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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5 日
10月17-18日，中国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此时距上届峰会已有四年。这段时期，世界发生了剧变：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Covid-19疫情，俄乌战争未完，以巴冲突又起。可以说，这次”一带一路峰会”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状态下举办的，必然要受到影响，所以本次峰会其实是高调下的全线收缩与重点调整。 中伊关系虽然加强，但中东却成火药库 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的到会元首只有不到30位，外界将此作为中国影响力下降的标志之一。其实与其说是中国影响力下降，不如说是深受俄乌战争影响的欧盟正陷入经济衰退，根本没心思“赞襄盛会”；对中东各国元首来说，更重要的会议是10月21-22日在埃及举办的巴勒斯坦问题开罗和平峰会，毕竟扑灭本地区的战火是优先事项，未来的经济发展只能退居次要。 对中国来说，今年成功地促进了伊沙外交关系正常化，那条“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进展顺利，正如《从俄乌战争到巴以冲突，被重塑的全球政治格局》（《纽约时报》，2023年10月19日）一文总结的那样：“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已就俄乌战争问题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轴心，三国追求在外交、经济、战略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合作。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依靠来自伊朗的武器和来自中国的外交支持。一直遭到孤立的伊朗万分高兴能拥有新的贸易伙伴和一些国际合法性的来源。经济不景气的中国从俄伊等受西方制裁的国家进口创纪录数量的石油，以此节省了数十亿美元。……三国以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名义，在谴责和反对美国上找到了共同的意识形态事业。“ ——正春风得意之时，以巴冲突不期而至，中国原拟促进的以巴和谈泡汤了。 中东地区战乱严重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 受能源资源禀赋影响，中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0%、40%。在10年以前，中国进口石油70%来源于中东地区。中东号称“世界火药桶”，属于政治高风险区。习近平上任以来，时刻念叨“中国的能源安全”，奉行“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近年来努力拓宽能源进口管道，努力降低来自中东的原油份额，现已从10年前的70%降至50%。俄乌战争之后，欧盟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加大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与此同时，又促进了沙特与伊朗外交关系正常化，用中国官媒话语来说，“从北溪‘断裂’到沙伊“缝合”，有利于中国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 尽管如此努力，在2022年的中国前五大原油进口来源国中，中东仍然占据四席，沙特依然居于首位，伊拉克、阿联酋、阿曼分别为第三至第五名。与此同时，中国基本为上述各国的第一或第二大出口目的国。如果没发生以巴冲突，中国本来可以用中立姿态参与中东的地缘政治，保障中国不可或缺的能源需求。但人算不如天算，此次巴以冲突或威胁中国石油进口，直接影响了中国未来的能源安全。 也正因如此，埃及举办的巴勒斯坦和平会议邀请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无论是美国还是中东国家，算准了中国不希望中东陷入战乱，希望北京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作用。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维持现状 新亚欧大陆桥由中国东部沿海向西延伸，经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俄罗斯抵达中东欧。它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经济圈的核心通道，比西伯利亚大陆桥缩短了路上运距2000-5000公里，比海运距离缩短了上万公里。中国一直将其作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通互惠互联的重要载体，认为有效地连通了中欧物流的作用。成绩看似不俗：截至2023年6月底，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超过7.3万列、690万标箱，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6个城市。 但这种兴旺状态可能不能维持。欧盟深受俄乌战争影响，尤其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因为能源价格高昂，“去工业化”进程发生，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夏季报告预测，今年德国经济将同比萎缩0.4%，远不及春季预测报告中的增长0.2%。欧盟委员会指出，高利率、高通胀、消费不振、出口低迷等是导致德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下，对外贸易自然萎缩。数据显示，欧盟2023年一季度对华贸易下降6.9%。 火车头马力不足，欧盟对“共襄盛会”自然缺少兴趣，几乎没有派代表参加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意大利虽然派人出席，但前不久刚宣布准备退出“一带一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是唯一出席今年论坛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但相关报道给人的感觉是他参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在别的场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不宜与敌对国元首会谈。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分析，欧盟仍然面临多重经济逆风，高利率、高通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影响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因素将继续对欧盟经济构成下行风险。这种情况下，作为六大经济走廊之一的“新亚欧大陆桥”能够维持现状就是最佳状态。 2023年峰会的最大成果：蒙古的合作 新丝绸之路的正式名称为“一带一路”，英文缩写为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本次一带一路峰会上最大的成果就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相关协议。为什么说这是重大成果？乃因蒙古一度想“投奔”美国。 近几年，中俄关系日趋密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中俄天然气合用，为此专门修建了一条管道，管道一期工程建成后，每年将向中国输送10亿立方米天然气。由于该管道必须穿越蒙古国边境，蒙古的合作非常重要。而蒙古从去年开始，成为美国频频示好的中国邻国。 在冷战时期，由于蒙古非常亲苏，美蒙两国并无来往，在蒙古加入联合国的表决会上，美国也投了弃权票。冷战结束之后，蒙古民众对美国的观感日渐改善。根据一份2010年的盖洛普调查，蒙古人喜欢美国人的比例超过中国和印度，其中有58％的蒙古人表示喜欢美国，仅有5％的蒙古人表示不喜欢；2012年美国全球领导力报告显示，44％的蒙古人赞成美国领导层，6％的蒙古人不赞成。2019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蒙古国总统哈勒特马·巴特图勒嘎，双方同意将美蒙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级别，加强两国贸易关系，两国邦交自此才算正常化。2023年8月2日，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首次访问美国。访问美国，在会晤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时，双方宣布，将加强两国联盟和伙伴关系，并签署“开放天空”民用航空协议。此外，蒙美两国将发表战略第三邻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并将签署经济合作路线图。蒙古国与美国在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的合作已经开始，并将根据双方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深化——这些情况，中方媒体视之为“蒙古投奔美国”。 由于历史原因，中蒙关系并不好。俄乌战争之后，中俄关系升温，估计普京做了不少工作，蒙古现在对中美两国持中立态度，表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将损害全球经济。 理清中美蒙之间关系的来龙去脉，就知道中蒙俄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相关合作来之不易。在峰会期间，普京专门会见了蒙古总统，希望蒙方能够消除中俄能源合作的障碍，防止西方过多介入，破坏三国合作的基础。蒙古国身处中俄两国之间，但考虑到自身长远利益，自然不能“远交近疏”。 许多因参与一带一路项目而背负巨债的国家，例如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总统都参会，希望能够减免债务。这种姿态应该会得到一些回报，但会议期间并不能达成协议，只能等会后双方慢慢磋商。 作为一个无论是资源还是产品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庞大经济体，建设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全球网络需要投入巨大资本，更需要国际环境的相对稳定。中美交恶之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均发生巨变，两场战争也让地缘政治发生剧烈变动，中国显然已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内容做了调整，算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过去的一周，北京格外热闹。“一带一路”峰会刚结束，中联部就主办了所谓全球智库大会，还有类似的中欧交流会议在各大学举行；加州州长纽森，从深圳到北京，也得到了空前高规格的接待，以政治明星的姿态与元首会面，几乎让本周的北京政治气氛达到了一个高潮。 京沪两地的外交官和观察家都知道，连带最近中国互联网和电视媒体反美宣传的暂停、以及王毅部长和一干大学生、官方智库代表团到访大洋彼岸，连姚明也作为所谓民间外交大使专赴美国，都是北京在为11月的美中峰会营造气氛。 美中缓和胜一切，经济问题抛脑后？ 11月中旬在旧金山的APEC峰会，届时将进行美中领导人会议，这是去年巴厘岛峰会后的美中元首再次见面。对拜登总统来说，或许这次峰会并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对目前忙于支援乌克兰、介入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冲突的美国来说，美中峰会只是面对面确认两国关系是否稳定在所谓“护栏”内的一次难得机会而已。 但对中国来说，意义却非同寻常，极其重大。也可以说，今年中国的整个外交重心就是旧金山美中首脑峰会，其他一切外交活动都为此作准备。因此，才有3月美中首脑通话后美国高官连续访华，才有中国在对俄援助的克制，尤其是在10月7日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后中国立场的不断调整等等。 甚至，通常在10月份召开的党的三中全会至今杳无信息，遥遥无期，越发证实了民间各种猜想：尽管中国经济问题极其严重，远非经济统计数字的复苏性增长数字能够掩盖。但是疫情结束的一年来，中国领导人完全无心经济，而是将元首外交置于首位，全心全意地试图缓和美中关系。 以至于，在中央内部至今无法形成完整的经济复苏方案，名义上负责经济的总理其存在感已经降到了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低点，按惯例讨论经济方向的三中全会自然只能无限期推迟，哪怕可能所有内部人士和市场主体都已经发觉经济恶化到了危险边缘。 也许，在旁人看来，这种单线程的次序主义治理方式简直难以理喻，却是过去数年中国完成个人威权转型的结果，在元首和官僚集团之间正在出现一个鸿沟，不仅是如普京一般陷入信息岛的问题，而是双方的互相怀疑随着秦刚和李尚福的落马而公开暴露。 中共大小官僚都变身群演 事实上，在一个凡事都要经由元首签字认可的体制下，无论他多么勤政如皇帝崇祯或者雍正，庞大的书记处已经按照优先顺序筛选、屏蔽、隔绝了大量次序顺位较低的报告和会议。在有关美中关系、政治安全和军事问题之外的“普通”情资，非到地方性、小型、偶发性问题演变成全国性、大型、紧急问题，不会轻易到达元首处。也因此才有官方对民营经济、对美中关系的不断反复、才有“坚持动态清零”下一切了无生机、或者为了一个“政治安全”不顾经济、民生的绝对主义治理方式。 更重要的，所有这些危机，无论存于顶层、还是基层，他们还被元首政治的一种派生性政治所遮蔽，将中国的高层政治逐渐转变为一种介于暗室政治和舞台政治、又兼具两者的夜店政治。也就是说，北京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和资源被投入到为元首政务营造气氛的集体表演中，无论大小官僚都变身群演，如同夜店里的气氛组。北京政治变得越来越夜店化，为大金主捧场营造气氛的夜店逻辑已成为中国政治运行的主旋律。 例如，每当中国领导人到外地视察，当地欢迎“群众”无不是体制内干部扮演，甚至连当地干部也不值得信任，需要远调韶关干部到广州充当临时“群演”。类似故事已成套路，北京和地方官僚为营造人民领袖的气氛可谓煞费苦心，围绕元首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气氛组的组织动员。 哄抬领导人的表演政治 这种情形很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晚期苏联、或者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政治，意识形态超过一切，而意识形态政治则具体化为与领袖有关的政治气氛营造。不过，这种表演政治不独共产主义时代。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1970年代在印尼巴厘岛，也就是去年美中峰会举行的地点，发现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岛上的贵族统治者就热爱一种“剧场政治”，表演代替了政治的主体，例如传统的部落协商、领袖权威、或者演讲承诺，甚至在最终被殖民者处决时仍不忘穿得如同戏装、高度仪式化地结束他们的统治。 理论上，这是一种另类的僭主政治，也就是那些使用不正当程序获得权力的君主们热衷的，气氛政治对他们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心理补偿，也是统治欲的体现，十分契合当下的中国。在中国，这种气氛政治其实有着悠久传统，也就是所谓天下主义的朝贡政治传统，从隋到明，越是追求大一统和君权专制，统治者越热衷四方来朝、藩属进贡的场面。而今天，这一天下主义的儒家“国际观”变成了成型的“亲诚惠容”外交思想，虽然本身出自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大东亚共荣，却被中国外交部继承且反向加诸日本，是今天中国气氛政治的指导思想。 最典型的，当历经三年多无厘头的“制裁”和摩擦、澳中关系被迫缓和之后，为了营造阿尔巴尼斯访美后访问中国的良好气氛，北京当局立即释放了拘押三年多的澳籍记者成蕾，以示宽大为怀。这样的外交内政作风正在主导美中关系的议程，也改变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 原本今年秋天例行的面向经济问题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只能苦于气氛缺失而难以召开。等同于江山的人民，中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家们，不情愿配合也无法配合表演、烘托气氛，很难像官僚阶级那样随时能够充当群演，为了党的大会挤出干瘪的账户、消费或者投资，连临近的“双11”购物狂欢也因此黯淡了许多。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召开“三中全会”唯一的希望就在于美中峰会的顺利举行，为中国经济注入最后一针安慰剂。否则，对那些伟大的巴厘岛政治家、专业的气氛组-官僚们来说，谁能保证“三中全会”不会变成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让僭主政治现出原形呢？ 但是，如果从气氛政治的角度来看，此次旧金山美中峰会是一次为气氛而气氛的外交行动也未可知。毕竟，2023年“三中全会”的召开，无论找到什么开会的理由，都将是冬天的故事了，距离下个月的旧金山峰会已经相当遥远。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