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國財經網紅、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12月24日在個人微博上貼出西元前89年漢武帝發布的「輪台詔」：「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 這段文字一發出，立刻在網上熱傳熱議，很多線民都認為這段話是在影射習近平。 查看任澤平微博，這一段文字已搜尋不到，微博上任澤平的個人頁面顯示「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該使用者目前處于禁言狀態」。這就從反面證實了線民的猜測。 中國古代有一個傳統，當國家遭受嚴重的天災，或者是朝廷的施政發生重大差錯，乃至政權發生嚴重危機，皇帝就要發布罪己詔，公開進行自我批評。為什麼發生了天災皇帝也要做檢討？因為皇帝受命於天。皇帝若違背了天的意志，老天爺就會通過例如災害等變異現象發出警告，所以皇帝就需要下罪己詔，以求得上天的原諒。 按照中國法學家蕭瀚博士對《二十五史》的統計，在中國歷史上，一共有7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總共有270份左右。 然而，中共最高領導人卻從來不下罪己詔。毛澤東說過好幾次，「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 毛澤東說：「歷代皇帝下罪已詔的，沒有不亡國的。」這話不對。漢文帝、漢武帝、唐太宗，清代的康熙，這都是被稱為明君英主的，在被稱為盛世的時代下過罪己詔。 為什麼過去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詔，而如今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從不下罪己詔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的帝制和現在的共產專制的一個重大區別。 傳統的帝制，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但是皇帝之所以為皇帝，是靠那套君權神授的神話。皇帝並不被認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確路線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說錯話做錯事，因此是可以批評的，這就為臣民發表異議留下一定的空間。共產黨偉大領袖卻不同。偉大領袖之所以是偉大領袖，是因為他被視為真理的化身、正確路線的代表，而這一點常常是寫進黨章、寫進憲法的。這也就意味著，任何不同於偉大領袖的觀點見解，按定義就是錯誤的。誰要是堅持不同政見，按定義就是反黨，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再有，在傳統的帝制下，皇帝的權力來自神話、來自世襲，皇帝和群臣的分際是明確的，皇帝和大臣的位置是不能互換的。因此皇帝犯了錯誤可以承認錯誤，可以下罪己詔而仍然繼續當他的皇帝。共產黨偉大領袖則不然，總書記或黨主席和他的高級同僚的位置是可以互換的。一個人被送上偉大領袖的位置，是因為他被視為真理的化身、被視為正確路線的代表，按定義就是不會犯錯誤的，一旦犯了錯誤就不是真理化身不是正確路線代表了，也就沒資格繼續當偉大領袖了。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提意見。彭德懷在主觀上是否有奪權的動機姑置不論，但從毛澤東的角度，毛澤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毛澤東徑直把彭德懷提意見說成「下戰書」。毛澤東的邏輯很簡單，如果你彭德懷是對的，我毛澤東是錯的，那憑什麼還該由我毛澤東，而不該輪到你彭德懷來當領袖呢？彭德懷在萬言書里用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詞。在熟悉中共黨史的人看來，這等於是發出進行路線鬥爭的信號。既然是路線鬥爭了，那就必須換人了。 皇帝認錯了還是皇帝，共產黨領袖一認錯就多半當不成領袖了。在中共歷史上，領袖一認錯就下台，從陳獨秀、王明，直到華國鋒，概莫能外。準確的說，共產黨領袖還不都是一認錯就下台，有些領袖是被他的同志們搞下台然後被迫認錯。趙紫陽被逼下台但不認錯，是黨內的一個異數。 總的來說，在中共那裡，認錯和下台是密切相關的。這就是為什麼古代有那麼多皇帝下罪己詔，而當代的共產黨偉大領袖沒一個下罪己詔。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怕人提罪己詔。 ※作者為《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財經網紅、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12月24日在個人微博上貼出西元前89年漢武帝發布的「輪台詔」：「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 這段文字一發出，立刻在網上熱傳熱議，很多線民都認為這段話是在影射習近平。 查看任澤平微博，這一段文字已搜尋不到，微博上任澤平的個人頁面顯示「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該使用者目前處于禁言狀態」。這就從反面證實了線民的猜測。 中國古代有一個傳統，當國家遭受嚴重的天災，或者是朝廷的施政發生重大差錯，乃至政權發生嚴重危機，皇帝就要發布罪己詔，公開進行自我批評。為什麼發生了天災皇帝也要做檢討？因為皇帝受命於天。皇帝若違背了天的意志，老天爺就會通過例如災害等變異現象發出警告，所以皇帝就需要下罪己詔，以求得上天的原諒。 按照中國法學家蕭瀚博士對《二十五史》的統計，在中國歷史上，一共有7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總共有270份左右。 然而，中共最高領導人卻從來不下罪己詔。毛澤東說過好幾次，「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 毛澤東說：「歷代皇帝下罪已詔的，沒有不亡國的。」這話不對。漢文帝、漢武帝、唐太宗，清代的康熙，這都是被稱為明君英主的，在被稱為盛世的時代下過罪己詔。 為什麼過去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詔，而如今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從不下罪己詔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的帝制和現在的共產專制的一個重大區別。 傳統的帝制，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但是皇帝之所以為皇帝，是靠那套君權神授的神話。皇帝並不被認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確路線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說錯話做錯事，因此是可以批評的，這就為臣民發表異議留下一定的空間。共產黨偉大領袖卻不同。偉大領袖之所以是偉大領袖，是因為他被視為真理的化身、正確路線的代表，而這一點常常是寫進黨章、寫進憲法的。這也就意味著，任何不同於偉大領袖的觀點見解，按定義就是錯誤的。誰要是堅持不同政見，按定義就是反黨，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再有，在傳統的帝制下，皇帝的權力來自神話、來自世襲，皇帝和群臣的分際是明確的，皇帝和大臣的位置是不能互換的。因此皇帝犯了錯誤可以承認錯誤，可以下罪己詔而仍然繼續當他的皇帝。共產黨偉大領袖則不然，總書記或黨主席和他的高級同僚的位置是可以互換的。一個人被送上偉大領袖的位置，是因為他被視為真理的化身、被視為正確路線的代表，按定義就是不會犯錯誤的，一旦犯了錯誤就不是真理化身不是正確路線代表了，也就沒資格繼續當偉大領袖了。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提意見。彭德懷在主觀上是否有奪權的動機姑置不論，但從毛澤東的角度，毛澤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毛澤東徑直把彭德懷提意見說成「下戰書」。毛澤東的邏輯很簡單，如果你彭德懷是對的，我毛澤東是錯的，那憑什麼還該由我毛澤東，而不該輪到你彭德懷來當領袖呢？彭德懷在萬言書里用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詞。在熟悉中共黨史的人看來，這等於是發出進行路線鬥爭的信號。既然是路線鬥爭了，那就必須換人了。 皇帝認錯了還是皇帝，共產黨領袖一認錯就多半當不成領袖了。在中共歷史上，領袖一認錯就下台，從陳獨秀、王明，直到華國鋒，概莫能外。準確的說，共產黨領袖還不都是一認錯就下台，有些領袖是被他的同志們搞下台然後被迫認錯。趙紫陽被逼下台但不認錯，是黨內的一個異數。 總的來說，在中共那裡，認錯和下台是密切相關的。這就是為什麼古代有那麼多皇帝下罪己詔，而當代的共產黨偉大領袖沒一個下罪己詔。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怕人提罪己詔。 ※作者為《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真話是中國當下最稀缺的東西，尤其對習近平而言。他高高在上、坐在中南海的龍椅上，是聽不到周邊臣子的真心話的，所以，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當習談到領導幹部的作風問題時，要求營造環境、創造條件，鼓勵基層幹部群眾講真話、講實話、講心裡話，我不認為他是在作秀。不過，如果只要領導幹部創造條件讓基層幹部群眾敢講真話，他顯然沒意識到，關鍵還不是領導幹部聽不到群眾的真話，而首先是高級幹部無人敢對他講真話、講實話、講心理話。 要讓群眾和官員敢講真話，下級直言不諱對上級諫言，其實也很簡單，習帶頭做表率，就三年抗疫的失敗像古代帝王一樣下「罪己詔」，自然群眾和基層官員乃至高級幹部會踴躍向各級領導以及他本人講真話和心理話，提意見和建議。 說到「罪己詔」，現代人不熟悉，但在古代卻也不稀奇，就是古代帝王為在施政中出現的重大錯誤或者天災向上天和百姓作的書面檢討。古人相信天人感應，認為如果帝王不管在私德還是公益方面犯了大錯，或出現大的災害，導致國家處於某種危險狀態，是需要向上天和百姓檢討的，以求得上天和百姓的原諒。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想矇混過關，上天在看著，百姓在看著，是賴不掉的。這構成了古代帝王的一種政治或責任倫理，即統治合法性所在。如果做了壞事推諉責任，會被視為重大的政治問題，喪失合法性，容易倒台。因此《左傳》說「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三千多年，從傳說中的夏禹和商湯，一直到民國袁世凱，據考證總共下過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詔」，幾乎每個朝代都下過，有的皇帝下過幾次。這已成為一種機制。帝王之所以對自己的錯誤要下「罪己詔」，除了「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為自己博得一個好名聲，本質的原因在於，天下是他家的，無論治亂好壞，首要的、第一責任人，都是帝王本人，他統治這個國家。天下興旺，百姓安居樂業，是他治理有方，被後人讚譽為明君，寫入歷史，流芳百世；天下衰敗，百姓流離失所，是他治理無方，被後人罵為昏君，也寫入歷史，遺臭萬年。對於帝王來說，尤其那些有為的皇帝而言，肯定不願成為後者，有沒有「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帝王，有，但只是個別。在這樣一種倫理責任下，凡遇重大的天災人禍，帝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責任，下「罪己詔」懲過。 當然，皇帝下「罪己詔」，到後來也流於形式，要表演給朝廷臣子和百姓看，像下《輪台罪己詔》的漢武帝一樣，真心悔過的皇帝很少。但即便是迫於壓力，下「罪己詔」的行為本身也表明在古代，帝王的責任倫理是真實存在的。此乃有人負責的政治倫理和無人負責的政治倫理的根本差別。 現在回到前面的問題，習會下「罪己詔」嗎？所有的人都會說不會，因為中共領導人沒有這樣的政治倫理。 中共號稱人民政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重，習在民主生活會上再次宣稱黨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它始終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這個根本利益是有講究的，現實中的根本利益由誰來定義，為什麼是中共而不是別的政黨可以代表它，這些其實都經不起追索。也許中共會說，它和民主體制一樣，亦是人民授權的。70多年前中共帶領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就決定了它有資格統治中國，所謂打江山坐江山是也。然而即便按照中共的這個邏輯，由於授權方式的不同，它的統治也是有問題的。 民主體制通過定期選舉，政黨輪換的方式，人民把不喜歡的政黨和政治人物趕下台，把喜歡的政黨和政治人物選上台，雖然這一過程有一些毛病，但大體反映了真實的民意；中共通過戰爭的殘酷方式打敗國民黨，姑且算是贏得當時的民意，從人民那兒得到授權同意建立政權，但問題出在這之後，人民不可能無限期地授權你統治下去，總會有改變主意的時候，老一代人同意你統治，新一代人不願意你統治，可不管人民同意與否，現在中共就賴在寶座上不走，還用武力威脅讓人民閉嘴，裝出一副同意的樣子，事實上就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皇帝。只不過過去的帝王一家一姓，家天下，如今這個皇帝姓黨，家天下變成黨天下。然而正是在這點上，中共還比不上古代的王朝。 前面講了，帝王要最終為王朝的命運負責，做錯了事要下「罪己詔」，黨皇帝和黨天下實際是沒有一個最終負責人。因為後者是個集合概念，名義上它有一個最高領導人，即黨主席或總書記，可實際上黨的最高領導人有時是個沒有黨職的其他人，因此出了問題就不能要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負責。古代帝王尤其在王朝晚期，經常也會大權旁落，最高權力會被外戚宦官篡奪，但外戚宦官奪得的是朝廷的治權，在國家的正統敘述即合法性上，皇帝依然是最終負責人，所以他要為王朝衰敗負最終之責。黨天下不同，即使沒有名義最高領導人和實際最高領導人不一的問題，由於它實行所謂集體領導制，做出決策行使權力的是黨中央，真要追責時，最高領導人很容易以此為借口逃避責任，而如果要攬權，又很容易以此為由將權力集中在個人手上，從而造成權責的嚴重脫節，即大權獨攬，無人負責的局面。 中共的黨皇帝和黨天下同古代的皇帝和家天下的本質區別就在這兒，它沒有為自己的施政錯誤的最終責任承擔者，也即它嚴重缺乏責任倫理。這導致儘管有社會甚至黨內壓力，黨的最高領導人從來不會公開就自己的施政向民眾認錯道歉，最多是在內部會議上輕描淡寫地做個自我批評。 毛三年大饑荒造成餓殍遍野、人相食的慘狀，連黨的二把手劉少奇都看不下去，認為將來要上史書的。但毛不以為然，雖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迫於黨內壓力作了自我批評，但也是盡量淡化責任。毛並未對他在大饑荒中的決策錯誤向全國人民認錯。毛和他的那一代「戰友」雖然信奉馬列和階級鬥爭學說，但也接受了完整的舊學教育，是舊時代走向新時代的過渡人物，多少還保留了傳統儒家的一點政治責任倫理，所以在鄧小平當政下官方對文革和反右等錯誤，在黨的決議和教科書中還能記上一筆，批評毛。然而，等到社會主義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執政，對中共建政70年尤其改革以來的40年犯下的一系列錯誤，避重就輕，或者乾脆把它視為禁區，也不許民間討論。習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後這種情形更嚴重，打通前後兩個三十年，對中共的錯誤統統不提，七十年歷史就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歷史。 三年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損害和民眾權利的踐踏以及對國家傷害的整體後果，可能僅次於三年大饑荒。這是在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一手造成的，是他的動態清零政策帶來的惡政。可在官方的敘述中，雖然已經不見了抗疫的偉大勝利，但還是在粉飾太平，彷彿人間慘狀從來沒有發生過。相反，在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官方強調的依然是習的英明領導，是對他絕對權力的「兩個維護」和「兩個確立」。在七千人大會上，諸侯還敢對毛表示某種不滿，毛對他們的離心離德，尚且能夠自我批評，然而習對自己鑄下的大錯，採取的是不理不睬，橫豎不承認，品格比毛還下之，黨內大員連稍有不滿都不敢表達。 中共如今差不多從黨天下變成習天下，接近古代王朝的家天下，但是在習統治下的中共和習自己，完全沒有過去王朝和帝王的責任倫理意識。可見，歷史不總是在進步，中共政權實際不如中世紀的王朝政治。人們需要看清這點。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