初識的他比較，只是禿了頂，其它並沒有太大區別。那雙眼睛，依舊又大又明亮，眼白清澈。

第一次見他恍若昨天。我背著裝滿自編自印的「中學生動態報「書包，來到六十五中，找到「北斗星戰鬥組」，敲門進去，裡面有幾個中學生，沒等我開口，一個長著圓圓娃娃臉稚氣未脫的男孩沖裡面大叫一聲：「遇羅文！找你的！」我為之一震，憑什麼他認為我是找這個叫遇羅文的人，我不是來找特定某個人的，我是給每個學校反紅衛兵戰鬥組送「動態報」。

一個高高個子英俊的男孩應聲而出。國字臉，皮膚白皙，兩道濃濃的劍眉，雙眼皮大眼睛，面帶微笑站在我面前。他戴著頂栽絨帽，上身穿件深藍色的棉外套。我不曾見過這樣的男孩。我稍稍有些不知所措。我說明來意，拿出一份油印的動態小報交到他手上。沒容我告辭，他突兀地說：「你看過』出身論』嗎？」 「沒有。」我搖搖頭。但我聽楊鷗介紹過。說關於這篇文章，反對紅衛兵，反對血統論，大多數人看了說右，個別人說左，反正是不合時宜。至於楊鷗本人，她習慣性地舉起右手，張開五指，在空氣中抓了幾把，壓低聲音對我說：「那篇文章里有一股情緒，強烈的不滿的情緒，不太好。所以很多人無法認同，覺得它給造反派添亂。」我一貫佩服楊鷗，聽她這番話，卻不由自主地想：「紅衛兵可以隨便打人殺人，還不許人有情緒？」

可能有很多學生到「北斗星」戰鬥組來找過遇羅文，他們誤會我也是。我不是，可我聽說過，我對他們印象很好，知道他們是勇敢的，反對紅衛兵態度鮮明，不掩飾自己的感情。遇羅文從衣袋裡迅速地掏出一疊厚厚的油印刊物遞給我，文章看樣子很長，我接過來放進書包里。「你看完後要還給我，我這是最後一份了！」「我上哪兒還你啊？」好像有很多話會說，必須找個合適的地方，「我把我們家的地址給你吧。」

這種似曾相識，一見如故的緣份發生在羅文和我之間，不用看那篇文章，我就知道他們要幹什麼。他們對社會和生活產生疑問，進行獨立的思考，把思想刻成文字，並廣為宣傳。

羅文家離我家很近，都位於東四北大街上。羅文家在四牌樓旁邊的一條小死胡同里。四牌樓是個十字路口，東邊通朝陽門，西邊是豬市大街通美術館，王府井，景山公園，故宮，北海公園。南邊叫東四南大街。四牌樓的名字還留在老北京人的口中，牌樓我見過，我上小學二年級時還在，五七年時給拆了。朝陽門的城牆也在那時拆的。

羅文家的小衚衕挨著隆福寺街，隆福寺是一座廟，廟是紅色的，小時候我見過，後來拆了。隆福寺街不長。街東口的高台階上有家新華書店，書店旁邊一座木質私宅原本主人是清宮的一位太監。街西口是氣勢恢弘的中國美術館。街里有長虹電影院和工人俱樂部電影院。街東口和羅文家衚衕之間是明星影院。我五歲到九歲時，住在四牌樓和朝陽門之間的南小街老君堂三十四號中國科學院宿舍里，爸爸在九爺府里的中科院科學出版社上班。九爺府座落在朝陽門內大街，南小街斜對過兒，本是清朝王府，朱紅大門十分氣派，同時可以出入好幾輛汽車，裡面好大好的的，一天都逛不過來。爸爸上班走三分鐘就到了。因為拆遷，爸爸不願意搬到朝陽門外大紅門的宿舍，就買了東四六條附近的一個擁有七間北房一間東房的院落。從此，隆福寺街成了我主要的遊樂園。

隆福寺街里有家糖果店，我喜歡喝一毛五一杯的加糖生牛奶。有家北京小吃店，我超喜歡它的麵茶。到澳洲三十年，幾乎什麼都可以吃到，唯獨沒有賣麵茶的。因為麵茶需要糜子面。讓兒子到處去找，兒子給我買回來最細的玉米面。我將就著自己做了一碗麵茶，淋上芝麻醬，撒上芝麻鹽，總算解解饞。

我是這幾家電影院的常客。除了爸爸機關和媽媽學校組織看的電影，我自己買票基本都在這幾家影院，電影藝術對我的影響比書藉有過之而無不及。

原來羅文家的地理位置和我有這麼深的淵源。羅文家是小衚衕裡面靠北的一座不大不小的四合院。斑斑剝落的掉色的紅漆大門總是敞開的。裡面住著三四戶人家。羅文家住的是北房三間，旁邊有個獨立門的本是放煤的小屋，裡面僅容納得下一張小床和一張小桌一把椅子。偉大的人權先驅民主鬥士遇羅克就窩居在此寫出了顛覆中國人三觀的「出身論」。

我為還「出身論「一文，第一次踏進羅文家時，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的一個晚上。羅文正在吃飯，令我驚異的是我師大女附中的學姐金一虹已捷足先登坐在那裡。她個子不高，長得很漂亮，穿著紅呢子大衣，像個洋娃娃。羅文給我們介紹一下，她並不認識我，我卻知道她，她和楊鷗比較熟。她大我和楊鷗一級，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她微笑著跟我打過招呼，很快地告辭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若干年後，我在報紙上見到她的消息，是研究家庭關係的研究員。

在我的記憶里，羅文家北房三間的布局大概是這樣的：登上幾級台階進門，羅文家靠西邊牆是一個古色古香做工精緻暗紫色的帶玻璃拉門的大書櫃，裡面有許多和日文有關的科技書籍。與書櫃相連的是一張頭朝北腳朝南安放的席夢思大床。床上鋪著彩色條紋的泡泡紗床單。相隔不遠靠北牆安放著一張東西向的單人床緊挨著一張南北向的單人床。兩張床前安放著一張暗紅色的八仙桌，吃飯時床可以當椅子。像北京所有的北屋一樣，南面是一扇扇的玻璃窗，靠書櫃的玻璃窗下是一個沉重的暗紫色的書桌，桌上鋪著一塊厚厚的毛玻璃，顯示著書桌的高貴與不同凡響。

與外屋一牆之隔的裡屋有兩張東西方向平行的單人床，一張靠北牆，一張靠南窗。靠北牆的那張較大些，有白色的雕花床頭。向西的雕花床頭邊上有一個水缸。比我家放在廚房水龍頭下面的水缸小，裝著是發酵的面。水管子在缸的旁邊，進裡屋門的左手。水管子下面有連接下水道的白瓷盆，比一般普通人家先進。北京的大雜院里只有一個水管子，水溝和水管子是分開的。

後來知道，羅文家原來在東四北大街北新橋附近有過一套不錯的大宅院，父母開過工廠，公私合營後買的我看到的這個四合院，保留了三間自住，其餘交公。

第四章

2005年羅文借去美國開會之機申請政治庇護，很快留下來。羅文肯吃苦，在建築行業里摸爬滾打，很快擁有了自己的房屋。這是聽別人說的，他用八萬塊錢買了一棟著過火的房子，和太太小馬倆人親力親為改建裝修成得煥然一新，甚得鄰居好評。

北京那套四合院在文革前就交公，我回後來看到的回憶文章說是羅克的提議，勸當了東城區人大代表的母親放棄私有財產，母親同意了他的意見。所以有人說羅文家算紅色資本家。但是在五七年反右時，羅文的父母親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父親還被開除工職送去勞動改造。羅克考大學因為出身問題，名落孫山。

羅克毫無疑問是個天才。寫出了以強烈反對歧視要求人權的名篇「出身論」一文。一般文科好的人理工科大多不靈，但羅克是個全才，他親自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我的班主任撒謊，大學沒錄取我，我問他為什麼？他說我的數學考試不及格，其實我的數學得100分。」他伏在寫字檯上扭頭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看我嗔目結舌無言以對就又回過頭去寫他的文章了。

羅克和羅文在相貌上天壤之別。羅文英俊高大挺拔，羅克中等個頭，有些駝背，瘦弱。羅文大眼睛雙眼皮，羅克小眼睛單眼皮，還戴一副白邊近視眼鏡。羅文聲音渾厚低沉，羅克聲音清脆尖細。

我始終想不明白，為什麼羅文長得比其他的幾個孩子漂亮，高大，皮膚白皙。趁著這次悉尼科羅納拉海濱餐廳的生日聚會，我當著大家面把這疑問向羅文提出，沒想到的是，羅文還真有答案。

羅文臉上浮著憨厚的笑，「我媽餵奶時，塗一些魚肝油，他們都不吃，只有我吃。「原來如此啊！

我側目看他吃魚，他正用叉子把切得很方正的一小塊兒魚送進口中。五十一年前，正是他的吃相讓我情竇初開。

第五章

我出身名門，上的是名校，自小倍受寵愛。努力奮鬥前程遠大。無論是身邊還是學校大都是這樣的孩子。「階級路線」從一九六四年貫徹以來，使一些孩子因為家庭背景失去了受教育的資格。我初中畢業於北京東城女十二中。我們班的殷梅黛，李心培，佟德印仨人沒被高中錄取，進了技校。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後來她們也許免去了插隊的惡運，但當時卻堵住了她們的晉陞之路。佟德印得知後失聲痛哭，李心培勸她：「你要哭，也別這麼哭啊！」高三畢業班的姐姐就哭得比較文雅。我親眼目睹仨個落榜的姐姐在魏家衚衕車站互相勸慰的景像。其中一個高個子戴眼鏡的姐姐在無聲地抽泣，另倆個同情地拉著她的胳膊。其中一個姓張的姐姐是我們比較崇拜的對象，她身材高挑，美麗動人，氣質極佳，父親是教授。她的故事在我們初中生中廣為流傳，她被星探發現，招她去演電影，這許多女孩子夢寐以求的機會被她高傲地拒絕了。我們對她又羨慕又欽佩。我們倆每天早上都在魏家衚衕車站等車，能跟她對視一眼就讓我感到很榮幸。她處變不驚的形象讓我尊敬。大學落榜後，她被分配到某小學當輔導員。有時還會看到她騎在女式自行車上腰板筆挺的身姿。她的自信和洒脫讓我相信她的命運一定不會太壞。

我從來不會對別人的苦難無動於衷。上初三時，班上來了個因病休學復學的美女周建南，她在一篇作文寫到一個老人跟她要錢被她斷然拒絕，她認為這老人是裝的。我想：「沒想到這麼漂亮的女孩這麼沒有同情心。」

一九六四年，我考上了我夢寐以求的名校師大女附中，但我親眼所見的女十二中因出身不好而未能上高中大學女孩子們痛苦的事情深深令我震驚讓我終生難忘。更令人沒有予測到的是，兩年後的一九六六年，「血統論」在全國大行其道，其慘烈堪比希特勒之對待猶太人。為無數家庭帶來極大的災難。

在師大女附中的求學生活中，思想教育始終佔主導地位。學生應該做什麼樣的人？為什麼學習？通過什麼途徑證明你和正統要求是一條心？唯有如此，才會獲得認可，進而獲得更好的的教育—-上大學。從小老師教導我們，人有三個政治生命，小時候入少年先鋒隊，（九歲到十五歲）長大些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十五歲到二十五歲）。十八歲就可以加入共產黨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每個好孩子的必由之路。小學時入不了少先隊的孩子被認為是壞孩子，太淘氣亦或學習成績太差。

我們是唱著隊歌長大的：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愛祖國，愛人民，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不怕困難，不怕敵人，頑強學習，堅決鬥爭，向著勝利，勇敢前進，向著勝利，勇敢前進，向著勝利，勇敢前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的，學校教我們什麼是什麼，教我們怎麼做就怎麼做。其中最令人遐想的是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美好的人間天堂，物質極大豐富，按需分配。現在我們處於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叫社會主義階段，物質很比較貧乏，只能按勞取酬，即是你有多大的能力拿多大的報酬。我和大多數孩子一樣，大人教什麼聽什麼，從不質疑。文革中認識兩個朋友從理論上思想才走出即定的框框。一個是趙京興，他給我寫信說，生命沒有意義，只是一種生物現象。這和我從小受的教育大相徑庭，我們大多數學生都把蘇聯作家奧斯特羅夫斯基寫的「保爾.柯察金」里主人公的一段話作為座右銘，大意是只有為人類最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活著、獻身才叫不碌碌無為，才不羞恥，才不遺憾。

這段話說的理直氣壯，引無數年輕人競折腰。聽黨的話是我們生存的唯一意義。我在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女牢里認識的邢泓遠更加厲害，她不相信共產主義。她比我小一年級，初中上的師大女附中，她初三時，我從外校考進，高中她考去師大一附中。我們有一年的同校時間，並不認識。我一進牢房，她說她算著我該進來了！我沒想到，我在外面感覺良好，自詡為人民為國家為真理奮鬥，一個陌生的女孩子自己身陷囹圄不說，還在掐指計算我的命運。我們在牢房裡借學毛選之機進行交談，她在初中班上暴露自己不相信共產主義，全班同學就都不理她了。我想像著她的孤立，暗暗佩服她的勇氣。公安分局抓我，是覺得我背離正統思想越走越遠，他們告訴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什麼，我才恍然大悟，文革以來我一直跟著自己的感覺走，違背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路線。他們是通過在牢里學校批鬥給我用刑具才讓我認識到這一點的。當我被約束帶反捆著雙臂兩天後，知道不知道自己有什麼罪？我說：「違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了！」軍代表大喜過望，馬上叫警察給我鬆綁。並對我媽媽說我有進步，認識到自己沒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因為他們恩准媽媽給我寫了一封信。媽媽在信中告訴我的。

與警察軍代表願望適得其反的是與邢泓遠的接觸讓我從理論上對共產主義理想發生了懷疑和動搖。邢泓遠有首詩我很喜歡：「進來的時候是亞瑟，出去的時候是牛虻。進來的時候是姑娘，出去的時候是女將。讚美你，普羅塔尼亞的牢房，你赤烈的爐膛，冶煉了多少純鋼！」

第六章

一進師大女附中的門，迎接我們的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倡不怕苦，不怕臟，不怕累，乃至不怕死。時時刻刻同自己腦海中的「私字一閃念」作鬥爭，向解放軍戰士雷鋒學習，做一顆擰在哪裡就在哪裡發亮的螺絲釘。大家把個性隱藏起來，爭先恐後朝一個標準前進，往一個框框里鑽去。

文化課的學習時間比起初中來減少很多。每天還是六節課。但在思想上，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佔去大部分精力。學校時不時開大會，班上時不時組織勞動。記得一次是到離學校不遠的西單商場「上糖」，挺好玩兒的。從倉庫里抱出五彩繽紛的糖果補充到櫃檯上。還有一次是到崇文區清潔隊倒垃圾。也挺好玩兒的。我們這些在家裡嬌生慣養、連手絹兒都不會洗的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們，為了表現不怕臟苦累，大冬天的，，不戴帽子，不戴圍脖，不戴手套，還不戴口罩。我們跟著女工把居民門前一箱一箱的垃圾抬起倒進垃圾車裡，有時可以站在車邊扒著車幫跟著車走，體驗著一種從未有過的豪邁之情。

我們班有個叫梁立明的女孩子，沒有任何人跟她做朋友。她爸爸本是個工程師，五七年不幸被劃為右派，送到外地勞改。政府給梁立明十二塊五毛錢的生活費。學校開展「暴露思想運動」時，大部分同學都坦承自己或多或少有成名成家思想。唯獨她無論怎麼逼問，只咬著牙說自己只有對政府的報恩思想。有一天，她偷偷地拉著我說：「陶洛誦，咱們倆星期天去趟崇文區清潔隊吧！」我心裡並不願意，我和汪靜姍是比較接近的朋友，我和張鐳，二濤的關係也不錯，她們和我一樣，都是性格直率的女孩兒。但我又想到，我和梁立明是史家衚衕小學同學，雖不在一個班，但凡學校重要的活動（例如到飛機場給外賓獻花）總有我們倆。有一次，老師還安排我們倆在全校大會上合著朗誦一首名為「少年英雄劉文學」的詩歌。（內容是少先隊員劉文學與偷辣椒的地主鬥爭被殺害的事迹）我不好意思駁她的面子，就答應了。

我爸爸曾經說過，如果有倆個人在一起的話，他一定是被領導的。我的性格遺傳了我爸，一生都喜歡被人領導，有時是心甘情願，有時迫不得已。我毫無準備地被梁同學帶上這條掏茅房之路，一開始真讓我措手不及。要說這梁同學真是逆襲的人才，你們不都是瞧不起我嗎？不相信我嗎？我乾的這招你們誰能幹呀？我現在寫這篇文章時，回憶文革中有團員議論班主任李松文老師說幸虧沒聽李老師的話，發展梁立明入團。不知道是梁同學知道李老師要發展她入團在前，還是她掏糞想發展她在後。我卻不幸被她選中，跟著她每個星期天去掏大糞。她還要求我保密，別跟人說，但她卻告訴了班裡的團支部書記尹同學。這件事在班裡慢慢傳開了，好像算是一件好事，以至於汪靜姍激動地指責我，為什麼這麼好的事不帶上她有口難辯。這時，梁同學的爸爸刑滿釋放，全家遷到河南。梁同學轉學走了！我頂替了梁同學的領導地位，帶著汪三兒（汪同學的昵稱）掏茅房，參與者越來越多，鼎盛時期，連高二的班主任杜夢魚老師都背過糞桶，我們要在屎尿中清洗我們的資產階級成名成家思想，做沒有個人慾望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我不顧父母強烈反對，持之以恆地每星期天在崇文區清潔隊跟著清潔工人掏茅房。我從抵觸到習慣，後來略略還有些引以為自豪，主要是符合社會潮流，後來要求去的人太多，人家不收了！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堅持一年多的義務勞動因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嘎然而止。最後一次聆聽老工人時傳祥的一席話是這樣的：「小陶呀！給黨提意見是可以的，要是反黨，咱們可千萬不答應！」聽得我頻頻點頭。沒多久，他老人家就被當反黨份子給抓起來批鬥，他那張和國家主席劉少奇握手的合影成為最大的罪證。他老人家個子高高的，光頭，只有一隻眼睛有視力，已患有高血壓症，一直幹活兒。後來看到他兒子的回憶文章，結局甚為悲慘。

第七章

羅文的家庭和我的家庭有很多相似之處。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孩子是三男一女，順序不一樣，羅克是老大，羅錦是老二，羅文是老三，羅勉是老四。我則是家裡最大的孩子，下面是三個弟弟。雖然經歷過主要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兩個家庭都還完整，算是幸福。六八年以前是兩個家庭最後的幸福時光。隨著羅克的被捕，遇家七零八落。我家則是父親離家出走，和別人結婚，把奶奶和三個孩子扔給朝不保夕受審查的母親，自己去逍遙快樂。

母親認為我要是聽從父母的安排，和爸爸單位打字員潘叔叔的兒子結婚，爸爸就為了顧及臉面不會跟她離婚了。我最沒想到的是半個世紀後和羅文在澳大利亞悉尼相見，，他在海濱餐廳當著一桌朋友的面說我：「家裡有這麼個女孩，得多操心啊！」原來他是這麼想的啊！我可是為他才和家裡反目的啊！

從六六年十二月份認識羅文至六八年四月和他分別，這一年半的時間並不算長，卻事事歷歷在目，深刻與清晰的程度不亞於對自己家庭的記憶。也許是因為我幾乎天天到他們家去找羅文，等於跟他們生活在一起，也許他們家處於風口浪尖上充滿刺激，也許是他們被壓在社會最低層卻傲然屹立，也許是羅克的獨立思考高擎人權至上的清新思想，對被壓迫者命運深沉的關懷，勇敢地鬥爭，還有愛，溫暖，希望…..我被羅文和他的家庭深深吸引。

我因辦「中學生動態報」認識許多中學生大學生，來往比較多的有清華大學的女生陳頤，她所在的戰鬥組「通天」，有次我給她送報時正好碰到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人之一康生訪問他們，她認為讓我在場不合時宜，毫不客氣把我轟了出去，以後我也不再去了。

認識男四中高二年級的蔣效愚同學讓我有了一次去新疆烏魯木齊之行。蔣同學帶領著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五男五女去新疆幹革命—-追擊聯動份子。另外四個女孩是我們學校的高二（三）班的米志德和初中的牛莉，還有北大附中的兩個女孩。另外四個男孩是陳守一，陳小田，楊某某，外號叫「小班」的。陳小田和蔣孝愚是同班同學，陳小田的爸爸是被打倒的中組部部長。我們的火車票是某大學造反派組織提供。他們不同意讓陳小田去，因為蔣孝愚氣憤力爭，小田才得以同行。

媽媽說我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人生的路，自己覺得走得很清醒，為目標奮不顧身，能吃苦受累，奮不顧身，有犧牲精神。感謝神，保佑我，一直走到今天。

為什麼要去新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號，新疆石合子發生了全國第一起槍擊事件，舉國震驚，聽說是一個名為「第八野戰軍」（簡稱「八野」）的組織，槍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北京中學生組織決定派一個調查組去查明真相，我們在追擊聯動的任務上又多了一份工作。

我去找羅文告別。我還不懂什麼是依依不捨。事後回憶，羅文說我們第一次一起走路出「就靠得那麼近」。羅文說他一開始並沒發現我有多漂亮。是他媽媽跟他說的：「那個小女孩兒一笑起來真美！」

文革的爆發，給每個人以表演的機會，社會就是最大的舞台。我在辦「中學生動態報」前就意識到這一點。「你有什麼本事，你能拿出什麼給這個國家？」半個多世紀給去了，塵埃落定，回首前塵往事，那場把整個兒國家置於瀕臨崩潰邊緣的內戰究竟給我們帶來多少教訓，那場付出了幾千萬人性命，無數家庭遭到滅頂之災，精神感情經受的痛苦更是無法計量的中國人民大浩劫究竟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寶貴的經驗，每個親身經歷的人都有義務有責任認真總結，唯有如此，才對得起逝者，對得起後代，對得起人類，對得起自己。

一九六六年「紅八月」，是我思想的轉洡點，國家社會徹底暴露出真實的面目，猙獰殘暴血腥。我也可以做真實的自己了！你真的悲觀嗎？不，你相信總有一天人們承認他（羅克）是對的。可那是多麼漫長熬人的歲月！不想讓羅文跟著他哥哥犧牲，想把他佔為己有，跟我一起享受愛情。沒改變他，我倒被真理召喚，踏上一條荊棘路，還帶上了趙京興。

出處：北京之春
整理：2018年11月29日

（待續：曠世之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