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中共建黨102年
一個人過百歲,很長壽了,儘管現在醫學發達,但離死亡也不遠。一個政黨過百歲,雖非罕見,但百歲後還在執政的,確實不多,除像美國這種兩黨制國家,兩個政黨輪流執政,即使在多黨制國家,政黨百歲後仍然不時上台執政的,並非常見。 中共在剛過去的七一,已經102歲了。由於不是逢五遇十,當局沒有舉行盛大慶祝活動。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它的黨員人數已達9800多萬,無疑是世界最大的政黨,即便把它算做一個國家,也排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前15個國家之列。我這麼說的意思是,管理這樣一個大黨,的確不容易,管理14億人口的大國,更加不容易,某種程度可以理解當局不得不採取某種非常規的手段和方式。 然而,這絕非表明中共目前的統治模式是合理的。如果把長壽看作一種成功,在中共百歲時,我曾撰文解剖它成功的「秘訣」;以專政為工具的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有意識的謊言、欺騙以及長期的意識形態洗腦和思想控制,對高科技和互聯網的嫻熟運用以及數字極權,外加好運。 中共黨內面臨嚴峻挑戰 中共號稱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但它卻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分支中最激進一派也即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黨原則成立的,列寧的建黨原則本是一種嚴格的等級制,這樣看來,毛澤東在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建立的極權統治,其實是事物發展的自然結果,沒什麼奇怪的。改革開放後,一方面接受毛極權惡果的教訓,另一方面為融入全球體系,雖然中共的等級制沒有本質改變,可這種等級制確實在相當程度和範圍內有所鬆動。無論黨內高層的政治生活,還是一般黨員的日常黨內活動,除了某些特殊時期,所體現出的等級制和思想的控制都不嚴格。自由的空氣和組織原則的相對寬鬆一度使這個黨表現出某種生機與活力。 然而,也正是此種自由和相對寬鬆,讓中共陷入了某種岌岌可危的情形。我說的岌岌可危指的是,在胡錦濤後期,黨的理論家對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鼓吹,黨員尤其黨的領導幹部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相當程度的認同,社會自由主義思潮的強大,以及民間力量的覺醒,導致黨內思想非常混亂,讓保守勢力憂心忡忡,恐懼異常,認為黨很可能在西方策動的顏色革命,在黨員的自由化中變質。腐敗是另一個威脅黨的「毒瘤」,腐敗不除,不但黨將不黨,國也不國。習近平就是在此種岌岌可危的情形下執掌黨魁大位的。 嚴峻的還有,由於自由主義的思想侵襲黨內高層,在中央的權力結構里,特別是最上層的權力寡頭中,出現了「九龍治水」格局,即九個常委各管一攤,在各自的分管領域,每個常委都有絕對的權力,並不聽從總書記的指令,後者的權力被大大弱化,不但無法約束其他常委,號令出不了中南海,甚至有實力的地方諸侯也不把中央放在眼裡,從而造成黨內政治生活的群龍無首,一盤散沙,各自為政,為黨內野心家的出現準備了適宜的土壤。胡執政後期,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在路線和政策上公然和中央唱反調,並得到如周永康這樣的中央要員支持。這對強調嚴密組織性和政治紀律的中共,簡直匪夷所思,絕非好事。 習近平大動作改造中共 習近平如像胡錦濤一樣,無所作為,擊鼓傳花,只想平安渡過十年,到點把接力棒交給下一任,不想如何為中共守江山,黨的確有可能在他手上壽終正寢,就像一些人鼓吹的,執政超不過70年大限。但另一面,中國在2010年經濟總量超日,坐上全球第二把交椅,習兩年後上台,胡留給他的是一個國力看似蒸蒸日上的國家。假如因為黨的問題,使他成為最後的總書記,用民間俗語說,只能怪他的命有點背。若不想黨亡在自己手上,就必須對它動大手術。習選擇了後者,外界無從知道這是由於他紅二代的身份天然有這種救黨的使命感,還是因為他自忖有這個義務和能力,可以把黨從思想和物質的雙重腐敗中救出,總之,他這樣做了。 習是從兩方面對中共體制進行改造的。一方面是在組織原則上強化中共原有的等級制,把它推上一個極端;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重回左翼意識形態,打造一個主義,即習思想。列寧的建黨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又服從誰?沒說,全看實際狀況。共產黨的中央組織一般指的是中央委員會,但中央委員會一般一年召開一次全會,所以在它閉會期間,由政治局代替中央委員會行使「發號施令」權力,所以實際的中央指的是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則實行集體領導。有些共產黨政治局再分出一個常委層級,有些沒有,如越共只有政治局,沒有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的原初意義,只是中央會議的召集人,他的權力比起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員來,並不大,即使大一些,也不會太多。在思想相對解放和開明的時期,總書記和其他政治局常委或委員的權力差別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中央實行的是集體領導,決策由全體政治局委員或常委做出。故中央的上面,沒有再服從誰的問題,但後果有可能造成總書記的地位弱勢,如胡錦濤一樣。 習通過集權,將總書記的權力強化乃至神化,把共產黨的等級制推到極致,變成中央服從他一人,全黨服從他一人。這個發展過程是,總書記——黨中央核心——兩個維護——兩個確立,定規立矩,將習的地位載入黨章,讓擁護他的領導成為每個黨員的義務,不服從和妄議就違背了黨章,從而讓他成為一個無冕皇帝。除了沒有三宮六院,沒有磕頭跪拜的儀式以及不可隨意殺害生命——畢竟現在是21世紀,他真實的權力和對權力意志的使用,和古代的皇帝沒有任何差別,甚至還有過之。 習治下的極權政體摧殘國家 習確立起了一個領袖的地位,還要打造一個主義,沒有主義或思想的支撐,領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黨的統治也不穩固,所以習要從思想上對中共進行根本改造,胡當政時期,在不挑戰中共統治的前提下,有著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現在統統被習扼殺,他全面管控輿論和思想,只允許一種聲音和主張的存在,即使有人想對黨和習歌功頌德,若不是按照當局心儀的方式,用當局喜歡的語言,也不允許。思想和言論的控制,從媒體到學校,從藝術到歷史,乃至人們的日常生活,到處瀰漫,不留死角。對於管制留下的思想空白,當局從過時的歷史垃圾場中檢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並將馬克思主義的陳詞濫調和傳統文化的糟粕同所謂新時代結合,建立起自認為代表歷史正確方向的「新意識形態」即習思想去填補,把它灌輸給大眾,尤其是黨員,成為黨的「聖經」,不可絲毫懷疑。對敢於挑戰當局的思想管制和習思想的人或者行為,則進行嚴厲打擊。 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再加上早就存在的一個政黨,三位一體的極權政體就這樣誕生了。客觀評估,習對中共的兩手改造還是起到了相當大的成效。如今的黨已成為習推行思想專制和極權統治的工具。然而,正如一個人過了百歲身體和意識、思維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僵化一樣,102歲的中共,在習的改造下,各項機能也在加速退化,越來越沒有生氣和活力。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在三年疫情期間,整個黨居然毫無辦法阻止習對國家和社會的摧殘,從而讓人看清這個百年大黨的垂垂老矣。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七一」中共建黨102周年之際,官媒高調渲染”黨”的百年功績以及黨員人數的增加。但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和民眾的怨聲載道,卻鮮少在官方媒體上得到反映。有剛剛”走線”到美國的中國民眾質疑說,如果中共真的做得好,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逃離中國? 今年的「七一」和往年似乎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有關中國共產黨歷史功績和各界人士慶祝中共成立102周年的消息,在中國官媒上鋪天蓋地。 用「102周年」在谷歌網上搜索,得到的前三條結果分別是:人民網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2周年交響音樂會在京舉行」,新華社的「北京高校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2周年表彰大會舉行」和新浪財經網的「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2周年」等鏈接。 為自由逃離中國 央視新聞客戶端也在周五(6月30日)發布了一條消息,稱「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達9804.1萬名」。消息中提到,中央組織部最新黨內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已超過9800萬名,比2021年底凈增133萬名,增幅為1.4%。 但這條消息通過新華社中文推特號發出後,得到的反饋卻主要是質疑和諷刺。有推友在消息下面用反諷的口吻回復說,「爭取人人入黨,家家有公務員。全國人民全部吃皇糧,中國夢快步上床就實現。」 身在紐約的湖南籍民主人士王志華對這條消息同樣不太認同,他向記者分析說,「在中國,中共黨員的身份是進入這個社會的敲門磚,所以人們主要是從利益的考量來決定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這和信仰還有什麼關係呢?」 今年50多歲的王志華5月中旬才剛剛「走線」進入美國。對他來說,這是一場奔向自由的逃亡。在出逃之前,王志華的日子已經非常難過,「在國內,你要麼是沒有覺醒,要麼就是過得很痛苦。生活在這樣一種環境中,活在獨裁專制的體制下,這種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你的小孩受著洗腦式的教育,然後你也沒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 王志華從2020年開始在湖南株洲參與當地民主活動,曾受到警方的重點「關照」。因為紀念六四,他曾被警方拘留過兩次。他說,自己的出逃主要就是為了逃避警方的騷擾和迫害。 王志華4月25日從廣東出發,經過香港、伊斯坦布爾、基多,再一路北上,只花了不到20天就在墨西哥邊境游過界河,進入美國。他說,「奔著自由的方向,一路向北,真的不知道疲勞。在巴拿馬熱帶雨林里,屁股一坐下就可以睡著,睡十來分鐘就起身又走,真的是從來沒有這樣一種吸引力這麼去做事。」 他說,但現在從中國出逃的人幾乎來自各個階層,「出現了大批走線的,逃亡的,有錢的也跑,沒錢的也跑,人家都是奔著自由和尊嚴而去的。」 《可愛的中國》? 就在王志華們逃亡的日子,中國經濟還在不斷下滑。中國國家統計局周五(6月30日)公布的數據表明,6月份製造業連續第3個月萎縮,非製造業也盡顯疲態,並且兩者的新訂單和就業人數都繼續下降。 也是在這三個月里,網傳有多起絕望的青年人相約自殺的事件。其中已經被中國媒體報道證實的一起是在4月份,湖南天門山景區4個並不相識的青年人相約服毒,並跳崖自殺。 一方面是執政黨在歌舞昇平,一方面是社會經濟和民眾生活危機四伏、政治缺乏自由。自媒體時評人王劍周四(6月29日)在Youtube平台上的評論節目中談論中國經濟下行、就業受挫的年輕人遭遇時,不禁同情地啜泣起來。 作為對比,王劍在節目中還提到了中共早期領導人方誌敏的一篇文章《可愛的中國》,這是方誌敏1935年在國民黨獄中所寫的書信。在信中,方誌敏暢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未來中國,「到處都是活躍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富裕將代替了貧窮,康健將代替了疾苦,智慧將代替了愚昧,友愛將代替了仇殺,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凄涼的荒地!」 但這種理想的中國在中共建黨102周年、建政74年後,並沒有出現。海外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分析說,中共早期領導人接受共產主義有特定的歷史情景,「共產主義這一套是產生於西方、又反對西方的學說,這就滿足了他們的雙重需要。它產生於西方,因為當時大家都認為中國不行,所以要學西方;而它又是反對西方的,這樣一來又滿足了他們的民族自尊。」 胡平認為,這些早期中共領導人在接受共產主義時,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你一旦信奉了共產主義,你就要相信必須要砸爛舊世界,而只有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達到這一目的,那麼你就要投身暴力革命。一旦投身暴力了,它自身就有一種邏輯,你就要一直走下去。」 中國共產黨早期以暴力革命起家,在1949年建立政權後,仍然不時通過暴力手段來實現執政的目標。在中國現代史上,這種暴政方式給中國民眾多次造成普遍的災難。但直到今天,方誌敏所勾畫的理想社會藍圖仍然難以實現。 胡平說,中國共產黨執政過程中容納了兩種非常矛盾的東西,「一方面是高揚的理想主義,另一方面是很卑鄙、很殘暴的革命現實主義。這兩個東西本身就有很尖銳的對立,很強的張力。」 他強調,在這個過程中,理想主義的成分會越來越少,因為現實的殘酷鬥爭會越來越把執政者推向一種冷酷無情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