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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5 日
10月17-18日，中國在北京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此時距上屆峰會已有四年。這段時期，世界發生了劇變：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Covid-19疫情，俄烏戰爭未完，以巴衝突又起。可以說，這次”一帶一路峰會”是在全球地緣政治發生劇烈變化的狀態下舉辦的，必然要受到影響，所以本次峰會其實是高調下的全線收縮與重點調整。 中伊關係雖然加強，但中東卻成火藥庫 北京的一帶一路峰會的到會元首隻有不到30位，外界將此作為中國影響力下降的標誌之一。其實與其說是中國影響力下降，不如說是深受俄烏戰爭影響的歐盟正陷入經濟衰退，根本沒心思「贊襄盛會」；對中東各國元首來說，更重要的會議是10月21-22日在埃及舉辦的巴勒斯坦問題開羅和平峰會，畢竟撲滅本地區的戰火是優先事項，未來的經濟發展只能退居次要。 對中國來說，今年成功地促進了伊沙外交關係正常化，那條「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進展順利，正如《從俄烏戰爭到巴以衝突，被重塑的全球政治格局》（《紐約時報》，2023年10月19日）一文總結的那樣：「俄羅斯、中國和伊朗已就俄烏戰爭問題正在形成一個新的軸心，三國追求在外交、經濟、戰略甚至意識形態上的合作。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依靠來自伊朗的武器和來自中國的外交支持。一直遭到孤立的伊朗萬分高興能擁有新的貿易夥伴和一些國際合法性的來源。經濟不景氣的中國從俄伊等受西方制裁的國家進口創紀錄數量的石油，以此節省了數十億美元。……三國以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的名義，在譴責和反對美國上找到了共同的意識形態事業。「 ——正春風得意之時，以巴衝突不期而至，中國原擬促進的以巴和談泡湯了。 中東地區戰亂嚴重影響中國的能源安全 受能源資源稟賦影響，中國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高達70%、40%。在10年以前，中國進口石油70%來源於中東地區。中東號稱「世界火藥桶」，屬於政治高風險區。習近平上任以來，時刻念叨「中國的能源安全」，奉行「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的原則，近年來努力拓寬能源進口管道，努力降低來自中東的原油份額，現已從10年前的70%降至50%。俄烏戰爭之後，歐盟減少從俄羅斯進口的能源，中國抓住了這個機會，加大從俄羅斯的能源進口。與此同時，又促進了沙特與伊朗外交關係正常化，用中國官媒話語來說，「從北溪『斷裂』到沙伊「縫合」，有利於中國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全「。 儘管如此努力，在2022年的中國前五大原油進口來源國中，中東仍然佔據四席，沙特依然居於首位，伊拉克、阿聯酋、阿曼分別為第三至第五名。與此同時，中國基本為上述各國的第一或第二大出口目的國。如果沒發生以巴衝突，中國本來可以用中立姿態參與中東的地緣政治，保障中國不可或缺的能源需求。但人算不如天算，此次巴以衝突或威脅中國石油進口，直接影響了中國未來的能源安全。 也正因如此，埃及舉辦的巴勒斯坦和平會議邀請中國以觀察員身份出席。無論是美國還是中東國家，算準了中國不希望中東陷入戰亂，希望北京在關鍵時刻能夠發揮作用。 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維持現狀 新亞歐大陸橋由中國東部沿海向西延伸，經中國西北地區和中亞、俄羅斯抵達中東歐。它是連接中國與歐洲經濟圈的核心通道，比西伯利亞大陸橋縮短了路上運距2000-5000公里，比海運距離縮短了上萬公里。中國一直將其作為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通互惠互聯的重要載體，認為有效地連通了中歐物流的作用。成績看似不俗：截至2023年6月底，中歐班列歷年累計開行超過7.3萬列、690萬標箱，通達歐洲25個國家216個城市。 但這種興旺狀態可能不能維持。歐盟深受俄烏戰爭影響，尤其是歐洲經濟的火車頭德國因為能源價格高昂，「去工業化」進程發生，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夏季報告預測，今年德國經濟將同比萎縮0.4%，遠不及春季預測報告中的增長0.2%。歐盟委員會指出，高利率、高通脹、消費不振、出口低迷等是導致德國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這種情況下，對外貿易自然萎縮。數據顯示，歐盟2023年一季度對華貿易下降6.9%。 火車頭馬力不足，歐盟對「共襄盛會」自然缺少興趣，幾乎沒有派代表參加今年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義大利雖然派人出席，但前不久剛宣布準備退出「一帶一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是唯一出席今年論壇的歐盟成員國領導人，但相關報道給人的感覺是他參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因為在別的場合，北約成員國領導人不宜與敵對國元首會談。 根據歐盟委員會的分析，歐盟仍然面臨多重經濟逆風，高利率、高通脹、烏克蘭危機的持續影響以及極端天氣事件等因素將繼續對歐盟經濟構成下行風險。這種情況下，作為六大經濟走廊之一的「新亞歐大陸橋」能夠維持現狀就是最佳狀態。 2023年峰會的最大成果：蒙古的合作 新絲綢之路的正式名稱為「一帶一路」，英文縮寫為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本次一帶一路峰會上最大的成果就是中蒙俄經濟走廊的相關協議。為什麼說這是重大成果？乃因蒙古一度想「投奔」美國。 近幾年，中俄關係日趨密切，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中俄天然氣合用，為此專門修建了一條管道，管道一期工程建成後，每年將向中國輸送10億立方米天然氣。由於該管道必須穿越蒙古國邊境，蒙古的合作非常重要。而蒙古從去年開始，成為美國頻頻示好的中國鄰國。 在冷戰時期，由於蒙古非常親蘇，美蒙兩國並無來往，在蒙古加入聯合國的表決會上，美國也投了棄權票。冷戰結束之後，蒙古民眾對美國的觀感日漸改善。根據一份2010年的蓋洛普調查，蒙古人喜歡美國人的比例超過中國和印度，其中有58％的蒙古人表示喜歡美國，僅有5％的蒙古人表示不喜歡；2012年美國全球領導力報告顯示，44％的蒙古人贊成美國領導層，6％的蒙古人不贊成。2019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會見蒙古國總統哈勒特馬·巴特圖勒嘎，雙方同意將美蒙關係提升到戰略夥伴級別，加強兩國貿易關係，兩國邦交自此才算正常化。2023年8月2日，蒙古國總理奧雲額爾登首次訪問美國。訪問美國，在會晤美國副總統哈里斯時，雙方宣布，將加強兩國聯盟和夥伴關係，並簽署「開放天空」民用航空協議。此外，蒙美兩國將發表戰略第三鄰國夥伴關係聯合聲明，並將簽署經濟合作路線圖。蒙古國與美國在稀土和關鍵礦產方面的合作已經開始，並將根據雙方6月簽署的諒解備忘錄進一步深化——這些情況，中方媒體視之為「蒙古投奔美國」。 由於歷史原因，中蒙關係並不好。俄烏戰爭之後，中俄關係升溫，估計普京做了不少工作，蒙古現在對中美兩國持中立態度，表示中美之間的「新冷戰」將損害全球經濟。 理清中美蒙之間關係的來龍去脈，就知道中蒙俄中蒙俄經濟走廊的相關合作來之不易。在峰會期間，普京專門會見了蒙古總統，希望蒙方能夠消除中俄能源合作的障礙，防止西方過多介入，破壞三國合作的基礎。蒙古國身處中俄兩國之間，但考慮到自身長遠利益，自然不能「遠交近疏」。 許多因參與一帶一路項目而背負巨債的國家，例如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肯亞總統都參會，希望能夠減免債務。這種姿態應該會得到一些回報，但會議期間並不能達成協議，只能等會後雙方慢慢磋商。 作為一個無論是資源還是產品都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龐大經濟體，建設一帶一路這樣一個全球網路需要投入巨大資本，更需要國際環境的相對穩定。中美交惡之後，美國內政外交政策均發生巨變，兩場戰爭也讓地緣政治發生劇烈變動，中國顯然已對一帶一路項目的內容做了調整，算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過去的一周，北京格外熱鬧。「一帶一路」峰會剛結束，中聯部就主辦了所謂全球智庫大會，還有類似的中歐交流會議在各大學舉行；加州州長紐森，從深圳到北京，也得到了空前高規格的接待，以政治明星的姿態與元首會面，幾乎讓本周的北京政治氣氛達到了一個高潮。 京滬兩地的外交官和觀察家都知道，連帶最近中國互聯網和電視媒體反美宣傳的暫停、以及王毅部長和一干大學生、官方智庫代表團到訪大洋彼岸，連姚明也作為所謂民間外交大使專赴美國，都是北京在為11月的美中峰會營造氣氛。 美中緩和勝一切，經濟問題拋腦後？ 11月中旬在舊金山的APEC峰會，屆時將進行美中領導人會議，這是去年巴厘島峰會後的美中元首再次見面。對拜登總統來說，或許這次峰會並沒有什麼太特殊的地方。對目前忙於支援烏克蘭、介入以色列和加沙地帶衝突的美國來說，美中峰會只是面對面確認兩國關係是否穩定在所謂「護欄」內的一次難得機會而已。 但對中國來說，意義卻非同尋常，極其重大。也可以說，今年中國的整個外交重心就是舊金山美中首腦峰會，其他一切外交活動都為此作準備。因此，才有3月美中首腦通話後美國高官連續訪華，才有中國在對俄援助的剋制，尤其是在10月7日哈馬斯攻擊以色列後中國立場的不斷調整等等。 甚至，通常在10月份召開的黨的三中全會至今杳無信息，遙遙無期，越發證實了民間各種猜想：儘管中國經濟問題極其嚴重，遠非經濟統計數字的復甦性增長數字能夠掩蓋。但是疫情結束的一年來，中國領導人完全無心經濟，而是將元首外交置於首位，全心全意地試圖緩和美中關係。 以至於，在中央內部至今無法形成完整的經濟復甦方案，名義上負責經濟的總理其存在感已經降到了1949年建政以來的最低點，按慣例討論經濟方向的三中全會自然只能無限期推遲，哪怕可能所有內部人士和市場主體都已經發覺經濟惡化到了危險邊緣。 也許，在旁人看來，這種單線程的次序主義治理方式簡直難以理喻，卻是過去數年中國完成個人威權轉型的結果，在元首和官僚集團之間正在出現一個鴻溝，不僅是如普京一般陷入信息島的問題，而是雙方的互相懷疑隨著秦剛和李尚福的落馬而公開暴露。 中共大小官僚都變身群演 事實上，在一個凡事都要經由元首簽字認可的體制下，無論他多麼勤政如皇帝崇禎或者雍正，龐大的書記處已經按照優先順序篩選、屏蔽、隔絕了大量次序順位較低的報告和會議。在有關美中關係、政治安全和軍事問題之外的「普通」情資，非到地方性、小型、偶發性問題演變成全國性、大型、緊急問題，不會輕易到達元首處。也因此才有官方對民營經濟、對美中關係的不斷反覆、才有「堅持動態清零」下一切了無生機、或者為了一個「政治安全」不顧經濟、民生的絕對主義治理方式。 更重要的，所有這些危機，無論存於頂層、還是基層，他們還被元首政治的一種派生性政治所遮蔽，將中國的高層政治逐漸轉變為一種介於暗室政治和舞台政治、又兼具兩者的夜店政治。也就是說，北京越來越多的政治活動和資源被投入到為元首政務營造氣氛的集體表演中，無論大小官僚都變身群演，如同夜店裡的氣氛組。北京政治變得越來越夜店化，為大金主捧場營造氣氛的夜店邏輯已成為中國政治運行的主旋律。 例如，每當中國領導人到外地視察，當地歡迎「群眾」無不是體制內幹部扮演，甚至連當地幹部也不值得信任，需要遠調韶關幹部到廣州充當臨時「群演」。類似故事已成套路，北京和地方官僚為營造人民領袖的氣氛可謂煞費苦心，圍繞元首的一切活動都變成了氣氛組的組織動員。 哄抬領導人的表演政治 這種情形很像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晚期蘇聯、或者齊奧塞斯庫時期的羅馬尼亞政治，意識形態超過一切，而意識形態政治則具體化為與領袖有關的政治氣氛營造。不過，這種表演政治不獨共產主義時代。 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茲1970年代在印尼巴厘島，也就是去年美中峰會舉行的地點，發現在歐洲殖民者到來前，島上的貴族統治者就熱愛一種「劇場政治」，表演代替了政治的主體，例如傳統的部落協商、領袖權威、或者演講承諾，甚至在最終被殖民者處決時仍不忘穿得如同戲裝、高度儀式化地結束他們的統治。 理論上，這是一種另類的僭主政治，也就是那些使用不正當程序獲得權力的君主們熱衷的，氣氛政治對他們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心理補償，也是統治欲的體現，十分契合當下的中國。在中國，這種氣氛政治其實有著悠久傳統，也就是所謂天下主義的朝貢政治傳統，從隋到明，越是追求大一統和君權專制，統治者越熱衷四方來朝、藩屬進貢的場面。而今天，這一天下主義的儒家「國際觀」變成了成型的「親誠惠容」外交思想，雖然本身出自日本帝國主義時期的大東亞共榮，卻被中國外交部繼承且反向加諸日本，是今天中國氣氛政治的指導思想。 最典型的，當歷經三年多無厘頭的「制裁」和摩擦、澳中關係被迫緩和之後，為了營造阿爾巴尼斯訪美後訪問中國的良好氣氛，北京當局立即釋放了拘押三年多的澳籍記者成蕾，以示寬大為懷。這樣的外交內政作風正在主導美中關係的議程，也改變了中國政治現代性——改革開放的基本邏輯。 原本今年秋天例行的面向經濟問題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只能苦於氣氛缺失而難以召開。等同於江山的人民，中國的消費者和企業家們，不情願配合也無法配合表演、烘托氣氛，很難像官僚階級那樣隨時能夠充當群演，為了黨的大會擠出乾癟的賬戶、消費或者投資，連臨近的「雙11」購物狂歡也因此黯淡了許多。 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召開「三中全會」唯一的希望就在於美中峰會的順利舉行，為中國經濟注入最後一針安慰劑。否則，對那些偉大的巴厘島政治家、專業的氣氛組-官僚們來說，誰能保證「三中全會」不會變成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讓僭主政治現出原形呢？ 但是，如果從氣氛政治的角度來看，此次舊金山美中峰會是一次為氣氛而氣氛的外交行動也未可知。畢竟，2023年「三中全會」的召開，無論找到什麼開會的理由，都將是冬天的故事了，距離下個月的舊金山峰會已經相當遙遠。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