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总理记者会取消
2024年的北京两会终于结束了。虽然如许多人的预期,这次两会无新闻,就像西线无战事一般死寂,但是会前会后都爆出了大新闻,暗示着北京政局在两会前后的风向。 头一桩是“人大”在开会前一天宣布取消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后一桩则发生在“两会”结束后,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铁施工引发的天然气管道大爆炸。不过,在“两会”结束后,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变不了北京政局已经陷入的长久死寂。 “两会”的鸵鸟政策 这种正在成为新常态的政治“死寂”,在当下中国有多种面相,各界都抱着从未有过的恐慌关注着。在经济界,进入三月,人们已经不再争论是通缩还是通涨,地产价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费紧缩,投资萎缩,各种信心指数都在负面区间。经济通缩反映的社会各阶层的新共识,就是对前景的悲观和对当下体制的不满,人民在高压下以各种无声方式做出了“不”的选择。 在政策制定领域,“两会”同样展现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集体躺平。不仅一周会期内,几乎没有代表、委员因应时局提出针对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议,也未通过热议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而且作为经济总管的总理在取消会后记者会后,甚至还取消了会后将在钓鱼台宾馆进行的年度国际企业家会面。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危机时刻选择了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这一切发展都像极了1980年代初期的苏联和东欧,人民只能麻醉于酒精,年轻人则寻求一点点摇滚乐和牛仔裤的快乐,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湮没在僵化体 制中。那时的苏东人民并不知道轰然倒塌的最后时刻究竟什么时候到来。而当下中国则不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经历过“前后三十年”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的人们,都能意识到中国政治的转变,既是根本的,又是难以持续的。这是北京鸵鸟政策的根源,也是结果。 体制“韧性”转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来自中国体制韧性的消失。换言之,从中共“二十大”到今年“两会”、或者未来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外界更关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路线的终结、或者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的终结,但是,从2012年以来过去十二年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一个曾经被誉为“韧性”体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这远比改开终结或者已经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更能说明中共体制目前的鸵鸟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远未来的结局。 所谓体制韧性,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转型道路上难以去除的巨大障碍,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时期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能力,不仅能够适应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善于调整自己、巩固政权,渡过同期颜色革命的冲击。 也部分基于此,美国政界在随后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幻觉,一个从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时代对中国有别于苏联的粉色幻觉。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后期逐渐形成对华强硬共识至今,并且准备不惜任何手段与这个具有强大体制韧性的中共政权进行长期竞争,即一场不宣布的新冷战。 然而,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体制无所作为,唯一做的就是在讲不搞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要搞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严重生产过剩、面临总危机爆发的时刻继续强调制造业和空洞的“新质生产力”,后者在与全球化脱钩、被欧美怀疑的情形下几乎只有“自嗨”的价值,而不具任何国家竞争力的意义。 只要任何熟悉纳粹时代的人都能明白,这些话语和纳粹上台前后“不要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只要德国特色”的虚无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那么只能说在诸多“既要又要还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领导人在追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似乎完全放弃了纳粹时代追求全面就业、增进社会福利的起码社会目标。 一人党的危险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阶层人民才从未像今天那么清醒。他们很容易就看清,这个体制曾经具有的灵活和务实也就是体制韧性的核心,经过十余年的党内清洗和社会清洗已经当然无存。 以至于,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舞台,五千余名政治精英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形同政治僵尸,与中共历史上关键复苏时代所呈现的生动活泼、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思想等善于自我纠错的传统和机制都彻底决裂。这才是决定中共未来政治命运的关键。 更关键的,这也意味着中共不再是一个集一个庞大精英群体智慧和能力的政党,而是如同芯片竞争中处于的下风,或者苏联1980年代的僵化,不仅国家,而且整个政党都愈来愈紧密地与其领袖个人相连,而不再由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体智慧或者哪怕党内残酷斗争结果所产生的政党路线来决定。中共正在加 速变成一个个人党,也就是普京模式的个人党和私人国家。党内政治精英和九千万党员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附属。 然后,中共未来的气数也就越来越紧密地与领袖个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断相绑定。如此一来,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权力转型和巩固后,对中共来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能够做出的选项也越来越少。而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民主世界,就像经过两年俄乌战争后的欧洲,譬如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治宣言所显示的无所畏惧。 只能说,在中国一片死寂的政治气氛中,在“两会”的中共政治精英们的集体鸵鸟症候中,中国的未来全系个人,而世界形势已经逆转。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今年中国两会3月11日结束。本次两会的一个意外,无疑是总理记者会的取消,对此,外界有着太多的评论和猜测,其“风头”盖过了两会其他的内容和议题。相比之下,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没有引起外界应有注意。也许人们认为这只是一项法律的修改,但其实这两者有着内在关联,因为如果通过新修订国务院组织法来强化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法律地位,那总理记者会就不会被取消,反之,则可以从总理记者会的取消,推导此次修法是要弱化国务院的现有地位。事实也是如此。 中国的国务院和中共的党中央,同在中南海,前者在北院,后者在南院。所以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关系,向来被看作北院和南院的关系。两院人员有很大交叉,北院的领导干部,基本都是南院成员,也许一些人在南院还有办公室,但是北南两院的职能,区分是明显的,即便在这几年党政合一的情况下,通过这种职能的区分,北院也获得了不同于南院的某种或许不仅仅是名义上的“独立性”。 政务院不是国务院 不妨简单回顾国务院历史,能够更好理解这种关系。国务院是随着中共1949年10月宣告建立全国政权后成立的,当时称作政务院,1954年才改称国务院。这两个名称虽是一字之差,但却意味着两者的权力、地位和职能并不一致。如今的国务院,被宪法定为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最高行政机关,也即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而政务院的法律地位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换言之,政务院本身不是中央政府,它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组成机构,同它平级的还有1952年组建的国家计委,分割了它的经济管理权限,政务院也并无管理军事的职权,不设国防部。 再从人事看,时任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政务院总理是周,国家计委主席是高岗,周虽然在党内排名第三,高于高岗,可高岗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在行政系统排名要高于周。政务院的这种地位和组织结构的设置,使得其职权位阶和规模要低于后来的国务院,也导致总理在对外事务上不能作为国家的行政首脑代表中央政府,实际上和台湾五权宪法之下的行政院有点类同,或者类似总统制下的政府,但中国不是总统制国家,而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这很不利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执行机构开展工作,所以调整势所必然。 40年不修法,国务院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1954年国务院的组建,从宪法和法律上确立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政府的基本架构。尽管在文革头几年,国务院的权力和管理受到那时混乱的国家形势的极大冲击,但在文革结束尤其1982年现行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颁布后,国务院的定位和权力结构得到规范,它的地位和职权比起议会制国家的政府要少,但高于像韩国和法国这种总统制国家的政府,也高于台湾的行政院。作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原则,国务院进一步获得了相对党中央的某种独立存在的价值,并得到宪法和法律一定程度的保障。尤其在某些时期,如果国务院有一位外界公认的强势总理,这种独立性还会得以强化。 不过,1982年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在这期间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法律都修订了多次,就连宪法都修改了5次,可国务院组织法在本次两会前都未修订,这在中国确实可称得上罕见,说明国务院作为中央政府的内部组织结构,在这个变动不定的大转型时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务院组织法就没有修改的必要或者修法就一定是坏事,关键在如何修法。我们看到,在这40年里,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前后进行了几轮,职能也有所调整。所以,对外界来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本次两会修改该法而不是前两年李克强在任时就把它修了,如果修法有利于加强国务院的权力,李克强大概不会不力主修订它。 从程序上说,作为一部规范国务院的法律,应该是国务院先提出修法动议,然后中央研究,再报全国人大。这部法律没在李克强在任后期提出,合理的解释是,李可能不同意修改,因为他知道在当下的政治状况下这个修法对国务院一定是不利的。而对南院的中央来说,该法的修订与否,并不影响南院凌驾于北院这个事实,如果在李不愿修法时强逼他修法,会破坏两院假装的和睦状态,有可能让两院的紧张关系公示天下,所以既然不是马上非修不可,北院不想修就姑且让它一把,反正李过不多久就要到点下台。 修法让党政完全合一同体 但是在李强正式接任总理后,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事就不能再拖了。因为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都写明习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在一部规范中央政府的法律中,没载明这两点,表明南院的权威性还没有全面覆盖北院,这怎么可以!从法律角度说,没写入这两点,国务院理论上可以不那么积极地遵守宪法有关南院领导人的法律地位要求。宪法虽是母法,有最高的法律效应,节制其他法律,可其他法律在实施过程对如何落实宪法要求,还是有个态度和程度上的差异,未必要严丝合缝地遵守宪法规定,只要不违宪就行,但假如国务院组织法明确写上它们,北院就得不折不扣地遵守执行。 所以,不管是李强得到南院的授意还是为表彻底臣服南院之心,他就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国务院工作规则,把国务院变成一个政治机关,强调它的政治属性,对国务院的定位是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李强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一点,包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事实上,国务院工作规则已在2018年修改过一次,但这次修改显然没有满足南院的要求,因此,2023年的再修改,在总则中删除了从马列到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一直到科学发展观的这个长表述,只留下以习思想为指导,并增加“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句。此外,总则也专门增加一段:“国务院工作人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并在工作原则一章,增加“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健全和落实请示报告制度,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一款。 国务院工作规则的修改虽然充分反映了南院的要求,可它毕竟只是国务院的内部规章,法律位阶不高,接下来当然就需要在法律层面明确这个新的政治定位,所以去年9月,当局启动了国务院组织法的修改程序。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面对3000多名人大代表就此所作的修改说明毫不遮掩地道出了南院对修法的“心声”,即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首要政治要求,就是明确国务院坚持中共领导,明确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思想作为国务院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并将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重要内容载入国务院组织法。 中南海的北院和南院虽然处在同一权力体系下,但过去常常有着微妙的芥蒂,这次国务院组织法的修改,将北院某种名义或形式上的“独立性”也抹去,让它完全沦为南院的执行机构,表面看似还是一个中央政府,但实质上回归中共建政初期的政务院,标志着党政完全合一同体。历史可谓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