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記者會取消

兩會落幕，中共韌性不再，命運全系個人

2024年的北京兩會終於結束了。雖然如許多人的預期，這次兩會無新聞，就像西線無戰事一般死寂，但是會前會後都爆出了大新聞，暗示著北京政局在兩會前後的風向。頭一樁是「人大」在開會前一天宣布取消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後一樁則發生在「兩會」結束後，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鐵施工引發的天然氣管道大爆炸。不過，在「兩會」結束後，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變不了北京政局已經陷入的長久死寂。「兩會」的鴕鳥政策這種正在成為新常態的政治「死寂」，在當下中國有多種面相，各界都抱著從未有過的恐慌關注著。在經濟界，進入三月，人們已經不再爭論是通縮還是通漲，地產價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費緊縮，投資萎縮，各種信心指數都在負面區間。經濟通縮反映的社會各階層的新共識，就是對前景的悲觀和對當下體制的不滿，人民在高壓下以各種無聲方式做出了「不」的選擇。在政策制定領域，「兩會」同樣展現了中國政治精英的集體躺平。不僅一周會期內，幾乎沒有代表、委員因應時局提出針對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議，也未通過熱議中的《民營經濟促進法》，而且作為經濟總管的總理在取消會後記者會後，甚至還取消了會後將在釣魚台賓館進行的年度國際企業家會面。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在危機時刻選擇了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這一切發展都像極了1980年代初期的蘇聯和東歐，人民只能麻醉於酒精，年輕人則尋求一點點搖滾樂和牛仔褲的快樂，在毫無希望的等待中湮沒在僵化體制中。那時的蘇東人民並不知道轟然倒塌的最後時刻究竟什麼時候到來。而當下中國則不然，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經歷過「前後三十年」階級鬥爭和改革開放的人們，都能意識到中國政治的轉變，既是根本的，又是難以持續的。這是北京鴕鳥政策的根源，也是結果。體制「韌性」轉僵硬首先，最大、最根本的變化，來自中國體制韌性的消失。換言之，從中共「二十大」到今年「兩會」、或者未來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外界更關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路線的終結、或者1992年以來市場經濟的終結，但是，從2012年以來過去十二年中共政治體制的最大變化，莫過於一個曾經被譽為「韌性」體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這遠比改開終結或者已經開始的經濟大蕭條更能說明中共體制目前的鴕鳥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遠未來的結局。所謂體制韌性，是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轉型道路上難以去除的巨大障礙，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時期所表現出的強大的學習能力和自適應能力，不僅能夠適應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而且善於調整自己、鞏固政權，渡過同期顏色革命的衝擊。也部分基於此，美國政界在隨後逐漸放棄了對中國的幻覺，一個從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時代對中國有別於蘇聯的粉色幻覺。在奧巴馬總統任內後期逐漸形成對華強硬共識至今，並且準備不惜任何手段與這個具有強大體制韌性的中共政權進行長期競爭，即一場不宣布的新冷戰。然而，在今年「兩會」上，人們看到的卻是這個體制無所作為，唯一做的就是在講不搞西方式現代化的同時要搞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在嚴重生產過剩、面臨總危機爆發的時刻繼續強調製造業和空洞的「新質生產力」，後者在與全球化脫鉤、被歐美懷疑的情形下幾乎只有「自嗨」的價值，而不具任何國家競爭力的意義。只要任何熟悉納粹時代的人都能明白，這些話語和納粹上台前後「不要共產主義、不要資本主義、只要德國特色」的虛無主義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如果有區別，那麼只能說在諸多「既要又要還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領導人在追求富國強兵的同時似乎完全放棄了納粹時代追求全面就業、增進社會福利的起碼社會目標。一人黨的危險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各階層人民才從未像今天那麼清醒。他們很容易就看清，這個體制曾經具有的靈活和務實也就是體制韌性的核心，經過十餘年的黨內清洗和社會清洗已經當然無存。以至於，在今年「兩會」上，人們看到的是一個人的政治舞台，五千餘名政治精英唯唯諾諾、戰戰兢兢，形同政治殭屍，與中共歷史上關鍵復甦時代所呈現的生動活潑、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放思想等善於自我糾錯的傳統和機制都徹底決裂。這才是決定中共未來政治命運的關鍵。更關鍵的，這也意味著中共不再是一個集一個龐大精英群體智慧和能力的政黨，而是如同晶元競爭中處於的下風，或者蘇聯1980年代的僵化，不僅國家，而且整個政黨都愈來愈緊密地與其領袖個人相連，而不再由列寧主義政黨的集體智慧或者哪怕黨內殘酷鬥爭結果所產生的政黨路線來決定。中共正在加速變成一個個人黨，也就是普京模式的個人黨和私人國家。黨內政治精英和九千萬黨員變成了無足輕重的附屬。然後，中共未來的氣數也就越來越緊密地與領袖個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斷相綁定。如此一來，在經過了十餘年的權力轉型和鞏固後，對中共來說，剩下的時間並不多了，能夠做出的選項也越來越少。而它所面對的競爭對手，卻是從沉睡中蘇醒過來的民主世界，就像經過兩年俄烏戰爭後的歐洲，譬如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政治宣言所顯示的無所畏懼。只能說，在中國一片死寂的政治氣氛中，在「兩會」的中共政治精英們的集體鴕鳥癥候中，中國的未來全系個人，而世界形勢已經逆轉。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北院與南院：國務院回歸政務院

今年中國兩會3月11日結束。本次兩會的一個意外，無疑是總理記者會的取消，對此，外界有著太多的評論和猜測，其「風頭」蓋過了兩會其他的內容和議題。相比之下，國務院組織法的修訂沒有引起外界應有注意。也許人們認為這只是一項法律的修改，但其實這兩者有著內在關聯，因為如果通過新修訂國務院組織法來強化國務院作為最高行政機構的法律地位，那總理記者會就不會被取消，反之，則可以從總理記者會的取消，推導此次修法是要弱化國務院的現有地位。事實也是如此。中國的國務院和中共的黨中央，同在中南海，前者在北院，後者在南院。所以國務院和黨中央的關係，向來被看作北院和南院的關係。兩院人員有很大交叉，北院的領導幹部，基本都是南院成員，也許一些人在南院還有辦公室，但是北南兩院的職能，區分是明顯的，即便在這幾年黨政合一的情況下，通過這種職能的區分，北院也獲得了不同於南院的某種或許不僅僅是名義上的「獨立性」。政務院不是國務院不妨簡單回顧國務院歷史，能夠更好理解這種關係。國務院是隨著中共1949年10月宣告建立全國政權後成立的，當時稱作政務院，1954年才改稱國務院。這兩個名稱雖是一字之差，但卻意味著兩者的權力、地位和職能並不一致。如今的國務院，被憲法定為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最高行政機關，也即全國人大的執行機關，而政務院的法律地位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換言之，政務院本身不是中央政府，它只是中央政府的一個組成機構，同它平級的還有1952年組建的國家計委，分割了它的經濟管理許可權，政務院也並無管理軍事的職權，不設國防部。再從人事看，時任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政務院總理是周，國家計委主席是高崗，周雖然在黨內排名第三，高於高崗，可高崗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在行政系統排名要高於周。政務院的這種地位和組織結構的設置，使得其職權位階和規模要低於後來的國務院，也導致總理在對外事務上不能作為國家的行政首腦代表中央政府，實際上和台灣五權憲法之下的行政院有點類同，或者類似總統制下的政府，但中國不是總統制國家，而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這很不利政務院作為國家政務執行機構開展工作，所以調整勢所必然。 40年不修法，國務院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 1954年國務院的組建，從憲法和法律上確立了此後幾十年中國政府的基本架構。儘管在文革頭幾年，國務院的權力和管理受到那時混亂的國家形勢的極大衝擊，但在文革結束尤其1982年現行憲法和國務院組織法頒布後，國務院的定位和權力結構得到規範，它的地位和職權比起議會制國家的政府要少，但高於像韓國和法國這種總統制國家的政府，也高於台灣的行政院。作為中共領導下的中央政府，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黨政分開原則，國務院進一步獲得了相對黨中央的某種獨立存在的價值，並得到憲法和法律一定程度的保障。尤其在某些時期，如果國務院有一位外界公認的強勢總理，這種獨立性還會得以強化。不過，1982年到現在，40多年過去了，中國社會在這期間經歷了非常大的變化，很多法律都修訂了多次，就連憲法都修改了5次，可國務院組織法在本次兩會前都未修訂，這在中國確實可稱得上罕見，說明國務院作為中央政府的內部組織結構，在這個變動不定的大轉型時期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務院組織法就沒有修改的必要或者修法就一定是壞事，關鍵在如何修法。我們看到，在這40年里，中國政府的機構改革前後進行了幾輪，職能也有所調整。所以，對外界來說，有一個疑問，為什麼是本次兩會修改該法而不是前兩年李克強在任時就把它修了，如果修法有利於加強國務院的權力，李克強大概不會不力主修訂它。從程序上說，作為一部規範國務院的法律，應該是國務院先提出修法動議，然後中央研究，再報全國人大。這部法律沒在李克強在任後期提出，合理的解釋是，李可能不同意修改，因為他知道在當下的政治狀況下這個修法對國務院一定是不利的。而對南院的中央來說，該法的修訂與否，並不影響南院凌駕於北院這個事實，如果在李不願修法時強逼他修法，會破壞兩院假裝的和睦狀態，有可能讓兩院的緊張關係公示天下，所以既然不是馬上非修不可，北院不想修就姑且讓它一把，反正李過不多久就要到點下台。修法讓黨政完全合一同體但是在李強正式接任總理後，修改國務院組織法的事就不能再拖了。因為憲法和其他重要法律都寫明習思想的指導地位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原則，在一部規範中央政府的法律中，沒載明這兩點，表明南院的權威性還沒有全面覆蓋北院，這怎麼可以！從法律角度說，沒寫入這兩點，國務院理論上可以不那麼積極地遵守憲法有關南院領導人的法律地位要求。憲法雖是母法，有最高的法律效應，節制其他法律，可其他法律在實施過程對如何落實憲法要求，還是有個態度和程度上的差異，未必要嚴絲合縫地遵守憲法規定，只要不違憲就行，但假如國務院組織法明確寫上它們，北院就得不折不扣地遵守執行。所以，不管是李強得到南院的授意還是為表徹底臣服南院之心，他就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國務院工作規則，把國務院變成一個政治機關，強調它的政治屬性，對國務院的定位是當好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李強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這一點，包括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事實上，國務院工作規則已在2018年修改過一次，但這次修改顯然沒有滿足南院的要求，因此，2023年的再修改，在總則中刪除了從馬列到毛思想、鄧理論、三個代表一直到科學發展觀的這個長表述，只留下以習思想為指導，並增加「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一句。此外，總則也專門增加一段：「國務院工作人員要旗幟鮮明講政治，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政府工作全過程各領域」，並在工作原則一章，增加「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健全和落實請示報告制度，重大決策、重大事項、重要情況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一款。國務院工作規則的修改雖然充分反映了南院的要求，可它畢竟只是國務院的內部規章，法律位階不高，接下來當然就需要在法律層面明確這個新的政治定位，所以去年9月，當局啟動了國務院組織法的修改程序。人大副委員長李鴻忠面對3000多名人大代表就此所作的修改說明毫不遮掩地道出了南院對修法的「心聲」，即修改國務院組織法的首要政治要求，就是明確國務院堅持中共領導，明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思想作為國務院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並將堅持以習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等重要內容載入國務院組織法。中南海的北院和南院雖然處在同一權力體系下，但過去常常有著微妙的芥蒂，這次國務院組織法的修改，將北院某種名義或形式上的「獨立性」也抹去，讓它完全淪為南院的執行機構，表面看似還是一個中央政府，但實質上回歸中共建政初期的政務院，標誌著黨政完全合一同體。歷史可謂轉了一個圈，又回到原點。全文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