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中共建党102年
一个人过百岁,很长寿了,尽管现在医学发达,但离死亡也不远。一个政党过百岁,虽非罕见,但百岁后还在执政的,确实不多,除像美国这种两党制国家,两个政党轮流执政,即使在多党制国家,政党百岁后仍然不时上台执政的,并非常见。 中共在刚过去的七一,已经102岁了。由于不是逢五遇十,当局没有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它的党员人数已达9800多万,无疑是世界最大的政党,即便把它算做一个国家,也排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前15个国家之列。我这么说的意思是,管理这样一个大党,的确不容易,管理14亿人口的大国,更加不容易,某种程度可以理解当局不得不采取某种非常规的手段和方式。 然而,这绝非表明中共目前的统治模式是合理的。如果把长寿看作一种成功,在中共百岁时,我曾撰文解剖它成功的“秘诀”;以专政为工具的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意识的谎言、欺骗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洗脑和思想控制,对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娴熟运用以及数字极权,外加好运。 中共党内面临严峻挑战 中共号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它却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支中最激进一派也即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成立的,列宁的建党原则本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这样看来,毛泽东在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建立的极权统治,其实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奇怪的。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接受毛极权恶果的教训,另一方面为融入全球体系,虽然中共的等级制没有本质改变,可这种等级制确实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有所松动。无论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还是一般党员的日常党内活动,除了某些特殊时期,所体现出的等级制和思想的控制都不严格。自由的空气和组织原则的相对宽松一度使这个党表现出某种生机与活力。 然而,也正是此种自由和相对宽松,让中共陷入了某种岌岌可危的情形。我说的岌岌可危指的是,在胡锦涛后期,党的理论家对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鼓吹,党员尤其党的领导干部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相当程度的认同,社会自由主义思潮的强大,以及民间力量的觉醒,导致党内思想非常混乱,让保守势力忧心忡忡,恐惧异常,认为党很可能在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在党员的自由化中变质。腐败是另一个威胁党的“毒瘤”,腐败不除,不但党将不党,国也不国。习近平就是在此种岌岌可危的情形下执掌党魁大位的。 严峻的还有,由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侵袭党内高层,在中央的权力结构里,特别是最上层的权力寡头中,出现了“九龙治水”格局,即九个常委各管一摊,在各自的分管领域,每个常委都有绝对的权力,并不听从总书记的指令,后者的权力被大大弱化,不但无法约束其他常委,号令出不了中南海,甚至有实力的地方诸侯也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从而造成党内政治生活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为党内野心家的出现准备了适宜的土壤。胡执政后期,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在路线和政策上公然和中央唱反调,并得到如周永康这样的中央要员支持。这对强调严密组织性和政治纪律的中共,简直匪夷所思,绝非好事。 习近平大动作改造中共 习近平如像胡锦涛一样,无所作为,击鼓传花,只想平安渡过十年,到点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任,不想如何为中共守江山,党的确有可能在他手上寿终正寝,就像一些人鼓吹的,执政超不过70年大限。但另一面,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日,坐上全球第二把交椅,习两年后上台,胡留给他的是一个国力看似蒸蒸日上的国家。假如因为党的问题,使他成为最后的总书记,用民间俗语说,只能怪他的命有点背。若不想党亡在自己手上,就必须对它动大手术。习选择了后者,外界无从知道这是由于他红二代的身份天然有这种救党的使命感,还是因为他自忖有这个义务和能力,可以把党从思想和物质的双重腐败中救出,总之,他这样做了。 习是从两方面对中共体制进行改造的。一方面是在组织原则上强化中共原有的等级制,把它推上一个极端;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重回左翼意识形态,打造一个主义,即习思想。列宁的建党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又服从谁?没说,全看实际状况。共产党的中央组织一般指的是中央委员会,但中央委员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全会,所以在它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替中央委员会行使“发号施令”权力,所以实际的中央指的是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则实行集体领导。有些共产党政治局再分出一个常委层级,有些没有,如越共只有政治局,没有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原初意义,只是中央会议的召集人,他的权力比起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来,并不大,即使大一些,也不会太多。在思想相对解放和开明的时期,总书记和其他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权力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中央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决策由全体政治局委员或常委做出。故中央的上面,没有再服从谁的问题,但后果有可能造成总书记的地位弱势,如胡锦涛一样。 习通过集权,将总书记的权力强化乃至神化,把共产党的等级制推到极致,变成中央服从他一人,全党服从他一人。这个发展过程是,总书记——党中央核心——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定规立矩,将习的地位载入党章,让拥护他的领导成为每个党员的义务,不服从和妄议就违背了党章,从而让他成为一个无冕皇帝。除了没有三宫六院,没有磕头跪拜的仪式以及不可随意杀害生命——毕竟现在是21世纪,他真实的权力和对权力意志的使用,和古代的皇帝没有任何差别,甚至还有过之。 习治下的极权政体摧残国家 习确立起了一个领袖的地位,还要打造一个主义,没有主义或思想的支撑,领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党的统治也不稳固,所以习要从思想上对中共进行根本改造,胡当政时期,在不挑战中共统治的前提下,有着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现在统统被习扼杀,他全面管控舆论和思想,只允许一种声音和主张的存在,即使有人想对党和习歌功颂德,若不是按照当局心仪的方式,用当局喜欢的语言,也不允许。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从媒体到学校,从艺术到历史,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处弥漫,不留死角。对于管制留下的思想空白,当局从过时的历史垃圾场中检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和传统文化的糟粕同所谓新时代结合,建立起自认为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新意识形态”即习思想去填补,把它灌输给大众,尤其是党员,成为党的“圣经”,不可丝毫怀疑。对敢于挑战当局的思想管制和习思想的人或者行为,则进行严厉打击。 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再加上早就存在的一个政党,三位一体的极权政体就这样诞生了。客观评估,习对中共的两手改造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成效。如今的党已成为习推行思想专制和极权统治的工具。然而,正如一个人过了百岁身体和意识、思维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僵化一样,102岁的中共,在习的改造下,各项机能也在加速退化,越来越没有生气和活力。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三年疫情期间,整个党居然毫无办法阻止习对国家和社会的摧残,从而让人看清这个百年大党的垂垂老矣。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七一”中共建党102周年之际,官媒高调渲染”党”的百年功绩以及党员人数的增加。但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民众的怨声载道,却鲜少在官方媒体上得到反映。有刚刚”走线”到美国的中国民众质疑说,如果中共真的做得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逃离中国? 今年的“七一”和往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和各界人士庆祝中共成立102周年的消息,在中国官媒上铺天盖地。 用“102周年”在谷歌网上搜索,得到的前三条结果分别是:人民网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交响音乐会在京举行”,新华社的“北京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表彰大会举行”和新浪财经网的“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等链接。 为自由逃离中国 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在周五(6月30日)发布了一条消息,称“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9804.1万名”。消息中提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超过9800万名,比2021年底净增133万名,增幅为1.4%。 但这条消息通过新华社中文推特号发出后,得到的反馈却主要是质疑和讽刺。有推友在消息下面用反讽的口吻回复说,“争取人人入党,家家有公务员。全国人民全部吃皇粮,中国梦快步上床就实现。” 身在纽约的湖南籍民主人士王志华对这条消息同样不太认同,他向记者分析说,“在中国,中共党员的身份是进入这个社会的敲门砖,所以人们主要是从利益的考量来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和信仰还有什么关系呢?” 今年50多岁的王志华5月中旬才刚刚“走线”进入美国。对他来说,这是一场奔向自由的逃亡。在出逃之前,王志华的日子已经非常难过,“在国内,你要么是没有觉醒,要么就是过得很痛苦。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活在独裁专制的体制下,这种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你的小孩受着洗脑式的教育,然后你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 王志华从2020年开始在湖南株洲参与当地民主活动,曾受到警方的重点“关照”。因为纪念六四,他曾被警方拘留过两次。他说,自己的出逃主要就是为了逃避警方的骚扰和迫害。 王志华4月25日从广东出发,经过香港、伊斯坦布尔、基多,再一路北上,只花了不到20天就在墨西哥边境游过界河,进入美国。他说,“奔着自由的方向,一路向北,真的不知道疲劳。在巴拿马热带雨林里,屁股一坐下就可以睡着,睡十来分钟就起身又走,真的是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吸引力这么去做事。” 他说,但现在从中国出逃的人几乎来自各个阶层,“出现了大批走线的,逃亡的,有钱的也跑,没钱的也跑,人家都是奔着自由和尊严而去的。” 《可爱的中国》? 就在王志华们逃亡的日子,中国经济还在不断下滑。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6月30日)公布的数据表明,6月份制造业连续第3个月萎缩,非制造业也尽显疲态,并且两者的新订单和就业人数都继续下降。 也是在这三个月里,网传有多起绝望的青年人相约自杀的事件。其中已经被中国媒体报道证实的一起是在4月份,湖南天门山景区4个并不相识的青年人相约服毒,并跳崖自杀。 一方面是执政党在歌舞升平,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危机四伏、政治缺乏自由。自媒体时评人王剑周四(6月29日)在Youtube平台上的评论节目中谈论中国经济下行、就业受挫的年轻人遭遇时,不禁同情地啜泣起来。 作为对比,王剑在节目中还提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方志敏的一篇文章《可爱的中国》,这是方志敏1935年在国民党狱中所写的书信。在信中,方志敏畅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未来中国,“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但这种理想的中国在中共建党102周年、建政74年后,并没有出现。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分析说,中共早期领导人接受共产主义有特定的历史情景,“共产主义这一套是产生于西方、又反对西方的学说,这就满足了他们的双重需要。它产生于西方,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中国不行,所以要学西方;而它又是反对西方的,这样一来又满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 胡平认为,这些早期中共领导人在接受共产主义时,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一旦信奉了共产主义,你就要相信必须要砸烂旧世界,而只有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目的,那么你就要投身暴力革命。一旦投身暴力了,它自身就有一种逻辑,你就要一直走下去。” 中国共产党早期以暴力革命起家,在1949年建立政权后,仍然不时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执政的目标。在中国现代史上,这种暴政方式给中国民众多次造成普遍的灾难。但直到今天,方志敏所勾画的理想社会蓝图仍然难以实现。 胡平说,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容纳了两种非常矛盾的东西,“一方面是高扬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是很卑鄙、很残暴的革命现实主义。这两个东西本身就有很尖锐的对立,很强的张力。” 他强调,在这个过程中,理想主义的成分会越来越少,因为现实的残酷斗争会越来越把执政者推向一种冷酷无情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